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十五日，援川部队从昆明出发，分两路北上：李鸿祥率领第一梯团取道贵州毕节向沪州前进；谢汝翼率第二梯团经东川、昭通入川，向叙府（今宜宾）前进。朱德仍任排长，随第二梯团出征。
援川的滇军，纪律很严格。十二月中旬、下旬，部队顺利地占领了叙府和自流井，这时，朱德晋升为连长。不久，四川宣布独立，军政府在成都成立，援川军返回云南。后来，朱德对这次援川战斗，曾有诗一首：“忆曾率队到宜宾，高举红旗援弟兄，前军到达自流井，已报成都敌肃清。”(27)那时，蔡锷领导下的云南军政府在政权内部进行了一些改革。“他撤换了一批只想升官发财的县知事，任用克己奉公的青年知识分子代替他们，在军队中也任用一批青年的军官来代替旧军官，从而在政府机关和军队中注入了新的民主血液；在财政上他极力提倡节省，并且以身作则，营长以上的军官，每月只领月薪六十元。由于蔡锷的这些新的建树，当时的云南已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28)这些初步的改革，不仅增强了朱德对蔡锷的信任，而且在他心中对国家的未来燃烧起一股新的希望。
云南陆军讲武堂在云南起义后，曾一度停办。民国成立后，蔡锷在一九一二年秋天下令恢复讲武堂，称为讲武学校，任命谢汝翼为校长。朱德随援川军回到云南，因功被晋升为少校，先在滇军中训练新兵，有两个多月时间。
讲武堂一恢复，他又被调任学生队区队长（学生分五个区队，每个区队约一百人）兼军事教官，讲授战术学、野战学、射击术和步枪实习等军事课程，还指挥野外的实地演习。朱德后来说：“这一年，学术上大有进步，因为学生调皮，教不好就不成功，所以军事学等都重温了一遍。”(29)但这时国内的政治局势却已开始逆转，坏消息不断传来。在担任教官期间，朱德听到袁世凯在代替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后，开始大批逮捕和虐杀共和派人士，整个社会状况依然那样黑暗，使他原来抱有的期望逐渐幻灭。
他又从留学法国的几个教官那里了解到一些法国革命的情况，渴望弄清法国大革命为什么能够成功，而中国的革命为什么却搞成那样。这个使他疑惑不解的问题，朱德一时还找不到正确的答案。他的思想开始从辛亥革命时的兴奋和喜悦中渐渐地产生出新的忧虑和不安！这年秋天，朱德同昆明师范学堂学生肖菊芳结婚。
一九一三年夏天，朱德奉调到云南陆军第一师第三旅（旅长刘云峰）步兵第二团（团长董鸿勋），升任第一营营长。一九一四年初，因为临安府发生兵变，陆军第一师调到临安（今建水）、蒙自、开远、个旧一带布防。朱德也随部队来到了滇南边疆。他的注意力暂时被完全转移到如何巩固祖国南疆边防这个问题上。
按照当时的军事部署，朱德所部负责驻守蒙自、个旧一带。这里属于亚热带地带，气候炎热多雨，万山重叠，环境艰苦，斗争复杂。又同法属印度支那相邻，需要时刻提防外国势力的侵袭和他们豢养的土匪的骚扰。部队一面要说服本地土著，一面不得不使用武力对付土匪的袭扰，几乎每天都要进行大小不等的战斗。在山间、河谷、密林、村舍，到处都会响起枪声。艰苦的环境、复杂的敌情，使朱德用心地采取适合当地情况的战术，有时化整为零，有时化零为整，声东击西，忽北忽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机动灵活地打击土匪。
蒙自有个著名的惯匪叫方位。他纠集匪徒，打家劫舍，祸害人民，无恶不作，但屡缉未获。一九一四年九月十六日，朱德侦得方位等土匪十余人正躲在冷水沟的黄喜店子里，便突然率部围击。方位负隅拒捕，开枪打死军士三人。双方激战达三小时。方位从屋后逃出，避匿在沟边，被击毙。店中的其余上匪仍负隅顽抗。朱德命令士兵购来煤油，将油泼在店子的前后门上，然后放火延烧。土匪见势不妙，纷纷跳窗奔逃。这股土匪被击溃，当地民众无不拍手称快。事后，朱德报告旅长刘云峰，请求政府对遭受土匪杀害的居民亲属给于赈恤；对因土匪负隅顽拒而不得已烧毁的老百姓房屋按市价赔偿。云南巡按使任可澄在给蒙自道道尹王广龄的批文中也说到：“查该匪首方位，系著名惯匪，屡缉未获。兹复纠党盘踞冷水沟黄喜店中，经营长朱德督兵围击，反敢负隅拒捕。该营长用火将该匪烧毙，极恶穷凶，一旦殄除，实为地方庆幸。”(30)一九一五年九月，朱德又率部队两个连，在建水县渣腊寨会同地方武装，成功地清剿了大批土匪。(31)从此，这个地区的土匪明显减少，民众得以安居乐业，外国势力企图利用土匪骚扰边境、乘机侵占中国边疆的阴谋始终没有得逞。这个地区地域宽广，包括十几个县，清剿的部队只有两营人（另一个营的营长是唐淮源），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由于朱德在边境深山密林的剿匪战斗中屡建奇功，被先后提升为团副、团长。一九三七年五月，朱德在延安同美国女作家宁谟·韦尔斯谈到这段历史时说：“我用以攻击敌军而获得绝大胜利的战术是流动的游击战术，这种战术是我从驻在中法边界时跟蛮子（旧称）和匪徒作战的经验中得来的。我从跟匪兵的流动群集作战的艰苦经验中获得的战术，是特别有价值的战术，我把这种游击经验同从书本和学校得到的学识配合起来”(32)了。一九四四年，在延安编写中国工农红军红一军团史座谈会上，朱德对这种游击战术的来源再次作了说明。