来自“高升”、“操江”、“广乙”三方的证据，共同指证“济远”不仅没有配合“广乙”坚持作战，而且遇到己方的运输舰和运兵船时还不作停留和明确示警，只顾自己逃跑，甚至逃跑时舰上还挂出了白旗和日本海军旗。 尾炮退敌的真相（1）
日本海军在丰岛海域偷袭中国舰船的军舰，是由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司令坪井航三少将指挥的“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艘巡洋舰，当天以“吉野”作为司令舰。战后，各舰舰长以及司令坪井航三都做了相关报告，这些档案文献成为了解丰岛海战真相的另一把钥匙。
坪井航三在8月8日的战斗详报中综述了海战的经过。25日战斗打响，“广乙”舰勇猛地冲入日军阵列，依次向三艘日舰发起挑战，试图采用鱼雷攻击。利用“广乙”冲乱敌阵的机会，“济远”在海战初起时略作还击后，便高速向西方逃跑。这一情况，与“广乙”舰幸存官兵所述完全吻合。
“广乙”重创退向朝鲜海岸后，日方三舰集合一起追击远逃的“济远”。将近上午9时，因发现西方海上驶来两艘身份不明的船只，坪井航三下令日本三舰自由行动，于是出现了“秋津洲”回头追击“广乙”，“吉野”减速观望，“浪速”追击“济远”的局面。9时30分，判断出远处驶来的是中国运兵船“高升”和运输舰“操江”后，坪井航三从旗舰“吉野”上发出号令，召集军舰重新分派使命，决定由“浪速”捕捉“高升”，“秋津洲”捕捉“操江”，“吉野”追击“济远”。11时40分“操江”被俘，12时43分“吉野”担心驶离战场过远，停止追击“济远”而折回，下午1时“浪速”击沉“高升”。[18]
“浪速”舰舰长东乡平八郎对他的军舰追击“济远”的情况，在日记中有更为详细的记载。
“……我舰乃追击‘济远’号，彼乃在小波拉海上举起降旗。这时遇到一艘英国船，我舰鸣空炮令其投锚停船，该船乃立即停下。我舰更加紧追击‘济远’号，到了离三千多码时发射船首的大炮。‘济远’号至此举起了日本海军旗，上加白旗，表示投降。此时司令官命令我舰靠近旗舰，因此停止进击，等待司令官的命令。”[19]
“济远”舰挂白旗和日本海军旗逃跑的情况，甚至两面旗帜悬挂的位置，都和“高升”上的目击者汉纳根、高惠悌描述的完全一致，进一步证明了这一情况的真实性。
日本“吉野”舰舰长河原要一在战后也有一份提及追击“济远”具体情况的报告。“8时
6分，以12节（12海里/小时）航速尾追‘济远’……8时10分，‘济远’发射的1颗炮弹在我舰首附近形成跳弹，打断一些信号索具。8时20分，‘济远’150毫米尾炮射出1颗铁弹，打在我舰右舷外海面上跳起，穿入舰内，击碎了一部发电机后，穿透穹甲甲板，坠入轮机舱。”
“我舰重新高速追击‘济远’（指坪井航三9时30分重新分派任务后），12时38分追至距离‘济远’2500米时，以右舷火炮炮击‘济远’，我发射6弹，‘济远’回击2、3弹，12时43分我舰停止追击。”[20]
尾炮退敌的真相（2）
“吉野”舰就是方伯谦报告和“济远”航海日志中提到的那艘午后追击“济远”的“倭督船”，但是这艘“倭督船”上的倭督坪井航三在海战中毫发无损，舰上日本官兵也无一阵亡，根本不存在“济远”航海日志所说的“击死倭提（提督）并官弁数十人”的事情。
根据河原要一的报告，能够与“济远”舰尾炮退敌的说法有稍许关系的，只不过是海战开始后不久“吉野”所受的几次间接损害，不仅伤情不如方伯谦所说的“中伤其望台、船头、船腰”那般严重，而且发生的时间也不是午后，更不存在“吉野”被“济远”击退的情况。（丰岛海战后“吉野”与第一游击队各舰即回到朝鲜群山浦锚地驻泊，很快于1894年8月7日被派往朝鲜大同江口、大东河口执行侦察任务，之后还参加了炮击威海湾、护送日本运兵船、侦察成山头等行动，丝毫看不出受重创的迹象。）
作为对日方这一记录的佐证，中国方面亲身经历“济远”参加丰岛海战全过程的一位当事人，曾有过一段十分重要的回忆。“济远”舰的英籍洋员哈富门，事后回忆当天“吉野”追击“济远”的情况是去而又返，“‘吉野’受我炮弹小有损伤，展轮迳去，待修理后重又折回，与我船奋力攻击。”[21]按照哈富门的回忆，当时“吉野”不是被重创，而仅仅是“小有损伤”，不是被击退，而是“重又折回，与我船奋力攻击”。
