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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传》
作者:金冲及【完结】
编写朱德同志的传记，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在编辑出版《朱德选集》和《朱德年谱》的工作基础上，经过五年努力完稿的。邓小平同志为本书题写了书名。
本书依据的主要资料是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朱德五千余件文稿、电报、书信、讲话记录，他所参加的中共喘、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从工农红军到人民解决军的重要会议记录，他的大量工作笔记；还有，朱德在一九三七年口述、由他的秘书孙泱等记录的、八万字左右的《朱德自传》稿本。上外，我们还走访了许多同朱德有过直接接触的人，广泛查阅了各种报刊和回忆录等。力求根据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写出比较翔实的信史。
本书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集体劳动的成果，由金冲及任主编，龚希光任副主编。
一、佃农的儿子
四川省北部的仪陇县，位于嘉陵江中游的东岸，是嘉陵江和渠江之间的一片狭长的丘陵地带。境内山峦起伏，沟深谷狭，居民主要从事农业。这里缺水少矿，土地贫瘠，是四川的偏僻山区。但嘉陵江向南经过重庆流入长江，还有一条驿道穿过仪陇可以通往成都。所以，外界的消息还常能传到这里来。
仪陇县城坐落在金城山的半山腰上。金城山东南约三十七公里，有一个马鞍场，它因镇旁有一座马鞍形的山而得名。马鞍场西北约两公里处，突起一座山粱，一峰屹立，松柏参天，草茂林密，叫琳琅寨。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一日（农历丙戌年冬月初六辰时），朱德就诞生在琳琅寨脚下李家湾一个佃农的家里。
朱德的祖上原是广东省韶关县的客家人。明末清初，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争，加上战后流行严重的疫病，使四川人口稀少，荒地很多，有些城镇甚至成为虎狼出没之区。清朝统治者为了稳定它在四川的统治和征收赋税，采取一系列增加人口、恢复生产的措施，展开了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大群大群的外省人经过长途跋涉，迁移到四川，其中尤以湖广人居多，历史上称它为“湖广填川”。朱德的祖先就是在这个时候入川的，最初在川北的广安县、营山县一带流动经营小商业来维持生计。清朝乾隆末年，朱氏第三代的朱文先带着第四个儿子从营山迁到仪陇县马鞍常后代在马鞍场的大湾定居。随着家族的繁衍，人们便称这里为“朱家大湾”了。
朱邦俊是朱德的祖父，在他上一代还有老业田三十挑（一亩约为五挑），到他那一代，四兄弟平分，只得到七挑多地，加上人丁兴旺，这点地已不够维持生计。于是，在一八八二年把土地和草屋典了三百吊钱，作为资金，领着全家到离大湾两公里的地方，租佃了琳琅寨西麓李家湾的地主丁邱川家八十挑田土耕种。从此，朱家沦为贫苦的佃农。
朱德出生时，全家共有十一口人：祖父母朱邦俊和潘氏，伯父母朱世连和刘氏，父母亲朱世林和钟氏，还有三叔朱世和、四叔朱世禄，大哥朱代历、二哥朱代凤，姐姐朱秋香。他的父母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六男二女，后来再生下的就被迫溺死了。朱德在姊妹兄弟中排行第四，在兄弟中排行第三。在封建社会里，男子在家庭中特别受到重视。老人担心男孩子出生后养不大，便以动物命名，想用来骗过那些专门捉拿男孩子的“鬼怪”，给朱德取乳名叫“狗娃子”。
朱德的父亲朱世林，一生都在家里劳动，从未出过远门，“赋性和厚，为人忠耿，事亲孝，持家勤”①。每天都是起早贪黑地在地里干活。但由于没有文化，思想比较狭隘。
朱德的母亲出身于姓钟的贫苦人家。她身材高大，“有着一般农妇的强壮的体力”，性情“贤淑和气”，“从来不发（脾）气，不打人、骂人”②。
在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家庭里同长辈、叔伯、妯娌都能和睦相处，对朱德更是特别爱抚。“她不嫌弃人，爱穷人，给叫化子也要说几句话”。③她又是个好劳动力。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煮了全家的饭，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挑水、挑粪，在生朱德前一分钟还在灶前煮饭。母亲的一言一行深深地影响着朱德。朱德从幼年时起便在母亲身边帮助干活。他在一九四四年回忆自己的母亲时，还深情他说到：“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他还说道：是母亲“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
④
