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粉碎日军围攻的战斗中，根据地的民众已经起来，游击队发挥了重要作用。朱德说：“老百姓也学会了，知道打得不对就要避一避，打胜了就要追。”“我们消灭他零零碎碎的，合拢起来便是一个大胜利。”“虽然不是全靠游击队，然而游击战是创造最后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却是不可否认的。”(15)长乐村战斗是粉碎日军“九路围攻”中有决定意义的一战。南路日军遭受严重打击后，其他各路日军纷纷退却。这样，在不到半个月时间内，日军九路围攻晋东南的计划便以伤亡四千人的代价而宣告破产。到四月二十六日，八路军和友军连克榆社、辽县、武乡、沁县、沁源、壶关、安泽、屯留、黎城、潞城、长子、阳城、沁水、长治、高平，晋城及河北涉县等十余座县城，巩固并扩大了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东南即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粉碎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为八路军在山西敌后站稳脚跟，进而向河北、山东和豫北平原地区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河北、山东和豫北平原，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战略地位重要，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这些地区共产党组织的领导，并得到八路军派出的先遣部队和军事干部协助，群众性的抗日游击战争已经发展起来。八路军总部并已命令晋察冀军区部队积极向平汉、津浦铁路北段扩展。
晋东南粉碎“九路围攻”的战役还没有完全结束，毛泽东等就在四月二十一日向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九师发出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指示，指出：“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在深入群众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扩大的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是可能的，而且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要求八路军和当地党组织，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并在收复地区建立政府，“使政府、部队、人民密切联系起来。”(16)发展平原游击战，表明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又跨出新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一大步。
毛泽东来电的第二天，朱德不失时机地电令一二九师及一一五师三四四旅迅速派兵从太行山区向冀南、豫北平原及铁路沿线展开。四月下旬，先后成立冀南军区和晋冀豫军区，由宋任穷和倪志亮分别担任司令员。以后，徐向前和刘伯承、邓小平也先后来到冀南，加强对该地区的领导，并积极向山东发展，逐步形成横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四省的晋冀鲁豫根据地。被日军看作后方交通动脉的同蒲、正大、平汉、津浦、德石、陇海等铁路和华北各地的战略要点都处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直接威胁下，成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中枢。
直到一九四○年五月回延安前，朱德一直佇马太行，从这个地区指挥着华北各地敌后的抗日战争，在这个期间，八路军总部驻扎时间比较久的是武乡县的王家峪。现在，八路军纪念馆就建立在这里。
除积极向东部平原地区发展外，朱德还令第一二○师的宋时轮支队和晋察冀军区的邓华支队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进据冀东、热（河）南、察（哈尔）东北，创建冀热察根据地；(17)派第一二○师李井泉率骑兵支队，北上绥远大青山地区建立根据地。(18)这样，敌后抗日根据地日益发展，华北八路军已发展到十三万多人，但国民党当局已在限制八路军的发展，仍按四万多人的编制发给经费。日本侵略者对抗日根据地也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和军事破坏，使部队的物资、经费、弹药供应都异常困难。朱德、彭德怀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解决困难的方针是：发展生产，有计划地经营和统制公私贸易；在改善贫苦人民生活的原则下，整理税收、田赋；加强敌占区工作，争取运入根据地所缺乏的物资；通过政权和群众团体，开展自愿献金、献粮；有计划地建设军事工业；建立严格的预决算制度，清除贪污浪费；成立华北总财政经济委员会。(19)除经济上的困难外，从一九三八年五、六月开始，八路军在政治上遭遇的麻烦也日益增多。当日军在华北大举进攻时，蒋介石、阎锡山放弃了大片国土；而当八路军赶走日军，在敌后艰苦地创建起大块抗日根据地后，他们却企图从八路军手中来“收复失地”。对此，朱德说：“这是意料中的事。”
