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根据国民党军队在中央苏区北线部署的实际态势，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于九月二十三日致电中央局并转中央，对红一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问题，提出意见：“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迫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我们认为，在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促起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14)九月二十五日，中央局复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完全否定他们提出的这一正确布置，指责说：“这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将于鄂豫皖、湘鄂西与更直接的河西十六军、八军积极而艰苦的行动，不是呼应配合的。而且更给敌军以时间来布置。分散亦有被敌袭击危险，于我们不利，可以演成严重错误。”
“我们认为，红军主力配合现联系力量积极的出击敌军，先去袭击乐安之九十师给以打击，并求得消灭此敌。如因有敌三面增援之困难，十分不易得手，则可主力由南丰、黎川之间，突击或佯攻南城，引出南丰之敌而消灭之。”
(15)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当天立刻回电，仍坚持原来的意见，说：“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己考虑再四，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如攻乐安，以过去经验，急切不易得手，必引起西路强大增援，内外夹击，将陷于不利。由黎川佯攻南城，有大河相隔，佯攻无作用，无法打增援部队。”“我们认为，打开目前困难局面，特别要认识敌人正在布置更大规模的进攻中区，残酷的战争很快就要到来，必须勿失时机地采取赤化北面地区，逼近宜、乐、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16)周、毛、朱、王考虑到前方同后方的意见分歧很大，难以很快统一认识，因此，在该电中提议立刻在前方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并希望中央局全体成员都参加，共同讨论目前方面军的行动方针等问题。
九月二十六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再次来电，指示红一方面军要北攻在乐安的吴奇伟部第九十师。还提出：“项英、邓发已去闽西参加会议，而且你们亦须随军前进，中央局全体会议不可能开。”(17)当天，周、毛、朱、王复电中央局，明确表示不同意中央局北攻乐安的意见，说：“乐安敌吴奇伟师，非高树勋一旅可比。前次攻乐犹费时两日，如攻要三日不下，西来援敌必至，内外夹击转增不利。”最后提出：“中央局全体会，以项、邓两同志回后，仍以到前方开为妥，因有许多问题如前电所指，必须讨论解决。日期以在十月十号以前为妥。”(18)月一天，朱德、毛泽东向全军发出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训令中对当前敌情作了全面分析，提出：“我们中区工农红军为要造成胜利的进攻，以粉碎反革命的大举进攻的优越条件，决定战备的在这一向北地区做一时期（十天为一期）争取群众，推广苏区以及本身的教育训练工作。”(19)中共苏区中央局对朱德、毛泽东的这个训令意见很大。九月二十九日，致电周、毛、朱、王，一开头就指责说：“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并指出：“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如军队已出动白区，则应集结兵力于适当位置。”(20)九月三十日，中央局又致电周恩来，质问：“方面军是不向北行动？”严厉地说：一切离开原则完成目前任务的分散赤化的观点，“应给以无情的打击”(21)。
这样，中央局同前方在作战意见上的分歧已达到十分尖锐的地步。
此时，国民党军队已开始准备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形势日益严峻。于是，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九月三十日再次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急转中共临时中央，指出：“我们估计到敌人即将倾全力大举进攻中区并己首先向赣东北、湘鄂赣摧残进攻。”“提议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四天后可开成，军事行动计划亦将在这一会中决定。”(22)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朱德在前方宁都县的小源出席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即宁都会议。会上的争论十分激烈。