佃户家庭的生活自然是艰苦的。人口的增多更使家里必须十分节省才能维持生活。他家的住房原来是地主用来存放粮食的仓库，光线昏暗。全家从来没有吃过白米，多半是吃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油盐很少。过年时宰一头猪，要留着吃一年，只在过年过节时才可以吃到。遇上好年成，可以做件新衣服，平时就没有了。鞋子是家里自己做的。点灯用的也是自己家打的油。少年时代这种艰苦简朴的生活，给朱德留下深刻的印象。
全家后来有二十多口人。朱德回忆道：“勤劳的家庭是有规律有组织的。
我的祖父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到八九十岁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祖母是家庭的组织者，一切生产事务由她管理分派，每年除夕就分派好一年的工作。每天天还没亮，母亲就第一个起身，接着听见祖父起来的声音，接着大家都离开床铺，喂猪的喂猪，砍柴的砍柴，挑水的挑水。”⑤有人为他祖母所写的寿文也称她“事无钜细，皆躬自纪理无遗绪”，“内治殊谨严，令子侄皆以力事事。”⑥自幼所过的这种有规律有组织的生活，对朱德的一生也是有影响的。
他小的时候，脾气很倔强，干什么事情，一干就干到底。他从小喜欢锻炼身体，爱爬山、游泳，还翻杠架，所以身体一直很健壮。
由于世代贫困，朱德家祖祖辈辈没有一个识字的人，饱受着没有文化的苦痛。朱德说：“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蛮横，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⑦一八九二年前后，仪陇县一带兴起种植鸦片，百姓的生活比以往富裕了些。朱德家的经济情况也开始有所好转。那时，清朝政府的苛捐杂税非常严重，“可是这些交粮催差的，就怕读书人”，因此，朱家几房人决心省吃俭用，送一两个孩子去念书，近一点说，可以为家里抵挡税吏、差役的欺侮和“帮助家里打打算盘”⑧；远一点说，还期望今后能改变朱家的生活和地位。
这样，一八九二年，也就是朱德六岁的时候，老人把他们兄弟三人送到本姓家族办的药铺垭私塾就读。塾师是朱德的远房堂叔朱世秦。他一面教书，一面行医，正房当作教室，用旁边的偏房开了一个小小的中药铺，药铺垭私塾就因此而得名。读书不用花很多钱，一年四百个铜钱。私塾离家不远，白天去读书，晚上回来，中午还要回家吃饭。朱世秦按朱氏宗谱的排行给朱德取名朱代珍。在药铺垭读书的全都是农家子弟。朱德在学生中的年龄最小，但他聪明、肯学，记得的字最多。朱世奏因为朱德书读得好而特别喜欢他。
朱德从《三字经》学起，读完了《大学》、《中庸》、《论语》，还读了《孟子》的一部分。
他在药铺垭私塾读了一年后，因为老师“教得不太行”，又改读丁姓的私塾。这个私塾的主人，就是朱德家租佃他家田地的地主。私塾丁老师是一个秀才，课讲得比药铺垭私塾要好得多。读了不久，两个哥哥回家种地了，朱德因为年纪小，又过继给了伯父，能够继续读下去。他在丁家私塾读了两年，除读完了四书外，还读了《诗经》、《书经》，并且开始学作对联。
佃农的家庭真是多灾多难。租种地主的田地年年要交纳租粮，“一年除去五十担纳租以外，余下的将将够吃”⑨，终年不得温饱。如果遇到灾年，日子就更加难过了。
一八九五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的地方加租子”，朱德家里没有力量交纳地主的加租，地主的管家就在除夕那天突然来到朱家，逼着他们退佃搬家。
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有如晴天霹雳一样，震碎了朱德一家人的心。没有办法，他们只能向人家借了两百多吊，加上家里仅存的一百多吊钱，赎回原已典当出去的大湾老屋和祖业田。全家被迫分居两处：生父朱世林带领一家迁居陈家湾；朱德随养父母、三叔、四叔搬回大湾去祝在这里，朱德整整住了十四年。
悲惨的遭遇，严酷的现实，给年幼的朱德心灵上深深地留下仇恨那些欺压穷人的地主的种子，使他从小深深感到人世间的不平。后来，他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写道：“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
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⑩迁居大湾后，从第二年起，朱德又到离大湾不远的席家砭私塾随席聘三（他的名叫国珍，聘三是他的字）老师读书。席聘三那时四十多岁。(11)朱德在这里断断续续地读了八年书。老师给他取字“玉阶”。
席家砭私塾与大湾相隔四公里。朱德每天清晨起床后，干点家里的劳动，然后吃完早饭再去上学。不论是酷暑，还是严冬，每天都要来回走四次，“晌午回来肚子饿，跑得快；晚间回来怕天黑了，也得快”，长年累月，使朱德“养成走路快的习惯”。他家迁回大湾后，在镇外佃来三亩地。一到农忙季节，朱德就不去上学，在家里劳动。一年大约有三四个月在家种地，有六七个月去读书。他后来回忆起艰辛的童年时代对自己的影响：“我从小就是饿肚子长大的，因此，后来搞革命运动时，我就不大怕饿，好像根本不知道饿。
