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身在曹营心在汉，指罗贯中著《三国演义》第三十六回中徐庶离开刘 .9
和中央军委的电报。敌人又在厉行其所谓总力战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巩
固一部基地，加紧整理城郊保甲制，实行联保联坐法［1］，提出并发动“自发”
的结合，建立自治自卫之政治组织、自给自足之经济组织和自肃之社会组织。
其着重点在于打击我之打入工作与强制进行献金运动，而军事上包括伪军在
内，强调重点与集中配置，增加城郊之防御与出击力量。
（二）顽亦在急谋建立统一指挥，已采取军区制，企图乘敌后空隙恢复
力量，并有重新由河南抽调部队入鲁之谣传，其分散之地方实力约计有七万
人（津浦路东）。他们对重庆感到失望，又认为我对他的威胁太大，未公开
投敌之部分，也只差宣布番号。现己同敌人进行积极谈判，向敌人要条件。
由于盟国的胜利，敌人失败已成现实，以致他们各个内部，尤其是中、下层
的分裂可能性增大，就不能不仍然彷徨于公开投敌之歧路。
（三）因此，我必须提高警惕，准备打击敌人任何一种“扫荡”，对顽
亦不能忽视其存在之力量，还有可被利用之条件，他们的合法地位与正统思
想，仍有强烈之作用，在敌占区伪化上层组织机构中，有他们“曲线政策”，
反动的战果。
（四）我们为了准备打击敌人任何一种“扫荡”，并求得更加巩固地发
展自己，保有最有利反攻阵地，提出如下之部署：
（1）争取迅速地完成铁路线以内各个根据地间之联系与打通，使之成为
一片。如鲁中、滨海、鲁南间是存在有利的条件的。自攻克沂水与沂河两岸，
大部分在我控制中，敌只占临沂诸县，郯城已处于我愈益逼近的包围中。我
应根据内线工作的成熟情况，选择敌人分区“扫荡”时机，或有利于我之时
机，首先收复莒县、郯城，彻底破坏台潍路临枣段与诸莒段，造成对临沂之
① 本文是罗荣桓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主持召开了红军第一军团政治工作会议后，由他起草并以他和军团
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的名义发出的书面指示，总结了反“围剿”中的政治工作经验。罗荣桓时任红军第一
军团政治部主任。
孤立是可能的。这是鲁中、滨海、鲁南自今冬到明春统一的战斗目标。
（2）鲁中对敌修筑泰博铁路支线的破坏，应集中组织自己的力量，分头
进行，坚决贯彻斗争之；继续寻求机会消灭吴化文，目前尤应乘其内部之恐
慌与困难，加强我之政治攻势。
（3）各军区对恢复与扩大之地区，应加强地方武装基干之培养，向接近
之敌区伸入，发展新的游击区，不要终止自己之推进，但仍以政治攻势力主，
游击战为辅，特别在铁道与大中城市之附近，应建立坚强之武工队，统归城
市工作委员会领导，遵守城工工作一切要求与纪律，这一条是同我巩固根据
地与发展城市交通工作并
重而不可分离的任务。另一方面，迅速加强新地区的群众运动，才能使
我进一步的发展。
（4）我们为了打击顽固派之重新结合与复兴计划，以巩固我之优势，杜
绝其增加力量与来鲁之企图，消灭其最大可能之立足点与依托，又到了时机。
我们应在此胜利形势下，乘着国共谈判毫无结果之机，对国民党腐败无能，
对赵保原、张景月［2］、张子良［3］等之公开资敌和投敌行为；有系统地公布
他们的种种叛国罪行，发动强烈之政治攻势，配合经济的压力，促成其内部
分化瓦解。胶东、渤海军区，应作为当前主要作战目标之一。
（5）对顽军不采取普遍的军事打击，只消灭其对我危害最大者，并根据
林祖涵在参政会的报告［4］，到处宣传国民党之腐败无
能，已至绝望境地。打击顽军中之合法地位与正统思想，分化争取某些
部分或一部分之某些股之中立，而孤立其中最反动者。
注 释
［1］联保联坐法，指日军在其占领区仿效国民党政府实行法两斯统治的基
层政治制度——保甲制度。规定保甲之编组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十户为