会后中央局在给临时中央写的会议简报中，称此次会议“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23)实际上，会议所反对的并不是什么“错误倾向”，而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的正确主张。会议特别“集中火力”错误地批评了毛泽东的许多正确意见。毛泽东、朱德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中，都已被证明是正确的。会议却把它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24)毛泽东、朱德曾反对攻打赣州，会议把这种正确主张，说成是对中央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纯粹防御路线”。乐安、宜黄战役后周、毛、朱、王不强攻中心城市而在新区展开群众工作的正确部署，也被指责为“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是“以准备为中心的主张”，因此，要“集中火力反对这种错误”。会议还认为“泽东同志更公开反对中央关于行动方针的指示电”，“泽东同志对他自己错误的认识，即在会议上也还不深刻。由他在前方负责，正确行动方针的执行是没有保证的。”(25)所以，会后便以“前方领导和指挥战争责任必须专一”(26)为理由，将毛泽东调离前方，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
对红一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会议决定：“接受中央行动方针的指示电，认为需立即有紧急充分动员，要以最积极迅速的行动，在敌合围未成之前，选择敌弱点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大举进攻，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27)会后，朱德、周恩来继续赴前线指挥红军作战。临行前到毛泽东住地话别。事隔多年后，朱德还经常谈起宁都会议这件往事。他曾多次说过：“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同志离开军职，我是举手不赞成的。”(28)十月十二日，朱德、王稼祥、彭德怀根据宁都会议决定，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通令说：“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29)十月二十六日，中共临时中央正式决定，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离开了红一方面军的领导岗位。
宁都会议前后，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相继失败。红三军离开洪湖根据地，先后向大洪山地区和湘鄂边境转移。红四方面军主力也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向平汉路以西转移，后来到达川陕边地区。这样，国民党当局便将主力调往江西，把“围剿”重点转到中央根据地，但大举进攻中央苏区的部署一时尚未就绪。
十月十四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此时已离开部队）、代总政委周恩来，在广昌发布作战计划，决定趁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大举进攻的部署尚未完成之机，出其不意地、迅速地向国民党军事力量比较薄弱的建宁、泰宁、黎川发起进攻，以策应其他苏区红军的作战，并同赣东北苏区取得联系。
朱德、周恩来指挥部队从广昌出发向东急进。在十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的五天内，连续攻克建宁、泰宁、黎川、邵武四座县城。十一月八日，攻克光泽县城。十七日，北上攻克资溪县城。十九日，又攻克金溪县城。陈诚见连失七城，便命令原驻南城的许克祥部第二十四师和原驻临川的孙连仲部第二十七师，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金溪。十一月二十日，当第二十四师进到南城东北时，朱德、周恩来乘该师正在运动中，指挥红三军团和红三军主力于十一月二十一日迅速消灭该师一个团，打破了这次夹击。红一方面军的北线作战暂时告一段落。
为了准备迎击即将到来的对中央苏区的大规模“围剿”，朱德、周恩来、王稼祥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向全方面军发布紧急训令，明确指出：“我们要认定，敌人大举进攻的战火就在眼前。”“全方面军及各作战地域的指挥员、战斗员，都应认识目前任务的严重。”“集中一切精神于歼灭敌人的当前的伟大任务上。”(30)朱德、周恩来具有丰富的指挥作战的经验。他们深知，要打破几十万装备精良的敌军的大举“围剿”，只有政治上的动员是不够的，必须抓紧时间努力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尤其是加紧军事训练。为此，他们发布了加紧军事训练的训令，提出：现在“特别是军事技能更有落后的现象”，“这在敌人大举进攻中，是不可容有的现象。因此，我们在这战斗问断的瞬间，拟予以迫切的训练。”(31)为了便于指挥作战，朱德、王稼祥、彭德怀又在十二月二十六日，以中革军委的名义给各作战区指挥部发出密令，指出一定要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准备在整个战线上运动作战，以消灭敌人。