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三日，朱德在山东组会议上发言。他在总结几年来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时说：“这几年，党内斗争扩大化了，吃了一些亏，运动中打击面宽了，伤了人。党内斗争有时同对反革命分子的清理混淆了。经过这次会议，我看可以把平反的工作搞好，把更多的人团结起来。”“在群众运动中，往往一个偏向来了，掌握不住，越走越偏。‘左’的倾向来了，也带群众性，制止不住，要到失败了，吃了亏，才制止得祝有那么一些人，在‘反右’中总觉得高指标都对，不搞高指标就‘右’了。所以，风刹不祝反右比较容易，因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在我们党内比较容易识别，好制止一些。‘左’的东西往往不容易看清，不容易制止。”
朱德还根据他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指出：“反‘左’容易出右，反右容易出‘左’。这种情况，作为领导者应当注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没有就不反。不要一说反什么就自上而下地来个普遍化。”
“解决党内问题还是要和风细雨，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领导工作发生了错误，只要上面肯作自我批评，下面怨气就容易消。”“对犯了错误的同志，应当治病救人，不能搞惩办主义，无情打击。要很好地爱护干部，尊重党员的权利。”(49)朱德在发言中还总结了生产方面的经验教训，他说：“这几年出了歪风，但生产积极性、工作积极性还应该保护，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还应该搞。问题是要稳步地、实事求是地搞好，这样积极性就会更高。干了一件事再干一件，不搞盲目的积极性，不能做不到的偏要做，强迫命令，惩办主义。那一套‘左’的歪风要痛改。”“要把大家的积极性引导到农业、工业、手工业生产上去，引导大家同自然作斗争。但不能用那种几十万、几百万人齐上阵的办法，不能那样搞，而是要有组织、有计划的搞。
要使农民安居乐业。安居乐业是发展生产的根本保证。”“贯彻农轻重的方针，要从我们的底子出发，不要从上头来个大计划，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在做的当中稳步增加。办不到的事，硬要去办，还是办不到，结果既伤了党员，又失掉了群众。客观规律不能违背。只要我们全党学会照客观规律办事，我们就一定能站稳脚跟，并继续向前发展。”(50)为了将七千人大会的精神及时贯彻下去，进一步执行调整方针，更好地战胜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朱德在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就启程赴浙江、江西、福建、上海、山东等地视察。他在视察中，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耐心地向当地领导干部做思想工作，并及时向中央反映下面的实际情况，也提出自己的意见。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朱德在同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谈话时指出：要搞东西，搞家务，否则还叫什么社会主义？手工业由全国包起来吃亏不校平均分配制度，再过二十年也搞不起来。还是要实行等价交换，按劳取酬。(51)视察浙江和江西两省后，朱德在三月三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现在群众感到满意的是：第一，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第二，把生产队划小；第三，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第四，允许种自留地和开小片荒；第五，停办公共食堂。又说：群众的家庭副业、自留地和开小片荒等，不仅不影响集体生产，而且是集体生产必不可少的补充。(52)朱德在视察中发现，有些地方在恢复供销合作社时，将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所有制形式混淆了。他回京后，在四月十六日写情给周恩来，提出应该严格区分国营商业与供销合作社的所有制形式。信中说：国营商业与供销合作社的分工，不是在售货种类方面的分工，而是在所有制方面的分工，即国营商业是全民所有制，供销合作社是集体所有制。两者应平等互惠地做生意，依照合同和规章办事，实行经济核算，彼此不能混淆。又说：我国地广人众，尤其山区交通很不方便，只靠国营商业是不行的。
只有发展集体经济，才能减轻国家负担，国营商业也才能办得更好。(53)五月七日，朱德参加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讨论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五月八日，朱德在小组会上针对那种认为农民发展家庭副业是“资本主义倾向”的错误看法说：现在限制家庭副业太死了，要解除禁令！
