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四渡赤水战役，终于跳出敌人的围堵圈，使红军从被动变为主动。
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才发觉中央红军的行动方向已经改变，急忙命、薛岳等部以重兵向黔北地区进逼。因此，遵义会议改变了黎平会议关于在黔北创建新苏区的决议，决定北渡长江，在成都的西南或西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于是，红军分三路向赤水、土城地区开进，准备北渡长江。蒋介石命令战斗力较强的川军以重兵封锁长江，并进入赤水、习水、土城地区阻击红军。
一月二十四日，右路的红一军团进占土城，继续向赤水县推进。二十七日，中央军委到达土城。这时，获悉川军刘湘的模范师一部四个团正尾追红军，向土城开来。毛泽东决定，利用土城以东山谷夹峙的有利地形，歼灭这股敌人，给川军一个迎头痛击。他责成彭德怀统一指挥红三、五军团进行这一战斗，以红九军团及红二师担任预备队。二十八日晨五时战斗打响，但经过连续几个小时的激战，没有取得较大战果，这时才发现情报有误：原来以为川军是四个团约六七千人，实际上来的是六个团万余人，而增援部队还在不断涌来：川军的武器装备和战斗力都比黔军强得多，这也是最初估计不足的。战局的发展对红军越来越不利。川军倚仗优势兵力，突破红五军团的阵地，一步步向土城镇压来。如果不能把它顶住，后面是赤水河，红军将被迫背水作战，后果难以想象。
在这个紧急时刻，朱德决定亲自到前线直接指挥作战。这样做，自然十分危险。毛泽东连吸了几支烟，没有答应。朱德把帽子一脱，说：“得罗，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
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泽东终于点头了。朱德和刘伯承到达前沿阵地指挥战斗，给苦战中的红军指战员以极大鼓舞，终于顶住了川军的一次次冲锋。毛泽东决定，通知奔袭赤水县的红一军团急速返回增援，并命令陈赓、宋任穷率军委纵队的干部团急赴前线，发起反冲锋。朱德到干部团指挥他们抢占有利地形，终于打退了川军的进攻，巩固了阵地。
当晚，毛泽东和政治局几个主要领导人开会，根据当时各路敌军奔集川南围堵红军的新情况，决定改变由赤水北上、从沪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迅速撤出土城战斗，渡赤水河西进。朱德、刘伯承仍留前线指挥，周恩来负责在第二天天亮前架好抢渡赤水河的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
一月二十九日三时，朱德发出野战军西渡赤水的命令（即《一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随即重返前线指挥战斗，掩护全军西渡赤水河。
他来到王开湘任团长、杨成武任政委的红四团阵地。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萧华那时也在这里。他回忆说：“当时，天下着雨，刘湘的模范师向我们阵地压来。朱老总手提驳壳枪，来到我们这里亲临指挥，掩护大部队过河。我很担心朱总的安全，几次劝他赶快撤下去，都被他拒绝了。他一直同我们坚持到天黑，才和我们一起渡过赤水河”(30)。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说：朱总司令在我们阵地的前沿，细细观察战斗情况后，当机立断，下今后撤。我们从前沿撤下来了，突然，又传来命令，说，朱总司令还没有回来。
为了掩护朱总司令后撤，团长和我又带了二十多个同志冲上山坡，堵住敌人。
敌人像着魔似的一个劲儿往我们阵地压来，我们遥见身穿灰布军装的朱总司令，他还在赤水河边用望远镜看着什么。阵地上的人越来越多，除了我与王开湘同志，六团长朱水秋、王集成同志都来了，大家都为朱总司令的安全担心，我急得手掌都沁出汗来，但是看看朱总司令，他还是稳稳地站在那里，仿佛近在咫尺的土城仅仅是一座寂然元声的空城，周围的战斗全然没有发生似的。我们在阵地上顶了整整一个钟头，朱总司令终于收拾起地图、望远镜，离开赤水河的北岸，不慌不忙地回到阵地后边来了。我说：“总司令，我们在掩护你，你怎么走得这么慢啊？”王开湘和朱水秋也说：“我们急得心都快从嘴里跳出来了！”总司令亲切地笑笑，用从容、风趣的语调说：“急什么？诸葛亮还摆过空城计呢！”(31)这就是一渡赤水前的土城战斗，长征途中，朱德曾多次这样在危急时刻亲临前线，化险为夷。越是在危险的时候，他越是镇静、从容。这种作风，给广大指战员留下深刻的印象。
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的古简、叙永地区。这时，川军有十二个旅沿长江两岸严密布防，薛岳部和黔军也向川南急进，北渡长江已不可能。为了甩开追敌，红军折向云南东北部的扎西地区。在这里，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利用国民党军队主力和注意力都集中在川南一线，而黔北比较空虚的时机，突然折回黔北，根据会议决定，二月十日，朱德和周恩来、王稼祥发布《中革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指出：“为适应目前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的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军委待决定实行缩编各军团的战斗单位”(32)，并规定了具体办法。十五日，朱德电令各军团：“我野战军以东渡赤水河、消灭王家烈军为主要的作战目标。”(33)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红军在川黔交界的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重入贵州，克桐梓，夺娄山关，再取遵义，并在遵义城外重创吴奇伟、王家烈部。这次遵义战役，共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队两个师又八个团，俘虏约三千人，是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朱德为此致电九军团，要求他们在桐梓附近多贴捷报，召集当地群众开祝捷大会，以扩大红军的影响。
