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凤池的统计数字仅计算到9月15日中午，而且不包括盛军以外的其他各军。各军的总体消耗情况，可以从日军平壤之战缴获的物资清单上一窥端倪，与盛军并没有什么差异。
全场战斗，日军缴获75毫米克虏伯炮18门，所获炮弹516发，平均每门炮仅剩下不到30发。2磅一类的小炮缴获13门，炮弹209发。加特林机关炮缴获4门，炮弹117发（加特林机关炮的射速按每分钟发射20发计，4门火炮的弹药只够发射几分钟）。[6]
对比这样的弹药情况，叶志超称“子尽”并不为过。 粮完（1）
1894年7月末、8月初，盛军、毅军、奉军以及东北练军各部陆续进入朝鲜时，事机紧迫，为加快军队集结、出发的速度，类似军火、粮食、辎重这类大宗物资，并没有能够随军大量携带，主要留待后路陆续筹措后向前转运。
甲午时期的中国军队，并没有像日军那样沿途设立兵站进行运输、供给的近代化后勤制度，抵达平壤的驻军，依赖的是背后一套拖沓、漫长的原始补给系统。盛军等勇营军队，此刻虽然出现在对外的国防第一线上，然而他们不具有国家编制，并得不到国家后勤的支持，他们所依赖的物资、粮械都需要组建他们的地方省份自行筹措、供给。因而几支军队虽然驻扎在同一座平壤城，背后的后勤补给却是各自一套账目，互相之间并不接济。
此次出兵涉及境外，身为津海关道、轮船招商局督办、中国电报局总办，掌管着轮船、电报等近代化运输、通讯手段的盛宣怀，理所当然地被李鸿章任命，总理后路转运事宜，当起了北洋各支出征军队的总管家，将国内的各股后勤线，协调归并到通往朝鲜这一条干线上来。
从中国北方向朝鲜平壤运兵、运物资，距离最近、效率最高的线路，就是用轮船从天津、旅顺等北方港口，直接横渡黄海，进入大同江卸载。然而，丰岛海战后这条横渡黄海的路线，被认为过于危险而放弃使用。北洋各路军队增兵朝鲜时，除了原驻防东北的奉军、东北练军可以直接从陆路运输物资前往朝鲜外，驻防天津、旅顺的盛军、毅军等军队，仍需要走海路，被迫采用的是由轮船从天津、旅顺载渡，航行到鸭绿江大东沟卸载的路线。后来因为日本海军活动日益频繁，北洋海军舰只有限，无法四处扑击，天津、旅顺至大东沟的海上运输线，被缩短成只运输到营口，以此尽量规避海上风险。
素有洋务之城美誉的天津，还是当时北洋一带重要的军火、物资集散地。为供应派朝军队，除各支军队组建地提供供给外，李鸿章努力借助自己的各种关系、渠道，从各地购买、借用西式武器以及补给物资，起初也是通过这条海上之路运送。盛宣怀等考虑到运输的安全性，进一步“改良”北洋沿海运输线，改成从天津用轮船将物资首先运到旅顺，再卸载、过驳到雇佣的百姓木船上，由这些采用风帆、或者小拖轮拖带的民船，沿着日本军舰无法进入的近海浅水，运往大东沟。以盛军的一次物资运载为例，1894年8月16日包括粮食、军械等物资自天津新城用轮船运载出发，18日到达旅顺，因为民船一时没有雇齐，看押物资的盛军军官又出不起高价，只能卸载堆积到旅顺，直到9月初才部分运到鸭绿江畔的义州，单程竟耗费半月之久。 粮完（2）
天津、旅顺、东北等海陆路运输的物资，抵达鸭绿江畔后，还需要再雇佣鸭绿江一带的民船帮助渡到对岸的朝鲜。江边的城市义州成了各路中国物资的汇聚之地，盛宣怀就近设立义州转运局帮助照料，由接收物资的各支军队自行派人到义州运往平壤。义州通往平壤的道路崎岖难行，运力主要依赖雇佣的朝鲜牛车，行进速度缓慢，加之9月10日左右日本陆军就已经包抄向平壤后路，威胁到陆地运输线。因而驻平壤的一些军队，从出征到平壤溃败，期间通过这条低效的补给线仅仅只获得过一次补给。
