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鲁特瓦克 [美国]
[出自《战略——战争与和平的逻辑》] 1992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从战略的五个层次和两个方面来揭示反常逻辑的机制，并在此过程中阐述战略的一般理论。当然，这只是一般性的描述，而不是硬性的规定。至于由此衍生出来的大战略的行为准则、大战略的实际含义、甚至大战略的整体计划，都必须留给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拥有决策权的人去决定，尽管该理论已清楚地表明怎么样取得最佳的结局：即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到在某时明确地选择某项行动，而是在经过审慎地反复研究五个层次与纵横向两个方面后作出协调一致的决定，保证各层次与纵横向之间的相对和谐；不是无节制地追求成功，而是有意对成功进行某些限制，避免各个阶段超越顶点。
但是，当要把这个一般理论运用于实践中时，需要十分审慎。首先，使各层次与纵横向保持和谐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如果我们认真地看待理论的话，即使选择一种武器也要煞费苦心。计算开支和技术检验已够费力了，但事情仍未了结。还必须在战术层次上对武器进行估价，先检查开初如何使用，预计敌人的反应，然后确定这种武器在事后的真正效果。这只是在战役层次上进行分析的前奏，接着在战区战略层次上分析——为各个利害攸关的战区进行反复的分析和研究。如果武器非常重要，超出了狭窄的专家圈，引起社会各界的注意(因为具有新的性能、强大的威力、或只是大小异常，或具有核的功能)那么，在大战略层次上进行估价之前，必须估计到它可能在横向领域带来的外交和宣传的反响。即便如此，在对盟友和敌人未来可能作出的反应进行分析之前，这仅算是个暂时的估计。如果采购了新武器，那么应该考虑的就不再仅仅是现有的力量、武器、反措施和态度，而且还有新武器出现后可能引起的新的配置方式。
的确，在军事决策中也考虑了上述一些情况。甚至只顾眼前的实用主义也不能仅仅根据战役的需要来决定核问题；同样，武器设计中的技术选择也不能完全忽视战术使用的要求。然而，应用该理论需要全面反复考虑各层次和纵横向，与此相比目前的做法还有很大差距。通常的情况是这样的：即拥护这个或那个决定的人只关注一个或两个层次。要么是这些层次与他们的专业知识相适应，要么是在这些层次上的分析易于获得合意的结果。军事编年史上充满了各种武器的使用情况：有些武器在技术上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如果当初考虑到它们基本的战术反应的话，就根本不会生产这类武器(例如在1943年的库尔斯克战役中，德国人损失了昂贵的斐迪南坦克，因为它们缺乏机枪抵挡俄国步兵)；有些武器在技术上和战术上都取得了成功，它们在战役层次肯定会失败，本应料到却没有料到(例如，二战期间，各方都试用的反坦克飞机。现在又以更高昂的代价生产，但它们在搜寻坦克集群过程中同样会遭到高射炮集群的反击)；有些武器在各个军事层次上都获得了成功，但因为其他国家的反应在大战略层次上却适得其反。(例如，1941年以前德国生产的战列舰所得到的结果只是英国不共戴天的敌意)。
如果该理论不是用于指导单项的选择，而是用来确定大战略的总体计划的定义，那么，还需解决更大的难题。首先，国家政策的各项目标(无论是由传统、官僚机构的妥协、独裁者的意志决定的，还是由人民民主选择的)必须协调—致。国家政策的目标明智与否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各项目标不能相互排斥或前后不一致。否则，规范的大战略定义将是不可思议的。其次，必须为战略的纵横向两方面制定准确的行为规范，其中包括在各个层次上的军事政策和对有关所有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全部细节。
