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二日，朱德在晋东南各界纪念“八一三”暨追悼平江惨案殉难烈士大会上的讲话中，强烈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的行为，指出，这是为日寇灭亡中国的反动目的服务的。他严正提出：政府要继续领导抗日，就要严厉制止这类投降派的活动。十五日，朱德和彭德怀联名致电蒋介石，义正词严地指出：“查张荫梧部已屡次肇祸于冀中、冀南，今值敌寇大举西犯时，又复迭次扣留，杀害、诬蔑职部”；要求蒋介石“迅予制止，彻底解决”。
同日，致电刘伯承等并报毛泽东、王稼祥，提出对河北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方针和部署，指出：对张荫梧这样的顽固分子要加以打击并全部歼灭之。
这个意见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刘伯承接电后，在二十四日一举将张荫梧部大部歼灭，二十六日又全歼他的残部，张荫梧只身逃跑。
在河北反共磨擦愈演愈烈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在山西的磨擦活动也开始升级。山西的情况和河北有所不同。八路军是在阎锡山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应邀开赴山西抗日前线的，并在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拖住日军的凌厉攻势，使山西境内的国民党军队得到重新整理和补充的机会。八路军又是正式列入第二战区序列的。山西的群众工作基础也比较好。因此，山西反共磨擦的重点不便直接指向八路军，而是主要针对山西新军决死队和牺盟会。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三月下旬至四月下旬，阎锡山在陕西宜川秋林镇召开一次山西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公开宣扬同日军和平妥协和反对共产党、八路军的言论；并企图取消新军的政治委员制度和新军里的共产党组织，由旧军来吞并新军，由于进步势力的抵抗，阎锡山的企图未能实现；但是，山西的政治气氛从此大变，磨擦事件日益严重。
当时，山西顽固派制造一种舆论，说共产党、八路军力量的不断壮大是一种威胁，因此，必须进行“限共”、“防共”。朱德在一次公开会议上回答了这种论调。他说：我认为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还是大小了，还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抗战两年来，共产党、八路军的确有相当的发展；但是，受到威胁的只是日本侵略军。如果以为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太大了，要想“限共”，那就是限制抗日力量，帮助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24)到十一月间，国内的形势愈益严重。这个月的中旬，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由过去以“政治限共为主、军事限共为辅”，改变为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并发布《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会后调兵遣将，加紧对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山西新军的军事进攻，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鉴于险恶的风暴即将来临，彭德怀在十月中旬受命去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情况，商讨对策；并在沿途视察八路军各部的准备情况，访问国民党军政大员程潜、卫立煌等。十二月四日，彭德怀在途中接到朱德、杨尚昆来电说：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后，“在华北重新调动力量与布置主力，企图限制我党、我军发展，估计今后磨擦将有更尖锐的展开。”电报中也告诉彭德怀，总部针对这种情况所进行的部署。(25)当彭德怀途经陕西宜川同阎锡山谈判的时候，阎锡山发动了进攻山西新军的“十二月事变”。因此，彭德怀在延安只匆匆停留了几天，就赶回山西。根据总部的部署，在晋南的阳城等斗争最激烈的地区，组织当地新军和八路军反击；日军的进攻。