讲起干活，也是一样。我从小到大都干活，所以后来做体力劳动时，我从来不觉得面子难看。走路也是一样，成年以后，虽然有时有马骑，可是一生之中差不多都是走路，经常几个月几年长距离行军，同我指挥的士兵并肩走来走去。”“习惯那种清苦生活，走遍世界就没有觉得苦，在毛尔盖（草地）觉得也不过我们那样子。”(12)席聘三，是当地一位很有见识的学者。他多次去考秀才未中，后来回家设馆，以教书为业。乡中男女老少都很尊重他。
朱德到席聘三私塾去读书的时候，正值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后的第二年——一八九六年。这时的中国面临着被世界列强瓜分的严重威胁。清政府在新兴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打击下，可耻地屈服。它的腐败完全暴露出来了。
接着，又发生了八国联军之役，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好似一个奄奄一息的巨人。帝国主义列强，如同一群饿狼，争先恐后向它扑来，恣意撕裂这个巨人的肢体，吞噬它的血肉。这不能不使每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感到热血沸腾，忧心如焚。
席聘三历经沧桑，饱尝过人世间的种种辛酸，对历史十分熟悉。他又是个很“有骨气”而又“很懂人情世故”的人，思想开朗，喜欢纵论古今，抨击时弊，很有见地，“把做官的人常常骂得狗血淋头”。他说：“皇帝就是那样，好人不用，有也是例外的。”提起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他更是满腔义愤，常说：“人不做事业，没什么作用”，“要能做事，才能救世界。不能救世界便没有路。”朱德称赞他“是个周身叛骨，朝气蓬勃的评论家”。(13)朱德随席聘三读书，从十岁到十八岁，这正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时期。他对席聘三十分尊敬，所以受席聘三的影响是很大的。这时的朱德“已经懂得问国家事”了。席聘三痛恨恶势力和追求救国救民真谛的精神，以及他那强烈的民族感情，深深地感染着朱德，使朱德的眼界开阔了，使他的思想在几年里“慢慢开展了”。他后来回忆说：“在当时充溢着的思想，就是‘富国强兵’。我们晓得做‘富国强兵，的事，没知识不行。”(14)从增长知识这方面来说，朱德在席聘三门下读书，也获益不浅。朱德说，在这个时期，只要学生想学什么东西，席聘三就给他们讲什么东西，“四书、五经也讲，诗、词、歌赋也讲，还有《纲鉴》、‘二十四史’”。以后还教朱德读《左传》。因此，朱德能把四书、五经、《史记》贯通起来，“二十四史”也“大致记得”(15)，由于朱德聪明又肯学习，因而得到了席聘三先生的时时夸奖。
在这几年里，朱德不但广泛地阅读古籍，还利用各种机会广泛地阅读了戊戌变法后出版的新书，如地理、数学等。朱德在同学中有个最好的朋友叫吴绍伯，年纪比他大，出身书香门第，家里有书房，书很多，还有个常跑成都的人给他带些“新学”书籍回来。吴绍伯就把这些书情给朱德看，于是“新学”书籍成了朱德经常的课外读物。他抓紧时间，拼命阅读。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借光了”，“吃了便宜”。
他们读了大量的新书，还见到别人从外地带来的地球仪，“眼光放大了”，“晓得有世界，知道有个地球，还是圆的”。于是，渐渐萌发出一个念头：“想去看看世界就好了”。他们成天“打主意怎么样到成都，到外面”去，再也不想呆在家里了，因为“屋里是太闷人了”。(16)朱德的少年时代，正值中华民族陷于内忧外患的苦难岁月。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地主豪绅对农民的无情搜刮，官吏差役的敲诈勒索和朝廷分摊的巨额赔款，此时的四川已是民穷财尽，整个社会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
这几年，四川又连年遭受水旱灾荒，使本来缺粮的老百姓更陷入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走投无路的农民只得转徙他乡，“殍殣相望于野”。他们有的倒毙荒丘，有的卖儿溺女，有的找有粮的人家要一点粮食，这叫做“吃大户”。一天，正在席聘三家里读书的朱德等，忽然听到屋外纷杂的呼唤、呐喊，走出教室一看，只见一片黑压压的人群走来，有六七百人。这些人穿着非常槛楼。男女老少，带着小孩。小孩子张着嘴巴在不停地哭喊。大人眼里露出悲痛的火焰！这凄惨的场面，把学生们都吓得跑了。可是，当地的士绅却从保宁府请来一百多官兵，把饥民打散，还杀了不少。朱德说，这件事“给我很深的一个刺激！”(17)他从一八九六年入席聘三私塾读书，直到一九○四年。最后一年，还得到席聘三的同意，住在他家里，只交一百斤米作为伙食。在席聘三先生的良好教育下，不但为朱德后来喜欢读书、爱好作诗打下了良好基础，更重要的是，在席先生的启蒙、引导和现实生活的教育下，使朱德的幼小心灵开始萌发出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有意识地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了。
二、走向广阔的世界