在农村要两条腿走路，正业（农业）和副业两不误。“农民的衣、食、注行，光靠正业分点粮食解决不了，一定要靠家庭副业来解决。”(54)会后，朱德从五月十五日起，又先后去陕西、四川、云南三省视察。五月二十日，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现在陕西、四川集市上的饭铺都没有了，农民赶场买不到饭吃，感到很不方便。可以允许私人或供销杜在集镇上开几家饭铺，这样既能养活一部分人，又方便群众。陕西省的煤炭企业现在普遍赔钱。大型企业亏本出售还可以由国家贴补，小煤窑长期赔下去就无法再维持生产了。而小煤窑的生产在解决当地民用煤方面有重要的补充作用。因此，煤炭调拔价格可以不变，但是小煤窑的零售价格应当允许地方上适当调高，不要统死。这样做，群众也不会有太大意见。否则，这些小煤窑赔垮了，当地群众在烧的方面将会更加困难。(55)朱德在四川西昌地区视察时，曾派人重点调查了一个生产队。五月二十六日，朱德致电中央，如实反映了这个生产队的情况：“这里群众的生活还是比较苦的。”“这个生产队的群众，四月份平均每人口粮只有十斤（十六两秤），五月份平均每人口粮十一斤四两。在夏季插秧大忙季节，一个全劳力也只能吃到十六斤。”“口粮不足的原因，除因去年天旱歉收外，在执行政策上也还存在问题。如公社规定，在完成征购和储备任务后，即使生产队还有余粮，每人每天的口粮也不得超过十二两。口粮是十天一发，主要是怕群众吃了‘过头粮’。对群众开垦小片荒地还有限制。总之，对农民箍得太死，因而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56)朱德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时，思考过许多问题。一九六二年七月，他同身边工作人员说：第一，全国在统一政策下，具体作法要因地制宜。各地可以有细则，有区别，不能强求一律。如所有制、责任制、经营管理等，各地可以有所不同。
第二，当前主要是反“左”，而不是反右。要提意见，不要怕说右了。第三，今后建筑部门可以出国，搞劳务出口。第四，商业部门完全统一有问题。粮食部门要有利润，不能赔钱。第五，集体副业与家庭副业要同时并举，有许多事情要靠家庭而不是靠社会去解决。第六，要鼓励农民开荒，可以规定几年不征税。(57)八月，朱德在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又指出：第一，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一定要很好地解决。个人没有注没有吃、没有家，集体如何巩固？因为生产没有劲了。反之，家庭生产发展起来，生活改善了，集体才会巩固。第二，“三包”到组，在一部分地区可行。第三，要发展机关生产，不能因为有贪污分子而把机关生产一笔勾销。对贪污分子要以法惩办。第四，自由市场是农民的需要，开放自由市场利多弊少。既然开放，就必然有两个市场，两种价格。
(58)
九月六日，朱德看了《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草案）》后，写信给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提出四条意见：第一，应该迅速恢复供销社渠道，这是促进生产和繁荣经济的重要措施之一。第二，应该在统一领导下，把市场搞活一些，以促进生产和流通。改变过去那种不统则乱，一统就死的状况。第三，要号召共产党员学会做生意，抽调一批好的党员干部充实和加强商业系统。第四，要注意调整工业产品和农副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从长远来看，应该按照价值规律，逐步缩小工业品和农副产品在价格上的不合理的差距，使价格走向合理化。在当前，应注意调整价格中可能产生的更加扩大的差距。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应逐步解决粮价倒挂、粮棉差价和工业亏损等问题，建立各种价格合理的比例关系。(59)经过七千人大会前后将近两年的调整，国内形势逐步好转。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据。会议把在农业上实行“包产到户”的正确主张，说成是“刮单干风”、“走资本主义道路”，但会议仍决定继续进行经济上的调整。毛泽东也说，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九月二十五日，朱德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言说，由于我们在工业上贯彻了“八字方针”，在农业上贯彻了“十二条”和“六十条”，国内形势已大力好转。再加上自留地和集市贸易的补充，市场也活跃起来了，农民是很高兴的。“农民今后还是要富的，但不是少数人富，而是集体富，家家富，人人富，共同富裕。”(60)八届十中全会结束后，朱德继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为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进行不懈的努力。他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至一九六三年二月的将近两个月里，先后视察了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十二个盛市、自治区，看了不少工厂、农尝矿区和人民公社，听取各级党政负责人汇报，对经济工作讲了许多重要意见。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朱德在听取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汇报时说：“你们要多搞出口产品。”“大门是关不住的，总要和世界市场打通关系。”(61)十二月二十四日，朱德对上海市商业局、外贸局负责人说：国营商业与基层供销社是买卖关系，不能平调。要使基层社有利可图。不办好基层供销社是不行的，因为我们的国家大，人口多，而且居住分散，只靠国营商业统不了。要通过基层供销社与广大消费者发生关系。(62)一九六三年一月，朱德第二次到海南岛视察，考察了琼崖县的集市贸易，向当地负责人说：对集市贸易应该加强领导，不可硬反。人民群众需要的东西反不得。(63)陪同他视察的海南军分区副政委陈青山回忆说：“车过嘉积市（琼海县城），他叫停车。