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到九大召开的五个月间，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继续加紧对朱德等的攻击和诬陷。十一年后，吴法宪、邱会作等被押上法庭时，在事实面前，承认他们所讲的话“没有根据，都是捏造的，就是为了突出林彪”，“完全是跟着林彪摇旗呐喊。”(25)在他们制造的种种冤假错案中，所谓“中国（马列）共产党案”就是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案件之一。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周慈敖在办案人员的诱逼下，诬供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李富春、陈毅、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余秋里等几十位中央及地方领导人组织了一个“中国（马列）共产党”，说朱德是“伪中央书记”，陈毅是“伪中央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当总理的角色”，常委有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等九人，委员有王震、萧华、伍修权等十六人。并且成立了“中共（马列）起义行动委员会”，“各系统都有他们的人”。还说朱德等签署了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希望蒋配合“制止危险局势的发展”，等等。这样一份荒诞离奇的供词，却引起谢富治的极大兴趣，他看到汇报后说：“情况很重要，不能不信，不能全信，要是准的诸就是个大成绩。”直到党的九大以后，谢富治仍对办案人员说：“有的目前找不到证据，下决心斗争，案犯口供也算数。”(26)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召开的九大上，尽管林彪、江青一伙百般阻挠，由于毛泽东的表态，朱德等还是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朱德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就在九大开幕前夕，发生了苏联军队多次侵入我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的边境武装冲突事件。当时对发生战争的危险性作了过分的估计，在九大后开始全国性的备战工作，并决定：十月二十日前，将在京的老同志疏散到各地。董必武、朱德、李富春等去广州；陈云去南昌；陈毅去开封；聂荣臻去邯郸（后去郑州）；徐向前去石家庄；叶剑英去长沙 十月十八日，总参谋长黄永胜紧急传达林彪的“第一个号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康克清回忆说：“战备手令下达后，朱总对我说，现在毫无战争迹象，战争不是凭空就能打起来的，打仗之前会有很多预兆，不是小孩打架，现在看不到这种预兆、迹象。”(27)十月二十日中午，朱德和董必武、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陈奇涵及家属分乘两架飞机抵达广州白云机常随后，住进广州郊区的从化温泉宾馆，在这里居住了九个月。
在广东的这些日子里，朱德的生活虽然清静，却受到种种限制和冷遇。
平时只能在划定的区域内活动，离开宾馆需要经过广州军区主管领导批准，连去一次广州市区都不容易，更不要说到工厂、农村去看看。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还多次在会议上攻击朱德“是一个老军阀”，“从井冈山起，就是反对毛主席的”。
一九七○年七月，朱德接到通知：准备参加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他离开广东返回北京，住进西郊万寿路的“新六所”，没有回到他居住了二十年的中南海。
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六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会上，林彪一伙发动突然袭击，准备夺取更多权力。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评在这次突然袭击中打头阵的陈伯达。
庐山会议后，随着批陈整风的进展，毛泽东又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林彪一伙的权势。林彪一伙决心铤而走险，策划武装政变。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因发动武装政变的阴谋败露，仓惶乘飞机出逃，终于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林彪集团失败后，朱德的心境舒畅多了。他参加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时，在军委直属组说：我好几年没有和军队同志在一起开会了。现在我还能看到大家，看到我们的军队还是好军队，心情很愉快，很高兴。(28)他仍十分关心生产，随着处境的好转，又能到工厂、农村中去走一走、看一看；并且恢复了会见外国议会代表团和外国友人的活动。
一九七三年八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十大和十届一中全会上，朱德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