正当局势日趋紧张的时刻，一个普通的日子——朱德的生日来到了。这一年朱德满五十三周岁，虚岁五十四岁。朱德一向反对为自己祝寿，但是，广大干部群众在内心里激荡着一种对自己总司令热爱的激情，纷纷提出要为朱德祝寿。尽管朱德本人坚决反对，总部也尽力劝阻各地军民不要派人前来祝寿，一再压缩庆祝规模，最后只在总部内开了个小型庆祝会；但是，各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抗日团体仍发来许多贺电、贺信、贺幢和祝辞。朱德所在的党支部还送给他一面写有“模范党员”的贺幛。《新华日报》华北版这时也发表题为《庆祝朱副司令长官五十晋四诞辰》的社论，指出：“朱副司令长官及其统率下的第八路军，在华北敌后两年来的奋斗，已经获得了一万万民众的拥戴，也引起了日寇、汉奸及一切民族危害分子的惧怕和仇恨。每一个爱国人民都在热烈拥护朱副司令长官及其统率下的八路军，而日寇、汉奸及一切民族危害分子，则以危害朱副司令长官及其统率下的八路军为快。”“华北军民在今日热烈庆祝朱副司令长官的五十晋四诞辰，其真正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表示华北军民对朱副司令长官的衷心爱戴，而且在于，这一次的庆祝表示了华北军民对于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政治路线的热情拥护，表示了华北军民对于八路军的兄弟的友爱，表示了华北军民在新的艰苦环境中衷心接受朱副司令长官的领导，赞助八路军与中国共产党。”
当天的《新华日报》华北版还发表陆定一写的《贺朱副司令长官五十四寿诞》的长文，赞颂朱德的功绩。(26)八路军总部在驻地的广场上搭了一个席棚，把各地寄来的贺信、贺幛、祝辞等张贴在里面，前去观看的人非常多。
(27)
当时正在大行的作家访问团的杨朔写了一首《寿朱德将军》的诗：立马太行旗飐红，雪云漠漠飒天风。
将军自有臂如铁，力挽狂澜万古雄。
朱德读后写了一首《和杨朔作学原韵》：北华收复赖群雄，猛士如云唱大风。
自信挥戈能退日，河山换尽血流红。
这首诗在一九四一年公开发表时，将末句改为“河山依旧战旗红”；题目改为《赠友人》。
山西的“十二月事变”表面上是新、旧两军之间的斗争，实质上同样是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八路军的行为。十二月中、下旬，斗争日趋激烈，规模也日益扩大，主要冲突地区在晋东南及晋西北，同时，陕甘宁边区和河北等地的抗日根据地也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局势日趋恶化。
十二月二十五日，朱德同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及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联名通电全国，沉痛地指出：“当此在我则抗日第一，团结为先，在敌则政治诱降、反共为亟之际，稍有人心，诚不应挑拨争端，制造磨擦，更不应枪口对内，遗笑友邦”。电文呼吁团结抗战，消弭内争。(28)三十一日，朱德对山西“十二月事变”发表公开谈话，指出：“在此被害之进步分子中，亦有共产党员及八路军工作人员，八路军对此亦不能漠不关心。八路军对少数阴谋分子之危害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之言论，正在密切注意中。”(29)一九四○年元旦，朱德在《迎接一九四○年》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敌寇一九四○年，将会更加紧其对华北敌后的军事‘扫荡’”；“然而当这严重关头，一部分旧中国的残余、旧的力量、旧的人物、旧的制度和旧的思想，却在拼命地阻碍着新的力量、新的人物、新的思想和新的制度之发展”；“摆在我们前面的任务，是大大开展反对汪精卫及抗战营垒内部的投降派的斗争，是拥护蒋委员长坚决抗战到底，制止一切投降派的言论和行动，是公开击破反共、反八路军、反新四军、反陕甘宁边区、反进步力量的言论和行动的投降本质。”(30)在朱德、彭德怀的统一部署下，八路军有力地支持山西新军进行自卫抵抗。新军在事变中虽然受到一些损失，但旧军并没有达到他们原定的消灭新军的目的。为了避免国共合作的破裂，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在山西仍对阎锡山作了一些让步，把吕梁山的大部分地区让给他，八路军只控制一小部分地区和一条通道。这样，山西的矛盾暂时缓和下来。但河北的磨擦却进一步升级了。
这时张荫梧因通敌有据，已被撤职，由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兼任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和河北省政府民政厅长，由乔明礼接任河北民军总指挥。蒋介石又准备从黄河以南增调第四十一、七十一两个军到河北，以增强反共军事进攻的力量。当时河北磨擦的重心仍在冀南。单由一二九师来打退这次规模很大的反共军事进攻，困难较大。朱德决定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抽调一部分兵力南下，支援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斗争。
朱怀冰在奉调列入冀察战区序列后，立刻从豫北率部北上，成为同八路军搞磨擦的主力。在河北各地顽固派军队中，因朱怀冰部实力最强，各种游杂武装都听他指挥，他进到冀西后，就抢占战略要地，指挥早已通敌的别动总队第四纵队侯如塘部及河北民军乔明礼部向八路军进攻，朱德当机立断，下令歼灭这两支“已无争取可能”而又向八路军发动新的进攻的顽固派军队。
(31)在八路军歼灭这两部的大部后，日军出动二千五百多人，以飞机配合，袭击正在乘胜追击的八路军，(32)使侯、乔二人得以各率残部逃到奕城和石家庄附近公开投敌。
一九四○年一月中旬，蒋介石公然命令八路军撤至白（圭）、晋（城）路以东，邯（郸）长（治）路以北，随即调动国民党军队向太岳(33)、太南(34)地区推进，企图把八路军排挤出这两个地区。朱德拒绝了蒋介石这个错误命令，并令陈赓率第三八六旅主力及总部特务团移驻大岳区，同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三纵队会合，陈兵临屯公路一线，和薄一波统一指挥这个地区的八路军和决死队，保卫太岳根据地，挫败了蒋介石的企图。