他说：“过去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开始，在川、滇同北洋军阀等打仗，打了十年，总是以少胜众，在军事上的主要经验，就是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战法。记得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教官测验我，问我回国后怎样打仗，我回答：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当时还受到批评。其实，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思想。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33)朱德在滇南边境度过了异常艰苦的两个寒暑。他在特殊的地方、以特殊的方法。进行着特殊的战斗。这些大大小小的战斗，使朱德指挥作战的能力迅速提高。讲武堂的学习和教学生活，使他受到系统而严格的近代军事教育。
这两年实际作战的磨炼，又使他学会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带兵，如何根据战场的具体情况机动灵活地指挥作战。这是他稍后在讨袁护国战争中能成为战功卓著的名将的重要原因，对他投身人民军队后在军事指挥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也有深刻的影响。
四、护国名将
正当朱德在滇南边疆艰苦奋战的两年多中，国内的整个局势却以令人吃惊的速度恶化了。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和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创立了民国。这曾经使许多人欢欣鼓舞，以为在中国将要开始一个新的纪元。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根基其实并没有被触动。旧势力的政治代表袁世凯很快就向涣散的革命势力反扑过来。孙中山发动的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了。志得意满的袁世凯对外接受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对内公然准备恢复帝制。中国的命运再一次处在危殆之中。
这一切，不能不使正在滇南作战的朱德感到震惊。他愤怒地写了这样的诗句，斥责袁世凯：“言犹在耳成虚誓，老不悲秋亦厚颜。”①朱德“倾心为国志无违”②的决心丝毫也没有动遥他盼望新的斗争风暴迅速到来，盼望已接替蔡锷担任云南将军的唐继尧能够率领滇军反对袁世凯的恢复帝制。而唐继尧见袁世凯势力仍盛，在很长时间内一直迟疑徘徊。
一九一四年秋，还秉承袁世凯的意旨，捕杀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云南支部总务徐天禄（李根源的妻弟）。一九一五年初，黔军团长王文华派人同他商议，共起讨袁。唐继尧仍借口推托说：“滇逼强邻，黔则汤芗铭扼驻于湘。
此时唯有勤操练，不可轻露，先取覆亡”，③依然按兵不动。
但是，历史终究是不可倒转的。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洗礼后，民主共和国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袁世凯称帝活动的日益公开化，使全国人民的愤怒日益增长。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云南新军军官积极酝酿起兵讨袁。在昆明的罗佩金、黄毓成、邓泰中、杨秦等秘密商议：唐继尧如果反对帝制，仍推他为领袖；唐如中立，就礼送出境；唐如附和帝制，就杀掉他。“议定后，始由黄、邓、杨三人代表全体同志请于唐。谓唐若终不从时，则将杀唐以举大事。”
④唐才决心起兵。十一月三日，推罗佩金拟定作战方略。十二月九日，原驻昆明的滇军精锐邓泰中、杨蓁两团“借平土匪为名”⑤开始向川边出动。
十二月十九日，蔡锷机智地摆脱袁世凯对他的严密监视，几经周折秘密地从北京回到昆明。蔡愕在云南有着巨大的威望。他的到来，不仅坚定了唐继尧的讨袁决心，而且壮大了讨袁军的声势，起了巨大的号召作用。二十二日，蔡锷、唐继尧等召集上校以上军官、省级各机关长官以及外地来滇的爱国志士会议，宣誓效忠共和。二十五日，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组成护国军讨伐袁世凯。
蔡锷到云南后，秘密派人给分驻各地的滇军将领们送去亲笔信，介绍全国反袁斗争的形势，要他们积极作好准备，率部在二十五日和昆明同时起义，然后开往昆明待命出师。
十二月二十五日凌晨，朱德等遵照蔡锷的嘱咐，如期率领部队逐走反动军官，举行讨袁誓师大会。朱德在誓师会上发表了演说。
