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赣南三整”，部队的状况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但仍面临着许多严重困难，特别是给养和弹药无法解决。当时，已近隆冬，起义军官兵仍然穿着单衣，有的甚至穿着短裤，打着赤脚，连草鞋都没有；无处筹措粮食，官兵常常饿肚子；缺乏医疗设备和药品，伤病员得不到治疗；部队的枪枝弹药无法补充，人也很疲乏，战斗力越来越削弱。如何克服这些困难，保存这支革命力量，就成了摆在朱德面前急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起义军在江西崇义县上堡整训时，朱德从报上意外地看到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已从广东韶关移防到同崇义接邻的湖南郴州、汝城一带。他同陈毅商量后，便写信给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希望同他们合作。
范石生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期同班同学。他们曾结拜为兄弟，一起秘密参加同盟会，一起参加昆明的“重九起义”，又一起在蔡锷的领导下参加护国讨袁战争。后来，范石生成为滇军的高级将领。一九二三年初，杨希闵率反对唐继尧的滇军讨伐陈炯明后，进驻广州，扩编为三个军，范石生升任第二军军长，“石龙大花桥一役，击溃陈炯明的洪兆麟部，立了战功，深得孙大元帅嘉许，明令授予上将军衔。”(47)一九二六年滇军第二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时，他仍任军长，一九二七年十月，第十六军移防到韶关和汝城一带。范石生同粤系、桂系、湘系军阀都有矛盾，而同蒋介石的矛盾更为尖锐。在范石生军中担任军官团教官的严中英回忆说：“范石生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一九二三年范任驻粤滇军第二军军长时，孙中山大元帅指挥东征，申讨叛逆陈炯明。当时，蒋介石任粤军许崇智的参谋长，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即席要求发言，范石生以主席身份傲慢地问：‘你叫什么名字？，蒋答后，范又问：‘你要讲什么？，蒋谈了自己对作战的意见。范不等蒋讲完，就嘘了一声说：‘算了吧！你说得轻巧，拾根灯草！’使得蒋十分尴尬，加深了两人之间的矛盾。”(48)蒋介石报复心很重，当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范石生心里自然更有顾虑。所以，他需要寻找盟友，以加强自己的力量。当他得知朱德正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赣南时，便几次派人秘密寻访，进行联络。
中国共产党人同范石生的统一战线关系早已建立。还在一九二六年范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时，周恩来就通过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云南人王懋庭（又名王德三），将在广州的云南籍共产党人赵贯一（赵薪传）、王振甲（王西平）、韦济光、夏崇先、马季唐、饶继昌、李静安、向镇弼以及广西人余少杰等派入范部，建立了党组织，组成第十六军政治部。他们分别担任秘书、科长、股长及下属部队的党代表（国民党的党代表）。(49)“四·一二”政变后，范石生对蒋介石的“清党”命令阳奉阴违，搁置不理。所以，在第十六军里一直保存着共产党的组织。朱德后来说：“南昌起义前，驻在湖南的范石生第十六军同我们党保持着统一战线关系，该军内仍然有我们党的组织，范石生也有同我们联合一起进入广东之意。南昌起义后，部队南下时，周恩来同志就给我们写了组织介绍信，以备可能同范石生部发生联系时用。”(50)朱德给范石生的信发出去后约半个月，范派人送来了复信：“春城一别，匆勿数载。兄怀救国救民大志，远渡重洋，寻求兴邦救国之道。