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说：过去我们在军队里实行军事供给制，是靠政治吃饭。有饭大家吃，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在延安时，工厂一般是派原来的军事人员去当管理员，他们的成份大多是农民，种庄稼是内行，比如开辟南泥湾，说种就种起来了，但管理工厂是外行。他们起过组织的作用，这个功劳在历史上是不能磨灭的。但他们不懂机器，有的就搞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甚至搞出了乱子。
我们的机器，比手工业生产多得多，不发展，一切行不通。
他说：“世界上都是变化的，一天比一天新，都是推陈出新的。”现在要发展生产，不变不行了。军工厂要企业化，管理要严格。军事工业要帮助民用工业的发展，特别是要把同农民的关系搞好。管理工厂要靠老干部，还要靠有管理经验和生产经验的工程师、熟练工人，把他们组织起来，提拔起来，就管理好了。不能把他们看作外来人，不相信他们。有些专门家、工程师，并不比我们这些老干部差，甚至比我们强，将来非他们负责管理不可。
造成这批干部不是一年两年的事。造成的这些人，可以把现有的工厂办好，还可以发展新的企业。工业局或工业部，要把军事工业和地方轻工业都领导起来。当然，资本家还存在，但大的工厂、矿山、铁路归国家。“过去不合理的事情已经成了过去，现在交给那些新起的同志去办，把家务办起来。”
⑩
这次会议结束后，朱德立即致函晋绥军区领导人贺龙、李井泉：“此次兵工会议有成绩。太行、晋察冀向企业化道路前进，兵工与公营轻重工厂合组，统一领导，互相补助，将一切家务整理好，成为核算制度。”你区也以“逐次变为企业化为好。炸药、炮弹、手榴弹成为决定战胜的重要因素。你处因经济及原料不足，不能大量生产，仍希望将炸药一项多出一部。运输线组织对你区供给弹药是十分需要的。望秋夏季在交通线上设粮草站，以便由各地转运弹药及其他物资帮助你们。”(11)他还致函冀中军区：“我们这里军工会议、交通会议均开得好。”你区必须制造大量炸药、炮弹、手榴弹，“如财政不足，可省衣节食，如原料不足，可发动广大群众熬硝，公家统制、收买，无论多少，产出必照预定价全数收买。”“你区对冀东交通十分重要，不仅军火、炸药、炮弹急需从冀东运来外，今后医药器材、电信器材及兵工器材，不能购买的都希望从东北运来，望你们设法有计划的打通平津交通。”(12)由于朱德对军火保证这个重要问题想得早，抓得紧，抓得具体，使晋察冀和其他解放区的军工生产在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大批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保障了各个战场的需要。如攻打石家庄、临汾、济南、太原这些设防坚固的城市，使用了大量炸药和炮弹，都是华北解放区的兵工厂供应的。战略决战时的淮海战役，由华北和东北军工送往前线的弹药达一千六百四十万吨，远远超过了国民党方面的军火供应。
兵工厂根据攻坚战的需要还研制出大口径掷弹筒（也叫炸药抛射器）和粗膛迫击炮发射炸药包，在战场上大显威力。凌空爆炸，甚至使方圆儿十米内的敌军聋瞎丧生。战士们高兴地把这种武器赞喻为“土飞机”（象轰炸机从空中投炸弹），国民党军队有的惊呼“共军有了原子弹”。因为有了这种威慑性火力，毛泽东就可以在《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中警告国民党军队：“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叫这些做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13)的确，在战略决战阶段，解放军的炮弹和炸药所形成的火力，已大大胜过了国民党军队，这就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这和朱德的深谋远虑和切实工作是分不开的。
三月二日到五日，中共中央工委举行会议。陈毅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的精神。这次中央工委会议对形势、军事、土改、纠正“左”的错误等问题展开讨论。朱德在会上谈到产生“左”的错误的原因。他说。产生“左”的错误的根源之一是阶级分析的错误。中国社会有若干过渡阶层，对这些阶层分析不清就会发生偏差。
同月，他在一次财经工作的会议上批评了对待城市工商业政策上的一些“左”的错误。他说“我们的政策是打倒四大家族，对中小工商业者实行争取的方针。“工商业要保护是我们一贯的政策，但保护总不够，一保护就怕人说是‘右倾’，是‘保护资本家、地主、富农’。就是这一怕吃了亏，使社会财富破坏不少，造成无政府状态。”他强调：进城应该有秩序，一切都不破坏。旧的经济机关如工厂、商店、作坊都应该保存，不能把城市变成农村。一切以不动为好，让他们照常工作，从旧的基础出发改造它。他批评道：“听说（山东）德州一解放，城市无人管理，工人、贫农靠斗争吃饭，一个斗争接一个斗争，直把城内斗了个光，最后生活仍无着落。”他称这种做法是“自取灭亡”，并说“石家庄因为开头讲了很多，所以比较好。”他还说：“有人要问假若农民要求怎么办？我说应该是解释，耐心的说服。因为我们的政策不是群众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就没有领导。”“保护与发展的重点应该是工业，因为工业生产的财富比农业生产的多得多，发展工业对国家利益最大。”(14)一九四八年四月中旬，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来到河北早平县。同月下旬，中共中央机关与中央工委合并，中央工委随之撤销。