起义后，朱德立即率领部队开往昆明，这时，为了北上讨袁，护国军需要迅速扩军。十二月三十日，朱德被调离他原来率领的部从，改任滇军补充队第四队队长，⑥负责训练新兵。次年一月六日，被委任为滇军步兵第十团团长，所部编入护国军第一军，为第三梯团第六支队。⑦护国军由三个军组成。第一军以蔡锷为总司令、罗佩金为总参谋长，下辖三个梯团六个支队。各梯团团长是：第一梯团是刘云峰（后由雷飙继任），第二梯团长赵又新，第三梯团长顾品珍。各支队队长是：第一支队长邓泰中（后由田钟谷继任），第二支队长杨蓁（后由金汉鼎继任），第三支队长董鸿勋（后由朱德继任），第四支队长何海清，第五支队长禄国藩，第六支队长朱德（后由王秉钧继任）。任务是出兵四川，然后进攻武汉。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下辖两个梯团，出兵两广。唐继尧作为云南都督兼任第三军总司令，留守后方。
一九一六年元旦；护国军在昆明举行誓师大会，发布讨袁檄文，历数袁世凯“叛国称帝”等十九大罪状。
护国军第一军挥师北伐，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刘云峰的第一梯团为左纵队，所部邓泰中、杨蓁两支队在云南宣布独立之前已先期出发，经东川、盐津入川直取叙州（今四川宜宾）；赵又新的第二梯团、顾品珍的第三梯团为右纵队，由宣威经贵州毕节入川，取道叙永（今四川永宁）进攻庐州。
护国军讨袁的消息传到北京，袁世凯极为震动，立即成立“征滇临时军务处”，任命曹馄为川湘两路征滇军总司令，张敬尧为前敌总指挥，督率各部从湘西和川南向护国军进攻。护国军第一军进入川南后，最初进展比较顺利。第一梯团的邓、杨两支队在一月十五日进入四川，二十日强渡金沙江。
这是护国军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
驻在川南的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加入过同盟会，原在云南新军中工作，是辛亥革命时云南起义的重要分子。民国成立后回到家乡四川。他同护国军各将领有密切的关系。二月二日，便以“护国川军总司令”的名义在纳溪起义。这时贵州已宣布独立。作为护国军第一军右纵队先头部队的董鸿勋支队，经过贵州在二月四日抵达纳溪。八日，董支队与川军两营渡过长江准备会攻沪州。⑧沪州是从云南人川的必经孔道，又是重庆的主要门户。袁世凯立即派曹馄的第三师、张敬尧的第七师、李长泰的第八师一部以及周骏的川军第一师向沪州增援。
双方兵力悬殊。二月九日，北军偷渡长江。护国川军团长陈礼门麻痹大意，所部猝不及防，纷纷溃逃，蓝田坝、月亮岩等要地相继失守，护国川军大炮多所损失，陈礼门自戕，董鸿勋支队也被迫后撤，北洋军大举向纳溪推进。于是，川南战场局势顿时逆转，护国军进攻沪州的战役一变而为保卫纳溪的战役。
护国军随即在纳溪城东的棉花坡一带高地顽强阻击北军，双方展开激烈的争夺战。由于形势危急，蔡锷命令第三梯团火速增援。
朱德所在的第三梯团，由于“军队分驻地相距辽远，交通复极不便，动员集中，极为濡滞”，⑨在一月二十二日才离开昆明。二十九日，“抵宣威。
接奉（蔡）总司令命令：以我孤军深入，朱（德）团曹（之骅）营除去休息，火速兼程前进。”⑩为了尽快赶到前线，朱德率领第六支队，以每日八九十里甚至一百多里的速度赶往前方。
“二月十五日，朱德率部“抵永宁，即闻前军愤事，因寡众之故，以至炮阵失守。即奉蔡公檄委饬其星夜前进，赶接步二团事务”。(11)“步二团”是滇军原来的编制序列，即董鸿勋任支队长的护国军第一军第二梯团第三支队，也就是朱德在蒙自时指挥的那个团。
这时，“张（敬尧）军全队均到，乃用重兵凭高下压，我军众寡悬绝，有一部不能支持，已退至纳城东。而罗佩金趋前誓众曰，设一部退走，则全军俱覆，无论如何必当死守，纵死亦同死于是处。于是全体卧下，伏于东门外小堤之内，而敌军愈接愈近，弹如雨下。”(12)第三支队已处在最危急的时刻。二月十六日午前十一时，朱德率所部曹之骅营赶到纳溪，“渡河入城，后奉总参谋长（罗佩金）命令：以本日棉花埂阵地，敌人新增兵力，着即前往增加战斗。枵腹逐行，未逞食也。”(13)朱德不久又接任第三支队的指挥任务。他立即指挥队伍冲锋前进，将敌军击退约二三里，将部队布防在棉花坡正面高地，同据守红庙高地的北洋军对峙。
棉花坡是纳溪城东山冈中一处地理位置重要的山坡，离纳溪城约五公里，沪州通往纳溪的大道就从这里通过，是两军必争之地，双方争夺异常激烈。北洋军在这里集中的兵力有张敬尧、熊祥生等部。他们依仗械弹充足，昼夜不停地以猛烈火力向护国军阵地轰击，山地小松林大多被轰击得倾倒在地上，击落的松针在地上厚积数寸。朱德支队是抗击的主力。他鼓励部队说：“北军不经一打，他们从平原跑到山地来，连走路都成问题，而且我们反袁是义师，他们是师出无名。所以胜利一定是我们的。”(14)他组织部队以白刃战和夜战，顽强地抗击北洋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终于守住了阵地。但这次战役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营长曹之骅在十八日中弹穿肠，两天后牺牲，遗职由副营长杨如轩代理。
为了实行“攻势防御”，护国军分三路进行反击。其中朱德率两营，附一个炮兵连和机枪排，从棉花坡向菱角塘进攻。(15)双方交火后，北洋军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和坚固的防御工事拼死抵抗。朱德采用“侧攻”战术，以一个营从正面用猛烈的炮火牵制敌人，而将大部分兵力迂回到敌人侧面进行攻击。北洋军遭到出其不意的打击，损失惨重，随即组织更多兵力向朱部正面阵地猛烈反扑，突破了几个缺口。朱德在友军支援下，恢复了失去的阵地。
