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一步弄清包钢的筹建情况，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朱德先找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周荣鑫、宋裕和，听取他们的汇报。他在听后说：“包头是否要建成一个新城市？而且又搞得那么漂亮？值得考虑。”并且指出，盖办公楼之类的房子标准不要太高，比老百姓的房子稍好一些就可以了，可以为国家节省很多钱，省出钱来多发展工业。(12)六月五日，朱德带了有关方面负责人到包头实地考察。十日，到达包头，听取中共包头市委和市政府负责人汇报，说服他们重新考虑规划方案。他提出：城市规划是否要那么大？建筑标准是否要那么高？然后说：职工宿舍要和老百姓的住房相称才好，要“穿草鞋”。包头的人口将来不会发展得很快，不宜规划过大。要就地取材，适应当地习惯，不要大搞西式建筑，企图一劳永逸。要降低建筑标准。(13)他在到建筑现场察看后，十二日又对包钢负责人说：要在现有的基础上一步一步来。目前人民的生活还很困难，在生活上要向下看。(14)六月十四日，朱德同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和包头市委负责人谈话，指出：你们都是想把国家工业化快些搞上去，热心是好的。但是，贪新、贪大、贪多，一切都学习苏联的经验做不到。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的情况，不能什么都学外国的。目前我们国家还很穷，资金不多。在建设中，能省的就要省，尽量做到就地敢材。对包头旧城的一切要尽量利用，不能完全丢开旧的去建新的。我们只能根据主客观条件及需要和可能决定我们的工作方针。脑子太热，跑得太快，结果会事与愿违。原来的设计规划是凭空想出来的，是失败的。要重新考虑新的设计规划，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力求做到省和好。(15)六月十五日，朱德参加中共年蒙分局常委扩大会议。分局主要负责人发言说：“朱总司令这次来内蒙大家都很欢迎，帮助内蒙解决了很大问题，尤其是包头建设规划问题。分局和地委的干部思想基本上通了。”(16)朱德在会上就内蒙经济建设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经过朱德耐心地做工作，内蒙和有关部门的干部都想通了。他们根据朱德的意见，重新修改了规划方案，为国家节省了大笔资金。
对重工业建设中利用原有基地、提高产品质量、引进国外先进设备等问题，朱德很注意。一九五六年五月十四日，他对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说：过去我们对石景山、本溪、上海等地钢铁工业的老底子注意不够。在五年计划中，建设新的工厂固然重要，但改建老厂也很重要，因为这样做又快又剩建设工业，大的厂要搞，小的厂也要搞，而且小厂有时候也能解决很大的问题。(17)同月二十四日，他对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说：要特别注意保证产品的质量。东德的蔡斯工厂技术很高，产品都是经过严格检验的，所以它的产品在世界上有根高的信誉。我们也应该重视这个问题。(18)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对地质部副部长刘景范、何长工说：矿砂出口比粮食出口值钱得多，用这些东西换回我们所需要的机器，就能加快我们的建设。(19)一九五七年三月七日，朱德视察成都量具刃具厂后，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表扬了该厂在建设中少花钱多办事、勤俭办企业的做法，建议向全国转发该厂的经验。(20)这年五月二十一日，他同黄敬谈话时又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建了很多厂，但缺乏原料，现在不得不返回头来搞原料。我主张把钢、铁、煤等原料工业搞突出些。如果缺乏钢材，还可以进口一些。(21)我国在建国初期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由于自己缺乏从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基本上是沿用苏联的做法，强调中央集权。这在当时说来是必要的，可以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来建设国家急需的重点项目。但它也存在弊端，主要是中央统得过多、过死，限制了地方、企业和群众的积极性。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这些弊端就表现得愈来愈明显了。
朱德对这种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认识得比较早。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他说：“最近一个时期，在财政统一上所发生的统多了、统死了的错误，相当地削弱了一些地方政权的积极性，因为想办事没有钱，这是不利于发展生产的。”(22)他认为，要比较快地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只靠中央的积极性是不够的，必须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建立起能同时充分发挥地方、企业和群众的积极性，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财政管理体制。在这几个方面的关系中，当时他更多注意的还是如何在财政上、工业上实行分级管理、发挥地方积极性的问题。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六日，朱德指出，今后为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要进一步贯彻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财政分级管理的方针”。