(20)他提出：加紧发动民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说明日军随时有可能转移兵力来华北，从积极方面去转变或减少那些来争夺地盘的人的军阀割据和偏安一时的心理；强调团结，在群众中造成反对破坏统一战线的舆论，揭破挑拨离间者的阴谋，肃清汉奸。(21)并发出训令，要求各部加强训练干部，加强政治工作和党员布尔什维克意识的锻炼。(22)对于八路军的今后任务，他提出：第一，发动广大的民众；第二，广泛开展游击战与运动战；第三，巩固和扩大现有的抗日根据地（如冀察晋(23)边区，晋西北区，晋东南区，以南宫为中心的冀南区等）；第四，与各方友军更加亲密团结，共同坚持华北抗战；第五，坚持华北抗战，抑留华北敌人，把华中、华南的敌人调动到华北来，以保卫武汉、保卫西北、保卫华南；第六，积极行动，抓住一切机会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以求改变敌我形势，聚集许多大小的胜利，最后达到全国战略上的反攻，把日寇赶出中国去。(24)五月十九日徐州失陷后，日军把下一步主攻目标指向武汉，暂时不能抽出更多兵力到华北战场对付八路军。朱德充分利用这个时机，发展八路军，扩大敌后根据地。但是，这个时期在共产党内部却遇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上年十一月从苏联归国的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提出了一系列违背中共中央方针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主张，干扰了中国共产党正在恢复和发展的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和华中敌后工作，对华北的工作也产生了某些消极影响。中共中央为了总结抗战一年多来的经验，统一全党思想，决定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知朱德回延安参加会议。
朱德在七月五日离开总部动身回延安。他准备顺路拜访一些国民党军政界的上层人士，加强团结合作关系。在途经日军控制的沁河流域时，他觉得这里地形复杂，粮食也多，是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好地方，就致电彭德怀、左权，要他们派人到此地加紧工作。(25)十二日，他到达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所驻的沁水县端氏镇，应邀在该旅的连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他着重结合晋东南粉碎日军九路围攻后的形势和该旅情况，讲解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基本精神。
八月上旬，他到达山西垣曲辛庄的卫立煌驻地，受到卫立煌热烈欢迎。
他们两个单独长谈了两整天。朱德提出：八路军已经比从前大大扩充了，准备向蒋介石要求增编三个师。卫立煌表示同情，并答应接济枪枝、弹药和炮弹。后来卫立煌对人说，“朱王阶对我很好，真心愿意我们抗日有成绩。这个人气量大、诚恳，是个忠厚长者。”(26)朱德在垣曲停留期间还给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写了一封信，勉励他为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为抗战建国大业奋斗到底。
离开垣曲后，朱德一行从渑池过黄河，来到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河南洛阳，拜会了战区司令长官程潜。(27)到西安后，朱德多次应邀给学校、抗日团体及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作报告，出席座谈会，还拜访了西安行营主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28)他两次前去看望正在西安养病的原来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时的老师李根源，知道他不日将取道成都去昆明，就把已写好的给王缵绪的信托他带去。他又写了两封信：一封给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希望他在动员人力、物力支持抗战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另一封信给四川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鼓励他发扬民气，组织民力，在民族解放斗争中起模范作用。这两封信托李根源一并带去。在从西安到延安途中，他从洛川转道到晋西古贤村会晤阎锡山，鼓励他坚持抗战，还商定加强八路军总部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联系的办法。(29)八月二十五日，朱德抵达延安。这是他在前方战斗一年后第一次回到延安，受到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当天，延安各界召开万人欢迎大会。朱德在会上讲话，介绍华北抗战形势，要求后方把书报刊物大批地输送到前方去，后方的干部与学生也大批地到前线去工作。(30)以后，不断有单位邀请朱德去作报告，朱德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在这些报告中，他除总结抗战一年来的经验、分析日军战略战术的变迁外，着重讲了华北抗战的情况和所取得的胜利，他揽：“我八路军可使敌后方变前方”；“游击战的应用，牵制了敌人，且巩固了自己”；“游击队约有十余万人，要给养、伤兵等等，所以建立根据地是重要问题，五台山根据地现已发展到五十余县。”(31)他勉励大家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作出更大贡献。