由于朱德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出来的指挥才能，第二天罗佩金又把护国川军的一个营交给他指挥。
护国军虽然取得了很好的战绩，但双方兵力毕竟悬殊，而经过三天鏖战，部队伤亡严重，减员颇多，因此，蔡锷命令护国军从二十二日起暂时改取防御。
二月二十三日，蔡锷从永宁来到纳溪前线。护国第二、三梯团的第四、五、六支队也先后开抵纳溪。由于这里已成为两军交锋的主战场，蔡锷从驻守在叙州的第一梯团中抽出两个营，组成一个新的支队，由金汉鼎任支队长，增援纳溪。
二十七日，蔡锷在部队经过休整补充后，决定从第二天起再一次发起反攻。这次反攻，持续了三天三夜，在何海清、朱德等支队的猛烈攻击下，北洋军阵地“已成锐角形”(16)，敌军左右两侧部分阵地也被摧毁。
但是，护国军的困难仍然很大，护国军第一军秘书长李曰垓事后说：北军“仅麋集沪州一隅与我不足十营之兵对垒者，已逾五十余营，兵力多寡之悬绝若是。”“我军退婴棉花埂，相持两月余，敌以全力猛扑，我赵、顾两梯团全部兵力悉数加入，后方直不留一卒，又抽调叙府兵增援，兵士一上火线，即无法更迭，昼夜不得复轮息，进退只争跬步，此路为两方主力所在，攻击之烈，殆为入民国后第一恶战。沪战方酣，叙府以抽调空虚，为敌所乘，不复能守，我军后方已受侧面之威胁。而敌军援兵第八师李（长泰）师又至合江，声言取道赤水直抄永宁。此计则我军休矣。”(17)这种局面自然难以长期坚持下去。三月四日，蔡锷下撤退令，决定撤出纳溪，退至大洲驿一线休整。命令的第四条规定：“朱支队经双河尝渠坝驿向上马场背进。”(18)第三梯团炮兵连长孟雄成分析说：“此次之背进也，原因有二：一、叙府友军战况不利；二、弹药缺乏，一时难以补充。故不得不背进于大洲驿。斯地位于永宁河与纳溪之中间，给养便利，且山势平坦，利于休养，是以至此。”(19)以棉花坡为中心的这次纳溪保卫战，发生在护国运动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那时，除云南、贵州外，其他各省还没有宣布独立。袁世凯北洋军的声势仍盛。护国军以西南边陲两省之力，挥师北进，“以寡敌众，鏖战经月，日眠食于风雨之中，出入乎生死以外，总计伤亡及失踪不明者不下千人”(20)，而“逆军死伤三四千人”。(21)这不仅给了袁世凯有力的打击，并且为护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争取到了两个多月极为宝贵的时间。朱德支队在这次战役中，从二月十九日投入战斗到三月七日撤出，进行了十六个昼夜的浴血奋战，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始终坚持在第一线，表现出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和顽强的作战能力。
护国军从纳溪退出后，张敬尧、熊祥生当天就以特急电向北京政事堂等告捷。袁世凯对形势作了十分乐观的估计。他在三月九日的命令中说：“现叙州已经克复，纳溪大股悍寇亦经溃败，当不难指日荡平。”(22)但是，全国的形势发展得很快。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博得了人们越来越强烈的同情，蔡锷率领的护国军第一军两个月来在川南的顽强战斗也给了人们很大的鼓舞。三月十五日，广西将军陆荣廷宣布独立，立即出兵湖南，并准备向广东进军，对袁世凯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在这种形势下，三月十七日，蔡锷决定对沪州发动第二次进攻。
这次进攻分三路前进：顾品珍梯团担任中路；何海清支队和刘存厚部担任左路；金汉鼎、朱德支队和义勇军的张煦、廖月疆支队担任右路，向纳溪推进，是反攻的主力部队，而朱德支队在右路军中又担负着主攻任务。因此，蔡锷三月十五日在大洲驿总司令部召见朱德，向他说明作战意图，指出：“逆军极无攻击精神，我军对其正面，只宜配备少数之兵力，而以主力冲其侧背，彼自溃走。宜切谕诸将领，务多留预备队在指挥官之掌握，俾便运用”。(23)十八日拂晓前，朱德支队开始发起攻击。在它前方的敌军是北洋军第七师的吴新田旅第二十七、二十八两团，战斗力较强，兵力超过朱德支队两三倍以上。这里的地形也很复杂，山岭起伏，路窄林密，山下是沟渠纵横的水田，进攻十分困难。
但是，在朱德的指挥下，经过五天激烈战斗，朱支队连续突破北洋军几道坚固设防的阵地，直插离沪州只有十几里的南寿山附近。二十三日，正当朱德准备向南寿山发起更大规模攻势时，前敌指挥赵又新送来命令：因弹药不继，各部队暂缓攻击，就地待命。
这时，全国人民的反对和护国军的声讨，使袁世凯处在越来越孤立的地位。正当朱德支队推进到南寿山附近的时候，三月二十二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并密令陈宦、张敬尧同蔡锷谈判停战。经过多次磋商，双方决定从三月三十一日起停战一个星期。期满后，又两次将停战期延长一个月。
两军的作战活动，实际上已经停下来。
四月六日至五月二十九日，不到两个月内，广东、浙江、陕西、囚川、湖南五省又相继独立。袁世凯在众叛亲离声中忧愤成疾，在六月六日死去。
