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后攻克会昌、寻乌、安远、石城等县城，井在长廷雩都、武平等县开展工作，共拔掉几百个地主武装长期盘踞的土围子，使长期被分割的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范围扩展到三十个县境，面积达五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二百五十万，同时，在新占领和重新收复的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或恢复了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分配了土地，动员了一万二千名群众参加红军。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达到全盛时期。
取得这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最基本的经验是什么？朱德作过这样的概括：“一、二、三次反‘围剿’，是中国很好的革命战争经验。主要一点是在于依靠群众。三次反‘围剿’，我们都是为了群众，又很好地依靠了群众。当时我们只有五万人，三万支枪，粉碎了几十万敌人的三次‘围剿’。”
(20)
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结束后，毛泽东和朱德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共同创立的基本作战原则已经形成。这些作战原则，对以后的中国革命战争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十九、参加中华苏维埃一大前后
一九三一年一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这年六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后叛变，中共中央机关遭到破坏。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九月下旬在上海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秦邦宪（博古）负总责，临时中央成立后，继续推行并进一步发展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他们对“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和由此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动缺乏正确的认识，没有在新形势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而是更加强调国民党政权同苏维埃政权这两个政权之间的对立。在九月二十日作出这样的判断：“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的进行着。”“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①为了同国民党反动政府相对抗，为了统一领导各苏区和各路红军的革命战争和土地革命，中共中央原来准备在一九三一年八月一日召开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但是，由于各地代表尚未选出，交通不便，中央苏区又正准备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因此，项英、毛泽东、朱德以中革军委主席和副主席的名义于六月二十日发出通令，将大会延期至十一月七日举行。②中共临时中央指示，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要先召开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至五日，由中央代表团主持，在江西瑞金的叶坪召开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又称“赣南会议）。朱德、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错误地批评毛泽东、朱德提出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是“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大会通过了党的建设、政治、红军、工会运动等决议案。在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错误地批评中央苏区的党，“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动员群众的工作，而立三路线的残余，右倾机会主义局实际工作机会主义仍然表现非常严重。”提出“要集中人力反对右倾”。③在政治决议案中，指责中央苏区实行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的正确的土地政策“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提出“要坚决的反对固执和拘泥于过去‘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机会主义”。并强调：“党内要发展广大的思想斗争”，“反对狭隘的经验论，反对农民的落后意识”④，在红军问题决议案中指责说：“目前红军中表现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游击主义的传统，还是深远的保留着”，“红军中狭隘的经验论，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不小影响，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