这以后，朱德作为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主要领导成员之一，协同毛泽东、周恩来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四月三十日至五月七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城南庄举行会议，研究如何发展战略进攻，加强华北、中原解放区的领导及夺取全国胜利的各项准备工作。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的号召。
朱德出席了这次会议，听取了华东野战军负责人陈毅、粟裕的汇报，赞同粟裕提出的华野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下，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的建议。会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将晋察冀、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组成华北局、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华北军区，还决定加强中原局，成立中原军区。
五月十日，朱德在陈毅、粟裕陪同下，代表中共中央赴濮阳地区（今河南濮阳市）对华东野战军进行慰问并指导工作。
在奔赴濮阳的途中，朱德的心还挂系着晋南战常那里，徐向前正率领晋冀鲁豫部队一部围攻临汾。战役从三月开始，已经五十多天了。当时，整个晋南只有临汾一座孤城仍为国民党军队所盘踞，守军二万五千人，装备精良，城防坚固，被阎锡山称之为“打不破的铜墙铁壁”。担任攻城的部队是新组建的，装备比较差，缺少攻坚经验，屡攻不下。朱德认为，为了解决内线敌占城市，需要培养出、锻炼出专门的攻坚部队，同时，培养攻坚兵团又是争取战略反攻胜利，解放全中国的关键一环，要知难而进，拿下临汾，为全国提供对大城市发动攻坚战的经验，因而对攻打临汾给予坚决支持。他和刘少奇曾在四月十二日致电徐向前、薄一波，说：攻打临汾可采用攻打石家庄的经验，首先是“炮炸协同，击开突破”，也就是以大量重迫击炮、榴弹炮和野炮，集中打一点，并利用挖好的坑道，用一千公斤到五千公斤黄色炸药进行爆破，必能炸开突破口。大量炸药爆炸后，国民党守兵在十数分钟内，都聋哑难以行动。趁这时以步兵冲进，再使用大量手榴弹及少量炸药，就可占稳突破口，再向两面发展。请必须充分准备炸药五万到十万斤，炮弹须有五万到十万发。(15)在这次出发去濮阳的路上，朱德从和陈毅、粟裕的谈话中了解到，有些领导干部中有一种“暂时放弃临汾，回师东向，集中力量保卫石家庄”的议论，而指挥临汾战役的徐向前“尚有决心打开”，立刻于当晚在石家庄宿营时，写信给华北军区政治委员薄一波、副司令员滕代远，说：“我很顾虑你们怕伤亡，又打不开，不如不打。这样决心，那就前功尽弃，敌人守城更有信心，我们攻坚的信心又会失掉，部队也学不会攻坚。如此损失更大，又毫无代价。请你们考虑，如向前有决心，应支持他一切，如炮弹炸药手榴弹之类，源源供给向前，撑他的腰。我在军委动身时已告剑英，打临汾决不可自动放弃，更不可由后方下命令叫他放弃”，“我意临汾在敌人无增援的条件下，一定可能打开；又在敌人增援不多而我又能打援队，而援队被消灭或打退之后，也一定可打下临汾城。不过是时间早迟而已，决不是城中守兵能长期维持打不下去的。”
他又说：赴濮阳途中，在元氏县车站休息时，同陈毅、粟裕一起去看了地方部队用炸药炸开该县城墙的遗迹，了解使用炸药炸开缺口的办法，即用棺材装二千五百斤炸药炸一个缺口，几个缺口同时爆炸，威力很大，请你们再参考攻元氏战例，鼓励攻临汾战土，以大力支持他们，一定能打下。(16)战事正如朱德所预料的，由国民党军队占据的临汾经过七十二天的战斗，终于在五月十七日解放了。后来，指挥这次战役的徐向前回忆说：“朱总司令的果决、信任和支持，给我们很大鼓舞。部队顽强战斗，终于攻克这座堡垒城市，锻炼成为攻坚的铁拳头。”(17)赴濮阳途中第二天，沿京汉路东侧南下，道路更不好走了，汽车在坑坑洼洼的泥泞的道路上颠簸前进，不时遇到炸弹坑、封锁沟、界限沟等等，时走时停，有时只好绕着走。过邢台后的一段路上，大卡车曾陷进一个泥坑，开不出来，朱德和陈毅都跳下吉普车，不顾头上还有敌机在盘旋，跟战士一起往外推车。
过了邯郸，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只能乘夜赶路，竟遇到一次险情：陈毅乘坐的吉普车走在前头，发现前面路上有国民党军队二百人左右，正沿公路朝东南方向步行，有人提议是不是把车停一下。这时行驶在后面的大卡车上的人也报告：“后面发现敌人几辆汽车，朝我们方向开来，我们要不要向旁边躲一躲？”朱德考虑片刻，果断地回答：“前后的敌人都不用管它，车子继续前进！准备战斗，没有命令不许开枪！”当汽车冲近前面的国民党军队时，那队人一齐躲往路边。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这一闪而过的车队里正坐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跟在后面的国民党的汽车，也一直相隔一定距离。
后来遇到岔路，他们便朝冀鲁交界的馆陶方向开走了。
朱德的车队一直向南，抵达黄河北岸的濮阳。华东野战军的指挥部，就在离城不远一个叫孙王庄的村子里。
华东野战军是在新四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朱德对这支部队是十分熟悉的，但已有根久没有见面了，五月十三日晚，他在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直属队欢迎会上讲话，兴奋地说：新四军是党和人民的军队。十多年来，在战争的锻炼中，更加巩固和扩大了，取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我今天见了你们非常高兴。