这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他的住所会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朱德也应邀前往。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玉凤后来说：“当我送朱老总到会议室的时候，毛主席一下就看见了这位许久未见面的老战友，要站起来迎接。还没等他起身，朱者总已来到他的面前。毛主席微欠着身体，拍着身边的沙发请朱老总挨着自己坐下。此时，毛主席很动情，他对朱老总说：‘红司令，红司令你可好吗？’朱老总操着四川口音高兴地告诉主席说：‘我很好。’在座的其他领导同志的目光早已集中到毛主席和朱老总这里。毛主席习惯地从小茶几上拿起一支雪茄烟，若有所思地划着火柴点燃香烟吸了一口，又环顾四周，继续对朱老总说：‘有人说你是黑司令，我不高兴。我说是红司令，红司令’，他重复着。又说：‘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29)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中处理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人的问题，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elf—criticism，自我批评。”(30)尽管毛泽东这时作了一些自我批评，但他并没有认识到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根本错误的。当局恩来在批判林彪过程中提出批判极“左”思潮时，毛泽东又觉得这样发展下去，势必会导致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因而又错误地支持江青一伙把林彪集团的性质定为极右而不是极“左”，使周恩来等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左”倾错误的努力归于夭折。江青等乘机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周恩来等。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江青在中直机关、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以“批林批孔”为名，对周恩来、叶剑英等不指名地进行攻击。
康克清参加了这次大会，她回忆说：“我参加了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批林批孔大会回来，感到紧张，就把开会的内容向朱总讲了。我说：‘听了江青的讲话，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她把手伸到军队里去了。’朱总听了我的话，说：‘你不要害怕，军队的大多数是好的，地方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群众也是好的。你想想，群众会同意受二茬罪吗？你到农村去问问农民，地主回来他们赞成不赞成？你到工厂去问问工人，资本家回来他们赞成不赞成？你再去问问知识分子，做亡国奴他们赞成不赞成？他们一定都不会赞成的。’”(31)事隔两年多，当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党内健康力量同“四人帮”之间发展到殊死搏斗的关键时刻，康克清乘车到西山叶剑英的住处。她后来说：“一九七六年九月中旬的一天，我去看望叶帅，他把我带进一间很小的办公室里，打开收音机，音量放得很大。他问我：‘朱老总逝世前留下什么话没有？’我就把朱总对形势分析的那段话说给了他。他听后说：‘噢，朱老总还有这样的分析。’”(32)这年八月，八十八岁的朱德来到秦皇岛海军基地，在接见舰艇指战员时，又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我们党的老干部是宝贝呀 我们做的事情是光荣的，是有前途的。”(33)这年，被林彪、江青一伙关押了七年半的原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走出监狱，便来看望朱德。朱德对他说：“共产党员受点委屈不算事儿。瑞金、井冈山、二万五千里长征，那么多困难，那么多挫折，我们都踏着熬过来了，现在这点磨难，能让我们丧失信心吗？！”“这几年，不过是历史的一个插曲。革命总是要经历曲折反复的，总是要向前发展的。”“凡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东西，别看它眼前兴时得很，但从长远的观点看，最后在历史上总是站不住脚的。”(34)这次谈话，正是在四届人大即将召开的前夜。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朱德主持了开幕式。周恩来带着重病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即第一步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从三届人大到四届人大，中间相隔十年，又重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决定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选，使经受了多年“文化大革命”磨难的人民心中又燃起新的希望。朱德在这次会上继续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时，他已是八十九岁高龄的老人了。他在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说：在庄严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我们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党和人民委托我们贯彻执行宪法规定的职权，责任重大，任务很艰巨。我们一定要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不久，他又写下“革命到底”的条幅以铭志，“他在七三年也曾多次写过这一内容的条幅。”(35)在这以后到他逝世的一年半时间里，他承担了大量的外事活动，频繁地会见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议会领导人以及友好代表团，单单出席接受国书的仪式就达到四十多次。