甲，甲设甲长，十甲为保，保设保长，实行各户互相监视和互相告发，称为
联保联坐法。
［2］张景月，时任国民党军鲁中军区副司令兼保安第三师师长和第十四行
政区专员。
［3］张子良，时任国民党军鲁北军区司令兼保安第六旅旅长、第五行政
区专员。
［4］林祖涵在参政会的报告，措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中共代表林伯渠
（林祖涵）在第三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报告国共谈判经过，并要求改组国
民政府，改组统帅部，国民党应立即结束一党统治局面，同时召开各党、各
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代表的国民会议，组织各抗日党
派的联合政府，以求国内政治问题的解决。
卫生干部要加紧整风①
（一九四四年冬）
在山东集合各战略区的卫生干部，来全面总结工作，这还是第一次。在
全盘工作总结上看到，卫生工作是有成绩的，治愈了大批伤病员，连队的卫
生工作也开始活跃；还须特别值得我们指出来的，是我处在敌人频繁的“扫
荡”与剔抉的环境中，卫生干部很缺乏，技术低劣，药材又困难，而我们的
医院又收容大批伤病员，能保证他们安全休养，使他们没有受到大的损害，
并治愈了二万以上的伤病员，这是一件大事情，可以说是护理与治疗工作上
的奇迹。这说明只有在革命事业上，在人们为着自己的事业上才会是现实的。
可惜我们还没有十分重视地来总结这个经验，发扬这个经验，来克服我们卫
生人员中现存的缺点：强调客观困难，单纯的医院观点与脱离群众的现象。
这些缺点不完全是由卫生部门工作产生的，是由于军事指挥机关、供给
机关没有更好地协同卫生部门解决一些必要的问题。如经费支付不够，药品
困难，人员缺乏，伤病员的生活未有更好的改善，党政工作薄弱等。军政供
给机关没有很好地协同来解决这些困难的原因：一方面是他们爱护伤病员的
观点薄弱，群众观念不强；另一方面卫生部门本身也有很多缺点，尤其在干
部思想上存在很
多毛病，这是必须提出来解决的。
我们不要因为自己工作做出了一些成绩而自满起来，高傲起来，不愿指
出缺点，甚至对缺点采取放任与自由主义的态度，这是错误的。每个同志在
总结与检讨上都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不要顾虑，怕说出缺点而影响成绩。
我们必须认识，缺点的指出不是从打击个人出发，而是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来
总结我们全面的经验，为了整个事业的利益。事实上往往我们很多好的成绩，
很好的经验，也是从指出缺点改正缺点方面得到发挥与巩固起来的。
卫生部门工作的缺点与干部思想上存在很多的毛病，究竟有些什么？这
里不准备一般的来讲，而只把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提出来讲一讲。
首先从卫生部门整个工作看，组织领导是不健全的，干部思想上存在着
普遍的自由主义，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造成了工作上的分歧，失掉了统
一团结的方向，这就必然形成“工作不自主，不能贯彻始终，虎头蛇尾”。
有人说：“工作不自主，不能贯彻始终，虎头蛇尾，是困难太多，是军
政机关照顾不够，供给、后勤部门故意和卫生部门闹别扭”，而没有自我检
讨，这是片面的认识问题。有困难，我们应该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很好地
了解情况，不要主观主义的去做工作计划，只要大家一条心、一个思想地去
完成一定的工作目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至于军政机关与供给、后勤部门
