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部分人这样蛮横地攻击朱德，刘伯承挺身而出，说：现在不是开党的会议吗？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27)这一来，把一些人的攻击目标转移到对伯承身上。刘伯承和朱德一样表明了拥护中央北上方针的坚定立常阿坝会议没有能使朱德、刘伯承屈服。张国焘又以各种名义召开大大小小会议，不断攻击党中央，鼓吹“只有南下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他和他的追随者给朱德施加压力，甚至谩骂朱德是“老糊涂”、“老右倾”、“老顽固”。康克清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朱总很沉着，任你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像不沉的‘航空母舰’。等对方斗完骂完，他才不慌不忙地同他们讲道理。”(28)有一次，张国焘等在会上造谣：“他们（指党中央）走的时候，把仓库里的枪枝弹药粮食，还有一些伤员，统统放火烧了”，朱德立刻愤然说：“这纯粹是谣言！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就主张官兵平等，不准打人骂人，宽待俘虏，红军的俘虏政策就是他亲订的，对俘虏还要宽待，怎么会烧死自己的伤员？过草地干粮还不够，动员大家吃野菜，怎么会把粮食烧掉？这种无中生有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29)驳得张国焘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九月十七日，张国焘发布南下命令，提出“大举南下，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的口号。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四军、三十军分别由阿坝和包座地区南下，于十月初集中到卓克基、马尔康、松岗和党坝一线。
十月五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另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徐向前回忆说：“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人们都傻了眼”。在张国焘的煽动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这时，“张国焘得意洋洋，要朱德同志表态。朱总的发言心乎气和，语重心长。他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30)
为了扩大伪中央的声势，张国焘宣布朱德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朱德严正表示：“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31)卓木碉会议后，朱德的处境更加艰难。他和刘伯承住在一起，像被软禁了一样。他们不得不做万一不测的准备。刘伯承对朱德说：“现在情况很严重了，看样子，他们有可能要逮捕人。”朱德沉思了一阵说：“过去在军阀混战时，死是不值得的。现在为党的利益奋斗而死，是可以的。当然，个人是无所谓的，可是任事情这样演变下去，对整个革命不利呀！”(32)由于朱德和刘伯承在红军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一方面军留下来的指战员和四方面军徐向前等许多同志都关心他们，张国焘终于不敢对他们采取极端手段。不久，刘伯承被调到红军大学去工作，实际上解除了他的总参谋长职务。朱德则被派到前方部队去。
当时，随左路军行动的原一方面军五、九军团指战员中，有的提出：单独北上，找党中央去！有的说：张国焘要拦我们，就跟他干！朱德有了同部队接触的机会，就来看望这些指战员，耐心地教育他们顾全大局，掌握正确的斗争方针和策略。他在五军团说：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但要有正确的斗争方法，要顾全大局，讲革命讲团结。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都是好的，革命的，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他们有许多的优点，英勇善战，吃苦耐劳，你们应该很好地向他们学习。你们五军团能攻善守，英勇顽强，优点也不少，但你们人少嘛，光有你们也不行。
所以同志们要注意和他们搞好团结，切不要上少数人破坏团结的当。团结就是力量，只有加强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33)随左路军行动的总政宣传队也被迫跟着南下了。刘志坚和李伯钊不知怎么办好，先后冒着危险去探望总司令。朱德对他们说：搞分裂活动只是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四方面军也是红军，他们也打蒋介石，打上豪分田地，主要是缺少政治工作，你们要留在这里，少说话，多做工作，特别是基层政治工作。(34)由于朱德的引导，这些原一方面军干部战士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增强了信心，相信只要坚持革命，坚持团结，掌握正确的斗争方法，眼前的曲折总是能克服的。
