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这时在《新中华报》上发表了《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奋斗》一文，说明：“日寇速战速决的企图是早已失败了，于是日寇便想用‘以华制华’的方法，引诱中国上层地主资产阶级投降来奴役我全中华民族；用‘以战养战’的方法，将战争的负担放在中国人民身上，来达到灭亡中国之目的。”
文章指出：由于一部分上层地主资产阶级不愿意进步，就形成今日新的投降妥协的严重危险，文章还总结了华北军民三年来同日本侵略军进行斗争的经验，指出：“三年以来，在华北与人民呼吸相关的军队非但没有被敌寇消灭，反而日益巩固和壮大起来，非但没有被削弱和疲惫，反而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加坚强、更加英勇了！”“我们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完全应当归功于民众，归功于民主。”强调要继续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④这时，日本侵略军急于“迅速处理支那事变”，“迅速摧毁敌人（指中国人民）继续抗战的企图”，⑤决心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压力。他们把深入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视为腹心大患，在反复进行“扫荡”的同时，竭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囚笼政策”，企图“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来扼杀敌后抗日根据地，消灭八路军。因此，这时华北军民同日本侵略军的斗争焦点便是粉碎日军的“囚笼政策”，开展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
早在抗战初期，朱德就曾指出：“交通对于现代化的军队，是一个决定胜负的要素”。“交通并非不可变的。可以修理，亦可以破坏和阻塞。因此我军对于敌人的交通，要经常进行破坏，使敌人的交通由最便利的变为不便利的。”⑥敌人的“囚笼政策”是企图利用便利的交通条件，发挥他们现代化装备的优势，来消灭八路军，荡平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了保存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战，交通破袭战势在必行。在朱德动身去洛阳谈判前，他和彭德怀综合敌军在华北的活动情况，指出：敌军近日“加强铁道线军事封锁线及经济封锁”；“强化交通，增修道路”，“且于道侧掘深、宽之沟，此不特妨害军事；且妨害根据地之经济流通”。因此，他们下达了破坏敌方主要交通干线的命令，规定从四月十日起开始动作，并向毛泽东等人作了报告。⑦在华北交通线中，正大铁路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平绥铁路到同蒲铁路还不能通车，石家庄到德州的铁路也远未修通。因此，日本侵略者把正大铁路看成是连接山西和河北的重要交通命脉。八路军的交通破袭战，也把重点放在破坏正大铁路上。
朱德回到延安后，在六月二十二日和彭德怀、左权向八路军各部正式下达破袭正大铁路战役的预备命令。命令中对发动这次战役的缘由，这样指出：“敌寇依据几个交通要道，不断向我内地扩大占领地区，增多据点，封锁与隔截我各个抗日根据地之联系，特别是对于晋东南，以实现其‘囚笼政策’，这种形势日益严重。又迭据各方情报，敌寇有于八月间进犯西安企图。为打击敌之‘囚笼政策’，打破进犯西安之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决定趁目前青纱帐与雨季时节，敌对晋察冀、晋西北及晋东南‘扫荡’较为缓和，正大沿线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破击正大路。”战役主要在正大铁路沿线进行，“基本是截断该线交通为目的。”命令规定“直接参加正大线作战之总兵力应不少于二十二个团”，要求在八月十臼前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并报告了中共中央军委。⑧八月八日，朱德、彭德怀、左权正式下达战役行动命令，对战役部署和作战地域区分作出具体规定，并“限八月二十号开始战斗。”②八月二十日晚，大规模的破袭战正式开始。由于八路军广大指战员和根据地民众痛恨日军的“囚笼政策”、迫切要求给他们以沉重打击，参加破击战的积极性非常高，八路军总部原来规定参战兵力不少于二十二个团，结果实际参战的兵力超过了一百个团。战役开始后一天多的二十二日中午，朱德、左权作出指示：“正大战役是抗战以来华北军队积极向敌进攻之空前大战，总合兵力共约百个团，故名‘百团大战，，以便向外扩大宣传。”⑩从此，“百团大战”的名称不仅轰传中外，而且永垂史册。
由于此次战役的突然性，加以八路军各部之间和军民之间的紧密配合，给了日军以出乎意外的沉重打击，八月二十一日还一度攻占日军坚固设防的天险娘子关。二十五日，朱德、彭德怀、左权等致电参战部队进行嘉奖。为了扩大战果，二十六日，又对参战部队作了进一步部署。到九月二日，破袭正大铁路的预定计划已基本完成，朱德、彭德怀、左权指示参战部队，基本上结束正大战役。