不管大计划可能包含多么深邃的智慧，执行大计划还有赖于无数个具体的决定。就军事政策而言。该计划在近期战备和未来作战力量之间确立的优先顺序体现在成百上千条不同的预算项目上；就保持何种部队的优先地位而言，它所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行政管理上的困难，因为各军兵种势必要抵制任何削减其力量而加强其他部队力量的计划。在军事方程式的输出一端必须在战区战略和战役层次上有远见地使用部队，为各个利害攸关的战区制定战区目标和统一的作战方法。在外交政策行动上，该计划的指导方针同样需要由负责外交、宣传、秘密行动和经济活动的独立机构详细制订并付诸实施。当战略目标与国内利益相抵触时，经济活动可能会遇到抵制，有时甚至失败。
即使不存在选举产生的议会对抗行政机构的意志和政府的大战略计划，即使政府外不存在任何能够向政府的政策挑战的利益集团，现代国家的多样化机构本身就是执行完整的大战略计划的强大阻力。每个民事和军事部门的设置都是为了追求自己明确的目标，而不是全面地，尽可能好地达成国家政策目标。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各部门的领导人一旦觉得该计划与其他机构的利益、惯例和愿望相抵触，他们就坚决抵制这个协调一致的计划。另外，直到那时，他们还缺乏该计划所要求的必不可少的技巧和手段。对于执行规范的大战略来说，现代化国家组织既是必要的工具，又是强大的阻力。
应用一般理论时需要审慎的第二个原因是实质性的而不是简单的程序性的问题。精心制定战略方案、使其大大优于实用主义的权宜之计，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通过对战略的五个层次和纵横向两个方面的剖析所揭示的反常逻辑的内在机制，我们自然可以看出仅在一个层次上作决定或无视其他方面的反应而制定单方面的政策都是错误的。但是，要避免这些问题而能动的运用一般战略理论就必须要在五个层次、两个方面同时探讨一个问题的全部有关内容。当付诸行动时，程序上的困难可能会造成决定中情况的失误和引起畸变。换句话说，应用理论所需要的详尽的决策程序和密切的政策协调都很可能发生失误。精心制定的战略方案在理论上具有优势，但在实践中这个优势就可能会丧失。正如在实际作战过程中，在理论上据有优势的复杂的机动作战计划执行起来会遇到重重阻力，以致于比简单的正面进攻还糟糕。
显而易见，当我们必须制定的是一次大战略的总体计划时，上述实质性问题的难度就会达到顶点。我们知道，在公共生活中经常听到呼吁要有一个“具有凝聚力”或“前后一致的”国家战略，这不仅毫无意义，而且确实容易引起误解。这些呼吁要求每个部门的政策都应在国家政策范围内紧密地协调一致。这从常识看是合乎逻辑的，但在战略范围内，只有那些似乎矛盾的政策才能避免反常逻辑的自取失败的影响。例如，当人们研究大战略计划时，取得一致意见，认为加强当前的战备是必要的(尽管军费不能增加)，结果只能以牺牲长期的武器研制，军事设施的建设等为代价来提高人员素质，增加库存品和加强训练。鉴于这种做法是牺牲了未来力量来加强现有力量的，那么这种军事政策必然要促使采取妥协性的外交政策，以至于采取和解的外交立场，限制敌对宣传和秘密行动，直至作出直接的让步来最终减少冲突的激烈程度。由于忽视了可变因素的影响，加强现存力量的一个“硬”军事政策就需要有一个“软”外交政策。因此，国家政策的总体行为似乎既缺乏凝聚力，也没有前后一致性，这恰恰是因为它在战略的纵横向两方面达到了和谐。
这个特定的例子表明，在国家的层次上战略行为所存在的另一个严重障碍是，民主政治领导人难以执行那些容易被认为是不合乎逻辑和自相矛盾的政策(就这个例子而言，通常也可能被指责为姑息养奸)。
一般来说，赢得公众对于反常逻辑政策的支持是困难的，因为要把反常逻辑政策解释清楚，不可避免地只有用违背常理之说。然而，这种困难并不是普遍存在的。专制政府就可以有意采取自相矛盾的政策，而不需作任何解释。它们可以一方面采取妥协性外交政策，甚至作出让步使敌人放松警惕，同时另一方面加强扩军备战。它们惯于声东击西甚至能够发起最大规模的突然进攻。当然民主政府也可以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但不能予以掩饰，因为只有造成一种公众怀有恐惧心理或对外抱有敌对情绪的气氛时，才能证明作出这种牺牲是值得的；它们可以威胁其他国家，但只有在此举被公开认为合乎道理之后；如果它们发动进攻的话，也不能进行政治上的突然袭击。只有在发生危机、人民已准备进行战争的情况下，它们才能进行战术上的突袭。