而南昌一举，世人瞩目，弟感佩良深，今虽暂处逆境之中，然中原逐鹿，各方崛起，鹿死谁手，仍未可知。来信所论诸点，愚意可行，弟当勉为为助。兄若再起东山，则来日前途不可量矣！弟今寄人篱下，终非久计，正欲与兄共商良策，以谋自立自强。希即在驾汝城，到日唯（注：第十六军四十七师师长曾日唯）处一晤。专此恭候。”(51)朱德向陈毅介绍了范石生的情况，又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同范石生的合作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这样做，有利于隐蔽目标，积蓄力量，待机发展。朱德又向全体共产党员讲明同范石生合作的意义和目的。大家经过热烈讨论，统一了认识，同意在原建制不变、保证组织上独立、政治上自主、军事上自由的前提下同范石生合作。
十一月二十日，朱德受党组织的委托，带着教导队从崇义的上堡出发，去汝城同曾曰唯谈判。在途经汝城县壕头圩时，还有过一次惊险的遭遇：他们住在一个祠堂里，半夜间突然被土匪何其朗部包围。土匪冲进祠堂，问朱德：“你是什么人？”朱德说：“我是伙伕头。”土匪又问，“你们的司令在哪里？”朱德指着后面的房子说：“住在那边。”由于朱德穿着简朴，同士兵没有什么区别，土匪信了，就往后去。朱德从窗户里跳出，脱离了危险。
到汝城后，同曾曰唯进行了两天的谈判。在谈判中，朱德提出三个条件：“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党什么时候调我们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给我们的物资补充，完全由我们支配；我们内部组织和训练工作等，完全照我们的决定办，他不得进行干涉。”(52)最后，双方达成协议：一，同意朱德提出的部队编制、组织不变，要走随时可走的原则；二，起义军改用第十六军四十六师一四○团的番号，朱德化名王楷，任四十六师副师长兼一四○团团长（不久，范又委任朱为第十六军总参议）；三，按一个团的编制，先发一个月的薪饷，并立即发放弹药和被服。后来，一九二八年六月，杜修经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也写道：“在受编的时候，朱德向范石生他们表示，大意：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我们党有命令要我们怎样时，我们还是怎样，他们意承了。”(53)对这些协议，范石生是认真执行了的。朱德说：“他接济我们十万发子弹，我们的力量又增强了，他还一个月接济万把块钱、医生、西药、被单 在红军的发展上来讲，范石生是值得我们赞扬的。”(54)当时在范石生身边的严中英回忆道：“范对我说：‘这支部队现在还穿着单衣短裤，没有盖的。
天气这样冷，就得先把棉服军毯运去。’我从侧面了解，范对这部红军是按照一个团的军需物品和粮饷等予以补充的。后来朱总司令把部队带过十六军的驻地时，我看到战士们穿着新发的棉衣，在制服装备方面，与范军没有什么区别；但在精神上态度上，却与国民党的部队截然不同，尤其引起我注意的是，在队伍中分不出谁是官，谁是兵，大家说说笑笑，亲如家人，我见了感到新奇。”(55)随后，陈毅、王尔琢带着部队开到汝城西北方向的资兴。在资兴时，又从范石生那里领了五六十万发子弹。
这段时间内，朱德以第十六军总参议的名义，不时到军司令部与范石生会晤，谈笑风生。他们有时讲到过去在昆明翠湖之滨一堂相聚的岁月，有时又讲到现时中国革命的前途，处得很融洽。
朱德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讲到同范石生合作的意义时，说过：“范石生之所以与我们达成协议，实现联合，是想扩充队伍，壮大实力，同蒋介石以及其他军阀对抗。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与范部建立统一战线，以他为掩护，隐蔽目标，积蓄与发展力量，绝不是放弃原则，顺从他人，也绝不能束缚住自己的手脚，我们应该独立自主地进行活动。”大家一致拥护这一决定。