有些狭隘，这是事实，但卫生部门工作自身没有搞好的地方，是不是就完全
可以推卸了呢？如卫生部门工作自身上的分歧，干部不团结，对下级情况不
了解，对伤病员不够关心，向军政机关提意见不是积极的全面的，如药品购
买管理使用上的浪费现象，这些都要求卫生部门要有自我检讨。我们不但不
应该把局部工作的缺点与整个工作的缺点分开来看，亦不应该把局部工作的
缺点硬推到整个工作上去，只有批评没有自我检讨，只有讲人家没有讲自己，
是片面的认识问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是会把原则闹成无原则的。
卫生部门组织领导不健全，干部思想上存在普遍的自由主义，特别表现
① 本文是罗荣桓在山东卫生会议上的讲话。刊载于一九四四年山东军区卫生部编《军医杂志》。
在行政、医务与党务工作上的互相脱节与分离，没有朝着统一的民主集中主
义的方向，互相结合和互相协同起来。
行政工作存在自流的现象，虽然也提出了自己的工作计划，但有些是为
了计划而计划的，没有经过自己思想上的动员与准备，也不是根据自己对情
况的了解。对一些严重问题，如干部不团结，单纯技术观点，宗派主义，不
安心工作，不关心伤病员，行政工作是采取了放任态度的。这主要由于行政
干部同级间、上下级间的不够团结，当面大家一团和气，怕失掉同事情面，
有话不说，背后各有自己的一套，同事似乎是对头了。有些争执的地方，并
不是为了原则的不同，思想的不同，只是各自固执片面的主观主义的见解，
从一些细枝细节上计较，以致影响工作，谁也不作主，谁也不负责，认为谁
作了主谁负了责就会倒霉；于是大家退缩起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各自
独善其身，但求无过，这是一种腐败的自由主义倾向；还由于从单纯技术观
点出发，认为行政工作没有可作的必要，不如作一个医务工作，提高个人技
术来得痛快，这是使行政工作自流的一个原因。
医务工作上若把技术与政治、行政分离的话，就会发展自由主义。如有
人认为作一个医务工作者是毫无拘束，不会犯什么错误，因此把整风看成与
医务工作无关，甚至有个别人认为医务工作者纵然犯了错误，行政上受撤职
处罚，也还少不了是个医生，于是就可以无原则的讲怪话，破坏纪律。对政
治学习，只是为了受到批评时，准备好反攻的词句之用。还有，不少医务工
作者不以同志态度对待伤病员，不认真诊治伤病员，粗枝大叶，敷衍塞责，
不愿做细小的工作，有的把护理伤病员的工作认为是下贱、低级的工作，要
处处表示自己技术高明。有的医务工作者为了追求技术上的提高，不考虑政
治后果，采取了以满足个人欲望的试验主义，乱打针，乱行手术，乱用药。
有的为了表示自己高明，毫无根据地自拟药方。据卫生部门不完全的统计，
因自拟药方损害伤病员健康的，已有三十多起。这一切都说明了单纯技术观
点所造成的错误，是把技术看成与政治、行政、与伤病员分离对立的东西，
把技术看成个人衣钵，自由自在的职业。
党政工作在卫生部门系统内，存在着一般化、公式化、麻痹的现象。对
单纯技术观点与自由主义，采取熟视无睹的自由主义，这是党政工作多少把
医务工作看成是一种单纯技术而存在的，把医务工作者看成特种人而放任起
来的。卫生部门干部思想上的单纯技术观点，是自由主义、宗派主义的最大
来历，而产生这种单纯技术观点的根源也有其社会性。我们的医务干部几乎
全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有的是经过资产阶级的专门学校出来的，有的是经
过旧军队出来的，有的是经过私人营业的医院出来的，有的是经过个人营业
或中国旧式郎中［1］先生出来的，这些出身都带来单纯技术观点（有资产阶级
社会性的，有半封建社会性的）；而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干部，虽然在数量
上是多数，但一般技术水平很低，尤其当他们接受医务教育，执行医务工作