然而，尽管在实际运用一般理论时会遇到种种困难、障碍阻力和政治上的分岐，但所有这些复杂情况丝毫不能降低一般理论的有效性或抑止它的应用。这些仅仅意味着，在各个层次上的战略行为如同进行战争和外交活动本身一样，总是困难重重的。无疑，在多数情况下，无论大事还是小事，(以制定战区战略和作战方法到研制具体的武器，从战术选择到外交政策的某些有争议方面的行为)，人们都能够、也应该克服所有的困难，以便按照战略逻辑办事，并获得较好的结局。
制定和执行可协调各个层次上的政策的大战略，这个目标可谓雄心勃勃，但只要人们充分发掘智慧的潜力，凭借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发挥政治上的创造力，那就有可能克服困难达到目的。然而，这种出色的成就时刻受到不祥凶兆的威胁。在制定任何实质性的大战略计划的过程中，必然包含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因此，即使能够顺利制定和执行大战略计划也必然会带来失误成堆的极大可能性。政府日常行为中表现的鼠目寸光的实用主义决定和不协调的草率行事定会导致许多错误。但可以说，这些大都是小错误，而且幸运的是许多错误可以相互抵消。成功地应用规范的大战略会大大降低经常犯不和谐的小错误的可能性，但只有敢于集中精力不怕冒犯更多更大错误的风险才能做到这一点。
结束语
爱德华·鲁特瓦克 [美国]
[出自《战略——战争与和平的逻辑》] 1992
尽管存在着障碍、阻力和风险，但这里所表述的一般理论还是为实际应用提供了一定的具体范围。对于军人和政治家来说，它不可能象地形图对探险家那样有用；但至少能够象向导可以引导丛林探险家辩认有毒植物那样起作用。反面的忠告也是有价值的。
第一，一旦人们理解了反常逻辑规定矛盾冲突是无所不在的，那么，战略实践就可避免普通逻辑那种系统地、令人误解的影响。对于外交政策行为来说，这种理论最终便使其从“一贯性”与“具有凝聚力”的虚假教条中解放出来，使之有可能采取存有重大矛盾而实际上和谐一致的政策。军事领导人总是能够采取反常逻辑战术和战法(以至现在的非正规行动与仗应当怎么打的一般常理巧合一致)，但是，一旦开始认识到这种逻辑无所不在的普遍性，军事领导人就会摆脱线性逻辑思雄对平时军事政策的影响、有害的衍生观点和令人误解的效率准则。
第二，一旦人们认识到反常逻辑的动态后果，那么，他们在战时或平时谋求成功之际，在攻势行动和研制武器的过程中实施克制不再是出于模糊的节制本能，相反，靠的是当事物发展接近顶点时所特有的一种令人生威(畏？）的理性认识。只要认识到这种逻辑的运动永无止境，人们就会警惕防止行动过头，在思想上筑起一道有力的慎之又慎的屏障；遏制追求无限成功的兽欲冲动。
第三，一旦人们理解了战略结构及其明显的层次和纵横向方面，总体性的错误就会被披露、抵制、甚至直接制止——造成这些经常出现的错误的原因是由于在某些层次上武断地作决定而不顾其他层次的要求或单方面地追求成功而不与其他方面协调一致行动。
但是，一门学科未必具有实际价值才值得我们重视：战略研究本身就具有自己的价值，因为只有通过战略研究才能够解释清楚贯穿于人类冲突经历中令人捉摸不定的连续现象和令人困惑的各种矛盾。
附录
爱德华·鲁特瓦克 [美国]
[出自《战略——战争与和平的逻辑》] 1992
附录I 战略的定义
附录Ⅱ 苏联陆军：一个注释
附录Ⅲ 北约、苏联陆军和其他华约国家陆军：比较研究
附录I 战略的定义
我的目的旨在揭示战略的存在是作为人类冲突过程中产生的一个反复出现的客观现象主体，而不是规定行动的过程。当前大多数定义过于规范化，好象以为不存在这些客观现象似的，或以为这些客观现象一目了然，不值得给它们下定义。当然这就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一般性规定应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这并不是要求就如何解决特定范围内的一个具体问题表示具体意见。