十二月间，这支部队又从资兴南下，进入粤北，移驻韶关西北三十里的犁铺头，他们这次开往广东，原来是按广东省委指示去支援广州起义。但到粤北时，广州起义已失败了，就在犁铺头进行休整。朱德找来教导大队队长李奇中，对他说：“就现在情况看来，我们像现在这样安定的机会不多，敌人总要打我们，我们总是要打仗的。可是以后打什么样的仗，仗怎么打，大家并不了解，我们要抓紧一切机会来训练部队，让他们经常学到新的作战知识才行。”在训练时，朱德自己讲课，他要求部队抛弃旧的队形，改为梯次配备的疏开队形，以减少密集队伍受到敌火力的杀伤；要求指挥员重视对敌情的搜索和侦察，不摸清敌人情况不动手；要求士兵除熟悉手中武器外，一定要做到不靠近敌人不开枪，打不中不开枪。他反复强调：“一定要让每个同志牢牢地记住，我们人少枪少，不能和敌人硬拼。我们要瞅住敌人的弱点，我们要注意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术。”(56)他们无论在驻防或行军时，照样打击当地的土豪势力，有时还处决一些民愤很大的地主恶霸。范石生听到有人向他报告，但从没有过问和制止过。
一九二八年初，蒋介石发觉南昌起义军余部隐蔽在范石生部队里，立即下令要范石生解除起义军的武装，逮捕朱德。同时，方鼎英部从湖南进入粤北，监视起义军和范石生的动向。范石生接到蒋介石的密电后，不忘旧谊，信守协议，立刻写信派秘书杨昌龄前往犁铺头，告诉朱德，劝他立刻离去，还送来一万块钱。他在给朱德的信上说：“‘孰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最后胜利是你们的，现在我是爱莫能助。”
在这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朱德必须立即率部脱离险境。他最初准备按照广东省委的意见，去东江同广州起义的余部汇合。但部队刚到达仁化，突然发现国民党第十三军的部队正沿侦水开往仁化东面的南雄，切断了起义军前往东江的去路。朱德当机立断地决定，在收集广州起义的一部分失散人员后，折向湘南，去实现他酝酿已久的湘南起义。
十、领导湘南起义
三九隆冬，大雪纷飞。在岭甫大瑶山的茫茫林海里，正行进着一支部队，作为部队前导的军旗上直写着：国民革命军第一百四十团。谁能想到这支有着整齐装备的“国民革命军”正是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军余部。
一九二八年一月五日，朱德率领从广东仁化西移的部队来到广东乳源县（今属乐昌县）的杨家寨子。
杨家寨子是粤北山区的一个小镇，在逶迤险峻的南岭的南侧。从这里翻过一座大山，就到了湖南。镇上的三百多户人家都姓杨，杨家寨子便成了这个村镇的名字。在万山丛中，这是一块不多见的平坝。所以，远近乡邻又叫它大坪杨家。
给起义军带路的是龚楚。他是广东乐昌人（1925年加人共产党，1935年叛变投敌），曾在北江地区搞农民运动，带领广东农军参加过北伐战争，后来又带领农军参加过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失利后，他回到家乡乐昌县。
朱德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我们脱离范部，从韶关北上，计划去湘南找一块根据地。这时龚楚已来到我们部队，便由他引路带我们到了宜章县的杨家寨子。宜章县农会主席杨子达，当时就住在杨家寨子，他对我们进驻这个寨子也起了重要作用。”①在杨家寨子还有一个不久在智取宜章中起了关键作用的人物，就是胡少海。胡少海，又名胡鳎他家是湘南宜章县的富户，父亲是宜章的豪绅。兄弟六人，他排行老五，乡亲们都称他为“五少爷”。他虽然出身豪门，但上学读书时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放弃厂“嗣承祖业”的士绅少爷生活，投身于民主革命，在程潜部李国柱旅当一名下级军官。后来进了程潜办的“建国援鄂军讲武堂”，毕业后在程潜部任营长。“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他遭到怀疑，只得带领部分湖南籍士兵，离开部队，躲到杨家寨子，以贩马作掩护，领导着一支农民武装，打富济贫，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后来，同中共宜章县委的杨子达、高静山取得联系，在党的领导下开展革命工作。