从这天起到十八日，他还先后在一兵团欢迎会上，团以上干部会上，连、排、班士兵代表会议上，分别作了长篇讲话，先后听取第一纵队司令员叶飞、第六纵队司令员王必成、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的汇报，还到战土中问寒问暖，当场解答战士代表提出的各种问趣。朱德在讲话中，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华东野战军表示亲切慰问，并着重他讲了形势和军队建设问题。
他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精神，反复强调执行政策、遵守纪律的重要性。
他斩钉截铁地提出：“许多问题可以妥协，政策纪律上的问题一点不能妥协。”
他说：
“我们的任务是消灭蒋介石，消灭封建势力，消灭官僚资本，使中国人民得到彻底的解放。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中央经过反复的讨论，已规定了各种政策。”“正确的政策规定出来以后，还需要我们全体党员、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好好的去执行。同志们拿枪歼灭了很多的敌人，得到了很大胜利，还要在政策上打胜仗，要用政策去消灭敌人，才能使敌人很快瓦解和投降。”
“要保证政策的执行，便要有良好的纪律。同志们要坚决遵守人民军队纪律。
纪律是我们的命脉。纪律遵守得好，我们就可以少杯一些仗，胜利也可更快的到来。”(18)在谈到军队建设时，他说：“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是一个东西的两面，只能都好，不能哪一个单独好。”“我们与国民党军队所以不同，主要就是我们有政治工作。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不是军阀的队伍。”
“有坚强的政治工作，部队才能巩固，士气才很高，才能打胜仗。”“要有坚强的整体观念，要有全国观念，过去的那些山头主义，游击习气、本位主义、军阀主义倾向等，今天都要去掉。”“希望大家认识今天强调统一的重要，去掉大大小小的山头。只有把各种力量集中起来，才能胜利”。(19)在谈到作战问题时，朱德特别强调学习战术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是完全有根据的。但到了战场上，对具体的敌人作战时，就一点也不能轻视敌人，否则就会犯错误。“不要以为敌人快要死亡，在战术上就一点变化也没有。他吃了许多亏，迫得他也要有些改变。”大家都要学习战术，既要系统地总结自己的战术，也要研究敌人的战术，蒋介石某些战术有变化，我们某些战术也要相应地改变，大家要想办法彻底消灭国民党的几个主力部队。
怎样对付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国民党主力部队？朱德用生动形象的譬喻，提出了一个重要主张，要用“钓大鱼”的办法。他说：“我替你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用钓大鱼的办法。钓了一个大鱼你不要性急，不要一下就扯上来，因为你性急往上扯，大鱼初上钩，尚未疲困它。
拚命扯往往会把钓索弄断。可以慢慢同它摆，在水里摆来摆去，搅上几个钟头，把它弄疲劳了再扯上来。就把这个大鱼钓到手了。对第五军就要用这个办法，要用‘引’的办法，它来攻，我就退，有条件就阻击一下，没有条件就不阻击，把它拖得很疲劳，弹药也消耗得差不多时，再用大部队去奔袭歼灭它。”
朱德还指出：对不同的敌人要有不同的打法。打小敌、弱敌，可以用此较简单而直接的办法，可以来一个猛冲；打大敌、强敌，必须定出系统的斗争方针，必须懂得摆布它，懂的用迂回曲折的战术。打仗要看清对象。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看什么天候打什么仗，在什么地形条件下打什么仗，等等，都是重要的战术原则。(20)朱德这些内容深刻、语言生动的讲话，给了华东野战军指战员们很大的教育。当时担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的粟裕后来回忆说：“五月十四日，朱德同志向团以上干部讲话，分析了战争形势，对部队的任务和建设作了重要指示，并动员大家努力学习战术，用‘钓大鱼’的办法，寻机歼灭敌整编第五军等部。随后又向营以下干部和战士代表讲了话。朱总司令在华野广大指战员心中有崇高的威望，他老人家亲临视察和给予指示，对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思想，鼓舞斗志，增强战斗力，起了极大的作用。”(21)在朱德视察华野期间和离开华野以后，华野总部将他的讲话汇印成册，发给广大指战员学习，华野总部和所属各兵团高级将领根据朱德的讲话，结合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与军事素质，为行将到来的战略决战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的重要准备。
朱德离开不久，华东野战军在粟裕率领下，审时度势创造战机，从六月中旬至七月初，在中原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发起豫东战役（包括开封战役和睢妃战役），一度攻克河南省会开封，再寻歼援军，共歼灭国民党军队九万三千余人，创造了在一次战役中歼敌数量的新纪录。这次战役的胜利，改变了中原和华东战场的战略态势，也是全国军事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开始。