至此，综合中日各方当事人的目击证据可以证明，方伯谦丰岛海战的报告严重编造事实，所谓的主炮退敌一说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丰岛海战当天“济远”舰的航海日志显然也是编造的，不仅制造主炮退敌的虚假功绩，而且把发生在“济远”身上的悬挂白旗和日本海军旗事件，转嫁给日本海军，情形可谓极度恶劣。
余音（1）
方伯谦丰岛捷报涉嫌造假的消息，通过各种途径在街头巷尾传播开来。随着一些知情人不断透露消息，方伯谦在海战中躲避到舱室内等其他丑闻，也越来越多地被曝光。李鸿章曾告知丁汝昌，在天津“中西人传为笑谈，流言布满都下”，不过李鸿章本人却不愿意自找没趣，向清廷承认自己最初对方伯谦丰岛海战报告问题失察，而是颇有些推卸责任地私下斥责丁汝昌，“汝一味颟顸袒庇，不加觉察，不肯纠参，祸将不测，吾为汝忧之。”[22]
面对李鸿章这份指责，目前并没有资料显示丁汝昌做过积极的反应，有一种说法认为，丁汝昌是因为考虑到丰岛海战时寡不敌众，这才饶恕了方伯谦，未进行深究。[23]
丰岛海战报告存在问题的消息，清流言官们也很快知晓。对已经发出的奖赏方伯谦的圣旨，不方便撤回，一向言辞锋利的言官们对此事干脆采取了冷处理，再不提及。私下里，一些言官借此看中了在丰岛海战中作战奋勇的“广乙”管带林国祥，盘算着如何以林来取代丁汝昌。
由于清政府没有明确就丰岛海战方伯谦的表现重新定论，以至于这件本来证据确凿的史实在很多时候成了糊涂的公案。方伯谦大东沟海战逃跑被处死后，在一篇为方伯谦鸣“冤”的著作中，仍然有“方管带发令将船前转看杪准，猝发后炮，一发中其望台下。该船火药炮子震裂，翻去望台，歼其提督员弁二十七人，并水勇无算；再发中其船头，火起水进；又发中其船身，船便倾侧，升白旗龙旗而遁”这类荒诞不经的文字。[24]
时至今日，一些始终抱定方伯谦甲午被杀是“冤案”的方伯谦旁系后裔，仍然在根据方伯谦伪造的丰岛海战报告，不时拿出一些与之配合显得非常默契、且旁人无法考究的“自己儿时的回忆”，来证明方伯谦海战报告的真实性……
“方俪祥女士记忆犹新地追述：八岁时……记得一次一位军官猜错了，主动表演‘方管带打日本兵’，他显示打炮，打呀，打呀，日本军舰逼近了，炮弹打光了，他问我们姐妹，没有炮弹怎么办？姐妹俩急了说不出什么办法，他启示地说：‘不要紧，你伯公方管带忽然想起弹药舱内还有德国造船厂试炮剩下的四发炮弹。就叫水手下舱去搬运炮弹……炮弹搬上后甲板了，迅速交给了后主炮炮手，他们借着表演将炮弹推进炮膛，炮手在瞄准敌舰，有人喊着方管带命令开炮，轰，轰，轰，三发炮弹在敌舰上爆炸了，将日本军舰打跑了。’大家拍手叫好，十分高兴地喊道：‘打胜仗了！’”[25] 奉军出征（1）
提要：
左宝贵，以“勇”名冠绝三军，在平壤一战中，以单薄兵力扼守牡丹台要地，与日军激战长达数小时。在战斗最紧要的关头，左宝贵身着黄马褂、顶着枪林弹雨，亲自用机关炮向日军扫射，以此激励士卒振作，最终英勇殉国。在甲午战争中，无数将士不得已地用血肉之躯拉动晚清这架老朽不堪、行将四散的战车。像左宝贵这样为国效死的勇士的热血，泼洒得愈多，愈加让人心生悲凉。
奉军出征
统领奉军记名提督广东高州镇台左军门勋启
冠廷仁弟总戎麾下：
……吉林匪党，现已肃清，前因增都护谕奏滋事情形，奉旨即令前往查办，不知复奏若何？倭人以重兵屯驻仁川、汉城，胁韩改政，迭经据约辩诘，并邀英、俄各国出为理论，现尚相持不下，如竟不肯撤退，势必至于用兵，不得不预筹战备，韩之北境，接连奉省，近闻倭人于大同江、平壤一带派人潜往测量绘图，意殊叵测，闻奉省已派队往防东边，尚望就近侦探确情，随时示知为盼！
……
愚兄李鸿章顿首[1]
上面这封书信，是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了预筹战守，调查日军行动情况，而商请驻防盛京省（今为辽宁省）的奉军统领左宝贵（字冠廷）帮助就近侦察。
1894年7月3日，这封信出现在左宝贵的案头，由此可以知道，实际上在寻求国际调停的同时，李鸿章已经在预作针对日本的军事准备。
左宝贵，1837年出生，回族，山东费城人。他的军旅生涯轨迹，在清朝末年中国勇营的高级军官中极具代表性。这些军官全都没有经过系统的军事教育，大都是在太平天国和捻军战争时代参加军伍。