最伟大的战略学家克劳塞维茨对用一般的、抽象的字眼给任何事物下定义是完全不感兴趣的。他认为这些企图是徒劳无益的，也是迂腐的。他独具特色地以水到渠成的方式在与战术作对比时用通俗的语言为战略下了定义。他写道：“现在，人们实际上已几乎普遍地把作战方法区分为战术和战略了……既然这种区分已被盲目地采用了，那么其中必然有深刻的道理……与此相反，那些个别著作家不根据事物的性质任意确定的概念，我们没有必要去考虑，并且只能认为它们是不会被采用的。按照我们的区分，战术是在战斗中使用军队的学问；战略是为了战争目的运用战斗的学问。”(《战争论》第二篇第一章第128页，普林斯顿版)
如同许多科学用语一样，“战略”这个词(法语strategie，意大利语strategia)间接来自希腊语的strategos。(将军)，但 stratcgoa并没有“战略”现代单词的含义。在希腊语中，与我们的“战略”一词相应的单词是atrategike episterme(将军的知识) 或strategon sophia(将军的智慧)。奥诺桑德的著作中使用的 “strategieos”或靠后些时候(莫里休斯使用的)“strategikon”之类的同源词具有说教性的含义。另一方面，strategemata(战略学)(strategematon是弗朗蒂努斯的拉丁文著作中所用的希腊文标题)描述了strategema(确切地说是谋略“stretegems”，或叫战争伎俩“rusex de guerre”)的制定。从公元前4世纪的埃涅阿斯到公元后7世纪的利奥或更长些时候，希腊人普遍使用 “taktike techne”。这个词代表了从补给到劝戒性的辞令(包括技术和战术的专有含意以及琐碎的外交活动)的全部有关战争的知识。Taktike techne翻译为拉丁文是ars bellica。1518年，马基雅弗利在《论李维》(事实上李维用过这个词)一书以后又在《用兵之道》中使用了“arte della guenas”(战争艺术)这个词，从而赋予该词以新的意义，并且使之得到广泛采用 (Kriegs-kunst,art de la guerra的意思都是战争艺术)。请参见琼编辑的《战略思想》(1985年)第57-59页维尔吉利奥·伊拉里所著的《全球政治战略》一文。
对克劳塞维茨来说，“战略”是规范化的。当代美国人所下的定义也具有规范性、即战略是“指导征募、装备和使用一个国家 (或联盟)的军事力量而达到目的的一门科学、一门艺术和一项计划(待修订)。它通过打击实际的，潜在的，抑或仅仅是假想的敌人而有效地促进或确保国家的利益需要。”(金氏编辑《军语辞典》，1960年版，第14页)
独具特色的是，美国军方所下的战略的现代定义含义非常广泛，即战略是“在战争与和平时期，发展和运用必要的政治、经济、心理和军事的力量，为国家政策提供最大的支援，以便增加胜利的可能性、获得胜利的有利后果和减少失败可能性的艺术与科学。”(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编《美国军语综合用法辞典》1964 年版，第35页)
《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辞典》对战争所下的定义表达得既广泛，而又具有同样的规定性，即“在战时或平时，利用一国或国家集团的政治、经济、心理和军事的力量向已实施的政策提供最大的支援的科学和艺术。”
由集体编纂、绝对是官方的《苏联军事战略》也论述了战略的定义。该书由索科洛夫斯基元帅主编，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又反映了官方机构的成见，也区别了叙述和规定性的不同含义。它写道：‘军事战略是关于为一定阶级利益服务的战争(即武装冲突)规律的科学知识体系。战略学——在研究以往的战争经验、军事政治形势、国家的经济和精神力量、新式武器和预想敌人的观点与力量的基础上——探讨未来战争的条件与性质、准备和进行未来战争的方法、各军种及其战略使用原则、物质技术保障原则、指挥战争原则和领导军队原则。同时，这也是最高军事政治领导机关、统帅部和高级司令部实践活动的内容。这与它们领导国家和军队准备和进行战争的艺术有关。”(斯科特译编的《苏联军事战略》1975年版第11页)