中没有彻底认识新的技术观点，坚定自己的党性，也必然熏染上单纯技术观
点，脱离政治的超党性的技术观点。我们要反对单纯技术观点，必须从思想
上首先打通，建立起新的革命技术工作态度。
还必须说明，我们反对单纯技术观点，并不是反对技术工作、反对个人
技术的提高。我们一般的技术水准很低，还大大缺乏技术工作，目前我们需
要有更多的技术工作，更高些的技术水准，我们必须发挥个人技术工作的积
极性，吸收外来的技术工作。但同时要区别我们所需要的技术工作态度，不
是个人主义的，不是被雇佣来使用技术的，不是超政治超党性的，而是为了
自觉的服务于自己的集团、服务于革命事业而来使用技术。只有这样，才会
集体的去创造技术，提高技术水准，使个人技术能够得到更大的发展。这就
是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主义的思想。
卫生部门大多数干部工作都不安心，要求调动改行。这是有许多原因的，
但是与上述问题有基本的联系。如组织领导不涟全，干部思想上的单纯技术
观点、自由主义、宗派主义，弄得大家很苦恼，就一定会发生更多的问题。
有人说：“干部不安心工作，要求调动改行，这是军政机关与供给、后
勤机关不关心卫生部门的生活，没有解决物质上的需要，看不起卫生部门的
干部，政治上待遇不平等所造成的结果。”这是不是事实？我认为有一部分
是事实，但不是全部的，我在供给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对个人生活要求，有些把理想当作现实，认为既是党军，不应有一般的
个人生活要求的存在；同时，对个人生活要求上的解决，满足于一般津贴制，
存在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从这里可看出，不但对卫生部门干部生活要求上的
解决有些缺点，就是对军工工人生活，对其他人员的生活，也没有更适当解
决。另一方面，我们生产节约，在某一地区或某一单位，没有照顾整个部队
生活的改善，这也是事实。因此，一般说来不会对卫生部门干部生活两样看
待。个别方面对卫生部门干部的生活，可能有些疏忽，这一方面由于有些供
给机关干部的本位主义，另一方面还由于卫生部门干部因分散工作，隐蔽分
散，而发生对他们的生活照顾上的遗漏，这虽是事实，但不应该有夸大的说
法。有的认为卫生部门没有权，供给机关有权的说法，这是错误的，这不是
谁有权谁没权的问题。在我们这里，所有的工作都是党的工作，是党的一元
化的领导下的分工合作。至于工作关系上，发生了一些不协调，解决问题不
痛快，应该提出检讨改正，而不应说谁有权谁没有权。要求政治待遇平等的
问题，这种提法也是不对的，我们党主张在政治上官兵一律平等，反对军阀
思想，一切政治生活，都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无论何人都
有一定的会议生活，军纪上主张自觉，尊重每一个人的政治
人格。固此，我们队伍里就没有政治上不平等待遇的现象。提出这
个问题，多少是从一种单纯地位与等级观念出发的。八路军并没有
等级的严格划分，并且也不以等级来作为参加政治生活的标准。如果这
样办，这倒是我们在政治上承认有了不平等的现象。很多干部会议，以排连
营团各级作为决定到会的标准，这只是根据工作职务的分别，而不是拿将校
尉三等九级的来作标准的。参加会议等政治生活，主要决定于会议的性质、
目的与参加会议者的工作岗位、业务需要是否相吻合，而不是在政治生活上
有等级制度。某些可能发生的疏忽，这只能说是我们在政治生活的组织上有
些不健全的现象。还有如书报发行不周到，特别对卫生部门分散隐蔽工作的
干部，有些疏忽，这是事实，尤其帮助他们政治上的学习和思想上的整风，
是有很大的缺点的。这是卫生部门干部会议中所没有提出来的问题。
对卫生部门干部不安心工作，要求改行调动，究竟还有些什么问题应提
出来商讨的呢？我认为干部思想上的一些有害东西必须在整风学习中予以去
掉。
有些干部因为工作多年，技术上进步不大，想求得继续学习的机会，又
