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初，蒋介石在平息“两广事变”后，为阻止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合，调胡宗南部由湖南兼程北进，企图抢占西兰大道，隔断三大主力红军会合的通路。
根据情况的变化，朱德等在九月十三日致电中央，提出“一、四方面军乘胡敌在西北公路上运动之机，协同消灭其一部。二、四方面军尽力阻止和迟滞胡敌西进”(36)的作战建议。毛泽东等同日回电说：“彼此意见大体一致，惟我们意见，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垄静、会、定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敌占领该线，此是最重要着”，“我们已派一个师向静、宁线出动，如此，当可滞阻胡宗南之西进，而便于四方面军之出到陇定大道并准备作战。至一方面军主力如南下作战则定、盐、豫三城必被马敌（指马鸿逵部）夺去，于尔后向宁夏进攻不利，故在未给马敌以相当严重打击以前，不宜离甘宁边境。对东敌作战宜以二、四方面军为主力。”
(37)
九月十四日，毛泽东等再次来电指出：“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区之部相当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38)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毛泽东等接连来电，说明敌情，要四方面军迅速北出至隆静大道，进占界石铺及以西地段，否则将被截堵隔断，并说明一方面军已派第一师向隆静大道北侧运动，加以策应，“机不可失，千祈留意。”(39)在不断接到中央来电的同时，朱德多次找张国焘、陈昌浩等商量四方面军的行动问题，力主按照中央要求，迅速北上至垄静线。张国焘畏胡宗南部如虎，又看到红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就打算改变主意，主张西渡黄河进入甘肃西北部。陈昌浩被朱德说服，同意迅速北进，实现同一方面军的会合。
九月十六日开始，在岷州三十里铺的红军总部召开西北局会议。会议开了三天，主要是讨论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西北地区的地方工作等问题。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时，朱德说：中央的策略路线是正确的，它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的。
我们要马上执行，并进行传达和教育，使大家对此都能有所理解。(40)每天会后，朱德都同张国焘争论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陈昌浩也站在朱德一边，双方总是争论到深夜，会议开到第三天，张国焘突然宣布辞职，带着他的警卫员和骑兵住到岷江对岸的供给部去。朱德气愤地说：他不干，我干！
于是找来作战参谋，挂起地图，着手制订部队行动计划。当天黄昏，张国焘又派人通知继续开会。朱德、陈昌浩和西北局成员赶到张的住处开会，参加会议的多数人都支持朱德的主张，张国焘被迫说：“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是少数服从多数，既然你们大家都赞成北上，那我就放弃我的意见嘛。”
(41)
九月十八日晚，朱德和张国焘、陈昌浩联名向在漳县的四方面军前敌总指挥部发布《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纲领》，决定“四方面军在胡敌未集中静宁、会宁以前，相机占领静、会及通定大道，配合一方面军在运动中夹击该大道上之胡敌与静宁之骑七师，相机占领静宁，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42)并作出各部队立即北进的部署，要求各部带四天干粮，极力轻便伪装，尽量采取夜行军。同日，将这一作战计划电告中央。
岷州会议结束后，张国焘带着他的警卫部队先行北上，赶到漳县的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朱德回到红军总部部署各部队的北上行动。二十日，朱德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告诉他们：“甲、张于本日已北进，我明日率总部行动。乙、每晚请通敌情一次，并切实联络。丙、亲译密电悉，已释疑虑，迅速取得会合在静宁道上，以便消灭胡敌。盯请扩大动员拥护这一会合。”(43)中央接电后，在二十一日回电说：“四方面军北上部署既定，对整个战略计划甚为有利”；“统一指挥十分必要，我们完全同意任、贺、刘、关四同志之意见，以六人组织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恩来准备去南京谈判，此间军委以毛、彭、王三同志赴前线与朱、张、陈三同志一起工作。”(44)朱德接到电报后，在二十二日回电说：“合组军委集中指挥，我甚同意。张、陈两同志现去前方，征求意见后再复。”(45)就在这一天，事情突然又发生变化。
张国焘到达漳县前敌指挥部后，立刻向没有参加岷州会议的前方负责人片面宣传他的西渡黄河的主张，还流着泪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46)。接着，又提出一套西渡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立足点的方案，并且不经朱德同意，发出部队停止北进、掉头向西的命令。他还向红军总部通讯部门发去密电：“所有未经我签字的电报一定不准发出，请兄等绝对负责。”(47)企图切断朱德同党中央和各方面的联系。
朱德在几天后举行的会议上谈到那几天的经过：“当时国焘同志表示不干，我就回来作计划。我们同昌浩又到国焘同志那边去，讨论，结果大家还是赞成第一个方案（按：指北上会宁、静宁的方案），国焘同志表示服从这个决议，结果国焘同志先走了，昌浩就赶上来。而结果国焘同志到前面来，完全改了。”(48)这又是一个关键时刻。