安德烈·博弗尔将军所下的简洁的战略定义，既合乎规范，又是在叙述的基础得出的，与我在本书阐述的观点不谋而合，即战略是“人们决心运用武力来解决冲突问题的辩证法艺术。”(《战略介绍》1963年版、第16页)
附录Ⅱ 苏联陆军：一个注释
长期以来，以师的数量来衡量苏联陆军的战斗力已成为习惯。苏军的师一贯是数量众多的，部分原因是苏联青年普遍应征入伍，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复员军人被分配到按照不同的战备程度组建和装备的预备役部队。事实上，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把苏陆军看作是由预备役构成的强大力量，与以色列的陆军极相似。其结果引人注目：例如，在写本书时，估计苏军拥有51个坦克师、142个摩步师(实际上全部机械化)、7个空降师。其中四分之三的师只有现役干部、但是，所有的师都能够迅速投入战场。西方估计苏军动员迟缓的说法是不可靠的，因为苏军并不幻想士兵完全合格、装备务必齐全、建制一定满员。只要苏军具备起码的能力和基本的装备，就很可能派出部队投入战斗。装甲战的模式就是这样：需要高质量的部队当先锋打头阵，而作为整体的装甲攻击力量则有赖于众多的低质量部队的有力支援。
然而，作战行动是以集团军、而不是以师为单位实施的。集团军由一个单一司令部机构领导下的四、五个师组成，另外其建制内还编有一些师规模的支援兵力。例如，目前，每个集团军应包括一支庞大的炮兵部队、一支地对地导弹部队、一支强大的防空部队、一个由64架直升机组成的团、一个精锐的空中突击营、一个拥有150辆坦克的坦克团(某些西方的师不过只配备 200辆坦克)。
集团军依次组成各“方面军”(计划进行大规模作战部队)，各方面军自身拥有建制的支援部队。例如，当前每个方面军据说包括一个完整的炮兵师，拥有许多火炮，榴弹炮和重型迫击炮，几乎如同西方某些较小的集团军一样，(共有240门炮)；与西方不相上下的防空部队、携有核弹头的地对地导弹部队、两个直升机团、一个精锐的空中突击旅和配有多达200辆坦克的独立坦克旅。
因此，那种以计算师的数量来衡量苏陆军力量的方法会使人产生双倍误解。一方面苏军师比主要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军的师的编制要小；另一方面这种方法忽视目前估计为40多个集团军和16个方面军建制内的支援部队所包含的巨大力量。
按师(和装备)的数量计算法还忽略了苏军作战能力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即向其他全机械化部队提供独特的准突袭能力的精锐部队。该部队士兵的征召、训练和检验均由独立的空降兵组织负责执行，服役年限比一般士兵(5年)要长，并要接受跳伞训练(尽管在多数情况下，他们由直升机机降或投送)。苏军还专门研制了供空降兵使用的一整套适合空运的、履带轻型装甲战车。目前，该部队的力量包括：7个空降师、每个师编制人员 7000人，拥有建制的空运机动轻型装甲战车和火炮；一线的空中突击旅，人员有2000至2500人，配备一些轻装甲战车；空中机动突击旅，有1700至1850人，备有轻装甲战车(他们是临时性的，或是为次要战线服务的)；和建制归属集团军的空中突击营，每营不满500人。此外，还有突击部队(特种部队)，其中一部分能够进行伪装作战。据称，苏联目前已有19个特种部队 “旅”和“团”，但这么些“旅”、“团”的称号过高地夸大了实际力量水平。最后，苏海军还拥有共18000人的精锐的海军陆战队。
资料来源：
国际战略研究所：《军事力量对比》1985—1986，第22— --23页、第188——189页《军事力量对比》1986——1987，第 37页。
《两栖作战评论》(1985年)一书中戴维·艾斯比所著的《空中突击和苏联陆军的空中机动旅》一文。 上书中诺曼·帕尔马所著的《苏联海军陆战队》一文。
附录Ⅲ 北约、苏联陆军和其他华约国家陆军：比较研究
以合成部队和装备的数量来比较研究军事力量易于使人误入歧途。因为这种方法忽略了一部分更重要的力量：即士气、纪律、凝聚力、指挥、战术、作战方法和战区战略等无形的因素。但若按此法来比较研究北约与华约的地面部队，将会造成异乎寻常的更大误解，因为通常的计算单位——“师”对苏联陆军来说基本上没有多大意义(见附录Ⅱ)；在任何情况下苏联陆军师都是数量上极不相等的合成部队的一部分。即使它们属于同一类型的师也是如此。