四届人大后不久，周恩来总理病情加重。邓小平受毛泽东的委托，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对工业、农业、科技、国防、教育、文化等各方面进行全面整顿。在短短九个月里，形势有了明显好转，各个领域的工作取得显著的成效。
对邓小平取得的成就，朱德是十分欣慰的，他称赞道：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领导工作，很好。(36)原辽宁省委书记周桓回忆说：“一九七五年底，我去看望总司令，他对我说：‘现在形势很好，组织上顺过来了，思想上还未顺过来。’接着，他又谈到，要抢班是不行的，林彪不是垮了嘛？！他们要打倒我，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我是党树起来的，要打倒我，就得先打倒共产党。现在虽然有人还在捣乱，但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要胜利。”(37)然而，整顿工作从一开始就受到“四人帮”的阻挠和破坏。同时，由于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再度陷入混乱。
正是在这样一个异常严峻的时刻，周恩来总理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逝世。全国人民顿时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朱德同周恩来有着半个多世纪的深厚情谊。他是一九二二年在德国由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入党的。五十多年来，他们曾经一起度过了多少个生死与共的日日夜夜。周恩来是在发现癌症两年后的一九七四年六月才住院的。朱德同他最后一次相见是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一日。那天周恩来身体稍好一些，起床后在病房内作“八段锦”运动。他的卫士高振普回忆道：“他边运动边对我说，‘你去打电话，问一下朱老总的身体怎么样？他现在有没有时间？前些日子他想来看我，因为我当时身体不太好，没能请他来，今天可以了，看朱老总能不能来。’我答应马上去打电话。总理接着说：‘现在是四点多钟，如果老总可以来，五点钟可以到这里，大约谈上半个小时，五点半可以离开，六点钟他可以回到家吃饭。按时吃饭是朱老总多年的习惯。他有糖尿病，年岁又大，不要影响他吃饭。如果今天不能来，过几天他要去北戴河了，最好在此之前未一趟。’周总理住院后，朱老总几次想来看望，只是怕影响总理的正常治疗。周总理也不愿让年近九旬的朱老总看到他在病榻上的样子，所以一直没有让来。今天，总理约朱老总来，是想到朱老总过几天去北戴河，需两个多月才能回来，总理担心到那时自己的身体条件不会比现在好，所以，请朱老总在去北戴河之前先来见见。”
“我把朱老总可以来的消息报告了总理，同时转达了康大姐的问候。总理在病房里来回走了几趟，对我说：‘换上衣服，到客厅里去见老总，不要让他看到我穿着病号衣服。’五时五十分，朱老总到了，迈着稳健的步子走向客厅，周总理起身迎向老总，两人同时伸出双手，朱老总用颤抖的声音问总理：‘你好吗？’总理回答说：‘还好，咱们坐下来谈吧。’朱老总已八十九高龄，动作有些迟缓，我们扶他坐在沙发上。总理关心地问老总：‘要不要换一个高一点的椅子？’老总说：‘这个可以。’总理示意关上客厅的门，我们都退了出来，客厅里开始了两位老战友的谈话。”
“六时十五分，谈话结束了，总理送老总走出客厅，紧紧地握手告别，警卫员搀扶着老总上了车，总理目送着汽车开走，才转身回到病房。谁能想到，这次相见竟是两位几十年出生入死的老战友的最后相见！”(38)周恩来这样快地去世，是朱德怎么样也想不到，也难以相信的。她的女儿朱敏在第二年回忆道：“去年元旦，我父亲病刚好一些，就出了院。他在生病期间，组织上没有告诉他总理病重的消息。一月八日，总理逝世时，一开始也不敢告诉他。
那天下午，他正去接见外宾，接受国书。回来后，妈妈慢慢地对他说：‘总理病情最近恶化了。’他听了后，连这也不相信，认为：有那么多的好大夫给总理治病，病情不会发展得那么快。敬爱的周总理会这么快去世，他没有想到，也不愿想到呀！晚上八时，当他得知总理逝世的消息后，眼泪马上就流了下来。我是从来没有看到过我父亲掉泪的。一九七四年，我哥哥因病突然去世，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都没有掉一滴眼泪。”
“当他听到总理临终遗言，要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和江河里时，便很严肃地说，‘过去人们死后要用棺材埋在地里，后来进步了，死后火化，这是一次革命。总理为党、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真是一个真正的彻底的革命家。’他一边说，一边流泪，还问我们：‘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我们说：‘知道一点，看了一些别人的回忆。’他却说：‘你们应该了解总理的革命历史！’说着，就开始讲总理革命的一生。当时，我们怕他过分伤心，身体受不了，没有让他说很多，但他不时自言自语：‘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他自己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