在朱德从太行前线返回延安这段时间，国民党最高当局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态度发生了某些变化。他们任命鹿钟麟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兼河北省保安司令，到河北来同共产党、八路军争夺领导权。鹿钟麟原是西北军冯玉祥的部下，是一个同共产党有过合作关系的中间派人士。但蒋介石知道鹿钟麟在当了省主席后，一定会尽力把共产党、八路军挤出河北，他可以坐收渔人之利。如果鹿同共产党发生矛盾，那就可以使人以为是共产党容不得中间派人士，而不是他蒋某人容不得共产党。为了保证这一意图的实现，蒋介石还在省政府领导班子中安插了一批坚决反共的顽固分子，以控制和影响鹿的行动。其中，省政府委员、民军总司令张荫梧在抗战前就是冀中一霸，是河北博野一带地方反动势力的头子。日军侵占冀中前，他随国民党军队一起逃跑了，八路军从日军手中收复失地后，他又回到博野，发展武装，成立民军司令部，自任民军总指挥，是一个积极反共的“磨擦专家”。尽管这样，在鹿、张的任命宣布后，中国共产党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还是表示欢迎，同时也保持必要的警惕。
鹿钟麟接受任命后，渡过黄河，到长治访问八路军总部。这时，朱德、彭德怀已先后动身回延安，由刘伯承出面同他商谈在河北合作抗日的问题。
九月中旬，鹿钟麟到达冀南南宫地区后，就开始排挤共产党和八路军。张荫梧更是强行向晋察冀边区的平山、行唐、阜平插手。
在国民党当局如此步步进逼的情况下，九月七日，朱德、毛泽东等致电聂荣臻，提出对策：边区各军政机关，如果没有得到边区政府和军区司令部的指示，拒绝服从任何人的命令，并禁止任何其他人在边区进行军事、政治活动；如果河北省政府和张荫梧正式派人来交涉，须给以礼遇并与之谈判。
(32)十八日，朱德、彭德怀又和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联名致电徐向前并左权、刘伯承等，指出：看来鹿钟麟似已开始向我方进攻，请你们向鹿提出严重质问，鹿如能诚恳进步，我们应与之合作建立抗日根据地；如他对冀南军政系统采取打击和破坏的政策，则不能向他让步，必须坚决防御。(33)九月十四日至二十六日，朱德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朱德在会上作八路军工作报告，共谈了五个问题：八路军抗战的经过，敌人战略战术的变迁，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八路军本身的问题，一年来抗战的经验教训。会议决定了六届六中全会的主要议程。
九月二十九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开幕。这次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批判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右倾错误，提出了党加强对抗日战争领导的战略规划。朱德在会上以一天半时间作了关于华北八路军的报告。他详细的叙述了八路军一年来抗战的经过和经验教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持久战问题。报告最后说：八路军今后的任务是，“继续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坚持根据地，争取友军，巩固本身。”“眼前的任务就是发展华中，也要八路军担负一部分的作用。”(34)在会议进行过程中，由于日军大举进攻，武汉危急。中共中央决定由朱德到武汉去了解情况，并鼓励蒋介石继续坚持抗战。那时，日机经常空袭武汉。朱德冒险在十月二十二日搭乘战斗机飞抵汉口，随即由周恩来陪同去会见蒋介石。朱德向蒋介石报告八路军一年多来的战绩、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情况以及取得这些胜利的原因；并且强调：只要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即使退到重庆也不要紧，日寇是一定能够打败的！(35)并提出了八路军扩编为三个军，增发经费和弹药的要求。
当天晚上，朱德住在鄱阳街一号郭沫若家里。郭沫若在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后，曾随朱德率领的第九军南下。起义失败后，郭流亡到日本生活了十年，这时，正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故友重逢，格外欢欣，郭沫若作了一首白话诗相赠。朱德和了一首题为《重逢》的诗，作为纪念：别后十有一年，大革命失败，东江握别；抗日战酣，又在汉口重见。
你自敌国归来，
敌情详细贡献；
我自敌后归来，
胜利也说不完。
寇深入我腹地，
我还需坚持华北抗战，
并须收复中原。
你去支持南天，
重逢又别，
相见必期鸭绿江边。(36)
第二天，朱德匆匆飞回延安，继续参加六中全会，并向全会介绍了在武汉了解到的情况。他认为，军队中对局势悲观失望的人比较少，而在政界比较多，特别是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一再放出“和平”空气，但国共关系还不至于破裂。(37)朱德回延安后两天，汉口就失陷了。十一月六日，六中全会闭幕。这次会议基本上纠正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