例如，据估计，目前苏军每个满员的一线坦克师有10500人和322辆坦克(其他的师编制明显地小)；相比之下，美军相应的装甲师有16500人，只比苏军坦克师多2辆坦克(即324 辆)。同样，苏军满员的“摩步师”(机械化)有12500人和271 辆坦克，而美军相应的机械化师有16000人和270辆坦克。西德陆军在北约陆军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但它的坦克较少。它的装甲师有300辆坦克，装甲步兵师有250辆坦克，但人员较多，分别是17000人和17500人。拥有16300人的英军装甲师只配备了 280辆坦克，只比苏军一线的摩步师多一点，而法军师的人员甚至此苏军摩步师的人员还少得多。
事实上，苏陆军与北约地面部队在编制上还存在着一贯的区别：即苏军4个团组成的师比建制为3个旅的北约的师人员要少，但重武器多，尤其是用于进攻作战的坦克、战斗运输车以及火炮和防空武器。北约部队所装备的武器都是小规模生产的耗资巨大的武器，数量不多——尤其是那些适宜于防御战术的反坦克导弹之类的武器。因此，较贫穷的苏联，军队多资金少；较富裕的北约国家，军队少而资金多。
如果把人员数量作为衡量战斗力的主要标志的话，那么与美国、西欧的师相比，苏联陆军师只应按其数目的60％来计算。但是，若以它们的装备条件来衡量，那就可以如数计算师的数量。假如是这样，那么双方在全面动员时估计的人员数量对北大西洋联盟来说颇令人不安：苏110个坦克师和摩步师对付北约 89个装甲师和机械化师。如果把比较的范围扩大到非机械化师 (徒步／车载步兵、空降兵和山地部队)，那么师的对比数量则很有利于北约：目前北约可以把全面动员的54个师开赴战场，而苏陆军只有6个师。不过，前者多是普通步兵，而且是装备极差的预备役步兵，后者尽管每个师很小，只有7000人，但都是精锐的空降师。
事实上，作为一个整体的华约地面部队和北约地面部队另一个系统的区别是，在编制上，前者具有同一性，而后者则是五花八门。据目前估计，双方能够动员进行战争的全部师的数量是：北约143个、华约180个。华约绝大多数师属于三种类型，即坦克。摩步和空降师，而北约的师则是花样繁多，包括意大利的山地步兵(阿尔卑斯)、美海军陆战队、德国装甲师、土耳其徒步步兵、基本上处于初创阶段的希腊预备役师和由长年服役的职业军人组成的英国师。在一定程度上说，五花八门反应了对当地地形的适应性和发挥各民族的长处——土耳其的陆军能够依赖精良的步兵、西德在装甲部队上占有优势、意大利的山地部队属于领先地位——这些确实对北约有利。但是，令人怀疑的是联盟拥有庞大的非机械化师。它表明糟糕的陆军严重缺乏装甲战车，而不是出于适应不同环境的需要。
地理环境还说明了另一种不对称现象。华约所有的师都可以通过陆路输送开赴前线，而美国(和加拿大)的增援部队则必须横越大西洋、几乎全部依赖缓慢而又危险的海运。目前，在北约能够全部动员投入战斗的89个装甲和机械化师中有13个师、54 个非机械化师中有15个师都要来自美国。
北约与华约地面部队最后一大区别是，可以认为盟军对前者忠诚，而一些华约国家部队对后者有潜在的不忠。这一点并不象有时表现的那么明显。首先，无论如何，苏军占华约军队的大部分(按现在全部动员情况来估计57个坦克师中的41个师，112 个摩步师中的74个师都是苏军)。其次，装甲战的样式甚至可以有效地利用并非忠心耿耿的部队。它们不能在前沿阵地可靠地实施突破。但可以用来据守次要战线。增强突破方向的兵力和势头，占领被成功打开的进攻轴线两侧地域，吸引西方打击苏军的反攻力量。没有道理指望目前很驯服的部队在战时会突然反叛。确切地说，按目前的估计，部署在附属国的苏军师的数量(以及大批额外的部队)将会急剧增加，从53个增至115个坦克和摩步师。最保险的假想是，如果苏军赢得了胜利，华约部队将会俯首听命；一旦苏军失败，它们就会不服从。换句话说，如果北约干得好的话，它将会获得华约众叛亲离的意外的好处；但若干得不好，那就不能指望捞到这样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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