向总理遗体告别时，父亲一路上都在掉泪，在车上他就要脱帽子。在总理的遗容前，他庄严地向总理举手致敬！回来后，他一句话不说，也不吃东西。治丧委员会的同志征求他的意见，是否只参加一次吊唁仪式，他却坚持要全部参加。开追悼会时，他原来决定是要出席的，但是就在出发之前，九十高龄的父亲，由于哀悼总理过分悲痛，两条腿说什么也站不起来了，因而没有去成！”(39)周恩来的逝世，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引起强烈的震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布满的花圈、挽联、悼词 不仅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失去这位卓越领导人的悲痛与怀念，而且反映了人们对中国前途命运的焦虑心情。这牢四月“清明节”前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矗朱德有一次同江西省委常委刘俊秀谈话，针对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愤慨地说：“别听他们‘革命’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实际上就是他们在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不讲劳动，不搞生产，能行吗？粮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没有粮食，让他们去喝西北风！”(40)这年六月二十一日上午，朱德前往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由于会见的时间推迟，而朱德事先没有得到通知，在放有冷气的房间里等了近一个小时。回到家中，他便感到身体不舒服，经医生诊断，是患了感冒。二十五日晚，朱德因病情加重，被送入北京医院治疗。
几天后，朱德的病情稍有缓解。但进入七月后，他的病情又再次加重，多种病症并发。
朱德住院后，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委托他的女儿“几乎每天打电话到医院，询问朱老总的病情。”(41)邓颖超、聂荣臻、李先念等纷纷前往医院探望朱德。在病榻上，朱德同看望他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作了最后一次谈话。他说：“我看还是要抓生产。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呢？！”
七月五日，朱德的病情急剧恶化。当他看到站在病床前的李先念、聂荣臻、王震、邓颖超、蔡畅等人时，“他努力地要抬起右臂和他们握手，却终于没有抬起来。在场的老帅、大姐们都难过地流下了眼泪。”(42)很快，朱德就进入昏迷状态，再也没有睁开眼睛。
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下午三时一分，朱德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享年九十岁。
在中南海毛泽东的寓所里。
刚从生命垂危中被抢救过来的毛泽东，静卧在病榻上。这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赶来向他报告了朱德逝世的消息，毛泽东“听完华国锋的报告，用微弱、低哑的声音问：‘朱老总得的什么病？怎么这么快就 ’”他嘱咐华国锋一定要妥善料理朱德的丧事。(43)朱德的逝世，使中国人民再一次沉浸在悲痛之中。当他的遗体被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时，人们聚集在十里长街，含着热泪，目送着灵车西去。
朱德的逝世，在世界各国或地区的领导人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他们纷纷发来唁电、唁函，表示深切的哀悼，并且高度评价了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中国领导人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民族领袖之一。”
“中国红军之父。”
“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而奋斗的传奇式的统帅和战士。”
“中国人民优秀的儿子。”
“无私地忠于职责的典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伟大象征。”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一日，是朱德九十周岁诞辰日。一个多月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一天，康克清携同家人来到绿荫环抱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她把一束鲜花放在朱德的骨灰盒上，她要将“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告诉九泉之下的朱德，让他和中国人民一起分享胜利的喜悦 十年后，朱德一百年诞辰的时候，胡耀邦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隆重的纪念大会上对朱德的一生作出高度的评价：“朱德同志的一生，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对于气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功盖千秋，更令人怀念的是，朱德同志既是伟大的统帅，又是普通士兵，堪称楷模，他的德行与日月同辉。”
“朱德同志光辉的一生，是同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和伟大胜利融合在一起的。
四十年前，在他六十诞辰时，毛泽东同志称他为‘人民的光荣’。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给他以高度评价。对这些称誉，朱德同志是当之无愧的。”
“朱德同志是伟大的，又是平凡的，他一生思想的高尚，人格的伟大，给全党、全国人民留下了亲切难忘的印象。它将传诵千古。对新一代年青的领导者的成长，更是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44)
注释
一、佃农的儿子
①袁鸿裔：《朱世林墓碑寿文》， 1925年立。
②⑧⑨(13)(14)(15)(16)(17)朱德自传（1886—1937），手抄稿本（这是朱德在1937年口述，由他的秘书孙泱等笔录的）。