朱德还利用各种机会到部队下层同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接触，谈心。他平易近人的作风，恢宏凝重的态度，循循善诱的谈话，获得了广大指战员的尊重。就是一些一时不明真相，当面辱骂过他的人，也逐渐改变态度。对他十分爱戴。
张国焘肆意打击迫害那些坚持原则、反对他搞分裂和南下的指战员。红军总部侦察科长胡底，由于说了“张国焘是军阀，是法西斯”的话，便被张国焘秘密毒死。朱德很为这种情况忧虑，一面嘱咐一些对张国焘不满的同志要慎重，不要作无代价的牺牲，一面注意保护那些被抓住把柄的同志。胡底牺牲后，朱德找红军总部三局（通讯联络局）局长伍云甫谈话，嘱咐他：注意不要闹，注意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性急，斗争是要斗争，不过是又要团结又要斗争，胡底同志就是因为过于性急，张国焘就把他陷害死了。
(35)
五军团参谋长曹里怀，因为对张国焘不满，被调任红军总部一局（作战局）局长。他从机要科得知红一方面军已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的消息，悄悄告诉了两个盼望北上的同志，不料被张国焘发现了，把他关押起来。张国焘召开紧急会议，说曹泄露军事机密，要严加惩处。朱德担心曹里怀被处死，立刻出来说：曹里怀就讲了那么几句，你安他反革命够不上。他这小鬼我知道，井冈山时期就跟我们在一起，你有什么理由乱杀人呢？(36)这样，曹里怀才免遭毒手。
两个方面军会师后调到三十军任参谋长的彭绍辉，给朱德写了一封长信讲他不赞成南下的错误方针，这封信半途落到张国焘手里，张派人把彭绍辉找来谈话。彭绍辉一进门，有人就上前打了他一个嘴巴，厉声问：“为什么反对南下？反张主席？”并拔出驳壳枪，把枪口顶在彭的胸口上。朱德见状，上前把抢夺下来，气愤地说：“打人是不对的，这是党内斗争，应该允许同志讲话！”又说：“这样谈话怎么行呢？”他让彭绍辉“回去吧”(37)，使彭幸免于难。
还有一次，张国焘派人抓住五军团二十多个掉队人员，给他们强加了一个罪名：“一股有组织的反革命武装，抢老百姓的东西，准备武装叛乱”。
五军团保卫局长欧阳毅说明这是些零星的掉队人员，不是一个单位的，不是有组织的反革命武装。张国焘的追随者说欧阳毅是“假革命”、“反革命”，掏出手枪对准了他。又是由于朱德的制止，才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被抓的二十多人也回到了五军团(38)。
受到朱德保护而免遭不测的干部战士还有许多，如总卫生部长贺诚、红军大学教育科长郭天民和在长征路上一直被关押着的廖承志等。
十月中旬，南下的红军发起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那时，张国焘渐渐觉得南下后没有办法，打不开局面，没有出路了，消极起来。朱德就来到前敌总指挥部和徐向前等一起指挥作战。徐向前回忆说：朱德总司令虽不同意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但认为部队既然已经南下，就应打开战局，找块立脚生存的地方。那么多红军，没有地盘，没有饭吃，无异于不战而自毙。同时，他又坚信，只要大家是革命的，最后总会走到一起的。因而，在军事行动方面，积极行使总司令的职权，及时了解敌情，研究作战部署，定下决心。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和川军打过交道，对军阀部队的作战特点，了如指掌。他说：川军向来欺软怕硬，惯打滑头仗，我们不打则已，要打就抓住打，狠狠地打！他要求各级指挥员要讲究战术，发挥运动战的特长，以快以巧制敌，用小的代价去换取大的胜利。朱总司令在逆境中不当“空头司令”，尽量发挥刍己的作用，完全是从爱护和发展红军力量出发的(39)。
经过多天的战斗，红军连克绥靖、崇化、丹巴、抚边、达维和懋功等地，共击溃川军杨森部、刘文辉部、邓锡侯部五个旅又两个团，毙俘敌三千余人，取得南下初战的胜利。
十月下旬，红军又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州）、邓（州）、大（邑）”战役，在战役发起前和战役进行中，朱德缜密地研究敌情、地形和战斗特点，及时了解战况，总结经验，作出战略战术上的指导。
他先后撰写了《绥崇丹懋战役中我左支队二十七师两河口、抚边、达维、夹金山、日隆关、巴郎山一带战斗经过及其模范教训》、《绥崇丹懋天芦战役山地河川及隘路攻击之注意》、《康沪天芦名雅邛大战役中战术上应注意之点》、《青龙场的战斗是天芦战役中的模范战例》、《天芦战役中追击之模范与不迫击之失败》、《雪山老林的战斗》、《搜获俘虏之疏忽》、《对防空应注意之点》等文章。
在《绥崇丹懋天芦战役山地河川及隘路攻击之注意》（现存有手稿）中，他提出隘路战攻击时应注意之点：先头团要选战斗力强的，火力要强；要用迂回包围；侧击截断敌人退路，才能消灭敌人，并可使守敌动摇；突破敌人隘口时要猛烈追击，使敌人不能节节抵抗；遇某一要点或工事不能打开时，可以派队包围或监视之，大部队可绕路袭取敌后。
在《康沪天芦名雅邛大战役中战术上应注意之点》一文中，他从部队已打出川西高原山险隘口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这次战役在战术上应和绥崇丹懋战役有所不同，地形较平坦，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多是山地、隘路。作战形式将由山地战、隘路战变为平地战、街市战，由运动战变为阵地战、堡垒战。但红军一般的战术原则，在这种地形上也是适用的，即集中兵力打敌人的弱点；机动地寻求打运动战，而不是被迫硬攻堡垒；即使打城市和打堡垒，也必须在野战中击溃敌人，再乘胜直追袭取之，或是在夜间或是在拂晓时发动袭击，并须注意对付敌人的阵地反击。
