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今天要在党内发动学习中央重印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及《左 派幼稚病》第二章以及党的领袖毛主席及几个重要首长的文件、指示。党内 .7
这种单纯的军事冒险是“左”倾盲动主义的反映，而“左”倾盲动主义
实质上是破产的小资产阶级的盲目急躁病、破坏性、报复性的表现，它的产
生要追溯到大革命失败。当时，党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
的右倾机会主义，号召举行秋收起义，实行土地革命，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
屠杀政策，这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它虽然纠正了右，却没有
防“左”，所以就种下了“左”的根苗，连续发生了几次“左”的盲动主义。
而毛主席在井冈山是抵制了当时“左”倾盲动主义的，因而引起了犯盲动主
义错误的同志的不满。当时中央曾撤销了毛主席前委书记的职务，一度让他
去当师长。
流寇思想是主张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打城市、打土豪、打倒一切。口号
是：打来打去，造成到处都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就发动起来了。在思
想上是不要组织，不要纪律，不要政策，不要政权。在城市里对工商业实行
没收。毛主席严厉批评这种错误，说这是流寇思想。因为问题严重，所以定
出了政策。
早在一九二七年十月毛主席带领部队上井冈山时就提出了三条纪律：行
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一九二八年春，毛主席正式
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又补充为“八项注意”，还提出了城
市政策等。
古田会议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军阀主义。虽然那时军队本身建立了党的
组织，但是，军队内部有矛盾，官兵关系很不好。军官们虽然受到过大革命
的洗礼，但他们管理军队的方法仍然是旧的。军官随便处罚人，搞体罚，造
成官兵对立。老兵也欺侮新兵。在井冈山被敌人四面封锁的困难环境中，要
巩固部队，就非和这种随便打人骂人的军阀主义作风作斗争不可。
要向军阀主义作斗争，就必须加强政治工作，要有新的一套，反对旧的
一套。那时把政治工作地位提得很高。指出军队要生存，就要靠政治工作。
政治工作要保证部队的行动符合党的要求，按党的政策办事。在这个基础上，
后来毛主席就提出了政治工作是我军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在三湾改编时提出并在井冈山建立的士兵委员会制度，是为了发扬民
主。士兵委员会、经济委员会都代表士兵的意见。士兵委员会连里有，营也
有，团也有。战士有了发表议论的场所了，谁也不敢打士兵了。反对军阀主
义，不发动群众是不行的。战士在一定的会议上可以批评排长、连长，民主
就从这里开始了。旧官长的气焰下去了，士兵的情绪很高。
当然，这样做也带来了些副作用，如极端民主化也来了。士兵委员会的
权力很大，有时也用打人的办法，连、排长犯了错误，也要打手心，当然，
这也不对喽。以后很快就纠正了。随着党委会健全起来，士兵委员会就自然
消亡，改为军人大会。
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绝对平均主义。当时，军官和士兵在物质生活上是
一律平等的，有些事情还是先士兵后军官，如发衣服时，士兵就先穿上，再
发给干部。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也产生了绝对平均主义。如在打土豪时领
到了几个鸡蛋、一瓶酒，也要平分。后来士兵很自然地感到，一点东西没有
平分的必要了，送给干部吃了算了。随着觉悟的提高，这种绝对平均主义也
就逐渐克服了。
那时，党的工作是经过党代表来作的，党代表的威信很高。党代表和士
兵关系很密切，在行军的时候，官长骑着马走在前面，党代表走在后边，替
士兵背枪和士兵共甘苦。士兵对党代表是很拥护的。如果下个命令，没有党
代表的署名，士兵对这个命令就要怀疑的。这也并没有什么制度规定，完全
是出于士兵自愿尊重党代表。
那时，绝大部分干部的模范作用、联系群众的作风都很好，士兵自愿给
干部打草鞋。分到伙食尾子，士兵还请干部吃个辣椒呀、泡豆腐呀，那是最
好的饭菜了。官兵关系真是密切，真是拖不垮打不烂的。如一九二八年夏天，
二十八、二十九团冒进湘南，毛主席带领我们三十一团三营往桂东迎还大队。
我们在桂东遭到土匪伏击，部队给搞散了。到了拂晓，大家都自动地集合起
来了，检查了一下，全营只少了一个担架兵。后来我们回到井冈山时，这个
担架兵早就回到山上了。那时，谁想拖上几个人几支枪逃跑，那是难极了。
这是政治工作的威力。党的工作很细密，环境越困难越团结。
古田会议还解决了一个反对单纯军事观点的问题。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
表大会上曾经就“军事首长、政治首长，倒是谁大呀？”“是司令部对外还
是政治部对外呀？”等问题发生了争论。有的人认为军队能打仗就行了，军
事高于一切。不重视政治工作，实际上是单纯军事观点。
这种观点就是一个人说了算，就是以我为主。旧军队只讲究下命令。我
