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十一月中旬，李德和博古一起来到前方在建宁的红军总司令部。
他们这次去的目的，据李德自己说“我的意见是前敌指挥部应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执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和命令”(15)。这说明李德还要进一步掌握直接指挥红军的权力。他还提出：“建宁和广昌是战略要地，必须坚决守祝因此应该在广昌地区构筑工事，以便阻止敌人 向我苏区的心脏地区进攻”(16)。
朱德对中共临时中央请来的这位军事顾问抱着尊重的态度，尽力想用以往红军取得胜利的成功经验来影响他。伍修权回忆说：“朱德同志开始还是很尊重李德的，比较经常地到李德那里，同他讲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经验，红军作战的传统，还对他说第五次反‘围剿’不能打阵地战死守，不能处处设防，但李德根本不接受。以后，朱总也很少去李德那里了”(17)。
李德也承认：朱德“常常来看我，我们还一起到前线去了二、三次。他在谈话中主要的愿望是争取对方理解毛（指毛泽东）的观点，他经常讲述红军的发展和几次战役，显然是想用过去的经验启发人们在今天第五次反‘围剿’的条件下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18)在扩充红军方面，朱德同李德的意见也不一致。他后来说：“在这中间，我们整顿队伍的缺点，是没有好好把新兵补充到老兵里面去。一、三、五军团都很强，但是没给很好的补充——在这些问题上，李德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一般部队本来都从游击战中间产生出来的，带有游击队习气，但是他们都有基础，有组织，打也打不乱。新的军队则没有经过很好训练，就拿去打，都打垮了，老军队也没得到补充， 李德与一部分同志抱有一种意见，说老的军队习气不好，不用。我们认为这人不顾实际了，固然国际指示叫我们扩大军队，但扩大军队决不是赤手空拳扩大得起来的。实际说，红军还不都是新的军队、都是在苏区中才产生出来的？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个质量，都注意到搞新军队那方面去。搞起几个新的师来，但是吃穿都非常困难，这些新军队都很勇敢，敢打仗，但是每次都是牺牲很大，又不把他们编进老军队去，譬如一个军团一个师只剩下一两千人都不管。其实扩军应该从老的军队里带出来才可能，否则，想重新建立新军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19)就在第五次“围剿”开始后不久，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下旬出现过一次有利于打破国民党军队这次“围剿”的极好机会。这就是驻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张反蒋抗日。事变发动前，十九路军曾在八月间秘密派遣代表同正在福建作战的红军东方军领导人彭德怀接洽停战和联合抗日反蒋。朱德、周恩来对这件事十分重视，建议党中央接受谈判。朱德、毛泽东还在瑞金会见前来谈判的第十九路军代表，向他们表明赞同红军和第十九路军在抗日反蒋上合作。十月二十六日，双方代表签订《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十一条。
福建事变的发生，迫使蒋介石变更原来的军事部署，从“围剿”中央根据地的北路军和京沪线上抽调十一个师的兵力去“讨伐”福建政府。为了配合第十九路军的作战，朱德、周恩来在十一月二十四日致电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军军长刘畴西、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等，指出“福建十九路军宣布反蒋独立，蒋介石已抽兵向浙赣闽边境集中”，要求他们“应抓紧这一机会”在赣东北、闽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截击敌人的联络运输，扰乱其后方”，红七军主力应准备随时截击或籍制敌行动部队(20)。同日，朱德、周恩来又以红一方面军名义致电博古、项英、李德，报告福建事变后蒋介石已推迟对中央苏区的进攻、调集兵力东进入闽，要求以红三、五军团侧击国民党的入闽部队，望中央早作决定。
但是，抱有“左”倾观点的博古、项英、李德等，拒绝朱德、周恩来提出的配合十九路军的正确意见。十一月二十五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红一方面军行动的训令，规定：“我们不应费去大的损失来与东北敌人新的第一路军作战，而让十九路军替我们去打该敌”；“我们要看新的第一路军与十九路军作战的结果以及敌人新的部署如何，可能在十二月中旬突然将我们的主力转移到西方对付敌人的第二路军”(21)。他们声称：“福建所组织的‘人民政府’也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的欺骗”(22)，“它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区别”，并且断言“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取第三条出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惨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23)。