提出：“在红军中加紧两条路线的斗争，尤其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同样为目前第一个最大任务，只有在无情的坚决斗争中，才能走到国际的正确路线上，才能保护红军团结和战斗的提高。”⑤在这个决议案中，还规定在红军中取消党的委员会，以政治委员为全权代表，代替党委会的集体领导。
尽管这样，中共临时中央对这次大会仍很不满，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临时中央在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中批评这次大会说：“自我批评的发展，在大会及其前后都没有充分的发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尤其非常薄弱。
大会上以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些都是党大会最主要的错误与缺点。”⑥在临时中央看来，这次大会只批评毛泽东等是“狭隘的经验论”远远不够，应该开展“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没有做到这一点是大会最主要的错误与缺点。
苏区党代会闭幕后，朱德又于十一月七日出席在瑞金以东的叶坪举行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开了十四天。出席的正式代表有六百一十人，列席代表有五百人。他们分别来自中央苏区、闽西苏区、湘鄂赣苏区、湘赣苏区、湘鄂西苏区、赣东北苏区、琼崖苏区；还有些来自红军、全总、海员等处。
代表大会开幕那天上午，在叶坪广场举行阅兵典礼。受检阅的红军队伍，身穿整齐的灰布军服，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一排排站在广场上。朱德、毛泽东等登上主席台。随后，他们在总参谋长叶剑英陪同下，骑马检阅了部队。
下午，代表大会举行开幕式，项英致开幕词。晚上，在会场附近举行提灯晚会。朱德被代表大会推选为主席团成员。十一月九日，在大会主席团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他又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十一月十五日，朱德在代表大会上作关于红军问题的报告。他走向主席台时，全体代表的热烈掌声久久不息。朱德首先概述了中国工农红军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他说，中国工农红军产生于中国的土地革命，这在世界上要算是一个特点。中国工农红军是经过三、四年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实行土地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从游击战争中日渐生长和发展起来的。
他接着说：中国红军是工农的武装，是有阶级性的。它的任务是要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阶级的统治，建立全国的苏维埃政权。为了使它能够担负起这一伟大使命，必须努力扩大红军的数量，提高红军的质量，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和政治、军事的教育，创造铁的红军。⑦十一月十九日，大会进行选举，选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六十三人为中央执行委员，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作为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的最高政权机关。会上举行隆重的授旗授章典礼，以表彰红军指战员在革命战争中的功绩。朱德获得大会授予的奖章。大会还通过关于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草案、经济政策的规定、红军问题决议案等文件。
十一月二十日，代表大会闭幕。
十一月二十五日，由十五人组成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王稼祥兼政治部主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取消第一方面军番号，所有红军统一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
十一月二十六日，朱德出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会议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作为中央行政机关，选举毛泽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在人民委员会下设九部一局，朱德任军事人民委员部部长。
当时，各苏区仍处在被分割的状态。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苏区和各路红军的统一指挥。但是，中共临时中央的着眼点，是基于共产国际的指示，片面地强调苏维埃政权同国民党政权的对立，急于要求“把分散的苏区打成一片”、“联系成整个苏区”，似乎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己近在眼前，这种估计是不切实际的。中共临时中央起草并为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中，规定了一些过左的政策，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对根据地的发展是有害的。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不久，驻在江西宁都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参谋长赵博生（共产党员）、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七十四旅一团团长黄中岳等人和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准备举行武装起义。
