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五日，平壤各界举行庆祝朝鲜解放十周年的盛大集会。金日成首相在大会上做了报告。朱德也在会上讲话，指出：“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怀着兄弟般的友爱和敬意。中国人民象珍贵自己的胜利成果一样珍贵朝鲜人民的每一个胜利和成就。中国人民因为有朝鲜这样一个英雄的兄弟邻邦而自豪。”“在朝鲜人民反对外国曼略的三年正义战争中，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朝鲜人民的胜利不仅捍卫了朝鲜民族的利益，同时也保证了中国的和平建设和安全。朝鲜人民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人的精神，鼓舞着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热情。”(87)二十五日，朱德一行满载着中朝人民团结战斗的深厚情谊回到北京。
随着我国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国际交往日益频繁。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日起，朱德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参加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参加民主德国总统皮克八十寿辰庆典，并对苏联、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进行友好访问。
十二月二十一日，朱德一行抵达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朱德不顾旅途劳累，当天就同前来迎接他的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乔治乌—德治交谈发展农业和石油工业的经验。他对罗马尼亚在中国石油开采方面给予的技术援助表示感谢。二十三日，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朱德率代表团出席大会。当朱德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大会致贺词时，不断博得与会代表的热烈掌声和起立欢呼。
在罗马尼亚期间，朱德一行参观了罗马尼亚的工厂、革命博物馆、军事学院和研究所等。他们还参观了罗马尼亚石油中心产区之一——普罗也斯的城。
接着，朱德又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前往民主德国，参加皮克总统的八十寿庆活动。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他抵达阔别了三十年的柏林。
三日，参加祝贺皮克总统八十寿诞的活动。代表团还前往位于魏玛的前布痕瓦德集中营，凭吊被法西斯杀害的德同共产党领导人台尔曼牺牲处，并献了花圈。
十三日起，朱德率代表团前往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
十七日，他又率代表团访问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陪同他参加一些活动的捷国民议会主席兹德涅克·费林格对朱德说：我童年时就知道你是中国红军总司令，今天能陪同你，是终生荣幸。(88)曾在一九四五年到过延安的捷牙科女医生罗别愁得知代表团来访，专程赶来看望朱德和代表团成员聂荣臻、刘澜涛。朱德对罗别愁的国际主义精神表示钦佩和感谢。朱德还应捷国家电视中心站的邀请，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作电视广播演说。
一月二十九日，朱德率代表团到波兰访问。列车驶入华沙车站时，受到隆重欢迎。朱德在车站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在波兰，代表团还到了克拉科夫等地。在克拉科夫，参观了波兰最大的钢铁企业之一诺瓦·胡塔列宁联合冶金企业。朱德在有万名职工参加的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感谢波兰人民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支持与帮助。
对波兰的五天访问结束后，朱德率代表团乘坐专列，在二月四日抵达苏联首都莫斯科，莫洛托夫、米高扬、朱可夫等苏联领导人到车站迎接。他们先后拜会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参观克里姆林宫的列宁的办公室、会议室和卧室后，朱德题了词：“列宁的一生永远值得我们和后代学习。”这时正值《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六周年。朱德应邀在莫斯科的苏联电视台发表讲话，对苏联人民在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给予的援助表示感谢。
当代表团即将结束访问时，接到国内通知，中共中央组成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代表团，由朱德担任团长，团员有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刘晓。这样，聂荣臻、刘澜涛等先回国，朱德继续留下，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二月十五日，朱德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大会上致祝词。他在祝词中介绍了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展情况。全体到会者起立，热烈掌声经久不息。二十四日晚间，赫鲁晓夫作有关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没有邀请朱德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会后，朱德又到苏联南方的高加索等地区访问。他前后在苏联共停留了四十多天。