红军的遵义大捷，使蒋介石大为震动。他飞抵重庆指挥，准备以重兵围歼红军于遵义地区。三月四日，中革军委决定组成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等研究后，故意将部队在遵义地区徘徊，而当国民党军队被诱赶来时突然掉头西进，于三月十六日经茅台三渡赤水，再次进入川南，并摆出准备从这里北渡长江的架势。这样，又将各路追敌引向赤水河以西地区。为了进一步造成对方错觉，红军以一支部队继续佯攻古蔺，主力却用神速动作掉头东归，于三月二十一日晚在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四渡赤水。渡河前，党中央、总政治部致电各军团：“我再西进不利，决东渡。这是野战军此后行动的发展严重紧急关头。各军团首长要坚决迅速组织渡河，必须做到限时渡毕。”(34)抢渡赤水后，红军立刻南渡乌江，把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全部甩在赤水河西岸和乌江以北，跳出了他们的合击圈。
当南渡乌江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由陈赓和宋任穷率领的红军干部团奉命担任守护乌江浮桥的任务。后来，他们得知殿后的红五军团已从另一渡口过江，又得到中央军委一位参谋的口头命令，就把浮桥拆了。宋任穷回忆说：我们到宿营地时，“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刘伯承总参谋长都在常他们听说拆了浮桥，十分焦急，当场对我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朱总司令发了脾气，很恼火地说：岂有此理，为什么下这样的命令！五军团过江了，可罗炳辉同志率领的九军团还在后面，还没有过江呀！怎么能拆桥呢？朱总司令指示我们，马上返回江边，重新架桥。总司令说，浮桥架好后，交给九军团，如果等到明天早晨七时九军团还不来，你们再拆桥。”
宋任穷立即带领三营和工兵连急行军四十里返回乌江边，连夜突击把浮桥重又架起，等候九军团的到来。但九军团奉命在乌江北岸伪装主力诱敌北进，以掩护主力南渡乌江，未能赶来渡江，一度失去了同中央军委的联系，后来在云南会泽、巧家一带渡过金沙江，才同大部队会合。对这件事，宋任穷感慨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总司令发脾气，这次发怒是我见到的唯一的一次。在当时的情况下，一支负有特殊任务的部队离开大部队单独行动，突然中断了联系，在没有得到这支部队已经过江的确切消息时，听说我们拆了过江的浮桥，爱兵如子的总司令忧心如焚，指示我们重新架桥后务必坚持到形势允许的最后时刻。此时此地，此事此举，可见胸怀全局的总司令虑事之精细，爱护官兵之心切。”(35)红军南渡乌江后，开辟了进军云南、从金沙江北渡入川的前景。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必须将有较强战斗力的滇军主力调出云南。为此，红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以一部向黔东方向佯动，作出东进湖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姿态，主力却直趋贵阳。这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而贵阳城内兵力空虚，急忙向滇军发出“万万火急”的电报，调滇军三个旅赶往贵阳保护。
滇军主力被调出，后方空虚，进军云南的门户已经敞开。四月七日，朱德致电林彪、聂荣臻：“我野战军决从贵阳、龙里之间南进”(36)。八日，红军以一部佯攻贵阳，以一部佯攻龙里，主力在第二天从贵阳至龙里间约三十里宽的地段阔步穿过湘黔公路，以每天一百二十里的速度向云南疾进。
红军进入云南后，乘滇军主力已东调入黔之际，直趋云南省会昆明。四月二十九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出：由于红军两个月来的机动作战，一般追敌已被甩在我军侧后，但敌已集中七十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现在金沙江荫岸空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37)威逼昆明只是佯动。由于滇军主力东调，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深恐红军进占昆明，只得急调原来驻守滇北的部队回援昆明，使金沙江南岸的守军兵力顿时空虚。这个目的一达到，红军在昆明附近只是虚晃一枪，随即出人意料地大踏步北转，直奔金沙江。
金沙江是中央红军北上的第一个严重天然障碍。这里谷深流急，地势险要。江北岸的川军控制了大小渡口，并把所有船只都掳了过去，阻止红军过江。如果红军不能北渡，就有被国民党军队压在金沙江南的深谷遭到歼灭的危险。