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聂荣臻、关向应、邓小平、彭真、程子华、郭洪涛为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朱德、彭德怀、杨尚昆为常委，杨尚昆任北方局书记。(38)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冀中、冀南、豫北、鲁西北等地的顽固分子无理地不断进攻八路军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朱德、彭德怀致电驻守这些地区的八路军指挥员，要他们动员群众，破坏顽固分子联合进攻的阴谋；并且命令一二九师立刻派遣有力部队进入河北南宫县城及近郊，三八六旅旅长陈赓率领两个团进抵鲁西北聊城；而在豫北方面实行必要的让步。对顽固分子的进攻，总的仍采劝防御斗争原则。”(39)六中全会结束后，朱德动身返回华北前线。十一月十三日到西安。(40)稍作停留后，在这个月下旬渡过黄河来到吉县会晤阎锡山。朱德鼓励阎坚持抗战。指出：悲观的亡国论是不对的，盲目乐观的速胜论也没有根据。他还应邀对晋绥军校尉级军官训练团作了《抗日的战略战术与建立新军问题》的讲话，强调要坚持持久战，发动全面抗战，争取主动，在战术上要做到机动、秘密、迅速、坚决，改变死守硬顶的战术和加强群众纪律，勉励他们成为真正抗日的新的军队。(41)十二月一日，朱德回到晋东南的八路军总部。这时，敌后局势已日趋复杂，国共关系开始发生明显变化。在大敌当前的严重情况下，国民党顽固分子却在冀南加紧制造磨擦，鹿钟麟的态度也逐渐恶化。为了扩充实力、滥编武装。地痞、流氓、受汉奸利用的反动会门势力等都成为他收编的对象。各地的失意政客、反动军人也都麇集在他的门下，他不积极抗日，却醉心于夺取权力；他迎合少数土豪劣绅的要求，反对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他公开宣传反对八路军的言论，散布谣言，破坏统一战线；更严重的是竟悍然宣布取消抗日的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撤换各地抗日县长。(42)面对步步进逼而来的这种横逆，中国共产党人已无法继续退让，否则，敌后抗战的成果就会重新丧失，抗战大业就会遭到重大破坏。但是，八路军仍坚持把民族斗争放在第一位，不愿看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生破裂。因此，朱德、彭德怀提出冀南反磨擦斗争的原则是：硬不破裂统一战线，软不丧失政治立场原则。并且指出：冀南是我兵员资材来源和连贯鲁省的要道，已经取得的政权决不可轻易放手。为此，要争取群众的同情和拥护；对鹿钟麟，要避免同他发生武装冲突，如果他先向我开枪，则给以有力的打击；同时，指示收集鹿破坏统一战线的证据，以便必要时加以揭露。(43)朱德把这些情况报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处来电指出：“鹿本无甚力量，只有省府合法地位。他拟采取排挤八路军而扩充自己力量的方针，因此估计与鹿合作须经过一般激烈斗争，否则鹿恐难觉悟。”“我们基本方针是促其改变态度与我合作，但目前当其无理进攻时，应给以有力反抗，在政权机关中、在群众团体中、、在群众中应公开说明我们的立场，揭破其污蔑”，“取消主任公署事我们不宜让步。”(44)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活动的重点仍放在抗击日本侵略者方面。朱德回到晋东南不久，就指出：“相持阶段快要到来了。”“我们目前最主要的是在敌人后方广泛的开展游击战争，坚持抗战。”(45)八路军各部主力继续向更深远的敌后平原地区挺进。十二月二日，朱德、彭德怀电令贺龙、关向应率一二○师主力挺进冀中平原，统一领导该地八路军各部队；命令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和罗荣桓率一一五师三四三旅两个团到苏鲁皖地区和山东开展工作。(46)这个重要的战略性行动，大大加强了平原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在顽固分子制造磨擦的同时，日军也紧锣密鼓地不断发动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从一九三八年九月开始，再次对晋察冀进行“扫荡”；十一月开始对冀中“扫荡”；十二月对冀南和绥北“扫荡”；十二月至一九三九年一月，对晋西“扫荡”；一月对冀鲁边“扫荡”；二月对晋西北“扫荡”；三月对平西“扫荡”；五月，对鲁西“扫荡”；六月开始对鲁南和晋冀豫“扫荡”。
对晋冀豫的这次“扫荡”，又称作对晋东南的第二次九路围攻。这里是朱德率领的八路军总部驻地，是华北敌后抗战的指挥中心和神经中枢。日军在这次“扫荡”中调集的兵力超过以往任何一次，达十三四万人。他们还提出“治安肃正”的口号，也就是“肃正讨伐”加上治安工作，即暴力加欺骗。
他们除军事讨伐外，在政治上提出“以华制华”，利用汉奸、伪军，并唆使一部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对八路军进行磨擦；在经济上肆行抢劫、封锁、破坏，甚至放水决堤，制造灾荒，加上倾销毒品。这就使根据地军民的处境变得越来越严酷。