一九○五年，朱德年满十九岁。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追求进步、寻求新学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地处穷乡僻壤的旧私塾已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一心要到外面去看看。
科举考试，在当时几乎是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读了几年私塾以后，如果要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就得去应试。按照清朝科举制度的规定，得在通过县试、府试和院试后，才能成为秀才。朱德家里没有钱，幸亏仪陇县城离大湾只有三十六公里，凑了一吊钱，也就勉强能去了。
这一年，头上梳着长辫的朱德，肩挑简陋的行装，同席聘三先生的儿子还有几个同学一道，步行来到仪陇县城，参加县试。这是朱德第一次离开养育他十九个年头的家乡。
发榜的结果，朱德顺利地通过了县试。他那时用的名字是朱建德。在一千多个考生中间，他的名字列在前二十名中。这是他自己都不曾料想到的。
尽管大湾离县城那么近，他一家三代中还没有人进过县城。能够通过县试，并且取得这样好的成绩，这在他们家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情。不但全家高兴，乡亲们都很高兴。这以后，家里就下了决心，即便借钱也要支持他继续读书，继续应试。
这场考试前后持续了一年之久。仪陇县属于顺庆府（现在的四川省南充市）。在前往顺庆府参加府试之后，朱德抽空到距仪陇县城四十多公里的南部县盐井去参观，听说这里有些西洋机器。他从来没有见过机器，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朱德和许多结伴同行的考生一起，到了南部县盐井后，并没有看到什么新机器，却见到几千名贫病交加的盐工的苦难生活。他们从早到晚，不停地从事着奴隶式的劳动，面容憔悴，瘦骨鳞峋。身上除着一块裹腰布外，几乎赤裸。住的小屋终年不见天日，还满是臭虫。吃的也仅够维持生命。这种悲惨的情景给朱德脑海里留下难忘的印象。
来到顺庆府后，朱德犹如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广阔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那么新鲜，又是那么陌生。正如他后来回忆中所说，连大河也是“第一次看见”，“见了大世面”。在府试中，他又顺利地通过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重大的变化发生了。面对严重危局的清朝政府正在标榜推行“新政”。他们在一九○五年九月宣布：科举考试从丙午（一九○六年）年开始一律停止，并严伤在各府、厅、州、县普遍设立蒙小学堂。
于是，各种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迅速遍及全国。顺庆府是四川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一九○六年也兴办起新式小学堂、中学堂。仪陇、营山、蓬安、南充、西充、邻水、岳池、广安八个县的学生都到这里求学。由于科举制度已被废除，朱德还没有经过院试，也就失去考取秀才的机会。他决定到顺庆府去上新学堂。但这个想法没有得到家里老人的同意。原因是他们不相信这种新式学堂能维持多久，说不定哪天就会关门。而且家里已按照封建习俗，在一九○五年九月安排朱德同他大舅的女儿刘氏完婚。
怎么办？朱德只得求救于席聘三老师。席聘三素来重视“新学”，他的话对学生家长有很大的影响。在席聘三的帮助下，终于使老人改变态度，同意朱德到顺庆府上新学堂，并且东挪西借地给朱德筹措了一笔钱，供他读书时使用。
一九○六年春天，朱德先考入南充县（南充是顺庆府的首县，也就是府治所在地）官立两等小学堂。在那里，除国文外，又学了一点地理、历史和英文。一学期后，在这年秋季考入顺庆府官立中学堂。那里的课程有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外语、法制、格致、美术、体育等。其中，物理、化学两门学科既没有课本，又没有实验室，只是凭老师口讲，学生们记点笔记。但朱德对学习新学的兴趣很高。
这两所新学堂的老师中，有一部分人思想比较进步。南充县两等小学堂的监督（即校长）是张澜。顺庆府中学堂的监督先后由张澜、刘寿川担任。
他们两人都曾在日本留过学，是当时的新人物，除担任监督外，还给学生讲课。张澜曾经对学生说：现在要亡国灭种了，要牺牲身家性命，去救国家。
刘寿川和朱德有一点比较远的亲戚关系。朱德在课余常到他家去，听他讲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事情，看他从日本带回来的理化仪器和幻灯片。这些对朱德有很大的吸引力。①朱德在顺庆府新学堂读书只有一年时间。他在这里学到了许多救国的道理，也开始接受科学的教育，这一年既是他从学习旧学到新学的转变，也是他接受“读书不忘救国”进步思想的开端，是他一生中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重要转折。