第二天，黎元洪宣誓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同日，朱德支队奉蔡锷的命令进驻庐州。护国战争宣告结束。
护国军第一军同北洋军在沪州、纳溪之战，是护国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战役。护国军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以少击多，屡奏奇功，粉碎了北洋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对推动全国人民反袁斗争高潮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作用。护国军第一军秘书长李曰垓在叙述这次战役的经过后，感慨地写道：“以袁氏二十年手创之北洋军，取精用宏，当之辄靡，挟此熏天气焰，惟所欲为，袁氏固拊手而笑天下之易是，不图以帝制冒天下之大不韪，人心一去，形势全非，以区区之护国军一击而中，遽制其死命，而赫赫濯濯之北洋军从此亦落花流水，日渐澌灭，以至于荆武力不可恃，人民不可欺，来日悠悠，殷鉴不远，在袁氏之世矣。”(24)朱德也曾兴奋地写道：“中华灵气在仑山，威势飞扬镇远关。史秽推翻光史册，人权再铸重人间。千秋汉业同天永，五色旌旗映日殷。多少英才一时见，诸君爱国应开颜。”(25)朱德在护国战争中的表现是很突出的。他英勇善战，战功卓著。很多次当战线面临崩溃的危险时，他率领的部队一赶到，就支持住了，往往还能反败为胜，从而使他成为远近驰名的滇军名将。吴玉章在祝贺他六十寿辰时曾说：“你是护国之役的先锋队，沪州蓝田坝一战，使张敬尧落马，吴佩孚、曹锅手足失措，袁世凯胆战心惊，终将袁氏帝制倾覆，保存了中华民国之名”。
(26)这几个月艰苦卓绝的战斗，也大大提高了朱德指挥作战的能力。他自己后来说过：“打大仗我还是在那时学出来的。我这个团长，指挥三四个团、一条战线，还是可以的。”(27)
五、从黑暗中走出来
护国战争结束后，朱德部改编为第七师第十三旅第二十五团，先后驻扎在四川的沪州和南溪。在近一年时间里，朱德的生活是比较平静的。在部属的撮合下，他又同南溪师范学校毕业生陈玉珍结了婚。在这段时间内，使他感到十分悲痛的事是蔡锷的逝世。他一直把蔡锷看作自己的良师益友，曾经长期在蔡锷的领导下工作。蔡锷的死，对他精神上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护国战争的胜利，没有如他原来所期望的那样，使中国走上一条光明的道路。他那平静的生活没能维持多久。一九一七年夏季，风云变幻的中国又掀起新的政治波澜。六月间，驻防徐州的军阀张勋借黎元洪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务的机会，率兵入京，逼迫黎元洪解散国会，废弃《临时约法》。随后，公然推出清朝废帝溥仪实行复辟。张勋的复辟活动，激起人民极大的愤慨，在全国一片声讨声中很快就失败了。段棋瑞因兴师讨伐张勋，一时被称为“再造共和”的元勋，再次出任国务总理。但他在重新掌握政权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这就导致护法战争的发生。
七月中旬，孙中山在广州宣布“护法”，主张维护《临时约法》，并提出在粤恢复国会，再造共和。云南督军唐继尧这时也打起“护法”的旗帜，但他这样做仅仅是把它用来作一个幌子，目的是趁此割据北洋军阀势力还没有完全到达的西南地区，充当“西南王”。
四川素有“天府”之称，经济富庶，资源丰饶，特别是盐税的收入相当可观，除抵付给列强的赔款外，每年还有一千多万元的余额。在战略上，也处于重要地位，南可掣时云贵，北可出奏晋，沿长江东下可直伸湘鄂。南北对峙的局面形成后，它成为北洋军阀觊觎的目标。这时，滇、川、黔军正因争夺四川督军职位而发生混战。七月二十四日，北洋政府委任川军师长周道刚暂代四川督军。接着，又派段棋瑞的亲信、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兼任四川查办使，率军入川，企图置四川于北洋军阀的控制之下。
野心勃勃的唐继尧立刻借机宣布组织靖国军滇黔联军，自任总司令。并于七月二十日发出“思惟北征，宜先靖蜀”①的通电，对川大举用兵。“滇军在护国之役时，调川者不及三千人，战后增到三万人以上，黔军亦增到一万二千余人。”②这就更加深了四川局势的混乱。
驻军四川南溪的朱德，被委任为靖国军第二军第十二旅旅长，受命进驻沪州，卷入到这场战争中去。
旷日持久而又缺乏明确政治目标的战事，使朱德深深感到困惑。滇军在四川作战的主要对手是企图独揽川局的川军刘存厚部，而朱德期待的讨伐北洋军阀的命令却迟迟没有下达。朱德曾致电唐继尧请求立即北伐，唐继尧没有理睬他。作为一名军人，朱德只得服从命令，带领他的部队在无休止的内战中继续冲杀。
九月中旬以后，川军刘存厚等部用重兵向川南发起猛攻。滇军由于师出无名，这时已不再像护国战争时那样能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支持，因而节节失利，很快就从富顺、隆昌、永川退至叙府、沪州一线。到十一月，川、滇两军在叙府、沪州几经激战，滇军终于不支，被迫退到横江、叙永一线。在战斗中，滇军的伤亡人数与日俱增。眼看就要进入冬季，官兵衣衫革薄，补给无源，士兵情绪低落，无心恋战。部队陷入困境，北伐无望，朱德为此陷入深深的忧虑中。