《对空防御应注意之点》一文，针对部队进入开阔地形条件作战、蒋介石投入大批飞机参战的情况，强调要加强防空教育，指出：我们是工农红军，不是拜物教主义者，绝不惧怕帝国主义的清道夫——蒋介石的飞机大炮，但是，又要承认敌机确有杀伤威力，要研究采取对付它的科学方法和具体措施，不应该空喊不怕，那只会使红色战士经受无代价的牺牲。文章对如何组织对空射击、对空侦察、对空隐蔽和伪装、疏散队伍及战斗中应注意之点，都提出了具体要求。
红军迅速翻越夹金山后，随即发起猛攻，十几天内连下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城，击溃杨森部、刘湘部、刘文辉部、邓锡侯部共十七个旅近七万人，其中毙伤俘敌一万多人，控制了懋功以南，青龙江以北，大渡河以东，邛崃山以西的川康边广大地区。
蒋介石唯恐川西平原有失，成都难保，急令薛岳部两个军迅速参战，刘湘也指挥川军主力倾全力扼阻红军向川西平原推进，在遭红军进攻的名山、邛崃一带集结了八十多个团二十余万人的兵力，摆出一副准备决战的架势。
南下作战一路告捷的红军，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十一月十六日，在攻占邛崃、名山之间大路上的重镇百丈后，遇到优势川军反扑，仓猝地展开决战。这是一场异常剧烈的恶战。川军由六个旅增加到十几个旅，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从北，东、南三面反攻，以整营、整团甚至整旅的兵力轮番发起攻势。接着，薛岳部又从南面压来。百丈一带地势开阔，无险可守。红军指战员浴血坚持了七天七夜，终因众寡悬殊，被迫撤出百丈地带。这一仗，虽然毙伤国民党军队一万五千多人，红军自身也付出了伤亡近万人的惨重代价。
百丈之役的失利，是南下红军被迫由进攻转为防御的转折点。这以后，他们以巩固天全、芦山、宝兴、丹巴地区为中心任务，在这一带同国民党的重兵相持。川军主力和薛岳、周浑元、吴奇伟等部从东北、东南和东面几个方向步步压来。红军指战员虽然顽强抵拒，防线仍不断被突破，处境日趋艰难。严冬到来，部队棉衣无着，口粮不继，而激战却不停息下来。红四万面军由南下时的八万人，经过几个月的苦战锐减到四万余人。挫折和失败使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逐渐认清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错误的。这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是一个转机。朱德说：“事情向好的方向转了”(40)。
在这段最艰难的时刻里，朱德既坚持了高度的原则立场，又不轻率地采取任何决裂的做法，始终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一起，以取得进行说服教育的可能。以后，当四方面军重新北上去同中央会合时，他对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说，“你看！现在还是党的路线胜利了。如果我在初时不忍耐，就不能取得以后在四方面军工作的地位。如果没有工作的地位，那么就不能说服四方面军干部了。”
二十四、率领二、四方面军北上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同北上的党中央、红一方面军仍保持着电报联系。
一方面军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完成长征、到达陕北，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十一月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随着日本侵略势力向华北迅速扩展，民族危机急遽深化和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新的变动，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这些消息，都使处在困境中的朱德受到鼓舞，增强了他的斗争信心。
毛泽东到陕北后不久，曾在一次干部会上说：我和同志们都惦念着还在四方面军的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我们也都在惦念着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和五、九军团的同志们，相信他们是赞成北上抗日这一正确方针的，总有一天，他们会沿着我们北上的道路，穿过草地，北上陕甘，出腊子口与我们会合，站在抗日的最前线的，也许在明年这个时候①。这番充满深情、信赖和期待的话，同朱德的心是相通的。
一九三五年岁末，也就是十二月三十日晚八时，朱德致电毛泽东、彭德怀等，提出：“我处与一、三军团应取密切联系，实万分需要，尤其对敌与互通情报，即时建立”，并介绍了四方面军掌握的敌人调动情况，最后说：“你处敌情近况望告”②。一、四方面军分离后，红军总部的通讯联络机构被张国焘控制着，这是朱德第一次以个人署名发给党中央的电报。毛泽东接电后十分兴奋，立刻亲自起草一份长电，在一九三六年元旦直接复给朱德，一开头说：“本应交换情报，但对反党而接受敌人宣传之分子实不放心，今接来电，当就所知随时电告。”③接着，就将中央红军到陕北后的各方面情况和他所了解的国内国际时局动向，尽可能详尽地作了通报。