正是这种困难的环境，才更能显示出革命者克服困难的聪明才智和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朱德总结了长期以来同敌军作战的经验，提出争取主动，趋利避害的机动作战原则，那就是，“小股进退，分支袭扰，集中主力，乘弱伏尾，昼伏夜动，声东击西，有意暴露，及时隐蔽，利害变换，毫不犹豫，拿定火色，转入外线。”(47)各抗日根据地大体上都按照这些原则来对付日军的“扫荡”，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在政治上，朱德坚持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群众，积极建立。发展和保卫民主政权，保障根据地人民的民主权利。在经济上，除倡导发展生产、改善经营、统制贸易外，还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克服困难，其中包括创立冀南银行发行货币，建立小型兵工厂，号召“部队在不妨碍战斗的情况下，要开荒种麦，非战斗部队尤须注意这一点。”(48)等等。
由于方向正确，措施得当，调动了各根据地军民的抗日积极性，尽管环境险恶、困难重重，华北各地的抗日斗争依然蓬勃发展。根据地军民英勇斗争的事迹在全国受到广泛传颂，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也吸引了国内外许多著名人士到根据地访问。据不完全统计，国际友人有：美国的史沫特菜、斯特朗、卡尔逊，加拿大的白求恩，印度的爱德华、巴苏华、柯棣华，德国的王安娜等；国内的自然更多，有周立波、丁玲、吴伯萧、卞之琳、宋之的、黄钢、刘白羽、李伯钊、阮章竞、杨朔、陈荒煤、李公朴、徐懋庸、华山、罗峰、杨骚等。他们不但把根据地军民的英勇斗争和抗日经验广泛地向国内外传播，增强了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了解，也帮助并推动了根据地文化事业的发展，除医疗卫生外，根据地的报刊、戏剧、绘画、音乐、文艺创作等都很繁荣，著名作家赵树理就是在这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在这种艰难复杂的环境中，朱德在一九三九年二月致友人信中说：“近来华北抗战较去年更为艰苦；”“日寇恨我们刺骨，我们也得日敌之深恶毒恨为无上光荣，坚持华北抗战当能持久。德虽才薄能鲜，爱国当不敢后人，以慰故人之希望。”(49)这些话充分显示了他对克服困难、坚持根据地、坚持抗战的坚强信心。
二十九、反磨擦斗争
朱德从延安重返前线后，华北局势中最明显的变化是大多数国民党友军部队同八路军的关系疏远了，曾划给东路军指挥的大部分友军，这时已南下归还建制，有的不久就公开反共。这种变化自然是朱德不希望看到的。它的根源来自国民党最高当局，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暂时停止对正面战场的大规模进攻，减轻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压力，同时又加强政治诱降活动。蒋介石虽然仍继续抗日；但是，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态度却发生很大的变化。
武汉失陷前，蒋介石尽管从未放松过对共产党的防范，例如：一九三八年二月六日他命令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严防共党非法活动”①；四月二十六日又命令蒋鼎文和重庆行营代主任贺国光、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等“严防共产党徒冒充伤兵入川”②；对驻武汉的中共代表团、各地八路军办事处以及《新华日报》社的监视也很严密。在他指挥下，河北的磨擦活动也已开始。
但在日军大举进攻面前，他对抗日的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同时，他在正面战场的部队一再败退，也需要八路军在敌后帮他拖住日军的进攻，所以，他那时不反对，还多次主动要求八路军深入敌后积极活动。可是，当正面日军压力减轻以后，特别是看到八路军在敌后迅速壮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迅速扩大，他的态度就发生了急遽的变化。朱德对此曾作过生动的说明。他说：开始时，蒋介石让共产党、八路军到敌后去是想借刀杀人，象把孙猴子放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烧，看你活得成活不成。可是，他没有想到，共产党、八路军在敌后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迅速发展壮大起来，这下把他吓死了。
武汉失守后，他认为这样下去，抗战胜利了，中国是共产党的；抗战失败了，中国是日本人的。③敌后抗日民主政权象雨后春笋地兴起，也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他不愿意看到以前的旧政权被根据地民众选举产生的新政权所替代，想把它重新夺回来。于是，他就设法派大批人员到华北敌后来“限共”、“溶共”，加强磨擦。这就严重恶化了抗战初期那种团结抗日的良好气氛。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中、下旬，蒋介石在陕西武功县召开军事会议。这次会议不再邀请八路军将领参加，这是他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方针发生变化的明显征兆。会议期间，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精卫由重庆潜逃出国投敌。这时，朱德、彭德怀已先后回到前方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彭德怀到西安同蒋介石商谈解决河北磨擦问题。二十四日，彭德怀偕同林伯渠、王明会见蒋介石，但蒋急于回重庆处理汪精卫外逃问题，约彭去重庆再谈。