没有轮到自己身上来。还由于一般老的干部，尤其是工农出身或者虽是小知
识分子出身但文化程度较低，学习科学知识有些困难，工作上也遇到了困难，
又得不到自上而下的帮助与具体的指导。同时自己经常处在分散独立的工作
中，部队某些军政干部，对他们的工作生活与政治要求上，又没有加以注意，
这就可能影响他们的工作信心与工作情绪。又加上他们在医务上受到的一些
教育，大多是模糊的概念，不能应用，用了就闹乱子（如有的医务干部，对
普通流行疾病分别不清楚，使用苏打使病人中了毒，注射酒精弄死了人），
引起了部队不满，损害了他们在部队中的威信，促成部队中某些人员不要西
药而去找中药找郎中先生。
这说明我们医务教育工作，同样存在着教条主义。学校不看受教育者的
具体条件、训练时间和教育设备，只凭自己过高要求，摆上一大套教育计划，
包括内科外科，什么都讲，使一些文化程度低的学生、医务工作没经验的人，
一时要接受许多要学的东西，就不会有好的结果，对普通的卫生工作、防疫
护理工作不知道，而好高骛远地去对待科学工作。
有些同志因为作科学工作没有科学的态度，没有老实的作风，发生自以
为不错的想法。不愿作普通工作或对部队更实际又能收效的工作，不愿作护
理伤兵的工作，只想做开药方的先生、行手术的大夫，一旦达不到要求，则
大为不满。如果他是一个新干部认为受排挤，得不到老干部的信任；如果他
是个老干部，就发出更多牢骚，把他的同乡、同事、同入伍的都拿来翻遍，
不是说什么人骑了马，就是说什么人当了首长，只有他一个人倒了霉，埋怨
上级，认为土包子吃不开。这两种人又会走到一块来，共同的得出结论“革
命前途是光明的，个人前途是微弱的”，并由不满走到消极失望。他们必须
反省一下，不要作这种个人主义的打算。如工农成分的、小知识分子出身的，
已在革命的队伍中得到了学习和使用这门医务科学，这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与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他们曾经是想都不能去想的吧！就是大一点的知
识分子，虽然有条件进外面的专门学校，可是毕业后，有没有使用的地方还
是成问题的吧！至于有学习科学，使用科学的自由，又能服务于自己的事业，
这只有在革命的队伍中，在革命胜利的前途上，才会有更大的可能。这不是
个人的前途，随着革命前途的发展而发展着？因此，把个人前途与革命事业
分离的看法是错误的。
还有不少干部往往因为个人生活的要求得不到解决，而影响工作情绪，
有的甚至于想寻找机会，与贪污者合流，这是值得警惕的。今天卫生部门的
干部中，相当普遍的存在着对生活问题认识的偏差。如只看到生活上不大的
差别，而不看到工作上的差别，不顾工作的需要，只看到自己比别人差，而
不看到人家比自己也有差的地方（如技术津贴）：只向上看而不向下看，只
向右看而不向左看，总之，对生活问题只从个人要求出发，如果不反省的话，
也就可能同革命事业发生分歧，这也是必须警惕的。
由于单纯技术观点引起了宗派主义的丛生。如老干部与新干部，土生的
与外来的，先来的与后来的，这个部队与那个部队的，上级和下级的，军队
和地方的，都互相闹着宗派主义。还有个人间亦闹着谁高谁低不合作的问题。
这样，大家也就不会去照顾政治的团结，同政治更加分离了。使党的干部政
策亦受到些损害，不是被曲解为放任，就是当作打击和排斥的解释。由于卫
生部门干部中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同非技术部门、非技术人员的关系上，
也缺乏正确的看法，于是互相工作间关系搞不好的地方，都认为是宗派主义，
这就是以宗派主义的尺度去衡量别人的看法，结果就造成了干部自身感到孤
立。有的说了，“我们是没有爹娘的孤儿。”这不是自己塞闭自己的头脑吗？
从以上问题中，归纳出我们所有医务干部要加紧整风学习，要求自己有很大
的勇气，来自我批评，反省自己的一切，改造自己的思想；而我们卫生部门