朱德在这种关键时刻是十分坚定的。他一夜没有睡，在九月二十二日凌晨三点致电张国焘等，说：“国焘同志电悉，不胜诧异。为打通国际路线与全国红军大会合，似宜经静、会北进，忽闻兄等不加同意，深为可虑”；“静、会战役各方面均表赞同，陕北与二方面军也在用全力策应，希勿失良机，党国幸甚”，并提议在漳县再召开西北局会议，“续商大计”(49)。同天，他又排除阻挠，致电党中央和在陇南的二方面军贺龙、任弼时、刘伯承，用毫不含糊的语言告诉他们：“（甲）西北局决议通过之静、会战役计划，正在执行，现又发生少数同志不同意见，拟根本推翻这一原案；（乙）现在将西北局同志集漳县续行讨论，结果再告；（丙）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50)朱德还发出电报通知参加过岷州会议的西北局成员兼程赶赴漳县开会。天一亮，他立刻骑马奔往漳县，一天内赶了一百二十里路。
九月二十三日，西北局会议在漳县附近的三岔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再次召开。朱德在会上几次发言，坚决维护岷州会议关于北上的决定。他平时讲话一向很平和，这次却同张国焘展开激烈的争辩。他说：“第一个战役计划和第二个是有很大区别的。第一个计划是有利的。”“所以我坚执第一个计划。现在即决定第二个方案，对整个形势不能抓住，会合要迟，联合战线受影响。”他反复阐明，四方面军北上同一方面军会合，对整个形势是有利的。
他向张国煮提出一连串尖锐的责间：现在迅速北上，可以不经过同敌军决战而实现会合，“可能会合为什么不会合？”岷州会议的决定是由西北局成员集体讨论作出的，张国焘当时既然表示服从并签了字，为什么到漳县就完全改变了，不经过西北局重新讨论就改变计划？张国焘即使是党的书记也要根据决议来工作，这是关系到组织原则的严重问题，应当弄清楚。张国焘蛮横地说，他是书记兼总政委，调动部队他完全负责，经他决定了可以不经朱德同意，当他不能执行职权而别人要调动军队时，他要提出抗议。由于张国焘宣传他所以主张西进，是因为这时黄河容易渡过，又可以避免同强敌胡宗南在西兰大道上决战，将来仍可以达到会合的目的，等等，会议最后通过了张国焘的西进方案。朱德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表示他坚持岷州会议原案，要张国焘对这个改变负责任，并把这个决定报告中央。他斩钉截铁地说：“若强我们赞同是不可能的”(51)漳县会议后，张国焘立刻命令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西向洮州进发，准备在兰州以西的永靖、循化一带北渡黄河，进入甘肃西北部。
九月二十六日，党中央致电四方面军，告诉他们：“确息：胡宗南部到略阳，本月底其后续部队将到齐。四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垄静、会、定大道，不会有严重战斗，而一方面军可以主力南下策应，二方面军亦可向北移动钳制之”，指出四方面军“若西进到甘西只限制青海一面，尔后行动困难。”(52)这一天，张国焘向中央连发四封电报，语气已经软下来了。其中，和朱德、徐向前、陈昌浩联名在十二时发出的电报中称：“我们决定四方面军即应行动，先机抢占永登一带地区， 现已按此调动，不便再更改，务祈采纳。”值得注意的是，这封电报在最后说：“关于统一领导，万分重要”，“我们提议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53)这是张国焘第一次表示他放弃同陕北党中央保持“横的协商关系”而接受党中央领导。在同日二十时发给贺龙、任弼时等并党中央的电报称：“此次西渡计划决定，决非从延长党和军事上统一集中领导观点出发，而是在一、二、四方面军整个利益上着想，先机占领中卫，既可更有利实现一、二、四方面军西渡打通远方，又能在宽广地区达到任务，此心此志，千祈鉴察 如兄等仍以北进万分必要，请求中央明令停止，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54)在同日二十二时发给中央的电报称：“请重看甘时电，如兄等认为西渡计划万分不妥时，希即令停止西渡，并告今后方针，时机急迫，万祈鉴察。”(55)同时又致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电，称：“四方面军已照西渡计划行动，通渭已无我军，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计划实施，免西渡、北进两失时机。”
(56)这时，张国焘已接到西进先头部队反映：从老乡处了解到现在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渡河计划难以实现。张国焘感到进退两难，骑虎难下，因此，表示尊重党中央意见，再作最后决定。
二十七日，中央回电明令停止四方面军西渡。电文说：“（甲）迭接二十六日两电，敬悉一切，并有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西渡计划行动等语，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详细慎重的讨论了这个行动问题，特将结果奉告如下：（乙）中央认为：我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保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的危险”；“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57)。同日，中央又来两电，前电介绍敌情，指出“四方面军现有充分时间进入隆静会大道，敌无阻止可能”(58)，后电介绍拟与南京谈判问题，又嘱：“万祈决策北进共图大业，免使再分难合，各陷不利地位，至祷至盼。”(59)这一下，张国焘再也没有拒绝北上的借口了。同一天，朱德和张国焘、徐向前联名电告中央：“（甲）为尊重你们的指示和意见，同时据考查兰州西渡河须时较长。有可能失去占领永登一带的先机之利。（乙）决仍照原计划东进，以出会、静，会合一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动，先头约六号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60)九月二十九日，中央来电对四方面军决定回师北上表示“十分佩服与欢慰”(61)，并告诉他们策应的部署。同日，四方面军总部下达了北进静、会地区的命令。三十日，红四方面军分作五路纵队，自岷州、漳县等地北进。