(23)一九五五年十月八日，朱德同黑龙江省领导人欧阳钦谈话时说：“要逐步建立中央、盛县、乡四级财政，各自都有独立性。这样才能便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24)十二月七日，朱德在同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谈话时，再次谈到这个问题说：“现在中央一切都包了，整个社会不能发展，不能发挥下面的积极性。”“现在的制度是死制度，不是活制度。”(25)在工业管理体制上，朱德也主张将部分工业的管理权下放给地方。一九五六年五月，他视察山西省的工业生产后，在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今后中央有关部门最好把一些小煤矿及金、银、铜，铁等有色金属小矿和小型炼铁炉让给地方去搞。地方工业利润问题，请中央考虑能规定一定的比例给地方，在中央全盘计划下，经中央批准，把利润主要用在发展地方工业上，以发挥地方的积极性。”(26)六月，朱德又到辽宁省视察工业生产情况。
回京后，他在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过去上边统得大死”，“我认为国营工商企业由中央各部和地方实行双重领导最为合理。”(27)在商业管理体制上，朱德主张放得更活一些。他向来认为国家在这方面不要管得过多过细，应该放开一些。他说：象蔬菜、水果这类东西，要放开，让合作社去办，可以养活很多人。经济是国家的命脉，要流通。经济流通了，国家才能发展。(28)小商品的生产和经营，也应该让合作社去搞，不能把什么都收归地方国营企业所有。否则，一方面国家要吃亏；另一方面对群众也不方便。“社会主义不一定什么都交给国家搞，合作社搞也是集体经济。”
(29)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五日，他还对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说：商业部门是管商业流通的，要多想生产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不能光想赢利，不能说赚钱越多越好。(30)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全面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这个讲话给了朱德很大的激励。他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在八月间写了《我对主席指示的十大关系的体会和想到的一些意见》（以下筒称《意见》），对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思想作了许多重要发挥，并且再一次强调了财政上、工业上实行分级管理的问题。在谈到四级财政体制问题时他认为：“起码也应该先把中央和省（市）这两级划分清楚。至于省（市）以下的那两级，可由省（市）量力而行，能划分下去的就划分下去，不能划分下去的就由省（市）暂时包起来。”(31)在谈到工业体制问题时，计对那种认为地方上管不了、管不好的错误观点说：“难道地方党不管就可以搞好吗？重要的问题在于把职权划分清楚。”(32)在谈到商业体制问题时说：“如果全归国家所有，一方面商业业务复杂，涉及面很广，上至通都大邑，下至穷乡僻壤，国营商业很不容易领导起来；另一方面在工资、福利、修建等问题上，也存在着很大困难 国家很难全部背起来；再一方面是失去了群众的监督与关心，更容易产生官僚主义。”(33)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在经济建设中优先发展重工业。这在当时是必要的，朱德对此是赞成的。同时，他也很强调发展轻工业。他在《意见》中说：“轻工业在我国是有基础的，不仅可以积累资金，改善我国人民的生活，就是产帮助兄弟国家上，在对外贸易上也是很重要的。”“因此，应该适当地增加轻工业的投资，来改建、扩建或新建一部分轻工业工厂。对手工业工场，也应该在今后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使它逐步地由半机械化走向机械化，这也是发展轻工业中不可忽视的力量。”(34)在工业建设中，朱德很重视利用我国原有的工业基矗广东的丝织业是有着历史传统和良好基础的。朱德在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写信给中共中央，主张广东应该多发展养蚕事业，适当提高蚕茧的收购价格，宣布不增加桑田的农业税，对在山坡上种桑的五年内免税，并适当贷款，发放蚕种，加强技术指导。(35)朱德还比较早地提出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相结合的问题。并且多次建议中央考虑把军工和民用工业的生产结合起来，说这是“社会主义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他在一九五六年八月的《意见》中指出：“在这个时代，科学技术发展是很快的，旧的东西不断为新的东西所代替、更换。因此，军人装备不宜大量生产，过多积压，而要充分运用这些工厂的设备能力，进行多种生产，使之服务于经济建设，并使投资有所效益。”(36)朱德鉴于国际局势的缓和，多次向中央提出要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意见。他在《意见》中说：“过去对沿海工业的疏忽，主要是怕打仗，怕打烂。