们不像旧军队，也不像外国，我军有特点，历来就是反对“我”的，用只是
用“我们”，我们主张集体领导，这是个很好的传统。
确定军队有党的领导，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小组深入到班排，现在看起
来没有什么，但是从总结历史经验来看，意义是伟大的。大革命时期的国民
革命军中，也有些党代表是共产党人，有的部队也有我们党的组织，但并没
有把党的基层组织深入到连队去。由于陈独秀的错误领导，致使后来党代表
都被赶出来了，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建立党的基础，当然也有把共产党人保留
下来带到南昌去的。如贺龙同志、周逸群同志的部队、叶挺同志的部队。
部队中没有党的基层组织，就没法联系群众。在黄埔军校，党的力量是
比较大的，但没有基层组织，一赶就被赶出来了。有了基层组织，就会联系
群众。毛主席提出支部建立在连上，小组设在班排，与群众直接联系，这对
于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起了决定的作用。
正因为红军是党领导的，“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所以，它的任务决不是单纯地打仗。早在一九二七年底，毛主席就提出了我
军的三大任务是：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到古田会议又进一步明确了。
军队就只打仗吗？不筹款就没有饭吃。在井冈山时，我们打完了仗就以班为
单位去做群众工作，分乡、分区地去做，因为许多班长和士兵，原来都是搞
农民协会的，他们对领导农民打土豪、组织农民协会、建立政权、组织农民
武装、建立党的组织，都很有经验。那时部队是战斗队也是工作队，军队和
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
关于确立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在九次大会以前的七次代表大会上，有
很大争论。有些同志对于一切重大问题要由党来决定，感到不满。有的高级
干部、知识分子感到约束很大。一切重大问题由党来决定，这当然是对的，
在今天看来是不成问题的，党员自然要服从党的决定。但在那时候，这个问
题却没有解决。一切要经过支部，一切权力归于党，引起了许多同志不满。
但毛主席对原则问题是不让步的。七次代表大会所争论的主要就是这个问
题，就是有一些人存在着不满情绪。七次代表大会后毛主席就离开部队，休
养去了。八次代表大会［6］毛主席没有回来。这时，中央指示，乘广东军阀混
战，粤北空虚的机会出击东江。等我们到达东江，广东军阀混战已经结束，
可东江特委仍然要求我们去打梅县。第一次攻下来了，敌人只有一些民团。
我们在城里只歇了一夜就走了。第二天敌人跟上来了，来了蒋光鼐、蔡廷锴
一个教导师。可我们第二次又去打梅县，三个纵队几乎损失了三分之一。经
过事实的教训，干部、士兵一致要求毛主席回来。这时陈毅同志从上海回来，
当时党中央支持毛主席的领导。于是，就召开了第九次代表大会。
总之，古田会议就是总结经验，把部队中存在的错误的东西，如：流寇
思想、军阀主义、无组织无纪律、单纯军事观点、个人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
级思想，总括起来，做个总结，重申军队内的民主作风，确立党对军队的绝
对领导。
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我军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就定型
了。
然而，我军发展的道路仍然是曲折的。一九三○年又发生了孪立三［7］
同志的“左”倾冒险主义。
李立三同志的“左”倾冒险主义，要夺取大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
先胜利，要组织全国暴动，要各地红军在武汉会师，结果使部队受到了损失。
当时红军的力量很薄弱，群众工作和党的工作基础也很薄弱，想夺取武汉、
长沙、南昌等大城市是不行的，即使打下来了也不能坚持。光靠单纯的军事
进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应当积蓄力量。因此，毛主席对立三路线是抵制了
的。南昌就没有打，以后他又建议停止打长沙。从长沙撤回根据地以后，在
毛主席的领导下打了吉安。军队对李立三同志的冒险主义是抵制了的。如下
抵制是不能取得后来反“围剿”的胜利的。李立三同志的“左”倾冒险主义
统治时间也不长，三中全会［8］基本上就解决了。
当时，王明他们似乎也反对李立三同志的“左”倾冒险主义，但不是反
“左”，而是说李立三同志的那一套右了，“左”得还不够，因此他们就更
“左”了。他们天天搞游行示威喊口号，九一八事变以后，还大喊保卫苏联。
在根据地内也是一切都打倒，不但打倒地主，也打倒富农、打倒资产阶级，
一切都打，没有什么统一战线，使自己非常孤立。
在军事上就是单纯防御。军队片面强调正规化，把三大任务变成单纯的
打仗了，不筹款，也不做群众工作。
在保卫工作上就是在内部搞情报，甚至在党内也搞情报，一直怀疑到指
挥员身上。在部队中搞“十人团”，有人有点思想问题就要秘密告发，就整，
完全是学外国的一套。没有民主，强调军事法庭，强调惩罚。政治工作搞强
制压服，吃苦瓜不准说苦，说苦，就是怕吃苦。
因为军队原来执行正确的路线，还是有基础的，没有完全按他们的那套
去执行，但军队还是受了影响。教条主义对政治工作影响很大，削弱了民主