但是，敌军在华北平原地区推行“囚笼政策”的情况仍很严重。他们通过构筑交通线，准备把冀中、冀南分割成许多小块。如果听任他们继续构筑，将使八路军有“在平原地区无法立足”的危险。因此，朱、彭、左在九月七日电令冀中、冀南部队领导人，“应乘百团大战之胜利，敌已被调集中平汉、正大、同蒲沿线及青纱帐未倒以前”的机会，大规模破击敌军交通线，以粉碎他们不断分割抗日根据地的图谋。电文强调：“必须知道，没有交通上之胜利，坚持平原是不可能的。”(11)九月十六日，朱德、彭德怀、左权部署了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作战任务，规定这个阶段作战的基本方针是：“1、继续破坏敌寇交通；2、克服深入我基本根据地内之某些据点。”(12)这一阶段作战，从九月二十二日到十月上旬，重点在太行山区的榆社、辽县一带，战斗十分激烈。由于日军已有准备，而八路军在连续作战中过于疲劳，牺牲较大。十月五日，朱德、彭德怀、左权下令基本结束这个阶段的作战，要求各部集结主力进行战后整理和整训，恢复体力，总结经验以利再战。
这一个半月连续不断的破袭战，使受到沉重打击的日本侵略军恼怒异常。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局势，他们从华东。华中抽调乓力回援华北，以两万多日军加上大批伪军，开始对根据地疯狂“扫荡”。他们从晋东南开始，然后扩大到平西、北岳区和冀中区，所到之处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不及进行休整的八路军立刻投入反“扫荡”斗争，直至十二月上旬才粉碎这次“扫荡”。至此，历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宣告结束。
百团大战确如朱德、左权所指出的那样，是抗战以来华北战场上空前未有的主动积极向日军进攻的大会战。在华北前钱直接指挥这次战役的彭德怀后来说：“此役共消灭日伪军三万余人，自动瓦解溃散的伪军、伪组织比此数要大得多。正大路、平汉路一个多月未通车。收复大量县城，有些得而复失。
在破袭时一度收复有四、五十县，最后得到巩固的县城还有二十六个以上。”
“这次破袭战，相当严重地破坏了敌人的交通运输，消灭了相当多的伪军和伪组织，摧毁了伪军在我根据地内为数不少的堡垒，收复了不少县城，缴获了大量物资，是抗日战争中缴获最多的一次。
这次战役大大提高了华北人民群众敌后抗日的胜利信心，对日寇当时的诱降政策以及东方慕尼黑(13)阴谋以很大打击，给蒋管区人民以很大兴奋。
此役也给了投降派又一次打
击，提高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声威，打击了国民党制造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蒋军有后方接济、国际援助。八路军深处敌后，毫无援助，为照顾大局，还能进行百团大战，把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引为已任。
让全国人民去评断，去教育自己。在对日大规模破袭战中，我军也取得了一部分攻坚经验，便利了以后我们开展敌后的敌后武工队的活动。在华北伪军、伪组织中的瓦解工作也迅速开展。大片解放区的恢复，改变了两面负担的局面，减轻了人民痛苦。
此役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立即给我来电说：百团大战真是今人兴奋，象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所以这次战役是取得了不少胜利的。”(14)九月十臼，中共中央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指出：“我党五十万大军积极行动于敌后（尤其是此次百团战役），则给了日寇以深重的打击，给了全国人民以无穷的希望。”
同时，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击敌、和友”作为“目前军事行动的总方针”，要求：“我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力量，在目前加强团结时期，应集中其主要注意力于打击敌人，应仿照华北百团战役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至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在华北则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到那些尚未遭受打击的敌人方面去。”“对于友军则不论何部，即使是最反动、最顽固者，在目前时期中，在彼等没有向我进攻或进攻已为我击破时，均应采取缓和态度。”(15)在百团大战取得初步胜利后，陕甘宁边区各界人士兴奋异常，热烈举行庆祝活动。九月十九日，哪甘警备区在陕西鄜县（今富县）召开庆祝百团大战胜利、纪念“九一八”大会，正在那里工作的朱德应邀参加。他在会上赞扬百团大战取得的胜利。第二天，延安各界也举行庆祝百团大战胜利暨纪念“九一八”九周年大会，参加的有两万余人，毛泽东和朱德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朱德刚从哪县回到延安，就匆匆赶到会场，受到热烈欢迎。他在大会上讲话时指出：百团大战是我们对付敌人“囚笼政策”的办法，这个办法还能拖住敌人，延缓他们进攻我大后方的计划。
几天后，朱德又为《新中华报》撰写代论《扩张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指出：百团大战虽然是胜利的游击战争的战役进攻，但它带有全国性的伟大战略意义。他号召全体指战员和政工人员，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自力更生，做到部队给养部分自给，只有这样，敌后抗日武装才能继续坚持，才能扩大已得的胜利。(16)中共中央军委其他领导人都赞扬了百团大战的巨大胜利。