同时又指出，必须估计到这次敌人的兵力比前三次“围剿”时增多了，“在战略与战术上，都有相当的变更和进步。因此，我们应较三次战役时期更有进步、更加紧张和努力的来部署一切政治上、军事上的动员。”(32)在这期间，朱德还命令全方面军利用敌人没有大举进攻的时机，进行战前改编整顿，精简机关人员，充实连队，以加强前线作战能力。在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等领导下，第四次反“围剿”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十二月三十日，以何应钦为总司令的国民党赣闽粤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下达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命令。参加这次“围剿”的兵力共二十九个师又两个旅，约五十万人，分左、中、右三路向中央苏区“分进合击”。
其中左路军由蔡廷锴任总指挥，向闽西苏区进攻；右路军由余汉谋任总指挥，由粤、赣边界向中央苏区推进；中路军由陈诚任总指挥，指挥蒋介石嫡系的十二个师为“进剿”军，担任主攻任务。
这时，红军只有五万余人，双方兵力是十与一之比。一九三三年元旦，红一方面军在黎川城举行北上誓师大会。当天，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训令，强调：“这次行动是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主要关键。争取这次行动的全部胜利，消灭当前的敌人，特别是陈（诚）、罗（卓英）、吴（奇伟）、周（浑元）各部，冲破抚州[河]流域的敌人围攻线，破坏敌人大举进攻的前线布置”，“这是开始一九三三年四次战役伟大胜利的中心任务”(33)。
朱德、周恩来随即指挥部队向北隐蔽急进，一月五日，歼灭黄狮渡守军一个旅，俘虏一千余人，生擒旅长周士达，北上首战告捷。由于红军的行动迅速而秘密，被俘的周士达供称：“红军包围了黄狮渡后，才知道大部红军到了。”(34)接着，朱德、周恩来又指挥部队向金溪秘密运动，很快占领该城。
在红军的进攻面前，驻在临川的国民党三个师经济湾分两路向金溪、黄狮渡增援，在南城的一个师从南面策应，企图南北夹击红军，同红军主力决战于浒湾东南地区。针对国民党军队这一作战意图，朱德、周恩来乘他们尚未会合之际，在一月七日下达攻击俯湾的命令。次日上午九时半，浒湾战斗打响了。经过一天一夜激战，由临川增援的国民党军队三个师全部被击溃，红军占领浒湾。由南城增援的国民党军队，得到消息后，便撤回南城。这次战斗共歼敌两千余人，缴获不少。但红军的伤亡也比较大，红五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不幸牺牲。
黄狮渡、浒湾战役的胜利，为打破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次战役结束后，朱德写了《谈黄狮渡到逼近抚州的一个战役》，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指出这次红军作战的主要战术原则是：“秘密、迅速、坚决、大规模协同作战、务须服从命令与机断专行。”(35)黄狮渡、浒湾战役结束后，红一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是什么？战场应摆在哪里？前方的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同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之间，又产生了意见分歧。这事实上是宁都会议上那场争论的继续。
周、朱、王主张红军主力继续北上贵溪地区，打通同赣东北红十军的联系，在抚河和信江之间开辟新苏区，待北线敌军发动进攻时，将它消灭在运动中。一月十二日，周恩来致电中央局、中央政府并转中央，报告了前方的这个意见。(36)为了实现这一行动计划，同日，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又致电中共闽浙赣省委，指示他们“应将作战中心转到信河南岸”，协同红一方面军将闽浙赣苏区同中央苏区打成一片。(37)一月十六日，中央局复电周恩来、朱德，不同意前方的意见，提出要“首先打击南城城外敌人，调动敌人，求得战机。”(38)二十一日和二十三日，周恩来、朱德两次致电中央局、中央政府急转中央，提出不同意见。(39)一月二十四日，中央局复电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命令道：“我们绝对的要你们在将来关于策略上的问题立即告诉我们，不要拖延过迟，我们要你们站在一致的路线上执行以下的指示”：“集中我们所有主力取得南城并巩固和保持他，”“然后再进攻和取得南丰，并巩固和保持他。”最后要求：“立刻将你们和前方的决定，清楚直接电告我们”，“并电告我们执行之结果。”(40)前方依然不同意中央局这些指示，周恩来多次致电中央局和中央陈述前方的意见，明确提出强攻坚城南城和南丰的不利条件有五点：一是暴露我军企图；二是容易受敌人夹击；三是损伤太大；四是不能筹款；五是耗费时日。
