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退却的终点应该放在哪里？朱德、毛泽东认真分析形势后认为，红军刚转入运动战，必须慎重初战，不在没有十分把握的情况下同敌人决战。
红军主力与其退却到苏区边沿地区，不如退却到苏区中心地区更为有利。这是一个深谋远虑、稳当可靠的战略方针，在没有大规模作战的经验以前，第一次对付这样大的敌军的进攻，采取这种慎重的方针是必要的，为了不使红军在退却中过于疲惫，朱德、毛泽东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将敌军诱到苏区中部的东固，南垅、龙冈地区；第二步再将他们诱到苏区腹地的黄陂、小布、洛口一线，在这里相机歼敌。
四万红军按照朱德、毛泽东这一部署，先后转移到黄陂、小布、洛口地区隐蔽集中。十一月二十八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和总前委机关来到黄陂。中共宁都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和黄陂区委、区苏维埃政府以及当地群众，为了欢迎朱毛红军，搭起一座彩门，彩门两边用“黄陂”二字题写了一幅对联。上、联是：“黄虎出林啃白犬”；下联是：“陂水人潭养赤龙”。当朱德、毛泽东率部走来时，夹道相迎的群众中锣鼓、唢呐、鞭炮齐鸣，黄陂、小布顿时欢腾起来。第二天，朱德和毛泽东一起，会见中共宁都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和黄肢区委、区苏维埃政府的负责人，赞扬他们反“围剿”的准备工作做得好，并鼓励他们继续支援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
朱德虽然是红军总司令，但从没有一点架子。他来到黄陂、小布后，不仅经常找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谈心，了解地方工作的情况和人民群众的疾苦，而且同红军战士打成一片。有个刚参加红军不久的小通讯员一次在打草鞋时，因为没有掌握好打草鞋的技术，手里拿着黄麻和破布，怎么摆弄也编织不好。他又急又气，拿起棍子在不成形的草鞋上乱打乱敲，嘴里气呼呼地说：“打草鞋！打草鞋！”这时，忽然听到背后有笑声，扭头一看，原来是朱德站在那里。朱德走向前去，对小通讯员说：“小同志，别着急，来，我来教你。”说着弯下腰去，指点这位年轻战士打草鞋。经过朱德的耐心帮助，一双又合适又好看的草鞋很快扛成了，朱德这种平易近人的作风和爱兵如子的精神，在红军中人人皆知，广大官兵从中受到了很大教育。
十二月上旬，蒋介石到南昌召开军事会议，进一步部署对中央苏区中心区域的进攻；并任命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兼任海陆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十一个师又两个旅约十万以上的兵力，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边沿部署了一个半圆形的包围圈。形势一天比一天严重了。
朱德来到黄破不久，在十二月上旬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总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反“围剿”的作战方案。这时在革命根据地内部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那就是震惊一时的“富田事变”。
在强敌围攻的险恶环境中，出于巩固后方的考虑，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赣西南党组织在这年上半年开始展开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这场斗争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但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错杀了一些同志，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和红二十军少数领导干部反对罗坊会议确定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错误地指责它是“右倾”、“逃跑”的方针，仍主张夺取中心城市，这又加深了高级干部内部的矛盾。一九三○年十二月，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当时担任肃反委员会主任的李韶九到江西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所在地——吉安县的富田，进行肃清“AB团”的斗争。（“AB团”是北伐军攻克南昌后成立的一个反动组织，在第二年四月就己解体。）李韶九到富田后，相继逮捕了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赣西南特委书记、省行委常委段良粥，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并对他们进行刑讯逼供。红二十军少数领导人眼看自己将被错定为“AB团”井作为反革命分子遭受逮捕，在十二月十二日带领部队在富田包围当地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释放被错捕的人员，并将全军拉到赣江以西地区。