然而，要把两支革命力量再汇聚到一起，关键问题是要排除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障碍，这是朱德必须承担的历史重任。
徐向前回忆道：
“张国焘虽挂起了分裂党的伪中央招牌，但一直不敢对外公开宣布”，“朱德同志坚决反对另立‘中央’，对张国焘也起了有力的制约作用。朱德总司令在党和红军中的巨大声望，人所共知。也只有他，才能同张国焘平起平坐，使张不敢为所欲为。自从张国焘另立‘中央’起，朱德同志就和他唱对台戏。他同张国焘的斗争，绝不像‘左’倾教条主义者那样，牙齿露得越长越好，而是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一只手讲斗争，一只手讲团结。我去红军总部汇报时，曾不止一次见过他同张国焘谈论另立‘中央’的问题。他总是耐心规劝张国焘，说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张国焘就劝朱德同志出面，帮他做党中央的工作，要中央承认他的‘中央’是合法的，是全党的唯一领导。俩人的意见，针锋相对，谁也说不服谁，但又不妨碍商量其他军事行动问题。张国焘理不直，气不壮，矮一截子，拿朱老总没办法。朱总司令的地位和份量，张国焘是掂量过的。没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军委’也好，都成不了气候。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跟说不定就打哆嗦。朱总司令看透了他，一直在警告他，开导他，制约他。因而张国焘心里老是打鼓，不敢走得更远”④。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也承认，“顾到朱德所说留下转圜余地的意见”⑤，不敢把事情做绝。
“转圜”的时机终于到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即林育英，他是在这年十一月回到陕北的）从陕北致电张国焘，说明“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⑥，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又来电说：“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认为“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来电没有承认张国煮自立的“中央”，而要他成立西南局，“对中央原则上的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⑦。这对张国焘不啻当头一棒。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的态度对张国焘不能不有很大的约束作用，一些曾跟张国焘跑的人也表示要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张国焘成了“孤家寡人”，不得不表示“急谋党内统一”。朱德和刘伯承等趁机做工作，要他取消自立的“中央”，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张国焘进退两难，在一月二十七日致电陕北，要求党中央“和此间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⑧中央回电拒绝了这种无理要求，但作为过渡办法，同意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暂时同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二十八日，朱德、张国焘致电林育英转国际代表团：“目前为一致对敌，夺取战争胜利，应有统一战略方针，方不致有利于敌。”⑨从这时起，朱德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取得了主动的地位，他在军中的处境也有了明显的改善。
二月初，战局对四方面军发生更不利的变化。国民党以薛岳等部六、七个师和川军主力，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攻。经过一周激战，红军被迫撤出天全、芦山。朱德率红军总部从芦山任家坝转移到宝兴灵关。在战局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徐总不断向朱总司令汇报敌情及我军情况，亦提出建议：红军不能再继续与敌人长期相持拼消耗了，而应迅速撤离川西，到夹金山以西休整，然后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⑩他们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一起提出放弃建立川康边根据地的计划，主动撤离宝兴、丹巴、懋功地区，转移到康定、炉霍、道孚一带休整部队，准备北上。