我请他到县委休息一下，但他不休息，叫下车。一下车，他就转入集市中去看了，我只好跟着。他逐一问价格，菜多少钱一斤？鱼、肉多少钱一斤？原来他是就地调查研究。他向群众打听，我在旁边为他翻译。快离开集市的时候，他被群众认出来了，都说：朱总司令来啦！围上好些人。我有点着急，请他快走出集市。他说：‘不要紧，别这么紧张嘛！’后来慢慢走出集市，上车继续前行。海南很穷，嘉积是当时比较富的地方了，朱总看了很高兴。”(64)一月二十六日，朱德又向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林李明强调：海南岛一定要以发展热带经济作物为主，因为全国只有这一个地方最适宜热带经济作物的生长。(65)在河南时，他对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说：煤炭的价格问题要解决，不能长期亏本，长期亏本就不能发展生产。(66)一月三十日，朱德在广西对桂林市的负责人说：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一定要摆好，只顾那一头都不行。只顾国家、集体，不顾个人，就不可能育国家、集体的发展。他说：“不要怕农民富。农民没有吃、穿，家都顾不了，那能建成社会主义？”(67)朱德回北京后，在三月二日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写报告，对今后如何办好供销社和开发海南岛的问题，再次提出建议：目前应加强基层供销社的工作，通过社员代表会议、代表大会等活动，恢复以往那种民主管理、群众办社的优良传统，使供错社真正成为群众自己的供销社。海南岛是我们祖国的一块宝地，应抓紧开发，并优先发展热带经济作物。从战略和长远规划上来看，海南岛必须做到粮食自给，但从目前开发阶段来看，国家必须在粮食、人力、物力、技术等方面予以支援。要动员生产队以及社员个人广泛地种植热带经济作物。(68)朱德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后，又在三月十六日前往陕西、四川两省视察。他在听取陕西省委负责人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时语重心长地指出：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我们要找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69)三月二十一日，朱德到了四川省剑阁县的剑门镇，顺着赶场的人流漫步街头，对集市贸易进行现场调查。三十日，他在成都听取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杨超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朱德插话说：粮、油指标不要定得太高，太高了容易落空。粮食每年增长一般是百分之四、五左右，而不是百分之十几。你们要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生产计划。要发展多种经营，畜牧业要大发展，以便解决人民群众的吃肉问题。(70)四月十三日，“朱德在重庆同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谈话时指出：对私商单纯取缔不行，在边远山区还需要私人贩运。公家办不了，办了也要赔钱，如向山区挑盐就是这样。(71)朱德回到成都后，又对四川省委负责人说：四川原来是很富的地方，为什么这几年穷了？不能只怨大旱。除天灾之外，在政策上也存在一些问题。
自“大跃进”以来，这也不准搞，那也不准动，限制太死。收购价格也不合理。搞生产不能违反经济规律，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因地制宜，山区不适宜种粮食就种经济作物。又说：你们可以多生产些出口物资，也可以开放游览区，以增加外汇收入。(72)回京后，朱德在五月十三日写信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反映视察陕西、四川两省的情况说：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中，应该“水”字当头。从长远看，这是保收和增产的根本办法。山区和丘陵地区，搞多种经营的门路很多，如竹、木、藤、棕、丝、茶、桐油、山货药材等，应大力恢复和发展。“现在农村的经济作物和多种副业生产虽然在恢复，但还远未达到过去水平。因此，应当十分注意发展集体和社员家庭的副业生产。否则，不仅浪费了劳动力，而且对于集体经济的巩固也是不利的。”(73)五月十八日，朱德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通常称为前十条）。他在会上发言说：农民对我们党是很信任的。但是，由于过去法律不健全，往往靠行政命令办事，有时第二个命令把第一个命令否了，第三个命令又把第二个命令否了，因此，农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样不行。又说：“在农村搞政治运动，必须达到增产的目的。”(74)九月六日至二十七日，朱德参加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讨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通常称为后十条）。九月十八日，朱德在华东组会上发言。他在谈到“统一集中”问题时说：“我赞成‘统一集中，合理布局’的意见。但是，还要考虑到我们的国家这么大，如果什么都统起来也会出问题，国家背不动。因此，必须区别情况，该统一的一定要统一起来，不该统一的不要硬去统一。有些东西可以分散依靠群众自己解决的，不要都由国家包起来。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75)会议期间，朱德了解到煤炭生产因价格偏低而影响生产的情况后，在十月十五日写信给周恩来说：“现在大部分煤炭企业的生产仍然亏本，这个问题是应当加以考虑的。”