这时，朱德同社会各方面的交往也多起来了。从他们当中得知成都新建立了一批学堂，包括武备学堂和体育学堂，都是他很感兴趣的，出路也比较有保障。他决意到成都去上学。一九○七年初，朱德借到四五十块银元，只身一人徒步到了成都。
成都不仅是四川的省会，也是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朱德还没有到过这样的大城市。那时候，成都的社会状况正处在异常剧烈的变动中：设立了机器局、银元局、铜元局、兵工厂，商业很繁荣，开始有了新军和警察，出版了铅印的《四川日报》，街上还出现胶皮轮的人力车。这一切，对朱德说来都那样新鲜，使他的眼界大大开阔了。同这种畸形繁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随着社会经济的破产，城里到处都是衣衫褴楼的穷困的苦力。
那时候，“一般操练习武成了风气，连乡下都操，因为怕要亡国了”②。
朱德到成都时，武备学堂和体育学堂都在招生。他先考上了武备学堂的弁目队，那是为新军训练军士的，可是家里不让他去。接着，他又考入了四川通省师范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
这所学堂的举办是为着适应各地小学堂陆续兴办的需要，“以划一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体操、步伐、口令为宗旨”，招收本科生的、条件是“旧日曾读经书略解文义者”。③它的课程有修身、国文、教育、儿童心理学、生理卫生学、算术、图画、音乐唱歌、兵学、教练、枪操、普通操、器械等。④朱德入学时用的名字仍是朱建德，被编在甲班。⑤入学后，这所学堂给朱德的第一个最深的印象是教师们都没有留辫子，而是把一条假辫子缝在帽子上。朱德对这些教师十分佩服。他在学校里，“读书是读书，对国家大事很关心。当时学生都自命为中国主人翁，一般人也是把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⑥当时，要求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思想已在成都学堂里流行起来。有一天，一本革命派在日本所办的秘密刊物《民报》，不知由谁塞到了他的枕头下，这本刊物的字迹已被翻得模糊不清，显然已经过许多人的手。朱德在仔细阅读了这本刊物后，又把它悄悄地塞到其他同学的床上。在成都的一年里，朱德的“同学多，来往的人也多”，开始产生要“推翻皇帝建立一个好的国家”⑦的思想。
这年底，朱德从体育学堂毕业。十二门功课的总平均分数是八十二点三分，其中器械获得了一百分，心理获得九十八分，教练九十二分，算术九十分，学习成绩优良。⑧这两年，为了支持朱德上学，朱家的老人先后为他筹借了二百多元钱，这笔债务直到后来朱德当上滇军旅长时才还清。
朱德从成都体育学堂毕业时，他的老师刘寿川已从顺庆府中学堂回到仪陇，在县里任视学，便推荐朱德到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习兼庶务。
这正是变革的年代，新旧势力之间的冲突十分激烈。在仪陇这样一个偏僻山区的县城里，尤其是这样。县里原有的金粟书院历来是一班秀才、举人们把持的，对这种新学堂千方百计要进行破坏。
一九○八年，受了两年新式学堂教育的朱德，来到县立高等小学堂，立志要为家乡做点有益的事。但在守旧势力的反对下，经过努力，才招来十二个学生。学堂里的教师和办事人员有刘寿川、田玉如、朱德、张四维、李绍沆五人。守旧分子写了首打油诗讥讽他们说：“十二学生五教员，口尽义务心要钱；未知此事如何了，但看朱张刘李田”。⑨他们还向县里诬告学堂的新教师是些“假洋鬼子”，教的是野蛮思想，有损国粹。还说朱德教的体育课要求学生穿短褂和裤衩，是“狠亵的课程”，有伤风化。县里就去查封学堂。朱德和其他教师联合社会上一部分进步人士据理力争，最后终于迫使县里收回成命。
学堂重新开学后，学生从原来的十二人增加到七十多人。守旧势力又雇用流氓恶棍捣乱，甚至大打出手。朱德平时对人宽宏大度，但对这种无理的横逆决不能忍受，就教学生学习武术，实行自卫。
朱德是农民的儿子，本来属于很下层的人，现在居然做了县里最高学府的教员，自然更引起那些守旧分子的忌恨，受到他们的排挤。当时，地方官家、士绅请客，照例要请老师赴宴。但朱德往往接不到请帖，即使偶尔被请去，入座时也不能在上席⑩。那年孔子诞辰，学堂的师生参加“祭庙”活动，按惯例要给教师每人分一两斤祭祀用的猪肉、牛肉，叫做“胙肉”。可是朱德却连一两也没有分到。这在当时，对一个教师来说，是一种莫大的侮辱。朱德对这些却毫不在意，认为“不吃那点肉，我倒觉畅快些”。(11)几十年后，朱德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讲到这段历史时写道：“那时新旧思想冲突得很厉害。我们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做点事情，守旧的豪绅们便出来反对我们”，(12)“我开始了反对封建主义的真正斗争”。(13)在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一年的经历，对朱德的影响是很大的。以前，他一直在学校里求学。这是他头一回投身到实际社会中独立谋生。一年来亲历的新旧社会力量的尖锐冲突，备尝社会上旧势力的压迫和排挤，使朱德懂得许多世事，看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腐败和黑暗，加上小学堂的同事里也有人排挤他，(14)使他觉得“教书不是一条生路！”(15)毅然辞去了教师职务，决心到云南去。