在这种“左”的思想指导下，博古、项英、李德主持下的中革军委不采取任何积极行动来配合第十九路军，相反，决定将红军主力由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域，让第十九路军单独同蒋介石的“讨伐”军作战。
朱德后来说：“当蔡廷锴暴动的时候，应该用全力去打击闽浙赣边。敌如果一来，就会陷死在里面，有进无出，饿也会饿死。当时在闽浙赣边的中央军相当空虚，他们又焦急，如果打去，可以消灭他几个师，而且牵掣了敌人，可以使福建至少能支持半年。结果只以一个七军团去打，力量少小，当然没有牵掣得着。李德当了军委会顾问，一切我们都没法反对他。我们当那时，却想休息疲乏，就没有进行。就是同十九路军挨近些打也好些。就是失败了，也不会让十九路军被缴了枪。在五次反‘围剿’中最大的关键就在这里，实在太可惜了。”(24)十二月中旬，国民党军队为了保障他们进攻第十九路军的翼侧安全，以一部从黎川南出，向团村、东山、得胜关进犯。十二日，有两个师开到团村地区向红五军团阵地发起进攻。朱德立刻命令已奉命西调而尚在团村附近的红三军团等部，从东，西两个方向进行反击，但因红一方面军主力的“分离作战”，兵力不足，只打成一个击溃仗，那两个师大部逃脱，朱德深感惋惜，他和周恩来在十三日致电项英，说：“我东方军昨日战斗相当激烈，杀伤敌虽近千，恐缴获不多，非再集中全力给敌以更大杀伤，不易使东北暂归平静，而使我战略转移”，“提议立刻调一军团及十四师（留守备部队）至康都西城桥准备会同三、五、九军团主力，甚至七军团主力一部，于东山、得胜关间与陈敌主力决战”，并指出：如不这样集中优势兵力而分兵作战，实行干部战士都不了解、不熟悉的所谓“新战术”，不仅不能赢得大的胜利，“且常付过大代价，此点在目前特别重要”(25)。周恩来在电文后特别说明：“昨日团村战斗，如一、三军团会合作战，战果必然不至如此”。朱、周在电报中建议应立即集中红一、三、五、七、九军团主力在东山、得胜关同敌军主力决战。
这个极好的建议又没有被博古、李德、项英接受。十三、十四日，中革军委连电朱德、周恩来，不同意前方的提议，仍坚持将红军主力西调去攻打永丰一带的堡垒线，并在二十四小时内四次变更作战命令。这种主观、武断、轻率、不尊重红军前方最高指挥员的作法，使朱德和周恩来都很愤想。周恩来不得不致电博古、项英，批评他们“连日电令屡更”，“使部队运转增加很大困难”，并再次明确要求：“在相当范围内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否则亦请以相机处理之电给我们。事关战局责任，使我们不能不重申前请”(26)。
由于在前方直接指挥作战的朱德、周恩来同在后方的博古、李德等意见一直不能取得一致，李德便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建议并经中共中央局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将“前方总部”撤回瑞金，并入中革军委，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中央苏区的各军团和其他独立师、团。虽然朱德在名义上仍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但他们的实际权力已被剥夺，部队改由博古、李德直接指挥。
一九三四年一月初，朱德和周恩来不得不率红军前方总部返回瑞金。
一月中旬，朱德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会议错误地认为：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在党内要“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朱德在这次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同月下旬，他又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他在大会开幕那天代表红军致词，在二十八日作了《红军建设的报告》。这个报告总结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后两年来红军在各个战场取得的战绩，提出红军建设中的各项任务。朱德为这次大会起草的军事报告手稿中，还特别强调了游击战争的重要性。他写道：“谁都知道，我们备苏区壮大的红军，许多都是从小的游击队繁殖生长出来的，宽大的巩固的苏区，许多都是从流动的游击区转变过来的。”“开展游击战争是国内战争取得胜利条件之一。”(27)在这次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会后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继续当选为军事人民委员和中革军委主席。二月七日，在瑞金召开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朱德在开幕式上致词并在会议期间讲话，他指出：我们的红军从游击队到现在大规模的正规红军，这是从政治工作领导得来的，也就是由党和无产阶级领导起来的。如果没有政治工作，没有党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会产生红军的。红军因为有政治工作，才能保证它为本阶级利益而牺牲，才是英勇无故的百战百胜的红军(28)。他在讲话中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29)。这时，中央根据地周围的形势已更加严峻，更加困难。