第二十六路军原是冯玉祥的西北军，受过大革命的洗礼，刘伯坚等一批共产党员曾在这个部队里工作过，共产党的主张在这个部队中有一定的影响。
一九三○年的中原大战中，西北军的重要主力孙连仲部投向蒋介石，被收编为第二十六路军，由孙连仲任该路军总指挥，于一九三一年春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参加”剿赤”。第二十六路军是北方军队，并不愿意去南方同红军作战，在第二次反“围剿”的中村战斗中，第二十六路军的第二十六师被红军歼灭过半。那些被红军俘虏过的官兵，曾耳闻目睹苏区人民打土豪分田地的情景和红军官兵一律平等的事实，看到红军总司令朱德和士兵过同样艰苦的生活。他们被释放回去后，便把所见所闻在第二十六路军官兵中广泛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要求抗日救亡的浪潮席卷全国，又引起第二十六路军的强烈反响。蒋介石对“杂牌军”的种种歧视和压制，更激起官兵们的极大愤慨。
赵博生等和地下党组织，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认为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们决定派袁血卒（又名袁汉澄）到瑞金向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等汇报起义准备情况，听取指示。袁血卒到瑞金后，先在红军总司令部见到朱德。袁血卒回忆说：“到了总司令部，朱总司令很快在他的宿舍接见了我。朱总司令以和蔼的态度、亲切的语调问我：‘你是地下党员吗？，我说：‘是。我是朱瑞叫来的。’他亲手给我倒满了一碗水，继续问：‘你们二十六路军有多少人？’我说：‘浦口点名时有两万人，实际上没那么多。后来病死了不少。’朱总司令说：‘这么干好得很。当红军好。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为全世界人民求解放的军队。十月革命列宁、斯大林创造了第一个红军，现在我们创造了第二个红军。你们能暴动过来加入红军，我们欢迎。欢迎你们同我们站在一个阵线，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我们军委要开个会，听听你们是怎样准备暴动的。这是大事情，还要报告毛泽东同志。’”⑧第二天，朱德主持召开军委会议，到会的有总参谋长叶剑英、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还有左权、李富春、刘伯坚。会议听取袁血率的汇报，并讨论了起义的具体部署。会后，毛泽东接见了袁血卒，对武装起义作了重要指示。
袁血卒带着朱德、毛泽东和中革军委的指示，迅速返回宁都，并向赵博生、董振堂和地下党支部书记刘振亚等作了汇报。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等率领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名官兵，带着两万支枪，在宁都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起义后，第二十六路军改编为第五军团。经毛泽东、朱德共同签署，委任季振同为第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第五军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为第五军团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为第十五军军长。
朱德十分关心这支刚刚获得新生的部队。十二月十六日，起义军刚开到苏区石城地区，朱德就从瑞金赶到这里。他去看望起义军的伤病员。伤病员们流着眼泪说：“在宁都时，因痢疾病死了几千个弟兄，宁都城的郊区埋满了弟兄们的尸体，都无人过问一下。今天到了红区，不但为我们治病，朱总司令还来看望我们，这真是白区红区两重天呀！”⑨第二十六路军都是北方人，在南方有语言隔阂，难以做群众工作，在生活上也有很多困难。为了帮助他们，朱德、王稼祥、彭德怀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命令从红军中调一批战斗员充实红五军团。
十二月二十二日，朱德出席在石城的秋溪举行的庆祝整编胜利大会，并在会上讲话，勉励红五军团全体指战员巩固整编成果，不断加强政治和军事训练。二十四日，朱德又出席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瑞金叶坪召开的庆祝红五军团成立和欢迎红五军团全体指战员大会。他在会上讲话说：宁都暴动有很大意义，希望红五军团全体指战员能和我们站在一条革命战线上，实行土地革命，打倒国民党及帝国主义。
十二月三十日，朱德和王稼样以红军总司令和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布《为孙连仲部二十六路军兵士投入红军告全国兵士书》，指出：“苏维埃政府是帝国主义的死敌”，要“驱逐一切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去”，而国民党却“把东三省送给了日本”，还“不准兵士抵抗”。号召：“全国被压迫的兵士们，我们不能再忍受下去”，“哗变到红军中去！打倒国民党！驱逐帝国主义！”“与革命的工农群众一起努力！”⑩第二十六路军起义加入红军后，不少官兵都想见一见闻名已久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凡是同朱德谈过话或是见过面的人，都对他的平易近人和简朴作风留下深刻的印象。当年参加宁都起义的孙毅回忆说：“我最早见到朱总司令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下旬。当时，我们宁都暴动的队伍开进苏区整编。整编前，我在赵博生同志兼任军长的十四军军部任参谋。赵让我首先带着近三百人的参观团到瑞金参观。”