作风，削弱了党的集体领导，官兵关系也不那样密切了。王明他们还闹宗派
主义，拉扰一些人，排斥一些人。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是一家。要按教条主
义搞下去，革命早就完了，哪儿还会有今天的胜利呢？
很明显，因为教条主义否定了古田会议的传统，结果使我们丢了根据地，
长征了。
在抗日战争初期，王明又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主张对国民党只联合，
不斗争，主要依靠国民党抗战，不在敌后搞根据地。王明的右倾和过去的“左”
倾都是以国际路线吓唬人的，当时他住在莫斯科，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发
号施令。
在长征中，张国焘搞的那一套也是背离了人民军队本质的。他搞的是右
倾逃跑路线。到了草地，他又反中央，那时他借口王明他们有错误，就要用
武力对抗中央。在军队建设上他搞军阀主义，军队就是我的，拥兵自卫，反
对中央。他完全是搞旧军队那一套，小恩小惠，假心假意拉扰人，对干部是
愚民政策，排斥知识分子，不要有文化的。
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是拥护中央的，是反对张国焘搞的那一套的。张
国焘是孤家寡人，以后他逃跑了，连个警卫员也带不走。
古田会议总结的党委制、集体领导、民主化、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等等
已经成为我们的优良传统。它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没有这些，哪行啊！
因此红四军九大决议的精神也适用于今天。
为什么要集体领导呢？为什么要发扬民主呢？为什么要贯彻群众路线
呢？没有就不行呀！军队是革命的人民群众组织起来的，没有民主不行啊！
我们和国民党的军队、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不同就在这里。政治工作脱离了
群众路线，干巴巴的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最近举办了一些展览会，有好多新创造。像防空军的展览会就有二百八
十多件合理化建议，绝大多数是班长、排长、士兵创造的。有些合理化建议
还是很复杂的呀。我们的一些战士和干部原来文化程度并不高，为什么他们
能把现代的科学技术接受过来，并且还有所创造呢？就是因为我们有民主，
有群众路线，其他什么理由也解释不通这个问题。
有的人说军队现代化了，就可以不要民主了。我们说，现代化没有民主
也不行，没有民主，科学技术也学不好，学习首先要发挥大家的积极性。而
且官也不是什么科学知识都知道，既要领导大家学，还要和大家一起学。不
发动群众不行！没有民主不行！我们几个人看完了展览会得出了这个结论。
谁要不发动群众，谁要违反民主，谁就要受到批判，这是个长期的斗争，要
很好地保证它，否则，就会使我们的人民军队变质。
对犯错误的同志，毛主席历来的方针是：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
主要是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只要他不坚持错误，不抵制
批评，党还是要团结他的。对李立三同志就是这样，毛主席说，应当选李立
三为中央委员。他很受感动。
今天我们对党员的错误也是如此，对有错误的同志采取正确的方针，就
会使同志间互相了解，使整个党团结得更好。
毛主席讲：团结——批评——团结，批评、斗争就是为了团结。我们经
常讲团结，就是因为有意见分歧，团结就是怎样对待不同意见的问题，意见
都一致了，就不存在团结的问题了。所以要经过思想斗争，批评和自我批评，
求得意见的一致，求得团结。
意见不一致，就一、二、三的争论嘛，以求得一致。宗派主义就不是采
取这个办法，他们是：开除党籍，送军事法庭，送裁判所，送运输队，罚苦
工。当时，很多同志怕斗争、怕批评、怕开会。那还得了，那样的话，一个
人怎么能够活下去呢？
军队中的军事工作是要用命令形式的，例如出操，军事工作干部就要发
出“立正”、“向右看齐”的口令。为了保持战斗部队的高度集中统一，保
证战斗行动的一致，指挥员、军事工作人员就要用这种形式。而政治工作却
是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用群众路线的方法，用说服教育、提高觉悟，提高
自觉性的方法，来达到同一目的。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是有区别的，又是统
一的。军事指挥员下命令是适合军事工作需要的，却又有一定的局限性。政
治工作是可以弥补军事工作的局限性的。有的政治指导员和连长争权力，争
高低，说连长能下命令，政治干部为什么不能下命令？其实用说服教育的方
法，使战士听了你的话，自觉地把你的话变成命令一样去执行，这多么宝贵
呀！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要互相结合，互相补充，这样才能解决矛盾。政治
干部不要和军事干部争权，争那些无味的东西干什么。
政治工作的基础在连队，要做好政治工作，就必须把连队工作做好。红
军时期，毛主席常是一到宿营地，就留下党代表、指导员，要他们汇报，问
他们连队里发生了什么情况，有什么问题，不厌其烦地了解连队的情况，帮
助解决问题。可是现在有些人光浮在上
层，不重视连队工作。有些机关光拼命地向下发文件，轻重缓急也不管，