他们模仿毛泽东的笔迹，伪造了一封毛泽东给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的信，信中说要古柏把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打成AB团的主犯。字体“学得比较像，但是露出了马脚——毛泽东同志写信，年、月、日也是用汉字，不用罗马字和阿拉伯字。”⑨他们故意将这封伪造的信送给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红二十军由赣江东岸拉到赣江以西的永新、莲花一带活动时，沿途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这些极端错误的行动，严重地分裂了红军，只能有利于敌人的“围剿”，而不利于红军的反“围剿”，朱德收到那封伪造的信后，一下就看出了破绽，立即把这封信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笑着问朱德：你怎么还送给我呀？朱德回答：我不相信这封信是你写的。
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为了维护红军的团结和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十二月十七日联名发表《为富田事变宣言》，严厉地批评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红二十军少数领导干部的严重错误，指出他们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错误口号是“分裂革命势力”，并说：“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总前委的工作路线，完全与中央最近三全扩大会议的路线相符合。”宣言维护“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指出：“此次蒋介石、鲁涤平大举进攻革命，敌人利在速战，使红军深入白色区域，然后包围袭击。我们就要利用敌人弱点，看明敌人毒计，站在主动地位来定策略。我们所采取的大规模决战，诱敌深入赤色区域，配合群众，这是实际消灭敌人，实际进攻南昌、九江，争取革命胜利唯一的正确策略。”宣言还明确表示：“朱、毛、彭、黄团结到底。”⑩十二月十八日，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又联名发表《给曾炳春等的一封公开的信》（曾炳春是红二十军政委——作者注）。公开信坚决维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出：“富田这次行动，唯一的借口是反对毛泽东同志‘右倾，。
泽东同志平时主张彻底平田，坚决在政治上反对富农领导，经济上反对富农剥削，相当的武装地方群众，巩固苏维埃政权，这些主张 是布尔塞维克的正确路线。”信中强调：“只有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大举消灭敌人主力，在野外消灭敌人，工事也无用了，这就可以长驱直人，南昌、九江不攻自破。
这种战略才是实际的布尔塞维克的战略。”“凡是真的布尔塞维克同志，都（应）当无条件的执行。”并指出：“这一个战略，是整个一方面军总前委的策略，已不是泽东同志个人意见，所谓反对泽东同志‘右倾，，等于无的放矢。”公开信最后严肃地指出：“目前决战在即，凡是革命的布尔塞维克同志，应站在共产党总前委领导之下，一致团结，坚决消灭敌人，谁不执行这一任务，谁破坏这、一任务，谁就是革命的罪人。”(11)由于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的坚决态度和说服教育，克服了“富田事变”造成的严重危机，维护了团结，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内部得到稳定和巩固。这对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富田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认为红军和苏区内部出了问题，正是乘机大举进攻的好时机。于是，他下令将国民党“围剿”军队分为八个纵队，于十二月十六日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发起全线进攻。在红军正面的右、中、左三个纵队，由北向南“分进合击”。由于苏区的坚壁清野工作做得好，国民党军队进入苏区后到处找不到粮食，也找不到向导，因而陷入困境，停顿不前。他们在战报中发出这样的感叹：“到赤区作战真是黑漆一团，如同在敌因一样”(12)。
“围剿”军已被诱到中央苏区腹地，红军转入战略反攻的时机已经到来，决战即将开始。这一仗该怎样打？先打对方哪一部分？朱德和毛泽东经过周密考虑，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左翼的张辉瓒部第十八师或离红军主力最近的谭道源部第五十师。因为“张、谭两师是‘围剿’主力军，‘围剿’军总司令江西主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张又是前线总指挥。消灭此两师，‘围剿，就基本上打破了。”“我军实行中间突破，将敌人的阵线打开一缺口后，敌之东西诸纵队便被分离为远距之两群。”(13)然后进行各个击破，打破这次大规模“围剿”。
这样，总前委选定远离敌人后方的龙岗、小布地区为退却终点，准备转入反击。为了打好第一仗，十二月下旬在小布河畔召开了军民誓师大会。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两侧，挂着毛泽东写的一幅对联。上联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下联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14)。大会开始后，毛泽东和朱德先后讲话。他们号召全体军民努力杀敌，勇敢冲锋，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土地革命，保卫革命根据地，保卫家乡，保卫工农的天下。