这是一场争分夺秒的斗争。红军如此神速地向金沙江挺进，是国民党当局万万没有想到的。五月二日，朱德部署红军分别进取龙街渡、洪门渡、皎平渡三个渡口，其中通往龙街渡的是大道，其他两条是商道。(38)五月三日晚，刘伯承指挥军委纵队干部团在皎平渡乘对方没有戒备一举偷渡成功，并在这里找到七条渡船。随这一路行动的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乘船过江后，在江北岸石壁上一排山洞里，组织渡江指挥部。那时，进占龙街渡的一军团和进占洪门渡的三军团在渡口还没有找到渡船。五月五日，朱德电告一军团：军委纵队本日已在皎平渡渡江完毕，三、五军团将分别在七日上午和八日下午渡毕，“我一军团务必不顾疲劳，于七号兼程赶到绞（皎）平渡，八号黄昏前渡毕，否则有被敌隔断危险”。(39)这样，全军凭靠七只小船在皎平渡往返运输，经过六个昼夜全部胜利渡过金沙江。
朱德后来谈到中央红军在云南的经过时说：那时，“云南的五个旅也还在贵州，昆明城内只有一个教导团。但我们的目的，并不在占领昆明，而是引诱敌军来援，同时更故意向西去占元谋、禄劝，佯向龙街企图过金沙江。
这样，引得大部敌军趋向元谋，而我们折回头，在皎平渡渡过了金沙江。”
(40)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把原来紧紧尾追的国民党军队甩在江南，行程相距一个多星期，夺得了主动权，也获得了一个休整的机会。五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召开扩大会议。当时，林彪等对四渡赤水到北渡金沙江这样大规模迂回机动的运动作战十分不满，说这尽是走“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他甚至给中央三人小组写信，要求朱德、毛泽东下台。在会上，毛泽东批评林彪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41)。朱德和周恩来也严肃批评林彪，肯定毛泽东的指挥是正确的。会议还讨论了红军今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继续西进，越过大渡河，同四方面军会合，井决定组织先遣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为全军开路。
五月中旬，蒋介石飞抵昆明，调动中央军十余万人，川军五六万人，部署在大渡河畔堵截红军，并致电各军称：“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要、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军覆辙，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42)。蒋介石判断红军不敢从彝族区通过，因而把守备重点放在大树堡一带。为了避开蒋军主力，红军偏偏选择了要经过大凉山彝族区冕宁至安顺场之间那条小路。由于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彝族人对汉族疑忌很深。红军一些人听说彝族人“厉害”，“野性子”，有些紧张。毛泽东对他们说：彝族人最痛恨的是白军，对我们就不同了。彝族人听说朱总司令的队伍来了会高兴的，你们怕什么呢？
五月二十一日，红军进达彝族地区的冕宁县。朱德在有彝、汉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讲话，说彝、汉是一家，穷人要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才能翻身过好日子。他还以红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
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
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
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
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
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
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
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
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43)
这个布告到处张贴，鲜明生动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彝族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担任先遣任务的总参谋长刘伯承根据党的民族政策，同彝族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红军得到彝族同胞的信任，并在他们帮助下，顺利地通过大凉山区，到达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常五月二十五日，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红军先遣队，由十七勇士在惊涛骇浪和枪林弹雨中强渡大渡河，攻占了对岸渡口。接着，用仅有的一只小船来回不停地运送后续部队，一天一夜才渡过一个团。第二天，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到达安顺常朱德对到村头来迎接他们的刘伯承说：“先遣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功劳不斜。刘伯承说：“总司令先别论功行赏，我正为这大渡河架不起桥来发愁呢。”(44)大渡河水深流急，无法架桥，附近又找不到其他渡船，数万大军如果只靠现有的一只小船，即使昼夜不停，也需要一个多月才能全部通过，而迫敌正气势汹汹地向大渡河扑来，时间决不允许那样做。毛泽东主持在大渡河畔开了个小会，决定以急行军抢占大渡河上游另一个渡河点泸定桥。会后，朱德向各军团发出《关于控制沪定桥渡河点取得战略胜利的部署》，命令红一军团第一师及干部团为右纵队，沿大渡河东岸北上；红一军团指挥部、第二师主力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沿大渡河西岸北上，两路都向泸定桥急进。