当时这样估计也是对的。”“但在国际局势已经趋向缓和的情况下，充分地利用我国沿海工业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我国的财富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地区，沿海工业占全国工业的百分之七十。如能充分地发挥现有潜力，结合以合理地扩建或者改建，就能大大增加生产力量。同时，沿海工业还可以作为‘母鸡’来支援内地工业建设。内地工业的建设，如果不在设备上、技术上很好地利用沿海工业，而企图完全靠国外来解决问题，就会是错误的作法。”(37)朱德对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中的重要贡献，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着重指出了两点：一个是提出要注意发展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一个是提出要注意发展手工业的观点。《决议》强调：这些观点，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
对发展农业多种经营的问题。朱德从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各地的自然条件差异很大等特点出发，一向主张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林、牧、副、渔等多种经营。他认为，只有发展多种经营，农民才能致富，国民经济才能发展得更快。
一九五五年十月八日，朱德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发言时，着重谈的就是农业多种经营的问题。他说：“由于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劳动生产率必然大大地提高，在人多地少的地方，就可能发生劳动力相对剩余的问题。对于这部分劳动力，必须预先计划和安排，使之能有合理的出路。除了用到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改良土壤、提高耕作等方面外，还应该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向多种经济方面发展，使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果木园艺，以及运输、打猎、编制、种茶、养蚕、养猪、养鸡、养鸭、养鹅、养蜂等副业密切结合起来 真正做到‘靠山吃山养山，靠水吃水治水’，使人尽其力，地尽其利，物尽其用。”(38)会议期间，朱德在同黑龙江省政协主席欧阳钦、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谈话时指出：东北人少地多，无霜期短，农田劳动有半年闲，可以把劳力转到副业、林业生产上来，不要闲着。林木是积累资金的重要来源，拿出来就是钱。“农业必须向多种经营发展。”(39)他在一九五六年八月所写的《意见》中说：“当前在农业方面，除集中力量增加粮食、棉麻等生产外，对于蚕丝、茶叶、药材、水果、咖啡、可可、植物油等多种多样的生产，以及其他各种副业生产，也应该高度注意，这些产品不仅是国内的工业原料和为人民生活所需要的，而且还是出口物资，对换取外汇支援工业建设，是有很大作用的。”(40)对注意发展手工业的问题，朱德在这个时期谈得更多，抓得也更具体。
手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建国初期，我国农村的生产资料百分之九十靠手工业，农民的生活资料百分之七十左右是手工业品，城市居民也需要手工业品，全国有五百多万个体手工业者和一千二百万兼营手工业的农民。发展手工业生产，对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关系重大。薄一波回忆说，朱德“一再要求我们要重视手工业的生产，并且多次提出书面意见。”(41)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会前和会议期间，朱德多次听取主持会议的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主任程子华等人的汇报并作指示。程子华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朱德同志“有时叫我去，有时他就来，往往事前不通知，他就来了，在他面前，并无拘柬，可以畅所欲言。”(42)十二月四日，朱德在会上讲话中，针对有些人轻视手工业，认为敲敲打打，没有发展前途的错误看法指出：“有的同志说：‘国家工业发展了，手工业就不需要了。’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手工业生产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我国工业建设初期，轻工业还远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手工业的重要性更为显著。”(43)在这次讲话中，朱德谈了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意义，还着重谈了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方法、形式、政策等问题。他说：“在组织方法上，主要是由他们自集股金，自备工具，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分工合作，按劳分配。”对手工业合作化的组织形式，在朱德讲话前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有的人主张用公私合营的形式；有的人主张只用生产合作社的形式，不用生产小组和供销生产合作社的形式。朱德认为这两种意见都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他说：“开始组织的时候，一般地应该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的生产小组逐渐提高到生产合作社。条件具备时，也可以一开始就组织生产合作社。但要防止盲目地强调集中生产，盲目地将小社并为大社，盲目地要求机械化，以及订立许多繁杂的制度等，以免影响合作社的发展。”在讲到政策问题时，他指出：“关于小手工业者板的人社问题，我看只要他放弃剥削，本人有技术，而又愿意参加劳动，服从领导，是可以让他人杜的。 