(15)
十二月二十四日，朱德、毛泽东得到情报：在源头的国民党军队谭道源师，正在大量拉夫，准备向南进犯小布。朱德、毛泽东认为，小布的地形和群众条件都好，对红军有利，正是在运动中消灭谭道源师的好机会，决定先打谭师。他们在当天下午一时发出命令：“方面军决于明（二十五〕日先歼灭来犯小布之敌。”(16)次日早晨，指挥红军主力由黄肢向小布以北轻装疾进，设下埋伏。这时，正是隆冬时节，北风阵阵，寒气袭人。红军指战员在冰冷的战壕里等待着。可是，从早晨一直等到黄昏，始终没有见到敌军的影子，只得撤回黄陂。二十六日午后，谭道源派出一部分兵力进到距小布十五华里的树陂，前哨放到距小布只有七华里的假坑。朱德、毛泽东得到消息后，在当天夜里十点钟又发出命令。“方面军决于明日进至小布附近，待机由树陂来犯小布之敌围攻而歼灭之。”(17)红军指战员在第二天拂晓前，再次进入原来的设伏阵地。可是，从拂晓等到天黑，仍然没有见到动静，只得再次撤回黄陂。
谭道源师为什么没有进犯小布？并不是情报不确实。谭道源确曾下达进攻小布的命令，先头部队并已出发。但由于谭师力量较弱，不敢轻进，也有记载说由于有人从苏区逃去报告了红军在小布设伏的消息，谭道源便下令部队停止出发，并将已经出发较远的前卫部队撤了回去，盘踞在源头一带迟疑不前，源头一带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谭师居高临下，硬攻对红军不利。两次在小布设伏都没有打成，有的指战员便产生急躁情绪，有的还说起怪话。
朱德、毛泽东非常冷静，认为红军反攻的第一个战斗关系重大，它将影响全局，必须打胜，必须在敌情、地形、人民等备方面条件都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情况下才能动手，否则宁肯持重待机，这时，又探得张辉琐师正向龙岗方向推进。于是便决定暂时不打谭道源师，先打张辉瓒师。
当红军主力在小布设伏准备伏击谭道源师的时候，朱德、毛泽东已派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带领该军第三十五师会同地方武装，将张辉瓒师一步一步从东固引向龙冈，并指示罗炳辉：在诱敌过程中，只许打败，不许打胜。
准备担负正面攻击张师任务的是红三军。二十七日，朱德来到红三军，在全军指战员大会上宣布作战任务。他说：“谭道源溜了，张辉瓒来了。”
“总前委认为，敌人已被调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时机已经到来。”“总前委决定：你们红三军担任正面攻击。希望同志们努力打！要初战必胜。”他扫视一下队列问：“有没有信心？”队列中爆发出响亮的回答：“有！”“坚决打垮张辉瓒！”当时正在红三军红九师担任参谋的耿飚回忆道：“总司令简短的动员结束了，但他的话久久地回响在指战员心中。我是第一次见到朱德同志。以前，从众多的关于他的传奇式传说中，我得出了一个印象：他是一员威风而严肃的战将。现在，当他站在我的面前时，那一对浓浓的眉毛和总是微笑的嘴唇，使我感到了他的睿智和亲切。”“现在，就是这颗被国民党悬赏二十万光洋的头颅，就是这个被多次宣布己被‘击毙，的英雄人物，正指挥我们在反‘围剿’战争中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18)第二天下午，朱德、毛泽东正式发出命令：“张辉瓒部经善和、藤田到达潭头，现向上固、龙冈推进中。”“方面军决定改换目标，横扫在我左翼当前之敌。”(19)十二月二十九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军主力由黄陂、小布地区挥戈向西，于当天到达龙冈以东三十华里的君埠隐蔽待机。这一天，张辉瓒师的先头部队戴岳旅的第一○四团于上午十时进抵龙冈。由于红军的行动秘密神速，群众严密封锁消息，所以，张部进到龙冈后，根本不知道红军主力已在君埠地区隐蔽集结，错误地判断红军主力尚在百里之外，毫无顾忌地准备由龙冈继续东进。
龙冈圩地形十分险要，后面是一座大山，前面是一条河，河的对岸是一座小山，东面不远处有个黄竹岭，是张师东进的必经之地。朱德后来说：“那山地的确险要。有些怪地方，山顶上的小路，一般军队都不能走，没有人领路，那就会迷失在树木草丛石壁中间卞。”(20)这里的地形极有利于红军隐蔽和集结。当晚八时，朱德、毛泽东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第二天由君埠向龙冈运动，利用有利地形，趁敌军立足未稳，突然发起进攻，将它围歼在龙冈山区，并在军事上作了周密的部署。
十二月三十日清晨，龙冈山区大雾弥漫，群山遍野云宠雾罩，如同黑沉沉的夜间，真是“雾满龙冈千蟑暗”(21)。红军在浓雾掩护下悄悄地进入阵地。朱德、毛泽东带着总司令部很少几个参谋人员，进入设在小别山上的指挥所。过一会儿，云消雾散，一轮红日徐徐东升，龙冈山区晴空如洗。红军指挥员居高临下，将整个龙冈圩尽收眼底，密切注视着张辉瓒部的行动。上午九点左右，张师先头部队戴岳旅进到龙冈以东的小别村附近登山时，早在这里隐蔽待机的红三军第七师突然发起猛烈攻击。
这时，尚在龙冈的张辉瓒，对红军的情况一无所知，错误地判断红军主力还远在黄陂、小布一带，戴岳旅所遇到的不过是游击队，不是红军主力。