“第二天，听说朱老总要来给我们讲话，大家很高兴。早饭后，我把队伍带到驻地的词堂前，我对大家说：‘今天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要来讲话，我们要遵守纪律，注意听，能做笔记的做笔记’ 。我这么说着，朱德同志已经来了，他说：‘我就是朱德。’我一听，赶忙从讲台上下来，请他上台讲话。朱老总讲了个把钟头，主要讲了红军与白军的区别；为什么要当红军；为什么要打白军。他说：”红军是代表广大劳苦大众的利益的，白军是代表地主、土豪、资本家的利益的。我们当红军就是为了解放广大劳苦大众的。就像《国际歌》里讲的那样，广大穷人要坐天下。’他讲的通俗易懂，大家很受教育。”(11)另一位参加宁都起义的苏进也回忆道：“大约是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旬，一天上午，季振同、卢寿椿和我三人，在刘伯坚的陪同下，到瑞金东北十五里的叶坪（当时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去见毛主席、朱总司令和中央、军委其他首长。”“朱总司令的房间里陈设十分简朴，一张桌子，几条凳子，中间地上放着一个炭火盆，床上一条红色的长毛毯子，算是这里唯一的高级用品了。朱总司令热情地接待我们，亲自夹木炭，把火生得旺旺的，让我们围炉喝水。我们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请他讲解十大政纲中我们不大了解的部分，并请他谈谈自己的经历，如何从旧军队走上革命道路的。他很高兴地满足了我们的要求，大家愉快地谈着，不觉红日西沉，天色已晚，我们就住宿在叶坪了。”(12)一九三一年底，周恩来从上海来到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不久，朱德和周恩来介绍季振同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支旧军队很快成为一支红军的中坚力量，在以后的革命战争中英勇奋战，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结束后，中央苏区日益扩大，中央红军不断壮大。但是，从全国总的形势来看，革命力量仍然是弱小的。
远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过高估计革命的力量，相继下达许多错误指示。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提出：“要扩大苏区至中心城市”，“尽可能的把零碎的分散的苏区打成一片”。并断言：“目前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机会主义。”(13)十二月三日，在一个紧急通知中要求：“尤其是中央区，现在必须立刻向敌人进攻，向西南发展，同湘赣苏区打成一片。”
(14)第二天又发出训令，再次要求，“应以红军主力军配合群众行动向西进攻，迫吉安、赣州，与湘赣边苏区打成一片”(15)。同月六日，在《中央致苏区中央局第十二号电》中提出：“江西敌情现侧重保持临川至宁广之线，以固南昌，对赣江上游防守较松，红军主力似宜乘此改向西进，首取赣州，迫吉安，与赣西南打成一片，巩固赣南根据地 如何望讨论执行。”(16)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中共临时中央在《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中，这样估量当前的形势：“国民党各派的力量都削弱了，相反地，工农与苏维埃运动的力量是增长了，强固了。红军成了极大的坚固的力量，苏维埃政权统治了几千万人口的区域。红军与游击队的发展；造成了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重要的与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扩大苏区，将零星的稀区联系成整个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来了。”根据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错误设想，他们要求红军立即行动，“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17)毛泽东、朱德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认为这时仍然是敌强我弱，不赞成中共临时中央对形势的过高估量和占取中心城市的战略方针，也不同意红军主力向西进攻夺取赣州、吉安等中心城市的意见。
由于中共临时中央多次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旬在瑞金召开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当时最迫切需要确定的问题，是要不要攻打赣州。对此，会上发生了争论。参加过这次会议的聂荣臻回忆说：“开始在湍金开会研究打不打赣州时，我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反对打这一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历来都是主张尽可能打野战、打运动战的。毛泽东同志认为，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朱德同志也是不赞成打赣州的。中央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的一些同志却坚决主张打赣州。最后表决时，因为受中央一月九日发布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这条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总想在江西多打下几个大城市，结果赞成打的占了多数。 中央局的多数同志站在错误的一边，还是决定打。”(18)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只得执行中央的指示和中央局会议的决定。一月十日，中革军委发布《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提出中央红军的目前任务应该“趁着目前有利革命发展的时机，坚决的取得苏区临近较大城市——赣州。”