朱德率部来到杨家寨子，目的是由此进入湘南。在湘南发展革命活动有两个重要的有利条件：第一，这时南京政府同原来盘踞两湖的唐生智部的战争正在进行。唐生智本人虽已通电下野，南京政府组织的“西征军”已占领武汉，但唐的余部三个军退入湖南，“西征军”正分路进逼长沙、岳阳，大战即将爆发。双方对峙的兵力集中在湖南北部，一时都无力顾及其他方面，湘南空虚。桂军黄绍眩部也正同粤军张发奎部在粤西相持。这正是发动起义的大好时机。第二，湖南的农民运动在大革命时期基础很好，北伐军首先从那里经过。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曾写道：“农民运动发展区域之中、南两路，因农民起来形势甚猛，地主阶级招架不住，其武装势力大部分投降农会”。大革命失败后，地主进行反攻倒算，农会受到严重摧残，但潜在力量还很大，原来在国民革命军和城市中的不少湘南籍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在政变发生后被迫返回家乡，在本地工农群众中已做了许多工作，容易一呼而起。这又是发动湘南起义的良好群众基矗这以前不久，中共湘南特委已制定《湘南暴动计划》②。朱德率领的部队到达杨家寨子后，湘南特委所属宜章县委书记胡世俭就赶来了。他详细地向朱德、陈毅、王尔琢汇报了宜章的敌情：城内没有正规部队，只驻有邝镜明的五百名民团，同外界没有通讯联系。这是有利条件，但宜章是座石头城，易守难攻。如何拿下宜章，打好湘南起义的第一仗？朱德动员大家献计献策。
讨论时，有的人认为民团不堪一击，主张强攻；有的人建议引蛇出洞，把敌人诱出城来歼灭；有的人提出组织一支小分队，装扮成赶圩场的群众，混进城去，来个里应外合；还有的主张兵临城下，把宜章围个水泄不通，限期令对方投降。朱德耐心地听完大家的意见后，提出了智取宜章的方案。他讲了四个有利条件：一是军阀正在湘北酣战，湘南地区敌人势力比较薄弱；二是时近年关，地主豪绅逼租逼债更加厉害，贫苦农民和地主豪绅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三是起义军经过了补充和休整，战斗力大大提高；四是胡少海出身豪门，参加革命后没有公开地参加过本乡本土的阶级斗争，身份尚未暴露。因此，他提出由胡少海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一四○团团副的名义，率领一支先遣队进驻宜章，布告全城：本军奉范军长之命移防宜章，保护乡里。稳住宜章的上层统治者后，大部队随即跟进。为了不让反动头目逃脱，要胡少海以“宴请桑梓父老”为名，对准备捉拿的人都送去请柬，并在宴前设下埋伏，以便一网打荆一封盖有第一四○团关防的公函送进宜章县衙门。县议会大厅里，县长杨孝斌和县参议长、团防局头头、警察局长、商会会长及各界士绅，聚集一堂，商讨如何迎接即将入城的“国民革命军”。
一月十一日，天气晴朗。宜章打开城门迎接胡少海“荣归故里”。县里的头面人物都到南门外迎接。先遣队入城后，立即布哨，换下了团防局的哨兵，把宜章城的交通要道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然后，向朱德发出一封密信，告诉他一切都很顺利，可以按原计划进行。
一月十二日，正午过后，朱德、陈毅、王尔琢带着起义军开进宜章城。
在一四○团司令部的临时驻地宜章县女子职业学校开会研究行动方案。胡少海汇报说，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判断，当地官员、士绅还蒙在鼓里，只是对部队进驻宜章的目的有着种种猜测，事不宜迟，应该及早动手。朱德问宴请各界的事安排的怎样了？胡少海说，他已向县长杨孝斌提出，杨孝斌说那样使不得，不能反主为宾，王楷团座一到，就为各位接风洗尘。朱德说：“那我们就借水行船吧！”
宴会在县参议会的明伦堂里举行。酒过三巡，大厅里进来一个跑堂的，一声长叫：“鱼，来啦！”这是约定的信号，说明一切都已准备停当。朱德站起来，把杯子掷在地上，门外立刻冲进十个战士，把枪口对着那些官员和士绅。这时，朱德大声宣布：“我们是中国工农革命军。你们这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作威作福，糟蹋乡里，反对革命，屠杀工农，十恶不赦，是劳苦大众的罪人。现在把你们统统抓起来，听候公审！”