1856年，刚满20岁的左宝贵应募从军，投身于正在围剿太平军的清军江南大营。随后，他的升迁和成名，主要依赖在战争中的英勇表现。1858年初，左宝贵因为在进攻乌江太平军之战中奋战有功，获得了军旅生涯的第一个褒奖——六品军功，逐渐从普通士卒中脱颖而出。到太平天国被镇压后，几乎每战都有突出表现的左宝贵，已经升任守备。捻军起义爆发后，左宝贵于1865年被蒙古亲王僧格林沁选中，担任忠勇营营官，随军剿捻。1867年受命统领河间练军，至捻军被镇压后，升至参将，调用直隶省。
1871年，任古北口练军后营马队营官，隶属在直隶总督李鸿章麾下，与李鸿章的交情即从此开始。
奉军出征（2）
太平军、捻军战争中从军习武，并借以立功升官的这些军人，随着大规模内战的平息，在和平时代的升迁机会并不太多，左宝贵则成了众人中的佼佼者。1872年，直隶热河马贼纷起，左宝贵率部屡次歼击，并曾一度追击至盛京省境内，“匪众溃散，东荒肃清”，左宝贵“身先士卒，摧锋直前”，被授总兵衔，以副将尽先补用，“由是声誉日起”。
1875年，刑部尚书崇实赴盛京、吉林办理边务，因左宝贵击溃直隶马贼的名声，遂调其率古北口练军一部同行，将骚扰盛京、奉天一带的各支大股匪患一一平息，同时左宝贵又奉命帮助盛京省训练模仿淮军军制的勇营——奉军，因功获记名提督衔。1880年，古北口练军奉命调回直隶原驻地，经盛京将军奏请，左宝贵留用于东北，率领奉军，1885年获得广州高州镇总兵实缺，成为独当一面的领兵大将。[2]
左宝贵所统率的奉军，属于地方自募的勇营。勇营军队不在国家编制内，一切供给需要依赖地方，士卒们也没有八旗、绿营军队那种终身职业的国家福利保障，处于朝不保夕的临时工地位。穷苦老百姓为了谋生，可以不在乎名份、工作的性质临时与否，而投身勇营当兵，但拥有一定资历、地位的将领无疑不能接受临时工地位。为了稳固将心，勇营军官的职务编制，几乎都借用、安插到绿营编制内，在没有空缺的情况下，甚至采用记名候补的方式，列入国家编制，以使之成为国家承认的正式军人，领取国家俸禄。身在东北统率奉军的左宝贵，职务编制借用自绿营广州高州镇。同样的情况比比皆是，例如驻防直隶的淮军盛军统领卫汝贵，职务编制借自绿营甘肃宁夏镇。这种官衔和职守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情况，可谓是晚清官场的奇景。
左宝贵收到李鸿章的书信10多天后，7月15日清政府鉴于局势严峻，严谕李鸿章向朝鲜增兵。除去沿海路出发的武毅军和直隶练军，以及海运至大东沟、营口等地上岸，再沿陆路开进朝鲜的盛军、毅军等直隶省的勇、练营军队外，盛京省也担负了选派部分军队前往朝鲜的任务，奉军虽然驻扎于盛京，但盛京省的边海防属于北洋防务的战略范畴内，扮演边防军角色的临时工军队——奉军，也在李鸿章的指挥调度下，左宝贵的这支编练多年、多次剿匪获胜的能战之师，旋即被选中。
开拔之前，奉军多年来主要驻防在盛京省的奉天府和通商口岸营口牛庄一带，其中驻扎奉天府的包括奉军亲军步队361人、后营步队451人、新右营步队451人、中营马队314人、右营马队314人、新练亲兵中营马队184人；驻扎营口牛庄一带的包括奉军左营、右营、中营、前营步队各451人、拨出防守营口水雷营的步队30人；另有驻扎昌图县附近左营马队314人，总计奉军全军兵力4223人。[3]
奉军出征（3）
在这之外，7月16日盛京将军裕禄因“奉军统领左宝贵，前于开辟东边即身亲其事，该处地势民情无不熟谙”，又将驻防在中朝边境的记名提督聂桂林部勇营军队——靖边军划归左宝贵督率。聂桂林部靖边军当时右营步队357人驻防通化一带，中营马队、前营步队、左营步队、后营步队各357人驻防凤凰城（今辽宁凤城）一带，兵力总计1785人。[4]
兼统靖边军不久，左宝贵便得到率军开赴朝鲜的命令，经过与分统聂桂林会商，从奉军和靖边军中各抽选马步4营，以及靖边军炮队，组成了一支8营3500人的队伍（炮队不满1营，中国档案中赴朝奉军均自称为8营），番号分别是奉军左营马队、左营步队、右营步队、后营步队；靖边军右营步队、左营步队、后营步队、中营马队、亲军炮队，[5]对外统称为奉军，左宝贵任总统，聂桂林任分统。
1894年7月21日起，营口、奉天、昌图、通化等地，一队队奉军、靖边军陆续拔营起程，根据总统左宝贵的命令，向边境城市九连城集结（由营口驻地出发的奉军乘坐民船走水路赴九连城），准备再由那里集中开进朝鲜。25日，左宝贵率剩余部队从奉天出发，踏上征程。