“进而威胁吉安，向北发展，使革命发展更迫近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19)训令还规定红三军团、红四军为主作战军，江西、闽西的六个独立师为支作战军。以彭德怀为主作战军前敌总指挥，陈毅负责指挥支作战军。后来，红三军、红五军团也参加了攻打赣州的战斗。
赣州位于赣江上游，地处贡水和章水两条河流的汇合点上，东、西、北三面环水，唯有南面是陆地，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城市。赣州又是赣西南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是赣、闽、湘、粤四省的交通咽喉。国民党军队为了控制这个战略要地，在又高又厚的城墙周围又修筑了密集的堡垒群，防御工事十分坚固，素有“铁赣州”之称。城内驻有金汉鼎的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旅长是马崑，约三千人。此外，还有集结在这里的各地地主武装约一万人，守军共达一万三千人。离赣州北面不远的峡江、吉安、万安等地，驻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陈诚的第十八军，随时可以增援赣州；在赣州南面粤、赣边境的大庾、南雄、韶关一带，还驻有粤军陈济棠的部队。地形和敌我力量的对比，对红军都是十分不利的。
一月十人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命令部队向赣州开进。二月四日，进攻赣州的战斗打响了，首先扫清了外围工事。二月二十三日，开始攻城。
由于地形不利，大雨使挖坑道难以进行，守军又进行顽强抵抗，所以，经数日围攻和多次坑道爆破都未奏效，红军伤亡很重。二月二十八日，朱德、王稼祥赶到赣州城附近的红三军团总指挥部驻地，同彭德怀一起指挥攻城战斗。二月二十九日，陈诚奉蒋介石的命令，派罗卓英指挥第十一师、第十四师、第五十二师和两个独立旅共约两万人，由泰和地区驰援赣州，进至赣州西北郊。攻城红军共约一万四千人，双方力量悬殊。罗卓英以一部潜入赣州城内，会合守军向红军攻城部队出击；以另一部包抄红军侧后，使红军处于遭受内外夹击的危险境地。
三月一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意见，又发布训令：“我军围攻赣城直到现在，经过二十四天，中间一度爆炸，以技术不精，攻城未克，而敌援已至。可是坚决夺取赣州，乘胜消灭来援敌人，开展中国苏维埃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是红军目前的中心任务，每一个红军战士，应该克服一切困难，迅速的完成这个巨大的使命。”(20)尽管如此，由于双方力量对比相差大大，守军占据有利地形，红军经过几天激战，仍不能攻进城去。中革军委不得不在三月七日下令撤围赣州。
这次攻打赣州的战役持续了一个多月，红军伤亡巨大，仅红三军团就损失三千多人，还丧失了发展苏区和扩大红军的有利时机，教训是沉痛的。
朱德对这次历史教训，在若干年后仍牢记心中，并经常用来教育后人。
一九四四年他曾指出。
“这一胜利（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作者注）以后，党中央就冲昏了头脑。根据苏区胜利与九一八事变的新的情况，作出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提出要‘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取消游击战争的方针，要打大城市。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中央命令红军打赣州，结果打不开，这又是不应打大城市的一个证明。在这以前，毛主席主张向东北发展，分散以争取群众，一直把网撒到浙江去，打到蒋介石的老家。如若实行，我看红军发展可能上十万人，同时也会更扩大苏区。但可惜这一主张当时被否定了。不久，军事上由教条主义出来负责，方向从此又搞错了。红军三大任务，改作只剩下了一个打仗，不做群众工作，不筹款，因此就脱离了群众，又保障不了供给。”(21)曾在朱德身边工作的沈毓珂回忆说：“一九六一年二月，朱德同志经江西铅山县到闽西视察。
途经武夷山时，汽车沿着公路盘旋而上，到达岭头时，他特意走下车来，爬到一个小山包上盼望了好久。当他看到那一带层峦叠峰，连峰矗天的形势，曾感慨万分地说，“一九三二年春，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极力推行进攻中心城市的错误方针。当时以红军一部分去攻打赣州，结果没有打下来。
毛主席针对这种错误方针，提出向闽、浙、赣地区挺进，从这一带一直向浙江方面发展，但这正确主张未被采纳。结果力量分散，使我军更加被动，直到毛主席率部攻下漳州后，才扭转了当时的形势。”(22)那天晚上，往事仍然萦绕在朱德心头，使他久久不能入睡，挥毫写下《经闽西感怀》：不听仙人指：寻求武夷巅，越过仙霞岭，早登天台山，赣闽成一片，直到杭州湾。
出击求巩固，
灭敌在此间。(23)
撤围赣州后，朱德等指挥红军主力转移到赣州以东和以南地区休整。三月十二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发出整编部队的训令：红四军、红十五军编为红一军团，林彪任总指挥，聂荣臻任政治委员；红五军、红七军、红十四军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膝代远任政治委员；红三军、红十三军编为红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肖劲光任政治委员。
三月中旬，朱德在赣州东北的江口圩出席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毛泽东、王稼祥、彭德怀等。会议总结了打赣州的经验教训，讨论下一步军事行动的方针。经过争论，最后决定红军主力沿赣江两岸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实现江西的首先胜利。