十月二日，一方面军前来接应的部队占领了陇东的会宁城。五日，四方面军第三十军重占会宁南面不远的通渭，全军迅速通过西兰公路，向会宁挺进。
盼望已久的会师日子终于来到了。
朱德率领总部在十月九日到达会宁。他见到党中央派来的一方面军部队时十分激动，同红一师师长陈赓谈话时禁不住热泪盈眶。他还同在九十里外界石铺的红二师政委萧华通了电话，萧华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听到这熟悉而亲切的四川口音，使我真兴奋得要跳起来，给我打电话的，正是我们敬爱的朱德总司令。我是多么想念他呀！总司令首先关切地问：“毛主席好吗？周副主席好吗！”，“这次电话，打了足足有半个钟头，真不知有多少话要说。”
(62)
十月十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致电朱德总司令和全体指战员，热烈祝贺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境内大会合。
二十二日，红二方面军在贺龙、任弼时等率领下，也胜利到达会宁以东的静宁县东北的兴隆镇、将台堡同一方面军接应部队会师。至此，全体红军完成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革命开始出现新的局面。
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使蒋介石受到很大震动。他下令以十几个师的兵力由南向北追击，企图趁红军立足未稳，将它消灭在黄河以东地区。十一月十八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赶到河连湾迎接二、四方面军。二十一日，朱德和周恩来、彭德怀等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合力作战，经过一昼夜激战，在陇东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地区给追击的国民党军主力胡宗南部以沉重打击，歼灭一个多旅，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根据地的这次进攻。
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山城堡举行三个方面军团以上干部的庆祝胜利大会，朱德在讲话中兴奋地指出：三大红军西北大会师，到山城堡战斗结束了长征，给追击的胡宗南部队以决定性的打击。长征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我们要在陕甘苏区站稳脚跟，迎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63)。第二天，由朱德领衔，和张国焘、彭德怀、周恩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徐向前、陈昌浩等联名致电毛泽东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报告：“三个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听了中央军委代表及各红军领袖的报告之后，一致在党中央和军委的正确领导之下，领导全体指战员坚决实现军委的战略方针和每个战役任务， 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及军委的坚强领导之下，在三个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胜利会合、一致团结一致努力之下，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一定能够成为全国人民团结的中心”(64)，这标志着全体红军终于克服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危害，团结在党中央的领导下。
十一月底，朱德和周恩来、张国焘同行，率领红军总部抵达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同中共中央会合。他受到党中央和根据地军民诚挚而热烈的欢迎。
他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了分离后的情况和同张国焘斗争的经过。毛泽东对朱德同张国焘的斗争给予高度评价，说他斗争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65)。
“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这十个字，确实是对朱德一生，特别是他在充满着惊涛骇浪的这一年中表现出来的超乎常人的思想品格所作的最好概括。
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整整两年时间，朱德经历了红军长征艰难曲折的全过程。从一方面军突围转移，到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再到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最后在西北实现三大主力的大会师，他作为红军总司令，始终挺立在这支钢铁队伍的前列。在革命濒于绝境的危急关头，他坚定不移地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在张国焘分裂红军后，他身陷逆境，却能如中流砥柱，稳若泰山，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化险为夷，终于完成把红军三大主力会合在一起的历史使命。这是他对中国革命作出的又一伟大历史贡献。
长征胜利结束后不久，朱德对他这种艰苦备尝的经历，留下的却是如此轻松、生动的回忆：“在长征中间，身体很强健，路上就没有病过了，多半是夜间走路，白天睡觉。有事马上就办。我只有一个担子，一个人一匹马，一个马伕，四个特务员，每天差不多是走一半路，骑一半马，人还是觉得很爽快，不感觉如何愁闷。”
“我的脑筋也是与身体相同。问题就从来没有放松过。处处想得到，也想得远。就是怎样困难，也解决得开。从来就没有认为什么是没有办法，相当地有点乐观主义。