彭德怀到重庆同蒋介石会谈时，蒋公开采取偏袒鹿钟麟的态度，强调要维持国民党政府原来在河北的行政系统，八路军只能，向省府推荐行政人员；同时，提出由程潜、卫立煌派大员同彭一起去河北调查解决磨擦问题。④中国共产党是愿意通过这种共同调查的办法来解决磨擦问题的。因此，彭德怀便到洛阳去会见程、卫。程潜原来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这时已决定调任天水行营主任，遗缺由卫立煌接任。一月中旬彭德怀到洛阳时，他们二人正忙于交接工作。程潜决定派天水行营高级参议刘古风和彭德怀同去河北，调查处理磨擦问题。
一九三九年元旦，中共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在山西沁县创刊。创刊号上发表朱德的《迎接一九三九年》一文，强调：“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争取抗战胜利的最重要的保证。”他针对蒋介石、阎锡山压制敌后民众运动的企图，指出：为了在华北长期支持抗战，“今天的问题不是将已有的民众运动组织加以取消的问题，而是将已有的组织加以培植与扶助，未有组织的，加以组织起来，树立起一支伟大的力量，使他们积极的援助政府与军队的抗战工作。这乃是最迫不容缓的任务。只有这样做去，才有利于国家民族。”
这一天，由山西第三、第五行政专员公署在沁县联合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晋东南各界“拥蒋反汪”大会，朱德在会上讲话，痛斥汪精卫的卖国投降活动，表示支持蒋介石继续抗日，强调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蒋介石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公开驳斥了日本近卫首相的诱降声明；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他又主持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并撤除汪的一切职务。朱德及晋东南各界人士支持拥护的就是蒋介石继续抗日的这一面。
但是，蒋在抗日的同时，又要限共，把抗战初期的联共抗日变成限共抗日，特别是极端无理地要取消在华北敌后已经发展起来的抗日民众运动，要取消已由当地民众选举产生、在工作中卓有成效的抗日民主政权，要把长期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赶出河北。这就使河北，特别是冀中和冀南，出现了异常复杂的局面。
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积极活动，对日本侵略军的打击很沉重。日军看起来占领了整个华北，但他们自己也承认，“实际上势力所及只限于重要城市周围及狭窄的铁路沿线地区，仅仅是‘点和线’，其它大部是‘匪’占地区”。
⑤他们认为，“为了保证安定，仅保持
‘线’的占领无何意义。必须保持‘面’的占领，使华北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能独立经营。尤其应该承担开发和获得日本国内扩大生产所需重要资源的重任 以武力为中心的讨伐肃正乃是保证实现安定的首要条件，治安建设的根本方针在于显示‘皇军的绝对威力’。”⑥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制定了治安肃正计划，企图改善华北的“治安”状况，只是苦于乓力不足。“但到汉口作战结束以后，由于所需兵力得到增援，此项工作始得逐渐具体化”。
⑦从这时起，日军开始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极端残酷的反复“扫荡”。
如果蒋介石真以抗日大业为重，这时自然应该要求在敌后的国民党军队同八路军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军，决不应该制造磨擦，自行削弱抗日力量。
可是，蒋介石却把党派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不借削弱抗日力量，在敌后以至全国推行反共方针。他在一九三八年六月任命鹿钟麟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和河北省保安司令后，又在十二月四日任命鹿担任冀察战区总司令。
十二月十二日，决定将原来驻在山东的第十军团石友三部开往冀南，归鹿指挥。二十九日，也就是彭德怀在重庆同蒋介石商谈解决河北磨擦问题的第二大，重庆政府军令部正式颁布冀察战区的战斗序列，下辖：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第十军团石友三部；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部；豫东游击司令孙殿英部；河北保北保安团及冀察各游击队。⑧这样，把驻在豫北的国民党部队中力量最强的朱怀冰部也列入冀察战区。将重兵陆续调集到这个地区，显然是国民党当局扩大河北磨擦的重要步骤。
尽管朱德一再派人同鹿钟麟商讨解决河北磨擦问题。鹿在口头上也讲团结抗战，但行动上却不断制造事端，加剧磨擦。进入一九三九年后，令人痛心的河北磨擦事件层出不穷，情况日益严重。面对这种使人不安的状况，一月七日，朱德致电鹿钟麟指出：“最近各地发生武装冲突，逼收政权、互相残害之惊人事件层见迭出。”
“目前一切问题，弟已电令敝部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治主任邓小平就近与兄相商，共同解决。必须以国家民族为前提，遇事相商，采取互助互让办法，勿使事端扩大，集中力量以对外敌，实为当前之急务。”“彭德怀同志此次赴渝谒委座，对华北问题已得面谕，并曾示以各方文电。委员长决定电程、卫司令长官派大员，协彭德怀同志到兄处共同商决办理一切，想必能更彻底解决，精诚一致，共赴危难。”