至于未雇正式工人而只带学徒者，则应按政务院规定，仍应算作独立劳动者，不应划为老板。”(44)这次会议根据中央指示和朱德讲话的精神，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定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程子华回忆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朱德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肯定了我国手工业的地位和作用。”“他还明确了手工业走合作化道路的几种形式，以及改造的步骤和方法。这就为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指明了方向。”(45)会议结束后，全国手工业合作化的进程发展很快，但也出现了一些冒进的苗头。朱德一直注视着这个进程，经常找薄一波、程子华等了解情况，并告诫他们要防止冒进。薄一波回忆说：“朱德同志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直主张稳步前进。对如何解决加快改造带来的问题，也曾多次发表过意见。”(46)程子华回忆说：“当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比较顺利的时候，朱德同志曾经提醒我们，要防止盲目冒进，当时有些地方对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提出了过高的要求，有的不适当地强调集中生产，有的盲日地将小杜合并为大杜，有的盲目地追求机械化。他说，这样做，脱离了实际情况，违反了自愿原则，往往欲速不达，事与愿违，反而影响合作社的发展。
朱德同志这些话，是针对当时出现的苗头讲的，给我们打了预防针，敲了警钟。”(47)为了总结前一段手工业合作化的经验，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第四次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朱德在会上作了《要把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办好》的讲话。他提出国家要扶植手工业，还特别强调要保护和发展各种工艺美术品行业。他说：“有根高手艺的老师傅是勤学苦练成功的，应该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和爱护，给他们优待。老师傅把很高明的手艺传给青年后辈，是新社会给他们的光荣任务。希望他们不要保守，否则‘人亡艺绝’，绝技就要失传了。”
(48)
一九五五年冬，在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的推动下，手工业合作化也迅速掀起了高潮。在这个高潮中，由于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简单划一，因此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第一，有些地区不适当地办大社，办多行业的综合社，盲目地集中生产和统一计算盈亏，使有些行业打破了原有的供销关系。有些地区的服务行业不适当地撤消或合并了服务网点，造成群众生活不便。第二，自由市场已基本上不存在，手工业者原来自购原料、自销产品的传统受到种种限制，以致不少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停工待料，造成某些手工业产品供应紧张。第三，公共积累偏多，影响了社员的收入和福利。他们说：“工人有劳保，农民有五保，我们无一保。”因此，不少人要求把手工业合作社交给国家，变为全民所有制的地方工业，自己去端“铁饭碗”，严重影响了生产积极性。
朱德对这些问题是很担心的，他认为，问题虽然是在前进中出现的，但必须重视并加以纠正，否则就会严重影响生产的发展。为此，他多次找有关方面负责人了解情况，提出意见。他向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局长白如冰指出：组织大社一定要具备条件，否则是会垮的。集中起来生产有盲目性，必须马上制止！凡不适宜集中生产的就不要勉强集中，仍保持分散生产的形式。组织起来后，产品的品种要更多，质量要更好。这样人民才更加满意，才能真正体现优越性。手工业的行业复杂，品种繁多，劳力又这么多，过分强调机械化要注意。手工业合作社是集体所有制，群众的福利应当自己去解决，而不是加到国家身上。国家不可能解决六亿人口的全部福利问题，主要靠人民自己动手解决。(49)白如冰后来回忆说，朱德同志的谈话，“使我们心悦诚服”。
一九五六年底，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需要有一段较长的时间来加以巩固。可是，有的人却因头脑发热又急于想把刚刚组织起来的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合作社迅速转为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工厂。朱德认为，这种变动事关重大，应该采取慎重态度。他多次说过，在现阶段，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人们的思想觉悟也还不高，若过早地把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合作社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工厂，势必会给国家造成损失，给人民带来不便。在社会主义时期，应该允许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同时存在。