③访问朱代良记录， 1978年5月18日。
④⑤⑦⑩朱德：《回忆我的母亲》，《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13、114、111、112页。
⑥高光照：寿文，《朱母潘太夫人荣哀录》，第11、12页。
(11)访问席绍华谈话记录， 1978年5月16日。
(12)《朱德委员长的青少年时代》（邓新整理，《人民的光荣——朱德委员长光辉战斗的一生》（一），北京师范大学公共政治理论课教研室编内部本，第256页。）
二、走向广阔的世界
①⑩刘长征（刘寿川的儿子）：《回忆尊敬的朱委员长》，未刊稿。
②⑥⑦⑨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③体育学堂章程，四川学报，2年3册，光绪32年3月。
④⑧《体育学堂甲班学生第二学期积分表》，原件。
⑤《体育学堂第一学期学生姓名籍贯年龄册》，原件。
(11)萧向成：《朱德故里》，文物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9页。
(12)朱德：《回忆我的母亲》，《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12页。
(13)(15)[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90.92页。
(14)访问张与九记录， 1978年4月24日， 1983年5月13日。
三、奋身军界
①⑨(15)(24)(29)朱德自传，年抄稿本。
②《云南陆军讲武堂试办章程》，宣统元年7月，陆军教练处铅印所排印本，第1、2页。
③李鸿祥：《增补云南辛亥革命回忆录》，《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中华书局1963年6月版，第136页。
④马伯周：《回忆我所知道的朱德委员长的部分革命史实》， 1978年11月26日，未刊稿。
⑤《云南陆军讲武堂同人录》，第39页；《云南陆军讲武堂丙班第一队学生姓氏录》，原件。
⑥(11)杨如轩：《我所知道的朱德委员长》， 1977年11月，未刊稿。
⑦(32) [美]宁谟·韦尔斯：《朱德的一生》，《续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2月版，第118、119页。
⑧《朱总司令在五四寿诞庆祝大会上的讲演》，《前线》第11期， 1940年1月1日。
⑩(18)杨如轩：《关于朱总生平的补充》， 1978年4月6日，未刊稿。
(12)周开勋：《云南讲武堂的回忆》，《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167页。
(13)李根源：《辛亥前后十年杂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0集，中华书局1961年10月版，第322页。
(14)《云南杂志发刊词》，《云南》第1号， 1906年10月15日。
(16)(17)(18)朱德：《辛亥革命回忆》，《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78、379、381、382页。
(19)(21)[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100、101页。
(20)黄兴、胡汉民：《致加拿大同志书》，《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5月版，第60页。
(22)詹秉忠、孙天霖：《蔡锷对云南同盟会的态度》，《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8页。
(23)刘存厚：《云南光复阵中同志》，《云南辛亥革命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1961年8月版，第30页。
(25)杨如轩：《我所知道的朱德委员长》， 1977年11月，未刊稿；马怕周：《回忆我所知道的朱德委员长的部分革命史实》， 1978年11月26日，未刊稿。
(26)(27)朱德：《辛亥革命杂咏》手迹，《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中华书局1961年10月版，卷首。
(30)任可澄：《批迤南剿匪事务所督办详情赈恤黄喜被烧店房一案》，原件，1914年11月18日。
(31)王景弗（建水县知事）给云南将军唐继尧、云南巡按使任可澄的报告，原件， 1915年9月29日。
(33)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26页。
四、护国名将
①②《朱德早年诗十八首》，《人民文学》1978年第8期。
③白之瀚：《云南护国简史》，新云南丛书社1946年版，第30页。
④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12月出版，第348页。
⑤滇声报：《云南起义实录》，《护国历史资料选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云南省委员会编），第29页。
⑥《云南部督府委饬第×号》（1915年12月30日），《共和滇报》，1916年2月2日。
⑦《云南都督府委饬第×号》（1916年1月6日），《共和滇报》， 1916年2月7日。
⑧《董鸿铨入蜀讨袁日记》，《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4年7月版，第237页。
⑨《蔡锷致梁启超书》（1916年1月5日），《松坡军中遗墨》，《近代史资料》第4期， 1963年。
⑩杨如轩，《护国第一军第三梯团第六支队（步兵第十团）第二营入蜀讨袁日记》，《护国文献》，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585页。
(11)(13)《朱德陈述所部作战经过与唐继尧来往函》，《护国运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清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6月版，第220页。