蒋介石在一月间扑灭了孤立无援的福建事变后，将入闽作战的国民党军队改组成以蒋鼎文为总司令的东路军，完成对中央苏区四面合围的部署，从东、北、西三面向苏区中心区域步步进逼，南面则由陈济棠所部粤军负责防堵。朱德后来也说到：“一九三四年春天，苏区周围还是在打着，分做了几条战线，东、南、西、北三四处都在打，成为一种消耗战的状态了，苏区渐渐被缩小着，什么都遭受了封锁，盐贵到一块七角钱一斤。”(30)博古、李德直接控制红军指挥权后，可以更不受阻碍地推行错误的作战指导。他们在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遭到碰壁后，又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以堡垒对堡垒”，进行“短促突击”，企图以此达到粉碎“围剿”的目的。在这种消极防御方针指导下，从一月下旬到三月底，几个红军主力兵团分兵数路，都担负起修筑碉堡的任务，依托碉堡实施“短促突击”，进行徒劳无益的战斗，不仅没有打破或阻滞敌人的进攻，反而使自己付出很大代价，陷入愈加被动的局面。
四月十日，北线国民党军队集中十一个师的兵力，包括陈诚所部精锐主力第十一师、十四师等，分左右两路，沿抚河两岸向南推进，企图攻占广昌，打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北大门，直取瑞金。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全力保卫广昌，调集红一、三、五、九军团的九个师兵力，准备在广昌以北地区同敌军“决战”。为了指挥这次战役，中革军委在前方成立野战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博古为政治委员，实际的决定权握在李德、博古的手中。这样，朱德只得随他们到广昌前线，周恩来被留在后方瑞金。
广昌保卫战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最残酷激烈的一场战斗，从四月十日至二十七日打了十八天。三万红军被指定在抚河两岸同数倍于自己的敌军对峙，筑堡挖壕，展开阵地战。由于敌军有着飞机、大炮、轻重机枪和自动步枪等新式武器，尽管红军浴血奋战，仍无法挡住敌军的进攻。完全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指导，给红军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朱德眼看着一道道防线被突破，一批批指战员倒下去，心情异常沉重。这种状况，在他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指挥的四次反“围剿”战争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他对着军事地图摇头叹气，自言自语地说：不能这佯搞啊，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啊！
四月二十七日，拥有优势兵力的敌军陈诚部四个纵队从抚河东西两岸同时发起进攻，广昌城已在炮火硝烟笼罩下。红军虽给国民党军队以重大杀伤，但自身伤亡也达五千五百多人，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博古，李德在这个地区进行“决战”的打算，已由严酷的事实证明是无法行得通的。当晚，博古、李德、朱德急电留守瑞金的周恩来称：“广昌西北之战未能获得胜利，现只有直接在广昌支点地区作战之可能，但这不是有利的，提议放弃广昌而将我们的力量暂时撤至广昌之南。战斗经过另报，请立即以万万火急复。”
(31)（具体战斗情况是在二十九日才电告周恩来的）在周恩来复电同意后，朱德于四月二十八日凌晨下达放弃广昌的命令。
广昌失守后，在它的东面，红军还进行了保卫建宁的战斗。这里原来是红一方面军总部的所在地。红军作了坚决抵抗，仍未能守祝国民党军队开始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中央苏区的人力、物力日见匮乏，红军坚持内线作战已难以继续下去。
鉴于这种形势，五月，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但这事还需报请共产国际批准，并需进行繁重的准备。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从事转移的筹划。伍修权回忆道：“长征是不是仓促决定的？我看不是。在广昌失败后，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已经在商量转移的问题，确定的目标是湘鄂西，向二、六军团靠拢。所以，进行长征是有半年的准备时间的。”“转移的意图开始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最后才决定转移的。”(32)国民党军队在攻占广昌、建宁后，气焰更盛。自七月上旬起，以三十一个师的兵力，从六个方向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发起全面进攻。红军在博古、李德的命令下，采劝六路分乓”、“全线抵御”的方针，同节节推进的敌军展开阵地战，继续拚消耗。结果，哪一路都无法挡住对方优势兵力的前进。八月底，国民党军队占领广昌以南的重要阵地——驿前。红军的北部防线被突破，东线也被打开缺口，西线和南线日趋困难。
在四面告急的局势下，李德无计可施，抱病消极了。朱德担负起在转移前支撑战争局面的指挥责任。由于李德不再过多地干涉前方战事，使朱德有可能部分地改变消极防御的错误战法，发挥红军打运动战的特长，九月初，在东线取得了温坊大捷。