他既没有及时地增援前方，也不戒备侧翼，而是命令戴岳旅拼命抵抗。战斗打到中午时分，戴岳旅逐渐展开两个团的兵力，战斗一时打得相当激烈，这时，在正面迎击戴岳旅的只有红三军的第七师（实际上只有一个团的兵力），向总部指挥所请求增援。可是，总部指挥所只留下一个连警卫部队，还担任着其他任务，只能派参谋处长到前线了解情况。朱德说：凡是部下请求增援，就必须派兵去，多少总要派，没有兵就派将。(22)不久，红三军第八、第九两师和红十二军的一部分，向戴岳旅的两翼猛烈发起攻击。戴岳旅在红军三面猛攻下，难以支持，向张辉瓒告急，张辉瓒派出一个团前去增援，还没进入阵地，就同戴岳旅一起被红军全歼。副旅长洪汉杰、团长李月峰被击毙，戴岳夹在士兵中逃出。
下午三时左右，左路红十二军、右路红四军和红三军团一部，在朱德、毛泽东的指挥下，已按预定计划分别迂回到龙冈侧后，占领当地山头，截住张辉瓒部主力四个团的退路，切断他们同东固。因富的联络，从背后向龙冈发起攻击。整个龙冈被红军紧紧围住，张辉瓒部成了瓮中之鳖。
下午四时左右，朱德、毛泽东下令发起总攻击。各路红军从龙冈北面的高山上猛冲下来。张辉瓒指挥部队往西北方向突围，突不出去。红军迅速冲迸张辉瓒师部，活捉第五十三旅旅长王捷浚张辉瓒换上士兵衣服逃跑，也被搜获。当天黄昏，战斗全部结束。朱德和毛泽东从小别山上总部指挥所走下山来，向龙冈走去，沿途听到很多红军战士高兴地喊道：“前头捉了张辉瓒。”(23)尤冈战斗，在朱德、毛泽东的周密部署和巧妙的指挥下，只打了一天，歼灭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近万人，缴获各种武器九千余件，还缴获电台等其它军用物资。第一次反“围剿”首战告捷。
张辉瓒部的惨败，使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大为震动。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有“龙冈一役，十八师片甲不还”的伤心语。蒋介石在回电中说：“十八师失败，是乃事之当然，不足为怪，我兄每闻共党，便张皇失措，何胆小乃尔！使为共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24)张辉瓒被俘后，朱德把他押到总司令部，同他谈话。朱德故意问他：“你看我们下一步应该去攻击敌人的哪个部队？”张辉瓒毫不迟疑地建议红军去攻击蒋光鼐的第十九路军，并且把十九路军的情况说得一清二楚。朱德一听便知道他是在欺骗。因为这时红军已经去追击谭道源师了，而蒋光鼎的第十九路军这时远在兴国，攻击该军不是红军的迫切任务。张辉瓒、谭道源两师同是鲁涤平的嫡系部队。张辉瓒那样说的目的是想转移红军的进攻目标。
张辉瓒师主力在龙冈覆灭后，鲁涤平急忙电令在源头的谭道源的第五十师，迅速向东转移，同洛口的许克祥第二十四师和头陂的毛炳文第八师靠拢，以免被红军各个击破。
朱德、毛泽东早已预料谭道源师一定会向东逃跑。为了在谭师同许、毛两部靠拢前加以消灭，朱德、毛泽东在一九三一年元旦率部东向，当天赶到小布。谭道源得知朱毛红军追来，第二天一早就率部东逃。它的主力到达东韶，准备按照鲁涤平的电令，同洛口的许克祥师靠拢。但许克祥师已退到头陂同毛炳文师会合，谭道源只得在东韶匆忙地赶修工事，抵抗红军的追击。
朱德、毛泽东在一月二日晚十时，下达对谭道源师的追击命令，指出：“视此情形，敌军似有全线退走之模样”，“方面军决于明晨追击东韶之敌，然后次第扑灭朱逆绍良部之许（两团）、毛”（两旅）两师，以树政治上之声威。”(25)命令下达后，各路红军立即向东韶急迸，追击谭道源师。朱德和毛泽东也迅速进入阵地，站在一个小山头上指挥全线战斗。一月三日上午，担任中路的红十二军先头部队首先同谭部接战。随后，红军主力很快赶上来，发动猛攻。谭道源部因上一天刚到东韶，立足未稳，饥饿疲惫，工事也未修好，仓促应战，在红军的猛烈进攻下，无力支持。到下午三时左右，阵地被突破。谭道源趁红三军的迂回部队尚未赶到预定地点的机会，率残部突围。
红军在追击中消灭逃敌一部。东韶战斗共俘敌官兵三千余人，缴获枪支两千多件。谭道源残部向南丰方向溃逃。
红一方面军在五天内连续打了龙冈、东韶两个胜仗，共歼张辉瓒、谭道源等部约一万五千人，缴获各种武器一万二千多件。东韶战斗结束后，侵入中央苏区的其他国民党军队，相继退出苏区。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围剿”，就这样被粉碎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在小布召开庆祝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大会。朱德在会上讲话。他充分肯定龙冈、东韶战斗的巨大战绩，说：这次龙冈战斗打得很漂亮，敌人没有走掉一兵一卒，前线总指挥张辉瓒也被我们活捉，这是红军史上破天荒的胜利。东韶战斗只消灭敌军两个团，是因为阻击战没有打好。但总的说来，胜利还是伟大的。接着，他针对部队中一部分人因胜利而产生的骄做情绪，号召全军指战员，要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他说：敌人决不会甘心这次失败，今后还会有更多更大的仗打。全军指战员要万倍注意，不能骄傲松劲，更不能持勇轻敌。现在的胜利，不过是一个开始，一定要取得革命战争的全部胜利。(26)为了迎接新的战斗，朱德十分重视抓部队的军事训练。他不·仅号召战士们刻苦训练，而且，还经常深入到战士中间，带领战士们一起训练。当时刚参加红军不久的新战士严德胜回忆说：“那时，我们在黄陂。大家响应朱总司令的号召，把每天的早操时间都用来练习抢山头、追击、射击、迅速集合；游戏活动的内容也改成刺杀。枪术、测量、跳高、跳远、撑杆跳高、赛跑等；在中午和下午则开展军事、政治和文化学习，练习打手榴弹。爬竹竿、爬绳、过独木桥、越障碍物等。朱德同志经常到实地检查练兵情况，有时还亲自伏在地上，观察我们瞄准的每一个动作。发现问题，立即手吧手地纠正。
“有一次练习撑杆跳高，有的同志双手拿着竹竿，可就是撑不起身子来；有的虽然撑起来了，但身子跃不过去横竿 正在大家为难时，谢礼宜大声喊起来：‘总司令来了！’我们回头一看，见朱德同志笑眯眯地站在我们后面。看样子，他已经悄悄地看了一会了。