正在这时，又接到中央来电，说明“育弟（指张浩）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11)，并就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提出三个方案：一为北上陕甘，二为就地发展，三为南下转战，指出第一个方案是上策，如何实行，由四方面军视敌情、地形条件而定。朱德和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等都赞同第一个方案，张国焘因南下碰壁，又见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靠近苏联，也就顺水推舟，同意了北上的方案。
二月中、下旬，四方面军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经达维、懋功、丹巴，向康北地区的道孚、炉霍、甘孜进军。前进路上，首先要翻过位于宝兴和懋功之间的三千多米高的夹金山。翻越这座雪山，对四方面军来说，是第二次，对朱德和原一方面军的部队来说已是第三次了。前两次翻山是在夏、秋季，这次却在隆冬时节，当地有“正二三、雪封山，鸟儿飞不过，神仙也不攀”的歌谣。然而，五十岁的朱德率领红军不仅第三次征服了这座雪山，而且在向道孚进军中，又翻越了“万年雪山”党岭山。
党岭山是红军长征途中遇到的最大的雪山，海拔五千多米高，终年雪漫冰封，空气稀薄，气温低至摄氏零下三四十度，风暴不时骤起，雪崩如雷。
当地藏族人把它奉为“神山”，在隆冬时节更没有翻越的先例。朱德却率领着脚踏草鞋、身着单衣的红军向着它挺进了。
部队迎着风雪，向直插云天的陡峭冰峰攀登。越往上，路越陡越滑，空气越稀薄，越觉得喘不过气，头晕脑涨，四肢无力。到山顶时已是中午，但太阳完全被遮住，加上风雪弥漫。就像傍晚一样昏暗。接着便是漫漫长夜，狂风雪浪一阵阵袭来，多少战士被暴风雪吞噬。但几万红军依然相互搀扶着越过了这座雪山。徐向前回忆说：“翻越大雪山党岭时，我们为保证他（朱德）的安全，令部队给他备好坐骑、担架，他都让给伤病员用，自己坚持步行。夜晚宿营在半山腰，冻得无法睡觉，就给大家讲故事，话革命，鼓舞同志们战胜风暴雪山，胜利实现北上计划”(12)。
翻过党岭山后，红军在三月一日占道孚，十五日克炉霍。到四月初，控制了东起丹巴，西至甘孜，南达瞻化（现新龙）、泰宁，北连草原的大片地区。朱德率领红军总部驻在炉霍。
康北是以藏民为主的藏汉杂居地区，是一片平均海拔三千米以上的高原，地域辽阔，但气候寒冷，人烟稀少，物产贫瘠，对部队的生存发展都极不利。红四方面军原来不打算在这一带久留，只想在筹集必要的粮物后即刻北上，这时，红二、六军团北上的消息传来。为了策应他们北进，红四方面军改变原有计划，决定在这一地区停留下来。
这一改变，是根据朱德的意见作出的。
一、四方面军分离后，因为通讯密码留在红军总部，党中央同二、六军团之间的通讯联络中断，红军总部同二、六军团仍保持着联系，经常通过电报向他们通报情况，给予指导。这些电报常由朱德、张国焘连署。他们各有各的想法：张国焘想把二、六军团拉过来，壮大自己的力量；朱德想在二、六军团同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尽力使他们多掌握一些情报，并在军事行动的决策上给以帮助。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红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率领下，突破国民党军队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堡垒封锁线，经湘中、黔西、黔南、滇东，于一九三六年三月占领黔滇交界的资孔山区，准备在南北盘江间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三月二十三日，朱德和张国焘电示二、六军团，要求他们同四方面军会台北进：“我们建议在你们渡河技术有把握条件下及旧历三月水涨之前设法渡过金沙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如果你们决定后我们即布置接应你们”(13)。三十日又电示：“最好你们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处北进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可先以到达滇西为目的，我们当以尽力策应”。同时，也给他们留下了自行判断决定的余地：“究应如何，请按实况决定，不可受拘束。”(14)红二、六军团接电后，放弃了建立新根据地的打算，开始为实现会师而北上，准备抢渡金沙江。
朱德后来同原二方面军同志（二、六军团在同四方面军会师后，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谈起过这次决策的经过：“他（指张国焘）没有决定北上前，是想叫二方面军在江南配合他，他好在甘孜呆下来保存实力，他的中央就搞成了。他想北上时，才希望二方面军渡江北上”，同时，他又“怕二方面军和他作对，搞不到一起”。“我想二方面军过江对我们就气壮了，所以总想你们早点过来好”。“过江不是中央指示，是我们从中抓的，抓过来好，团结就搞起来了”，“二方面军过江，我们气壮了，北上就有把握了”(15)。
这中间，一些没有想到的事情几乎使原来的决定发生改变，多亏朱德的态度始终坚定不移，才使四方面军留在康北策应二、六军团北上的决策没有动遥当时，张浩曾来电，说：“二、六军团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将二、六军团引入西康的计划，坚决不能同意”，又说：“四方面军既已失去北出陕甘机会，应争取先机南出”，切勿失去南下机会(16)。