这时，日军正集中约三万人的兵力，准备分十一路“扫荡”冀南。尽管大敌当前，鹿钟麟仍只想“取得冀南，再进而攫取冀中，分割晋察冀边区。”
⑨彭德怀进见蒋介石也好，朱德致电鹿钟麟也好，都不能扭转对方积极反共的既定方针。
局势还在继续恶化。一月十日，国民党当局任命一向顽固反共的石友三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十一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一五师正规部队归还第二战区，游击部队分别归冀察战区及苏鲁战区指挥。也就是说：限定八路军不得在河北、察哈尔、山东活动，反而要将这些地区内经过八路军长期艰苦工作所发展起来的游击队，统统划归国民党军队指挥。这自然是欺人太甚的无理要求，鹿钟麟又“企图乘机扩充势力，武力接取关卡、政权。”⑩在对方采取如此蛮横态度的情况下，一月十四日刘伯承遵照朱德指示同鹿钟麟所进行的第三次谈判当然不会取得什么结果。
面对这种咄咄逼人的局势，朱德不得不作出相应的但仍很克制的部署。
他命令：八路军及各游击队积极向日占区活动，粉碎日军对冀中、冀南的进攻；第一一五师直属队及六八六团进入冀鲁边区，由罗荣桓率干部去山东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帮助整理山东纵队；调整各新编部队，加紧对整个部队的统一战线及军政教育，增强战斗力；加强对友军的联络工作，争取多数，孤立少数顽固分子；深入与巩固各地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纠正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缺点，反对关门主义；同时，对鹿钟麟准备作某些无害大局的让步，以求得减少磨擦。(11)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使国内政治局势发生重大逆转，国民党政策重点逐渐从对外转向对内，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不久，制订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成立了“防共委员会”；又颁布《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等文件。从此全国各地，尤其是河北，磨擦事件日益增多，性质也日益严重。
朱德对此立刻作出反应。一月三十一日，他和八路军其他重要将领致电延安，请转发致蒋介石电，电文说：“自防止异党活动办法流行以来，各地磨擦纷起，冲突时有，力量抵消，莫此为甚。”他们要求蒋介石“明令禁止防止异党办法之流行，并对抗日阵营中之矛盾现象作彻底之调整，对暗藏之汪派作彻底之清洗，用以巩固团结，加强抗战力量，则俾益抗战实力多多矣。”
(12)在国民党五中全会开会期间，日军正向冀南、冀中进行残酷的“扫荡”。
他们企图在青纱帐起来以前消灭河北平原地区的抗日游击队，然后转向山地进攻，从而完成巩固华北占领区的任务。(13)一月下旬，彭德怀陪同程潜所派的天水行营高级参议刘古风到达八路军总部。这时，朱德正忙于指挥部队准备消灭一股进犯晋东南的辽县的日军。这股日军约二千余人，朱德分析他们的目的是配合冀中、冀南的“扫荡”，扩大平汉铁路两侧的占领地区，以保障平汉铁路的安全。(14)这股敌人被击退后，朱德发现日军还准备对晋南发动进攻。晋南是卫立煌防区。在当时磨擦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卫立煌能够坚持抗战，不搞磨擦，是真正共同抗日的友军。朱德非常关心他们的安全。
二月二日，朱德致电卫立煌，告诉他“翼城已陷敌手”，日军在同蒲线南段不断增加兵力，有进犯晋南模样，“实堪注意，请饬晋南各友军严为防范。”
(15)
尽管军情如此紧张，彭德怀陪同刘古风来到八路军总部后，朱德仍立刻抽出时间来认真接待。他和彭德怀、杨尚昆、北方局军事部部长朱瑞等商量了一个同鹿钟麟谈判的纲领，力争在此基础上恢复双方的团结合作，并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作了报告。这个纲领坚持巩固并扩大抗日根据地、发动民众、武装民众、两党合作、共赴国难、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实行减租减息等原则，提出了合理的财政经济政策；同时，在统一行政、实行合理的统一军事指挥等问题上作了必要的让步。(16)二月中旬，彭德怀带着这个谈判纲领同刘古风来到冀南找鹿钟麟，不料，日军开始“扫荡”冀南时，鹿钟麟的部队同敌人接触三、四次后损失不小，连电台也丢了，便丢下地盘，“落荒而走”，逃过平汉铁路，躲进山区安全地带，(17)不但当地的干部、群众无法找到他，就连按蒋介石电令委派的刘古风和专程前来同他商谈合作抗日问题的彭德怀，在冀南转来转去，也打听不到他的行踪。这些热心于磨擦而缺乏群众基础的国民党军队来到冀南后，在日军面前竟那样地不堪一击！由于反“扫荡”战斗越来越剧烈，彭德怀只能留在当地指挥作战，刘古风虽然没有完成使命，也只好空手回去。直到八路军、游击队和根据地民众粉碎了日军这次“扫荡”后，鹿钟麟才再次露面。
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在日军“扫荡”期间，鹿钟麟的部下对抗日那样无能，对制造磨擦却并未放松。二月上旬八路军汪乃贵支队在束鹿附近同日军作战时，该支队第一营第九连因失去联络，遭到鹿的部下袭击。该连政治指导员何宜桥、排长一人、班长四人、战士十五人及带路的老百姓二人被杀，长、短枪二十一支被缴。鹿钟麟所属的赵云祥部在一、二月份内活埋八路军通讯员、地方工作人员二十余名，到处吊打地方行政人员和医务人员，挖去八路军埋藏的经费、机器多件。三月份，该部又活埋八路军第五支队副官、侦察员数名。(18)朱德将这些情况报告蒋介石、程潜、阎锡山、卫立煌，要求他们严厉制止这种破坏抗战的反共罪行，却被搁置不理。