当过草地的时候一大家都认为是极困难的了，我还认为是很好玩的。有草，有花，红的花，黄的花，都很好看，几十里地都是，还有大的森林与树木。草又是青青的，河流在草地上弯弯曲曲的，斜斜的一条带子一样往极远处拐了去 牛羊群在草地里无拘束的自由上下，也是极有趣的。也许因为自己带着乐观性吧。
逢到极困难事情，一旁人看起来极复杂十分难解决了，但是我们好像没有那么回事一样。他也就变得好些，不那么慌张了。当为一个领导者，愈是困难，愈要镇静。 所谓履险如夷，也还是平平常常就过去了。愈危险，愈需要冷静、平淡，就容易把问题处置得很恰当。”(66)在极端复杂而困难的情况下始终保持乐观、冷静的态度，做到履险如夷，这是朱德十分可贵的品格。
二十五、抗战的号角吹响了
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革命根据地周围的情势稍形平静，朱德获得了一次学习和休整的机会。这在他长期的戎马生涯中是很难得的。他阅读了许多马列著作和历史著作，回顾并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参加“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研究会”，在红军大学教授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
这时全国的局势发展得很快。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又把侵略势力迅速伸向华北，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国内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年十二月九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要求抗日救国的群众运动新高潮，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在决议中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的变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并且指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在内部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表明国共关系在严重民族危机下已发生重大变化。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时，日本侵略者指挥的伪蒙军正向绥远大举进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奋起抗击，取得了重大胜利。十一月二十日，朱德同毛泽东联名致电傅作义，称赞他“孤军抗战，迭获胜利，日伪军不能越雷池一步。”“吾人深信，吾人现所努力之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之行动，必能对于足下之抗日义举，遥为声援。”同月月底，朱德率领红军总部抵达陕北保安县，同中共中央会合。十二月一日，毛泽东、朱德等暨全体红军发表《致蒋介石书》，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争取和团结东北军、西北军共同抗日的工作这时正在顺利开展。十二月十二日，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发生。主张抗日、反对“剿共”的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前去催逼他们“剿共”的蒋介石，对他实行“兵谏”。几天后，蒋介石向前去看望他的周恩来当面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①。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基本上实现了国内和平。中华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
但是，形势的发展并不那么一帆风顺。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却遭到蒋的软禁。国民党中央军顾祝同部正准备从潼关向西安推进。大局一时还没有完全明朗。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说：“现在是抗日不抗日的问题，应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反对内战”②。二月一日，朱德以红军总司令名义向红色中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明确表示：“红军之主张完全与全国人民一致，用全力谋国内各党派、各军队之联合，共同向着中华民族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而不愿自相残杀之内战再延一时一刻也”。他要求蒋介石和国民党将领遵守原已许诺的“国内和平之新政策及撤乓之命令”，并声明已“将红军各部队停止于苏区边境，对苏区邻近之各国民革命军部队不加以任何攻击，确守互不侵犯原则。不论过去曾否与红军敌对之部队，一律以友军看待，静待联合抗日局面之成立。”③当时，国民党正准备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为了促成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中共中央在二月十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四项保证是，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保证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经过激烈的争论，在二月二十一日通过了一项事实上接受中国共产党提议的决议案，在国共合作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号召全党“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五月二日至十四日，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为苏区代表会议）。