一九四八年秋天，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中国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仅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数量上这时也比国民党军队占有优势了。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夺取全国胜利已经近在眼前。
在这个关键时候，朱德经常到解放军总部作战局听取汇报，发表重要意见。例如：八月二十三日，他在战况汇报会上对战略决战的地点、时间、条件和有关政策提出看法说：“中原战场是决战的战场，自古以来谁在中原取得胜利，最后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就能解决”。“现在敌人在中原组织许多大兵团，企图同我们决战，我们则不同他们决战。因为时机还未到，过早决战对我们不利。所以目前还只是同他们在中原进行一些机动作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发展生产，准备物质条件（主要是炮弹、炸药），到条件成熟时再同他们在中原决战。”“二十年来我们在军事上所苦恼的，即对敌人坚固设防的城市无法攻破，但近半年来学习的结果，已经能够攻破敌人较大的坚固设防的城市了。”“只要我们在军工生产上努力，今后不会有什么攻不破的城市。”“对东北的敌人，我们不能让他们进关，蒋介石说要守住长春、沈阳，这很好，因为他们把这样多的军队放到这样远的地方，每天靠飞机运输接济，这就增加他们许多麻烦和消耗。如果让他们进关，不论增至华北或华中，都会增加我们不少的麻烦。”“我们的胜利，在今天来说，是更有把握了。但如果我们的许多政策——土地改革、工商业、镇压反革命、生产、争取俘虏等，有一条执行的不正确，都可以使我们失败。在军事上争取俘虏的成功（现在我们的军队有百分之六七十是解放战士），这是一个大胜利。”(22)九月中旬，朱德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这次会议提出在大约五年左右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目标，要求各战略区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作战方式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战争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资源可以大量地从国民党方面取得，同时必须努力发展解放区的工农业生产。朱德在会上发言，指出：年来我们的部队大有进步，战斗力大大提高了，但不能满足于现状。要经常整训，要不断提高部队的技术装备，加强人员和物资的补充，搞好军工生产，统一兵站运输，统一医疗卫生工作，使部队能连续作战。他还富有远见性地提出：“将来攻城打援的大会战最可能在徐州进行。”(23)九月下旬，华东野战军取得济南战役的胜利，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
同时，辽沈战役第一阶段正在激烈地进行，东北野战军已接连攻克绥中、兴城、义县，威逼锦州，截断北宁线，堵住了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向华北撤退的退路。十月一日，朱德在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讲话，指出：“过去我们是怕东北的敌人进关，因为进关后，不管增加到哪里对我们都是不利的。现在敌人已不可能进关，我们可以在东北将他们消灭。”华北最后的问题是解决傅作义。徐州方面，我们的力量可以消灭敌人三个兵团中的任何一个兵团。他说：“今年是决定胜负的一年。中原是决战的战常”在中原地区决战，对我有利的条件是：第一，群众是我们的；第二，我们的力量比较大；第三，我们的运输线较前顺利；第四，我们有自己的兵工厂，能生产大量的弹药。他强调：“运输，对今天几十万人的作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今后要把运输很好地组织起来，还要组织好医院、担架队等。(24)十月十四日至十五日，东北野战军主力经过三十一个小时的激战攻克锦州，取得辽沈战役决定性的胜利。捷报传到西柏坡村。第二天，朱德在战况汇报会上讲话，指出：“打下锦州，我们更好地取得了攻坚战及攻取大城市的经验。目前主要作战在东北，形势对我们有利，可以打几个好仗，在今冬解决东北问题。东北解决了，我军可以入关，最后解决傅作义。”“他的长蛇阵如果被我们一击，就可以切成几节。”山东现在已经抽出很大力量，粟裕和许世友、谭震林可以会合打大仗。“徐州敌人三个兵团靠在一块比较难打，如果能搞掉它一两个兵团就容易解决问题。”“蒋介石近来也跟我们学，放弃城市，进行机动作战，也不要后方，也搞大队行进。但他没有群众，所以没有饭吃，而且这样做已经迟了。”今后要注意攻坚战术。人员补充问题是我们继续取胜的重要条件。另外要收集物质资材，加紧兵工生产，准备决战。(25)十一月初，历时五十二天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接着，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在中原大地发起淮海战役。在淮海战役胜利发展之际，挥师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二兵团又联合发动了平津战役。十一月二十六日，当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平津战役即将开始的时候，朱德在战况汇报会上兴奋地指出：我们正以全力与敌人进行决战。二十年来的革命战争，向来是敌人找我们决战。今天形势变了，是我们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