回国途中，他又应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邀请，在蒙古进行了三天友好访问。
四月二日，朱德率代表团回到北京，受到刘少奇、周恩来等的欢迎。此行共一百一十四天。
在出国访问期间，来德认真地考察了当时的国际局势，并得出一些重要结论。四月二十五日，他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出访报告中说：国际局势已发生根本变化，世界战争是可以防止的，这看法是切台实际的。他说：“我相信我们能够争取到相当长时期的和平建设的条件。”“在这种局势下，我认为需要考虑怎样把最大的力量集中到和平生产方面、同时把国防建设同和平建设结合起来的问题。”“现在已经是可以考虑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了。”
他还强调：现在世界正处在工业技术革新中，必须运用世界最新科技成就，提高技术，对此我们必须十分重视。(89)他在访问苏联时，对驻苏商务参赞李强说：“现在我们不要关起门来，用小套套把自己套死。”(90)随同朱德出访的聂荣臻有一段回忆：“全国解放以后，朱德同志毫不懈怠，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国的建设工作。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中旬至一九五六年二月中旬，我作为代表团成员陪同朱德同志出访东欧六国。在访问期间，他常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立足于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要积极争取外援，注意学习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请外国专家到我国来工作，这样可以加快我们的建设步伐。”(91)一九五七年四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应毛泽东的邀请来中国访问。其中，四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由朱德陪同访问沈阳。他们参观了鞍钢无缝钢管厂和沈阳第一机床厂。二十一日下午，朱德陪同伏罗希洛夫出席沈阳市的欢迎大会，有五万多群众参加。伏罗希洛夫结束在外地的参观访问后回到北京。许多活动，朱德都出席作陪，直到伏罗希洛夫离开北京。
四十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晚上，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里灯光辉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在这里选举国家领导人。九时三十分，大会宣布：朱德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时，朱德已近七十三周岁高龄了。
由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是朱德提议的。本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朱德。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他不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会议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
十二月二十九日，朱德给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和书记处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这封信，充分表现了他那无私的高风亮节和坦荡胸怀。信是这样写的：小平同志转书记处同志们：你给我组织部、统战部对二届人大常委提名候选人名单一份，我同意。
我提议以刘少奇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候选人更为适当。他的威望、能力、忠诚于人民革命事业，为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革命人民所敬仰，是一致赞同的。
因此，名单中委员长一席可再考虑，以便整体的安排。至于我的工作，历来听党安排，派什么做什么，祈无顾虑。
此致
敬礼
朱德
十二月二十九日
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德担任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以后，他又连续当选第三、四届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前后共十七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务委员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负责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解释法律，制定法令，监督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的批准和废除，决定特赦，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的任免等。
朱德担任委员长期间，主持了一百七十多次人大常委会会议，制定了几十项重要法令，听取并讨论各部门的工作报告，做了大量工作。尽管他年事已高，每一次人大常委会议召开前，他都要对审议的议案和会议程序，认真地进行研究和安排，并提前到会，详细了解会议的准备情况，同副委员长们商谈有关问题。
“决定特赦”，这是《宪法》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职权之一。一九五九年九月国庆前夕，中共中央决定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向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①这一建议由《人民日报》公布后，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