从后来日军在鸭绿江之战缴获的战利品情况分析，因为清政府常年不修武备，地方财力又无力维持大规模的近代化战争物资储备，因此当大战临头，在义州堆积成山的待运物资里，枪炮弹药所占的比重并不大，从这一点来说落后的运输并不是造成军火短缺的直接原因。但叶志超所说的“粮完”，主要原因却是出在这条运输线上。
没有弹药，会严重削弱一支军队的战斗力；没有粮食，则几乎会断送这支军队的生命，尤其是对于当时士卒们纯粹为了养家糊口吃饱饭才当兵的中国军队。协调各路后勤运输的盛宣怀与各处的公文往来中不乏军粮运输的细节，通过逐一分析这些文件，我们不难理清平壤驻军的粮食供应情况。
盛军出发后，统领卫汝贵的儿子卫本良在天津老营于8月初备妥3000石大米作为首批军粮，16日起运，9月初到达义州。旋即因为义州通向平壤的路上，已经出现日本军队前哨踪迹，这批军粮陷入积压状态。直到平壤之战结束多天后，9月21日义州转运局汇报军粮存量时，仍然还在义州，“义州盛军粮台实存三千余包”。[7]
叶志超率领的直隶练军和武毅军是最先进入朝鲜的中国军队，牙山战败后，辎重粮草几乎遗失一空，退到平壤时几乎没有任何补给。8月27日，补充叶志超军的2000石大米从天津用轮船启运，[8]9月9日左右运抵义州，和盛军的军粮遭遇同样命运，颗粒没有运到平壤。马玉昆统率的毅军是平壤另外一支主要驻军，由于原驻地就在旅顺，不需要像原驻直隶的军队那样先用轮船运过渤海，所以毅军军粮可以直接从旅顺雇民船运往大东沟。虽然在盛宣怀主管下的招商局船运记录中查不到踪迹，不过平壤战后在义州转运局里也堆积着1000石毅军的军粮，联系赴朝毅军总数只有4营的情况，由此大致可以判断，这1000石也是毅军的全部补给军粮，并没有运到平壤。唯独有军粮运输成功记录可寻的是左宝贵部奉军，8月28日奉军冒险使用舟船，从义州解运到了一批军粮，“奉军米粮由义州装船运平壤，走八天，甚平安。”[9]驻守平壤的奉军包括左宝贵奉军和奉军靖边军两部，共六营兵力，所解运的军粮大致约2000石规模。 粮完（3）
总数约7000石的军粮堆积在义州无法前运，平壤城里的大部分清军除了出征时自行携带的军粮外，没有得到后方运来的任何补给。面对嗷嗷待哺的上万军队，统兵大将叶志超只得商量朝鲜地方官帮助就近筹措。朝鲜北部土地贫瘠，人口稀少，重镇平壤不过只有两万人口，要为一万多中国军队组织军粮，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军粮吃紧的窘迫境况中，清军不再挑剔，无论小米、玉米，只要是粮食都一概接受。
平壤之战后，日军统计的战利品清单中，记录到缴获的军粮种类五花八门，共有大米2600余石，未脱壳的稻谷302石，大麦4石，粟米817石，小麦317石，玉米102石，[10]印证了平壤清军后期军粮供应主要依赖自朝鲜当地的情况。
尽管得不到自己后勤系统的军粮供应，但按照清代1石约折合50斤来计算，日军俘虏的各类军粮总和有约20余万斤，以平壤守军兵力1万5千人粗算，这些粮食还可以勉强维持十余天。不过，日军统计的战利品数字不仅指在平壤城中虏获的数字，而是整个平壤战役期间缴获的数量，不能简单视作是平壤清军溃败前的储量。