根据江口会议的决定，朱德、王稼祥、彭德怀于三月十八日发布训令，指出：“我工农红军应乘着目前有利于革命发展的时机，积极的向苏区邻近几个中心城市威胁，广泛的争取群众，推广苏区，以包围几个中心城市，以影响时局，以变动形势，造成许多夺取中心城市的优越条件，而相机夺取之，以开展和迫近革命在湘鄂赣首先胜利的前途。”训令中规定：红一军团、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以林彪为总指挥，聂荣臻为政治委员；红三军团组成西路军，以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政治委员。训令中对两路红军的任务的部署是：“西路军应赤化河西，贯通湘赣及湘鄂赣苏区，与中央苏区打成一片，并相机夺取河西几个城市，以为革命向湘赣发展的根据。”“中路军（第十四军另有任务）须迅速集中宁都，以宜黄、乐安、崇仁为目标，努力争取三县苏区，以威胁吉安、樟树、临川、南丰、甫城之敌，俟敌情变动，即相机夺取一个或几个中心或较大城市。”(24)三月十九日，朱德率领中革军委移驻雩都。同月下旬，中革军委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决定，改中路军为东路军，向闽西活动一段时间。“其主要任务是在消灭闽西主要敌军张贞，乘胜打击侵入苏区的粤敌，以巩固并扩大闽西苏区，并筹足红军作战经费，以应付目前开展着的锐利的阶级斗争。”
(25)以后再按原计划，集中东、西两路军沿赣江两岸向北推进，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
这以后，毛泽东率东路军开赴闽西；彭德怀、滕代远率西路军西渡赣江，进到上犹、崇义地区。朱德、王稼祥率中革军委移驻长停东路军入闽后，在毛泽东指挥下，四月十日攻克龙岩，歼灭闽军张贞部一个主力团。接着向南推进，四月二十日攻克沿海的闽南中心城市漳州，再歼张贞部约四个团，俘虏一千六百余人，缴获飞机两架和大批军用物资。大部残敌向闽粤边境溃退。这一胜利，“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这不但对巩固闽西、发展闽南游击战斗、援助东江红军有帮助，且因漳州海口之占领，影响时局甚大，有调动粤军求得战争之可能。”(26)
二十、第四次反“围剿”
一九三二年春，民族危机更趋深重。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对上海的侵略战争尚未结束，在东北又宣布成立伪“满洲国”，全国人民悲愤填膺。可是，在三月间出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却置全国人民的强烈抗日要求于不顾，把“攘外必先安内”确定为基本国策，准备发动对红军和苏区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
四月十九日，蒋介石委任何应钦为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五月一日，何应钦抵达南昌策划对这一地区的“清剿”。五月五日，国民党政府同侵华日军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上海停战协定”，将坚持抗日的第十九路军从上海调往福建参加“剿共”。五月中旬，粤军陈济棠部三个师又侵入赣西南大片地区，向零都窥进，对中央苏区构成很大威胁。
六月间，蒋介石在庐山召开豫、鄂、皖、湘、赣五拾剿匪”军事会议，具体部署对各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这次大规模“围剿”分两步走：第一阶段，先把重点放在鄂豫皖和湘鄂西这两个革命根据地；第二阶段再集中兵力“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在五月下旬已自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随即调集九十个师共五十万兵力，向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
于是，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开始了。
针对敌人的进攻态势，中共临时中央在六月五日发出致各苏区的军事训令，要求：“中央苏区一、五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在可能条件下，占领梅岭关，再沿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樟树，以争取南昌为目的。赣州如一时不能攻下，可先争取吉安。”①根据临时中央这个指示，六月八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在福建上杭县的官庄，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入赣粤军的作战计划。会议决定东路军迅速回师赣南，同西路军会合。次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率领东路军由闽西出发，冒着酷暑，日夜兼程，向赣南急进。回师途中，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仍辖第一、第三、第五三个军团，朱德兼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王稼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随军行动。同时，取消东路军和西路军番号。
六月二十一日，原东路军到达赣南安远县的天心圩时，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决定，首先向人赣粤军的后方基地——粤北的南雄发起进攻，并于当天命令全军：“首先要迅速的、坚决的消灭入赣粤敌。”②命令下达后，朱德、毛泽东、王稼祥立即指挥红一军团、红五军团向南雄推进。彭德怀、滕代远也率领红三军团，从湘南回到赣西南的大庾东北地区，以箝制由赣南后撤的粤军。