温坊（现名文坊），位于闽西长汀县东南。九月一日至三日，在朱德指挥下，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和独立第二十四师相配合，在这里接连打了两仗，给国民党东路军蒋鼎文部的李延年纵队以重创，歼敌四千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使红军得到第五次反“围剿”苦战一年以来最大的一次补充，也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打得最好的一仗。
李延年纵队共四个师、十九个团，装备精良，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他们在对十九路军作战获胜后十分骄狂，轻视红军，不满足于步步为营式的筑垒推进，有时一次就急进几十里。朱德从八月初起就密切注视这股敌军的动作，了解他们轻敌而又十分疲惫的特点，决定在运动战中给以有力打击。
八月三日、五日、八日、十一日和十六日，朱德多次电令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向李纵队推进的方向运动集中，伺机给以打击。李纵队发现红军主力的动向后，又采取筑垒推进战术，使红军一时难以找到战机。八月二十三日，朱德命令红一军团向西移到长汀以北的曹坊、罗溪地区待命。这一来，李纵队又放胆地集中四个师兵力向连城、朋口一线大踏步推进。朱德看准这个机会，在八月二十六日电令红一军团秘密地迅速东返，会合红九军团和独立二十四师，在朋口西侧的童坊及河田地区隐蔽集结；同时，指示红一军团以一部伪装成整个军团从宁化继续西撤，以迷惑对方，又指示红九军团及独立二十四师伪装成地方部队“休息整理”或“修补工事”，诱使李纵队大胆地向长汀跃进。这一切，果然使李纵队造成错觉，以为红军主力已远离闽西地区西去，立即向长汀急进。
朱德断定李纵队从朋口向长汀急进途中必将经过温坊，而朋口至温坊沿途二十里间地势险峻，两侧高山绵亘，可以埋伏大部队，是有利于在运动中歼敌的极好地形。于是，他在八月三十一日二十四时向林彪、聂荣臻发出急电，指出：“敌李纵队于明一号起向温坊中屋村筑碉前进”，“一、九军团及二十四师主力应在温坊中屋村间实行突击李纵队的任务”(33)，并指出需要注意的各项战术问题。根据朱德的部署，一、九军团迅速地隐蔽集结于温坊附近山地。九月一日中午，李纵队的第三师第八旅三个团果然闯进红军埋伏圈，又没有后续部队。傍晚，红军向尚未完成构筑工事的敌军突然发起猛烈攻击，先截断它的归路，再由两翼发动猛烈攻击。到第二天早晨，全歼进入该地区的两个团，只有第八旅旅长许永相和少数部队脱逃。
二日凌晨，朱德接到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发来的温坊初战结果的报告。
报告中说：“温坊之敌于今早二时即解决，但约有一营左右逃脱， 一军团俘虏约一千六百左右，轻重机枪约在三四十挺以上，迫（击）炮数门，步枪弹药数目现尚无法统计，苦战一年，此役颇可补充”，“因夜间战斗我军伤亡不大”(34)。朱德为初战告捷感到欣慰，同时又发现红军现在所处地理位置存在着危险，立即回电指出：天明后敌机“有向我现在阵地及中屋村东西大道轰炸的可能”，“我一、九军团及二十四师现在地域过于突出，目标亦大，”(35)规定各部队应分别转移隐蔽。朱德料定李纵队不会甘心失败，还会再派部队向温坊反扑，在二日晨八时再次致电红一、九军团，指示他们“准备遭遇和消灭朋口李三师来援部队。”(36)事情正如朱德预料的那样，李纵队的先头部队被歼后，他们仍没有弄清红军兵力虚实，继续派出第九师和第三师三个团，再次向温坊推进以求报复。
朱德获得这一情报后，立刻在三日凌晨二时向前方发出急电，指示红一、九军团及二十四师“应在温坊阵地前，给敌以短促突击，以消灭其先头部队”(37)。当天上午九时至下午四时，红军在温坊打了第二仗，再次给进犯敌军以沉重打击。
在整个温坊战斗过程中，红军先后打垮李纵队第三师、第九师共十个团。
国民党东路军主力的惨败，使蒋介石大为震惊，下令枪毙只身逃回的第八旅旅长许永相，并将第三师师长李玉堂由中将降为上校。
温坊战斗胜利后，朱德写了《在堡垒主义下的遭遇战斗》一文，结合这次战斗的实际情况，阐述了几个重要的军事原则。第一，这次战斗具有经过“长期并精细准备的特点”，充分地了解敌人，掌握敌情，指挥上有“计划性”，是“胜利的主要的和第一的因素”(38)，第二，这是运动战的胜利，红军高度机动灵活，“能迅速的隐蔽的转移”，迷惑并引诱敌人，使他们“不知我军位置”，“不知我虚实”，“敢于跃进”，我军则能“正确地估计敌人的进攻方向”，“预先占领了待机位置”(39)，以逸待劳，给运动中的敌军以突然袭击。第三，在“敌我兵力比较，敌占优势”的情况下，在战役和战斗上“我们取得集中了较优势兵力，迅速地干脆地各个击破了敌人”，并肯定了发起进攻时“坚决果断”、速战速决，打歼灭战的战例，批评有的部队强攻设有巩固阵地的敌人，“盲目的再三重复不利的冲锋”，有的部队“没有迅速地勇敢地截断敌人的退路”(40)，使可能被歼之敌逃脱。第四，肯定红军“夜间战术相当熟悉”，在优势装备的敌人面前，夜战能发挥红军的长处，达到好的效果；肯定红军“在火线上瓦解白军工作有成绩，政治宣传起了作用”，敌军“有六个部队派代表来缴械”(41)。朱德在总结中论证的这些指导原则，坚持并丰富了红军在前几次反“围剿”战争中的成功经验，是同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左”倾指导下一系列错误军事方针相对立的。
但是，温坊战斗这样的个别胜利毕竟不能改变第五次反“围剿”中整个战略指导错误所铸成的大局。到九月中、下旬，中央苏区已缩小到只有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几个县。