朱德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有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在坚持自力更生方针的同时，要积极发展国际经济文化交往，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和先进技术，利用国际上一切有利条件，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早在建国前夕他就说过：我们不仅“要同苏联及一切民主国家做生意”，“还要同日本、美国做生意”。“因为现在一切生产都是世界化的，我们需要他们的，他们也需要我们的。”(50)他还说过：要把我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内外交流’。帝国主义封锁我们，但有好多东西他们还是需要我们的，我们需要的东西也可以向他们买。”(51)建国后，他在出国访问中看到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很快，更加强调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进行建设都不能自我封闭，中国也不能例外，必须放眼世界，发展国际经济文化交往。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中国基本上建立起来，经济建设上也取得很大成就，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中国共产党于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朱德出席了这次会议。
大会全面总结了党的七大以来的历史经验。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大会确定全国人民在新时期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九月十七日，朱德在会上发言，它的主要内容是：在新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加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大限度地利用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有利条件和有利的国际环境，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朱德在发言中强调加强党内团结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必须反对在党内关系上任何种类的宗派主义情绪，每个同志都要学会和其他同志团结，特别要学会和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团结。”(52)九月二十八日，朱德在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八大一次会议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八大以后，朱德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继续进行孜孜不倦的探索。他一再提出一定要改变那种过分强调中央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一九五七年一月五日，朱德对薄一波说：工业一定要下放，否则，地方上什么都找中央不得了。只有下放，中央才不致当“怨户”。地方财政一定要划分出来，否则，地方上年年当“长工”，积极性起不来。放下去造不了反。他从国际形势已进一步趋向缓和这个判断出发，更加强调军事工业要同民用工业生产结合起来。他说：“我看短期内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因此，相当数量的军工厂，可以改为和平工业，军队也要大大裁减。军工厂如不改为和平生产，要犯错误。”(53)他更多地到全国各地进行实际考察。一九五七年一月至三月，朱德到湖北、广西、广东、云南、四川、陕西等盛自治区，对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问题进行调查。这时他已满七十周岁了。
朱德的工作作风是十分重视实际的。在到各地视察时，他特别注意根据各盛自治区的不同特点和实际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如何发展当地经济的具体主张。
在广西视察时，他看到那里物产丰富，发展土特产和经济作物很有前途，但由于在管理上过分强调集中统一，使地方和群众没有权力也没有财力去发展生产，严重地限制了地方和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一月十五日，朱德致电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为了发展广西的土特产，必须给地方以应有的权力，使他们能够制止上述不合理的事。”“否则就会自己整死自己。”又说：“我以为，根据广西的特点，在建设方针上，除了增产粮食，发展制糖、造纸等工业以外，如何大力发展土特产和开采矿产，是一个值得认真注意的问题。”
(54)
第二天，朱德赴海南岛视察。他是建国后中央领导人中第一个来到这里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安全，他所乘坐的小飞机是贴近海面低飞到海口市的。在当地领导人陪同下，他从海南岛北边的海口市开始，经过中路，到南端的榆林港，进行全面调查。他对当地负责人萧慎辉说：“海南有三百多万人口，有平原，粮食可不成问题；要利用有利的经济条件，多多发展经济作物。”(55)他特别重视热带作物的生产。当时担任琼海县委书记的吴俊民回忆说：“朱总当时间我：琼海除种植香蕉外，还可发展什么经济作物？
我回答说：琼海历史上种菠萝、椰子，五四年后胡椒也在琼海发展起来了。”
“他很重视，叫我要抓紧发展姐椒生产，说这是大有可为的事，大力发展。”
(56)他还十分关心在海南岛长期坚持武装斗争的游击队的情况，在过五指山的时候写了一首诗，歌颂他们的斗争。