朱德多次主持召开人大常委会会议，讨论特赦问题。对那些战争罪犯实行如此宽大的政策，当时有些人一时还想不通。朱德耐心地做了许多工作。
他在一次人大常委会讨论特赦问题的会议上说：我们党十多年来对战犯一直实行宽大政策。有人说我们“宽大无边”，这是不对的。现在看来，对战犯也好，对其他犯人也好，还是实行以教育改造为主的政策好，这样可以争取他们思想和行动上的转变。只要他们转变了，人民就应该宽恕他们。②在这次特赦中，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也释放了。当时国外报纸上有评论说：这件事表明中国统治的巩固。它在国际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朱德在一次人大常委会召开的碰头会上谈到这个问题时又说：他们要反对社会主义是没有出路的，因为社会主义确实好。我们相信，他们中间许多人是可以改变的。我国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从民主革命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消灭了，人却留下来了，阶级斗争变成了思想问题。我们这个办法比较好，连宣统皇帝也是可以改造的。③到一九七五年三月，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并给予公民权。这样，所有在押的战犯都获得了释放。
朱德对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一直抱着兢兢业业的态度。他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说：我们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党和人民委托我们贯彻执行宪法规定的职权，责任很重大，任务很艰巨。我们一定要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④这确是他自己实际行动的写照。
七十多岁高龄的朱德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后，继续用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到全国各地的工厂、农村视察，并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许多问题提出积极的建议。
当他就任这个新职务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浪潮仍在全国各地继续向前发展。朱德对许多地方急于改变农业、商业、手工业的所有制问题十分担心。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日，他对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说：农业的基本问题是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结合的问题。不与个人所有制结合，农民就没有积极性。我看要退回去，退到允许个人所有制的存在是合理合法的。否则，农民总要向外跑，不安定。又说：过去的商业网点被打破了，结果东西没有了，吃了亏。这实质上还是一个所有制问题，即把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人所有制三者的关系混淆了。⑤五月二十七日，朱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枫一起离开北京到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视察。沿途朱德反复强调要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六月一日，他在听取中共抚顺市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指出：人们没有了家庭，生活资料不归个人所有，就没有劲头搞生产。比如房子如果归个人所有，就可以鼓励群众自己盖房子。“社会主义是万世基业，家庭也是万世基业。”
⑥六月十日，朱德在中共旅大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指出：还是要有家庭，有了家庭，就要考虑衣食住行问题。秋后要把粮食分给社员，愿意吃自堂的自愿参加，实行饭票制，自己拿钱；不愿吃食堂的可以回家吃，完全自由。⑦六月十五日，朱德和董必武、林枫前往吉林省视察。次日，朱德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汇报时说：“吃饭不要钱”不行。一吃食堂就增加浪费，不吃“大锅饭”可以节省很多东西。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积极性。这个政策要十年、二十年不变。有人怕农民富了会发展资本主义，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因为生产资料掌握在集体和国家手中，农民富裕了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群众的生活越富越好。他在谈到手工业问题时说：手工业合作社转为国营工业的要转回来，以减轻国家的负担。要实行国营工业和手工业合作社两条腿走路的方针。⑧六月二十日，朱德、董必武、林枫三人联名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反映视察辽宁、吉林两省时看到的情况。报告中说：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农业大大落后于工业。报告中还以很多篇幅谈到大多数群众不愿意常年参加农村公共食堂，他们说：“在当前的群众生活中，食堂问题是一件大事。”“这里大部分群众不愿意参加常年食堂，原因是：（1）东北冬季时间长，各家都需要烧炕取暖，如果食堂和家里立两炉火，浪费很多煤火；（2）食堂设备条件差，不能做到家里那样饭热炕暖；（3）自留地分下去后，在家里做饭可与饲养家畜家禽结合起来；（4）群众感到在食堂吃饭，对来人待客、婚丧嫁娶有诸多不便。”他们建议，“在今年的夏秋分配中，应该强调把粮食分到户，允许社员自己在家里做饭。愿意入食堂者，可以自由结伙，重新集中粮食。”⑨当天，朱德和董必武、林枫又前往黑龙江省视察。回京前，朱德向省委负责人尖锐地批评“大跃进”中刮起来的“共产风”，说：“去年十几包，包不了，还是让群众自己包。生活资料要归自己，搞好生活也要靠自己，不是靠国家。全国六亿人口谁包得了？家庭还是要恢复起来，少不了家庭。那么多婆婆娃娃，不是家庭负责谁能负责？”“有了家庭各方面才能稳定巩固。”