平壤大战三天前，1894年9月12日，李鸿章接到叶志超万分紧急的电报。因在平壤“百事创设，心力交瘁”陷入病中的叶志超，报告了一桩极为危急的军情。朝鲜咸镜道地方帮助筹措的军粮，11日在大同江内被日军全部掳走，“现五大军只存军粮数日……后路转运，至今未到。”[11]在日军档案中，这一消息得到完全证实，9月11日日本第五师团主力在大同江上游，即咸镜道来路方向俘获了25艘船只。[12]以1艘船载运100石计算，扣除去这批根本没有送到平壤城内的军粮后，9月15日大战当天平壤城内的军粮数目只有1600余石，约8万斤，仅够军队勉强维持一周左右，如果算上城中两万居民也要求食，则仅够维持三天左右，足令人触目惊心。在后路转运无望，周边朝鲜地方筹粮又无法运至，城中仅仅剩下够军民维持几天粮食的情况下，平壤城的的确确已经“粮完”。
弃城（1）
城北制高点丢失，外城城门被攻破一个缺口，城内军队又濒临弹尽粮绝，叶志超一筹莫展。他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召集诸将会议，提出了弃城北撤的意见。根据当时形势，各军统将对此均表示同意，平壤城内的朝鲜最高官员、平安道监司闵丙奭也没有异议，“亦听任之。”
征求了诸将意见，叶志超在决策撤守重镇这样很容易引火烧身的重大事件的时刻，头脑尚显得十分清醒，准备向国内做出汇报。平壤城对外界的有线电报，从14日起已经断绝，无法直接和国内联系，叶志超于是匆匆撰写一封书信，陈述平壤15日上午大战的情况，以及绝不能守的无奈形势，交由亲信员弁潜出城去，步行前往后路安州一带寻找电报局发送，为自己将来解释弃守平壤之时，从公文程序上预留一条后路。
“叶提督咸午专足递安州转电云：电线已断，日本四面合围，自十二日起，无日不战，超带兵督战已三昼夜，实不能支。平壤城低且圮，现日架炮百余尊俯击，城中人马皆糜烂，又无处汲水，万不能守。盛军人多不足恃，后路韩民竟接应日兵。如此之速，援军恐来不及，求中堂先将情形奏明。”[13]
15日下午平壤大雨，刚刚攻破玄武门的日军朔宁、元山支队，正在周围高地炮兵的支援下，准备杀进平壤内城。突然，日军眼前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平壤城各处城头上接二连三出现了示意投降的白旗，“同时雷鸣声、枪炮声混杂一处，伴随暴雨，咫尺莫辨。当时敌军虽然乞降，果真投降与否则不知道，然而我军已经战斗疲劳，加上骤雨困扰，立见少将遂命令停止炮击，观察敌军进一步行动。”[14]
没过多久，平壤内城城门吱呀着打开一道缝隙，有一名朝鲜人走出城来，向日军提交书信。日本军史记载，这封由平安道监司闵丙奭署名的书信冒雨送来时，“信被雨打湿而不可读。”日军指挥官立见尚文少将于是驱马到平壤内城城下，让副官朝城头高喊，“如果你们投降，我军可以接受，应速速打开城门，交出武器。”由于言语不通，日军的喊话没有得到什么回应，于是双方通过笔谈，用汉字来交流。最后清军提出要求，“城内人众，非常杂乱，且雷雨大至，希望延迟到明日拂晓开城。”[15]日军表示接受，遂退出玄武门，驻扎到牡丹台一带。
战争中，一方军队投降让出城池或阵地，另一方则保证对方军队安全撤离，在甲午战争所属的时代，这是国际法中的一项标准模式。叶志超下令竖白旗，以及与日军交涉让出平壤时，是否基于对国际法条文的了解，不得而知。但在那位被俘的盛军军官栾述善的回忆里提到，升挂白旗、与日军交涉停火，其实是叶志超的缓兵之计，他本人并不愿意真的率领军队缴械投降，只是想能在尽可能安全的情况下，将清军撤出这座危城。在与日军达成第二天天明投降、交城的协议后，叶志超匆匆传令各军准备当晚暗度陈仓，“密传各营，轻装持械，连夜后。”[16] 弃城（2）