东北决战已把敌人消灭了。现在，正在徐州地区进行决战，平津决战也即将开始。他说：我军在徐州地区集中的兵力，数量上比敌人多一点，质量上比敌人高得多，武器上比敌人也不差。敌人现在徐州集中了三个兵团不易打。
我主力已南下打黄维兵团。黄维兵团共十一个师，兵力大，他估计我们不敢打他，实际上兵越多越容易乱。队伍一乱就很快可以把他解决。我以四五个纵队监视徐州敌人，决心连续作战，不怕伤亡，随时补充俘虏，这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只有我们无产阶级队伍才能如此。傅作义比较聪明，但他的家务只有这么大。他固守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其结果仍逃不出被歼的命运。朱德断言：“我们的胜利已经肯定了，但胜利中还有困难。要在新解放区把群众组织起来，恢复生产，以便支持大军继续前进，直到解放全中国。”(26)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起，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结束，历时一百四十二天，共歼敌一百五十四万人，使国民党的军事主力基本上被摧毁。这个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震撼了世界，预示着蒋介石二十多年来在中国的统治即将告终。
在三大战役进行期间，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朱德和彭德怀联名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惩处战争罪犯的命令》，宣布：凡国民党军官及其党部、政府各级官吏，令其部属实行屠杀人民、抢掠人民财物，施放毒气，破坏武器弹药，毁坏市政水电设备、工厂、建筑，毁坏文化古迹罪行者，均以战犯论罪，应依法惩处；凡采取有效办法而使人民生命财产、城市建筑及物资获得安全和免受破坏者，则应予以奖励。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反动派党政军人员的政策是：“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27)这个惩处战争罪犯的命令，对国民党统治集团起了巨大的震慑作用，不仅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也减少了战争带来的破坏。
战略决战胜利后，各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的决定，先后进行整编，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依次改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同时成立西北、华北、东北、华东、中原五大军区，原华北的三个野战兵团直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指挥。它意味着各个野战大军将跨出原来的地域，向全国进军。在这样的背景下，朱德于一九四八年底至一九四九年初主持召开全军军工军械会议、全国后勤工作会议。他在会上讲话说：蒋介石企图以长江为防线，但他是不能达到目的的。我们就要过长江了。大军出动就要求后勤工作做好准备。他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后勤工作，要依靠和发动群众，有计划、有系统地组织大规模的后勤体系；要逐步做到统一集中，消除过去客观条件所造成的地域观念；要建立统一的装配样式和各项规章制度；要有计划地进行军工、军需生产，用物资来保障战争的胜利，并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28)
三十八、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当历史进入一九四九年的时候，全国已处在革命胜利的前夜。随着辽沈、淮海、平洋三大战役相继胜利，一九四九年一月，朱德在一次会议上兴奋地说：“中国局势，在这一年内可以完全统一起来。”“这一点，过去几个月中我们已经估计到，现在则是任何人都可以估计到的了。”新中国即将成立，自然将经济工作和生产建设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朱德在这次讲话中强调：“全国政权力我们所有，已经是不成问题了。今后一切要有正规建设的观念，一切事情要用心办好。做事需要专门化，一切事情经过研究，彻底搞好。各种人将要转到建设上来。”①对经济工作和生产建设，朱德一向十分关注。这以前不久，他说过：“战争是暂时的，生产是永久的。打仗为了什么呢？为的是生产建设；土改为了什么呢？也是为生产建设。要彻底摧毁封建制度对生产力的束缚，以便把各种力量组织起来搞好生产。”②他在担负中央工委领导工作期间，亲自在冀中对工业、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银行工作等进行了近一个月的深入调查，对各个方面的工作都提出有创见的指导意见。他认为土改以后不论党务工作、政权工作、群众团体工作，都要注意发展生产建设，土改后“应克服不敢致富的思想，（生产）才能往上长，以后一直往上长，才是兴旺的新中国。”③石家庄解放后，朱德很快到市内几个大工厂视察，出席石家庄市工商界代表会议并在会上讲话，指出：“政策的中心是发展生产，每个人都要学会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后永远是我们的天下了，生产要天天往上升，否则和敌人就没有什么不同了。”