提出应在敌人部署未完毕前，在抚河东岸连续求得在运动中解决敌人。并特别说明：“上述意见，朱（德）、王（稼祥）等同志大都同意。”(41)这时，国民党当局加快了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的部署。一月三十一日，蒋介石在南昌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不久，蒋介石亲自兼任江西省“剿匪”总司令，并设置南昌行营，统一指挥“围剿”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并采劝固守城防”的新策略。在这种新的情况下，朱德、周恩来等原来设想的先发制人、在抚河以东调动并消灭敌人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他们便在二月二日率领部队转移到黎川附近待机。
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的时间日益逼近了。二月三日，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央局：“连续的、残酷的战斗立刻就到，战争与军事布置更应确定统一指挥。提议中央局经常给我们前方以原则上与方针上的指示，具体部署似宜属之前方。”(42)最后一句话，就是要求远处后方的中央局不要处处干涉前方军事行动的“具体部署”。但这个意见仍没有被中央局所接受。次日，中央局给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回电说：“在目前敌人据点而守的形势下，无法避免攻击坚城。”并称根据中央指示电，“在总政治任务之下，应以抚州（临川）为战略区。目前行动，先攻南丰为适宜。”“并乘胜威胁南城、抚州，是我们目前的方针。”“此新计划经中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部署。”(43)中央局的意思已很清楚：对攻打坚城南丰不容再有争论，必须坚决执行。
但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仍在二月七日致电中央局并转中央，再次陈述意见：“请求中央、中央局须给前方的活动以机断余地和应有的职权。否则，命令我们攻击某城，而非以训令指示方针，则我们处在情况变化或不利的条件下，使负责者非常困难处置，因在组织上，尤其在军事上，须绝对服从上级命令，不容丝毫延搁。但在责任上、在环境上，我们又不得不向你们陈述意见。”
(44)
由于中央局一再坚持要强攻南丰，朱德、周恩来只得在二月九日率领方面军由黎川附近向南丰地区开进。十二日黄昏后，命令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各一部在夜雨中向南丰城西北面的外围阵地发起攻击。但因守军工事险要坚固，经过一夜猛攻，未能突破，歼敌不足一营，而红军却损失四百余人，师长彭鳌和两名团长阵亡。
陈诚深知南丰地势险要，是以后“进剿”赣南的支撑点，因此，除要求陶峙岳的第八师固守南丰外，还令驻在南城的许克祥部第二十四师驰援南丰。并指挥中路军各纵队由北向南挺进，特别是要求罗卓英率领的主力第一纵队（辖第十一、五十二、五十九师三个师）迅速向宜黄地区集中，准备将红军主力围歼于南丰城下。
朱德、周恩来很快看清陈诚的这一意图，认为如仍按中央局的意见继续强攻南丰，必将遭受国民党大部队的包围，使红军陷于极端危险的境地。他们果断地决定把强攻南丰改为佯攻。留下一部分兵力佯攻南丰城以迷惑对方，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迅速撤离南丰，秘密转移。
这时，陈诚所部由吴奇伟指挥的第二纵队也正向南城前进；罗卓英指挥的第一纵队第五十二、五十九两师已于二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在乐安集中；罗卓英亲自率领的第十一师正向宜黄推进。他们准备在第一纵队主力同第二纵队会合后，将红军主力围歼在南丰、广昌地区。
看准了陈诚部渴求决战的这一意图，朱德、周恩来毅然决定，派红十一军伪装红军主力由新丰东渡抚河，向黎川地区急进，引诱陈减部主力东向。
而红军主力在二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再向南秘密转移到宁都北部的东韶、洛口一带，一边休整，一边隐蔽待机，准备将敌军消灭在运动中。朱德、周恩来这一正确决策，对打破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这时，陈诚误认为红军主力真的到黎川方面去了，便令第二和第三两纵队向黎川地区前进，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第一纵队纵队长罗卓英，为了配合第二和第三纵队的行动，于二月二十四日亲率第十一师，由宜黄南下黄陂；李明的第五十二师和陈时骥的第五十九师由乐安向东南推进，准备到黄陂同第十一师会合。然后，三个师合力奔袭广昌、宁都，截断红军主力的退路。
这样，陈诚所部中路军的三个纵队被分隔在两个相距比较远的地区，为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加以击破造成了有利条件。
朱德、周恩来率领红军主力转移到东韶、洛口地区后，在东韶召开军事会议，认为向黄陂推进的第五十二和第五十九两师现已暴露在红军面前，而且同在黎川地区的第二和第三两纵队相距较远，处于孤立地位，正是将它们消灭在运动中的大好时机。黄陂一带山高林密，层峦叠嶂，道路崎岖，地形险要，是打伏击战的良好地势。会议决定，在黄陂地区预先设下埋伏，打一个大兵团伏击战，以歼灭第五十二和第五十九两师。
会后，朱德、周恩来发出向黄陂地区进军的命令，指出：“乐安敌人两个师，有于本（二十六）日向东、黄陂前进，宜黄敌人一个师自神岗、党口前进模样。”“我方面军拟于二十七日，以遭遇战在河口、东陂、黄陂以西，东坑岭、固岗、登仙桥以东地带，侧击并消灭乐安来敌。”(45)命令中还规定，全方面军分为左、右两翼队，平行北上，包抄敌军。