从安顺场到沪定桥有三百四十里路程，两岸是悬崖陡壁挂着羊肠小路，又有数十条山涧溪流将小路切断，加上大雨不停，行路更为艰难。朱德同战士们一样，在大雨中跋涉，还要随时掌握整个部队的进军情况，发出新的指令。五月二十八日一时半，他致电林（彪）刘（伯承）聂（荣臻），指示左路先头部队四团“今二十八日应乘胜直追被击溃之敌一营，并迎击增援之敌约一营，以便直下泸定桥。二师部队迅速跟进，万一途程过远，今日不及赶到泸定桥，应明二十九日赶到”，同时指示右路“刘聂率二团亦应迅速追击北岸之敌一营，以便配合四团夹江行动”(45)。同日，他又致电红一、五军团领导人，指示：“我左、右两纵队之先头部队，明二十九日均应赶到泸定桥及其西岸，并力求于正午前迅速袭占铁索桥，消灭该处守敌，以控制该桥两岸，并准备与援敌作战”(46)。
红四团接到朱总司令的命令后，以一昼夜二百四十里的速度急行军，终于在二十九日拂晓赶到泸定桥，抢占全桥。当天傍晚，林彪致电“朱主席”，报告红四团已攻占泸定桥的消息。朱德的警卫员回忆说：“我们走在朱总司令身旁，雨水从他的脸上不断流下，长途跋涉，他的眼窝已经深深的陷下去了。但从他那浓眉下两道奕奕有神的眼光中，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是非常高兴的。”(47)朱德来到沪定桥头，看到由十三根铁索组成的铁索桥悬在波涛汹涌的大渡河上，一些临时找来的木板铺在铁索上连成桥面，桥下急浪滚滚，令人目眩眼花。朱德仔细询问前面的部队过桥时的情况，了解到有些马匹不敢上桥，部队过得大慢，有一匹马还掉下江去了，立即吩咐参谋：“告诉部队过桥时，干部要切实掌握渡河的秩序，务必使部队尽快通过，把马匹拉开。有些马不敢过桥，就把马眼睛蒙上拉过去，以免影响别人过桥，每隔十分钟派人检查一次桥板，踩开的桥板要及时更换。一个人在前面走，后面的人在后面就要及时把桥板弄好。那个部队过完桥，就要负责把踩开的桥板重新摆好。”
轮到司令部的队伍过桥了。朱德从容地走上去，一边走，一边鼓励身旁的人：“沉住气，不要怕，别看水，看桥板。”走在朱德身边的警卫员回忆说：“正走着，朱总司令突然停下来，仔细观察一处桥板。那块桥板和另一块桥板已经脱离开，露出一个大缝。朱总司令弯下身去，把这两块桥板合拢起来。总司令这种行动，给我增加了勇气，我的心情也开始镇静下来，并深深为总司令给我们铺桥板而感到惭愧不安。”(48)抢渡大渡河的胜利，使蒋介石要红军重演七十二年前太平军石达开部失败的历史悲剧，要“朱德、毛泽东成为石达开第二”的妄想破灭了，过了大渡河，红军便开创了继续北上的新局面。
二十三、艰难的时刻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在懋功东南的达维一带，同从岷江地区西进的第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
经过八个月万里征战、历尽艰难困苦、有三万人左右的红一方面军，同有八万之众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使两个方面军的指战员都感到十分兴奋。夹金山下一片欢腾。
六月二十五日，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来到懋功以北的两河口，迎接从杂谷脑（今理县县城）前来会见的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等。当天，举行了一、四方面军会师大会。在大雨滂沱中，朱德和张国焘先后讲话。
朱德在讲话中热情地肯定了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川陕根据地屡挫强敌、发展壮大的英勇业绩，指出：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合，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劳苦群众的胜利！张国焘的讲话语气傲慢，流露出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相左的意向，说：“这里有广大的弱小民族（藏、回），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康新大局面的更好条件”①，这给两军会师后的欢乐投下了阴影。