这个电报，曾使四方面军一些指挥员不知该怎么办。徐向前回忆说：“多亏朱总司令决心不变，坚持四方面军仍在现地休整训练，待与二、六军团会合后，共同北上。”(17)为了这个目的，是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的。朱德和红四方面军坚持在康北高原地区等待了整整四个月，这是异常艰苦的四个月。
曾亲历其境的老红军回忆说：“部队到了甘孜以后，全军面临着物资匮乏的严重困难。甘孜、炉霍一带地广人稀， 藏族居民中的贫苦群众，身受层层剥削压迫，早已一贫如洗，连糌粑都吃不上。我们全军几万人的口粮更无着落，基本上就靠野菜充饥。时值隆冬，部队的棉衣也毫无着落，有的仍然穿着破烂的棕皮背心，有的就把未经硝制的牛羊皮割下来穿在身上”。
“部队迅速减员，一个军里的伤病员多达上千人。”(18)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四月一日，朱德领衔发布了《红四方面军关于目前战斗准备工作给各军的指示》。此后，全军就在“北上创造西北广大抗日根据地”、“迎接二、六军团”的口号鼓舞下，积极开展部队整编、军事训练、筹集粮食和御寒物资等工作。
朱德率红军总部开进炉霍时，藏民们受当地土司和国民党当局宣传的煽动，都躲到深山里去了。朱德在镇子里巡视一圈后，把各部队负责人召集起来，宣布几项规定：一、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二、爱护藏民的一草一木；三、在藏民没有回家之前，不准进他们的屋；四、看管并喂养好藏胞留在家中的牛羊。要求大家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用实际行动教育藏族同胞。他又找来随红军行动了一段时间的“通司”谈话，请他带几个人上山寻找藏民，做宣传解释工作，动员大家回来。
四月，春天已悄悄来到高原上。朱德看到一片片土地正等待着耕耘，就发动总部机关和一些部队帮助藏胞把地种上。他在动员大会上讲，“俗语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现在，藏族同胞对我们还不了解，暂时不能回来种地。我们能眼看着春播的大好时节从眼皮底下溜过去吗？不能！这一季种不上，藏胞们将来吃什么呢？我们和藏胞是兄弟，是一家，我们要帮助藏胞把地种上，而且要种好，这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19)。朱德自己也每天拿着镢头，在田间一起干，把许多事留到晚间处理，常常工作到深夜。
不久，藏民们陆续回来，疑雾逐渐消除了，炉霍镇重新喧腾起来。红军在康北地区和藏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红军在藏族地区执行了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宗教政策。他们同雄踞康北西部的德格土司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对各处的寺庙秋毫无犯。白利寺的第五世格达活佛被红军的宗教政策和“解救穷人”的宗旨所感动，亲自出面召回逃匿深山的村民，并动员藏民和其他寺庙尽力支援红军。朱德听到这个情况后，亲自到白利寺去看望格达活佛，向他说明红军长征的目的和意义，鼓励他多为贫苦的藏民谋利益。格达活佛见到红军的最高长官如此艰苦朴素、亲切慈祥，更积极地支持红军的工作，并担任甘孜地区波巴政府（藏族人民政府）中的重要职务。红军北上后，他保护了大批留下的红军伤病员。
全国解放初，格达活佛受中央人民政府委托，去西藏做地方政府的工作，为西藏和平解放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后来在昌都圆寂。
四月二十七日，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红二、六军团胜利地渡过金沙江。
朱德闻讯后，立刻领衔发去贺电：“金沙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谨向横扫湘、滇、黔，万里转战的我二、六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的敬礼！”(20)同时，电令已奉派南下雅江的四方面军三十二军西出理化（今理塘），迎接二、六军团的到来。
由于同红二、六军团的会师己指日可待，四方面军便加紧北上的准备工作。部队精简机构，减少指挥层次，充实连队战斗力，全军经过整编后辖六个军约二十八个团。为了在北上途中侦察道路、对付敌军骑兵的袭击，组建了红军历史上第一个骑兵师，由许世友任师长。骑兵师成立之日，在大草原上举行阅兵式。朱德在检阅时号召大家团结一致，英勇作战，为保障顺利北上同陕北主力红军会合作出贡献。
北上准备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筹集粮食和赶制御寒装备。红军总部责成李先念、何长工、李天焕、曾日三等组成粮食委员会，筹集粮食和牛羊。
但当地物产贫瘠，征集到的食品仍很有限，因此，要严格控制部队在康北期间的消费，分配给每个指战员的粮食每天只有几两，不足的部分要靠野菜等代替。朱德自己领导了一个野菜委员会，其中有老农和医生，由他亲自带队，从漫山遍野的野草中，找出二十几种可食的野菜，编写了一本《吃野菜须知》的小册子，发到连队。各连队还成立了野菜组、捕鱼组、打猎组，千方百计节约粮食。
对御寒物资的准备，当时在总部供给处工作的杨以山回忆道：“总司令对我们说：不仅要学会同拿枪的敌人作斗争，还要学会同雪山草地这个自然界的敌人作斗争，革命才能胜利。