“朱德同志先把执竿、起步跑、撑竿点地、两手爬竿和丢竿子，跃身跳下的全套动作的要领讲了一遍。接着，就给我们做示范。他轻捷地跳过横竿，我走近标杆一看，有八尺多高。大家都鼓掌喝彩。
“在练乒运动中，我们根据朱德同志的指示，还进行了一次军事体育比赛。比赛的项目很多，有长短距离赛跑；有跳高、跳远、撑杆跳高；有射击、掷手榴弹；还有整装待发的技术比赛 “朱德同志还倡导了一个背人赛跑的比赛。他说这是锻炼体力的办法。
在战场上十分需要。他还亲自当裁判，还勉励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搞好军训，增强体力，练好本领。只要平时练得好，战时才能打胜仗。”(27)自红军创建以来，朱德一直关心建立红军的无线电台，认为这是红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第一次反“围剿”前，由于红·军既没有电台器材，也没有电讯技术人员，打起仗来，只能靠通讯兵传递命令。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朱德立即指示把俘虏过来的无线电技术人员组织起来，利用缴获的一部收报机和一部十五瓦的无线电台，创立起一个无线电通讯大队，任命王诤为大队长，冯文彬为政治委员。朱德、毛泽东等又接见了原第十八师的机务、报务人员。朱德对他们说：你们先把工作搞起来。不要看红军现在没有电台，将来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没有人，我们可以训练，也还会有人陆续从白军中来。革命事业就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28)朱德还送给他们“麻雀牌”香烟，表示鼓励。这些刚解放过来不久的机务、报务人员，被感动得热泪直流。不久，朱德亲自主持了红一方面军第一期无线电通讯训练班的开学典礼，他在会上说，在红军的字典里是没有，‘困难”二字的，勉励学员们要克服困难，努力学习，在建设红军通讯事业上发挥尖兵的作用。(29)半个月后，朱德、毛泽东又命令从各部门选调一批学员到训练班学习，培养更多的无线电技术人材。在朱德、毛泽东的关怀下，红军从此建立起第一支电讯队伍。
第一次反“围剿”结束不久，项英于一月上旬由上海来到中央苏区。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一月十五日在小布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周恩来往书记。
因为周恩来在上海未能到职，由项英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等九人为中央局委员。同时，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毛泽东、朱德任副主席。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撤销。朱德兼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兼往总政治部主任和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项英没有军事工作的经验，中央苏区的军事工作这时实际上仍由毛泽东、朱德主持。
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虽然失败，但他仍把十几万大军摆在革命根据地周围，伺机发动第二次“围剿”。
为了做好第二次反“围剿”的准备，朱德、毛泽东领导红一方面军乘胜向革命根据地边沿区域发展，一边整训部队，一边袭击骚扰敌人，发动群众，打土围子，扩大红军，筹措给养，组织地方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准备再次打破敌人的“围剿”。
在这些日子里，朱德经常到部队和群众中了解情况，听取反映，或参加部队和群众的集会，利用一切机会勉励广大军民抓紧整训部队，积极发展生产。经过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开拓了新苏区、争取了几十万群众，拔掉了不少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筹集了相当多的给养，从而为以后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创造了条件。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意义是重大的。它是中国工农红军建立后歼敌最多、战果最巨大的一次战役，也是红军向运动战转变过程中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一九三一年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中这样说：“红军一、三集团军与江西劳动群众，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一致行动，得到了出人意外的结果，他们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史上，已经写上了新的光荣的一页。”(30)
十七、第二次反“围剿”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朱德、毛泽东预计到国民党方面的进攻不会放松，立刻着手准备第二次战争。但蒋介石有了第一次战争失败的教训，在军事布置上相当审慎。
一九三一年二月，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海陆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他们为了实现“三个月内消灭共军”①的计划，除参加第一次“围剿”的兵力外，又向江西增调十多万军队，共有二十万敌军云集在中央苏区周围。