为了统一思想，明确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第二天，即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举行扩大会议。会上，由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分析了两军会合后的形势，指出懋松理地区的经济条件和群众条件都不利于红军主力在这里建立根据地，部队向东、向南和向西北都不可能得到发展，应该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以实现“背靠西北，面向东南”的发展战略。毛泽东、朱德等都发了言。朱德强调：要“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主张“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一致行动去打击敌人，并要从政治上保障战争的胜利”②。张国焘在会上也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针。会议最后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部，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顺利向甘南前进。”③为了做好团结工作，朱德在两河口时曾诚恳地同张国焘彻夜长谈。“朱德提醒张国焘，蒋介石虽然派来十万人攻打我们，可是我们也有大约十万兵力。第四方面军经过长期休整，兵强马壮，朱将军建议由它去占领松潘地区，夺取战略要点，借以打开北进的道路。张国焘说敌军防御工事过于强大，一口拒绝。”④六月二十九日，中央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的决定，拟订了《松潘战役计划》，规定一、四方面军分组成左、中、右三路纵队和岷江支队，准备趁国民党堵截部队刚到松潘、立足未稳的机会，迅速、坚决地攻占松潘，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按照这个计划，朱德立刻率领红一方面军从懋功一带北上，接连翻越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拖罗岗（仓德梁子）等几座大雪山，先头部队于七月十六日攻占靠近松潘的毛儿盖。
从懋功北上后，环境十分艰苦。这不仅因为雪山连亘，雨雪无常，道路泥泞，自然条件恶劣，而且因为这里是藏族区域，没有多少做买卖的，藏民由于受到反动当局的恐吓而大多藏匿起来，部队粮秣得不到接济，连两餐青稞、养麦、红薯也难以为继。许多部队常常每天只吃上一顿，也只能吃个半饱，或者以野菜充饥。成仿吾回忆说：“朱总司令最善于找野菜，他先组织一个‘野菜调查小组’，亲自带领着小组到山上或原野，找出一些认识的、可以吃的野菜，挖出带回来，分类洗干净，煮着吃。然后他又动员大家去找，把大家吃过的野菜都挖来，这样经过大家的努力，最后竟找到了几十种可吃的野菜，解决了不小的问题。”⑤在则格、黑水、芦花一带沟谷地带，七月中的青稞麦已呈淡黄色，勉强可以割来吃了。由于部队已近绝粮而又遇不到当地居民，红军总部不得不命令各部队进行十天割麦，筹备粮秣，同时派人去四处寻找藏民回家，按当地粮价付给现款。“上自朱德总司令，下至炊事员、饲养员，都一齐动手，参加割麦的运动”，朱德“不仅同战斗员一样割麦和打麦子，并且割下以后从一二十里远的地方挑五六十斤回来。他还常对一般战士和工作人员说：‘你们这些青年人挑不到四五十斤，唉！什么青年？’大家只好很不好意思地对着他笑。”⑥可是，在一方面军出发后，张国焘却迟迟不指挥四方面军北上，他在两河口会议上虽曾表示同意北上方针，但看到红一方面军兵力比红四方面军少得多，个人野心进一步膨胀，在会后又致电中央提出另一套主张：“一方面军南下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扣岷江，南掠天（全）、芦（山）、灌（县）、邛（崃）、大（邑）、名（山）”⑦并要求首先“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⑧，唆使他的追随者致电要求改组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由张国焘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并给以“独断决行”的权力，企图将红军置于张国焘的控制之下。
红军总部在七月十日到达芦花后，见四方面军没有跟上来，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立刻致电张国焘，望他按照原定的“迅速北上原则”把部队“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⑨。为了顾全大局，维护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中央政治局于七月十八日接受周恩来的提议，将周原任的红军总政委职务改由张国焘担任。同日，中央军委发出通知：仍以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为总政治委员。“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⑩。二十日，中央军委又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命的决定》，将一方面军一、三、五、九军团分别改为一、三、五、三十二军，原四方面军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番号不变；并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前敌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
这时，张国焘才率领红四方面军到达芦花。七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两天，中央政治局再次在芦花开会，听取关于四方面军情况的汇报，并讨论对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通南巴根据地及组织西北联邦政府等问题的看法。朱德在发言中认为，对四方面军“应以正确的估量”，他肯定了四方面军在创建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力量、多次打破敌人“围剿”中取得的成绩，也分析了在部队政治工作、地方工作及战略战术配合等方面存在的缺点与不足，希望总结教训加以改进。他没有提出过于尖锐的批评，主张目前正处在行军作战期间，一切服从战争的胜利，暂缓讨论军事以外的问题(11)。