日本方面，与平壤清军直接交涉的朔宁、元山支队司令官立见尚文少将，对清军的举动其实满腹狐疑。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理解不了，为什么上半天作战如此坚决的清军，到了下午竟然转身一变会主动要求缴械投降，本能的警觉让他觉得清军的投降让城没有如此简单，“估计敌军可能于夜间逃走，我军严密部署戒备。”[17]
雨夜，平壤清军向义州等方向撤退，发现这一动向的日军立刻在要道上布置伏击，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惨剧。
平壤对外的有线电报遭日军截断，中国国内与平壤失去了联络，平壤城失守前后几日发生的事情，对清政府朝堂上的官员们来说，完全是一片模糊。
9月12日接到叶志超军粮告急的电报后，军机大臣翁同 直觉认为“此师殆哉！”[18]如何来挽救这一局势，翁同 并没有任何主意。13日，北京城雷雨大作，听着耳畔轰鸣的雷声，翁同 心绪恶劣，感觉朝鲜即将溃裂的局势犹如天意，“天意如斯，可惧哉！”[19]9月15日，农历八月十六，平壤清军在半路遭遇日军截杀的时刻，翁同 在府中赏月，突然想起平壤转运不通，不仅军粮无法运至，连军队的秋衣也积压在义州，守军仍然穿着夏装，翁同 在日记中写下了“夜月好，百感苍凉，战士暴露，可念也，亦可惧也”的担忧之词。[20]
直隶总督衙门里，得到前敌将士缺粮的消息，李鸿章也是焦急万分。12日当天，他数度电报平壤，用各种他能想出来的“好消息”鼓舞叶志超，“义州府尹采购米万石，已报购齐”、“刘子征统四千人赴东沟，十六七开驶，如能安抵安州，可商令相机援剿”、“前几日，倭有受伤、受病之四百三十人在仁川回国。又，在仁川医院亦有四百人，多半受伤者……以我揣度，似倭人亦畏我兵之强”，要求叶志超和平壤各守将“坚忍，力持大局”、“共奋勉，同心以御此寇”。[21]然而到了下午，叶志超发来了平壤失守前的最后一封电报，电文中叶志超已经担忧电报线会被切断，恳求李鸿章“此后无论电线通否，星夜急催援军速来”，最后表露心迹“此处钱粮艰难异常，转运不及，万一后路被阻，大局难支，超受恩深重，固当尽力，恐各军虽说同心坚守，必有不堪设想之处，不敢不先行说明”。[22]叶志超话已至此，李鸿章也深知自己没有更多的办法，只回复了一份文字简短、但是千钧之重的电文，“望设法防剿，勉力支持危局。鸿。”[23]
9月14日，清政府总理衙门针对平壤局势，做出指示，主张“我军粮少，利在速战”，应主动前出攻击日军，截夺日军的军粮，担忧如果株守平壤，“恐哗溃即在目前。”李鸿章随即转达往平壤，并询问叶志超“各军能激发忠义痛剿一场否？”但此时平壤城电报已断。同时，为了解决忧心的粮食问题，李鸿章又电报受自己派遣，正在赶往朝鲜，预备现场督促运粮的老部下周馥和袁世凯，“弟等沿途查看粮台应添设何处，应视平军能否立脚，或退扎何处，筹定办法随时电商，仍兼程速行为盼”，言词之间，已经流露了平壤守不住的预感。[24]
弃城（3）
然而这一切都并无法挽回平壤的必败局面。