这时，朱德又提出一系列不同于李德的消极防御的指导思想：强调要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反对拼命主义，要避免那种付出重大牺牲的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尽量采劝运动防御”。九月十五日，他以军委名义颁发《关于战斗问题的训令》（训字第一号），指出：“无论如何应该以保存自己有主力量和物质基础为我们作战的第一等基本原则。保持地域，不轻遗寸土予敌人，这应该放在前一原则之下来遂行的”(42)，二十四日，他致电林彪、聂荣臻说：“预先没有充分的准备及侦察，并以密集队形冲锋，这是不适当的。”
“以后抗击周敌行动中，第一等的原则是爱护兵力，因此主要的行动方式是防御和局部的反突击。”(43)二十五日，朱德又发出《关于目前战斗问题给各军团电》，指出：“二十六日晨，蒋敌向我行总的攻击”；“诸兵团应再度估计情况，并检查自己的决心。一方面你们应给敌人相当的损失和抵抗，另一方面应很爱惜地使用自己的兵力，并且坚决避免重大的损失，特别是干部”；“在飞机轰炸及炮兵集中所威胁不利的条件下，及我们工事不十分巩固时，指挥员适应当放弃先头阵地，以便于（在）我们阵地的纵深内实行突击”；“在失利时，应有组织地退出战斗”。(44)这些指示，完全不同于博古、李德那种要红军“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的拼命主义。在这一新的精神下，红军不再同进犯军死打硬拚，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避免在飞机大炮的轰击下作战，因而没有再遭受大的损失。九月二十七日，当北路敌军陈诚部向石城逼近时，朱德致电彭德怀、杨尚昆指出：“目前三军团及十五师基本的作战往务是迟滞陈路军向石城前进，只在有利的条件（下）以局部的突击消灭敌人的先头和侧翼部队，必须避免坚决的战斗，而首先要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万一陈路军在这次的战役中能一下占领我们所有的支点时，军委决定放弃石城”，“应充分的适时的准备放弃石城时的全部的撤开”(45)。同日，他在给罗炳辉、蔡树藩的电报中，嘱咐九军团在阻击东线敌军的战斗中，“为爱惜兵力，应避免坚决的战斗”(46)。对在西线抵御的红一军团，朱德也有同样的指示。
十月二日凌晨，朱德致电林彪、聂荣臻，指出：“须特别注意在不利条件下，你们不应进行坚决的突击而应改为运动防御迟滞敌人进兴国”；“特别要注意在开阔地作战须极端隐蔽，不要堆集一起井应利用地形，避免不应有的损失与最高度的保持有生力量”(47)。
进入十月，中央红军的突围长征已进入实施阶段。朱德不断地向各军团领导人发出指令，周密部署各主力兵团同地方部队换防，集结休整，补充人员，筹集物资，准备长征行动的开始。
二十二、遵义会议前后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傍晚，苍茫暮色笼罩着赤都瑞金。朱德和中央红军主力，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长征程。
他身着一套退了色的灰军装，脚踏草鞋，走在司令部队伍的最前面。出发前，组织上给少数中央领导人配备了担架、马匹和文件挑子，朱德虽然已年近四十八岁了，但为着节省出几名强壮士兵去充实作战部队，他既不要担架，也不要文件挑子，只要了两匹马，一匹供骑乘用，一匹驮行李、文件。
在行军中，他那匹骑乘的马实际上常常随康克清留在队伍后头用来收容伤病员。和朱德一起行军的总司令部作战科参谋回忆说：“行军途中，朱德同志经常不骑马，腰插一支小手枪，同司令部的同志一道徒步行军。他沿路谈笑风生，摆四川‘龙门阵，，以分散干部战士们的精力，减轻大家的疲劳。我真佩服朱老总，他肚子里的故事可真多，而且慢悠悠的讲得那样风趣幽默，大伙听了都乐呵呵的，走起路来也觉得轻松多了。”①中央红军这次战略转移的主要领导权仍掌握在博古、李德手里，但是，有关红军的行动部署和作战命令大部分由朱德以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的名义下达，有些命令由他和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联署。就现在保存下来的档案来看，单在十月二十三日一天，由朱德个人署名发给各军团负责人的军事电报就有十五件，向他们通报敌情，对部队的行军和作战作出周密部署。他要求部队在行动时保持高度的机密性，“在大兵团集中运动与战备行军条件下，亦必须隐蔽露营”②。同时，“必须加强政治工作，注意行军中卫生救护和收容。”③战略转移的最初计划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因此，出发时把它称为“西征”，西征的部队称“野战军”，最高统帅部称“野战司令部”。参加战略转移的红军主力有一、三、五、八、九军团，还有由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及直属单位组成的中央纵队、军委纵队，计八万六千八百余人。留下红军一万六千人，由项英、陈毅率领，继续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斗争。
红军主力十月十八日由于都南渡赣水后，按照朱德发布的突围作战命令，于二十一日晚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之间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道封锁线，再过信丰河，向湖南、广东边境转进。部队在五岭山区的坎坷山路上缓缓西进，到十一月八日全部通过敌军在汝城至城口间的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域。