但张国焘却在暗地里进行反中央的活动，他不区别遵义会议前后的不同，而对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等流言蜚语。在中央和一方面军中，有少数人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错误地提出“军阀主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等批评，还公开写文章抨击，这也引起了四方面军一些干部的反感，给了张国焘以挑拨的借口。这些复杂的情况，使朱德对两军会合后的团结问题感到忧虑。
为了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他同四方面军指战员接触时，总是多讲他们的长处，多说鼓励的话，并推心置腹地以诚相待，因而受到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拥戴。徐向前回顾当时的情况说：“那时我和总司令接触最多，几乎天天在一起核对敌情，调动队伍。”“他认为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年青、有朝气，部队生龙活虎，纪律严明，是支难得的有战斗力的队伍。他说一方面军过去也是这样的，但经过万里转战，损失不小，十分疲劳，亟待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他希望一、四方面军指战员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团结一心，渡过眼前的困难，争取更大的发展。他的这些话，完全是顾大局的肺腑之言，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朱总司令作风朴实，宽厚大度，平易近人，为接近过他的干部、战士共同称道。”(12)徐向前从朱德那里得知，一方面军保存的干部较多，兵员较少，便同陈昌浩商量，建议从一方面军派些干部到四方面军工作，同时从四方面军调几团兵力补充一方面军。经中央批准，原在一方面军的张宗逊、陈伯钧、彭绍辉、李天佑、李聚奎分别担任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参谋长或政治部主任，还调去一批政治工作干部。这些干部的调配，对加强四方面军的军事工作、政治工作，特别是后来对抵制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七月底，朱德和红军总部、中央机关到达毛儿盖地区。这时，敌情已出现不利于红军的变化：蒋介石调往川北堵截红军北上的嫡系主力胡宗南部已在松潘集中，基本完成了堡垒线的构筑，控制住经松潘北去的大道，原来担负追击任务的薛岳部和川军也从东南方向压来。由于张国焘的拖延，时机贻误，松潘战役计划已难以实施。八月初，中央军委决定以红军主力西指阿坝，北进夏河地区，争取在洮河流域消灭阻敌，进入甘南。三日，制定《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十几天后对编组又作了一些调整，规定：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辖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军委纵队一部，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北进，首先占领阿坝，再北进夏河；右路军由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辖一军、三军、四军、三十军、军委纵队一部、红军大学，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首先占领包座、班佑地区，再向夏河前进。
在准备北上时，中央政治局于八月四日至六日在毛儿盖以南不远的沙窝召开会议，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作出决议，重申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是正确的，而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是实现这个方针的基本条件，指出：“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13)。同时强调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进一步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反对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右倾动遥朱德在发言时指出：两个红军主力会合后力量增强了，创造川陕甘苏区是有把握的，要提高自信心，克服各种困难去战胜敌人。对一、四方面军，不能轻率地说谁好谁坏，存在缺点是可以改进的(14)。