经过调查，朱德认为海南岛是个“宝岛”，并致电中央建议开发这个“宝岛”。他在一月二十日的电报中说：“所谈所见，说明了海南岛的地上和地下资源十分丰富，许多物资都便于出口，极有发展价值和发展前途 这样好的地方，我以为只要财力所及，即应积极组织力量从速进行开发工作。”
(57)在二月十日的电报中又说：海南岛“在水路交通上四通八达，岛上的许多港口既可以成为军港，又可以成为商港；欧洲来船也比较近，尤其是邻近香港，正可以成为出口的基地。”(58)朱德到云南视察时，发现当地经济作物的种植只限于国营农场，没有推广到农业合作社中去。二月二十六日，他致电中央和毛泽东：“云南适宜发展茶叶、咖啡、紫胶、木棉、剑麻等经济作物。”提出：今后这些经济作物的种植，应该广泛地推广到农业合作社中去，使农业社的粮食、经济作物和副业三者的生产结合起来。“不要单靠国营农场来经营经济作物。因为国营农场终究是少数，只能起指导和示范作用，而大量种植还要靠农业生产合作社。”(59)朱德在四川视察了军工生产后，于三月十九日致电中央和毛泽东：“兵工厂转民用生产或兵工生产与民用生产相结合的问题，这是迟早非解决不可的。要转还是早转好，早转少损失些，越转的晚损失越大。”(60)朱德回京后，在四月十八日给中央和毛泽东的《外出视察的报告》中，综合反映了这次外出视察中了解到的情况，并对经济建设中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比较系统地提出建议。其中谈到经济管理体制问题时再一次说：“为了更好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我以为财政、计划、工业、贸易等方面的权力都应该逐步下放，使地方有机动之权。”(61)《报告》谈到工业问题时说：“据两广、云南、四川了解到的材料看，这几个省的矿产资源是比较丰富的 问题是国家对这些资源统得太死，地方和群众都没有活动的余地。”“对于藏量不大的、分散的、国家又无力开采的矿产资源，我认为应当允许地方有领导有计划地开采，但必须保证国家矿山资源不被破坏和浪费。”“有些东西如煤炭等还可以酌情开放一点自由市场，以满足各方面的需要。”“我认为应给每个省下放个把象样的机械制造厂，以便为本省生产工业、手工业、农业所需要的产品，并做一些机器修理工作；或者把某些中央管理的机械制造厂划出一部分任务交地方支配，根据地方工农业生产的需要进行协作，这样才能解决地方工业发展中的困难。”
他这次所到的地方，有不少是贫苦的山区。对发展山区经济问题，《报告》说：“目前山区人民的生活是很苦的。山区问题是全国性的问题，单靠农业贷款和民政部门救济还不能解决问题。应该看到，通过外贸系统从价格政策和各个方面来使山区经济获得发展是当前解决山区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这方面的工作做好了是可以收到双重利益的。”(62)同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全国山区生产座谈会。十八日，朱德到会讲话，尖锐地指出：“山区工作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许多同志不重视山区工作。他们不懂得，如果不把山区的富源开发出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困难的。”他指出：山区约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二，人口、耕地都分别占三分之一左右，特别是山区有无穷的自然财富，不仅国内需要，而且是重要的出口物资。朱德强调：“山区的建设方向，应该是从山区原来的自给自足经济发展成为全国统一经济的一部分，同全国经济相交流。”“改善山区的交通运输，对动员全国力量支援山区，对利用山区的富源支援全国都有重大的意义。”他还指出：“建设山区不仅是农业部门的任务，也是工业、商业、财政、税收、文教、科学、卫生等各部门的任务，需要各部门做一系列的工作。”各部门都要“把支援山区建设的工作认真重视起来。”(63)第二年一月十一日，朱德同农垦部部长王震谈话时又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把一些加工工业都搬到城里来办，一方面运输不便，同时也不利于农民对副产品的利用。有些加工工业应该下放给集体去搞。集体企业发展了，同样是给国家增加了财富。(64)他的这些主张，都是深入实际、认真研究了中国的实际国情而很具创见的。
对发展对外经济交往的问题，朱德这时越来越重视了。
他在一九五七年四月所写《外出视察的报告》中谈到对外贸易问题时说：“无论是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或是为了加强国际交往，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必须大大地加强和发展。要扩大出口，必须手头上有一大批东西。”
“解决的办法，只有从发展生产、适当节约消费、寻找代用品等方面着手，以便尽量挤出东西来出口。”“这样，我们就能换回大批的进口物资，我国的建设速度就能加快，政治和外交影响也会更加扩大。”(65)一九五七年五月和十二月，外贸部门先后召开了两次全国外贸局长会议，讨论如何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问题。朱德两次都到会讲话，阐述对外贸易的意义、方针和政策。他还提出：在发展对外贸易方面，我们既“要学习外国的经验，也要吸收过去我国商人的某些经验，要注意了解国外的生产和供需情况。”(66)朱德认为，我国现行的外贸管理体制太死，影响外贸事业的发展，必须进行调整。一九五七年五月九日，他在视察东北后提出：“如果能在国家统一计划下，把一部分出口任务包给地方，允许他们根据出口需要，直接向相邻省份组织某些货源，就会便于更好地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这是一个有关体制问题，我认为在研究体制问题时，应该加以注意。”(67)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广西南宁召开扩大会议。十日，朱德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说：要继续注意调整某些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调整过分悬殊的购销差价和地区间的差价，认真做好城乡物资交流工作。