闹得连队的指导员晕头转向。还有些人下连队是为了写报
道、找材料，而不是一方面了解情况，一方面解决问题。
注 释
［1］张发奎，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
［2］ 第三次攻打长沙，指秋收起义是在“第三次攻打长沙”的口号下开
始的。第一、二次是指在国共合作条件下北优军于一九二六年七月二日胜利
进入长沙和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湖南许克祥叛变（马日事变）后，著名
共产党人郭亮、柳直旬等动员长沙、湘潭、湘乡、宁乡、浏阳、平江、醴陵
等十多个县的农军，会同安源工人武装纷纷出发准备围攻长沙。
［3］井冈山上有地方农民武装，当时指袁文才、王佐两支农军。
［4］ 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指一九二九年六月下旬，红四军在龙岩召
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就红四军党内长期存在关于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建
军原则的不同认识进行讨论，但由于领导者的认识不一致，未能得到正确的
解决。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
［5］他带回中央指示，指陈毅一九二九年六月在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
会上当选为前敌委员会书记，八月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在
上海期间，他向党中央如实地汇报了当时红四军的情况，并带回了由他按照
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共中央会议精神代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
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6］ 八次代表大会，指一九二九年九月，红四军在上杭又召开了党的第
八次代表大会，继续对建军原则问题进行讨论，会议开了三天，无结果。［7］
李立三，时任中共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是实际上的中央领导。
［8］ 三中全会，指一九三○年九月二十四臼至二十八日在上海举行的中
共六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就是为了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而
召开的。
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①
（一九五七年九月）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人民向反革命进行
了武装斗争。南昌起义就是党在这危急关头，以武装起
义来挽救革命失败的尝试。这个起义向全国人民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
斗争的旗帜。接着“八七”党中央紧急会议，坚决地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
降主义，决定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号召各地农
民进行秋收起义。
当时，南方的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省，在大革命的高潮中，农民
运动蓬勃发展，农民们普遍要求进行土地革命，有些地区甚至发生了农民自
动没收地主土地的斗争。这种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
不仅吓坏了国民党反动派，也使陈独秀机会主义分子们感到害怕。继蒋
介石在上海一手制造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长沙的
“马日事变”［1］，是反动派向湖南工农群众杀来的第一刀。接着，七
月十五日，武汉的国民党也与共产党决裂而叛变革命。党为了挽救
革命，粉碎反革命的进攻，决定首先在这些有着雄厚、广大的农民运动
基础的省分，发动秋收起义，并且派毛泽东同忐到湖南去领导
当地的起义。
党一开始就是起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它不但向人民指出了
继续革命斗争的必要，而已积极地领导人民行动起来。这是秋收起义能
够迅速发动的根本原因。同时，未赶上南昌起义行动的一部分部队，退入了
农村，与各地农民武装起义结合起来，成为起义中的军事骨干，并使秋收起
义的武装迅速地形成了具有一定战斗能力的军队。应该特别提到秋收起义中
主要的一支部队，这就是毛泽东同忐在湘、鄂、赣三省边境收集起来的部队。
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是这支部队的骨干，其余的就是平江、浏阳的农民义
勇军，萍乡的工人自卫队，通城、崇阳的农民自卫军，以及醴陵的起义农民。
警卫团开始以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名义，驻扎在修水县城。这支部队中，