红军通过第一、二道封锁线所以能比较顺利，除由于国民党当局还没有发觉红军行动的真实意图、防范较松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长征出发前夕，红军和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部秘密达成合作反蒋抗日的协定。
陈济棠作为广东地方实力派，同蒋介石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中，北线、东线、西线打得都很激烈，但在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指挥的南方战线上却一直比较平静。双方已开始作试探性的接触。这年七月间陈济棠秘密派人到苏区接洽，表示赞成中共在三个条件下“同全中国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主张④，愿意经过谈判来协调双方的关系。九月底，朱德亲自致信陈济棠，称：“先生与贵部已申合作反蒋抗日之意，德等当无不欢迎”，指出“情势日急”，日寇已跃跃欲试于华南，蒋军则增兵于赣闽，福建事变，可为殷鉴，“若不急起图之，则非特两广苟安之局难保，抑且亡国之日可待”。信中提出双方停止作战行动等五项建议，说明“日内德当派员到（筠）门岭黄师长处就近商谈”⑤。信中说的黄师长，是指陈济棠所部第三军第七师师长黄延桢。十月初，红军代表潘汉年、何长工带着周恩来以朱德名义起草的介绍信，到寻乌附近的一个山村同陈济棠部代表进行谈判，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
当红军突围西征时，陈济棠执行了互相借道的秘密协定，让开大路四十里，在他的防区内没有对红军进行堵截。红军是十月二十一日晚过第一道封锁线的，朱德在第二天的一个电报中说道：粤军“余汉谋部已总退却”⑥，第二道封锁线的北端汝城在湖南境内，南端城口在广东境内。朱德在致三、八军团电中说：“估计在汝城北面没有打开前进路的可能，汝城南面的道路己有初步的保证。”⑦红军主力顺利地越过这道封锁线。这是朱德、周恩来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抓住陈济棠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为中央红军主力突围打开通道的成功之举。
为了突破湘南郴州、宜章之间的第三道封锁线，朱德在十一月七日发布“野战军于宜章北之良田及宜章东南之坪石（均含）之间通过”⑧这道封锁线的命令，红军分三路继续西进。这里是朱德领导湘南起义的旧地。在当地群众积极配合下，红军顺利地占领宜章城和白石渡，迅速跨过粤汉铁路。
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前，朱德曾几次电令林彪率红一军团抢占粤汉铁路东北约十公里处的制高点九峰山，以掩护中央纵队和各军团从九峰山以北安全通过，但林彪不顾大局，企图拣平原走，一下子冲过乐昌。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坚持要执行上级命令，最终说服了林彪，派出有力部队抢占九峰山制高点，保证了红军左翼的安全。为此，朱德曾致电批评红一、九军团行动的无计划和执行命令的迟缓，“使迅速通过敌人封锁线成问题”⑨，同时，以军委名义通电各军团，“赞扬三军团首长彭、杨同志及三军团全体指战员在突破汝城及宜、郴两封锁线时之英勇与模范的战斗动作”⑩，朱德还致电中央二纵队的司令员李维汉，命令他率部在汝城附近的文明司宿营，牵制敌人，等待担任全军后卫的红五、九军团，收容掉队的零散队伍。这时，庞大的后勤队伍携带的“坛坛罐罐”太多，拖累了整个战斗部队的行动，问题己越来越显露出来。
第三道封锁线被红军突破后，蒋介石看清了中央红军主力西征的意图，全力加强湘江的第四道封锁线。他任命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西路军和北路军的薛岳、周浑无两部共十六个师的兵力加紧“追剿”；同时，命令粤军陈济棠、桂军白崇禧各率主力部队扼要堵截。
国民党各路重兵云集湘江沿岸，企图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局势异常严峻。
十一月中旬红军分两路进入广西北部。二十五日十七时，朱德向各军团、纵队发布命令，明确指出：国民党军队的“企图是在湘江阻止我们，并从两翼突击我们。北面为敌之第一、第二路军，南面则为广西的主力，而敌之第三、第四及第五路军则直接尾追我们”(11)。针对这种状况，他作出全军分四个纵队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的部署。这时，兴安、全州一线正是湘江封锁线的薄弱环节。桂军白崇禧为了防止红军深入广西中部，刚将这一线的部分桂军撤防自保，而湘军还没有来得及接防，“全州、灌阳、兴安暂无大部敌军”(12)。这对红军是极为有利的时机。如果全军能轻装急进，完全有可能抓住这个间隙迅速抢渡湘江。但由于部队携带的物资太多，行动迟缓，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十一月二十七日晚，红军先头部队顺利渡过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后续部队却不能及时跟进过江。整个红军队伍前后相距约二百里，特别是庞大的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共一万四千多人，有一千多副担子，被各战斗部队夹护在约一百多里长的狭窄甬道里，缓缓地向湘江前进，每天只能走四五十里。由于红军先头部队已突破湘江，湘、桂两省国民党军队纷纷向红军渡江地段扑来，在飞机配合下发动猛烈攻击，企图夺回渡河点，把红军围歼在湘江两岸。在这种险恶的处境下，原来高傲自信的李德一筹莫展，而朱德临危不乱，同周恩来一起，指挥各战斗部队顽强抗击敌军，掩护中央、军委纵队渡江。他们作出具体部署后命令：“各兵团应以最大的坚决性完成放在自己面前的战斗任务。”(13)经过四天四夜激战，红军主力部队终于在十二月一日渡过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