9月16日，一封叶志超在前一天，即平壤大战正午时分派专员送出的那份告急信到达了清政府中枢。17日早晨，军机大臣们到值房入值时，看到转递来的这份十万火急的电报。虽然还没有平壤进一步的消息，军机大臣、清流领袖人物李鸿藻认为平壤必不能守，李鸿章要为此负主要责任，“北洋事事贻误，非严予处分不可，尤非拔花翎褫黄褂不可。”[25]军机大臣、李鸿章的亲家张之万与之争论，而翁同 站出来支持李鸿藻的意见，“高阳（李鸿藻）正论，合肥（李鸿章）事事贻误，不得谓非贻误”。[26]辩论到最后，翁同 、李鸿藻占上风，军机大臣草拟两道奏片，一道要求叶志超设法打通平壤到义州的通道，一道请旨严厉处分李鸿章。中午时分奏折递上，下午就有了回音，光绪皇帝准奏，下旨拔去李鸿章花翎、剥夺黄马褂。批准如此之快，清流人物喜出望外，翁同 直呼“真明决哉”！李鸿藻乘势在军机处痛骂李鸿章开战前的主和态度是有心贻误，“词气俱厉。”[27]
同一天，平壤城外被日军俘虏的盛军军官栾述善和很多难友一样，刚刚得到一个小小的饭团。
“……死既不能，生更犹死，两手背缚，发用绳联。十八日申刻，始发给饭团一握，舌为匕箸，膝作杯盘，俯首就餐。忽尘埃上坠，泥沙兼半，口难下咽。渴极频呼，仅给臭水一滴。如是者二十余日，忽称送往伊国。足无整履，身少完衣，由中和至黄州，奔波百余里之遥，不容喘息。九月初八日在江口上船，如入陷阱。坐卧不出寸步，便溺均在一舱，秽气熏蒸，时欲呕吐。十六日至日本广岛下船，狂奔十余里，立毙数人，始登火车。十七日到大阪府，住南御堂厂舍。鸟正飞而入笼，蛙欲怒而在井。一日三餐，入口者无非霉烂萝卜。数月遍身尽是腌脏衣服。似僧而有发，如道而无冠。月暗风凄，频洒思家之泪，物换星移，常兴失路之悲。”[28]
北洋海军舰船志
研究海军历史，必然要研究军舰，研究舰船的发展历史。舰船志，讲军舰的前世今生，讲军舰的各种性能参数，讲军舰的各种细节。这类书籍，欧美、日本出得很多，印刷得极为精美，研究的水准很高，甚至也包括了中国历史上的军舰。但是同类作品，中国国内却非常少，《北洋海军舰船志》是中国近代海军研究书籍中第一本此类题材的作品。这本书既通俗可读，同时又具有学术性，是海军史研究者爱好者的一本北洋海军舰船辞典。
北洋海军舰船志:曾经的亚洲第一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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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陈舜臣大历史写作的开山名著
陈舜臣先生的历史小说《甲午战争》最初由日本著名的中央公论社出版，一问世便成为日本最畅销的小说之一。本书从发生甲午战争的时代背景谈起，以袁世凯、李鸿章、日本的陆奥宗光、朝鲜的金玉均为中心，从中、日、英、俄、德、法、美等国际情势叙述甲午战争之所以爆发、战事的经过以至马关条约的签订。作者用淡淡而娓娓的笔致，描写出垂老的晚清是如何被青春萌动的明治日本打败，更捕捉到了那个时代的气氛。陈舜臣写历史小说，最难能可贵的是，一定自己亲自前往有关国度、地方做实地调查；一切有关资料和史料都一一过目，融会贯通。因此，他对历史真相的把握，远比一些历史学家要正确、有深度得多。韩国某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甲午战争》，许多韩国人这才明白那一段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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