几乎在同一时间，陈毅、王尔琢指挥起义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决了驻在东山养正书院的团防局和警察局，俘虏了四百多人，缴枪三百多支。
智取宜章的胜利，揭开了湘南暴动的序幕！
接着，朱德下令打开监狱，放出被捕的革命者和无辜群众；打开粮仓，把粮食分给贫苦的工农群众。顷刻之间，宜章城里一片欢腾。
一月十三日上午，中共宜章县委在城内西门广场召开群众大会。会上，朱德根据广东省委的指示，郑重宣布起义军改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③，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蔡协民任政治部主任。在这里，第一次举起了镰刀斧头的红旗。朱德号召大家组织起来，打倒当地军阀势力，实行“耕者有其田”，大会接受群众意见，经公审后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宜章县长杨孝斌、原县长黄得珍、挨户团副主任刘秉钧等。
会后，朱德、陈毅和宜章县委的胡世俭、高静山、杨子达等共同部署各区乡配合工农革命军组织工农武装、发动全县起义。朱德自己来到栗源堡，当晚召集全村人开大会。他说：“你们这个村子，是大革命时期最勇敢的村子，你们也是最勇敢的农民。因为反动派的屠杀，把你们成立的农民协会推翻了。我们革命者是杀不绝的，农民协会是推不翻的，你们要把农民协会恢复起来，组织起来，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④会后，村里就组织起了暴动队，朱德还发给他们六七支新枪。这支部队以后编入了宜章的独立第七师。
朱德智取宜章的消息不胫而走。当时控制着广东的李济深密令曾经发动“马日事变”、大量屠杀工农的独立第三师师长许克祥“即日进剿，不得有误”。许克祥接到命令后得意洋洋他说：“老子用六个团同朱德的一个团去较量，吃掉他绰绰有余！”立刻带着全师人马，从广东乐昌日夜兼程北上，想去扑灭湘南起义的烈火。
这一着，早在朱德的预料之中。这时，工农革命军的主力部队已发展到三千多人。为了应付突然情况，并接受南昌起义中没有同当地农民运动结合而失败的教训，他在春节前夕，率领部队秘密撤出宜章城，隐蔽在乡间，休整队伍，发动群众，以逸待劳，准备反击敌人的反扑。朱德回忆起那一段历史时说：“从此，我们的军队就和湖南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这一教训是：大败之后重新整理队伍，恢复元气，转变方向，深入农村，得到了群众拥护，才得以生存与发展。”⑤宜章县委派谭新到工农革命军驻地长村，向朱德、陈毅汇报许克祥进兵岩泉圩、屯粮坪石镇的情报。听完汇报后，朱德对情况作出分析：“的确，敌人有不少优势，我们不能低估。他兵力数倍于我，武器装备精良，后方实力雄厚。在这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决不可采取南昌起义后那种死打硬拼的方法，同敌人拼消耗。应该有勇有谋，灵活机动，扬长避短。用游击战和正规战结合的打法，去战胜敌人”。大家同意朱德的分析，决定避实就虚，诱敌深入，主动撤退，寻找有利战机。
一听说要打发动“马日事变”的死对头许克祥，工农革命军的情绪十分高涨。四乡的农军也赶来要求参加战斗。“活捉许克祥，为‘马日事变’死难烈士报仇”，成了工农革命军战士响亮的口号。
朱德、陈毅把部队隐蔽在深山中的圣公坛。许克祥将教导队和补充团留在坪石镇，亲率两个主力团进到岩泉圩一带，而把另外两个团在坪石、长岭、武阳司、栗源堡一线摆开，搜寻工农革命军。但他得到的报告却是“共军去向不明”，“朱德无影无踪”。
一月三十日，朱德判断，歼灭许克祥部的条件已经成熟。他的依据：一是工农革命军经过休整，士气高涨，体质增强；二是许克祥部连连扑空，锐气已减；三是许部摆成一线，首尾难以相顾，便于各个击破。他和陈毅、王尔琢等连夜制定作战方案，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熟悉地形的胡少海、谭新带领，迂回敌后，阻击增援之敌，截断岩泉圩敌军的退路；另一路由朱德、陈毅率领精锐，直捣岩泉圩，消灭许克祥的两个主力团。