“作为工业燃料和原料来讲，煤炭工业是基础，应当有合理的价格”，“应当保持盈利，不应当亏本。同各国比较，我们的煤炭价格偏低了。”信中提出：“在发展生产中，怎样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应当指定一些人，切实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总结一下这方面的教训，并且在三年调整中，逐步制定出更符合实际、更有利于发展生产的价格政策来。”(76)一九六三年五月至九月间，河北、河南、江苏、安徽、山东五省部分地区连降暴雨，洪水成灾。当时我国刚刚经历了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国民经济正处在恢复阶段，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很有限。
十月十六日，七十七岁高龄的朱德赶往灾区，了解灾情，指导抗洪救灾。
他首先到了河北保定，这里是受灾比较严重的地区之一。连下七天的暴雨，把杨各庄一棵五百多年的槐树都冲倒了。朱德听完中共保定地委和保定市委负责人的汇报后说：今后应注意多种点耐涝的高杆作物。沙土地不适合种粮食可以种花生。水边可以多种苇子，它是很好的原料(77)。当天，他又到石家庄、邢台、邯郸了解灾情。
第二天，他到了河南安阳。安阳地区灾情之严重也是多年未遇的。洪水自卫河、漳河涌来，有七个县、六千余村庄被水包围，一千多个村庄被淹没，八十七万人急待救援。朱德在当地强调：救灾要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要注意发展副业生产。(78)接着，他又先后到河南新乡、郑州、开封、商丘，江苏徐州，安徽宿县、蚌埠、合肥，山东济宁、泰安、济南、德州，河北沧州等地了解抗洪救灾情况。朱德对中共新乡地委负责人说：盐碱地可以植桑，种水果，不一定种粮食。(79)他对中共开封地委和开封市委负责人说：开封是交通要道，直通安徽、山东。在救灾中，要恢复过去的经济渠道，现在很需要小商贩，供销社也要活跃起来，去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收购农副产品。(80)他对中共蚌埠市委负责人说：在救灾中，对长途贩运要放宽一些，还可以有组织地去搞。(81)他对中共安徽省委负责人说，“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要调整好，农民有家底很重要。生产稳定了，干部团结了，就能取得群众的信任。”(82)回北京后，朱德在十月二十九日写信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反映五省抗洪救灾的情况。信中说：经过两个多月紧张的抗洪救灾工作，灾民已经初步安定下来。目前灾区的主要困难是群众的口粮不足，药品缺乏，特别是奎宁奇缺。受灾各省都希望能从邻省的非灾区调这一些于菜支援交区，卫生部能调拔一批药品供应灾区。为了帮助灾区尽快克服困难，应当加强灾区的供销社工作。供销社应当为灾区的副业生产积极组织原料的供应和产品的收购，帮助灾区同外地挂钩搭线，组织物资交流，并向缺少资金的杜队发放贷款。(83)经过几年的调整，到一九六三年上半年全国经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这时，一些干部中急躁情绪又开始抬头。朱德既看到经济形势有好转的一面，也看到仍有困难的一面。
一九六四年一月四日至四月六日，这位七十七岁的老人，又在近一百天的时间里行程万里，连续视察了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十三个盛市、自治区。他每到一地，都注意从各地的不同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地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视察上海后，他在一月十七日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说：现在上海市基本上成为一个生产门类比较完整、物质基础比较好和技术力量比较强的综合性工业基地。今后应该更加充分地发挥这个基地的作用。(84)在福建，他向省委负责人指出：福建临海，你们要多注意海外的事情，有几百万人在海外，要努力做好海外的工作。(85)在江西，他对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说：现在群众搞多种经营的劲头比干部大，干部应该来一个大转变，大抓一下多种经营。
(86)三月十四日，他在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六周年大会上讲话说：广西这块地方是亚热带，是全国少有的好地方。不仅发展农业大有可为，而且发展林、牧、副、渔业也大有可为。矿产资源也很丰富，地下的许多宝藏还没有开发出来，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十分优越的条件。(87)四月二十三日，朱德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了外出视察报告，在谈到当前形势时说：“当前，不论农村还是城市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都很好。”但是，“困难还是存在的。当前农业生产包括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还没有全面恢复和发展起来。一些老灾区要全面恢复农业生产，还要做很大的努力，还需要一段时间。现在这些地方农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88)这时，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左”的思想指导下，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通常称为二十三条）中，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国内的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但是，朱德仍把他的主要注意力放在经济工作上。一九六四年六月至八月，他又赴内蒙和东北三省视察，调查了解国民经济恢复情况。