正当滇军在川南战场告急的时刻，局势突然发生转机。滇军顾品珍部由泸州东下，与黔军王文华部配合，于十二月四日袭占重庆，吴光新率部败走鄂、湘。与此同时，川军颜德基等部相继成立靖国军，使依靠北洋政府的刘存厚等部被迫从川南各地撤退。滇军乘机由川南发起反攻。
局势的变化，在朱德心中重新燃起希望的火焰。十二月十日，他致电唐继尧，表示：“顷奉钧电催反攻，德率所部，愿效前驱”，要求以“本旅及金旅杨团克期分道进攻沪城。”③十三日，朱德率部从沪城下游泰安场渡江，向沪州城外的制高点五峰顶进攻。同时，金汉鼎、周宗濂等部也分路渡江，向沪州进攻。当时正在朱德部下的杨如轩回忆说：反攻沪州前，朱德“建议（靖国第二军军长）赵又新实行精兵政策，大事整顿队伍，旅长降来当团长，团长当营长，营长当连长。全军整编为四个团，他任第一团团长，金汉鼎任第二团团长，我被派为朱的团副。反攻沪州时，采用步、炮联合作战，他亲临沪州对河月亮岩炮兵阵地，指挥炮兵射击，发扬火力，打得很准，专打敌人密集队伍，掩护步兵爬城、获得了大胜，再克沪州。”④朱德等部乘胜追至自流井一线。十二月十五日，驻防重庆等地的川军熊克武（原同盟会会员）部在川东树起“护法”旗帜，通电就任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推唐继尧担任川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一九一八年一月，川、滇、黔各军分道进攻成都。
三月，刘存厚等部败退陕南。川局顿时改观。
在胜利的欢呼声中，朱德以为进军北伐的时机总算盼到了。他主张四川督军一职应由在四川有着长期革命历史的熊克武担任，并且集合所部进行休整，积极准备出川，同北洋军阀作战。二月九日，他和金汉鼎等驻川滇军将领联名致电唐继尧，痛陈滇军自参战以来，“迭遭挫折，饷械损失甚巨，军威扫地，为滇军从来所未有。先后经过各战役，新编人员已减十分之五，兼之弹药告罄，补充困难。”“川督一席，军民心理均属望于熊（克武）君，人心所归，如水就下，种种论断，似无再战之必要。至在川滇军则休养生息，可以保全实力，又趁此补充缺额，若再迟缓，则事局稍定，恐贻人与侵略之口实。”⑤然而，唐继尧却另有打算，严令他们仍然驻留四川。三月十三日，朱德再次打电报给唐继尧，大声疾呼：“现荆襄危殆，日甚一日。德收合余尽，士兵已得休息。”“恳俯允率所部出武汉，歼灭敌胁。”⑥电报发出后，犹同石沉大海，音无回音。这时，朱德虽然再三请缨北伐，但是，他还没有看清唐继尧只是假“护法”之名而行图霸四川之实的真实用心，仍以为自己在为支持孙中山提出的“护法”革命主张而履行一个军人的职责。
三月间，朱德奉命移防沪州，他仍任旅长，同时兼任沪州城防司令。
这以后将近两年的时间内，四川境内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朱德从频繁的战事中暂时得到解脱，据朱德旅部文书欧阳励清回忆：当时朱德的主要工作是安定人心，以舒民困。除了清剿当地危害民众的土匪外，他“时常穿着平凡朴素的衣服，到城乡里群众中，访问人民疾苦。”“他平常的生活是朴素的，用餐与部属同餐。战时与士卒同甘共苦，平时最注意士兵伙食，随时下连队到厨房里检查油盐柴米蔬菜。”“治军之暇，博览群书。”⑦朱德还常常穿起长袍马褂，去找沪州的文人名士一起谈诗论文，过起悠闲的生活。上一年秋天，朱德曾在沪州约当地士绅温攸泉等人组织诗社。他的心情在他为诗社成立而写的“小引”中表达得很清楚：“戎事余欢，逢场作戏，苦中寻乐 泄腹中牢骚，忧国忧民；舒心中锦绣，讽人讽事。”⑧平静的生活使朱德能有足够的时间冷静地思索过去几年的经历。自从参加辛亥昆明起义以后，他又先后参加过护国讨袁战争和护法战争，但看到的却总是同他愿望相背离的另一种局面：许多“真正的革命者有的灰心了，有的被赶跑了，纵然想要继续努力，为创造一个中华民族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但他们迷失方向了。”⑨包括他自己在内，“都陷入了一种怀疑和苦闷的状态，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⑩朱德在此间写下的几十首诗，真切地反映出他当时的心态。他厌恶那些割据称雄的军阀们：“相争权利皆新法，竞窃功名胜昔时，余子称雄嗟分小，布衣高位惜官迟。”(11)他倾诉自己的苦闷心境：“深海当年姓字标，茫茫大地愿难销。南滇爱友嗟离别，西蜀知心太寂寥。”(12)但他仍一刻没有忘记自己救国救民的初衷：“推开黑幕剑三尺，痛饮黄龙酒数杯。西蜀偏安庸者据，逐鹿中原是雄材。”(13)“信有寒霜堪寄做，肯因苦雨便离枝。岁寒劲节矜松柏，正直撑天永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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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广泛地阅读史籍，从历代的兴衰更替中寻求历史的借鉴。从一九一八年八月到一九一九年四月，他认真阅读了《史记》和《三国志》，并写下批语一百多处。他特别注意探讨历来战争胜败的原因，写道：“成大事者起兵以义。”“人思自利未有不解体者。”“联军不战，必将内图，内衅一开，立见消亡。”“师出无名，焉得不大败！”他还写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乱世有大志无力者，均远避，养力以待，后多成功。”(15)联系到他当时的处境和以后的行动，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话都是有感而发的。