全国各地各界人士也交口赞誉。象卫立煌这样对八路军友好、坚持抗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曾命令在晋南的中央军向白晋、同蒲两路南段积极进攻，以配合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17)蒋介石也致电朱德、彭德怀：“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18)但他又害怕由此更扩大共产党、八路军在全国的影响，在十月十九日由侍从室通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百团大战“此项名词及有关之新闻，以后应绝对禁止登载，希即饬遵。”(19)由于百团大战充分显示了八路军的力量，日军随即从正面战场抽调更多乓力到华北，加紧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根据地遇到严重困难，有人对百团大战以至华北早期抗战的战略方针是否正确提出疑问。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日，朱德在中共六大作关于军事问题的结论时，回答这个问题说：华北抗战一般地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因此，抗战初期八路军只有两三万人，到一九四○年已发展到几十万人；粉碎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反磨擦斗争也是正确的。至于百团大战，在战术上是有成绩的，部队打仗也打得好。问题在于当时我们的力量还不足以单独战胜敌人，在敌人进攻，我们防御以至退却的时候，却用我们的力量去阻止敌人的进攻，成了攻势阻御，这一点是错了。另外，在百团大战中有几个比较小的战斗带有攻坚性质或正面防御性质，这也是不该打的。
尽管百团大战正在激烈地进行，尽管中国共产党明确地提出了“击敌、和友”的方针，国内的政治局势却越来越险恶了。
这种变化，直接受着当时国际形势急遽动荡的影响。九月二十六臼，德、意、日在柏林签订协定，正式结成三国同盟。他们要求国民党政府放弃抗日，加入他们的同盟。英、美两国也愿以种种条件争取国民党政府加入他们的同盟。与此同时，蒋介石还继续得到苏联的援助。这使蒋介石自感身价陡增，得意忘形。毛泽东在十月二十九日有一个分析：“在七、八月问蒋介石确曾准备于重庆失守时迁都天水，准备亲苏、和共与某些政治改良，至九月已动摇，至十月乃大变，这是德意日同盟与英美对日积极化的结果。”(20)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以为时机对他有利，可以为所欲为，于是便下了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决心。
正当百团大战后期反“扫荡”战斗还在继续时，十月十九日，也就是蒋介石密令对百团大战的新闻“以后应绝对禁止登载”的同一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穗致电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以最后通牒的形式，限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各部于电到一月内全部撤至黄河以北。这就是皖南事变前震动中外的“皓电”，是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信号。
一九三九年春，中共中央已委托周恩来同新四军负责人商定“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的方针。但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对向北发展的方针始终犹豫观望，迟迟不作有力部署。在国民党顽固派积极活动时，毛泽东、朱德等十分担心新四军特别是军部的安全。九月六日，中共中央军委电告新四军领导人：“据重庆周、叶报告，确悉军令部已向顾祝同发出‘扫荡’江南北新四军之命令，请叶、项、胡服准备自卫，皖南尤须防备。”十月八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又向他们指出：“我们意见军部应移动到三支地区，(21)如顽军来攻不易长期抵抗时则北渡长江，如移苏南尚有可能，也可移苏南。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最不利的。”但是，项英仍强调困难，不准备将主力北移。十月十二日，毛、朱、王再次向他们指出：“因蒋是站在反日立场上，我不能在南方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有的部队就是这样在东江失败的。道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项英仍不听劝说。