十二月十五日起，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工作会议，讨论“二十三条”。二十七日，朱德在会上发言，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说：对农村的基层组织要一分为二，有好的，也有坏的。从点上摸的情况来看，当权派好的不多。应该说还是好的多。有些同志看到各方面的问题很多就急躁起来。思想改造是长期的，该审判的人还是按法律办事，要少杀人，把工作做细一点，把坏人当人来改造，把他们改造成为好人，这样才好。(89)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局讨论调整一九六五年国家预算问题时，朱德在会上提出：“供销社要到农村去换东西，不拿票子把农村的东西收起来，是最大的损失。”“要合理合法地把生意做活，生意做活了，财富就有了。农民手里有了钱，就可以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90)朱德的意见，得到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和李先念等人的赞同。十二月三十日，朱德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过去我们是学习苏联的经验，现在我们要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91)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已经持续了几年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的经济调整工作，被这嘲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所打断。朱德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一些正确主张和意见，也被视为“右倾”而受到错误的批判。
朱德有一个业余爱好，那就是种养兰花。兰花，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活中历来被看作坚贞高洁的象征。朱德在一九六二年初参观北京中山公园兰花展览后，曾经写了一首诗赞颂兰花的这种品格：幽兰吐秀乔林下，仍自盘根众草傍。
纵使无人见欣赏，依然得地自含芳。
朱德一向喜爱兰花。建国后，他年事已高，种养和欣赏兰花便成为他很少的业余闲暇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他不仅有丰富的养兰经验，对兰花的鉴赏也有较高的水平。他以兰会友，结交了不少兰友，其中有兰花专家、工程师、技术工人、寺院和尚和业余兰花爱好者。
广州华南热带植物园养兰女工程师程式君回忆同朱德的交往时说：“朱总每次来，都很随便，同我们以兰友相交。他到兰圃参观时，也把我们带去，借以交流经验。当他了解到我们植物园经费和人员都不足时，便对我们说：‘我们交个朋友，我把北京的地址留给你，你在工作中遇到什么问题，随时给我写信，我尽力帮助解决。’他的和蔼慈祥和亲切关怀，使我终生难忘。”(92)北京中山公园内有许多名贵兰花是朱德赠送的。当公园建立“兰室”时，想请他题字，朱德欣然答应下来。几天后，他非常认真地写了几幅字让公园挑眩朱德对公园“兰室”的建设抱着很大的希望，叮嘱他们：“作为国家的珍贵财富，要好好保护这些兰花。”(93)朱德养兰花，还着眼于推广繁殖，供人民群众观赏。解放前，兰花可以说是只供有钱人玩赏的。一些名贵品种，一般百姓更难以见到。朱德曾经说：“兰花不能象过去那样只供少数人玩赏，要逐步走入寻常百姓家。”(94)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期间，他对南方一些省的代表谈了要重视种植兰花的问题。“他说，这既可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平，又可组织出口，赚取外汇，为国家积累建设资金。”(95)朱德广交的兰友中还有一些外国朋友。北京中山公园的虞佩珍工程师讲了一个“花为媒”的故事：六十年代初期，日本知名人士松村谦三作为友好使者来到中国访问。他和朱德对兰花有着共同的爱好，在访问期间曾到中山公园兰室观赏，他向公园点名要了四个兰花名种，不久又回赠了几个日本品种的兰花，以花为媒促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国家的正常秩序完全被打乱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遭到严重破坏。从一九六六年七月七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十三次会议后，在长达八年零六个月的时间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再也没有举行过一次会议。连朱德种养兰花，也有人在中南海贴大字报说这是“资产阶级情调”。朱德看到后，只是很平静地对康克清说：“种兰草有这个事”。“种兰草一可以美化环境；二可以调剂老人的业余生活；三可以出口为国家挣外汇。”(96)