真正使朱德的思想发生重大转折的，是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
一九一九年发生的五四风暴猛烈地荡涤着中国的大地。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影响到沪州。原来沉寂的社会生活开始沸腾起来。川南师范学校、泸县中学的学生们高呼“打倒卖国贼”、“坚决收回山东半岛的主权”、“抵制日货”的口号，涌上街头，举行游行，到处演讲。学生的行动得到商界的同情和支持，商人们把出售日货视为耻辱，纷纷将日货销毁。
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立志救国救民的爱国将领，朱德十分支持学生和商人的行动。他在沪县中学向学生们发表演说时进一步提出：“抵制日货固属当举，而徒恃抵制，不提倡国货，非根本之法。”他提出两项办法：一是合股开办国货贩卖所；一是开办自己的工厂。国货普及了，外货自然可以受到抵制。(16)五四运动的浪涛把大量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书刊带进沪州。朱德从这些书刊中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思潮，大大打开了他的眼界。
他对这些新思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的朋友孙炳文帮助下，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去探寻中国的前途。
孙炳文，字濬朋，四川南溪人，是陈玉珍的舅父，但比朱德只大一岁。
辛亥革命前夕曾加入京津同盟会，参与过密谋刺杀摄政王载沣的活动。民国元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预科，担任过《民国日报》的主笔。一九一七年朱德驻军南溪时同孙炳文相识，两人一见如故，结为知己。一九一八年一月，孙炳文受朱德之聘，赴泸州担任旅部咨谋。
孙炳文的到来，对改变朱德的人生道路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二十多年后，朱德对这位已故的挚友仍然怀念不已，说“凡接近者均受其模范激励而有所整作。”(17)从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起，朱德和孙炳文经常埋头在书斋里，一起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传播新思潮的刊物，讨论他们所共同关注的问题。革命道路问题是他们经常讨论的中心话题。朱德开始感到以往的革命之所以最终没有取得成功，“一定是在某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出了毛玻”(18)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引起了朱德的注意。当他从书刊中看到那些介绍苏俄新社会制度的文章时，兴奋不已。他特别赞赏苏俄劳动法典中提到的“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认为只有在中国实行这种原则，才有可能使人民摆脱压迫和苦难。虽然朱德还没有明确地找到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但是，他通过把自身的经历同苏俄的现实进行比较，开始朦胧地感到“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19)这时，朱德阅读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接触到的思潮也相当驳杂。许多互不相容的思想，在他头脑里却兼收并蓄地混同在一起，一时难以分辨清楚。