临走前，左宝贵拜访了一些城中的好友，依依话别。一位平日与左宝贵私交甚好的外国人觉察到，平日英勇善战的左将军，临行前却很有一番易水长歌的悲壮，左宝贵向友人们说道：“这次战争与剿胡匪不同，我怕是不会回来的了。”[6]
“在七月快完了的时候，那时我们的朋友左宝贵将军，接到一个由北京来的电报，命令他立刻统军由陆路到朝鲜去。左将军的军队是满洲唯一的真正军队，训练非常好，永远保持着紧张的精神，仿佛立刻就要有行动的样子，而且因为常征剿凶猛的胡匪，所以作战经验也多。一部分前队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就开拔了，将军自己和剩下的部属迟一天也出发了。他未走以前，首先来与我作别。他的心绪并不好。照常理说，他已尽心竭力去训练他的军队，尽他所能去充实军队里的设备，而且士卒也非常忠心，愿为他效死，应该没有什么忧虑了，但是左将军是非常明白的，他知道他最用心最费力所训练的军队，无论如何也不能与日本新式组织的军队相比，而且对于中国方面军官和士兵之间团结力的缺乏（这一层战前我们是不知道的）他也深悉……”[7] 守御平壤（1）
根据清政府内的官方报告显示，奉军7月28日途经凤凰城，领取了清军最新下发的电报密码手册后，继续急行军。[8]29日全军到达九连城，奉军和靖边军会合、集结完毕。[9]30日黄昏，左宝贵带亲兵渡河，率先到达朝鲜义州。[10]
为保证行军途中军纪整肃，左宝贵还专门下发军规，加以饬戒，在东援诸军中奉军的军纪一时最为人称道。
……
一、随征之人，有强奸妇女者，无论官兵，均按军法。
一、随征之人，有抢夺民财者，无分首从，均按军法。
一、本军兵丁，有捏造谣言煽惑人心者，按军法惩办。
一、本军兵丁，如拐带军装私自逃走者，由沿途关边度卡查验无护照者，扣留送营，按军法惩办。
一、本军兵丁，有酗酒行凶及聚赌滋事者，一经查出，重责割耳，轻者责革。
一、本军官弁兵夫、及随从人等，均经预发薪粮以资足食，如沿途于民间买用食物等项，须先问明市价，公平议买，毋许强劝口角，违者责革，尔商民人等亦不得高招时价。
……
一、每日于开行之先、安营之后、打尖之时，由该管官点名三次，落后不到者重责。
一、每日定四更吃饭、五更起队，各兵既饱食上道，不许中途复买零星食物致使队伍不齐，违者重办。[11]
7月31日清晨，在靖边军统领聂桂林的具体指挥下，奉军左营、后营步队及靖边军前营步队、中营马队分批乘坐舟船，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当天中午时分经过义州，继续向北方重镇平壤方向挺进。[12]领先于奉军、靖边军大队，轻骑在前的左宝贵提前在8月6日赶到了平壤，与此前抵达的盛军、毅军将领卫汝贵、马玉昆会商防守大计。[13]
在清政府十万火急的催令下，各路援朝清军出发时，为加快行军速度，都尽可能地选择不带或少带弹药辎重以及重武器。这些大宗物资，在军队出发之后，由各地陆续向前转运，首先通过海路或陆路汇聚到鸭绿江畔的朝鲜边境城市义州，以此为中转枢纽，再分别向平壤城运输。
甲午战争时代的中国陆军，尽管通过购买和自造，已经部分装备了不弱于西方的先进枪炮武器，但无论是战术思想、军队制度，都滞留在中古时代。对待重要的后勤保障问题，进驻平壤的各支中国军队各自为政，各支军队各有一套后勤补给线的办法。勇营军队原本有长夫制度，即编制在军队里的民夫，但出征事机急迫，又为节省钱粮考虑，各军大都没有随带长夫。于是从义州到平壤运输辎重粮饷的工作，必须要由军队自行完成。和其他各军一样，左宝贵的奉军也被迫从本就不多的兵力中，分出军队担任运输队，“敝军八营三千五百人，除后路转运，只三千人”。[14] 守御平壤（2）
从当时其他军队的报告里，后路转运的纷乱情况可见一斑。后路转运队，一般使用出国前自行携带的车辆，由于朝鲜境内土地贫瘠，骡马缺乏草料喂养，只能从边境城市和朝鲜就地雇牛和民夫帮助，7头牛拉一辆车，每天要支付2两5钱。[15]由义州通向平壤地势崎岖，且只有土路，各军运输队在一处拥挤，加上连日阴雨，道路泥泞，牛车行进本就缓慢，由此更显滞涩。奉军有一次冒险改走水路，从义州将军粮装上木船，沿近海驶进大同江，耗费了8天时间，左宝贵都觉得较陆路便利得多。[16]
感觉到这种后勤状况既效率低下，又分散各军兵力，牵扯统兵大将的精力，李鸿章于8月底致电左宝贵等，提出各军后勤运输应该统一，集中购买2400头牛，按照驿站的模式，从义州至平壤沿途设立12站，流水接递运输，所用人员由兵力最多的盛军派出。然而正值秋收，朝鲜百姓不愿帮助军队运输，淮军大管家盛宣怀协调也不得力，直到平壤大战爆发，统一后勤的构思仍然是空谈。