沙窝会议后，朱德和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总部赴左路军集结地卓克基。这以后，朱德同多年来一起并肩战斗的毛泽东、周恩来等暂时离别。要同张国焘共事，朱德深知，这“不是一件容易小事”。他后来曾回忆道：“张国焘这个人，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一般的还不知道他究竟是怎样的人。有些老同志对他印象都不好，但也没有谁说过他的坏话，因为他那时还是一个党的负责同志。也听说到他是一个‘机会主义’，但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两河口去合后，在那儿革命军事委员会、党以及苏维埃政府代表们都开了会议，讨论了几天，作下了决议要继续北上。当面张国焘他并不提出反对，却在背后去阴谋来反对这个决议，不执行这个决议——当时我们还不了解他素来就是反对中央的这种情形。他开过会回去以后马上鼓动自己部下的队伍来进行反对了。”
“当时他愿意北上，又不愿意北上的原因，就是想争官坐 ，到了毛儿盖后，他悲观失望了，他感觉革命没有前途，拼命想往西，到西藏、青海，远远的去躲避战争，他却不晓得，在那里人口稀少，地理条件虽然好，只想取巧，采用脱离群众的办法。他最错误的观念是想到一个偏僻最落后的地方去建立根据地。中央完全否决了他这些意见，中央决定还是北上。”
“张国焘的领导四方面军是一贯以个人为出发点，因此党的组织、军事上的组织也就很薄弱了。总之，一切都从个人出发，凡是反对他的，都会遭到他的征服，或者被赶走了。或者被杀掉了。这种机会主义路线和正确的路线是势不两立的，结果，他搞的党、政、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手里，成为一个独裁者。”(15)朱德与党内同志共事一向以宽宏大度、谦虚礼让著称，而张国焘这个“独裁者”一贯是目空一切、专擅用权，在担任红军总政委后，便尽力排斥总司令和总参谋长，而以个人意志挟制总部领导，进而同党中央对抗。
朱德和张国焘率总部去左路军后，党中央来电，准备改变原定主力经阿坝北上的方案，“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时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班佑以北粮、房不缺，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16)但张国焘仍坚持西出阿坝，甚至提出深入青海、宁夏、新疆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治局于八月二十日在毛儿盖索花寺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夏挑战役和以后的行动方针，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报告，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指出企图使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17)，它正好适应敌人希望把红军赶到人烟稀少的西部边睡地区的需要。《决定》要求红军迅速夺取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向东发展，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要求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
会后，党中央和前敌指挥部立刻率领右路军进入艰难的草地行军，同时，将毛儿盖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电告张国焘和朱德。随右路军前进的徐向前、陈昌浩也几次致电催促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以便集中向夏、洮、岷前进。八月底，右路军走出草地，攻占包座，在班佑、巴西、阿西、包座地区等候左路军的到来。
朱德指挥左路军先头部队于八月二十一日攻占阿坝，但张国焘无视中央关于左路军应向班佑靠拢的决定，部队在阿坝延宕不动。在党中央和右路军一再催促下，八月三十日，朱德、张国焘率左路军第一纵队向东进入草地，向班佑前进，同时向位于卓克基、马尔康等地的第二纵队发出北进向右路军靠拢的命令。
部队在进入草地后的第三天，被一条南北流向的噶曲河挡住了。这条河本来很浅，由于下了一场暴雨正在涨水，一时显得水势滔滔。它却被张国焘用来作为拒绝继续穿过草地到班佑会合的借口。他独断地以“朱、张”名义致电中央，说噶曲河涨水，“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还提出要右路军“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18)朱德和刘伯承坚持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为了弄清噶曲河涨水情况，朱德亲自到河边，派他的警卫员潘开文去探测河水深浅，潘开文后来回忆道。
噶曲河离班佑很近，只要走三、五天就可以与毛主席、党中央会合。但是，张国焘却借口河水上涨，说部队过不去，在噶曲河停止不前。朱总司令在河边看了看，便叫我去试一试河水的深浅。虽然当天下了一点雨，河水涨了一点，但是，我骑马蹚过了河又返回来，最深的地方也不过齐马肚子，队伍是完全可以通过的。朱总司令看到这种情况后，多次提出要部队过河北上。
可是，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张国焘总是按兵不动。(19)这样，朱德同张国焘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陈明义回忆道：“在总部的一个帐篷里，张国焘和他的秘书长黄超同朱总吵，要朱总同意南下，态度很激烈。当时我是总部一局一科参谋，不知道他们吵得对不对，但总觉得他们用这样态度对待总司令不对。张国焘还煽动个别人员给朱总施加压力，但朱总一直很镇静，他说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中央，不能同意南下。”