由于侯如塘、乔明礼两部被歼，晋察冀南下增援部队又到达太行，朱怀冰部孤悬冀西，不免胆怯。二月初，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朱怀冰、鹿钟麟一起撤至冀豫交界处的磁县、武安、涉县、林县一带，同冀南的石友三部、豫北的了树本部和山东的沈鸿烈部相呼应，等候从黄河以南增调的两个军开到太南，准备会合后再向八路军发动进攻。
晋察冀增援部队南下时，聂荣臻和冀中军区负责人吕正操也随军南下。
自从八路军总部移驻太行后，聂荣臻这是第一次来到总部。此外，罗瑞卿率领的抗大总校准备迁到晋东南，也随南下部队同行。南下部队到达后不久，朱德就在黎城桐峪镇召开作战会议，作出反磨擦斗争的新的部署。
在反磨擦斗争中，朱德主张对顽固派军队要利用矛盾，区别对待，集中力量彻底解决其中的一股或数股。他感到八路军在山东的兵力比较弱，又有分散兵力的缺点，以致未能给某些反动力量以严重打击，要他们注意改进；同时，他又提醒处于反磨擦斗争前线的各部指挥员，不应忽视主要敌人仍是日本侵略者，不要放过一切有利时机给予日军和伪军以沉重打击。(35)这时，八路军掌握了石友三勾结和准备投降日军的证据。二月三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彭等，指出：对石友三已不适用争取方针，应坚决、彻底、全部、干净消灭之。石友三得知八路军将给予打击，就在日军掩护下逃到卫河以东。十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指出：八路军、新四军的当前任务是在粉碎敌人“扫荡”、坚持游击战争的总任务下，反击一切投降派、顽固派的进攻，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联成一片，化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同时，极大地发展鄂中、鄂东，以便与全国形势相配合，坚持华北、华中抗战，稳定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
磨擦与反磨擦的战斗已经不可避免了。
二月十八日，自恃拥有相当实力的朱怀冰部突然袭击冀南磁县西贾壁村、大湾村八路军驻地，杀害八路军指战员一百多人。二十一日，朱德、彭德怀就如何消灭朱怀冰部的准备工作致电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等，并报告毛泽东、王稼祥。一场反击反共顽固派军事进攻的激烈战斗即将开始。
朱怀冰在东路军时期曾受朱德指挥，这时竟气势汹汹地来到八路军总部，打着“军令政令统一”的旗号，要八路军把河北让给他。朱德后来曾叙述过这次经过。他说：朱怀冰蛮横地问，究竟是让还是打？我就对他说，我们建立根据地是为了抗日，为什么要让？再说，大革命时期我们让过一回，让坏了。大革命一失败，国民党右派来了，要杀我们，我们那时候没有军队，领袖陈独秀又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只能让他杀。现在我们有八路军；我们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陈独秀，为什么还要让！朱怀冰威胁要打。我就对他说，你要晓得，我们改编为八路军以来，没有打过内战；但是，你要打，我们一点也不怕。(36)朱怀冰碰了钉子，并未就此罢手。
八路军总部的部署是：在反磨擦斗争中先打石友三，再打朱怀冰，争取丁树本中立。当时，石友三刚败退到卫河以东，立足未稳；移驻武、涉地区的朱怀冰部离国民党其他主力部队距离较远，位置孤立突出；国民党当局准备增调到河北的两个军还在黄河以南；鹿钟麟已辞去河北省政府主席职务，对搞磨擦表现消极；国民党当局宣布以四十军军长庞炳勋接任河北省政府主席，被冀南参议会等通电反对，这正是八路军反击反共顽固派的有利时机。
八路军总部在三月四日发起打击石友三的卫东战役，到十一日共毙、俘石部三千六百多人，后来，石友三因通敌罪证确凿，被枪决。三月五日，发起磁、武、涉、林战役，反击朱怀冰部。战役开始后，朱德得知第四十军庞炳勋部正向林县开进，立刻致电庞炳勋：“贵部骑兵张旅开林县，当饬本军予以方便，惟林、武、涉地区朱怀冰军现正与本军磨擦甚烈，希贵部开抵该区，勿加磨擦，免生误会。”(37)庞炳勋慑于八路军的威力，为保存实力，不敢继续东进。孙殿英部也不敢介入，使八路军得以集中力量打击朱怀冰。
朱怀冰挑衅时虽然傲气十足、实际上却不堪一击，到三月九日已被打垮。
朱德立刻下令停止进攻，并主动后撤，准备同国民党当局谈判。这次战役共歼灭朱怀冰部第九十六军及游杂武装一万余人，俘虏中有朱怀冰部第九十四师参谋长蒋希文、鹿钟麟部参谋长王斌、武安自卫军军长胡象乾等。当时有人还想活捉鹿钟麟。朱德说，不要捉，捉到了又怎么放呢？(38)因此，故意让开一条路，放他逃走。对俘虏和朱怀冰部军官眷属（包括朱怀冰的妻子），也加以优待，不久后全部放回。
三月十三日，朱德、彭德怀致电八路军将领阐述反磨擦斗争的方针：“今天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主要的斗争方式是对日寇的武装斗争，这是丝毫不能放弃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也是用武装斗争方式，这是统一战线的不幸。但为着争取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政治路线的胜利，这是必要的，这是要由上层资产阶级负责的。”“倘若没有今天反磨擦的局部武装斗争，就必然会分裂，而发展为全部的武装斗争，那是我们不希望的。”