中国军队中并没有近代化的参谋部、司令部机构设置，所有的事务不分巨细，都要汇总到统兵大将一人来处理，尽管随行人员中会有一些师爷、幕友帮办，但这些人的知识积累面对复杂的行军、作战事务，能否适应，是个极大的问号。
除去令人揪心的后勤，装备问题也是左宝贵极为操心的事情。相比驻防直隶和旅顺、大连的淮军、毅军，关外奉军因为地方财力不丰，装备稍显落后。临行前，李鸿章曾答应设法从上海筹措毛瑟枪1200支、子弹20万发给奉军，加强战力。[17]但当时很多省份都在新募军队，军械需求急迫，盛宣怀私下将这批枪械卖给了台湾巡抚，“本存上海，因钧电未定，已为台湾买去”。[18]几经周折，李鸿章才从旅顺的军械库存中竭力匀拨出了500支新式毛瑟枪、10万发子弹交给奉军。[19]考虑到赴朝奉军的重火器只装备有2门加特林机关炮和6门小行营炮，李鸿章又另拨给20门新式的毫米口径克虏伯行营炮。奉军“原只有三千五百人，兵数本不甚多，若由所带各营内再分拨炮队，则步队枪兵兵力过分”，左宝贵于是就已经解到的12门行营炮，向盛京将军裕禄申请新募一营炮队，结果在官僚公文、汇报的层层拖宕下，直到平壤大战爆发，炮队也没有组成，李鸿章赠与的新式火炮成了装饰品。[20]不过即使这支炮队组成，临时招募的老百姓能否有效操纵近代化的火炮，仍然令人担忧。
平壤地处朝鲜西北方平原地区，东临大同江，有舟桥相通对岸，全城四周围绕高10米、底部宽7米、顶部宽2米的城墙。进驻平壤后，各支清军分防布置，修建工事。平壤城南是清军判断的日军主攻方向，由盛军、毅军等兵力较多的营头分布防守。而平壤城东北部山峦绵延，地势险要，清军并不懂得近代战争中抢占制高点的好处，反而认为这一位置易守难攻，在防御线中属于次要地位。 守御平壤（3）
左宝贵部抵达朝鲜后，扣去一营多兵力用于在义州和平壤间负责后勤运输，又除去靖边军右营步队被留在平壤后路安州、江原一带防御，[21]实际进入平壤城设防的奉军仅有六营多兵力，几乎是各路清军中兵力最少的一部。于是，除又抽调了三营兵力用于他处防务外，奉军仅留三营步队和一支炮队约1400人由左宝贵亲自率领，被指令布署在平壤城东北部的制高点牡丹台一带防守。
深感兵力单薄的左宝贵，曾分别致书盛京将军裕禄和直隶总督李鸿章，申请紧急招募新兵，扩充军力：
“贵现带八营约三千人，即再加二千五百人，兵力不过稍厚。今当倭势猖獗，军务正兴，惟有恳求中堂赏加五六千人，合现在三千余人，共八九千人，庶可资战守。如蒙中堂俯允，贵当派人赴山东招数营徐、邳一带之人，奉合就近可招数营，均待两个月可成军。惟军械、子药并须求中堂赐拨，如不能准，只可请罢论。仍请裕帅添炮队一、二营，随同各军进取而已。”[22]
然而，他的要求最终因为“饷窘，械更缺”等等原因，一一作罢。
纠缠在这许多本不应该由领兵大将一人思索、交涉的事务中，左宝贵还在积极参与平壤御守之策的谋划。对日军的军力，多年在中朝边境巡守的左宝贵有较客观的估计，认为日军战斗力要高于清军。但在作战方针上，性情耿直的左宝贵坚持应该采取主动出击策略，并曾多次派队前出击退日军侦察哨兵。
左宝贵虽然早年也曾置身李鸿章麾下，算是半个淮系出身，但后来常年驻防东北，已经完全融入关外的奉军系统。由此，与驻守平壤城的淮军将领叶志超、卫汝贵及毅军将领马玉昆等，多少存在那个时代无法避免的派系、畛域隔阂。另外，左宝贵一力主战的态度，又和持防守待援策略的盛军统领卫汝贵、平壤诸军总统叶志超显得格格不入，兵力弱小的奉军不仅在地理上偏处平壤北城，同时也被军力众多的几支大军所疏远。
直隶提督叶志超经历过牙山之败，最先领教了日军战斗力的真容，“对敌人之强弱虚实，早已洞悉于胸。”自感己方军力不足，所以当到达平壤担任诸军总统后，他的防守策略始终显得异常保守乃至消极。战前，各军将领分防在平壤城各地，互相间的联络主要通过书信和新架设的德律风（电话）。根据记载，在9月一次难得的诸将见面会议中，针对连日来平壤周边日军前哨踪迹越来越多的紧张局势，总统叶志超提出主动退出平壤，“敌人乘势大至，锋芒正锐，我军子药既不齐，地势又不熟，不如整饬各队，暂退叆州，养精蓄锐，以图后举。”正当各军将领“依违参半”之际，左宝贵挺身而出，满面怒色，慷慨陈言：“敌人悬军而来，正宜出奇痛击，令其只轮不返，不敢再正视中原。朝廷设机器，养军兵，岁靡金钱数百万，正为今日。若不战而退，何以对朝鲜而报效国家？大丈夫建功立业在此一举，至于成败利钝暂时不必计也。”