四月一日，国民党军队分为四路，分别由蔡廷锴、王金钰、孙连仲、朱绍良指挥，构成一条从赣江到福建建宁的八百里长的弧形阵线，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推进。同时；对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
鉴于第一次“围剿”时因轻率冒进而遭到惨败的教训，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由“长驱直人”改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苏区中央局秘书欧阳钦这年九月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他们在这一大包围的布置之下行动上是非常稳重的，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特别的防备冒进深入，被我们各个击破。他们每日进展只五里、十里或甘里，并且在大队前进的先一日必用几营或一团去游击一次，侦察详细后才进，并且到达了一个地方，即马上建筑强固的工事，并召回地主豪绅组织善后委员会组织民团，这是敌人对第二次战争的策略与布置。”②二十万敌军压境，形势十分严重。这时，红一方面军的人数，比第一次反“围剿”时还少一些，只有三万多人。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打破第二次“围剿”呢？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意图，是想从南、西、北三面向东推进，把红军推到东海边，然后一举加以消灭。
针对对方这一战略意图，朱德，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仍采取第一次反“围剿”时的打法，实行“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找敌方在行进中暴露出来的弱点打，各个击破。由于国民党军队在这次“围剿”中投入的兵力比上次大得多，要实现这个任务自然就更为艰巨。
三月二十三日，朱德、毛泽东命令部队由中央苏区北部边沿向南转移到广昌、石城、宁都、瑞金地区，把国民党军队引人中央苏区腹地，寻机歼敌。
这时，由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于四月初由上海来到中央苏区。
中央代表团到达前不久，三月间，由项英主持在宁都的黄陂曾召开过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传达讨论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反对李立三路线的决议，中央代表团来后，四月十七日在宁都的青塘再次召开中央局会议，作为上次会议的继续，仍称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朱德作为中央局成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传达讨论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会议决议认为：“在汀州会议以前，四军前委的路线是一般正确的，是执行中国党六次大会的正确路线的。”汀州会议后，“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线”。但攻打长沙后，“事实证明立三路线是错误的，行不通的，所以总前委即由开始怀疑，进而反对立三路线，转变到正确的路线上去。这个转变的正式形成，是在新喻的罗坊会议。”决议又指责“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线当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③。
但当时最紧迫的是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问题。因此，在中央局扩大会议后，立刻召集了几次由中央局委员和各军军长、政委（有时还有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参加的会议。在第一次讨论时，“当时大多数同志以敌人包围得这样严密及在军事上敌我力量的对比相差得太远，我们此时主要的是如何退敌。所以当时的策略是‘分兵退敌’。那时认为我们把兵力分散，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二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当时只有分兵退敌，才可以巩固现有苏区，才可以扩大红区域，才可以扩大红军，才可以解决给养，才可以训练干部。”④“项英提出‘牵牛’的方针对付敌人，即红军将敌引出革命根据地外打击敌人。”⑤还有人根据一九三一年三月二日，《中央给各地红军的指示信》中所说的“为着保全红车实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时，可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⑥那句话，提出必要时可以退出中央苏区，到四川去建立新苏区。并且以斯大林曾说过四川是最好的根据地，作为他们主张的依据。