(12)李曰垓：《云南护国军入川之战史》，《护国文献》，第670页。
(14)杨如轩：《关于朱总生平的补充》， 1978年4月6日，未刊稿。
(15)《罗佩金、赵又新命令》（1916年2月18日），《护国之役总司令部作战命令》。
(16)《蔡锷致唐继尧等电》（1916年2月29日），《松坡军中遗墨》，《近代史资料》第4期，1963年。
(17)(24)李曰垓：《客问》，《护国文献》，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679、680、681页。
(18)《蔡锷致各支队长命令》，《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4年7月版，第262页。
(19)孟雄成：《护国军蜀战通讯》，《护国文献》，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590页。
(20)庾恩旸：《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未记》下册，云南图书馆1917年印，第10页。
(21)《蔡松坡家书》，《近代史资料》第4期， 1963年。
(22)《政府公报》第64号， 1916年3月10日。
(23)《护国军第二梯团战斗详报》，《蔡总司令命令》（原件藏北京图书馆）。
(25)《朱德诗词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3、4页。
(26)吴玉章：《庆祝人民军队的创造者朱总司令玉阶同志六十大寿》，《人民的光荣——朱德委员长光辉战斗的一生》（一），北京师范大学公共政治理论课教研室编内部本1977年12月版，第23页。
(27)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五、从黑暗中走出来
①《唐继尧通告由滇启程北上先平川乱电》，《四川军阀史料》第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版，第306页。
②但懋辛：《川军驱逐滇、黔军概况》，《四川军阀史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96页。
③朱德致唐继尧电， 1917年12月10日，云南省档案馆藏件。
④杨如轩：《我所知道的朱德委员长》， 1977年11月，未刊稿。
⑤朱德、金汉鼎等致唐继尧电，1918年2月9日，云南省档案馆藏件。
⑥朱德致唐继尧电， 1918年3月13日，云南省档案馆藏件。
⑦欧阳励清：《跟随敬爱的朱德委员长的片断回忆》， 1977年1月4日，未刊稿。
⑧沪县文教局：《朱德在沪县》第64页。
⑨朱德：《在五四寿诞庆祝大会上的讲演》，《解放》第11期， 1941年3月30日。
⑩(19)朱德：《辛亥革命回忆》，《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85、386页。
(11)(12)(13)(14)《朱德同志早年诗抄》，《人民文学》1978年，第8期。
(15)《朱德早年读史批语逊，《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16)王嘉烈：《进德斋日记》，1920年1月9日条，沪州市政协档案。
(17)《朱德致任锐信》， 1945年3月24日，手稿。
(18)(20)(21)(22)(23)[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150、145、177、150、152页。
(24)杨如轩：《关于朱总生平的补充》， 1978年4月6日，未刊稿。
(25)(26)邓锡候：《一九二○年川、滇、黔军阀混战前后》，《四川军阀史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144页。
(27)顾品珍：《自述由川战败回滇经过》，《四川军阀史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杜1983年4月版，第191页。
(28)《邓泰中等致云南周省长、省议会等电》， 1921年2月6日，云南省档案馆藏原件。
(29)《顾总司令就职之布告》，《义声报》， 1921年2月25日，第5页。
(30)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公函第2号， 1921年3月8日，云南省档案馆藏原件。
(31)(32)《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33页。
(33)安恩溥：《顾品珍之死》，《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86页。
(34)靖国军总司令部训令，第31号， 1922年3月27日，云南省档案馆藏原件。
()35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六、远涉重洋追求真理
①②③④⑦(28)[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171、173、175、178、193页。
⑤李景泌：《我对朱委员长的回忆》， 1978年4月27日，未刊稿。
⑥⑧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⑨朱德在哥廷根的市民登记证，原件。
⑩访问谢唯进记录， 1978年2月27日；访问刘鼎记录，1978年6月1日。
(11)(26)访问房师亮记录， 1978年3月8日。
(12)访问郭先彦记录， 1978年4月27日，5月2日。
(13)入学注册证， 1924年3月，原件。
(14)(16)魏时珍：《关于朱德总司令的回忆》， 1978年4月24日，未刊稿。
(15)访问李景泌记录， 1978年4月27日和4月30日。
(17)访问刘鼎记录， 1978年6月1日。
(18)段可情：《关于朱总在德国留学期间的一些活动情况》， 1978年5月27日，未刊稿。
(19)刘鼎：《追求真理的足迹》，《红旗飘飘》第25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2月版，第45页。