他在发言中，又一次谈到发展对外贸易问题，更加系统地阐述他对发展国际经济交往的思想，尖锐地批评“民族闭关自守”、“民族孤立发展经济”的错误观点，认为这是不符合加强国际经济联系的客观规律和当前国际有利形势的。他说：“我主张使对外贸易有更大发展的主要出发点是，利用国际上的有利条件和形势，来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了更快地发展出口贸易，首先就要打破以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应当实行‘闭关自守’的错误想法。”“在实际行动上，就是单纯地追求各方面的在一国范围内的自给自足。”“我们要建成社会主义主要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有六亿人口的中国更是如此，这是正确的。但是，除此以外，还要力争外援，还要根据世界经济的客观规律，利用必然日益频繁的国际经济联系，来发展我们的建设事业。”“民族闭关自守，民族孤立发展经济的思想，是违反早在资本主义时代就已经开始的经济生活国际化的客观规律的。在社会主义时代，这种国际经济联系必然进一步加强。上面这些思想，就更加是不对头的了。”
当时有一种看法，认为“外销要服从内销”。朱德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主张要尽量地挤出东西扩大外销。他说：“我以为不应当在内销和外销究竟谁应当服从谁这个范围内打圈子。年销和外销都必须服从更快地发展杜会主义建设的国家整体利益。从这个利益出发，必须在可能的范围内，对内销尽量加以节省，尽量地挤出东西扩大外销。否则，如果要等到充分满足国内的需要之后再外销，那么我们是永远也不会有出路的，那就只会使对外贸易萎缩下去，因此，也就会使整个国家建设事业受到损失。我认为正确的提法是：在保证满足国内的最低限度的基本需要的前提之下，必须积极地扩大对外贸易。”(68)在发展国际交往中，朱德不只是重视发展对外贸易，还特别强调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他早就说过：“当前的问题是，要在很短时间内，把世界上最新的技术掌握起来。”(69)他说：“不能看不起美国的技术，好的东西还是要拿来。”(70)一九五八年四月，朱德视察南京无线电制造厂谈到如何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时说：“对比是个好办法，要和外国的比。否则只在国内比，矮子里选高的，结果还是不高。”(71)他主张加强国际问的经济合作，包括接受国外的投资。他多次说过：“现在的经济是世界化了，不能关起门来。资本主义国家也要同我们交换，日本就需要我们的煤、铁。”“他们借钱给我们，我们也干，挖出东西来以东西还账。”(72)有些产品如石棉、硼砂、铁砂等，“都可以和兄弟国家签订长期合同，也可以接受他们的投资建矿，以矿产品还账。”(73)“要鼓励国外资本家向国内投资，不一定现钱，货物也可以。”(74)朱德还比较早地提出发展我国旅游事业的主张。他认为这是创收外汇，为经济建设积累资金的好方法，也是打破“闭关锁国”，加强国际交往的重要途径，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四日，他对李先念说：“公家的疗养地和风景区有许多房子，可以利用起来，办成国际旅游社，这笔收入是很大的。”(75)八月三十日，朱德在和城市服务部部长杨易辰谈话时又说：可以“把旅店、招待所全部统一起来，办成国际旅行社，接待外国人，可以赚钱。把游玩的地方，甚至祠堂、庙字都搞起来，一是对内服务，一是对外服务。”(76)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离开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制定的正确路线，出现了一次重大曲折，这就是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的三年“大跃进”。
在一九五七年九、十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批评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是“右倾”。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严厉地批评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泄了六亿人民的气，是方针性错误。三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继续批评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并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五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大跃进”运动椎向高潮。
同年八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一九五八年的钢产量要比上年翻一番，达到一千零七十万吨。会议还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77)。并要求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
会后，一个全民上阵大炼钢铁和全国农村大办人民公社的群众运动，在全国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