朱德在会上发言，指出：“现在是红军新阶段”，“自‘九一八’事变后，红军即发表愿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抗日的协定，获得了很多人的同情。现在最主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任务是联合全国力量打日本。”为了实现这个转变，“对于友军工作与群众工作，不要用老一套[方法]，对友军要开诚布公，影响他们、推动他们抗日；对于群众工作，要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要把门打开。”④将要到来的全国抗战会是一场怎样的战争？中国共产党在对日作战中应该采取怎样的战略战术？朱德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
他强调指出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群众力量的组织动员问题，说：“据我们的经验与估计来看，抗日战争不是一年半载与一两次战争就能解决的。战争的时间必会长久，战线必定会很宽。那么我们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就是预备军的动员如何，预备军的组织如何。”因此，他强调：“首先应争取民主制度的实现。否则一切全是空的。”“必须改善群众的生活，才能增强抗日的力量。”⑤他认为游击战争将在未来的抗日战争中起重要的作用，指出：“游击战争是抗战的一个力量”；“党校与红大要加强训练游击战争的干部，以后要派一批干部到地方去当教师，游击队的队长、政委主要要从当地创造”，“在游击战争的实践中是可以培养出这方面的干部的。”他还指出：“在没有大山的地区也可以依靠群众，利用村庄、地沟、山边等有利地形打游击。有把握的就打，没有把握的就不打。最要紧的是要争取最大多数群众。”他总结了过去军队工作中的两个教训：“一是大革命时代的教训，只做上层工作；一是大革命以后，只做下层工作、破坏工作。现在，我们要打入进去，上层、下层都要做工作，不做破坏工作，只准备进行争龋”⑥六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军委组织了一个军事研究委员会，“目的在于提高红军军事学识，总结国内战争的宝贵经验与学习新的军事知识，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民族革命战争；其重要任务在于研究对日抗战、目前军事教育、国内战争经验教训各项问题，并拟具体意见提交执行机关。”⑦这个委员会由朱德、毛泽东、林彪，萧劲光、李德五人组成，朱德任主任。
这个时期，朱德和红军其他领导人为了实现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作了大量的研究和教育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后来，朱德说：“当我们由内战进入抗战时，面对着的敌人是日本军队，我们便不固执内战的经验，而是加以必要的改变和提高，充分研究敌情来下决心，来决定战法。”
⑧一九三八年发表的朱德的重要著作《论抗日游击战争》反映了他在这段时间里研究的成果。这部著作对抗战初期敌后像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的抗日游击队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知道再不抗日不行了。但是，要抗日就要联共，对这一点他仍很犹豫，国内团结的形势仍蒙着一层阴影。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三日，朱德接见前来延安访问的美国学者T·A·彼森时指出：“中国要打败日本，必须靠全国的工人为农民的力量。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开展这场群众运动。因此，南京必须跟我们合作。这场战争必定是一场总体战，甚至全中国四万万人都不够。国民党如果以为只要用它的精锐正规军再加上西方帝国主义的援助就行了，那它是打错了算盘。那它是不明白，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是不能打败现代化的日本军队的，只有群众性的人民抗战才能打赢这场战争。”⑨尽管蒋介石还在犹豫，日本军国主义者全面侵略中国、“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的“根本国策”己定。六月三十日，日本近卫文麿担任首相后，就采纳扩大侵华战争的建议。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夜，驻北平的日军制造借口，向驻守北平西南郊宛平县城的中国军队突然发动进攻，中国驻军奋起还击。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
抗日战争的号炮响了，中华民族的神圣抗战从此开始。
卢沟桥事变在全国人民中立刻掀起了新的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的热潮。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站在这个爱国运动的最前列。七月八日，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发表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同日，朱德、毛泽东和其他红军将领联名致电驻守在平津一带的第二十九军领导人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冯治安，指出：“日寇进攻，全国震愤，卢沟桥之役，二十九军英勇抵抗，全国闻风，愿为后盾。