④他在华北工商业会议讲话时谈到私有企业问题，说：私人工商业家不要起恐慌，不要担心被挤掉。“为什么不会挤掉呢？拿国家的贸易来说，不论开的店也好，做什么事也好，有限的很，怎么能供给广大人民交换呢？国家管不到，私人就可以做。拿工厂来说，国家搞大的都搞不过来，何况小工厂呢？怎么能搞得赢呢？所以私人资本的发展，是有很好的前途的，这个前途有利可图。” “我们是不怕私人资本发展，相反的，我们是怕这些工商业家不发展。他们不发展，国家的生产事业也会发展的更慢，并且使我们国家的税收也会减少，人民也就会多受苦。如果发展的快，那我们的国家生产事业可以很快的兴旺起来。”⑤对在新解放地区接管的原国民党政府所属的工厂和铁路运输业，他强调不要打乱原有机构，并要放手使用原有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一九四九年一月，他说：“我们对工程师、旧职员的政策：国民党的政权机构、军队、警察等等，是腐化了的，非彻底予以粉碎，彻底改造不可；但铁路和工厂的机构则不应打烂，打烂了是没有好处的，要大胆放手使用他们，这一政策必须执行，这对人民是有好处的。如东北有个工厂，其中有一万多人，厂长以下原薪原职，我们都用了，马上就可以开工，这很好。”⑥他还多次强调要艰苦奋斗，工人增加工资不能过高。他在视察冀中经济工作时再一次强调：“许多工厂管不好的原因，一是不会管，二是工资高，只知道发动工人改善生活，而不知道教育他们好好生产。工资过高，对生产发展是自杀政策。”⑦为了顺利实现新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确定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中共中央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西柏坡举行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工作报告，提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问题，以及为适应这个转变而采取的基本政策。朱德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于六日在会上发言，他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这是个大转变，从乡村转到城市”。
过去从城市到农村是个大转变，现在从农村转到城市又是个大转变。我们的工作要适应这个大转变。军队要由战斗队逐步转变成工作队，这也是个大转变。我们的部队是一个学校，这个学校要培养出会做事的人。将来管理生产，搞生产建设，也要靠他们。今后我们进了城市，取得全国政权，就有了自己的国家，就要搞好国防。要实行征兵制，建立自己的海军、空军、炮兵、步兵等，建立和训练国防部队，敌人来了就得打。他语重心长地说：中国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要把这样的国家建设好，有许多事情要做。我们的科学知识不够，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凡骄傲者都是幼稚的人。”⑧七届二中全会一结束，朱德立刻到石家庄面粉厂、玻璃厂、卷烟厂等几个大工厂宣讲二中全会精神，号召各厂党员干部坚决执行二中全会所确定的方针政策，依靠工人阶级，努力恢复生产，管理好城市。
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启程向北平迁移。行前，后勤供给部门考虑到当时北平天气还相当冷，给一些同志补发了棉军鞋，也给朱德补发了一双，“可是总司令拒绝了，他说：‘我的这双鞋虽然破了点，可补一补仍然可以穿嘛！把这双新鞋拿到前方去吧，前方的战士比我更需要。’朱总司令就是穿着康克清大姐缝补的那双棉鞋走进北京城的！”⑨二十五日，他们抵达北平。当天下午，朱德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出席了在西苑机场举行的阅兵式，受到北平各界代表和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到北平的第三天，朱德在一次内部的会议上说：进城是件大事情。
对管理国家，从负责同志到勤务员都要重新学习，在实际中学习。⑩从四月起，朱德一面协助毛泽东、周恩来部署二百万大军的渡江作战，一面对城市的生产建设进行具体指导。四月十一日，他在北平中山公园音乐堂对即将南下的第四野战军高级干部讲话，指出：“现在国内形势比任何时候都要好，”“敌人的主力兵团约五百万人，已被我先后消灭。现在敌人所余下的仅是残余的军事力量，总共二百万人左右，其中战斗部队不过一百四十万人，而且派系庞杂，各自为政，已无强大的抵抗力量，战斗意志极为低落。因此反动政府要找我们和谈，企图借和谈拖延时间，重整力量，部署江防，以图负隅顽抗。我们不要被敌人欺骗，我们要积极准备迅速南下渡江，解放全中国。”
他要求南下部队认真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严格遵守纪律，争取大多数，一步步战胜敌人；同时要担负起工作队的任务，学会做群众工作、政权工作及接收等工作。取得全国的最后胜利。(11)当国民党政府拒绝在中共代表团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共同达成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四月二十一日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12)随着这命令的下达，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在东起江苏省江阴，西至江西省湖口，长达五百公里的战线上，分三路强渡长江天堑，以摧枯拉朽之势粉碎了国民党当局苦心经营的防线。