(39)
从歼灭朱怀冰部、击退石友三部后，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再没有力量可以同八路军闹大规模的磨擦了。所以，毛泽东说：打朱怀冰是华北根据地的一个决战。(40)朱德也说：自打了朱怀冰，便确定建立华北政权，实行独立自主，从此形势反而好转了。(41)河北这一仗，结束了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同时仍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朱德说：蒋介石有个好处，你把他打赢了，他就不开腔了，这一点确是一个好处；假如他打赢了你，那你就不得不下台，你打赢他，他一点腔也不开。(42)这是朱德长期同蒋介石打交道的经验之谈。周恩来也曾谈到这一点。他说：“朱德同志说得很对，蒋介石就是怕一个东西，怕力量。
你有力量把他那个东西消灭得干干净净，他就没有说的。朱怀冰被消灭了，蒋介石从来没有提过这个事情。他只好捏住鼻子叫卫立煌和朱总司令谈判，划漳河为界。第一次反共高潮过去了，就来了一个第一次谈判。”(43)
三十、回延安
在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后，朱德仍坚持以抗日的民族大义为重。他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注意掌握分寸，在军事反击中适可而止，及时主动后撤，作出适当让步，以争取国内和平，为下一步谈判打开大门，使顽固派知难而退，并争取中间分子同情，从而继续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续团结抗日。
但当时有些干部并不完全了解这场反磨擦斗争的性质和方针，只是沉浸于军事斗争胜利的兴奋中，想给对方以更大打击。朱德及时提醒大家：要“防止单纯军事观点、图快一时的盲目行动。”①还有些干部误认为国共双方在河北打起来是一种决裂，并认为将从小决裂发展到大决裂。针对这种不正确的认识，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明确宣布：坚持国共长期合作抗日的方针不变。
局势确实比较复杂。如果不是全局在胸，不是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很容易被当时国民党顽固派那种剑拔弯张的紧张气氛所迷惑；从而作出过分的反应。在朱怀冰部被击败后，蒋介石下令胡宗南把第九十军调到晋西，命令庞炳勋、范汉杰、刘勘、陈铁各部主力集中到太南周围，还准备再增调六个师渡河北上，摆出一副准备大打的架势。②但他也知道已不可能再从八路军手中把已经建立起来的河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夺过来了，因此下令：“冀察战区鹿忠司令所属庞炳勋军、石友三军、朱怀冰军、孙殿英军、孙良诚游击队，河北民军乔明札部及其他游击队、地方团队等着概归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统一指挥。”③这实际上是被迫撤销了原有的冀察战区。
朱德看清了蒋介石的意图，尽管形势诡谲变幻，险象环生；但他胸有成竹，沉着应付，始终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这种形势下，卫立煌的处境却非常困难。他是蒋介石的部下，又是朱德的挚友。当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同八路军打起来以后，他非常焦急和为难。
他致电朱德，希望适可而止，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他这个意见符合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对反磨擦斗争的方针，因为进行这样的反磨擦斗争本来是不得已的，中共和八路军方面决不希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在接到卫立煌来电后，朱德就下令部队停止追击，适当后撤，准备谈判。但是，蒋介石仍一再命令卫立煌调兵向八路军进攻，并要他去重庆汇报。这使卫立煌焦虑异常。一九四○年三月十四日，他匆匆从洛阳北上渡过黄河来到山西晋城，表面上是前来部署向八路军进攻事宜，实际上却是希望同朱德会晤。④他在离开洛阳时，曾向驻当地的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表示希望同朱彭会谈。⑤中共中央书记处接到报告后，致电前方，表示：“朱德同志应即赴晋城与卫立煌会见”，并提出了谈判要点，除重申团结愿望、划分作战区域等外，还提出八路军增饷、扩编等要求。⑥由于八路军主动后撤，双方在实际上已停止军事冲突；但是，相邻驻军之间的对立情绪仍很严重，仍发生一些小的磨擦。日本侵略军借此挑拨国共关系，在长治城内贴满了“中日联合起来铲除八路”的标语。⑦他们还乘机对抗日根据地加紧“扫荡”。形势的紧张，使朱德暂时无法抽身前去同卫立煌会面。而由于晋城受到日军攻击，卫立煌也不得不回到洛阳。
卫立煌在晋城时，朱德把八路军各部最近同日军作战情况和取得的胜利，给他送去了报告。卫将这些转报蒋介石，还报告了八路军主动后撤等情况。但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这时却向蒋介石转送了晋城华北战地服务督导团一个叫郭鸿群的反动分子的报告，说：“现第十八集团军及决死队、牺盟会等又乘中央军调动之时，攫取地方政权，强行共产主义”，丝毫不提八路军与日军艰苦作战的情况。⑧这两个报告反映了对抗日和磨擦问题的两种不同态度。