一切部署就绪后，朱德、周恩来立刻率领四、五万红军迅速向黄陂地区进发。二月二十六日，各部队先于对方一天秘密地到达预定的黄陂、蛟湖地区，隐蔽在深山密林中。由于当地群众帮助严密封锁消息，红军如此大规模的运动竟没有走露一点消息。朱德、周恩来亲临前线了解情况并给以指示，当他们来到设在登仙桥右侧山头上的左翼队指挥部时，朱德向聂荣臻询问：“情况怎么样啊？”聂荣臻介绍情况后，朱德强调指出：我们的目的是关门打狗。这就要先让狗进来，再关起门来打。因此，北面的部队要特别注意隐蔽，不能暴露过早。周恩来接着说：这是这次战斗成败的关键。告诉战士们，敌人进来时，要沉得住气，放手让他们往前走。东面还有我们的部队，放过去的敌人是跑不了的。(46)二月二十六日上午，细雨绵绵。国民党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还以为红军主力远在黎川地区，毫不戒备地向前行进。朱德、周恩来在总指挥部密切注视着敌军的行动。下午一时许，当第五十二师进入红军左翼队的伏击阵地时，它的前卫部队第一五五旅刚通过，朱德、周恩来立刻命令红军突然发起全线攻击。第五十二师毫无戒备，不知所借，顿时丧失抵抗能力。只经过三小时的战斗，该师师部和一五四旅的一个团被歼，师长李明受重伤被俘后死去。第二天，红三军团将该师前卫部队一五五旅歼灭于桥头。接着，又在红一军团协同下，将一五四旅主力歼灭于蛟湖。第五十二师全军覆灭。
与此同时，第五十九师也进入红军右翼队在霍源两边山坡上的伏击圈。
在朱德、周恩来指挥下，红五军团、红二十二军、红十二军迅速冲下山来，将该师截成数段，压到谷底展开激战。经过两天鏖战，将第五十九师大部歼灭在黄陂、霍源地区。该师师长陈时骥率领残部向乐安逃跑时，被红军左翼队歼灭，陈时骥被俘。
黄陂战斗，在朱德、周恩来指挥下，共歼敌两个师，俘虏师长两人，官兵万余人，缴枪万余枝。朱德后来说：“那都是最精锐的兵，有最新式的捷克轻机关枪几百挺，还都是一枪未发过的。因为敌人不晓得，来袭击我们，却不料突然遭到我们的袭击。这次的袭击算是最大部队与最大的成功。”(47)三月一日，中共临时中央致电朱德、周恩来并转全体指战员，祝贺黄陂战斗的胜利。指出：“这次方面军的空前伟大胜利，是给了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以致命的打击，给了帝国主义完全瓜分中国、镇压中国革命的企图以工农红军的铁掌拳的回答。”(48)罗卓英指挥下的第五十二和第五十九两师被歼后，朱德、周恩来本想乘胜再歼第十一师，“只因山地战，各军联络与我军指挥均不易达到”，“各军位置不利于出击”(49)；再加上在南城、南丰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第二纵队的三个师，正在西援第一纵队，企图从新丰截击红军主力的归路。为了避免被围，朱德、周恩来于三月一日命令部队迅速向南转移到小布、南团、东韶、洛口地区待机，准备迎接新的战斗。当国民党援军到达黄陂、东陂时，又扑了个空。
陈诚还想寻找红军主力再战。但他鉴于黄陂失败的教训，改变了作战方式，将原来三路“分进合击”改变为一路“中间突破”。将中路军原来的三个纵队缩编为前后两个纵队，以第二纵队为前纵队，第一纵队余部和第三纵队第五、九两师为后纵队，共六个师的兵力，梯次轮番地向东南方向的广昌搜索前进，目的是直取广昌，寻找红军主力决战。朱德在谈到陈诚的这一新计划时，说：“前后两纵队重迭，以六个师的纵深配备行军，长径遂达三日行程以上。敌人完全未顾及到这点，只是企图中间突破我红军阵线，占领广昌，求得政治上之影响，欲使粤、闽左右两路军前进，收得合围的效果。”
(50)
朱德、周恩来针对他们这一弱点，决定将计就计，分散敌人，寻找对方的薄弱环节，予以各个击破。一方面命令红十一军到广昌西北地区积极活动，配合独立师团和地方武装，佯攻吴奇伟指挥的前纵队的先头部队，示形于敌，使他们误认为红军主力就在广昌地区，吸引前纵队向广昌方向急进，拉大同后纵队的距离，为红军主力相机消灭后纵队造成有利战机；一方面命令红军主力隐蔽地向北急进，集结于东陂、草台岗一带，准备伏击他们的后纵队。
陈诚部果然被这样调动了。三月二十日，前纵队已进至洽村、甘竹一线；后纵队第十一师正向草台岗、徐庄地区前进，第五十九师残部尾随跟进，第九师在东肢、五里排。前后两个纵队相隔很远，形成一条长达一百华里的长蛇阵。后纵队态势孤立，出现了各个击破的良机。
朱德、周恩来抓住这一良机，在当天向全方面军发出命令：“本（二十）日，敌十一师有进到草台岗、徐庄可能，九师当在东陂不动。”“方面军拟二十一日首先消灭草台岗附近之敌，继续消灭东陂之敌，并击破其增援队。”
(51)当第十一师在当天午后进到草台岗、徐庄时，朱德、周恩来再次发出命令：“我军拟于二十一日拂晓，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岗、徐庄附近之一师，再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52)红一方面军各路部队遵照朱德、周恩来的命令，于三月二十一日拂晓，以一部分兵力籍制东陂地区的第九师，切断该师同第十一师的联系；以大部队向草台岗第十一师突然发起猛烈攻击，首先争夺草台岗南侧的黄柏岭制高点。经过几次冲锋和肉搏，终于将占据黄柏岭制高点的第十一师和第五十九师残部歼灭。接着，又向在徐庄的第十一师师部发起进攻，很快将该师部和一个团歼灭，师长肖乾被击伤。到下午三时许，陈诚的精锐主力第十一师基本被歼。
随后，朱德、周恩来指挥部队向东陂追击第九师，迅速歼其一部。陈诚所部的前纵队眼看着后纵队被歼，却因相隔太远，增援已不可能，只得经南丰向临川仓皇撤退。
