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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战争中的和谐与不和谐 .2

作者:美-爱德华·鲁特瓦克 当前章节:4267 字 更新时间:2026-6-14 02:09

但从另一方面讲,当时的国际形势对埃及却十分有利。1973年时,美国刚从越南脱身不久,无心再战。苏联却跃跃欲试,喜形于色地声称在世界政治的现实生活中与美国取得了战略上的“平等”地位,而事实上,美国在1972年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中已很轻易地向苏联做出了这种让步。在全世界对石油的需求日益增长以及美国国内石油产量下跌的情况下,波斯湾地区的阿拉伯石油出口国靠限制石油出口掌握了油价的决定权。这些国家的石油生产是其它国家无法取代的,任何的石油出口中断都会立即显示出它们的强大威力。从以色列这方面看,当时它在外交上处于一种很软弱的地位,因为它绐世界留下的印象是满足现状,在解决冲突方面不愿合作。

正如我们所知,在不利环境中纵向作用影响可能会十分有限;而横向的潜在强点又不一定起任何作用。如果埃及人当时什么也不做,也许可以指望日益增长的外交压力最终将迫使以色列放弃占领的领土,并且不会因此换来它所要求的外交承认。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欧洲、日本将更加依赖阿拉伯石油,结果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对以色列的外交压力。但是,所有这些前景不仅过程漫长,而且是很靠不住的。一旦美国重新活跃起来,而苏联反而被内部困难所纠缠;阿拉伯产油国将不会敢于承担为埃及的利益而使用对石油出口的控制权所带来的后果。再者,它们对石油市场的控制权也不见得能永远保持下去。

只有靠军事行动才能激发埃及在横向领域里的潜在力量。这些潜在力量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国所拥有的那种工业力量,而是外交优势,是善于利用他人力量的能力。即苏联在世界事务中的份量以及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武器”。诚然如我们所知,埃及人实际上无力打赢一场战争,他们也明白这一点。但很清楚,他们不必取得彻底胜利就能达到对以色列施加外交压力的目的。的确,如果埃及人能够一路杀向特拉维夫,他们就用不着首先赢得外交上的支持了。但是,靠零散的袭击或炮击施加小的压力,埃及人不能引起苏联和美国的注意。只有跨过苏伊士运河,埃及才能引起苏美的注意。但这又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因为以色列人随后会发起反攻,把埃及人不光彩地赶走。因此,萨达特需要一次真正的战斗胜利,即使这次战斗不能导致战区性的战役胜利。

苏伊士运河100码宽,水流平缓,本身并不难渡过。以色列早已不沿运河岸边的工事派兵驻防,而是依靠装甲机动部队实施防御。以军将快速展开一个加强坦克师对付埃及的渡河行动。此外,以军极大地依赖空中力量。 [ 注:所谓巴列夫防线的大多数据点是没人据守的。1973年10月6日,大约450名士兵分散在从苏伊士运河一端到另一端的14个有人防守的据点中。每公里的平均人员密度为大约4名士兵。以色列人的防御计划(“鸽窝”)主要依赖西奈常备师的290辆坦克和14个炮连。见巴尔托夫的《护壁》10月6日的图表。 ] 因此,埃及人渡过河去并不难,但渡河后,埃军必须马上对付严阵以待的以军坦克。在渡河后三天左右的时间里。以色列会立即动员起它的后备役力量全力发起反攻,埃及抵抗住这场大反攻的希望更为渺茫。与此同时,假设埃及军队打垮了在所有可能的渡河点上防守的以色列坦克部队,那么以色列空军将对埃及军队进行全面轰炸,而埃及的战斗机在空战中不是以空军的对手。

埃及人解决这个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的办法堪称楷模,无论在纵横向领域内还是在纵横向之间,埃及人都达到了和谐的境地。在横向领域内,埃及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在外交上竟然劝动以前与之关系很不融洽的叙利亚政府同时发起进攻,从而使以色列不得不把部分后备部队派往戈兰高地,而不能把大部分后备部队派到西奈前线。结果,在战争开始后的第一个星期,以军从5个满员的后备役坦克师中派了2个坦克师与叙军交战。在横向领域内,埃及计划成功的另一个因素是,它成功地结合运用情报、宣传、欺骗等手段使预计的进攻达到了完全突然的效果,尽管埃及向运河地区集结部队和舟桥器材的行动是无法隐蔽的。埃及的企图获得了成功,直到10月6日上午9时20分,埃及当天的进攻已经展开,以色列才作出动员的决定。根据通常的理论,达成突然性的条件是传达真实信息的“信号”被“噪音”或者说被更多过时的、错误的、欺骗性的信息所掩盖。这一理论的发展是强调审慎欺骗的重要性。 [ 注:见巴顿·惠利《代号巴巴罗萨》(1973年)。 ] 但其中可能还有更深刻的道理,正如事实已经证明的那样:实施欺骗之所以能够骗人是因为有着强烈的自我欺骗的诱因。

以色列人在10月6日的突然袭击发生前的几个月里是能够而且确曾密切监视埃及人的兵力集结的,正如斯大林在1941年6月22日的突然袭击发生前的几个月来一直注视着德国的战争准备。美国在1941年12月7日以前很久就知道日本即将在某地发动进攻一样。但以色列由于国内外的政治原因, [ 注:见巴尔托夫《护壁》第188-217页。 ] 没有采取行动阻止埃及的战争准备。一旦允许敌人构成某种威胁,剩下的就只有为自己的无所作为寻找合理的依据。以色列人以为,萨达特又在虚张声势,就象他以前总是虚张声势一样。这好比斯大林认为希特勒会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某些要价(他是倾向于接受这些要价的);又好比罗斯福政府清醒地估计,从政治角度看,战争必须由日本人首先发动才比较有利,(当然,没有料到日本人会袭击珍珠港)一样。正如实际所发生的那样,以色列人的自以为是的心理如此之强,以至连那些追溯起来再清晰不过的警报都不予重视。