当新四军问题变得愈来愈严重时，朱德正在第三五九旅视察工作。十一月三日，急于寻找朱德的毛泽东致电第三五九旅旅长王震，请他转告朱德：“有事待商，拟派汽车来接，请准备回延。”如此急迫地需要朱德回延安商议的，就是新四军北撤问题。这时，离何、白“皓电”规定的新四军和八路军一部北撤时间只有十几天了。如何回答“皓电”，涉及对整个形势的估量和斗争的策略。经过中共中央认真研究后，以朱、彭、叶、项的名义在十一月九日复电何应钦、白崇穗，驳斥他们在“皓电”中的无理命令和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攻击，尖锐地指出：“国内一部分人士，复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内外勾煽，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为了顾全大局，朱德等在复电中仍表示新四军在江南的正规部队将遵令北移。这就是得到国内中间分子广泛同情的“佳电”。
可是，正当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皖南部队九千余人，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命令并经中共中央同意后移师北上时，一九四一年一月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突然遭到预先埋伏在这里的国民党军队七个师八万多人的包围袭击，这就是同室操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一月十三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联名发表通电，向全国揭露皖南事变真相，要求国民党军事当局“立解皖南大军之包围，开放挺等北上之道路。撤退华中之剿共军，平毁西北之封锁线，停止全国之屠杀，制止黑暗之反动，以挽危局，以全国命。”但是，国民党当局仍一意孤行，悍然发布通令宣布：“着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即予撤消，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副军长项英着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讯办。”
国民党军事当局发言人还同时发表谈话，诬称新四军“叛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言人就皖南事变发表谈话，历数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各地制造反共磨擦事件的种种事实，揭露他们有计划地在皖南围歼遵命北移的新四军的阴谋，指出：“过去内战之悲惨局面，又有重演之势，三年半全民抗战之英勇业绩，有中道而废之可能。歼灭皖南新四军之无耻罪行，不过是整个阴谋计划公开暴露之一部分，仅仅是亲日派阴谋家和反共顽固派以内战代抗战，以分裂代团结全部阴谋公开实行之开端。”
当时，党内外一些人认为国共合作快要破裂，内战可能全面爆发。但日本侵华战争正在继续，大敌当前，全国上下普遍反对内战，要求团结抗日。
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了坚定有力而仍把民族矛盾放在第一位的克制态度，在政治上坚决反击，在军事上严守自卫。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继续坚持在长江甫北的敌后抗日战争。同时，公布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的阴谋，提出解决皖南事变善后事宜的办法。
经过中国共产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同时，由于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不得人心，遭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强烈谴责，使它不得不放弃反共的军事进攻计划。日本侵略军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并不希望把新四军和八路军全部调往华北，在一月下旬，在正面战场上发动新的猛烈进攻。这也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放弃他的反共战争计划。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对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行动方针作了指示：统一战线原则不变；注意收集皖南散失力量，加强指导；积极布置皖西、鄂东及河南方面的游击战争。
以后，一九四三年国民党当局又乘共产国际解散之际，企图再次发动反共高潮，进攻边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朱德在七月四日致函胡宗南，指出：“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己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道，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至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
六日，他又致电蒋介石、何应钦和军令部长徐永昌，呼吁团结，要求制止内战。中共中央指示，将朱德致胡宗南电等文件印成小册子，向边区附近的国民党军队散发。国民党当局看到中国共产党已有准备，不敢轻举妄动。
这样，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终于维持到抗战胜利，没有破裂。