四十三、在“文化大革命”中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新中国成立后空前的政治浩劫。它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朱德正是在这场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中，度过了他的最后岁月。
当“文化大革命”将要开始的前夜，国内的政治生活中早已处处可以感觉到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了。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紧急会议上，海军政治委员李作鹏、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秉承林彪的意旨，发动突然袭击，制造伪证，诬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借林彪身体不好，逼林“让贤”。同时，还对罗瑞卿不赞成林彪关于“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等提法进行批判。在会上，朱德实事求是地表示同意罗瑞卿反对“顶峰”的提法。他也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会发展的，不能讲顶峰，到了顶峰就不会发展了。他没有料到，这次发言以后竟成为林彪、康生等人攻击他的重要口实。对于罗瑞卿的所谓“篡军反党的问题”，朱德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一样，事先毫无所知。康克清后来回忆说：“朱总参加上海会议（指那次中央紧急会议）后不久，到了杭州。当时，我正在江西搞‘四清’，便赶来看他。吃饭时，我发现他常常停住筷子，沉思、摇头。我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看他这个样子，我很担心，就问他：‘老总啊，身体不舒服吗？’他摇头不语。饭后，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你就不要多问了。’然后，又自言自语地说：‘如果这样搞下去，面就宽了，要涉及到很多人，怎么得了呀！’我听了觉得很奇怪。后来，他的秘书告诉我是因为罗瑞卿同志的‘问题’，我才知道朱总忧心仲忡的原因。”①这以后，局势发展得很快。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以“反党集团”的吓人罪名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了错误的批判。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对当时党和国家状况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提出：“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②朱德在小组会的发言中，强调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学习唯物辩证法。
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也有时间读书了，读毛主席指定的三十二本书，③非读不可。准备花一二年的时间读完，连下来读就通了。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④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打断了。林彪重新提起他去年在上海会议上关于“顶峰”的发言，攻击他有野心，是借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毛主席。康生也攻击朱德“想超过毛主席”，“组织上入党了，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是党外人士。”⑤这次会议决定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组成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小组、并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同年八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常称为十六条）。一场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席卷全国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从此开始。