的党政工作，亦必须改变一般化的方式，使自己工作与领导整风学习适合于
一般干部的实际生活，不要无的放矢的讲空话，这样才会有实实在在的收效。
注释
［1］郎中：即中医医生。
关于审于问题的意见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审于是获得了一些成绩，由于还缺乏整风的基础，在掌握审干九条方针
［1］也就不可能作好，特别表现在党内思想情况相当混乱，上下脱节亦较严
重。如果没有经过好好的整风，打下必要的基础，审干必然变为少数领导者
的事情，或形成一种突击的倾向，很容易走上轻易发动坦白，或严重逼供信。
此次以检查领导为中心，展开的民主座谈会。暴露了领导上的缺点，干部思
想上的混乱，两头尖中间大的现象是很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在领导上展开
自我批评，接受大家正确意见与决心改进领导以后，是完全能够争取处于中
间状态的大多数群众，同领导站在一起，使反对领导的少数人，处于孤立的
地位。把群众中的正气上升达到审干必要的基础，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掌握
九条方针才是具体的。不同思想的暴露，是随着民主逐步的展开，检查领导
的深度，产生偏差的大小而有了一般的了解，但还不是马上都转入直接的审
干。首先以鲁南领导上的自我批评，打破由于领导上的缺点所引起的上下脱
节、积极分子与群众的脱节，并通过大家领会领导上的正确态度，从一般的
自我反省走上批驳坏的思想，从而伸展至审干方面去，是能够获得良好收效
的。这种方式还不准备普遍地采用，只限分局、区党委、军区各级机①本文是
罗荣桓向山东各区党委发的电报并上报中共北方局、中共中央
和毛泽东主席。根据罗荣桓的手稿刊印。关中进行，只限于鲁中、鲁南、
滨海地区进行。因为必须照顾以下具体条件：
（一）主要的领导干部思想上有必要的准备，要能够掌握得住。
（二）党的骨干要经过整风学习，要有一般的思想准备。
（三）要照顾不同的组织性质，如军事机关、战牛兵团、政府、群众团
体；要照顾不同的环境，如军事情况之缓急、新老区、中心区、边沿区之区
别等。
（四）一般应从局部作起，从个别单位作起，不宜一齐展开，要提高大
家发扬民主的积极性，领导上必须不存在顾虑，不存在单纯审干观点，不怕
产生偏向，才能打破大家的顾虑。当运动起来后，领导上更要冷静，甚至遭
到严重的攻击也不要轻易去干涉，要去发现可靠的积极分子，帮助积极分子，
并通过积极分子搜集大会与小 会、会内与会外的情况，力求正确地反映情
况，实事求是地分析情况，按部就班地教育积极分子，培养积极分子，要使
积极分子善于去联系大家、同情大家对领导正确地提出意见与批评，不要过
早地去批驳坏的思想，尤其避免单枪匹马地去批驳坏的思想。批驳坏的思想
是要经过积极分子联系大多数人，开始改变了中间状态大的现象后，就会自
然引起批驳坏思想，特别当领导上开展了自我批评，接受大家正确方面的意
见后，这个变化是必然的。领导者更应虚心地听取大家的意见与批评，不要
因为大家的愤慨与不满，轻易地引起怀疑与失掉信心。只有领导者认真地归
纳大家正确方面的东西，并不因为有些片面性而加以拒绝，才有可能判断这
些坏思想之本质。弄清楚坏思想之本质，区别开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特点与反
动的东西，是我们争取改变中间大的过程，与转入审干阶段很关重要的。这
① 本文是罗荣桓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主持召开了红军第一军团政治工作会议后，由他起草并以他和军团
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的名义发出的书面指示，总结了反“围剿”中的政治工作经验。罗荣桓时任红军第一
军团政治部主任。
又是最细致的工作，决不是粗枝大叶能够得到成功的，尤其领导者稍一不冷