三、奋身军界
朱德为什么要到云南去？他的这个决心是怎么下的？朱德后来回答道：“问题就是非得救国不可。那时候，云南靠近边疆，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防地带。”在外国列强正加紧掠夺中国边疆的危急局势下，一般人“认为最危险的就是东三省和云南了。”①东三省离四川那么远，朱德自然不可能去，于是就想到云南去。
云南同四川接壤，在那里的四川人一向很多。原四川总督锡良改任云贵总督后，在云南编练新军，又从四川调了不少人去，包括四川武备学堂弁目队的一些学生。这也是朱德去云南的一个原因。
就在朱德从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辞职后不久，有一天，一封从成都发出的书信寄到他的家里，这是他原来一个同学写来的，约朱德一同去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那时候，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刺激下，在许多爱国青年中流行一种观念，认为要使中国强盛起来，必须从军事入手，朱德立刻同意那个同学的要求，但他并没有把这一决定告诉家里，只是说要到成都去读书。朱德的三叔朱世和常年在外做生意，在经济上给了他一些帮助，作为路上用的旅费。
一九○九年春节刚刚过完，朱德告别了家里的亲人，沿南充步行到成都。
这是他第二次到成都。
到成都后，朱德找到他的同学敬镕，一起徒步从嘉定（今乐山）、叙府（今宜宾）进入滇境，再经昭通、东川，在四月间到达云南省会昆明，长途跋涉共七十余天。
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陲、同当时的法属印度支那和英属缅甸接壤，正处在法、英侵略势力的争夺中。法国在宣统初年向清朝政府要求云南七府矿藏的开采权。英国伺机侵略我国边疆的片马等地。滇越铁路的兴筑，更使云南的局势显得发发可危。清朝政府为了维护它的摇摇欲坠的统治，决心培养一批军事人员并建立新的军事力量。一九○九年中秋，在云南“设立陆军讲武堂为新军及防营现任军官研究武学之所”，“堂内附设丙班学生一百名，考选十六至二十二岁之学生，以品行端方、文理清顺、身体强健者为合格，三年毕业，备充下级军官之用。”②同年，还在云南编成新军一镇（师），称为暂编陆军第十九镇。
云南陆军讲武堂分设甲、乙、丙三个班。甲班选调云南陆军第十九镇的管带（营长）、督队官（副营长）、队官（连长）、排长入学调选；乙班选调巡防营管带、帮带、哨官（连长）、哨长（排长）入学；“丙班招考贡生、廪生、秀才、普通中小学生以及识字的健壮青年。”③朱德、敬镕到达昆明时，正是云南讲武堂开始招生的时候。他们寄住在昆明景星街一个四川同乡萧氏开设的临时客栈里，准备应试。④但事情在开始时对朱德并不顺利。投考的结果，敬镕用云南昭通府大关厅的籍贯（他其实是四川南部县人）被录取；朱德仍用四川原籍报名，是外省人，不容易被录取；又没有当地老住户或大户介绍，就落榜了。这时，朱德身上带的盘缠钱，已几乎花完。为了渡过难关，只得先投入川军步兵标当兵，改名朱德，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因为朱德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经过较短时期的军营生活后，便升任队部司书（即文书）。干了一两个月，再次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那时，“适值滇越铁路通车，滇政府希望多招一些迤南籍的学生，以备将来屏障迤南边陲之用。蒙自县地处滇南边陲，朱德探听到蒙自无人报考，就报蒙自籍应试”，⑥终于考入了讲武堂丙班步兵科。同班同学有范石生、朱培德、金汉鼎、王均、杨池生、董鸿勋、杨希闵、唐淮源等。
朱德到达昆明后几经周折，终于开始了他渴望已久的军事学堂生活，喜悦的心情是不难想见的。他后来谈到：“我的志愿老想做个军人，而这个讲武堂恐怕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了。他（它）收学生很严格，我竟被录取，非常高兴。”⑦至于为什么要投考云南陆军讲武堂，朱德说：“那时我还是一个农民，为了受不住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压迫，就和一些有知识的、前进的人参加了新军学校，进了云南讲武堂，我们曾利用了这个新军学校的力量，参加了推翻封建社会的斗争。”⑧云南讲武堂的军事教育和训练是近代化的，而且要求非常严格。它设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四科。各科的军事教材使用日本士官学校的教材。
其中有战术学、兵器学、军制学、地形学、交通学、筑城学、马学，称为大教程；有步兵操典、野外勤务，射击教范、阵中要务令，称为小教程。为了培养学员实际指挥作战的能力，还有图上战术作业、沙盘教育、实地测绘和野外作战实习等。在操场上，严格地进行班、排、连、营、团的队列教练，要求每个人姿势端正，动作敏捷，各个动作都要反复练习，做到纯熟了才能结束。丙班学员除学科和术科外，还有普通学科，包括：国文、历史、地理、算术、伦理、代数、几何、英文、法文等，头半年主要是补习普通学科，以后就专门学军事学科。