二月十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河北等地的磨擦日益加剧问题发出指示，首先指出：“敌后抗战形势要求军、政、党、民之一致，应由当地高级指挥官兼地方行政官。河北之磨擦原因，就在于军政不一致、鹿向八路军抢夺政权与地区所引起。因此，为真正统一指挥及统一行政起见，应坚决要求撤换鹿钟麟，以朱德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主席。”三月四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再次发出关于对鹿钟麟的政策的指示，指出：“鹿在河北整个期间之行动，是有害抗战，破坏团结，阻碍三民主义之实施，分离军、政、党、民之一致，制造磨擦，使河北平原抗战根据地之巩固受到重大损害，而在敌人进攻时，鹿即放弃责任率队逃跑。我八路军则与敌血战，坚持河北抗战。彭亲赴冀南指挥并求与鹿见面讨论抗战办法，竟无法找到鹿之所在。因此鹿应受到澈职处分，以河北省政交与八路军及其他无恐日病有责任心之人员负担，否则河北前途甚为可危。”中共中央的这些意见，通过周恩来、叶剑英等转告国民党最高当局，但蒋介石却一意孤行，变本加厉地在河北制造磨擦事件。
二月四日，国民党当局任命石友三兼任察哈尔省保安司令。十四日，任命张荫梧为河北省政府民政厅长。三月四日，委任石友三和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为冀察战区副司令。针对中共提出的以朱代鹿主政河北的主张，他们在三月二十日任朱德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这个任命的真实意图，是要把八路军的活动范围局限于晋绥境内，不让它在河北发展。在国民党当局这种倒行逆施下，国共双方在河北的矛盾自然日趋激化，磨擦势必加剧。
六月间，鹿钟麟同彭德怀会谈时，尽管八路军方面作出不少让步，鹿仍坚持要取消冀南主任公署，“最后无结果”。(19)朱德后来愤慨地说：“河北及各地抗日政权是人民自己赶走敌人、自己选举出来的。行政工作人员个个都不要钱，不怕死，天天背包袱，打游击”。“顽固分子一定说他不合法，要取消，另来一套。”“事实证明，敌后抗战坚持必须抗日政权的配合，如果把过去那些失职的官僚都搬到河北去当行政人员，成天两台花酒、四圈麻将，那立刻会断送一切。我们八路军对于此问题是当仁不让的。”(20)国民党顽固势力在河北制造的反共磨擦越来越肆无忌惮了。被称作“磨擦专家”的张荫梧更公开表示：“八路军怕统一战线破裂”，以为无论他们怎样为所欲为，中共方面也不敢进行反击。他尽力在八路军内部进行策反，制造了一个“柴恩波事件”。
柴恩波原是北洋军阀吴佩孚手下的连长，抗战开始后在冀中组织武装，一九三八年九月接受八路军改编，担任冀中军区独立第二支队司令。经张荫梧等人策动后叛变，被国民党当局委任为冀察游击军第一师师长。他公然扣押原该支队政委、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大队长等一百多名干部、战士，包围文安县抗日政府，逮捕该县县长，还经常残杀抗日干部、群众，无恶不作。
后来又公开投降日本侵略者，做了汉奸。在柴恩波投降日本侵略者后，张荫梧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却公然为柴辩护，提出所谓“曲线救国论”。他说：柴恩波“为保存实力以施行曲线救国，已与日寇接洽，被委为冀中剿匪司令，名虽投敌，实际仍为本党作抗建工作，俟时机成熟，定率部反正。”(21)张荫梧本人也经常利用日军“扫荡”的机会，袭击八路军的后方。六月二十一日，他率部包围八路军驻河北深县刘家庄的部队，残酷杀害八路军指战员四百多人，这就是震惊国内的“深县事件”。事后，张荫梧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却说：“倭寇‘扫荡’八路， 在他人以为大难当前，在我以为军政展开的机会。”(22)对张荫梧这些日益变本加厉的反共活动，朱德实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不得不下令反击。六月二十二日，一举歼灭张部二千余人。他也致电蒋介石等，报告了“深县事件”的事实真相，要求他们彻查真情，制止张荫梧的罪恶行动，以免事态继续扩大。但朱德仍很有节制，希望鹿钟麟、张荫梧等能吸取教训，消弭磨擦，共同抗日。这时，贺龙已率一二○师主力到达冀中，朱德要求贺龙、聂荣臻、刘伯承等加强同鹿钟麟的联络，向他报告冀中、冀南的敌情和对日作战等情况。朱德指示他们，“加紧各方统一战线工作，团结抗日力量，克服目前困难；对一切顽固势力必须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反磨擦亦须适可而止。”(23)七月，日军开始对晋东南进行第二次九路围攻时，河北连降暴雨，水势猛涨，日军乘机掘堤放水，冀中、冀南尽成泽国。正当八路军在艰苦环境中同围攻根据地的日军进行生死搏斗的时候，“磨擦专家”张荫梧又在八月一日从背后袭击，派兵包围八路军驻中马峪村的赞皇工作团，捕杀八路军工作人员十余人，并将该工作团的公私财物及文件抢劫一空。十二日，张荫梧部三千余人再次袭击八路军赞皇工作团及独立支队第二大队。八路军在反击中缴获了张荫梧部下勾结日军共同向八路军进攻的密信。在这样确凿的证据面前，受害已久的当地八路军广大指战员和民众坚决要求清算张荫梧的罪行，为被杀害的兄弟报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