湘江之战是红军长征以来最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斗。“我八军团之一部被敌击散，我六师约一个团及（五军团）卅四师被切断，其余部队都已渡过湘江。”(14)红军虽然突破了最后一道封锁线，保存住了主力，但整个部队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为三万余人。
惨痛的损失，引起全体指战员的深思。朱德曾沉重地总结这一阶段的教训说：“对于突围是没有丝毫经验的。长征就像搬家一样，什么都搬起来走，结果太累赘，很吃亏。补充来的新兵没有来得及搞到团里、营里去——没有带过兵的人，就会搞空头计划，他们不知道没有训练过的新兵，不跟着老兵怎么走，结果，就让新兵去搬运东西——整个司令部、党政军机关、干部都很重要，连印刷机、兵工机器都搬出去。结果，一个直属队就有一万多，所以需要的掩护部队也就多了。因此，部队动起来很慢。”(15)由于吸取了这个教训，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在十二月四日发布《后方机关进行缩编的命令》，并要求检查携带的物资，不必要的立刻抛弃或毁坏，使部队能够轻装前进。
过了湘江，红军“决脱离敌人，继续西进”(16)，进入峰峦连绵的西延、龙胜山区，行军更加艰难。天上是国民党的飞机跟踪轰炸扫射，脚下是山险路滑，周围山头上又常有反动民团打来的冷枪。通过苗、瑶等少数民族地区时，反动势力派了许多便衣密探混入红军驻地，放火烧房烧粮，然后散布“共匪杀人放火”的谣言蛊惑民众。朱德对这一情况十分重视。总司令部十二月七日这一天的行军日志中记载：“朱总司令命令：连日桂敌派出大批密探，在我各兵团驻地，纵火焚烧民房，企图疲劳及嫁祸于我军，破坏红军在群众中的信仰。各兵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于到达宿营地后，及离开宿营地以前，严密巡查，并规定各连值班。一遇火警，凡我红色军人，务必设法扑灭，及救济被难群众。纵火奸细，一经捕获，应即经群众公审后枪决。”(17)十二月十日，红军再入湖南境内，攻占通道县城。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主力将由这里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这时国民党军队已了解红军的意图，预先在通往湘西的道路上布下相当于红军兵力五六倍的重兵，张开口袋等候红军钻入。在这个关系到红军命运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提出绝不能往这个口袋里钻。他主张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贵州前进，力争在运动中打几个胜仗，以扭转红军突围以来的被动局面。于是，中央几个负责人在通道临时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对此作出决定。会后，朱德命令各军团、纵队“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18)。
红军突然折入贵州，是出乎蒋介石意料之外的，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湘西，赢得了主动。十五日攻占黎平后，部队得到了两个月连续行军作战中的第一次休整机会。但是，转变战略方向问题虽在通道会议上提了出来，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博古、李德不顾国民党重兵仍在湘西的实际情况，依然主张从黎平再北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十八日在黎平开会，讨论红军今后的战略方向问题。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朱德非常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挫折和教训使他对毛泽东更加信服。因此，他和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人站在一起，否定了博古，李德要中央红军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19)。这个决定从实际出发，确定了中央红军长征战略方向的重大转变，使红军避免陷入绝境，并开始从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
第二天，朱德和周恩来向全军发出《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的决议之通电》，对中央红军最近时期的行动作了部署，规定分成两路纵队，队西北方向转朝贵州腹地的剑河、台拱以至施秉、黄平地域推进，并要求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积极活动，牵制湘军和川军，策应中央红军西进(20)。
在通道和黎平期间，中革军委曾就部队整编问题先后作出两个决定，一个是将长征前不久新组成的八军团并入五军团，另一个是将军委一、二两纵队合编为一个纵队，任命刘伯承为军委纵队司令员，叶剑英为副司令员，陈云为政委，下辖三个梯队。