朱德在讲武堂过着紧张而兴奋的生活。他说：“这时候我学习得很舒服，又没有什么挂虑，家嘛离得老远。也没有亲戚朋友，这可以说是一个特别专心学的时期”。⑨他的同班同学杨如轩回忆：“朱总在讲武堂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刻苦好学，那怕休息时间，他都用来看书或锻炼身体。”⑩由于他刻苦好学，学科、术科和普通学科都取得优秀的成绩，其中术科成绩尤为出众。
他指挥队伍时，动作干净利索，喊口令时声音宏亮，为全校之冠。每当遇到外国领事到讲武堂来参观，总办李根源总是从学生中指令朱德和朱培德两人出来指挥，同学们一时称他们为“模范二朱”。(11)当时教职员的来源：“在军事教官中，大部分来源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在队职员中有的是保定军校毕业生，有的是武备学堂毕业生；在文职教官中，大部都是留日学生毕业回国的知识分子。”“讲武堂的军事教官和文职教官，成了留日学生的集中地，是他们回国后谋出路的一个场所。”(12)讲武堂监督（后任总办）李根源和教官罗佩金、方声涛、顾品珍、李烈钩、唐继尧等大部分都是从日本上官学校毕业回国的，许多人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秘密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一九○五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立中国同盟会后，第二年二月就找了云南籍的同盟会会员李根源、罗佩金、吕志伊等五人谈话，嘱咐他们筹办《云南》杂志，说：“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侮凭陵之下，易于鼓动奋起，故筹办云南地方刊物为刻不容缓之任务。”
(13)同年十月，《云南》杂志在东京创刊，《发刊词》中沉痛地描述了云南在英、法激烈争夺下所处的危殆局面，写道：“哀哀同胞，行作白人奴隶。
彼苍者天，谁实为之，而使我至于此极也。”并且号召云南民众“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万死不懈，以抗强敌”。(14)这本杂志以云南留学生同乡会名义出版，大量流入省内，在云南民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与此同时，云南面对的民族危机也正在日趋激化。特别是法国修建滇越铁路，更被人们看作云南行将沦为殖民地的直接信号。朱德回忆说：“在我们刚入学校的时候，穿过国界的滇越铁路——那是法帝国主义来侵略的一条动脉——修通了，亡国的刺激澎湃着，一般宣传刺激都根深刻的印在脑子里。
同时，这个学校她还没有带着一种官僚腐化的气习，一般办事都富于革命倾向。”(15)所以，云南陆军讲武堂创办后不久，就建立起同盟会的秘密组织。
朱德正是“在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于一九○九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参加同盟会的。”(16)和他在一个同盟会小组的，有杨秦、范石生等。会员不仅传阅《云南》杂志，还秘密地看从外地偷运来的革命书刊，如《民报》、《天讨》、《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等，“大家经常谈论的和考虑的，就是怎样发动革命起义。这样，云南讲武堂就成为云南革命力量的重要据点。”(17)在这个革命据点里，朱德积极参加同盟会的秘密革命活动，还阅读了有关乔治·华盛顿的书和意大利、日本、俄国有关改革政治方面的书籍，增长了知识，扩大了视野。同盟会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强烈地吸引着他。他还和同学唐淮源、杨如轩、杨池生等七八个人组织了一个五华社，“这个名字也是他取的。主要是主张奋发互励，富国强兵，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18)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一心一意地投入了讲武堂的工作和生活，从来没有这样拼命干过。我知道我终于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19)一九一○年七月，随营学堂学生二百人并入云南讲武堂丙班。杨如轩便是随着随营学堂学生并入，而和朱德同班学习的。因为新军急需补充军官，便从丙班和随营学堂学生中挑选了学习成绩较优者一百人编为特别班。朱德和范石生、杨蓁、董鸿勋等被选拔入特别班。原来讲武堂的军事课程要学一年半，特别班只学八个月。