敢乞策励全军，为保卫平津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不让日寇侵占祖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红军将士，义愤填胸，准备随时调动，追随贵军，与日寇决一死战。”⑩通电发出后，红军立即从事开赴抗日前线的行动准备。七月十一日，驻在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电请中共中央先派先遣师东开河北，援助二十九军抗战。同天，毛泽东、朱德就这个问题致电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甲、中日战争有扩大之势，已由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向蒋交涉红军调赴河北应战。第一步拟派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各改为团，加上骑兵团，编成一个小师先行派去，主力编成后去。请即令二十八军、三十二军两部加以训练，准备从他军补给该先去部队子弹；二十七军即开洛川，暂维交通。乙、红大增加抗日课程，准备派出。”(11)十三日，毛泽东、朱德召开延安市共产党员和各机关工作人员紧急会议，号召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战前线”去。
十四日，毛泽东、朱德电令红军各部：限十天内完成各项抗日准备工作，听候出动命令。并要叶剑英通过西安行营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己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惟红军特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最好与长于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并愿意一部深入敌后打其后方。”(12)同一天，朱德为红军奔赴抗日前线题写下了誓词：“日本强盗夺我东三省，复图占外蒙，又侵我华北，非灭亡我全国不止。
我辈皆黄帝子孙，华族胄裔，生当其时，身负干戈，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何以为人！我们誓率全体红军，联合友军，即日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天职！”(12)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送交《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国共合作的三项基本政治纲领，即：团结抗日，实现民主，改善民生。朱德写了《实行对日抗战》的文章。他针对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大时所说的：“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指出，“和平已到了绝望时期，国难已到了最后关头！现在，摆在我们每个中华儿女、黄帝子孙面前的问题，只有对日本强盗实行抗战，从二十九军的抗战走向全国人民上下一致的抗战，抗战到底！”这篇文章在《解放》周刊第一卷第十二期上发表。
十八日，朱德离开延安，前往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所在地——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准备开赴抗日前线。二十二日，抵达云阳。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进一步扩大，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但他这时还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幻想，仍希望把卢沟桥事变限制在“地方事件”的范围内解决。但日本侵略者毫不讼手，更加咄咄逼人。同月二十七日，日本陆相杉山元在特别议会上发表演说，称：“军部已决意向前进行，克服一切困难，俾能达到膺惩华军，令其失去战斗精神之目的以前，亦决不罢手。”第二天拂晓，日军猛攻二十九军阵地，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先后殉国。这时，增援的侵华日军陆续抵达华北。二十九日和三十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全国震动。
华北战局日益严重，国民党政府同日本进行的谈判已难继续下去，蒋介石要求红军迅速改编，出动抗日。七月二十八日，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周恩来、博古、林伯渠返回延安，同中共中央书记处商议红军改编出动抗日事宜，决定主力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四万五千人，上设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第二天，正在云阳的朱德、彭德怀致电蒋介石，表示“德等改编完成，待命出动，誓以热血为国效死。”
八月初，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去南京共商国防问题。中共中央决定派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前去。六日，朱德和周恩来从云阳抵达西安，会同己在西安的叶剑英在九日同机飞抵南京。