红一方面军在朱德、周恩来的正确指挥下，采取大兵团山地伏击战的方法，在黄陂、草台岗两次战斗中，一举歼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近三个师，俘师长李明、陈时骥，击伤师长萧乾，俘虏官兵万余人，缴获大量枪械、子弹、电台等军用物资。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遭受如此沉重的打击，这在以往各次战役中是不曾有过的。朱德说：“陈诚几年间所依靠的部队整个打垮了。四次‘围剿’也算告结束了。”(53)蒋介石在给陈诚的“手谕”中说：“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疼。”(54)朱德、周恩来在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既运用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又从国民党军队进攻时采取新战略的实际情况出发，发展了原有的经验，首创了大兵团山地伏击战的范例。
为了总结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创造的新经验，朱德在一九三三年五、六月间写了《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等文章。
他在《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中指出，黄陂、东陂两次战役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主要原因是实行了战略转变。“内线作战的原则，是在敌人分进而来合击时，集中主力击破其一路，以少数兵力箝制其另几路或迷惑之，次第各个击破敌人。“红一方面军灵活地运用上述原则，这一次不是诱敌深入到苏区内部，“待敌人集齐，使其疲惫，择其弱点，集中主力以袭之。”“此次战略的不同点，是在择其主力，不待其合击，亦不许其深入苏区，而亦得到伟大胜利。”(55)在谈到战术原则时，朱德说：“红军战术的主要原则迅速、秘密、坚决，这次都执行得不错。”“游击队、独立师、独立团和地方工作配合红军作战，有相当的成绩。”(56)在《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中，朱德强调中国工农红军要加强理论研究，努力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提出并论述了六条战术基本原则：“一、红军军人要以唯物的辩证法来研究和运用战术。首先要知道事物是变动的，情况是迁移的，决不容有一成不变的老章法来指挥军队。”“二、无论大兵团、小部队，在进攻中每一动作，都要选定主要突击方向而集中其最大兵力在这一方向来决战。其他次等方向只留出可以箝制敌人的兵力，但须积极动作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向着本身，借此保障主要突击方向容易进攻。”
“三、一般说来，战略要寻找敌人的主力，战术要寻找敌人的弱点。”“四、要求得大兵团协同动作，一定要每个兵团、每个部队在受领本身任务时，明了首长决心的要旨，以及本身的任务在首长决心中占何等地位。”“五、侦察的主要任务，是弄清敌情、地形，供指挥员定下适当决心。所以，各级指挥员都应在自身任务范围内进行侦察。”“六、在山地用几个平行纵队作战，因道路少而小，没有适当的平行路，行军长径拖长，展开迟缓，彼此策应不易，特别是变换正面困难。劣势军在山地对优势军作战，如能掌握上述特点，采取秘密、迅速、各个击破的手段，在决战的时机集结优势兵力于决战地点，坚决而干脆地消灭敌人某一纵队再及其他纵队，则必使敌军运转不灵，应援失效。”(57)朱德从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些战略战术原则，对指导红军的作战有重要的意义，它是朱德的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十一、在第五次反“围剿”中
朱德、周恩来指挥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使中央革命根据地有了新的发展，地跨赣、闽、湘、粤四省，并同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中央红军和地方红军发展到十余万人，加上闽浙赣、湘赣、湘鄂赣、鄂豫皖、川陕、陕甘等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共三十万人左右。这是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在极端艰难的革命低潮中坚持土地革命战争取得的巨大成就。
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中革军委决定，以南昌起义的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七月十一日批准这个决定。这年八月一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隆重纪念自己的建军节。朱德为此写了《纪念“八一”检阅红军的军事学术》，指出：英勇的红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屡次粉碎敌人“围剿”的战斗中锻炼、壮大，“真正成为苏维埃巩固的柱石，起了中国革命运动的组织者的作用”①。他要求红军加紧教育训练，提高军事技术，准备迎接更严酷的斗争。
这时，中央根据地周围的局势确已日见险恶：敌兵压境，碉堡林立，战云密布。
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遭到失败后，立刻开始准备第五次“围剿”。