卫立煌还派一个少将高级参议申凌霄带着他的亲笔信去找朱德，但从晋城到八路军总部需要经过日军的封锁线，交通很是不便。申凌霄在四月十六日才到达八路军总部。两天后，战地党政委员会冀察战区分会⑨副主任委员王藻真一行也来到八路军总部，目的也是为了商讨国内和平，共同抗日的问题。这时，中共中央准备尽早召开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等一再致电前方，希望朱德早日回延安。⑩朱德安排好前方工作后，准备南下。他决定先去洛阳会见卫立煌，然后经西安转回延安，再去重庆。申凌霄见到朱德面交卫立煌信件后，先回去复命。朱德和王藻真一行同去洛阳，随行的有康克清及总部供给部政委周文龙等人。主权抽调了一个较强的连队作为护送朱德去洛阳的随行卫队。
朱德这次南行，很快引起各方的瞩目。中共中央期望他同卫立煌的谈判不仅能解决划分防区、停止军事冲突，继续团结抗日的问题，还能解决八路军的扩编、增的问题。蒋介石希望朱德在谈判中能再作让步，并要求朱德在洛阳会谈后经西安去重庆向他“述职”。卫立煌更盼望朱德前去，商量解决军事冲突和共同抗日的问题。日本侵略者则希望朱德同卫立煌的谈判失败。
八路军各部都担心朱德此行的安全，因为南下途中要经过日军的封锁线和某些对八路军对立情绪仍很严重的国民党军队的防区。但朱德却从容沉着地对待这一切。出发前，他先去潞城北村一二九师师部同刘伯承等研究工作。四月二十五日，等王藻真一行来到北村后，就一起出发，前去洛阳。
朱德他们在四月二十六日到达壶关附近的龙溪镇宿营时，恰逢该地驻军一二九师暂编新一旅旅长韦杰结婚，朱德参加了他们的婚礼。韦杰曾担任过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朱德很了解他。在婚礼上，朱德风趣他讲了些祝贺喜庆的话，接着就讲到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他说：范汉杰、孙殿英等国民党军队就在你们周围，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同他们交往中注意又联合、又斗争，决不先打第一枪。(11)当他了解到韦杰前几天曾截击一部日军、缴获甚多后，很高兴，要了一些战利品，准备带到洛阳去送人，使他们了解八路军抗日的实际情况。
四月二十六日，他们经过新一旅同国民党第二十六军第四十六师防区的交接地带。前不久这一带曾被日军侵占，这时已被打退，国共双方军队在这里也曾发生过一些小的冲突。知道朱德一行要来，二十六军军长范汉杰派队前来迎接。二十八日，他们到达范汉杰驻地附近宿营，随行卫队加强了警戒，再前进就需通过日军的封锁线。二十九日，为了探清前进路线并和范汉杰商谈解决新一旅同范部冲突的问题，他们曾停留一天。三十日，范汉杰加派一个连护送。
五月一日，朱德一行到达第四十六军军长李家钰的司令部。李家镊在东路军时期，曾接受过朱德的指挥。二日，因为天雨，又停留一天。朱德利用这个机会向李家任介绍了晋东南的敌情，谈了团结抗日的必要性。由于他态度诚恳，讲得有理有据，收到较好的效果。三日，李家钰也派一连步兵护送。
五月四臼，又要通过日军封锁线，由第九军派人前来迎接。当朱德一行正准备越过封锁线时，日军忽然发来炮弹五、六十发，因此到黄昏后才重新前进。当夜十时通过博（爱）晋（城）公路晋庙铺的封锁线。这里离日军驻地不过五六里路，白天还有二百多日军曾停留在此。过封锁线后，由当地群众作向导，走小路西行。一路上，经过高山峻岭、浅溪深谷。月色昏暗，只有星光稀微，隐约照人。凌晨到达马街，第九军一个营在这里迎候。五日，抵达河南济源县，夜宿在该县刘坪，这里已是太行山的尽头，到了黄河边上。
第二天朱德就要离开这座血战近三年的山脉了。他不由得心潮起伏，思绪万千，赋诗抒怀。那首著名的七绝《出大行》就是这时写的：“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
两岸烽烟红似火，
此行当可慰同仇。”
诗前题道：“一九四○年五月，经洛阳去重庆谈判，中途返延安。是时抗战紧急，内战又起，国人皆忧。”
五月六日，朱德一行离开太行，七日，渡过黄河，卫立煌派人到码头迎接。下午六时许到达洛阳。卫立煌早就盼望朱德前来。为了便于交谈，他把朱德和康克清安排在自己的驻地住宿，其他随行人员住在第九军军部。当时洛阳的情况很复杂，既有大批国民党特务在活动，又有不少在反磨擦斗争中吃了败仗而又不甘心的顽固派头面人物，他们企图为难甚至加害朱德。但是，卫立煌是当地最高军事长官并兼河南省政府主席。他对朱德热情接待，使这些人不敢轻举妄动。
刚到洛阳，朱德在卫立煌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致词，强调国共两党和全国军队团结的重要性。指出：全国人民需要这种团结，国民党的大多数党员需要这种团结，共产党、八路军坚决要求这种团结。只有日寇、汪精卫等汉好、投降分子和磨擦专家害怕这种团结。这种团结必须建立在进步的基础上。
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困难，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朱德在洛阳期间，卫立煌天天开招待晚会，豫剧著名演员陈素真、常香玉等都曾在晚会上演出过。膳食都很丰盛。朱德回到延安后，在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工作时，强调了团结中间分子的重要性。他说：洛阳是国民党特务机关集中的地方，但因为有卫立煌这个中间力量在，情况比西安还要好些。毛泽东非常赞同朱德的这个意见。