⑩
朱德、董必武、林枫回京后，又联名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反映视察黑龙江省时看到的情况，并且谈到应该鼓励群众自己修建住房。报告中说：“在公社化以前，群众建筑了不少房屋。公社化以后，由于群众对住房私有政策一度发生误解，对自己居住的房屋不修不建。根据这一情况，今后除贯彻执行房权私有的政策外，还应该采取一些措施，鼓励群众自己修建房屋。
黑龙江省委最近提倡建房储蓄，并准备供应群众一部分木材和玻璃，这一措施是很好的。”(11)在这前后，山东省有人给朱德写信，反映当地公社党委虚报粮食产量。
朱德立刻指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马上派人会同当地有关部门及时作了处理。这年夏天，朱德还亲自召集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负责干部谈话，严肃批评了“共产风”，指示他们根据宪法和党的有关决议，研究保护公民合法的生活资料所有权问题，并提出具体意见供中央参考。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通常称为庐山会议）。这次会议的最初目的是：总结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已经察觉到的“左”倾错误。
朱德出席了这次会议。七月六日，他在中南组会议上发言说：去年的成绩是伟大的。但对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这一点估计不足，“共产”搞早了一点。食堂要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还要搞经济核算。食堂即使都垮了，也不一定是坏事。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他们致穷。农民富了怕什么？反正成不了富农。(12)会议期间，朱德多次和一些省（主要是中南各省）的负责人谈话，了解情况，发表了很多意见。这些意见，大多是针对“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提出来的。
六月八日，他对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说：“究竟是让农民富，还是让农民穷？许多干部看不清这个问题。我看应当让他们富，起码应该超过过去的富农。应该让他们一家一家的富，一县一县的富。不要怕他们变成资本主义，不会的。”(13)七月九日，他向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指出：“去年最大的是两件事：一是大炼钢铁；一是公社化。结果该搞的未能搞成。私人的坛坛罐罐归了公，农民的家务被搞掉了，使国家也受到了很大掼失。现在应退回去，首先要把农民的家务恢复起来。”“可以允许公社社员搞些副业。”“吃‘大锅饭’我一向就有些担心。当这么多人的家是当不好的。”“问题是要认识社会主义有三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私人所有制。”“经济活动要实行商品等价交换。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到达共产主义。”
在谈到对外贸易问题时，朱德说：“如果去年不发那阵疯，不知要多拿出多少东西来出口。但是，现在还有人思想不通，责备外贸部外销太多，而外贸部也居然承认错误。”“我看广东还是要多搞外汇，近水楼台先得月。”
“我这个人就是想多搞点国际市常”他提议可以从国外买回原料，加工成成品后再出口。他说：“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对有些人还说不服，就是买回原料制成成品出口，比如进口橡胶、棉花，出口胶鞋、棉布等。这样的事不让搞是不合理的。”对价格政策，他主张应该根据实际需求情况有升有降。他说：“限制价格的办法值得研究。有些东西价钱给少了，生产也就少了。一提价生产就能发展，涨一点价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多了再降价。”“凡是出口需要的和国内需要的东西，还是要提价。”(14)七月十一日，朱德对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他们知道在家吃饭比在公共食堂吃好，可以把粮食节省下来，把猪、鸡、鸭喂起来。这样看起来是保留了私有制，实际上是对公有制的补充。
保留一点私有制，把家庭副业发展起来，农民才会有积极性，才会多生产出一些东西来供应市场，否则他就不生产。“去年吃‘大锅饭’把东西吃掉了，这是个极大的教训。”“去年全民大炼钢铁是不应该的，不但损失了二十个亿，更重要的是耽误了别的事情。”朱德还强调：“我们的经济管理应该实行经济核算制。不论是国家对国家，还是国家对人民或人民对国家都应如此。”(15)七月十三日，朱德又对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说：“我认为，对外贸易还是要做的大一点。出口额下降是去年吃‘大锅饭’的结果。这是许多省都承认了的。但是，四川、河南还不承认，还要吃‘大锅饭’。”(16)七月十六日，朱德向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了解河南省的“大跃进”情况。吴芝圃汇报说：河南省现在“只有百分之五的人不愿吃食堂，大多数人仍然愿意吃食堂，这是历史形成的。”朱德听后说：“还是要实行自愿原则，吃好吃坏自己负责，不要实行包的办法。”“你们省有百分之五的社员愿意回家吃要允许，不要戴帽子，不要歧视。”又说：“去年出现的一些问题不怪下面，问题在于‘跃进’的速度和时间，没有条件办的也硬去办，如大炼钢铁。去年是拿钱买经验。如果去年不是吃‘大锅饭’，像高级社那佯再维持几年，农业就会皆大欢喜了。至少肉、鸡、蛋会有的吃。”“公共食堂建立时靠党团员带头，退出去也要靠党团员带头。要认真研究一下农民的心理，要向农民讲清楚，并让其讨论，否则没有人敢讲话。”