对于外国的情况，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朱德过去只是在讲武堂学习时从康有力、粱启超所写的《十一国游记》和《新大陆游记》等书籍中了解到一些。这时又读了达尔文、卢梭等的著作。他和孙炳文等人反复地讨论着民主、科学、民族和种族平等等方面的问题。其中对朱德“影响最深的是种族和民族平等、被压迫的殖民地人民有权独立以及国家发展工业和文化等等思想。”(20)因此，这时他仍然没有抛弃这样的想法：“相信资本主义制度有益于中国。”(21)中国要成为一个不受外国列强欺侮的独立国家，就必须首先使自身强大起来。他表示“无论如何也要去外国学习，看看外国怎样维护它们的独立。”(22)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朱德和他的朋友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认真的讨论，但是，限于环境的束缚，讨论只能陷于口头的空谈。美国女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在记述她采访朱德时写道：“谈到他这一段时期的生活，朱德感到很别扭。这是一个充满了屈辱和犯罪感的时期，他开始抽鸦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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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与失望，追求与彷徨，复杂的心境交织在一起，使朱德处在一种苦闷的状态中。
一九二○年五月，战火再次在四川猛烈地燃起。唐继尧为了控制四川，无视入川滇军将领的劝阻，尽力排挤不愿听他任意摆布的四川督军熊克武，以“阻挠北伐”为借口，发动了“倒熊”战争，朱德虽然早就提出过“撤回部队（指将滇军撤回云南），还政于民，滇川和解”的正确主张(24)，但不为唐继尧所采纳，身不由己地继续被卷入混战的漩涡中。
随着战局的不断扩大，朱德愈来愈担心唐继尧出兵北伐的许诺会化为乌有，他接连向滇、黔、川军各将领发出通电：“吾侪为出兵（北伐）而战，为熊氏障碍出兵而战，今熊氏既去，障碍即随之消失 若出兵之事迁延，而目的与心肝各有在，则不仁转属义师，讨叛即为国贼，踵熊氏之迹，尤而效之，天下其谓我何？”(25)“救国救亡在此，固三省永远之睦谊在此，奠西南不拔之根基在此，对国民显群公人格一举在此。”(26)朱德的两通电文发出后，立即引起各方响应，吁请息兵停战、出兵北伐的电文纷至沓来。唐继尧却置若罔闻，仍令滇军“抱定初旨”，全力作战。
在“驱逐客军，川人治川”的口号下，川军各部在熊克武的主持下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滇军，人数几倍于滇军。而滇军兵饷无援，处于孤立境地，又恰值时疫流行，死亡极多。一部分将领对唐继尧不满，不愿力战。九月中旬，两军在成都近郊血战九昼夜，滇军大败。川军乘势全力追击。在川的滇军共有两个军：第一军军长为顾品珍，第二军军长为赵又新。第二军共辖两个旅：第三混成旅旅长朱德，第四混成旅旅长金汉鼎。由于第二军参谋长杨森的反水，沪州于十月八日失陷。赵又新在从庐州突围时被击毙。滇军不得不全部退出川境，撤回云南。唐继尧企图控制四川的计划完全失败了。朱德率余部退回云南后，驻扎在滇北的昭通县。他的生父朱世林在离开沪州返回仪陇家乡的途中，病死在重庆。
滇军这次在四川的惨败，完全是唐继尧对外扩张的错误政策所造成的。
将领们回师后，又目睹唐继尧荒淫无度、专横跋扈，更为愤慨。入川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在给云南省长周钟岳的信中沉痛地要求停止对外用兵，他写道：“滇为品珍父母之邦，素称贫瘠，生斯长斯，岂无闻见？惟频年执政柄者，悉力对外，内政不修，盗匪充斥，农工辍业，米珠薪桂，十室九空。加之连岁用兵，有事于蜀，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若再黩武穷兵，必至民穷财荆”(27)但是，唐继尧仍一意孤行，既不给予接济，又责令他们重整旗鼓，再向四川反攻。在这种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返回云南的滇军将领们秘密聚会，商议要推翻唐继尧在云南的统治。朱德对这次讨唐行动是同情和支持的。他同孙炳文商定，让孙炳文先去北京，他准备在推倒唐继尧后，再前往北京同孙炳文会合，两人一同到国外去。
那时，准备讨唐的入川滇军有一万多人。留省滇军叶荃、杨蓁、邓泰中等部也纷起响应，倒戈反唐。一九二一年二月六日，他们联合发出逼唐离滇的通电，电文说：“我公年来行为乖戾，与众异欲，护法其名，而一切设施无一不显为背驰。”“公之为人，复为各省深恶痛绝，此后邻邦或离唇齿而成仇雠，或由仇雠复为唇齿，悉惟我公去留是视。故我公暂去则西南或有再造之时机，公留则邻省不仅若秦越之歧视。然则我公之去留，其关系于吾滇前途至深且切。”(28)朱德也在电文中列名。通电发出后，顾品珍率部向昆明进发。唐继尧见大势已去，在二月七日离开昆明经安南（今越南）避居香港。第二天，顾品珍到昆明，就任滇军总司令，控制云南的军政大权。(29)入川滇军回师昆明后，倒唐的目标已经实现，朱德立即按照原来的愿望，提出辞去军职、离开云南的请求。但他的朋友和同事们再三挽留，要他留下来为巩固新政权效力。朱德同他们有着多年的袍泽关系，只好暂时不走。三月五日，就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30)但他并没有放弃出国考察学习的念头。公余时常去昆明育贤女子中学，向英文教师许岫岚学习英语，作出国留学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