“左与叶相聚面商，左主战，叶主退守，意见不合，左语愤激，叶唯唯谢过。”[23]
盛宣怀的弟弟盛星怀当时也在平壤，对将领间的不合，曾将自己的判断密报给哥哥，“左（宝贵）、马（毅军将领马玉昆）力顾大局，惜其器局偏浅，不能融洽”。[24] 上将星沉（1）
平壤守将正在争论战守策略的时候，日本陆军袭取平壤的军队已经在行进途中。
为进攻平壤，日军采取的是包抄合围策略，分朔宁支队、大岛义昌混成旅团、元山支队、师团主力四部行进，总兵力16000余人，由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中将统一指挥。在预定的9月14日深夜，各路日军全部抵达预定进攻阵地，准备在第二天拂晓向平壤发起总攻。按照野津道贯的布置，大岛义昌混成旅团向守卫在平壤城对岸大同江浮桥桥头堡一带的清军阵地进攻；朔宁、元山两个支队进攻平壤城牡丹台高地一带。（朔宁支队已提前秘密渡过大同江，绕道平壤北部附近。）和清军的判断不同，日军认为牡丹台制高点是平壤城的要害，清军必然防守严密，所以将重兵投入这一方向。
负责指挥朔宁、元山支队的日本军官立见尚文少将，和他的中国对手的出身履历情况有很大不同。立见尚文1845年出生于日本桑名藩的一个藩士家庭，小名鉴三郎，作为武士从小接受枪术、剑术的训练，后进入德川幕府编练的近代化陆军，学习近代军事，在日本近代的倒幕战争中表现出了突出的军事才能，被誉为“东洋第一用兵家”。幕府垮台后，1877年他进入明治政府陆军，历任旅团副参谋长、大队长、联队长等职务，1886年被派往欧洲留学，归国后，1894年晋升少将，任步兵第10旅团长。此刻，他所指挥的朔宁、元山支队总兵力约7800余人，他怎样也无法料到，他的对手，驻守牡丹台一带的左宝贵部奉军兵力只有不足2000人。而且就在日军兵临城下的前一天，李鸿章接到叶志超的急报，连日心力交瘁的左宝贵突发中风，右边身体麻木，无法起床。[25]
侵略的炮火并不会讲丝毫的情理，15日凌晨4时30分，平壤大战首先在毅军、盛军驻守的大同江对岸一带打响，立见尚文所部也立刻开始了对自己目标的攻击。
“十五日黎明，当旭日将要从东面树林的后面升起的时候，朔宁支队靠近了敌军堡垒。这时江左岸有混成旅团奋战，右方有元山支队自坎北山开拔急袭敌军堡垒。”
日军记载，朔宁支队首先向牡丹台外围的奉军工事发起进攻。尽管兵力弱于日军，清军的抵抗仍极为顽强，战斗中日军还发现了清军使用13响连发毛瑟枪的特殊情况，这一新式武器就是李鸿章战前从旅顺调拨给奉军的。“突然以毛瑟十三连发枪，从侧面向我军部队射击，其势猛烈，势不可挡。”[26]借助炮火优势，经过恶战，日军于当天上午8时30分攻占了牡丹台高地。 上将星沉（2）
居高临下的日军，随即蜂拥冲向附近的玄武门，意图攻破平壤城北的这道最后防线。日军从牡丹台居高临下炮击玄武门，配合以陆军不断向城门发起冲锋。当玄武门的防御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尸体枕藉、枪林弹雨的城头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中风未愈的左宝贵，头戴顶戴花翎，身穿御赐黄马褂，走上阵地，大声激励他的士兵们奋死作战。身为一名高级军官，他深知失去了牡丹台制高点的平壤城防御，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
面对蜂拥而至的日军，左宝贵毫无惧色，营官杨建胜想搀扶他下城，左宝贵满眼怒火，“击以掌”。对属下劝他换掉黄马褂，以免日军注目的提醒，左宝贵大声喝道：“吾服朝服，欲士卒知我先，庶竟为之死也。敌人注目，吾何惧乎？”
随着城头上越来越多的奉军官兵倒下，行动不便的左宝贵竟亲自操纵一门加特林机关炮，向日军扫射，恶战中，左宝贵左侧额头首先被弹片擦伤，“军门身强胆壮，犹勉力持撑”，继而一颗流弹正中左胸，满腔热血泼洒在平壤城头。
随后的战斗成了彻底的混战，兵力单薄的奉军将士依托城墙，坚决死守。日军正面强攻不下，改派士兵冒险攀越城墙，从城内打开了玄武门，随着日军如潮水般涌入，平壤北门失守。当时，叶志超听闻北门吃紧，匆匆派盛军一部赶往支援，但而援军到时，大势已去。