他号召我们自己动手买羊毛，捻毛线，织毛线衣、毛背心、毛袜子、毛手套，缝皮背心，解决部队长征御寒问题。他每次参加总部机关开会，总要谈捻毛线、织毛衣，并推荐一些织得好的毛织品，让大家传看学习；表扬那些织得好、织得快的同志，他每次到我们供给部门来，手里总是捻着毛线，一边捻，一边亲切地给我们说：我们不仅要做好自己过雪山草地的准备工作，还要发扬阶级友爱，为很快到来的二、六军团的同志们多准备些御寒衣物。”(21)在朱德的带领下，经过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几个月的共同努力，不仅解决了自己需要的大部分御寒装备，还给将要到来的二、六军团的战友们织了两万多件羊毛衣裤。
为了活跃部队生活，红军总部在纪念“五一”和“五卅”这两个日子里，举行纪念大会，并由朱德倡议，举行了运动会、展览会。运动会上，最别出心裁的项目，是朱德提议增设的烧牛粪比赛，这也是为过草地所做的必要训练。朱德在运动会上讲话时说：这次运动会是对我们的思想、意志、军事、生活等方面的一次大考验、大演练、大检阅，同志们都做得很好。这再一次证明我们工农红军是钢铁的红军，是永远打不败、压不垮、拖不烂的(22)。
五月下旬，红二、六军团分左、右两路进入康南，红四方面军南下策应的部队抢占雅江，保证了二、六军团北进的侧翼安全。会合业已在望，朱德立刻召集会议，布置迎接二、六军团的准备工作，要求各部队在两军会师后，互相学习，不说不利于团结的话，不做不利于团结的事，切实保证两军之间的团结。这时，党中央也在五月二十日来电，表示对他们“采取北上方针一致欢迎”、“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时采用协商方式”(23)，这使朱德感到欣慰。张国焘迫于二、六军团即将到来的形势，又得到党中央同四方面军“暂时采用协商方式”的允诺，便在六月六日宣布取消伪“中央”，成立西北局。他的分裂活动终告失败。
这时，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北上的时机也很有利。六月中旬，党中央根据两广事变发生后胡宗南等部被调南下、甘南地区敌军空虚的形势，来电指出：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北上时，“宜出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24)。二十五日又来电询问：“兄等何日开始北上？经何路？何日可达何处？
敌情如何？我陕甘应如何策应？均请见告。”同时说明：“胡宗南业己南调，空军亦大部调去。兄等如能迅出甘南，对时局助益非浅。”(25)四方面军在六月二十五日作出分左中右三个纵队迅速北进，乘虚出岷州地区的决定。六月二十二日，沿雅砻江北上的红六军团在萧克、王震带领下到达甘孜附近的普玉拢朱德从炉霍赶到甘孜，前去普玉隆迎接。三十日，红二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下也到达甘孜附近的绒坝岔，朱德又前往迎接。由于各路红军长期处于被分割的状态，二、六军团领导人事前一直不知道张国焘闹分裂和自立伪中央等情况，两军前锋会合时，张国焘又派人向二、六军团散发小册子，散布党中央有错误的舆论，为了澄清事实真象，朱德同二、六军团领导人分别谈了话。他同六军团政委王震谈了一个晚上，王震明确表示要同张国焘作斗争。六军团总指挥萧克回忆说：他在甲洼与四方面军前来接应部队会合后，曾盲目相信了张国焘追随者制造的舆论，“但当我见到朱总司令，他诚恳地向我说明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后，就改变了态度。”(26)朱德见到任弼时的时候，激动地说，“好哇！你们这一来，我的腰杆也硬啦！”任弼时笑着说：“总司令，我们来听你的指挥！”贺龙握着朱德的手说：“总司令，我们二、六军团天天想、夜夜盼，就盼和中央会合呢！”朱德坚定地说：“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27)朱德还同任弼时、贺龙商量，如何将部队分开行动，防止被张国焘控制；并给贺龙出主意，向张国焘要求支援，张国焘答应把红三十二军（原九军团）编到二、六军团一起行动。二十多年后朱德回忆起这事时说：“后来任、贺来了，我和他们背后说如何想办法去会合中央，如何将部队分开，不让他指挥。贺老总很聪明，向他要人要东西，把三十二军带过来了，虽然人数少，但搞了他一部分。”(28)七月一日，红二、六军团齐集甘孜，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当天，党中央从陕北发来贺电：“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的进军，北上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29)。
会师后，二、六军团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辖二军、六军、三十二军，约一万六千余人。
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举行了庆祝两大主力会师的盛大联欢会。参加这次盛会的老红军回忆道：“两支从未见过面的兄弟部队，经过了千艰万险，穿过枪林弹雨，在最困难的时刻会师了，谁能抑制住内心的激情？”