总路线、“大跃迸”和人民公社，是在探索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出现的。它一方面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也取得了一些建设成就；但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做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客观的经济规律，使以高指标、高速度、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严重地泛滥开来，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很大破坏。
运动开始时，朱德的热情也是比较高的。上述历次中央会议他都参加了，而且对中央每次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意见也是赞同的。他认为，总路线可以把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大跃进”可以更快地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因此，他也曾多次谈过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重要意义。
但十分重视实际的朱德，在经过多次调查研究后，逐渐发现不少问题。
尤其对各地出现的高指标、高速度、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等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和严重脱离实际的错误作法产生了怀疑。一九五八年四月二日，他在煤炭工业部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上讲话时，针对一些浮夸现象说：“要有实干精神，劲要鼓。但不要吹嘘，办不到的就不要讲。”(78)九月下旬，他在视察太原钢铁厂时说：工业生产不能光强调数量，还要注意产品的品种和质量。质量不好，产品卖不出去，积压在仓库里，岂不是浪费？(79)一九五八年秋冬之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出的乱子。从这时到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前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在一九五八年冬的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一九五九年初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后，朱德根据这三次会议的精神，努力注意纠正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错误，尤其重视纠正急于改变所有制形式、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绝对平均主义、命令主义等“左”的错误。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朱德视察天津大沽化工厂时指出，建立人民公社不能强迫命令，能办到的就办，一时办不到的可以慢慢来。快或慢要从具体情况出发。(80)十二月十日武昌会议结束后不久，朱德向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指出：“要注意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对人民公社和全国经济的发展都很重要。”(81)第二天，朱德在听取中共河南省委汇报工作时说：“人们总想走得愈快愈好，但总有个客观规律，光想快不行。”(82)针对当时刮得很厉害的那股“共产风”，一九五九年一月三十日，朱德在视察广东省良口人民公社时说：“共产主义不是很容易就能实现的，不能急。”(83)朱德对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的作法很怀疑。
二月十七日，他在听取中共江门地委负责人汇报公共食堂情况时说：公共食堂都吃一样的饭菜，象军队一样，这有点生硬。军队都是年轻人，又是作战部队，可以这样办。群众的生活如果也这样，长期下去就成问题了。这是一个关系六亿人口吃饭的大问题。(84)四月十五日，朱德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吃饭不要钱是个问题。钱没有用了吗？目前还是需要用钱交换。否则，经济生活就要瘫痪。”(85)朱德对农业生产上的瞎指挥也感到很气愤，有一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一亩地施肥几十万斤，下种上千斤，这不是发疯吗！”(86)他对这些问题的态度，都是比较冷静、比较实事求是的。
作为国家副主席，朱德在到各地视察、对经济建设提出许多重要意见的同时还担负着大量的国务活动。其中包括：一九五五年率团前往朝鲜；同年底至第二年初率团访问苏联、东欧五国和蒙古；一九五七年接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一日，以他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应邀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参加朝鲜解放十周年庆祝典礼。朝鲜对这次庆典十分重视，对中国代表团的接待非常隆重。十三日晨当中国代表团乘坐的专车进入朝鲜境内的新义州市时，就受到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和劳动群众三千余人的热烈欢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首相兼民族保卫相崔庸健次帅等专程前来迎接，并陪同中国代表团同车到达平壤。在平壤，欢迎的场面更加盛大，朝鲜内阁首相金日成元帅亲自前往车站迎接，反映了中朝两国人民在抵抗外来侵略者中以鲜血凝成的深厚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