乱军中，营官杨建胜和几名士兵想把左宝贵的遗体带回祖国，“欲自北门出，而贼兵已入城，塞满街巷，杨某亦死乱军中矣。”[27]左宝贵和他的奉军就这样陨落在异国的土地上。
后来占领平壤城的日军在清理战场时，发现了左宝贵的遗体，出于对这位勇战捐躯军人的尊敬，在平壤以军礼厚葬。
左宝贵阵亡后，清廷为之哀叹，光绪帝御制祭文，“方当转战无前，大军云集，何意出师未捷，上将星沉！？”大战刚起，勇将捐躯，这样的消息简直犹如一道晴天霹雳，加之很快传来的平壤溃败，都以血淋淋的事实，对中国陆军的作战能力拉响了凄厉的警报。前敌大将不可谓作战不英勇，但究竟是什么造成了他们的失败呢？
“九月中旬，天气很晴朗，平常正是收割庄稼的时候。这时就有人私下传说，在左宝贵将军所去的朝鲜北部的地方，中国军队被打败了。起初，没有人相信这个消息，可是以后慢慢证明这消息不是假的，最后竟以夸大的口吻来传说这事。据说中国军队被打败以后，就溃不成军，或者竟是全军覆没，左将军已经阵亡，日本军队正向满洲本部挺进。这时沈阳官吏，真是惶恐万分，因为不可能的事情却已经发生了，将来如何敢预料呢！”
[28]——摘自［英］司督阁《甲午战时辽居忆录》 第五章提要
平壤一战，清军不但败了，而且败得溃不成军，如此战果令不少相信大清陆军实力的人大跌眼镜。人们更多地将战败一事归罪于统帅叶志超的胆小怯懦。细读史料，叶志超早年曾因作战勇敢无畏，而得到“叶大呆子”的诨号，而据参战高级军官栾述善及负责管理弹药的邱凤池所留下的资料，当年平壤城内确已面临弹尽粮完的窘境。
1894年9月15日下午，朝鲜北部重镇平壤大雨瓢泼。夜幕降临后，城北的静海门、七星门悄悄被打开，中国军队蜂拥出城，冒雨北撤，结果在要道上遭到早已设伏多时的日军截击，死伤惨重。
一位被日军俘虏的中国军官事后回忆起当晚的情景，字里行间仍然还充满了惊惧。
“……阴云密布，大雨倾盆。兵勇冒雨西行，恍如惊弓之鸟，不问路径，结队直冲。而敌兵忽闻人马奔腾，疑为劫寨，各施枪炮拦路截杀。把守严密，势如天罗地网，数次横冲，无隙可入。且前军遇敌，只得回头向后，而后兵欲逃身命，直顾前奔。进退往来，颇形拥挤。黑夜昏暗，南北不分。如是彼来兵不问前面是为敌人抑是己军，放炮持刀，混乱砍杀，深可怜悯！士卒既遭敌枪，又中己炮。自相践踏，冤屈谁知？当此之时，寻父觅子，呼弟唤兄，鬼哭神嚎，震动田野。人地稍熟者，觅朝鲜土人引路，均已脱网。惊惧无措者，非投水自溺，即引刃自戕，甚至觅石碣碰头，入树林悬颈。死尸遍地，血水成渠，惨目伤心，不堪言状。”[1]
平壤之战是甲午战争中中日两国陆军进行的首次大兵团会战，双方参战总兵力大体相当，日军略占优势。战斗于15日的凌晨时分打响，在大同江对岸的船桥里地区以及平壤城西南位置，防守那里的卫汝贵部盛军、马玉昆部毅军等清军主力部队顽强还击，甚至还发动过反冲锋，使得日军进攻数个小时毫无进展，被迫停止战斗。在城东北的制高点牡丹台一带，担负守御任务的三营多奉军遭优势日军的聚攻，经过血战，奉军兵力、火力不支，牡丹台、玄武门要地相继失守，奉军统领左宝贵在恶战中为国捐躯。总体战局来看，15日白天的战事尚属势均力敌。到了夜间，守军总统叶志超突然下令全军放弃平壤撤往北方，途中遭到日军伏击，致使这支中国陆军主力全军崩溃，一发不可复收。
对平壤拱手让人、守军遭遇重创，作为指挥者的总统叶志超难辞其咎，百年来舆论批评的矛头也主要对准此人，认为叶志超个人的胆小昏聩是造成平壤大败的重要导因。直隶提督叶志超是跟随淮军宿将刘铭传起家的高级将领，早年在太平天国、捻军战争中因作战勇猛、不顾性命，而留下了“叶大呆子”的诨号。这样一位早年以勇敢著称的军人，为什么几十年后竟然会出现如此大的转变？为什么在平壤上午作战中表现尚佳的盛军统帅卫汝贵、毅军统帅马玉昆对放弃平壤也没有表示异议？究竟是什么使得这些中国将领做出了放弃平壤的决策？在众口一词对叶志超的胆小作风的指责当中，其实平壤之败更深层次的原因被忽视了。 子尽（1）
平壤之战相关当事人的公文报告和私人回忆中，都提到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即9月15日深夜中国军队放弃平壤北撤，并不是出自叶志超一个人的决断，实际经过统将的集体会商。