一月三十一日，工农革命军向岩泉圩悄悄进发。这完全出乎许克祥意料之外。一个土豪赶到岩泉圩向他报告说：朱德的部队到了百岁亭，离这里不到五里地。反而受到许克祥的训斥：“你这是造谣惑众，扰乱军心！”
早晨七点钟，冬天的太阳刚刚升起。岩泉圩上传来声声哨音，许克祥的部队正在开饭。工农革命军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岩泉圩，它的人数虽然不多，却是南昌起义留下的精锐部队，又经过严格的训练，战斗力很强。
前来助战的农军，也在四面山上摇旗呐喊，燃放鞭炮。胡少海、谭新领着另一路兵马，又从侧后杀入，前后夹击。许克祥腹背受敌，无法招架，仓皇而逃。
岩泉一攻下，立刻传来朱德的命令：乘胜追击，不给许克祥有喘息的机会！工农革命军汇成一路，集中兵力，以最快的速度向坪石挺进。
坪石，是广东省北端的一个重要市镇，属于乐昌县，地势非常险要。北伐军曾把这里作为前进的基地和中转站。许克祥这次北上，也把坪石作为大本营，屯积了大量武器弹药和各种军用物资，他刚逃回坪石，朱德带着工农革命军就赶到了。许克祥便仓皇应战，部队乱作一团。
工农革命军在朱德指挥下，一进入坪石，就猛打猛冲，穷追不舍，又追了一二十里。许克祥只剩下七八个人，慌忙换上便装，跳上乐昌河边停靠的一只小船逃命去了。大家都想捉到许克祥，朱德亲自带了部队追他。赶到渡口时，只见岸上扔着一套许克祥的军装。
坪石大捷，战果辉煌，开创了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这次战斗，工农革命军主力人数不足两千，却俘虏许部一千余人。三里长的坪石街上，到处都是许克祥部丢下的枪炮弹药和军用物资。战斗结束后，经过清点，共缴获步枪二千余支，还有重机枪、迫击炮、山炮和各种弹药装备以及几十挑子银元。
后来毛泽东在诗句“黄洋界上炮声卤中提到的那门炮，据说就是在坪石从许克祥那里缴获来的。
朱德在三十多年后回忆起这次战斗时，说：“我们的同志和广大群众对许克祥是恨之入骨的，听说打许克祥，士气空前高昂，个个争先恐后。许克祥把他的六个团摆成一条长蛇阵，这就便于我们各个击破。所以，战斗一打响，我们很快就把他先头的一个团打垮。紧跟着追击下去，一路走，一路打，把他的六个团一个一个地都打烂了。我们追到坪石时，敌人已溃不成军，乱作一团。坪石是一条峡谷，且无交叉道路，敌人只能沿这条峡谷逃窜。我们就一直追下去，追到乐昌河边，再不能追了才停了下来。这一仗打得好，我们抓了很多俘虏，其中有一部分补充了我们的部队。特别是在坪石，把许克祥的后方仓库全部缴获了，补充和武装了自己，不仅得到了机关枪，而且还得到了迫击炮和大炮。可以说，许克祥帮助我们起了家”。⑥坪石大捷，是朱德巧妙地运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打法取得的胜利，也是他吸取南昌起义失利的沉痛教训，实现武装力量同农民运动相结合的初步尝试。
湖南的农民运动，在大革命时期本来有较好的基矗大革命失败后，地主阶级残酷的反攻倒算，更在农民群众中郁积着强烈的愤怒和反抗要求。朱德智取宜章，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坪石大捷的消息，更轰动了整个湘南。
春节刚过，湘南各地农民群众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纷纷揭竿而起，武装斗争的烈火迅速燃遍湘南大地。
中共郴州县委得知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占领宜章后，立刻召开会议，决定请朱德率部进入郴州支援起义。县委书记夏明震用明矾写了一封密信交给良田区委，让他们派人送到宜章。一月二十二日，良田区委派共产党员肖光标、李克如、李言勤三人送信到宜章。朱德看到郴州县委的来信后，知道郴州存在着一支红色游击队，非常高兴，立刻拨出步枪一百余支，让他们把红色游击队武装起来。