一九三三年四月上旬，他从南京乘军舰到江西，在南昌、临川等地召集将领训话，总结失败教训。五月，在南昌成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由蒋介石亲自指挥。他提出第五次“围剿”的“方略”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使政治与军事相辅而行”。尽管这年年初以来，日本侵略军先后攻占山海关和热河全省，长城一线战斗激烈，华北危急，他仍扬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只是“皮肤小脖，共产党和红军的存在才是“心腹大患”②，“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骛远，侈言抗日，而不实事求是，除灭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甚至强调：“我们总是以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后倒置。”③要把“所有的能力，所有的工作，统统集中于一点，从事剿灭赤匪，才是我们的任务和出路”④。他制定“剿匪临时施政要纲”十三项，在革命根据地周围实行保甲制和“连坐法”，加强特务活动，并对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在军事上，改变原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作战方式，代之以在苏区周围构筑纵横交错的碉堡封锁线，企图步步为营，处处设碉，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压缩苏区根据地，最后寻求同红军主力决战。
为了准备这次大规模“围剿”，蒋介石在国内大量发行公债，筹措战争经费，还向英、美、意、日等国借款，购买飞机、大炮和军火，并在庐山举办三期“军官训练团”，聘请赛克特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和美国、意大利的军事教官，教授堡垒战、山地战和搜索战等新战法。蒋介石还对上前线的军官赐赠短剑，勉励他们“不成功，则成仁”。
在经过充分准备后，一九三三年九月下旬，蒋介石以一百万大军、二百架飞机，开始第五次“围剿”。其中，以五十万兵力：分北、南、东，西四路，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由北路军担任主攻，以顾祝同为总司令，蒋鼎文为前敌总指挥，辖三十三个师又三个旅。北路军的主力是陈诚的第三路军，拥有十八个师和一个补充旅，依托堡垒，向广昌方向推进，寻求同红军主力决战。在这样严峻的局势面前，中共中央内部占统治地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更加重了危机的程度。这年年初，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到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开始在苏区进一步推行“左”的政策，他们在“进攻路线”的旗号下，开展反所谓“罗明逃跑退却路线”的斗争，井从组织上控制中央苏区的党、政、军权。在临时中央提议下，五月八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一次常会决定；将中革军委由前方移至瑞金，在前方另行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增加博古、项英为中革军委委员，并规定，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指挥作战时，由项英代理主席。这个安排，实际上是由博古、硕英主持中革军委工作，由他们在瑞金指挥红军作战。
朱德、周恩来曾于五月十七日发布通令传达这一决定，并说：“中央苏区除东南阵地各军、西南阵地各军、各军区及独立军、团、师和其他苏区军区及二、四方面军等均直归中革军委指挥外，凡第一方面军所属各兵团及北面战地各指挥机关各部队均归第一方面军指挥”⑤。可见，在中革军委移驻瑞金并由项英代理主席后，朱德、周恩来在前方只能指挥第一方面军和北部战线各军区，指挥权限缩小了，并且要听从中革军委的命令，更要服从由博古主持的中共中央局的领导。
一九三三年六月，博古、项英等不顾蒋介石正在准备发动新的对中央革命地“围剿”的严峻事实，依照远在上海的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总顾问弗雷德的意见，提出“红军分离作战”的错误方针，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以实现“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对此，身在前方建宁红军总司令部的朱德、周恩来曾提出不同意见，表示：“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目前绝对不应分开”⑥。但博古、项英根本不听这样的意见，而以中共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的名义再三重申，要实行“两个拳头打人”⑦。结果，在八月中旬，把一方面军分成东方军和中央军两路；以红三军团为基干的东方军冒着盛夏酷暑，远征闽西北，连续作战；以红一军团为基于的中央军在中央根据地北线抚河与赣江之间地域活动。