三十二、呕心沥血渡时艰
一九四○年以后，是各抗日根据地物质困难空前严重的时期。这种困难，是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经济封锁所造成的。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地区。“当时边区只有一百四五十万人口，又是土瘠地薄的高原山区。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下，要担负数万名干部、战士以及全国不断奔赴革命圣地的青年学生的吃穿住用，实在成了一个大问题。在一段时间里，我们财政经济极其困难，几乎没有衣穿，没有鞋袜穿，冬天没有被子盖，没有菜吃，没有油吃，甚至吃粮也很困难。”①早在一九三九年二月二日中共中央已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
、朱德回延安后，在协助毛泽东指挥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斗争的同时，十分关心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情况。他看到：边区的“财政经济建设虽有某些成绩，实在入不敷出，以致几月来未发一文零用，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②深感非采取重大措施，不足以扭转局面。因此，他邀请正在延安的中共南方局常委董必武、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和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几个负责人一起到各地去视察工、农、商各业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
一九四○年十月到年底，朱德先后发表《论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参观边区工厂后对边区工人的希望》、《完成一九四一年度财政经济计划》等文章，阐述他对发展边区经济的构想。他在文章中指出：“发展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问题，提出已经相当久，而且也取得相当成功，但因这问题尚未引起各方面最广泛的注意，并为某些条件所限制，直到今天还未达到应有的成绩，所以有重新提出的必要。”他认为，发展边区经济建设最基本的困难有两个：“首先就没有大量的流动资金。其次，我们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还远不足以应付工作发展中的需要，我们缺乏重工业机器，现在自制不能，又难于购买。”此外，“边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物资难于流通；边区内部各系统的经济建设机关，互相的连系尚不够密切。”③怎样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经过调查，朱德把注意力集中到在陕甘宁边区蕴藏量很大、又是人们生活必需品的食盐上来。边区境内有五个盐池，产量很大，边区内部根本消费不了。当时，大家都还没有想到用盐去换钱以积累资金。朱德考虑到，如果把盐销到附近需要食盐的陕西、山西、河南各地，不就可以换口大量资金吗？当时，这些地区缺盐，正是“千载一时的机会，不可错过。”朱德明确地提出：“现在，自力更生是目前全党全军之极重大任务。”“我的意见先从盐下手。”“定边盐池为陕北经济策源地。”“我们下紧急令，派军队全体动员。首先从盐井来冲锋，冲破这些困难。”为了完成这个计划，他提出六点意见：“一、开足五千亩以上晒盐田，今年不必再多；二、修好通庆阳大车路及他路大车路；三、设置转运站、饭店、骡马店，统制出口商店；四、购足骡马；五、购足运输工具，大车、小车；六、开煤炭厂熬盐，运水运炭，在适当地点熬盐或引盐水到有炭地方去。”
“以上意见都是有可能实现的。”
他还指出，盐价应随时价涨落，不能固定不变，现在井地售价太低，以致公家收入有限；同时，必须毫不姑息地严惩贪污腐化分子，“不惜用严法以至没收、枪毙之法”，“才能点滴归公”④除食盐外.朱德认为羊毛也是边区的一大优势。全边区有羊二百万只以上，单绵羊产的羊毛，每年就有二百五十万斤以上，纺成毛线、织成呢子，不但可以自用，还可以出口。边区不宜植棉，棉花较少，可以用毛、棉或毛、麻混纺来解决穿衣问题。⑤他提出：“目前只应以盐及羊毛为重心来建设，以后当以次第及于他种工业“”⑥怎样解决缺乏技术人材的问题？朱德也提出了几项措施，那就是：一面“欢迎边区以外的熟练工人，到边区来工作”；一面靠自己培养。他要求：“边区的熟练工人要安心工作，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更要耐心教育，教会工人学徒的真本事。我们的工人学徒，则要认真努力学习，要每人都下决心，在最短期间内培养自己成为熟练工人。”“这里的工厂同时又是学校，他们（指边区工人）在工作和学习中，”能够锻炼和培养自己，在政治上和技术上不断进步，成为将来工作的干部和领导者，成为技师、工程师和各种专门家。”⑦朱德雷厉风行地抓经济工作，措施有力，很快推动边区经济工作出现了新的面貌。十一月，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采纳朱德的意见，作出《关于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和《关于财政经济政策的指示》。十二月三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讲话时指出：“朱总司令最近曾到过我们边区各地、各工厂参观过，贡献给我们很多宝贵意见，对于我们明年的生产建设是有很大作用的。”