侵入赣南的粤军，得知红军主力由闽西回师赣南，并有夺取它的后方南雄的意图后，急令李振球、叶肇两师共八个团向大庾集中，企图在东、西两路红军会合前实行各个击破。七月一日，当李、叶两师向南推进到南康、大庾间的池江附近时，遭到红三军团截击，四个团被击溃。七月四日，红三军团开始向大庾粤军发起多次围攻，但因粤军凭险固守，双方打成对峙。
七月七日，粤军第四师由赣南的信丰到达南雄附近的乌径，独立第三师、第五师由韶关增援南雄，企图南北夹击由闽西回师的红军部队。七月八日至十日，朱德、毛泽东、王稼样指挥红一军团、红五军团等部在南雄、乌径之间的水口圩，同这两股粤军展开激战，经过三天三夜的肉搏战，击溃粤军十个团。这次战斗打得异常惨烈。当年参加指挥这次战斗的聂荣臻回忆说：“水口战役是著名的恶仗。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尸横遍野，对于这次战斗来说，并不是过甚其词。
有的部队白天打仗，夜间还要在该地露营，许多同志疲劳过甚，倒头便睡，第二天拂晓才发现是和尸体露宿在一起了。有的同志夜间口渴，模到河沟去喝水，有一股血腥味，第二天拂晓一看，河沟里的水泛着红色。”③经过大庾、水口等战役，共击溃粤军十五个团，使粤军全部退出赣南根据地，并在此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不敢再向赣南革命根据地进犯。这就使中央苏区的南部基本得到稳定，为后来红一方面军在北线作战解除了后顾之忧。
但是，这次战役也有不少教训，主要是前方误报敌情，红军兵力又不集中（红三军团赶到时，水口战役已经结束），只将敌军击溃，并未大量歼灭，红军的伤亡也比较大。朱德很重视这次战役的教训，在七月二十日发布训令说：“当战斗间，高级指挥员对于战场的指挥，常因战争环境的迁移而有许多临机应变的处置。在前线各级指挥员，应不断的将敌情据实报告，以帮助高级指挥员之决心和处置。但报告如不确实，则处置亦因之错误。这是我各级指挥员须特别注意的。此次作战中，如三军团误报大庚之敌已经退却，致我军转变作战目标。又五军团报告水口之敌已退去，我军追蹑不及，致高级指挥员对增援计划中途改变，使该敌不能迅速歼灭，延长战局至三天之久。以上严重错误，由于对反革命向革命进攻的坚决和顽强估量不足，亦由于忽视阵地侦察工作所致。倘不严格纠正这些现象，将又影响战局，致革命战争于不利。”
④
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原来要求，红一方面军应乘胜立刻从赣州上游西渡赣江，沿江北上，夺取赣州、吉安，以打通同湘赣苏区的联系。
半年前进攻赣州已曾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现在该怎么办？这时，红一方面军各军团正在信丰一带休整。七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以中央局代表身份由后方来到信丰红一方面军总部，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商讨后，认为这一计划难以实现，因为当时国民党军队已集结四十个团以上兵力，准备阻止红军西渡赣江。六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央局，说：“我们再四考虑，认为赣州上游敌军密接，在任何一点渡河出击赣敌，都有被敌人绝断危险。如攻新城、南康，将引起宁、赣敌人分进合击，或隔江对峙，造成更不利条件。”“因此，决经赣江下游，先取万安，求得渡河，解决陈、罗等四个师主力，以取吉安等城市，如敌人渡河东决战更好。”
⑤按照这一决定，朱德命令部队由赣粤边境北上，八月上旬先后到达兴国、零都地区。
随着红军的北上，国民党军队第十四师、第五十二师也沿赣江西岸北进，在八月上旬到达遂川地区，第二十八师向万安集结，准备阻止红军西渡赣江。
八月初，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在兴国县的竹坝召开军事会议；接着，中共苏区中央局也在兴国召开会议。这两个会议重新讨论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认为赣江以西有敌军重兵防守，红军如按预定计划由万安西渡赣江，必将陷于被动；而赣江以东的敌军兵力比较薄弱，特别是乐安、宜黄地区只有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驻守，容易攻克。基于这个分析，决定放弃西渡赣江的计划，改为北上直取乐安、宜黄。
在这期间，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于七月二十五日联名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提议由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电称：“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⑥中央局同意这一提议后，八月八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以中革军委主席、副主席名义发布通令：“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现毛同志已到军工作。”⑦当天，朱德、王稼祥、彭德怀以中革军委名义下达发动乐安、宜黄战役的训令。训令指出：“从目下敌军配备上与行动上看来，判断敌军是以扼制我军渡过河西贯通湘、赣之目的，将主力摆在河西，赣东敌军数量较少，其中以乐安、宜黄方面为最薄弱”；“应该针对着北路的‘围剿”敌军布置较弱与我军运动较利的一面，集结本方面军的全力，以坚决、迅速、秘密的行动，首先消灭乐安、宜黄方面之高树勋所部。”⑧八月十六日拂晓，进攻乐安城的战斗打响。第二天下午二时，乐安城被攻克，全歼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一个旅又一个营，共俘三千余人，击落飞机一架。红一方面军北进首战告捷。