(20)朱德致季子、莘农信， 1925年3月7日，原件。
(21)访问谢唯进记录， 1978年3月15日。
(22)(27)访问刘鼎记录， 1978年6月3日。
(23)《德国警察为同盟国服务——警察对外国大学生的暴行》，《红旗报》（德文）， 1925年6月20日，原件。
(24)(25)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七、在北伐革命中
①朱德的一次谈话， 1966年6月1日。
②秦青川日记，秦蓉芳提供。
③陈毅：《早年回忆》，《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25页。
④杨森致外交部电， 1926年9月1日；《万县九五惨案史料汇编》，政协万县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第23页。
⑤⑥杜钢百：《万县惨案和朱德、陈毅同志》，《万县九五惨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388、389页。
⑦《万县海关报告》，《万县九五惨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87—88页。
⑧(11)莫湘：《缅怀敬爱的朱德委员长》， 1982年11月，未刊稿。
⑨《中国共产党为英国帝国主义屠杀万县告民众书》，《向导》第173、174期合刊， 1926年10月10日。
⑩《旅鄂川人对万案之愤慨（续）》，《国民公报》（成都版）， 1926年11月6日。
(12)刘伯承：《纪念杨闇公同志》，《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70页。
(13)叶英俊：《中国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组织沿革表》， 1948年3月12日。
(14)廖宾儒：《回忆朱委员长在1926年临万县政治学校讲话实史》，未刊稿。
八、南昌暴动
①③莫湘：《缅怀敬爱的朱德委员长》， 1982年11月，未刊稿。
②徐震球：《大革命时期跟随朱德委员长的片断回忆》， 1978年3月10日，未刊稿。
④赵輖：《朱德同志在南昌军官教育团》，《战争年代的朱德同志》，人民出版社1977年6月版，第6—7页。
⑤蒋介石：《在南昌总部第14次总理纪念周演讲词》， 1927年2月21日。
⑥⑦赵镕：《朱德元帅革命事迹回忆片断》，未刊稿。
⑧《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47页。
⑨(11)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⑩赵镕致陈友群的信， 1981年10月10日。
(12)金汉鼎：《八一起义前后见闻点滴》， 1964年，未刊稿。
(13)张适南：《1927—1928年朱培德、王均在江西》，1964年，未刊稿。
(14)朱德在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时的谈话， 1961年2月16日。
(15)朱德：《在北京市各界人民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7年8月1日。
九、保存革命火种
①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未记》，《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159页。
②⑩赵镕给陈友群的信， 1981年10月10日。
③《起义军指挥员名单》，《南昌起义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9页。
④朱其华：《一九二九年底回忆》；疋林：《南昌起义》（资料），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编辑；《党史资料》1954年，第6期。
⑤(11)(17)(51)赵镕：《跟随朱德同志从南昌到井冈山》，《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第44、48、55、69页。
⑥杨如轩：《关于朱总生平的补充》，未刊稿， 1978年4月6日。
⑦宋之的：《从南昌到井冈山·伟大的朱德》，《星火燎原丛刊》1980年10月第2辑，第8页。
⑧(54)朱德自传，手抄稿本。
⑨(43)杨如轩：《我所知道的朱德委员长》，未刊稿， 1977年11月。
(12)访问赵镕谈话记录， 1985年6月14日。
(13)赵輖：《关于南昌暴动中二十军的斗争情况报告》，《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108页。
(14)(15)《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6月出版，第342页。
(16)廖运周：《回忆南昌起义前后的七十五团》，《南昌起义》，党支资料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328页。
(18)周士第：《起义中的二十五师》，《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149页。
(19)(20)(29)(35)(37)(38)(39)粟裕，《激流归大海——回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日。
(21)(22)《一次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饶平党史资料》1982年第1期，第4页。
(23)(34)[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4月版，第242、245页。
(24)《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36—3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