朱德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不赞成“分兵退敌”的策略，更不同意退出中央苏区到四川去建立新苏区的主张。他根据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认为虽然国民党军队的兵力比红军多好几倍，但是，只要实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依靠人民群众，利用对方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打破第二次“围剿”是完全可能的。
过了几天，苏区中央局又召集第二次会议，继续进行讨论。这次，多数人赞成毛泽东、朱德的意见。认为现在马上分兵不好，应该先同敌军打一仗，然后再考虑分兵问题。会议还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留在中央苏区打。这样，打还是退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接着，一个新的问题又提了出来：先打敌军的哪一路？对这个问题，会上又发生了争论。参加这次会议的欧阳钦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当时多数同志的意见是打蒋（光鼐）、蔡（廷锴），理由是蒋蔡打坍之后我们有出路，便于发展，可以伸开两手到湘南到赣南。这时泽东同志意见认为在进攻我们的敌人中，蒋蔡比较是强有力的，在历史上未曾打过败仗，曾经在湘南把张发奎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现在主要的是择敌人弱点打破，打蒋蔡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我们应打玉金钰这路，因为这路敌人既弱，且地势、群众都好。”⑦朱德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也主张先打在西面的王金钰的第五路军。
因为它是蒋介石收编的杂牌军，同蒋介石有矛盾，实力较弱，内部也不统一。
它又是北方军队，不善于爬山，在南方作战水土不服。如果先打这一路，各方面条件都对红军有利面对对方不利。会上经过充分讨论后，多数人接受毛泽东、朱德的主张，决定先打王金钰部，然后由西向东横扫，一直打到福建建宁，以击破这次“围剿”。
朱德后来回忆起这次会议的情景时说：最后我们决定打。当时敌人的夹夹形的阵势，像螃蟹螯似的已经形成。我们先打敌人的哪一股呢？大家相当有些争论。我们主要是先拣弱的打，一找就找到了北方军队王金钰部。⑧这个正确决策对以后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一结束，朱德、毛泽东立即于四月十九日下午五时，向红一方面军发出准备先打王金钰部的命令，指出：“目前敌军的行动似以宁都为目标，步步为营的向我军前进。”“本方面军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决心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钰敌军，转向敌军攻围线后方与敌军作战，务期各个歼灭敌军，完成本军任务。”⑨命令下达后，各军急速向吉安东南的龙冈、上固地区集中，四月二十三日全部集中完毕。接着，朱德、毛泽东又命令部队从龙冈向西推进二十公里，在东固地区隐蔽集结。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移驻距东固二公里半的做上。东固以西离王金怔部进驻的富田只有二十公里。因为王金任部在富田修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如果硬攻，就得打攻坚战，这对火力不足的红军是不利的。因此，朱德、毛泽东决定在东固一带长时间地秘密集结，耐心等待，继续“诱敌深入”，在王金钰部脱离他们的坚固工事后再在运动中待机歼敌。
事情看起来真有点令人难以相信：为什么红军三万多人能在东固地区隐蔽集结达二十多天而不被对方发觉？这同东固地区的地理环境和群众条件有关。东固地处中央苏区腹地，在五个县的接壤处，离各县县城都达五十多公里。周围丛山峻岭环抱，只有五条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可以通往山外。山内土地肥沃，盛产大米等物品，有二百九十多个村庄、一万五千多住户。这里又是老革命根据地，一九二七年九月党组织领导并发动了东固暴动，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四团是在这里产生的。经过土地革命，群众觉悟很高。红军主力到这里集中后，又采取了严密的封锁和保密措施，因而能有可能做到大部队长期在此埋伏而消息不致外漏。
在东固待敌期间，朱德于四月三十日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的军事会议，对作战方针再次进行讨论。这次会议比前几次会议前进了一大步。参加会议的欧阳钦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这一次讨论的精神则完全转变了，认为目前全国革命是高涨的，我们应取积极进攻策略。敌人包围我们的军事力量虽多，但有许多弱点：如在包围的军阀与军阀不一致，指挥不统一；他们军官与兵士中间不一致，兵士不愿打红军；没有群众条件，地势不熟，给养运输非常困难。我们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虽然很小，但我们有几个优点：第一红军好，此时士兵群众斗争情绪非常之高，干部非常热烈，红军上下一致的团结力非常坚强，大家都是摩拳擦掌的要打。第二群众好，群众得到了土地革命的利益，又被敌人的摧残，斗争情绪当然好，对红军是极端拥护。第三是地势好，我们对于这带地势都非常熟悉，我们可以占领优越的地势以进攻敌人。现在敌人有这多弱点，我们有这多优点，我们是可以以少胜众的。在历史上以少胜众的事实很多，革命的军队要能以少胜众。所以当时最后决定的策略是：‘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并且承认过去的‘分兵’的策略是机会主义。”