这年年底，朱德又撰文号召边区全体军民完成边区一九四一年度财政经济计划，“要使边区的财政经济从半自给到完全自足自给”；“解决吃饭、穿衣、日用品和军需的事。这件事不办好，抗日战争就难于支持，抗战的胜利就没有保障”⑧克服陕甘宁边区的严重经济困难，一九四一年是关键的一年。
边区经济困难中最紧迫的是吃饭问题。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要养活原有的一百多万老百姓，本来就不富裕，现在又来了几万干部、学生、军队，都是脱产人员，单靠当地人民来养活是不可能的。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又正调集大批军队，企图进攻边区。朱德回延安时，胡宗南二三十个师几十万大军工虎视眈耽地注视着边区，天天进行蚕食和挑衅活动。为了加强边区防务，保障中共中央的安全，朱德回延安后不久就下令从晋西北调一个主力旅回到陕甘宁边区，以防止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这一来，粮食的困难更增加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朱德提出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在不妨碍部队作战和训练的前提下，实行屯田军垦。
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的李维汉回忆道：“军队实行屯田是朱德倡导的。他从前线回延安后，非常关心部队的生产，主张以部队强壮众多的劳动力，投入到生产运动中去，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密切军民关系，同时帮助边区的建设，也改善部队本身的生活”。⑨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屯田，朱德是很熟悉的。早年他在读《三国志》时就很赞赏曹操“开芍肢（今安徽省寿县）屯田”的作法，认为这是解决军队生活必需品的好办法。现在，他也准备采用这个办法来解决边区眼前的困难，而在规模上比曹操当时的屯田要大得多，不仅进行农业生产，还准备从事农、林、牧、副、渔以及手工业、商业、运输业的综合开发。为此，他找好一大片荒地，准备把军队开去大干一番，这就是南泥湾。
南泥湾在延安东南约九十里，是延安县金盆区的一个乡，纵横数百里，渺无人烟；但土地肥沃，有三条河川流经此地，是适宜于垦荒的好地方。相传过去这里曾是人口稠密的富庶地区，因为战争的缘故，人民非死即逃，变成了荆棘遍野、杂草丛生的荒地。以前有过一些单位曾想来这里开垦，但都因人力不足，没有能站住脚。当第一二○师三五九旅奉调回陕甘宁边区后，朱德决心以这支主力部队为骨干，带动边区的其他部队、机关、学校一起前去开垦。边区的北面联接着晋西北根据地，受顽固派军队的威胁较小，而南面所受威胁较大。把这支主力部队部署在南泥湾，一方面用来防备顽固派军队可能发动的进攻；另一方面，又可以进行开荒种地。
朱德把开垦南泥湾当作克服经济困难的一项重点工程来抓。
当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前来向他报到汇报工作的时候，他就把军垦屯田的想法告诉王震，王震很赞同：但他提出，这么多部队到哪儿去找开垦的土地呢？朱德笑笑说，土地倒是有，而且是块“大肥肉”，好多人想去啃，都啃不动；你王胡子敢不敢去啃？王震生一副连腮胡，同他相熟的人都叫他王胡子，朱德也这么叫他，他一听说有土地，高兴地向朱德保证一定能啃得动。
康克清后来回忆这一段情况时说：“南泥湾政策是朱总先提出，毛主席、党中央同意了的。朱总原来就有军垦屯田的思想，但下面也要有人坚决执行才行；否则也不能槁得那么快、那么好。王胡子很坚决，开创了一个好传统。
⑩
开发南泥湾自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首先需要统一认识。不少战士从日夜战斗的前线回到边区，一心想的是打退顽固派的进攻，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可是，到了边区却要他们拿起锄头去开荒，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
他们还认为当兵吃粮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哪有当了兵还要种地的道理？一些干部对指挥作战有一套，但组织开荒却没有经验，开始时也感到很不适应，朱德嘱咐部队领导干部：要想把生产自给运动开展起来，必须充分作好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要鼓起大家的信心，要用我们劳动的双手。建立起革命的家务。(11)他深入到战士中去，了解大家的思想，解答大家的疑问，说明为什么要进行军垦屯田的道理。他经常引用毛泽东提出的一个问题：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我们是饿死、解散还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呢？他谆谆告诉大家，饿死。解散不是出路，只有自己动手，克眼困难，才是我们的办法。
除了思想上的障碍需要扫除以外，实际工作中的困难也很大。为了搞好开垦南泥湾的准备，一九四一年开春后，朱德带了几个身边工作人员和军委行政处处长邓洁“还有一位农业技术员，到南泥湾去实地踏勘。