四月二十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心南京。二十五日，毛泽东、朱德联名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布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及其他一切公益事业；（五）除估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所有国民党大小官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六）一切散兵游勇均须投诚报到；（七）有准备有步骤地废除农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八）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并声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愿与我全体人民共同遵守此布告，希望全体人民一律安居乐业，切勿轻信谣言，自相惊扰。(13)这个布告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传遍全国，昭示天下，给刚刚获得解放的人们带来安宁，带来希望和生机。一个新的人民的中国即将诞生。为了迎接她的诞生，各行各业在筹划兴治，一系列人民团体的会议先后召开。从四月到八月，朱德先后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华全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华全国第一次科学筹备会成立大会、中华全国铁路职工临时代表会议、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发起人会议、中苏友好协会发起人大会、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中华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在这些会议上，他或者代表中共中央致词，或者发表重要讲话。
他勉励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应该继承过去的青年运动的光荣传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作团结教育广大青年的核心，作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工作中的助手和后备军”，“要善于引导广大青年团结在青年团的周围，要领导大家好好地学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学习文化、科学、生产、军事知识。要在斗争、工作、劳动中学习，要使新的一代青年都真正成为能文能武，样样精通的新中国建设人才。”(14)他对科学工作者说：“今后我们要自力更生，使中国能在困难中建设起来。中国要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科学的发展是很重要的。”科学工作者要加强团结，并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共同完成建设新中国的大业。(15)他对社会科学工作者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拥护中国革命胜利的人，必须承认这个真理，注意这个真理，研究这个真理。”“中国杜会与历史还有许多荒地需要社会科学来开垦，需要从研究当中得出科学结论。”(16)他对文学艺术工作者说：文学艺术和革命斗争，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这是中国新文艺的光荣”。
“文学艺术工作者在将来的新时代中，要担负起比过去更重大的责任，这主要的就是用文学艺术的武器鼓舞全国的人民，首先是劳动人民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改正缺点，来努力建设我们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人民是要兴旺起来的，真正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文学艺术，也一定是要兴旺起来的。”(17)他对教育工作者说：“在经济上要把我们的国家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在文化上要从一个文盲遍地、文化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教育普及、文化发达的新中国。教育工作者在今后的建设工作中将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全体教育工作者必须拿出无限的忠诚和才能，来完成中国人民所给予的光荣任务。”(18)他对工会工作者说：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应当认清自己所处的地位。