(17)正当大家对纠正“左”倾错误讨论得很热烈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在七月十四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提出尖锐的批评。这封信反映了客观实际和群众要求，基本内容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党的主席坦陈自己的意见，也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但它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七月十六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大家讨论。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又在全体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批评彭德怀的信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并提出要进行批判。
于是，会议的方向陡然发生逆转，由纠正“左”倾错误转向批判彭德怀的“右倾错误”。会议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在这种风云突变的情况下，朱德对彭德怀虽然也进行了批评，但是他仍很注意分寸，没有乱扣帽子，并且一再肯定彭德怀的信的积极一面和他的优良作风。七月二十五日，朱德在第四小组会上说：“彭总的信起了好作用，但是彭总的看法是错误的。”“彭总在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卓绝，谁也比不过他。彭总也是很关心经济建设的，只要纠正错误认识，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18)七月二十六日，彭德怀在大会上作了“检讨”。当天，在分组讨论彭德怀的“检讨”时，朱德在小组会上说：“彭总发言的态度是好的。我相信他是畅快的。”(19)毛泽东对朱德的发言很不满意，在中央常委会议上，批评朱德的发言“未抓到痒处”。
八月二日，八届八中全会开始在庐山举行。会议进一步开展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并把这场斗争说成是“一场阶级斗争”。八月十六日，会议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八中全会结束后，朱德离开庐山回到北京，参加中央军委于八月十八日至九月十二日在北京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继续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反党罪行”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因为朱德在庐山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曾严肃地批评过“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左”的错误，在这次会上也被视为“右倾”而受到错误批判，并被迫作了“检讨”。
在批判朱德时，林彪表现得异乎寻常地积极。九月十一日，他在会上恶意攻击朱德是什么“老野心家”、“想当领袖”，甚至完全不顾历史事实地宣称朱德在实际上“没有当过一天总司令”。朱德听到后只是平静地对康克清说：“总司令不是我要当的。”他又说：“我当没当过总司令，毛主席最清楚。”
(20)会后，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对中央军委作了重新调整，并于九月二十六日发出通知：毛泽东为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为副主席，朱德等为常委。军委的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十月，中共中央将朱德在这次会议上的“检讨”在党内下发。
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以后，党中央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反右倾”斗争。
这场错误的斗争，打断了原已开始的在经济建设领域内纠正“左”倾错误的积极进程，严重损害了党内的民主生活，使“左”倾错误变本加厉地泛滥起来：提出要在全国掀起“比上年更好的‘大跃进’”；否认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客观事实；再度确定钢铁和粮食产量的高指标；把“包工”、“包产到户”等正确作法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加以批判；提出在三到八年内，实现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的过渡；要求在全国农村大办公共食堂，认为这是有助于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大事。
朱德对这种严重脱离实际的“左”的指导思想和作法虽仍持有不同意见，但由于已受到错误的批判，使他难以继续公开表示。然而，朱德的态度依然是积极的，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他以更多的时间到全国各地视察，进行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意见。仅在一九五九年十月至十一月的两个月内，他在北京视察了石景山钢铁厂等三十多个工厂企业。一九六○年又先后视察了上海、广东、湖北、北京、陕西、贵州、四川、河南、山东、浙江、安徽等十几个省市的一些工厂企业和人民公社。朱德在外出视察时，一再强调要发展科学技术和农业多种经营。
一九六○年二月二日，朱德视察广东省从化县城郊人民公社综合农场时指出：“你们要加强科学研究工作，要搞综合利用。”(21)这年三月，朱德在视察陕西、贵州和四川重庆后，和夫人康克清一起回到他离别了五十多年的故乡——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常这是他离乡后第一次回去，也是最后一次。他曾七次到四川视察，但只有这一次回去探望了家乡亲人。