“总司令迎着一阵阵春雷般的掌声和无数兴奋激动的笑脸在主席台上出现了。他个子不高，不像我想像中那样高大、严肃，稍稍有些黄瘦的脸上，挂着慈祥的微笑。衣着很朴素，上身穿着一件土制褐色毛布上衣，脚上是一双草鞋，十分平易近人，一切都和士兵一样。他向全场巡视了一下，用响亮而有力的四川口音开始讲话了：‘同志们，我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四方面军会合，但是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此外，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人烟稀少的草地，我们要有充分准备，克服一切困难。’”“总司令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铭记在全体指战员的心里。”(30)在甘孜，朱德主持召开由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参加的会议，说明中央来电要二、四方面军趁甘肃敌方兵力空虚，速出甘南；并宣布红军总部作出的北上部署：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北上，李先念率先头部队已开始行动，二方面军在甘孜稍事休整后，随左路跟进，分成两个梯队北上。与会者一致同意这一部署。会议决定，根据朱德的建议，任弼时随红军总部行动，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并负责教练打骑兵的战术。这是朱德经过深思熟虑而做出的安排：任弼时随总部行动，可以加强同张国焘斗争的力量，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可以摆脱张国焘的控制，还可以从外对张起制约作用。
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合后，共同北上的条件已经成熟。为了实现“迅出甘南”的计划，七月一日，朱德从甘孜致电在炉霍的徐向前，要他率领中路纵队立即出发，“迅速向松潘前进，勿失良机”(31)。三日，朱德和张国焘、任弼时率领左路纵队由甘孜出发。七月中旬，右路纵队也由董振堂率领从绥靖北上。
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三路纵队先后通过茫茫草地，在八月上旬到达巴西、包座地区。这次北进，对于第一次过草地的红二方面军来说，困难自然很大。朱德清楚这一点。他经过噶曲河时，见红四方面军的兵站正给各部队分发新缴获来的牛、羊，便对大家讲：同志们，谁都知道，草地是北上最艰苦的一段路。红二方面军的同志们在后面，那就更苦了。沿路的野菜都被前边部队吃光了，他们连野菜都吃不上。所以，总指挥部决定，各单位所有驮东西的牦牛全部留下来，必须带的东西自己背上，把昨天缴获的羊和牦牛，全给二方面军留下。他把自己驮帐篷、行李的牦牛也牵来交给兵站，嘱咐兵站负责人说：“记住，告诉部队负责同志，牛皮、羊皮和肠、肚都不能丢掉。
要珍惜每一块牛皮，不能浪费。这关系到四方面军后卫和二方面军几万同志的生命啊！”(32)七月二十七日，党中央正式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以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朱德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八月一日，毛泽东等得知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走出草地、占领包座后，来电表示“无任欣慰”，并指示：“四方面军到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进；二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再大休息，以免敌人封锁岷西线，北出发生困难。”(33)同一天，朱德等回电中央，说明“俟兵力稍集结后，即向桃、岷、西固，约八月中旬主力可向天水、兰州大道出击”，并表示：“我二、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对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和配合行动，一致兴奋，并准备牺牲一切，谋西北首先胜利奋斗到底！”(34)八月三日，党中央复电朱德等：“接八月一日电，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已将你们的来电通知全苏区红军，并号召他们以热烈的同志精神，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
(35)
八月五日，朱德和红军总部制订《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决定将四方面军分成第一、第二纵队，先机进入甘南，取得岷、洮、西地区；以二方面军为第三纵队，策应第一、二纵队。大军随即由川北挺进甘南。八月九日抢占进入甘南的天险腊子口，十日攻克哈达铺，接着在一个月内先后攻克漳县、洮州、渭源、通渭四座县城及岷县、陇西、临洮、武山等县的广大地区，以破竹之势横扫甘南，岷州也处在红军的包围之下。红二方面军则由哈达铺向礼县、西和、成县、徽县、两当、略阳一带发展。这时，党中央为策应二、四方面军北上，令一方面军主力组成西征军，在聂荣臻、左权率领下，西向静宁、隆德地区运动。三个方面军形成南北呼应、夹击敌人、实现会师的有利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