撤离平壤途中被日军俘虏的盛军军官栾述善在被送至日本拘押期间，撰写了名为《楚囚逸史》的回忆文章，本章开头那段惨不忍睹的文字就出自该文。栾述善追忆到，9月15日的黄昏，叶志超曾召集诸将会议，会上叶志超的意见是“北门之咽喉（牡丹台、玄武门）既失，子药又不齐全，转运不通，军心惊惧，设敌军连夜攻打，何以防御！不如暂弃平壤，增彼骄心，养我精锐，再图大举，一气成功。”[2]
按照这段描述，叶志超撤守的原因首先是牡丹台、玄武门失守，平壤城制高点被占领，城防被打开一个缺口，形势对我不利。接下去的“子药又不齐全，转运不通”看起来更为严重，要地失守，尚可以尽力一搏，但弹药对近代化战争来说，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相比日本军队，清军本来的组织程度、士气和战术水平就不高，如果再缺乏弹药，那这场仗能否坚持打下去，的确是个大问题。
1894年9月19日清早，李鸿章收到了平壤战败后叶志超发来的第一封战报。电文中，叶志超汇报了9月13日至15日平壤及附近历次战斗的情况，言及15日的平壤之败，叶志超报告当时撤退平壤的考虑主要有二点，一是“子尽粮完”，即弹药粮草用尽；另外一点是“四山大炮齐向城营施放，兵勇无地立足”，即平壤四周高地被日军占领，而且日军炮火凶猛。这两点原因，与栾述善追忆的9月15日黄昏会议中，叶志超提出的撤退理由基本一致，侧面证明了栾述善的文章的真实性。
栾述善还曾回忆，平壤城黄昏会议上，叶志超提出撤退的主意后，“各统领深以为然”，即与会将领对叶志超的判断均表示同意。这一点，在9月22日也被一份文件证实，当天曾参加过平壤黄昏会议的盛军统领卫汝贵致电淮军管家盛宣怀，提到左宝贵阵亡后，“守城乏人”，加之“子药又尽，叶军门不得已与诸将筹商退守之策”。[3]
几位主要当事人的报告、回忆中所提到的左宝贵阵亡，牡丹台、玄武门失守，形势不利，无疑是不争的事实，而“子尽粮完”作为十分关键的原因，无疑对评价叶志超撤守平壤的性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这一说法的真实性究竟如何，当时人并未就此深论，现代一些研究者又过于草率武断地称这是“谎报军情”，[4]使得“子尽粮完”一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1895年的8月至9月，大批清军战俘在战争结束后被日本政府陆续交还给中国，有一名对解开平壤之战中的弹药问题极为关键的人物，也在归来的人群里。一年前在平壤城负责管理盛军军械、弹药的盛军军械委员邱凤池，在9月15日平壤城外那个恐怖的雨夜，右侧小腿被日军子弹击中，挣扎着企图继续追随大队奔逃时，又被赶来的日军用刺刀刺伤左腿，旋即成为日军的俘虏。释放归国后，邱凤池抱着极大的责任心，通过查找核对账目，对自己在平壤期间经手办理的军械收发事务，做出了极为详细的述职报告。 子尽（2）
邱凤池于1894年7月21日，在天津新城随盛军大队登船出发开赴朝鲜，负责掌管盛军的军火。报告称，驻守平壤的盛军，所有的军械、弹药物资共曾收到两批，包括75毫米克虏伯行营炮弹1200发、2磅小行营炮炮弹1200发、加特林机关炮炮弹50000发、各类步枪子弹50万发。到9月15日平壤激战为止，这些弹药经过发放，库存各类步枪子弹仅剩余10万余发、克虏伯75毫米炮弹剩余350发、2磅炮弹剩余300发，加特林机关炮炮弹没有存余。
而盛军自9月12日在平壤与日军前哨接触以来，至15日中午，所消耗的军火就高达子弹75万发（盛军从国内出发时，每名士兵配发了150发子弹，以平壤盛军总数为5000人计算，也就是到15日中午，盛军已经打完全部的弹药基数75万发。邱凤池所储存的子弹总数只有50万发，不足以再补充一天所需的供应量）、炮弹2800余发（加特林机关炮属于速射武器，消耗数量不在这个统计中。平壤盛军装备各类火炮近20门，出发时每门炮随炮配发50发炮弹，加上邱凤池保管的75毫米、2磅炮弹共3400发，2800发的消耗量意味着到9月15日下午除库存的600余发炮弹外，各炮已经没有弹药）。因为12日至14日发生的都是小规模前哨接火，最主要的消耗发生在15日。由此可见到中午时分平壤城盛军库存的弹药总数已经少得可怜，根本不足以再支撑一天类似15日这样强度的战斗。[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