在这个正需要集中兵力对付国民党军队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的严峻时刻，将红军主力“分离作战”三个月，虽然取得一系列局部作战的胜利，但红军自身战斗力受到相当削弱，也未能阻止敌人碉堡封锁线的完成，徒然丧失了进行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当国民党军队发起大规模进攻时，红军陷于仓卒应战的不利地位。
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国民党北路军集中四个师的兵力，一举夺占中央苏区东北部的重镇黎川。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由此揭开序幕。
恰在这时，由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工作的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博古不懂军事，又要掌握红军最高指挥权，在军事上，就处处依靠李德。李德是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当兵上过前线，也参加过一九一九年创建苏维埃巴伐利亚共和国的街垒战，一九二八年到苏联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一九三二年春毕业后被派来中国。
博古和李德震惊于黎川的失守，匆忙地确定“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消极防御战略。为了急于收复黎川，由李德制定硝石、资溪桥作战计划，以中革军委名义致电朱德、周恩来，命令东方军兼程北上，消灭硝石、资溪桥及黎川附近的敌军，强调：“对于命令的执行，不容任何迟疑或更改，请注意。”
⑧朱德和周恩来考虑到硝石有敌军重兵扼守，并且处在敌军各有三、四个师驻守的南城、南丰和黎川之间，不可冒然攻打，由周恩来致电项英并转中央局，说明：“目前敌既抢先着，我东方、中央两军主力必须首先靠拢，并派有力支队加紧向赣敌两翼活动，迷惑与分散敌人，以便主力决战”⑨，中革军委却断然拒绝这个合理意见，回电说，“无论任何情况，中央军不得过抚河”；“以后你们决须根据军委企图”⑩。这样，由彭德怀率领东方军主力只得深入到敌军碉堡群中去攻打硝石，连攻五日不克，被迫退出战斗。接着，又按李德的计划去攻打国民党军队设有巩固阵地的资溪桥、潭头市，连攻四日未能占领。十一月初，中革军委又命令红三军团和刚刚组建的红七军团远离根据地，插入国民党军队后方战略要点抚州（临川）地区活动，想借此调动金溪和南城、南丰的国民党军队给以打击。结果，既没能夺取浒湾、八角亭，也没有调动对方，反而使自身遭受重大伤亡，再次被迫撤出战斗。这以后，红三、五、七军团辗转于抚州、金溪、黎川等地区堡垒群中，完全陷入被动地位。与此同时，在抚河以东的中央军红一、九军团奉命北上策应东方军，被国民党军队以十个师的优势兵力围截，蒙受重大伤亡，被迫向苏区腹地转移。
红军在北线进攻作战中的几次失利，是由李德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方针造成的，但是博古、项英、李德等却把责任完全推到早已对他们提出过不同意见的红一方面军领导人身上。十一月二十日，项英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出《关于十月中战役问题致师以上首长及司令部的一封信》，指责“方面军首长”——也就是朱德和周恩来对军委的“意旨没有了解”，贯彻是“动摇的”，甚至说“若想在自己的决心上与上级的决心之间去寻求一中间的调合的决心，那只是对决心意旨的曲解和动摇，并延误时间而已。”这封信中硬性规定：“必须服从”他们的“一切命令”，“协调一致”。(11)朱德和周恩来以革命大局为重，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下仍然尽心尽责，一方面不断向中央和军委汇报前方的情况，提出建议，一方面又不得不执行上级的决策，只能在实际运用时尽量考虑得周到细致，尽量减少因错误决策而造成的损失。对这种处境，朱德曾对身边的参谋人员说过：“李德顾问来了以后，住在瑞金，不下去调查，靠着地图、电报指挥前方的战斗，而我。们在前方最了解情况的人，反而不能指挥，这就有问题嘛。
可是，他是受党中央的委托，还得照办啊！否则，就成了各行其是。”“有些事情，只有碰了钉子，才能吸取教训。在这次反‘围剿’的斗争中，情况就极为复杂，没有现成的条条，没有成熟的经验，只有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增长才智。俗语说‘失败乃成功之母’，无论遭到多大的挫折，胜利终将属于我们的。”(12)李德到瑞金后，不对前方的作战情况进行实际考察，“尽可能躲在自己的房间里”(13)。那是在他到来以前博古要人为他单独修建的一座房子，在沙洲坝距军委、总政治部、党中央机关都不远的地方，人们称它为“独立房子”。当时替李德当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李德“推行的完全是军事教条主义那一套，他根本不懂得中国的国情，也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只凭他在学院学到的军事课本上的条条框框，照样搬到我国，搬到苏区”，他“以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更抛弃了红军多年血战中取得的成功经验。 一个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14)。对于这种不正常的状况，朱德的不满是理所当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