⑩
会议一致肯定了毛泽东、朱德提出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还通过了毛泽东、朱德精心制定的整个战役中连续作战的方案。
但是，三万多红军在二十多天时间内集中隐蔽在东固这个不大的山区内，毕竟会带来严重的困难。由于国民党军队长期包围和进攻，实行经济封锁，大肆抢夺粮食，恣意破坏生产，使中央苏区的经济受到很大破坏，群众的生活极度困难。三万多红军集中在东固地区，缺乏足够的粮食供应，生活非常艰苦。尽管东固地区的人民群众把自己家里的粮食自愿地拿出来支援红军，但毕竟因人多粮少，不能满足红军的需要。当时任红三军第七师师长的陈伯钧有一段回忆：“那时正是五月份，粮食少，吃饭都成问题。东固的老百姓把所有的粮食都接济了我们。我们也上山采笋子，下田拣田螺，生活很苦。”“我们一个司令部只有两盏灯，师长、政委一盏，作战科一盏，就是这样过日子”(11)。
在这种情况下，朱德没有因为自己是总司令而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而是和广大指战员们同甘共苦。他回忆说：“我们住在东固很苦，没有粮食，就拿笋子来充饥。”(12)当时在红三军任第二十六团团长的李聚奎曾回忆起：“朱总司令组织一军团团以上干部前来我团参观，由于缺粮食，我们不知用什么来招待这个百余人的参观团，只好发动大家一边挖工事，一边拔竹笋摸田螺，把仅有的一升多米掺上竹笋、田螺煮来请大家吃。我盛了一碗给朱总司令，朱总司令还说蛮好吃。实际上那有什么好吃呢，百余人一升米，又冇油又冇盐”。
为了帮助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克服经济困难，朱德、毛泽东于五月五日发布《动员部队帮助群众插秧耕田的训令》，指出：“敌人长期进攻苏区及红军，大举抢粮食拔去秧苗，使农友马上缺食不能耕种，及将来无秋收希望。”“苏区群众多数动员在作战中担任放哨、侦探、运输等工作，所有田地不能按时下种，必然会影响作战及秋收食粮。我们全体红军在不妨碍作战及警戒外，理应立时派大批能栽秧耕田的同志，在各住地帮助农友栽秧耕田，务于最短时期中，将苏区所有田地栽完种完，以便作战及秋收食粮有着。”
并强调说：“红军帮助栽秧耕田全是一种应尽义务，不要吃农友的饭及任何酬报，并且要十分和气，不得有不好态度对待农友。”“各级战斗员、指挥员，应将此种工作视为作战中之一种重要任务，如能按期作到耕种完毕，是二次战争首先胜利之一，务祈全体动员努力此一工作，但决不能妨碍作战。”
(14)
五月八日，项英、毛泽东、朱德又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节省经费的训令》，对节省经费作了具体严格的规定：伙食费“从即日起每日吃两餐，只发伙食费八分。柴自己采，菜自己采一部分。”“每个机关每月从三元起至八元止，按照至低限度的需要开支。总司令部不得超过八元。除上列规定外，过去各种开支，如挑伕费、药费、交通费、侦探费等项一律停发。”(15)朱德一生中不知经历过多少艰难困苦，但他从来没有在困难面前低过头。他经常做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有一次在总司令部干部会议上动员说：“同志们！不怕敌人多，不怕没饭吃，只要我们团结努力打敌人，一打出去敌人就会送来大米白面！”大家一听都振奋起来，说：“总司令说有办法还怕什么。”(16)朱德的讲话鼓舞了大家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信心。
红军在东固一直等了二十多天，仍不见王金钰部有离富田东进的迹象。
这时，不少红军指战员因求战心切而产生了急躁情绪。朱德经常深入部队，说服大家耐心等待，说明敌人是会东进的，战机很快就会到来。
事情不出朱德所料，等待已久的战机终于来到。对方沉不住气了。五月十二日，得到情报说，王金钰部的右翼部队第四十六师一个旅和第二十八师，正由富田出发分路向东固进犯。当晚十时十五分，朱德、毛泽东向全军断然发出命令：“本方面军为各个破敌巩固苏区向外发展起见，决心先行消灭进攻东固之敌，乘胜掩击王金钰属全部，努力歼灭之，以转变敌我攻守形势，完成本军目前的任务。”(17)正在这时，红一方面军总部电台，于五月十四日黄昏时分又截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驻在富田的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师部电台同该师驻吉安留守处电台通报时，用明码说：“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台问：“到哪里去？”富田台答：“东固。”(18)他们以为红军和过去一样还没有无线电台，所以敢于大胆地用明码谈话。台长王诤立即把这个重要情报报告总部。与此同时，朱德、毛泽东还获悉：王金钰部的右翼部队正分两路东进：上官云相的第四十六师沿观音崖、九寸岭向东固攻击前进；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沿中洞向东固攻击前进。
从富田至东固相隔二十公里，只有两条大道相通，都有一段是险峻峭拔的山岭问的隘路。
朱德、毛泽东在掌握王金钰部已经东进的确实消息后，立刻商量歼敌方案，决定采取一个大胆的行动：“钻牛角尖”，即：红军主力从北面的郭华宗师和南面的蒋光鼐、蔡廷锴部之间二十五公里的空隙中隐蔽西进，以两翼包抄的方式攻击敌军后背，消灭王金钰部的第四十六师和第二十八师。五月十四日下午八时，朱德、毛泽东发出攻击宫田敌军的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