第二年六月，原在广西新军任职的蔡愕被云贵总督李经羲调往云南，任陆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相当于旅长）。蔡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出身于贫苦家庭，父亲是做裁缝的，但他聪颖异常，沉静刻苦，幼年就有“神童”之称，是日本土官学校第三期毕业生。同盟会领袖黄兴在这年的一封信中写到：“广西同志蔡松坡调往云南，总揽新军之事。凡此皆军界愈见进步之情形。”(20)第三十六协司令部同讲武堂毗邻。蔡锷的办公室内四周准满了中文、日文的书籍和报纸。他每天晚上办公到深夜。求知欲强烈的朱德有时到蔡锷办公室请教和借阅一些书刊。长时间的接触，使比蔡锷只小四岁的朱德，深深感到蔡锷思想敏锐，办事稳重，工作能力强，充满智慧，有着坚韧不拔的品格，因而狠尊敬甚至崇拜他。蔡锷也很喜欢这个壮实、质朴、勤奋的朱德。
蔡锷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性格冷静持重，对事深思熟虑，不轻易露声色。
他虽然允许朱德到他那里去，但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却从不表露自己的意见。
不仅如此，就是对于清廷也从来没有不满之意。”忙碌完工作之后，“在其他时间，便过着与人隔绝的生活”。(21)可是，当云南新军中的同盟会会员黄毓成去找蔡锷谈到正在进行中的革命活动并希望得到蔡的支持时，蔡锷断然告诫他：“时机不到干不得，时机成熟时绝对同情支持。”(22)这个时机果然来到了。——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震动全国的武昌起义爆发。起义主力是湖北的新军。九天后，蔡锷同云南新军中的同盟会员罗佩金、唐继尧、刘存厚、雷飚四人密议，准备起义，并相约：“严守秘密，有泄者共殛之。”(23)接着又在十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二十八日三次召集新军中的革命分子进行秘密会议。献血为盟，决定驻昆明的新军各部在十月三十日（农历九月九日，又称重九）夜十二时同时起义，由蔡锷任起义军临时总司令。云南的新军第十九镇虽有两协，但革命力量比较薄弱的第三十八协正分别驻在滇甫的临安府和滇西的大理府，驻在省城昆明的新军第三十六协、炮标、机关枪营和讲武堂都已由革命分子掌握，在省城中没有其他足以同他们相抗衡的军事力量。起义的具体部署是：驻在城北北较场的第七十三标，向省城北门、东门进攻；驻在城南巫家坝的第七十四标和炮标向南门、东门进攻；陆军讲武堂师生为开城作准备；机关枪营分属于步炮各队。
云南陆军讲武堂特别班学员早在八月已提前毕业，其中有十八人被分配到蔡锷部下。朱德是这十八人中的一个，到第三十七协第七十四标第二营左队以见习生资格当副目（相当于副班长）。第七十四标标统罗佩金和第二营管带刘存厚，都是同盟会会员。朱德当副目没过几天，“又当了司务长”，负责“作士兵运动”。他说：“当司务长一个月，士兵就运动到手上来了。”
(24)
十月三十日，预定起义的日子到了。但临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这天晚上九时左右，昆明北较场的第七十三标士兵正在为准备起义而抬运子弹时，遇到北洋派值日队官查究，情绪激昂的士兵开枪打死了这几个军官，起义就提前发动了。这部分起义军攻入昆明北门.进攻五华山和军械局。正在巫家坝布置起义的蔡锷，听到北较场已经发动，立刻下令第七十四标也提前出发攻城，宣布云南起义！
这时，朱德被指定接替所在连的队官（即连长）职务。晚上十二时，起义部队全部入城。黎明时，起义军已占领所有城门，朱德率部参加攻打总督衙门。由于他们同总督衙门的卫队营事前已有秘密联系，卫队中有不少四川人，朱德自己也曾利用这种同乡关系在卫队营中作过士兵工作，因此，这些卫队很快就缴了械。第二天晚上，起义军第七十三标将五华山和军械局攻克，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被击毙，总参议靳云鹏化装逃走。据杨如轩等回忆，云贵总督李经羲藏匿在四集堆一个姓萧的巡捕那里，被朱德搜获，(25)后由蔡锷遣送出境。不久，大理、临安的新军也相继起义，各地的巡防营被陆续肃清，云南全省宣告光复。
十一月十日，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成立，蔡锷被推为都督。朱德在这次起义中作战有功，但因资历还浅，担任排长职务，率部在昆明城内街道担任巡逻任务。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朱德曾在《辛亥革命杂咏》这首诗中写道：“同盟领袖是中山，清帝推翻民有权。起义武昌全国应，扫除封建几千年。云南起义是重阳，下定决心援武昌，经过多时诸运动，功成一夜好开常”(26)云南起义是武昌起义后第五个起来响应的省份，也是西南各省中第一个独立的省份。这个伟大壮举，震撼了腐朽的清王朝。清朝政府计划向革命力量反扑。在清军进攻武汉以前，端方率领的清军已进入四川。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还拥有相当大的军事力量，仍在血腥地镇压四川人民。于是，云南军政府决定遣师北上，援助四川起义军。蔡锷派出两个梯团（相当于旅），共八个营，由韩国饶率领入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