虽然有不少党员，但并没有形成坚强的组织领导，也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
军事指挥员大部分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没有经过更多实
际战争的锻炼，指挥能力较弱，旧的一套带兵方法，妨碍着上下一致、官兵
一致。由于上述原因，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并不强。
秋收起义开始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在“第三次攻打长沙”的口号下，
一团从修水出发，取道长春街，进攻平江；三团由铜鼓取道东门市，企图在
浏阳与北上的二团会合，围攻长沙。起义发动后，收编的丘国轩部突然叛变，
毫无防范的一团二营，在长寿街受到该部的袭击，全被打垮。三团在东门市
受到优势敌人的伏击，伤亡较大。二团占领浏阳城后，也被敌人包围，在突
围战斗中损失殆尽。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攻长沙，显然是一种军事
上的冒险行动，加之没有广泛地争取群众的配合和战术上的分兵，致使起义
的部队遭受严重挫折。
毛泽东同志在文家市收集了余部，决定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军，
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进军，部队从此踏上了毛泽东同
① 本文是罗荣桓为《解放军三十年》征文撰写的。刊载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出版的《星人燎原》
选编之一。
志所指出的正确的道路。南进途中，在芦溪又受到敌人的伏击，部队一共剩
下不到一千人，到达江西永新县境的三湾，便立刻进行整顿。
首先是整顿组织，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
师第一团，实际上只有两个营七个连。整编后，干部多余了。这些干部，大
多是投笔从戎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些人在这一连串的挫折面前，在这危险、
艰苦的斗争面前，惊惶失措、灰心动摇起来，少数人已经不告而别了。如果
不迅速地处理他们，势必会动摇军心。毛泽东同志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根据
自愿，要留则留，要走的就发给五块钱路费，疏散到农村去。整顿后留下来
的是经过战斗和艰苦生活考验的坚定的革命者，人虽少，但精悍得多。
接着，毛泽东同志开始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班排有小组，连有
支部，营团建立党委，在连以上各级设置了党代表。并且成立了党的“前敌
委员会”［2］，毛泽东同志担任书记。于是，这支部队便开始完全处在党的绝
对领导之下。为了扫清旧军队的一切不良制度和习气，毛泽东同志果断地采
取了许多革命的措施。例如，士兵委员会就是这时候产生的。为了反对旧军
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实现政治上的官兵平等，建立新式的带兵方法，这就需
要进行民主改革。士兵委员会就是实现民主的一个组织形式。那时，士兵委
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军官要受士兵委员会的监督，做错了事，要受士兵委员
会的批评，甚至制裁。表面看来，这样做似乎是会鼓励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
义的思想，但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必须坚决反掉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奠定
新型的官兵关系——阶级的团结。部队的实际情况是民主不够，而不是什么
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的问题。因此，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彻底更有效地肃
清军阀残余。有了民主，才能提高群众觉悟，才能建立巩固的集中。农民的
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思想是容易克服的。记得，起初甚至没收地主的一个
鸡蛋，也要由士兵委员会来平分。后来由于干部处处以身作则，作风民主，
士兵受到感动，他们从实践中也知道了无法绝对平均，觉得那样做没有什么
好处，便逐渐改变过来，在自觉的基础上爱护干部、听从指挥了。
改善官兵关系的措施，贯彻到各个方面，也表现在物质待遇的变化上。
秋收起义以前，军官每顿饭都是四菜一汤，和士兵的待遇悬殊很大。三湾改
编以后，因为斗争很艰苦，那时最需要的是官兵艰苦与共，因而待遇改成完
全一致，干部和士兵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改革。
它更加密切了官兵关系，对干部的考验和改造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当然，今