三月九日，他们从南充市出发，乘车沿着群岭逶迤、排峰突兀的大巴山北行。经过蓬安县和营山县时，听取这两个县委负责人汇报工作。他向营山县委负责人叮嘱道：粮食生产一定要过关，否则哪个国家也养不起我们这么多人。(22)在听取仪陇县新寺区委负责人汇报时，他说：你们要注意发展社办工业，增加社办工业的比重，还要注意发展副业生产。(23)朱德回到家乡后，用祖上传下的客家话问堂兄弟：“你们为啥都这么黄皮寡瘦，说话都吊不起气？”堂兄弟直通通地说：“还不是因为肚子吃不饱！”
朱德听后，用拐杖猛敲了一下地面，摇摇头说：“我知道了。”(24)当天，马鞍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朱德：前几年看到他关于多种茶树的指示后，马鞍公社已种了三百亩茶树，办了一个茶场，计划今年把茶田扩大到一千亩。还发动群众采山货，挖药材。朱德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我们四川号称‘天府之国’，那是指成都坝子一带。象我们这些山区，就是要发展多种经营。”(25)他特别指出，要根据山区的实际情况，开发山区的土特产。
仪陇县委请朱德参观在他的旧居举办的陈列。土改时，仪陇县曾计划修建朱德同志革命纪念馆，向中共川北区党委请示。朱德知道后，从北京打电话给川北区党委，要求他们立即转告仪陇县委：纪念馆不要修。农民世世代代生活在那个地方，不能让他们迁走。要把那些土地分给农民耕种，以利于发展生产。一九五九年，因为来访的中外宾客很多，仪陇县将朱德父母住过的几间瓦房修整好，建立起朱德同志旧居陈列馆，还陈列着朱德少年时代用过的劳动工具和学习用具。朱德看完后说：“不要搞这个了。在这里办所学校，节省开支，让娃娃们念书。你们看现在就改好不好？”事后，他又几次给省委、地委打电话，再三叮嘱：把那个陈列馆办成学校。以后仪陇县委书记到北京，朱德见面后又问：“学校办起来没有？”县委书记告诉他办了一个班。朱德说：“太少了，多办几个班嘛！”县委书记解释道：天天有人来参观访问，得留几间房子陈列展品。朱德坚持说：“琳琅寨那个陈列馆，请保留我的意见。”(26)三月十一日，朱德回到仪陇县城，在同中共仪陇县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仪陇这个地方，有山林竹木、山货药材，可以发展蚕桑、油桐、白蜡，还可以种植果树，生产潜力是很大的。你们一定要根据山区的特点，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开发山区富源，发展山区的农、林、牧、副、渔和各种土特产的生产，努力渡过目前的暂时困难，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并嘱咐，“你们要老老实实办事，关心群众生活，有事多和群众商量。”(27)第二天，朱德回南充后，在听取中共南充地委负责人汇报工作时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加速农业的发展，对人民生活和工业生产都有很大意义。要大力发展山区生产。“山区也有山区的长处，要根据地形的不同，从实际出发，适宜于长什么就种什么，不要强求一律。”(28)三月二十日，朱德到河南省视察。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向他汇报农业问题。朱德指出：“农业的重要问题是改革技术。”“工业一定要支援农业。”
(29)
四月二日，朱德向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了这次外出视察的情况。报告中提出：“我国各地方的地理条件、自然条件都不相同，农作物的种类又非常繁多，农业生产一定要因地制宜，农业技术改革也要因地制宜，不能强求一律。”
“农业和工业都要发展商品性的生产，才能适应国家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30)朱德坚持发展农业多种经营和商品生产的这些主张，实际上表明他对“以粮为纲”和取消商品生产这些“左”的错误仍是不同意的。
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跃进”的继续发展，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愈来愈严重，一九五九年的工农业生产遭到比一九五八年更大的破坏。从一九六○年上半年起，全国的市场供应日趋紧张，粮食供应更是严重不足。一九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31)朱德对这一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极为关注。六月十一日，他在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致函刘少奇，对解决当前粮食不足问题提出四条意见：一、要多种红薯、玉米、高粱等高产作物，以增加粮食数量。同时，还要多种瓜、菜，以代替粮食，做到有啥吃啥。二、在新疆、青海、内蒙和东北等高寒地区，要多种深根作物，如糖萝卜等。三、在粮食吃法上，应提倡粗粮和细粮混吃。四、要注意发展短途运输，以便把“死角粮”运出来。
(32)中央很重视朱德这封信，把它作为政治局扩大会议文件之一印发给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
严重的经济困难，深刻地教育了全党。一九六○年下半年，中央开始注意纠正以“共产风”等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调整有关政策。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至少七年不变；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恢复农村集市贸易。(33)朱德对这些规定十分赞赏。