从延安到三十里铺这一段路骑马还比较好走，可是从三十里铺折向东南到南泥湾的六十多里崎岖山路就很不好走了。到南泥湾以后，根本没有路，有的地方只能靠砍刀、斧子砍出一条路来。朱德感到，开发南泥湾，交通是个大问题，必须从三十里铺到南泥湾修筑一条平坦的大道，以便运输。他把这项任务交给炮兵团三营九连去完成。九连指战员在边区政府建设厅的指导下，克服没有经验、缺乏工具等困难，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当时的南泥湾，不但没有路，也没有住处，连老百姓也很难找到。朱德一行在踏勘时，白天披荆斩棘，爬山涉水，观察地形、研究措施：晚上简单地搭个窝棚，歇宿荒郊。在踏勘时，朱德访问了当地能找到的唯一的一位者乡，是姓唐的老汉。朱德同他攀谈起来。这位唐老汉原籍也是四川，是他父亲从四川逃难来此地时把他带来的，住在这里已经几十年了，目前只剩下孤身一人。他对南泥湾的情况很熟悉、详细地向朱德作了介绍。后来，唐老汉在开发南泥湾过程中成了开垦部队的编外“顾问”。
经过几天踏勘，朱德对南泥湾的实际情形做到了胸中有数。传说这里的水有毒，不能喝；他们来时自己带了水。临走时，他又取走当地的水样和上样。由于延安化验条件差，就把水样、土样送到重庆周恩来处，请他找人化验。(12)最后，弄清当地有些水由于长年经过腐花烂叶的浸泡，喝了有害健康，采取适当措施就可以解决。这就为不久后开垦大军的前来创造了条件。
不久，三五九旅六一七团首先开进南泥湾东面的临镇。开进前，朱德又同王震等去南泥湾周围察看。以后，三五九旅的七一八团和七一九团也先后开进南泥湾一带。一九四二年，三五九旅旅部进入垦区，驻在金盆湾。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各直属单位也陆续来南泥湾参加开垦，军委炮兵团到了离南泥湾不远的陶宝峪，掀起了开荒生产的热潮。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各单位的生产和供应工作，军委在南泥湾设了一个办事处，负责这项工作。
二月二十五日，朱德在边区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作了关于生产运动的报告。他说，“我们党的负责同志，要把生产运动看严重一点，看远一点。因为是一个战争的环境，现在边区周围有二十儿万军队、五道封锁线，企图把边区蚕食取消，它的力量很大，可能打进来，所以我们要把经济建设看远一点，要把力量准备一下，应付他们的来打我们。”他提出了这一年边区粮食生产的任务：“今年边区计划生产四十万石粮，这个任务是要我们实际来做的，就是我们施肥、灌水、挖井，来增加收获。”他还提出种麻、种棉花、织毛、挖药材、养鸡、养鸭、养蜂、养羊、养牛等。要求并规定了边区工业、盐业、运输业、商业、税收工作等方面的任务。(13)他领导军委机关工作人员在王家坪附近开了个菜园，还亲自抓机关食堂，改善伙食。经过大家共同努力，终于渡过了边区这段最困难的日子。
打仗需要武器、弹药。抗战初期，国民党军事当局曾供应八路军、新四军一部分武器、弹药和军饷。可是皖南事变前就已断绝这种供应。在朱德等人筹划下，延安的兵工工业有了很大发展。到一九四一年三月，每月可造步枪子弹六万发，如果弹壳供应有保障，每月可以生产二十万发以至更多（所以战士打枪后要收回弹壳上交）；每月可造手榴弹二万枚；小迫击炮五门，炮弹一千发；制造无烟火药的工厂也即将开工；造火药时需要硫酸，又建设了一个硫酸厂，每月约可生产硫酸四百磅。(14)当时，前线的八路军、新四军把缴获敌军的武器、弹药作为主要的军需来源，后方的产品作为补充。
一九四一年五月份，天气开始热起来了。朱德又一次来到南泥湾，在王震陪同下视察了刚来南泥湾不久的七一八团的生产情况。他看到正在成长的谷子，听了团部的汇报，又到战士中找人谈话，征求大家对建设南泥湾的意见，向大家讲解屯田政策的重大意义。他说：“边区地广人稀，只有一百五十万人口，我们这么多机关部队，都要靠人民负担，怎么行呢？我们一定要把生产运动搞起来。”“敌人来了，就去打仗，敌人不来，就生产。毛主席说：敌人要封锁我们，我们对敌人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用我们的双手，做到生产自给。丰衣足食。”(15)六月二十日，朱德写了一封长信给三五九旅的七一八、七一七两个团领导人，对南泥湾生产作了具体指示：“七一八团陈、熊(16)两同志转七一七[团]陈、晏(17)及生产委员会：你们两团的生产有成绩，有了基础，望你们每天都向前推进，建立起模范的生产运动。你们要知道此一工作的重要性，它不但解决了日前自给自足的生活，并且也为边区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将来即是国家一部分优良的产业。
目前你们的农业生产将告结束（指开荒），你们应当乘此机会，建立起下边这些事业来。
一、畜牧业——养鸡、养鸭、养猪、养大、养鹅、养兔、养牛、养驴等，这些东西可由少到多，由无到有，不可忽视。
二、运输业——将牲口集中起来，组织大规模的运输队，到定边驮盐下来，或驮土货到上边去买，要多做大车，利用临镇至延安的大车路贩运货物，能做到每天有到延安的大车就好了。大路两边应多修骡马大店，堆粮、堆草，运草、运菜来延安。
三、手工业——建设手工厂，木厂、铁厂、农具厂、编物厂、食品厂、酱莱厂等。多做多开，不可大开，唯大车厂要大大的开，今年要做大车五百辆至一千辆，卖给边区军政民，以广运输。如铁不够，可到山西招贤镇大大的定购，因为你们有很好的大车工人，大车要做得很好，将来全边区都要用你们的大车。如你们能做，延安可来定购，先定合同，先交一部分款子。