天的条件已经不同，因而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生活待遇上，有某些差别，
在目前还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南进到达宁冈古城后，毛泽东同志召集了“古城会议”，总结了秋收起
义的经验教训，派人与中央及省委联系，并继续整顿部队内部。这时，由于
地方党组织的帮助，还建立了一个后方。
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
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
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
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
也只能变成流寇。当然，三湾改编也只是开始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
政治上、思想上的彻底改造，是一个长期斗争的过程。
当年十月初，毛泽东同志带领部队向遂川方向展开游击活动。那时，天
气已经逐渐寒冷，战士们还是穿着破烂的单衣，给养十分困难，并且也没有
休整的机会。可是由于党在部队中进行了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战士们情绪
始终高涨，在极度疲劳的行军以后，还去四处张贴布告，向老百姓宣传。
为了解决部队的冬衣和给养，我们进驻到遂川城西的大汾镇。刚住下不
久，就遭到挨户团的突然袭击。部队因毫无准备，仓促应战，只好分散撤退。
当时四连有两个排，随着毛泽东同志跑到黄坳便停下来收集失散人员，并担
负掩护一营集结的任务。这时，三营向湖南桂东方向撤走了。
四连一共剩下三十多个人，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要煮饭吃，炊事担
子也跑丢了，肚子饿了，只好向老百姓家里找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
筷，毛泽东同志和大家一起，伸手就从饭箩里抓着吃。
等大家吃饱了，毛泽东同志站起来，朝中间空地迈了几步，双足并拢，
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
口令！”他的坚强、镇定的精神，立刻强有力地感染了战士们。他们一个个
都抬起头来，鼓起战斗的勇气，充满信心，提着枪就站起队来，向着他那高
大的身躯看齐。接着一营就赶上了，队伍向井冈山进发。三营撤退到桂东一
带活动，一个月后，在我们从茶陵退出时，也终于会合了。
部队开到井冈山，立即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始进行土地改革，争
取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由于革命发展不平衡，在革命的低潮时期，革命
力量总退却的时期，我们却在反革命统治力量较薄弱的赣、湘两省边境的井
冈山农村展开了游击战，打倒土豪，分配土地，建立小块根据地。这样，在
农村的进攻，也掩护了城市的退却，后来有许多党的干部，被送到游击根据
地来，送到武装部队中来。向井冈山进军，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是实现
以农村包围城市、从而夺取城市的战略任务的伟大开端。当然，要彻底完成
这个战略任务，还需要进行长期的艰巨的斗争。因为当时我们控制的还只是
些零星的农村阵地，还不巩固，也不连贯，远不能形成对城市的包围。
军队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口号，就是在这时候提出来的。这句口号具
体地体现了革命军队是进行政治斗争的武装集团，军事活动与政治工作的密
切结合、互相作用的关系；也说明了只有在实际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才能
提高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
那时候，部队一方面实行武装割据，进则主动打击敌人，退则周旋隐蔽，
避免打无把握的仗，等待时机，准备下一次打击反革命。每到达一地，每打
完一仗，都要以班、组为单位，分散到各村去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
建立农会。宁冈、永新、遂川、茶陵、泰和一带，都是这样地逐步建立了红
色政权，成了革命根据地。这样，不但把革命的红旗牢固地插在湘赣边界，
成了蒋介石反革命统治的最大威胁，全国人民的最大希望；同时进一步密切
了军民关系，教育、锻炼了部队。打茶陵回井冈山后，毛泽东同志亲手订了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改为八项注意），将革命军人如何对待人民群
众，用最具体、最简要的语言固定下来。多少年来，它一直指导着每一个指
战员的行动。
部队内部继续进行着民主改革。各级党的组织、党代表制肯定下来了；
各级政治部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更普遍建立，并起着积极的作用。官兵真
正做到同甘共苦。当时连的主要干部都有马，但谁都不骑，打仗时用来驮伤
兵，平时用来驮病号。部队的改造需要经过长期斗争。这是因为旧军队的一
切坏习气、坏作风，还不断通过补充的俘虏兵反映出来。同时源源而来的参