十一日，朱德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上发言，系统地论述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他指出：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在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受损失，必须到敌人的侧翼活动。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我们则应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敌人占领我大片领土后，我们要深入敌后作战。目前用兵方向主要是华北，但从目前情况判断，敌人必然会进攻上海，以吸引我国兵力。在抗战中应该加强政治工作，发动民众甚为重要，在战区应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地把民众组织起来。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活动，敌人就不得不派兵守卫其后方，这就牵制了它的大量兵力。他还建议开办游击训练班，使国民党的军队亦能逐步学会游击战争。(14)当时，蒋介石虽然希望红军早日参战；但仍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上设置种种障碍，不肯承认红军的独立地位。他坚持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分别直属行营，分割使用，不成立统一的指挥机关，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这样的要求，自然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无法接受的。
正当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八月十三日，恰如朱德两天前所预料的那样，日军突然向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战火燃烧到南京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蒋介石看到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已难避免，不得不放弃原来对红军的无理要求，同意在红军改编后设立统一的指挥机关——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由朱德、彭德怀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并在二十二日正式发表这项任命。一个月后，拖延已久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由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公布，蒋介石同时发表谈话，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
由于在主要问题上己同国民党当局达成协议，为了早日完成红军改编，出动抗日，朱德决定提前离开南京回到陕西。八月十六日，朱德、周恩来、叶剑英致电洛甫、毛泽东，报告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除初步商定红军开赴前方的行动路线外，国民党当局同意每月发给军饷五十万元，另拨开拔费二十万元及一批物资。电文的最后提到：“朱于本日乘车回陕，叶仍留京进行各种联络及交涉补充款等事宜。”
八月十九日，朱德回到云阳镇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加紧进行红军改编工作。第二天，他和彭德怀率全体指战员发布《留别西北同胞书》，说明：“敝军要与相聚八个月的父老兄弟姊妹们暂且告别。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使西北兄弟父老姊妹不做亡国奴，敝军要走上抗日前线去。要以我们的头颅和热血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把汉奸铲除干净，那时再回来与我们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相见，过快活的太平日子。”
同时，发布为东下抗日告同胞书，表示，“我们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命上前线去，我们抱定了最大的决心，要为民族的生存流到最后一滴血，不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卖国贼完全肃清，决不停止。”
还发布告抗日友军将士书，指出：
“我们和你们同是黄帝子孙，同是中华军人，同是患难中的朋友。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胜利，要不做亡国奴，只有亲密团结起来，结成铁的长城。”
在华北战局危急的情况下，八路军不等改编全部就绪，就开始出动。八月二十二日，原红一方面军为主编成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作为抗日的先遣队，第一批从陕西三原出发，经韩城县芝川镇渡黄河，沿同蒲铁路北上。
朱德在对红军的改编和出动迅速作了部署后，就赶到洛川县冯家村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洛川会议是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举行的第一次重要会议。它从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共开了三天，着重讨论了抗日战争中的作战方针问题、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朱德在这次会议上作了多次发言，主张早上前线，谨慎用兵，广泛发动游击战争。
在军事问题上，朱德主张，对红军的使用“应是积极的、向前的、发展的。估计日本[军队]是外国军队，便利我们的行动。只有积极的活动，才能发展抗战。出动不能停顿太久，不要让人家（指国民党军队）败了，不好。”
(15)“持久战单凭消耗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不能速决。持久战，主要是发动广大群众，军事上是发动广大游击战争。”他认为要在“国民党军队还能抵抗时，及早布置工作”，但“即使友军都退下来，而我们也能在华北支持。”