静，带有疑惑的作用，即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不仅使我们在审干上发生
困难，甚至可能走到错误方面去。这次运动无论是整风审干都要对中央的指
示，审干的决定［2］与毛主席九条方针进行深刻地领会，很实际很生动地学
习，给我们领导骨干的自满、与下层脱节、与群众脱节的官僚主义作风敲了
警钟；但须防止另一种偏向，普遍的可能发生的，如领导失掉信心，尤其工
农出身的老干部，感到自己一点都不行了。
注 释
［1］九条方针，即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般
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
教育群众的方针；严禁逼供信；反对乱捉、乱打、乱杀。
［2］审干的决定，即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
对敌对顽斗争形势的初步总结
（一九四四年底）
一、分局四年总结踊立的斗争方针
（一）一九四二年时我对敌顽都没有优势，分局四年总结时已纠正了过
去的过高估计。
1．敌人是强大的，日军于一九四二年分布山东省有四万五千，加上伪军
十三万。敌之“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就是根据这种情况，且敌人占
据都市、县城、交通线，分割及包围农村，并有强大的伪组织，敌对正面战
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对敌后战场则进行连续“扫荡”、分割、
封锁。
2．友军和顽军当时在山东为十九万（整个山东界内），数量上比我们还
多，且集结对我牵制很大，常主动进攻我们；在地形上他们控制了优势的地
区，而我们则处于外线，且有更多的伪军、伪组织与他们有关系，对敌情况
了解比我们快，还有全山东的合法政权体系的支持，正统观念在中上层人士
及敌占区中有着较牢固的地位，他们还能得到大后方的接济。这都说明了他
们的优势。
3．我们在一九四二年力量削弱了一些，消耗伤亡大，组织庞大、复杂、
机关大，使我主力的机动性减少，加之分散对顽对敌两面性作战；更严重的
是在政策上犯了错误，就是严重地脱离群众，再就是对敌顽斗争的领导不统
一，对敌处于被动，对顽不左即右，斗争方针不明确，对顽不是忘记了“以
我为主，坚持抗战”，就是犯了“唯我主义”；敌之“扫荡”、封锁严重，
故当时是无任何优势。
（二）根据以上情况，分局四年总结所指出的转变改善劣势地位。中央
方针：积蓄保存力量，渡过困难。统一对敌与对顽的斗争。
二、对敌斗争
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二年间，对敌斗争形势更为严重，反“蚕食”成为主
要斗争形式。
（一）敌之“蚕食”政策，是采用封锁、分割、包围我根据地，缩小了
“扫荡”面积。一九四二年“扫荡”的特点就是更普遍、时间更缩短，增加
了奔袭的突然性，还全面展开其所谓谋略战与“治强运动”。
（二）敌之“蚕食”成功还由于我们的麻痹。北方局与集总都已一再指
示我们，但我们当时还是麻痹的，我们是自敌“第四次治强运动”时方开始
注意。四年工作总结中对此问题也未强调。敌人“蚕食”，首先以封锁交通
线作为“扫荡”出发地，一九三九到一九四○年就开始了。第二步就是大量
扶植伪军、伪组织，控制农产富饶地区，占据大市镇，展开“扫荡”作战。
第三步就是“蚕食”步骤加快，一九四○至一九四二年大量安设据点，突入
我根据地，大踏步前进。对我展开全面攻势。除军事外，更有特务的、经济
的、文化的攻势。因为“蚕食”是逐步进行的，敌更容易麻痹我们。
（三）敌之“蚕食”是有收获的。我之反“蚕食”能否胜利须视我之方
针，清河原有地区大部为敌“蚕食”，变为分散游击地区。鲁南山区、冀鲁
边亦如此。鲁中则受敌顽夹击，滨海区则在东海地区与沂沭两河之间均为敌