军农民，也带来了自由散漫、保守落后的东西。因此，经常要和这种侵袭作
斗争。
经过这种经常的、深刻的内部和外部的斗争，部队真正达到了“军民一
致、官兵一致”，政治情绪高涨，极少有开小差的事例。还记得这样一个故
事：毛泽东同志曾带领三十一团的三营，下山去接应二十八团由湖南返回井
冈山。夜间通过桂东地区，遭到敌人袭击，部队当时被打散了，大家很着急。
但第二天清晨一集合，只少一个担架兵。谁知当部队回到井冈山上时，这个
担架兵早已回来了。
秋收起义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它开辟了中国革命前进的道
路，这就是向农村进军，依靠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借此积蓄和发展革命力
量，逐渐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最先从行动中正确地解决了依靠农村、坚持长期游击战争的
革命战略问题。毛泽东同志主张：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三者
紧密结合起来。在武装的支持下，进行土地革命，这就使广大农民群众更容
易发动；没有武装，便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但是，假如武装不和土地
革命结合，不是以土地革命为武装斗争的内容，那么有了武装也会陷于失败。
同时，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如果不和建设根据地结合起来，土地革命的成
果便不能巩固，武装便不能在群众中生根立足，容易受到敌人的打击而失败。
革命武装、土地革命、革命根据地，这三者的结合，就是当时毛泽东同志革
命战略思想的中心。在革命军队的建设方面，秋收起义的部队，在毛泽东同
志的亲自培育下，也创立了无数宝贵的经验。例如，武装起义，一方面必须
依靠广大的农民群众，另一方面又必须有一部分有革命觉悟的正规军队作为
骨干，这样才易于形成战斗力。但是，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即使有了大量的
起义农民，有了军事骨干，部队还是没有灵魂。不经过政治改造，起义的农
民缺乏组织性纪律性，一触即溃；不经过政治改造，军事骨干不能同时是政
治上的骨干，其军事骨干的作用就不能发挥。
党始终是军队的领导者、组织者和鼓舞者，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革命
的军队。离开了党，一切都要失败。我军的整个历史，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个
真理。历史上对于党的集体领导制，曾经发生过多次动摇，每一次动摇，都
曾使部队在政治上受到重大的损失。这些教训都是极为深刻的。三湾改编的
重要历史意义，就在于正是从这时开始，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
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后来，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继续从政治、思想方
面肃清旧式军队的残余习气，更加完整地建立了和形成了革命军队的组织、
制度和作风。毛泽东同志的系统的建军思想，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通过实践逐
步完成的。到红四军九次党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毛泽东同志建军的一套经
验，便基本总结起来，这就成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光荣传统。几十年来，
它一直对革命战争和军队的建设起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注 释
［1］马日事变，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蒋介石、汪精卫等唆使湖南的
国民党反革命军官许克祥、何键等，在长沙围攻湖南省工会、省农民协会及
一切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及革命的工农群众。中国依韵分类的字书把
“马”字及与“马”同韵的字列在上声第二十一韵，以“马”为该韵的韵目，
故二十一日旧时称“马”日，而五月二十一日发生的湖南事变简称“马日事
变”。这个事变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反革命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
京国民党反革命派公开合流的信号。
［2］前敌委员会，由一九二七年八月三十日组成的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
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演变而来。
对政治学院学习
毛泽东著作的几次讲话①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二日——
一九六○年十二月）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