这以后，中央红军向黔北重镇遵义直进，于十二月底到达乌江南岸瓮安县猴场一带。野战军司令部开始部署强渡乌江的战斗。三十一日，朱德连续电令：“我三军团应迅速渡过乌江”(21)，“一军团限今晨八时前全部渡河完毕”；“军委纵队限今十时渡河完毕”(22)。这时，博古和李德仍对黎平会议的决定持不同意见，再次主张不过乌江，回头东进同红二、六军团会合。
为此，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对博古、李德提出批评，决定强渡乌江，并通过《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强调：“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23)猴场会议后，完全停止了李德对于红军的指挥权。
一月二日至六日，中央红军分三路渡过乌江天险。七日，先头部队袭占遵义。八日，朱德致电各军团、军委纵队领导人，告诉他们：“军委纵队明日进驻遵义，以纵队司令员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24)。
红军进驻遵义，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一月十二日下午，在遵义省立第三中学操场上召开有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朱德首先讲话，阐明红军是工人农民自己的队伍，红军有严格的纪律，自觉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宣传红军的主张，愿意联合国内各党派、军队和一切力量共同抗日。接着，毛泽东、李富春和遵义群众代表也讲了话。大会宣布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
会后，朱德还参加了红军篮球队和遵义三中篮球队进行的友谊比赛。在短短十几天中，有四五千青年报名参加红军，使红军队伍得到突围以来最大的一次补充。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红军总司令部的驻地，即遵义老城批把桥原柏辉章住处的楼上，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突围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会上，毛泽东针对博古的总结报告作了长篇发言，批评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归结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着重剖析了“左”倾军事路线实行消极防御战略方针的错误及其表现，如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还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由此而产生的战略战术问题。
朱德在王稼祥、张闻天之后发言，态度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他对博古、李德军事上的瞎指挥有着直接的充分的了解，因此讲话时很激动。
在会上给李德当翻译的伍修权回忆道：“朱德同志历来谦逊稳重，这次发言时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25)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多数人发言中提出的意见，最后形成《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分清了红军战略战术中的根本是非，肯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在前几次反“围剿”中取得胜利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26)。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常委分工中，“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27)。会后不久，常委再行分工，“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28)。这以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这样，实际上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中国革命在几乎陷于绝境的危急时刻作出的关键性抉择，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二十六年后，朱德在缅怀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时写下这样的诗句：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29)遵义会议后，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协力配合，指挥三万红军驰骋在云贵川高原上，同数十万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周旋，展开机动灵活的运动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