(20)
张国焘置朱德、刘伯承的反对于不顾，重新布置左路军的行动。九月五日，他在由噶曲河返回阿坝的途中，电令正要北上的第二纵队就地巩固阵地，备粮待命。
那几天，等待在巴西的党中央几乎天天开会，谋求妥善解决矛盾的办法。
徐向前、陈昌浩也致电朱、张，说明“胡（宗南）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岷时间甚易”，“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21)。但张国焘一意孤行，又在九月八日以“朱、张”名义致电徐、陈，要右路军准备南下。当晚，中央政治局在周恩来住处开会，向左路军发出电报，电文如下：朱、张、刘（伯承）三同志：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的结果，认为：（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炉，天、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求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粮之虞。
（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
（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因此，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亦远胜西康地区。
（三）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敌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中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
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恩来、洛甫、博古、
向前、昌浩、泽东，稼祥
九月八日二十二时
接到中央电报后，朱德力主左路军应该执行中央北上的命令。张国焘只得在九月九日单独用个人名义致电徐、陈并转中央，坚持他的南下主张。中央当天回电：“陈谈右路军南下的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22)九月十日凌晨，中共中央得知张国焘背着中央电令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的情况后，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果断地决定率一、三军先行北上。十一日抵俄界后，又致电张国焘，指令他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23)张国焘无视中央对他的一再争取，竟于十二日亲拟电致一、三军领导人，声称“一、三军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不拖死也会冻死”，“将来真悔之无及”，要一、三军“速归”，“南下首先赤化四川”(24)。朱德断然拒绝在这个电报上签字。
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了。在朱德过去的生涯中，曾经历过多少坎坷，多少困难，但从来没有像这次那样心情沉重。两大红军主力会合整整三个月后，就这样分离了。这完全是张国焘对抗中央、分裂红军的罪恶。可是，这里还有由八万指战员组成的红四方面军，还有编在左路军中原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和其他同志，不能把他们丢给张国焘不管。这样，只剩下一个选择：留下来，跟着这支队伍，哪怕遇到再多的艰难曲折，也要把它最终带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
张国焘从噶曲河折回阿坝，立刻大造反对党中央的舆论，并开始了对朱德的围攻。他先派人同朱德谈话，要朱德写反对中央北上的文章，朱德坚决拒绝。接着，他又在阿坝一个喇嘛寺——格尔登寺大殿，召开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场外挂着书写“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的大横幅(25)。张国焘首先讲话，攻击中央率一、三军团北上是“逃跑主义”，鼓吹南下。接着，一些人跟着起哄，要朱德当众表态：“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反对北上，拥护南下”。朱德稳稳地坐在那里，不予理睬。张国焘说：“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
朱德这才从容地说：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当担起抗日救国的责任。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南下是没有出路的！”(26)会场气氛更加紧张。有人冲着朱德喊：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朱德说：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