“日军武器比较好，但战斗经验缺乏，有可能打垮一些，捉一些。并且在群众方面、地利方面，白军作战都要失掉一些效用，[红军则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华北方面地势上也有可能发展游击战争。”因此，“争取群众工作，首先争取[华北]这一万万人”；“我们重心争取在太行山及其以东。”
(16)“局势变化，可能我们有一部去绥东。”(17)整个来说，“应估计到我们能牵制敌人，起伟大作用。”(18)他还要求，在红军出动后，后方也要动员起来，支援前线。
关于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他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应该“争取独立性，我们是主导体。”(19)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要处理好，“我们要谨防扒手！但过分防了也会限制自己。看清楚，我们自有办法。”(20)在洛川会议结束后的一次座谈会上他又说：从边区到国民党统治区去工作的同志，“自己要有阶级觉悟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否则，糊里糊涂[会]被人吸引[过去]”；“个别[同志]是应警觉，酒色财气、富贵功名的难关要打破 有了革命的环境、革命的理论、革命的阶级，我们是能争取吸引国民党的胜利。”
(21)他号召大家发扬红军吃苦耐劳的长处，做好工作。
在洛川会议上，决定改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朱德等十一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朱德、周恩来任副书记。(22)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八月二十五日正式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南京已开始对日抗战，国共两党合作初步成功。为着实现共产党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红军改名之保证，使红军成为抗日民族战争的模范，推动这一抗战，成为全民族的抗日革命战争，以争取最后的彻底胜利。特依据与国民党及南京政治谈判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将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总政治部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第一军团、十五军团及七[十]四师合编为陆军一一五师。以林彪为该师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周昆为参谋长，罗荣桓为该师政训处主任，萧华副主任。二方面军、二十八军、二十七军等部，合编为陆军第一百二十师。以贺龙为师长，萧克为副师长，周士梯[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甘泗淇副主任。第四方面军及二十七军（原文如此））、二十九师、三十军等部，改编为第一百二十九师。以刘伯承为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倪志亮为参谋长，张浩为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以上之改编后人员委任照前总命令行之。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应完成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此外，以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不含七六九团）为骨干，组成留守部队，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九月，萧劲光任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统一领导和指挥后方留守部队。
为了保证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主力开赴抗战前线情况下，中央决定前方设党的军委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九人组织之。以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受中央军委统辖。”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受军委分会统辖。(23)八月二十九日，朱德、彭德怀向全国发表就任八路军总指挥和副总指挥的通电，称：“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兹幸国共两党重趋团结，坚决抗战，众志成城”，表示愿“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24)二十六日，他们又签发《八路军总指挥部布告》：本军奉命抗日为求民族生存拥护中央领导驱逐日寇出境团结全国各界联合法苏美英保卫中华领土收复失地完整实行统一战线抗日救国纲领本军纪律严明买卖照常公平禁止拉夫拉车禁止侵犯百姓凡属中华同胞一律保护认真汉奸敌探间谍严办决不容情望我国人奋起共负救亡责任抗日战争胜利大家共享太平这时，日军增援部队已从国内源源开到，以平、津地区为出发点，沿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线向华北发起新的进攻。由于形势紧急，除已提前出发的第一一五师外，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又在八月三十日向中共中央建议第一二○师和一二九师于九月初出动。当时山西地处华北抗日前线。八路军从陕北东出抗日，必须首先进入山西。山西地方实力派首领阎锡山同中国共产党已初步建立起合作抗日的关系。因此，由彭德怀陪同周恩来先去山西，安排八路军开赴前线的有关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