在国营企业中，工人阶级应该面向生产，学习经营管理，努力提高政治和科学文化水平。在私人企业中，工会是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应该坚定不移地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不等于无限制地增加工资。如果这样，那就是经济主义的路线，是落后工人的情绪，而不是真正工人阶级的利益。革命的终极目的就是发展生产，特别是发展工业。只有发展生产，工人阶级的生活才有可能得到改善。他号召全国工人阶级节衣缩食，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组织起来，为恢复和发展生产而努力。(19)他对妇女代表说：在推翻反动的国民党政权之后，发展生产，不仅对中国社会前进有决定的意义，而且对提高妇女地位也有着决定的意义。要动员与组织妇女参加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只有妇女自己努力奋斗，培养起独立工作的能力，在经济上有了地位，才能彻底地冲破过去中国封建社会所加于妇女的束缚，并从对男人的依赖、等待别人的帮助以及贪图享受等等落后传统意识的影响下解放出来。(20)朱德对城市的生产建设和政策执行情况极为重视。五月中旬，他参加在北平香山召开的财政经济委员会会议，和刘少奇、陈云等一起讨论了上海、天津、唐山等地的生产、金融税收和对外贸易等问题，还讨论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财政经济组织机构的设置等问题。五月十七日，他接见华北职工代表会议的代表时指出：“工人阶级应当担负起建设新中国的巨大历史任务，必须很好地掌握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建立新的劳动态度，恢复与发展工业生产。”(21)五月二十日，朱德复电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三书记邓子恢，强调要组织劳资双方共同努力发展生产，电报中说：“党的工作重心已由乡村转到城市，但各地在执行城市政策和工商业政策上，曾经发生过并继续存在着若干偏向。偏向的表现有‘左’的，也有右的，有的地方甚至‘左’右两种偏向同时存在。”他分析了这两个偏向的种种具体表现后说：“我在铁道部运输会议上，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而提出‘四面八方’的政策，在劳资关系上，主张两方面都要顾到，既不要‘左’，也不要右。既要照顾到工人生活，也要使资本家有利可图。”“自然，我们所说的双方照顾是有重点有立场的，是依靠工人阶级，是从工人阶级和整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争取团结工商业资本家。”“只有广大工人群众与正当的私营工商业资本家都动员起来了，才能恢复与发展生产。”(22)六月初，朱德在聂荣臻陪同下，先后到秦皇岛市、唐山市和天津市视察，了解这些地方的城市接管工作和生产恢复情况。他深入到一些工厂、机关、学校，同工人、干部、职员、师生座谈，还在天津解放后首届工程师节纪念大会上讲话，勉励工程技术人员加强团结，把一切技术贡献给人民自己的国家，号召他们和工人密切合作，发挥工人的力量和才干，把建设事业办好。
六月下旬，他逐个听取了北平市关于电车公司、汽车公司、门头沟煤矿、清河制呢厂，以及玻璃厂、制药厂、造市厂等厂矿情况的汇报。
七月一日，朱德参加北平各界庆贺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的盛会。
他在会上兴奋地说：“二十八年来，我们的党经过了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终于到今天取得了中国革命基本的胜利。”“不久，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和它的中央政府就要宣告成立了。中国人民五千年历史的新的一页，不久就要正式开始了。”他指出，新的更伟大、更艰苦、更复杂的任务正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应当在伟大经济建设中，把我们的国家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只有我们的工业发展了，在经济上不依赖外国了，我们民族的独立才有基础，我们人民的生活幸福才有保障。因此，经济建设就成了全国胜利以后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23)当天下午，他来到北平西郊的石景山钢铁厂，出席这个厂庆祝全面开工的大会。他走进到处是荒草乱石的厂区，登上用木板临时搭成的台子。向热烈欢呼着的钢铁工人招手致意，高声祝贺他们以主人翁精神用很短的时间取得了开工生产的胜利，他说：“过去我们打仗，走南闯北，打起背包就出发，不能不打烂一些坛坛罐罐。现在我们要建设自己的国家了，搞建设就象建家务，就要搞起大量的坛坛罐罐。这就要迅速清除敌人造成的破坏，恢复和发展生产。你们多炼一吨铁，就是给我们国家增加一份家当，革命的家当是越多越好。”他还对驻厂的几位军代表语重心长地说：“过去我们都是打仗的，懂得放枪放炮，不懂得炼铁炼钢；现在要搞建设，不懂怎么成呢？国内外的敌人看着我们，他们算定我们搞不成。怎么办呢？就要学习，向老工人学习，向技术人员学习，拜他们为师，老老实实地学，恭恭敬敬地学，只要钻进去，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你们就能变成搞钢铁的行家。”(24)当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时候，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作正在北平顺利地进行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