“文化大革命”会那样发展，是朱德原来所没有想到的。这一年，他已经八十岁了。当他看到中央和地方许多党政领导干部被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帮分子”、“叛徒”、“走资派”，受到批斗、抄家，看到工厂农村的生产秩序受到严重冲击、整个社会陷入极端混乱时，他的心情十分沉重。一个当时在朱德身边工作的秘书回忆说：“一九六六年冬的一天，我去给朱总送文件时，看到他仰靠在沙发上，紧闭双目，直到我走近前，他才睁开眼睛，他像是在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他说：‘看来这次要打倒一大批人了，连老的也保不住了。’看他当时的表情，心事很重。”⑥但他在参加中央的会议时，还是但然他说出自己的看法。十二月六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现在群众已经起来了，我有点怕出乱子，特别是怕生产上出乱子。”⑦九天后，他在另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把你也打成反革命，把他也打成反革命。我看，只要不是反革命，错误再严重，还是可以改正的。一打成反革命就没有路可走了，这个问题要解决。”⑧可是，整个局势却越来越恶化了。一九六七年一月，从上海扩展到全国，掀起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全面夺权”的狂潮。“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造成比以前更严重的社会动乱和社会灾难。一月十一日，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现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到破坏生产的程度，忘记了‘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新出现的问题，要注意解决。”“我们制止武斗这么久了，可是有些人还在武斗，甚至还有砸烂机器、烧毁房屋的，这里面有反革命分子在捣乱，要注意。”⑨这自然使朱德更被林彪、江青等视为眼中钉。
一月中旬，在江青指使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当时担任中央办公厅负责人的戚本禹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办公地点）约集中央办公厅的造反派，鼓动他们在中南海里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朱德等人进行批斗。于是，这些造反派先后冲进刘少奇等家中对他们进行围攻和批斗，也包围了朱德的家，康克清回忆说：“一天晚上，我回到家，中南海造反团的造反派们围在楼前，高呼‘打倒’‘炮轰’的口号，把大字报、大标语贴到我们家里，墙上、地下，到处都是。还提出要把我们从中南海轰出去。当时，朱总还在玉泉山。他们一直闹到很晚才散去。”⑩当朱德队玉泉山回到中南海的家中，就接到造反派的“勒令”，要他必须去看批判他的大字报，交待“反对毛主席的罪行。”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回忆说：“造反派在中南海内贴出了攻击朱老总的大字报。周总理闻讯赶到朱老总的家，安慰他要保重身体，劝说老总到比较平静的玉泉山休息。在老总身边工作的同志告诉我，朱老总已去看了那张大字报，边看边用手中的拐杖敲打着地面，说那张大字报只有两个字是对的，那就是‘朱德’，其他内容不知是从什么地方造出来的。”(11)一月底，戚本禹又煽动中国人民大学的造反派，把批判朱德的斗争引向社会。一时间，攻击朱德的大字报、大标语纷纷出现在北京大街上。造反派还贴出海报，准备召开万人大会，公开批斗朱德。
北京大学的造反派头子聂元粹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召集北大造反派开会。她在会上说：“清华大学揪出刘少奇，我们这次也要搞一个大的。”(12)会后，她给康生打电话，探询中央文革的态度。康生回答说：“你们自己搞就搞成了。要说是我让你们搞的就搞不成了。”(13)于是，聂元梓几次召集会议，组织班子撰写批判朱德的文章登在《新北大战报》上，印了五十万份，散发到全国各地。
面对突然袭来的恶浪，朱德泰然自若地向康克清谈了两点看法：第一、历史是公正的；第二、主席和恩来最了解我，有他们在，我担心什么。同时，他还劝慰康克情，“你不要怕他们批斗，要每天到机关去，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和群众在一起，他们就不会天天斗你了。”(14)造反派要揪斗朱德的消息传到周恩来那里。他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后，在开会的前一夭要秘书通知戚本禹，必须立即取消“批判朱德大会”。由于周恩来的干预，批斗大会没有开成。事后，戚本禹责备造反派们：“你们以为你们很聪明，其实最傻了。要不要搞，你们自己考虑。”(15)周恩来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中，还设法取得毛泽东的同意，保护了一批被揪斗的老干部和著名的民主党派人士和专家学者。这年二月，在他的具体安排下，正受到造反派批斗围攻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广西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湖北省省长张体学等，从外地被接到北京保护起来。江渭清回忆说：“我到北京后，听到朱德同志也受到批判、攻击的消息后，很为他老人家担心，便拨了个电话给朱德同志。接电话的是康克请同志。我提出想去探望朱德同志，她很快答复欢迎我去做客。
之后，我来到朱德同志的家中。一见面，他便亲切地询问我的身体和安全情况。说心里话，在当时那种处境下，听到他老人家的一番问候，我不禁热泪盈眶，紧紧握住他的手，不知该说什么是好。‘今天请你来，我们随便淡谈心。’朱德同志微笑着说。我更加感动。