“蚕食”。处于敌顽夹击，胶东的西南海已被“蚕食”，青烟路［1］已被封锁。
我根据地缩小，兵力减少，干部伤亡大，根据地人力物力损失甚大，财
政收入减少。
（四）分局四年总结后，明确提出反“蚕食”部署，强调对敌斗争，便
掌握了中央的政治攻势为主，分散游击战争为辅的方针，因此，我们得以胜
利的坚持。
敌以匪化的“治强运动”与人民是对立的，人民反侵略抗日的情绪逐渐
高涨，敌人在政治上是失败的。且日伪之间与伪军互相间的矛盾亦在发展着，
如敌所实行之“三清运动”［2］并以此大批拉拢青年。如组织“青协”，大肆
宣布“对华新政策”，敌军内部矛盾亦增强了，纪律废弛，官兵对立，故我
之政治攻势为主是有根据的。我是分散性的群众性游击战争，予敌人以更大
的打击与消耗。
中央的方针就是根据敌人的劣势与我之优势而击中敌人的要害，且一九
四二年时，只有实现这样的方针，我们才能打破困难，保存力量。这是中央
布尔什维克化的正确方针。
（五）在中央方针下反“蚕食”的军事指导：
（1）我们采取了“敌进我进”的方针，在反“蚕食”斗争指示中即宣布
的这个方针。
（2）敌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向我进攻，我以政治攻势为主，游击
战争为辅对抗之，敌以公开为主，隐蔽方式为辅，我则以隐蔽为主，而公开
为辅对之；敌是以紧缩合围、“清剿”、“扫荡”的办法对我；我则以分散
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反对敌之“扫荡”、“清剿”；敌以加多点线封锁，突
入与纵深，进攻我根据地，我则以发展两面派，打入工作，争取瓦解日伪军、
伪组织；敌以强大的全面的伪组织对我，我则以精兵简政对敌；敌以“拉网
战术”吞吃我边沿区，我则以“翻边战术”对敌。
（3）政治攻势与游击战争都必须与群众相结合，否则就不能发挥其力
量。没有群众观点的游击战术就是单纯军事观点。如胶东的主力派出的“麻
雀组”为敌所捉就是一个教训。
（4）政治攻势与游击战争的相互关系，在不同的情况下互相服从，两者
应结为一体，不可分离之。在实行“敌进我进”时，在战略方针上政治攻势
为主，但战术上则政治攻势应配合战斗的胜利。游击战本身就不是单纯的军
事行动。没有弄清群众的情况，就不能实行分散。地方工作上把战争与群众
分离，单纯希望主力去打天下是不对的。
（5）反“蚕食”与反“扫荡”战的不可分性，部署上应把两者作为一个
部署的两方面。如因备战反“扫荡”而收缩反“蚕食”的兵力，结果使敌有
机可乘。
（6）我们反“蚕食”斗争的胜利
首先是滨海的反“蚕食”胜利。起初主力部队对分散游击战没有信心与
不熟练。一九四二年首先争取了反“蚕食”胜利。郯城、赣榆［3］两战役，打
击敌之由南而西的“蚕食”政策。
清河区乘敌军调动的机会，争取了反“蚕食”的胜利，争取了极为有利
的时机，基本上打开了清河的严重局面。冀鲁边如当时能很快地结束其内部
的混乱，抓紧有利时机，亦可争取大的胜利。
鲁南歼灭了顽军刘桂棠［4］、刘国桢两部，开辟了大块地区。
鲁中于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首先在沂蒙坚持抑制了敌“蚕食”并开
展了讨吴战役，控制了胶济路南的战略支点。
胶东一九四二年粉碎了敌之“封锁”青烟路计划，西海对反“蚕食”认
识不够，北海还有的划“资敌圈”。胶东对反“蚕食”总方针认识不够，故
采取了消极态度。
一般的由于我掌握了反“蚕食”的规律，民兵普遍发动，统一领导，这
都是我们的胜利因素，特别是一九四三年反顽胜利更帮助了我们，转变了过
去三面斗争的严重形势。
应该认识敌人还是强大的，在没有总反攻以前，敌我形势还不会基本改
变，所以我们不要麻痹自己。
三、对顽斗争
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顽军对我之进攻均遭失败，使我获得了优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