然而,对任何突然袭击的理论都不应过分泻染。如果真警报不因政治原因和自以为是心理而被忽略和隐瞒的话,就可以在事后轻易地变成假警报(尤其从战略的对立面逆转的直观来看)。以1973年的10月战争为例,如果以色列在萨达特的办公室安插一个间谍或窃听器,提前几个星期就知道萨达特计划做什么,并且动员后备部队,向前线派遣两、三个师,萨达特就会取消他的进攻,10月6日就什么也不会发生,真警报就会变成假警报。当然,等到下一次,突然袭击就可能会成功,因为以前它未曾搞成。

正如实际所发生的那样,尽管以色列后备师的动员因突然袭击而延迟了,但埃及人仍需对付以色列的坦克和空中力量。事实上,萨达特的部下相信,一旦以色列的后备部队充分动员起来,即便动员延误,即便还有一部分被抽调到叙利亚方向,埃及人无力顶住以军的进攻。这个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横向领域内却找到了答案。战斗发生几天后,一旦产油国和苏联的外交支持被调动起来,美国又及时受到震撼,埃及就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取得强加于人的停火方案,将10月6日以后它所占领的地方固定下来。不过,埃及仍然面临运河正对面战备水平很高的以色列坦克部队和严阵以待的以色列空军。从这一点看,光是纵横向的和谐是不够的,还不得不在纵向这个单一的领域内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而在协调纵向领域各个层次上的行动方面,埃及人也同样取得了成功。最说明问题的是埃及人在技术的层次上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们装备了大量的反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实际情况证明,防空导弹的效果远比预期的效果要好得多。反坦克武器的性能比预期的更出色,至少在战争刚开始时是这样的。但光靠武器本身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埃及军方在战术层次上同样找到了对付以军坦克威胁的办法。埃军以意志坚强的步兵组成反坦克小组,利用以色列坦克没有步兵近距离掩护的弱点,用手提式火箭筒在发射阵地内向靠近的以军坦克射击。结果,以军坦克冲向埃军反坦克小组的发射阵地时行动迟缓,埃军反坦克小组在伏击以军坦克时所处的情况比预想的更有利。

更为重要的还要属埃军为对付以色列的飞机和坦克在战役层次上找到的解决办法。埃及的渡河部队是由步兵和摩托化步兵组成的,而不是装甲部队。埃军没有拘泥于军事教科书上的教条,即以步兵占领桥头堡,然后快速行进的装甲纵队在一天左右的时间里从步兵占领的阵地上通过。埃军希望不使自己的装甲部队正好成为以军坦克炮的靶子,并希望削弱以色列空军的攻击效果。实战中,以色列坦克很快打完了机枪子弹,不得不用穿甲炮弹向埃及步兵射击。以色列的战斗轰炸机没能发挥它们攻击外形分明的装甲车辆的威力,却只能在导弹的不断威胁下向疏开的埃及步兵分散地投下炸弹。埃军的这种做法在战区战略的层次上同样达到了效果。埃军没有集中渡河,而是沿70英里的运河沿岸多处渡河。这样,以色列空军无法对渡河设施进行攻击。埃军的渡河工具不是少数几座容易发现和摧毁、难以修复的、供装甲部队使用的重型桥梁,而是许多损坏部分容易修复的轻型浮桥、以及几乎完全不值得以色列用空军进行攻击的往返频繁的小船和水陆两用车辆。

结果,埃及人和谐的计划带来了巨大的成功。10月6日,埃及人十分成功地渡过了苏伊士运河,既击败了沿线以军坦克的抵抗,又顶住了以军飞机的攻击。他们甚至在10月8日击败了动员后的以军部队的第一次反攻, [ 注:更详细的叙述见阿弗拉哈姆·阿丹《在苏伊士运河岸边》(1980年)第91-164页。还可参阅马丁·范·克利弗尔德在《战争中的指挥》(1985年)一书第218-231页的卓越分析。 ] 把成功的上升曲线推向顶点。这时,“石油武器”发挥了作用,美国被震撼了,苏联也扮演了预期中的角色。但取得如此意外的成功之后,抵抗住了以军坦克和飞机的埃及人却禁不住非分之想的诱惑,他们没有接受一项本来可以得到的有利于自己的就地停火方案,而是决定滥用自己的战争运气。10月14日埃及人发动了一次传统式的装甲攻势,企图越过自己能力的极限和成功的顶点进行作战。结果弄巧成拙。这次攻势的迅速失败成了这次战役的转折点。到1973年10月15日,以色列人渡过了苏伊士运河,时间正好一个星期,埃及人反而请求就地停火,而这时,埃及的许多部队陷入重围,以军距开罗只有70英里。当然,对以色列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战役层次上的胜利,而不是大战略层次上的胜利,因为以色列人不能继续占领开罗,根据自己的意愿规定和平条件。

相反,倒是埃及人在大战略层次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尽管这个胜利非常有限。它的正式标志就是1974年的脱离接触协定使埃及控制了苏伊士运河两岸。事实再一次证明,当横向的相互作用参与进来之时,单单纵向的成果足以在大战略上获得有限的效果,而横向的潜在强点如没有某种纵向的相互作用就不一定会充分发挥出来。没有政治谋略的战争几乎总是要失败的,而没有战争的政治谋略也不见得总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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