不久，中共中央于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和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等问题。会议的最后一天，朱德在全体会议上发言。他着重讲了“农轻重”的关系问题。他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对农村工作情况和“农轻重”的关系搞清楚了，摸到了底。过去我们虽然也常说“农轻重”，但实际上没有那样做，仍然是“重轻农”。我国的轻工业和手工业是有底子的，今后应注意发展轻工业。钢铁工业宁肯少建设一点，也要多给轻工业一点投资，这应该成为今后的长期方针。轻工业发展了，可以多出口一些轻工业产品，换回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来。今后的对外贸易，主要应出口轻工业产品，而不是象现在这样主要出口农副产品。这是一件大事，应该重视。(34)接着，中共中央又于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四日至十八日在北京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决定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并进行整风整社。一月十八日，朱德在全体会议上发言，高兴他说：今年我们是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这很好。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再来发展重工业，这是正确的方向。他还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提出：发展农业一定要注意开荒和兴修水利；发展交通运输业要特别注意发展铁路和轮船运输事业，因为我国的铁路和轮船运输事业比较落后，不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了，就可以减少人力运输，以便腾出更多的劳动力来从事农业和轻工业生产。
(35)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这次会议是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的重要转折点，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为了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会议刚一结束，朱德立刻在一月二十日离京南下，到上海、浙江进行调查研究。一月二十六日，他在视察杭州西湖人民公社龙井茶叶生产队时，健步登上狮子峰，俯瞰盘山条田和碧绿的茶树，怀着喜悦的心情对陪同人员说：我国荒山很多，如果都能象这样开发出来，在南方种上茶树、柑桔，在北方种上核桃、柿子，能创造多少财富啊！这才叫“地尽其利，物尽其用”呢。他还即兴作了《看西湖茶区》诗一首：狮峰龙井产名茶，生产小队一百家。
开辟斜坡四百亩，年年收入有增加。(36)朱德在浙江视察时，认为在养蚕中实行“四包一奖”制的经验很好。一月三十日，他在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浙江养蚕的经验是，大队对生产队实行包产量、包产值、包工分、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四包一奖”制。
凡实行这一办法的地区，群众满意，包产顺利。(37)随后，朱德又到福建、江西、广东视察了一些工厂和人民公社，并听取三省负责人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和八届九中全会精神情况的汇报。当时担任福建省委候补书记、副省长的梁灵光回忆道：“我向他汇报了福建的工业生产情况和发展经济的设想。
朱总听得很认真，听后谈了一些意见。我现在记得的突出的有两点：一是要重视对外贸易工作，发展对外贸易，千方百计增加出口产品的数量，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打入国际市场，这样就可以增加外汇收入，积累外汇，加强经济建设；二是除了发展工业外，还强调发展手工业，特别是发展工艺品，这样既可以增加就业机会，同时也可以组织出口，赚取外汇。
当时福建面对金门、马祖，被强调为地处前线，资金摊不到，项目排不上，发展工业有困难，成了沿海各省中经济最落后的省分。朱总根据当时情况，强调多发展工艺产品。现在看来，朱总的这些意见都是很对的。”(38)对福建的农业，朱德“主张搞多种经营，认为国营农场应成为多种经营的基地，不能单打一搞粮食。”(39)在福建期间，他还去看望了原国民党政府海军部长陈绍宽，并且事前叮嘱：“不要告诉他，如果告诉他，他就要来的。”他们谈得很欢洽。第二天，陈绍宽带了一束自己种的鲜花去看朱德，朱德也还赠了一盆兰花。陈绍宽很受感动，“经常对人讲，朱总司令为人好。”(40)三月六日，朱德给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反映视察福建、江西两省的情况时着重指出：包产完全改变了过去那种自上而下指派的办法，使生产指挥权真正掌握到群众手中。“群众普遍反映有七满意：对退赔兑现满意；对分配兑现满意；对超产奖励满意；对自留地满意；对‘三包’落实满意：对于部作风转变满意；对春节供应满意。”(41)在广东视察期间，朱德于三月十三日在对港、澳出口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了要发展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问题。他说：“最近几年来，我们对兄弟国家的贸易做得比较多些，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则做得比较少。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们主观上注意得不够。就现在的形势来看，帝国主义的‘禁运’是禁不住的。”因此，今后“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要增加一些。港、澳是自由港，离我们又很近，是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的一个很好的阵地。我们应该抓住这个阵地。”
他提出：在外贸工作中，“应该特别注意‘以进养出’和‘以出带进’这两条”，“所谓‘以进养出’，就是进口原料，加工成成品或半成品出口。”