接着，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指挥红军乘胜前进，又先后击溃高部两个团，直抵宜黄城下。驻守宜黄城的是高树勋部第二十七师的四个团，还有保安队一个团。八月二十日拂晓，红军发起猛攻。经过一天一夜激战，在当晚将守军大部歼灭。逃往临川的余部也被红三军在追击中大部消灭。
至此，乐安、宜黄战役痛快地结束了。共歼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三个旅，俘虏五千余人，缴获枪枝四千余件。在此期间，红十二军乘胜进驻南丰县城，闽西独立第七师攻克宁化县城。红一方面军在七天内取得的重大胜利，“不仅直接援助赣东北、赣西北，策应鄂豫皖、湘鄂西，并且调动了赣河敌人，使粤敌难于深入中区，给河西苏区及红八军以发展机会，并可进逼吉安。”
⑨
乐安、宜黄战役胜利结束后，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立即指挥部队向东急进。八月二十四日进至南城近郊，准备乘胜攻取南城。经过实地侦察，发现南城防御工事相当坚固，地势险要，城内外有毛炳文、李云杰、许克祥的三个师共十七个团凭险固守。这时，周围形势也发生新的变化：陈诚指挥的国民党军主力第十一、十四、九十等师正在东进，已逼近乐安，企图增援南城，同红军主力作战；而红一方面军自北进以来，行军作战多日，没有得到休整，全军上下已很疲惫。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按原计划硬攻南城不易得手，而同敌军在南城城下对峙则极不利。他们从实际情况出发，果断地决定放弃攻占南城的计划，也没有按照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意图，北上夺取抚州、南昌，而是改令红一方面军在撤围南城后，南移至中央苏区北部的东韶、洛口地区休整待机。这一决策使红一方面军避免了可能受到的重大损失，保持了主动地位，对以后的作战具有重要意义。
这时，湘鄂西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正进入异常艰苦的阶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对这两个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十分关注，作了不少正确的指示。
八月间，“围剿”湘鄂西苏区的国民党军队十万人，分几路向洪湖根据地分进合击，重兵包围。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主要领导人，拒不接受红三军军长贺龙提出的集中红军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正确意见，而是从单纯防御的观点出发，提出“不让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的口号，决定分兵堵击。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接到由苏区中央局转来的这一行动计划后，立即复电指出：红三军应集结全军力量，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先打击并消灭他一面；以地方武装及群众的游击动作，箝制其他方面，然后才能各个击破敌人。如因顾虑苏区被敌侵入而分一部兵力去堵，不仅兵少堵不住，而且对于决战方面减少兵力损失更大。⑩由于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主要领导人依然坚持自己的错误主张，不久洪湖革命根据地全部落入敌人手中。红三军不得不全部撤离。
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更为猛烈。他们以三十万兵力，采劝分进合击，步步为营，边进边剿”的方针，向红四方面军大举围攻。
由于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张国焘，没有接受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等提出的正确建议，坚持“不停顿地进攻”，使红四方面军遭受重大损失。九月十四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一份电报中对红四方面军的作战方针提出具体意见。徐向前回忆说：“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同志这一电文，提出鄂豫皖红军应通过诱敌深入、击敌一路、群众配合、运动歼敌来粉碎敌人的‘围剿’，无异是非常正确的。如果在反‘围剿’的准备和开始阶段，分局领导人有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局面一定会好得多。”(11)当国民党军队向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大举进攻、红三军和红四方面军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候，在中央苏区，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同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之间，对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方针产生严重的意见分歧，导致宁都会议的召开。
对红一方面军撤围南城转移到东韶、洛口一线休整这一正确决策，中央局十分不满。九月七日，在后方的中央局成员致电周恩来，批评方面军“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黄以西打击陈（诚）、吴（奇伟）则是缺点”，“是不正确的决定”。并说：“如方面军尚未移动或集中在洛口附近，仍以首先袭取永丰，将敌向西调动，给以各个击破，为最有利的形势。”(12)九月八日，周恩来复电中央局说明：从当前敌我力量对比和红军疲劳状况来看，“袭取永丰将成不可能。”“方面军现在小布、安福、平田一带休息七天绝对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