卫立煌和朱德的会谈，气氛很融洽，朱德提出的要求，卫立煌几乎都表示支持和同情，但有些事情他作不了主。在他们交谈过程中，国民党政府的参谋总长何应钦致电卫立煌，提出种种限制陕甘宁边区活动和八路军发展的意见。朱德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毛泽东等，指出：这是国民党方面“已经提过的问题，是讨价还价，毫无诚意，难得结果。在华北他们利用中间力量来磨擦”；“我们只有同卫（立煌）弄好关系，注意实际配合，加强争取，同时忠告卫，我们决不与他争。”(12)卫立煌本来还准备向胡宗南就陕甘宁边区问题作些调解。但蒋介石知道后，立刻电卫说：“这个事你不用管。”(13)事实已经表明：尽管朱德在洛阳的谈判比较顺利，但如果到重庆去谈判势必会旷、日持久地拖下去，不容易得到结果。这时，到苏联去治病的周恩来已回到延安，他对同蒋介石谈判有着丰富的经验，又是中共驻重庆的代表团团长和南方局书记，可以较长期地留在那里。因此，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去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朱德同卫立煌谈判后就回延安，不再到重庆去见蒋介石。
在朱德一行去洛阳的过程中，随行的卫队中有人在晋城和洛阳都发现有过去决死队、八路军的战士在国民党军队中当兵，还有一些人被关押在那里。
这些人都是在上一年冬晋西事变和河北磨擦事件中被抓去的。朱德把这个问题向卫立煌提出后，第二天，卫立煌就下令把这些人全部释放，一共一百多人。由周文龙在洛阳领取军响后，把这些人带回八路军总部，重新分配工作(14)。
五月十六日上午，战地党政委员会冀察分会的委员们来看朱德。朱德同他们谈话时，回答了他们提出的不少问题。
在回答最近华北敌人的企图和我们应有的对策时，朱德指出：华北敌军不包括伪军在内约有五六十万人，正在加紧修筑堡垒；公路和铁路，同时不断“扫荡”抗日根据地；但八路军、游击队也很活跃，力量相当强大，冀东、平西、门头沟、西山也都是我们的活动地区。现在敌人把利诱和威胁配合起来，除用武力外，还采取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方针。我们的对策就是巩固和发展联合各党、各派、各阶层人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谈到河北灾情和八路军对放赈的意见时，朱德介绍了河北各地遭受的兵灾、水灾、旱灾、虫灾的严重情况。指出，根据地军民正在依靠自己，克服灾荒造成的困难。他说：河北同胞听说中央要放赈，就往大后方打电报呼吁，望眼欲穿；可是直到现在还得不到实惠。最近平原地区正在修堤，要化八百万元，希望用以工代赈的方法完成这项工程，这样下半年河北的河水就不致再决口了。
在回答国共两党如何才能亲密合作时，朱德说：我们共产党当前是为民族解放而奋斗，并没有自己的私利。凡是有共产党的地方，抗战就热烈；抗战热烈的地方，共产党的力量就大。可是，有的人对抗战的兴趣不大，却积极限共、防共、反共，限制八路军发展，不断制造磨擦，甚至利用汉好队伍来反共。长此下去，国就要亡了。只有解决这些问题，取消妨碍抗战的东西，国共两党才能亲密合作，共同抗日，否则是没有出路的。(15)第二天，朱德结束了在洛阳的会谈，乘火车经撞关去西安。他到达西安时，早几天从延安来西安的周恩来到车站去迎接。自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结束以后，他们快有两年没有见面了。这次周恩来将要代替朱德去重庆同蒋介石谈判，两人深入地交流了情况和意见。
当时西安是联接前方、重庆和延安的枢纽，南往北来的干部常常在这里相会。西安七贤庄没有八路军办事处。它虽是经过国民党当局同意设立的合法机关，但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它周围安插了二十多个监视点，有时还秘密绑架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和来访人员。朱德来到这里后，教育工作人员要提高革命警惕性，保持革命气节，准备对付一切可能出现的突然事变，鼓励大家学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艺术，还提出了一套对付特务监视、跟踪的办法。
当他了解到交通科有一位姓贾的战士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走后，就亲自出面交涉，迫使特务机关把人交了回来。由于日本飞机常来轰炸西安，办事处在北郊范家村附近挖了几孔窑洞，朱德。周恩来等就在那里开会。
这时，又有一批准备去延安的干部、进步人士和青年，因被国民党当局阻拦而滞留在西安，其中有著名文学家茅盾和理论家张仲实。他们意外地在八路军办事处见到朱德和周恩来。茅盾早就认识周恩来，同朱德却是第一次见面。他对朱德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位话语不多的敦厚长者。”周恩来说：“你们不论是去参观还是去工作，我们都欢迎。正巧有个好机会，总司令过几天要回延安，你们可以同他一道走，这样路上的安全也有了保证。”“现在去延安不象三七、三八年那样容易了。不过，你们这次搭总司令的车队去延安，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是不敢为难的。”(16)朱德、周恩来还向他们介绍了当前的局势。