“所谓‘以出带进’，就是只有多出口才能多进口。”他还说：“我们的对外贸易不是搞一年就拉倒，而是要长期搞下去。”(42)三月十四日，朱德参加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的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会后，在三月二十四日离开广州，到河南、四川、陕西、河北等省视察。朱德看到四川省的经济有了一定的恢复感到十分高兴，四月三十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自中央紧急指示信传达贯彻以后，四川的手工业、自留地和集市贸易都恢复得比较快。小商品、蔬菜、食品等均不太缺乏。集市贸易很热闹，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农民很高兴。今后要使市场比过去更繁荣是完全有可能的。
手工业产品和农副产品的增加，使农民家家富裕起来，生活过得好些，也是有可能的。(43)朱德回京后在五月九日给毛泽东写报告，反映这次外出视察的情况，并对一些问题提出意见：第一，“六十条”贯彻以后，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民已经普遍地注意发展家庭副业生产。第二，河南省虽然向好的方面发展，但是困难仍然很大：农民体力弱，患浮肿病的人还不少，牲畜死亡多。第三，四川农村的公共食堂是“两道烟”，即在食堂做一道，社员打回家再加工一道，既浪费人力又浪费物力。陕西的群众说，农村的公共食堂有五不好：一是社员吃不够标准；二是浪费劳动力；三是浪费时间；四是下雨天吃饭不方便；五是一年到头吃糊涂面。据豫东调查，允许杜员自己回家做饭吃，不到一个月，浮肿病即下降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第四，手工业在一九五八年转厂并社时，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的面过大，存在不少问题。第五，集市贸易恢复后，市场活跃了，产品增多了。但是，也出现了投机倒把的问题。因此，必须加强国营商业对集市贸易的领导。第六，现在县与县、社与社之间，仍然进行经济封锁，物资不能互相交流。这个限制必须迅速打破。第七，国家规定“不许长途贩运”，这一条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因为许多肩挑小贩，对物资交流、互通有无有很大作用。(44)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朱德出席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会议继续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讨论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问题，制定《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即商业四十条）、《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手工业三十五条）等文件。
朱德在会上先后两次发言。他在五月三十一日的发言中说：农民对一九五七年是很留恋的。这说明高级社时期的工作走上了轨道。一九五八年以后就搞乱了。现在主要问题是解决粮食问题。农民总要有点多余的粮食，这些粮食国家就不必去统了，可以用来解决市镇本身的需要。农村市镇上的茶楼、酒店、饭馆要恢复起来，这是农民十分需要的。有些工厂、合作社合并不当的，要恢复原来的状况。(45)在六月六日的发言中，他指出：现在收购农副产品的办法太死，收购的种类也太少，这样不好。今后要改进收购办法，扩大收购种类。另外，现在的收购价格也不合理。如今年的水果比往年增产，但收购上来的却很少，原因之一就是收购价格太低。这几年农村的牲畜死了不少，农具损失了很多，生产力遭到了破坏，这是个大问题。现在要把农村集镇的铁匠、石匠等手工业者都迅速地组织起来，恢复生产，帮助农民建立家务。(46)会议结束后，为了了解“手工业三十五条”的贯彻执行情况，朱德多次派身边工作人员到北京郊区和武汉、广州等地进行调查，并将调查材料及时转报中央。七月二十九日，朱德在转报《关于北京市郊区手工业情况的调查材料》时写信给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三条意见：第一，农村手工业和副业生产的潜力是很大的，只要劳力安排恰当，分配合理，这方面的生产是大有可为的。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要在农业上实行小段包工和建立责任制，以便加快农业建设速度，抽出较多的时间参加手工业和副业生产。第二，北京市城市人民公社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现在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这既不利于调动生户经营管理的积极性，叉重复了“一平二调”的错误。是否在各企业和事业单位之间，实行单独核算，自负盈亏的办法较好。第三，现在城市人民公杜所属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工资福利制度很乱，职工在这方面的意见不少。如果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办法，在工资福利上，各厂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和一定的工资福利标准，酌情自行调整。(47)十一月二十一日，朱德在转报《关于手工业三十五条贯彻执行情况的调查材料》时写信给中央和毛泽东说：“武汉市和广州市，已将城市公社工业调整为手工业合作杜或单独核算的小集体企业，结果很好。我的意见，全国城市工业，均应参照武汉市和广州市的办法，适当进行调整。”一九五八年“转厂并社时，有些地方对手工业工人的雇佣关系、合作关系和师徒关系分不清，以致将不少手工业技术工人错划为小业主。应该指示各地，根据一定的标准，适当纠正。”(48)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朱德出席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有七千多人参加的扩大的工作会议，通常称为七千人大会。这次大会是在三年“大跃进”造成严重困难、经过一年调整形势开始有了转变、但困难还很大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要健全党内民主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