匹、商业——商业要做，但不可大做，能和你们的农业、工业、运输业配合起来就行了。不可投机取巧，把资本放到不可靠的方面去。最好运土货到延安换取必需品，以物易物最为适宜，土货以药材为主，可发动军队和老百姓去开采，盐店是主要的，但不可看利大重。饭店、酒店、豆腐店可附带的去开。运输生意可大做，没有运输即没有生产可做。做生意你们七、八两团(18)要配合一致，不可互相冲突，与军委系统也要配合起来。对边区、整个商业要有政策，不可看小利而失大利，眼光要大，组织要严密、统一。
以上四项，是目前衣闲时要抓紧的工作。目前边区军事一时尚不吃紧（但无[毋]松劲），望你们在生产运动中建立起永久的基础，这是抗战建国的伟大事业。
你们每月应有生产总结，除向旅部作报告外，并应向我们作书面或日头的系统报告。我们最近设有财政经济部，有系统的来指导你们，要与它密切联系，对你们是很有帮助的。
纪律问题要严格遵守，办事人不准贪污腐化，不准在法律外去求赚钱。
你们建立的家务，虽然是你们经营的，同时也是国家经营的。我们是共产党，要时时刻刻想着为国家建立一个很大很好的家务，这样才能‘共产’啊！不要忘了整个人民的利益。只求自给自足，结果就会走到自私自利的道路上去，那是走不通的。望你们以共产主义精神来发展生产事业，这才是正确的，才有前途，望你们正确地执行。
此信应在生产小组中讨论。
此致
布礼井祝你们胜利！
朱德
六月二十日于延安”(19)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朱德当时对生产的领导是多么具体、细致。
除三五九旅各团外，朱德也经常到从事屯垦的其他部队视察。例如：对在陶宝峪从事开垦的军委炮兵团，他至少去过两次，给他们讲解屯垦的意义和必要性，帮助他们解决缺乏生产工具等具体困难。(20)对参加南泥湾屯垦的陕北留守兵团骑兵旅教导队，他也同贺龙一起去视察过。看到他们种的糜子长得好，就称赞他们“不仅是一所培养干部的马背学校，也是开荒种地的好手。”(21)在大生产运动中，朱德自己处处以身作则。他纺的毛线质量很好，还和身边几个特务员一起组成生产小组，在王家坪开垦了三亩菜地。几位特务员年纪很轻，没有种过菜，朱德种菜却是个能手。他就手把手地教他们。为了积肥，他还带头拾粪。(22)朱德有着丰富的农业知识，他种的菜质量好，产量高，品种又多，在当地是很有名的。朱德的菜园经常有人前来参观。朱德同他们交流种菜经验，向大家推荐蔬菜的新品种，还常请人品尝，朱德的部下去看他时，他常留他们吃饭，用自己种的蔬菜招待大家。他们种的菜吃不完，经常用来送人。
朱德带头种菜，在干部、群众中影响很大。大家认为他领导全军进行作战、生产与训练，工作十分繁忙，每天还要批阅文件、考虑问题、参加会议、接待来访者等等，很少有空闲的时间，兼之他年近花甲“因此，部队中、机关中、老百姓中，集体地、个人的纷纷来信恳求替他代耕，以便他能为人民为革命保重身体，在生产的时间内稍为休息一下，但总司令总是婉言的谢绝，他说他的生产任务自己可以完成，生产虽然要花费劳动力，也是一件最快乐的事，这对整个革命，对他自己的身体都有好处。按照他的计划，生产任务的完成是完全有保证的。”“总司令在生产中的这种模范作用，感动了所有看见他生产的人，成了推动生产运动，建立革命家务的一个巨大的力量，这个力量鼓舞着大家去创造奇迹。”有些不积极生产，游手好闲的后进战士，也彼朱德的精神所感动而有了转变。(23)516南泥湾屯垦的第一年气候条件比较好，当年秋天就获得较好的收成，解决了边区部队相当一部分的日粮问题。朱德指出：一年多的生产运动取得很大的成绩，解决了经济上许多困难问题。十一月要大大的忙一个月，把粮食收起来。事前要准备好，直送到部队中去。他说：屯田的办法很有用，以后还要用这个办法，在边区的所有部队都要参加屯田。他举七一七、七一八两个团的例子说：七一八团在将下种时才去开荒，但是现在收割的粮食至少够半年吃。七一七团去得比较早一点，他们一年的收获就可以把家务建立起来，所以，无论怎么忙，都要抽一部分人来做这件工作。(24)当经济情况初步好转后，有些人开始不冷静了，产生要建设重工业。大盐业、大军工等脱离边区实际的思想。十一月一日，朱德在边区工业局召开的厂长联席会议上指出：根据边区目前的环境和条件，想把手工业式的生产方式一下改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不对的。边区工业建设的方向应该是根据边区的需要、边区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来决定，我们的任务是为解决边区物质困难和前方的需要多生产物品，而不是为了赚钱互相竞争。
这一年冬天，驻守内蒙的国民党新编第二十六师何文鼎部南下换防，有进犯边区三边地区的企图。朱德命令组成野战兵团，开赴三边，严阵以待。
三五九旅中最早参加屯垦的七一七团也奉命参加。由于边区有了准备，何文鼎不敢冒然进犯。边境空气又缓和下来了。过年后，各部队重归原有防区，七一七团在返回南泥湾途经延安时，延安军民开了一个欢迎晚会。当时，太平洋战争刚爆发不久，朱德在晚会上讲话时指出：现在全世界都在打大仗，目前第一个任务是打倒法西斯。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一支坚强的队伍，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决不落在人家后面。战争是长期的、艰苦的，没有充分的物资就不能取得胜利。你们去年在临镇生产，搞得不错，今后还要开荒种地，养猪、养牛、养羊，做到丰衣足食。(25)一九四二年陕甘宁边区的情况比一九四一年已好得多了。这年年初，毛泽东、朱德致电彭德怀说：“此问财经问题，今年可解决，并在去年打下了基矗”“边区经济今年更有计划的组织了人民的、部队的及机关学校的劳动，大发动了生产运动可能向上发展，在不受灾的条件下勿须外援。”(26)这是边区军民一年多来辛勤劳动取得的丰硕果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