落座后，我把自己心中的疑虑一古脑儿地倒了出来。我向朱德同志叙述了江苏十文革’运动的情况后，又谈了自己对‘文革’的看法。我说：‘主席提出要抓革命、促生产，可是现在是专抓革命，不抓生产，田里的稻谷没人收，工厂停工不生产，这样下去怎么行呢？’朱德同志要我向主席反映江苏的情况。我说去年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就向主席提到这个问题。接着，朱德同志严肃地说：‘停产闹革命并不是主席的意见，也不是中央的意见，是造反派要这样搞，而且他们整人也整得很厉害。’他又说：‘渭清同志啊，你要能忍耐。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不忍不耐，小事成大啊！’他老人家一番语重心长的教诲启发了我。我想，他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受到造反派的攻击，而他却十分坦然，使我不禁肃然起敬。
谈话后，已近午时，朱德同志留我吃饭。这时，我不免担心地问：我是江苏‘最大的走资派’，会不会牵连到您？‘你这样老的同志，我是了解的，吃顿饭就会受牵连吗？’他开心地笑着说。我心中充满着感激之情，可还是犹豫不决。康克清同志在一旁说：‘老总啊，你决定吧。’朱德同志斩钉截铁地说：‘没关系，他是主席、总理用专机接来的，怕什么？’我听了他老人家的话，心里踏实了许多，也很感激他对我的关心。”(16)可是，局势还在继续恶化。就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人，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没有参加这几次会议。但从此以后直到党的九大的召开，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不再举行，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政治局的职权。朱德的文件被停发了，他的保健医生被调离，他的行动也受到各种限制。只是由于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朱德时表示：我要保他。他才没有遭到残酷的人身迫害。
这年五月以后，在中央文革小组煽动下，许多地方相继发生大规模武斗，公检法机关以及军事机关遭到冲击，银行、仓库、机要档案部门遭到抢劫，铁路交通遭到破坏，违法事件不断发生，整个社会处在大动乱中。康克清回忆说：“朱老总听到有些地方武斗很凶，甚至有的部队也参加了武斗的消息后，很痛心。他说，‘用这种狂轰滥炸的方式解决矛盾，怎么行呢？”(17)他的秘书在谈到当时情况时说：“这一段时间，朱总一直很沉闷，他想去找主席谈谈，可是，得到的答复是，主席很忙，没有时间。有一次，朱总要我陪他去找总理，可到了总理门前，他又犹豫了，最终还是没有进去。”(18)一九六七年，对于朱德说来，是在十分艰难的处境中度过的。有些人不敢再接近他。个别曾在他那里工作的人甚至写大字报和揭发材料来批判他。
他的夫人康克清被妇联的造反派弄去游街、批斗。他的子女被禁止进入中南海、他的儿媳赵力平回忆说：“这时，中南海已不让我们进去了。一次，我们到北京，是妈妈（康克清）从妇联来接我们，然后在前门外的一家饭馆里一边吃饭，一边交谈。当时，我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难过。”(19)然而，林彪、江青等没有就此罢手。在党的九大召开之前，他们更加紧了打击迫害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活动。
一九六八年七月，康生将他分类的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名单送给江青。名单中，刘少奇、邓小平等八十九人被列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朱德、陈云等二十九人被列为“有错误的或历史上需考查的”；此外，还有“靠边站的”七人，有病的三人和去世的二十八人，只余下三十七人（名单中漏了林枫和黄克诚）。前两项占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一。
同月，公安部长谢富治按照江青、康生的要求，抽调七百多人在公安部清查历史档案。他对参加的工作人员说：“清档是从档案中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反革命罪行。”(20)不久，康生在谢富治送审的报告上批道：“从现在清查出的材料，已经看出问题的严重，我想进一步清查，还会发现更多更大的内奸们的阴谋罪行。”(21)他们先后整理出诬陷朱德等十四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四十四位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的材料四百余件，制造出一起起假案、错案。
这年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只有五十九人。朱德参加了这次会议。
当一些人在会上猛烈攻击所谓“二月逆流”问题时，朱德在小组会上依旧坦然地说：“一切问题都要弄清，怎么处理，主席有一整套政策，批评从严，处理按主席路线。谭震林，还有这些老帅，是否真正反毛主席？”(22)他的发言不时被吴法宪、张春桥等人打断。他们攻击朱德“一贯反对毛主席”、“有野心，想黄袍加身”。谢富治在十月十七日的小组会上说：“朱德同志从井冈山第一天起就反对毛主席。”“陈毅同志是朱德同志的参谋长。这些人都该受批判。”“刘邓、朱德、陈云都是搞修正主义，‘二月逆流’这些人不死心，还要为他们服务！”(23)面对这种极不正常的气氛，八十二岁的朱德始终泰然处之。正如萧克后来评价的那样：“在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他也作过检讨，只从自己主观上找原因，不用浮夸言辞哗众取宠 他的度量之大，胸襟之宽广，无不令人钦佩。”(24)他在全会结束以后，用了近半月的时间，把自己从一九五○年至一九六六年的三百八十件讲话稿、文章重新认真地翻阅了一遍，检查自己的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