在西安期间，朱德拜会了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军事委员会西北青年劳动营主任谷正鼎等。
五月二十四日，朱德一行离开西安回延安。为了把一批要去延安而滞留在西安的进步人士和青年带走，把一批国民党当局禁运而延安又急需的通讯器材也带去，朱德不坐小汽车而坐大卡车。他们一行由三辆卡车组成车队，共有四五十人，大多穿了军装，充作朱德的随从。朱德是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他坐在第一辆卡车的司机旁边，国民党特务不敢盘查和阻拦。
上午八时，车队出发。傍晚歇宿在铜川。朱德和茅盾的住处相近。晚饭后，朱德前去拜访茅盾，他们侃侃而谈的话题是杜甫和白居易。闲谈中，茅盾发现“这位名震中外的将军有很高的文学素养。”(17)第二天下午一时许，经过中部县时，根据朱德的提议，前去拜谒黄帝陵。车队停在桥山脚下，大家拾级而上，来到陵前。驻守黄陵的卫兵说，这里是国防重地，奉令不让参观。但黄陵管理处的负责人看到是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前来，就特别通融，陪同参观。朱德请茅盾向大家讲讲黄帝的故事。茅盾记载当时情况说：“总司令接着讲话。他很幽默他说，刚寸沈先生(18)讲了历史上的黄帝，现在我再讲讲当代的黄帝——我们这些黄帝的裔胄。中华民族有五千年光辉的历史，然而近百年来我们这个民族却遭受了帝国主义的百般欺凌，被称作‘东亚病夫，。
现在这个古老的民族觉醒了，我们这些黄帝的子孙点燃了民族解放的烽火，全国人民正进行着神圣的抗日战争。抗日战争就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战争。
我们一定要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我们也一定能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现在有人想阻挠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想妥协投降，这种人是黄帝的不肖子孙！
总司令的话不长，却极富煽动力，我才发现总司令还有很好的演说才能。”(19)当天下午四时左右，车队通过最后一道国民党军队的关卡，进入陕甘宁边区。
朱德在华北前线和敌后那样复杂的环境中指挥八路军坚持抗战，已将近三年了。他们在敌后广泛发动民众，光复了大片国土，建立起晋察冀、冀中、冀南、平西、晋冀豫、晋西北、冀鲁豫、鲁西北、鲁南、大青山等抗日根据地，创立抗日民主政权，广泛发展游击战争，抑留了侵华日军的大量兵力，使他们无法开发并利用华北的丰富资源，大大提高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决心。八路军自身也从原来的三个师发展到有正规部队二十二万人（游击队还没有计算在内），在全国人民中具有巨大的威望。这一切自然同朱德、彭德怀对八路军的领导是分不开的。
五月二十六日，朱德一行回到延安，受到延安干部和军队、民众的热烈欢迎。本来决定在第二大开欢迎晚会，但是，听说朱总司令回来了，许多机关、学校群众自动整队来到南门外操场上，只好临时决定当天先在这里举行一次欢迎大会。朱德应邀在会上讲话，他说：华北广大的抗日根据地已经建立起来，这奠定了华北抗战胜利的基矗尽管敌人“扫荡”、破坏，顽固分子制造磨擦，可是华北广大人民已把自己组织成伟大的独立的力量，他们不但不会消灭，而且将日趋坚强。(20)茅盾等也参加了这次欢迎大会。他们第一次看到这样热烈而质朴的场面，很受感动。
第二夭，延安各界又在中央大礼堂举行欢迎晚会，毛泽东也参加了，鲁艺的二百多师生演出了洗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在欢迎会上，朱德兴奋地告诉大家：“今天，坚持华北抗战已以八路和一切进步的力量为主力了。
因此，华北的前途是光明的。”(21)
前方的同志，包括朱德本人没有想到他这次回延安后，中共中央让他留下来协助毛泽东清理党内路线是非和指挥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没有再回华北前线，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三十一、在复杂的环境中坚持抗战
朱德这次回延安，正是国际国内风云险恶、抗日战争十分艰苦的时候。
当时，国际法西斯势力正十分猖撅。在欧洲，德国法西斯以闪电战击破英、法等国组成的联军，接连占领欧洲许多国家。法同贝当政府已经投降，德国已准备对英国本上实行登陆作战。在远东，日本侵略者同德国法西斯遥相呼应，扬言要迅速解决“中国事变”。他们一方面发动湖北宜昌等战役，并截断中国西南的国际交通线，对重庆的国民党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连续不断地进行“扫荡”，力图巩固它的占领区。
在如此严重的困难面前，中国抗日战争阵线中一部分人更加动摇，国民党内出现一股妥协投降的暗流。蒋介石对抗日前途感到悲观，妥协思想有所抬头。
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打击日本侵略者，摆脱抗战困境，争取时局好转。
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指导思想上仍存在着分歧。先后犯过“左”倾和右倾严重错误的王明，在六届六中全会后留在延安，并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
就在朱德这次回延安前不久，王明又将他一九三一年所写的鼓吹“左”倾教条主义的纲领性小册子《两条路线》改名力《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重新出版。朱德在党内和军内都有很高的威望。因此，尽管华北前线非常需要他，但中共中央还是决定朱德留在延安协助毛泽东工作。
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留在延安自然仍协助分管军事工作。这以后，从延安发出的重要军事文电一般由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工稼祥三人署名。朱德离开前方后，八路军日常工作由彭德怀主持。但八路军总部发出的重要文电仍由他和彭德怀等共同署名。因此，有些由八路军总部发出而有朱德共同署名的电报，收件人中又有“并报朱总”的字样。此外，由于朱德还担任着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职务，因此，同国民党军事当局之间的文电，一般也由他和彭德怀两人或由他们和叶挺、项英共同署名。
朱德回延安后还有一项任务：许多需要中共中央领导人出面的活动，往往由朱德担负。这就减轻了毛泽东的工作负担，使他能集中更多精力来研究重要间题。所以，朱德的兼职很多。据不完全统计，他在这一时期的兼职就有：筹备中共七大的军事问题委员会负责人，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主任，军事教育委员会和军事学院负责人，整风学习高级军事干部学习组组长，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执行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工作委员会成员以至延安新体育会会长等。
由于抗日战争正面对着严重困难，如何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国内团结、战胜困难、克服投降危险，便成为放在中国人民面前头等重要的问题。其中，特别需要注意团结的是还保存着抗战积极性的广大中间势力。这些中间势力包括：国民党中的多数党员，中央军中的多数军官，多数的杂牌军，中等资产阶级，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上层小资产阶级，各抗日小党派。
五月二十九日，朱德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华北磨擦问题时谈到了这个问题，强调要继续争取中间力量，继续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说，对中央军，我们经常有人和他们来往。我们和卫立煌的关系很好，使他在国共两党的磨擦中保持中立。卫立煌表示要坚持进步。我们得到一个大的教训，这就是争取中间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对顽固势力也要争取，毛泽东很赞同朱德的意见，插话说：朱总报告说得很对，我们还要争取中间势力。对顽固派也要争取与分化，就是打了他们也还要争取他们。①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时局问题的会议上，朱德又说：目前我们要加强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不要把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对立起来。
地主、资本家一般也还有民族思想，不要把他们看成汉好。统战工作做得好，地主愿意把粮食供给我们；如果工作做得不好，他们会跑掉。②当抗日战争跨入第四年时，中共中央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明确指出：“现在是中国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的时期，我们不应当隐蔽这种危险与困难，中国共产党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向全国提醒这种危险与困难。”《宣言》再次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克服投降危险和战胜困难而斗争；并要求必须取消现在存在着的“反共”、“限共”、“溶共”、“防共”、“制共”的政策，因为它己产生削弱抗战力量、引起人心不安的严重结果。③同时，在党内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提出全党必须执行”的十六项政策，其中有一条重要的规定：八路军、新四军军事力量的发展必须“限制在战区与敌人后方及陕甘宁边区二十三县境内，而不向国民党后方作任何可以引起冲突的行动”。同时也说明：在敌后，“必须继续扩大与巩固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我们站在自卫立场上的斗争是不能停止的”，“过去的斗争也正是为着争取团结。”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续团结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