坪石大捷后，朱德在皈塘召开军政联席会议，决定把起义烈火立刻引向湘南广大地区。胡少海等率农军返回宜章，把宜章独立团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三师。师长由胡少海担任，副师长是陈东日，党代表是龚楚，留守宜章并监视坪石、韶关方面的敌军动态。朱德、陈毅指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北上，直逼郴州。
二月四日，朱德率领工农革命军开到宜章、郴州之间的良田镇，得知有两个营国民党军队驻守在大铺桥一带。大铺桥又名大福桥，是群山之间的一处要冲，宜（章）郴（州）大道就从村中经过。村边的河上有座石桥。据说大铺桥就由此得名。驻守在这里的两个营是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刚刚组建起来的，六个连队都是些从小学和中学征召来的学生，被编成训练队，准备作军官，他们大部分还不到二十岁，有些是十六、七岁的孩子，从来没有打过仗，但枪械很好，都是些汉阳造的新枪。朱德组织大家讨论作战方案时，有人主张对这些毫无战斗力的敌军，采取突然袭击，一举加以歼灭，自己不会造成多少伤亡；也有人主张用政治攻势，争取他们站过来。
朱德听完大家的争论，指着一把雕有“武松打虎”图案的太师椅，打趣地问大家：“武松为什么打虎？”有人回答说：“不打虎，老虎就要伤他。”
他又指着另一把雕有“苏武牧羊”的太师椅问大家：“苏武为什么不打羊呢？”
笑声中，有人回答：“羊又不咬人。”朱德接着说：“大铺桥这一仗，正象这两幅图案，有‘虎’也有‘羊’。对‘虎’——那些顽固的反动军官，我们学武松，要坚决地打，不然就过不了景阳冈。对‘羊’——那些学生兵，我们要学苏武，耐心地去把他们牵来。打虎才能牵羊，只有把‘虎’打死了，打伤了；‘羊’才能得救。”大家都同意这个“打虎牵羊”的方案。⑦朱德还对陈毅和其他参谋人员说：“这六连人都是受过教育的青年——还受过一点军事训练！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我们可以送他们到宜章重新训练，然后要求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⑧他叮嘱部队对待他们要像对待误入歧途的兄弟一样，开始攻击时先喊欢迎他们参加革命的口号，涣散他们的斗志，力争避免一战。
大铺桥战斗，按照预定方案进行得很顺利。一阵枪响后，学生兵根本没有抵抗的能力。工农革命军立刻喊话：“弟兄们，我们是工农革命军，是穷人的队伍。穷人不打穷人，士兵不打士兵！欢迎你们参加革命！”敌军的团长威胁学生兵开枪还击，并且举枪打死了几个不愿还击的士兵。这时，一阵排枪把这个团长打倒，滚到水沟里了。“虎”打死了，“羊群”大乱，部队完全失去控制。朱德趁势下令吹起冲锋号，把包围圈越缩越校守军除一小部分逃散外，大部分都缴械投降。后来，把他们送到宜章去学习，多数人自愿参加工农革命军，小部分要求回家的还发给了路费。一九三七年，当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问起这件事时，朱德告诉她，当年的那些学生兵，“许多人已经成了他的部队中的军政干部。”⑨大铺桥战斗，战果很大。拿下了大铺桥后，郴州城里原来驻有何键的正规部队五个连便弃城而逃了。二月四日傍晚，工农革命军擎着绣有镰刀斧头的红旗，开进了郴州。
二月五日，朱德、陈毅参加郴州县委扩大会议。会上，决定调整充实县委的领导班子，一起部署全县的起义活动，决定以郴州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师，邓允庭同志往师长。”⑩二月十日，朱德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主力离开郴州继续北上，向耒阳挺进。陈毅留守郴州，准备向东北侧击永兴。
这时，关于工农革命军和朱德的种种传说，已很快传到耒阳。中共耒阳县委的机关报《耒潮》，公开刊登工农革命军快到耒阳的消息。耒阳城里的国民党正规部队撤到衡阳，县长也溜走了。《湖南民国日报》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九日这样报导：“迄至正月十六、八日，防军开退，县长失踪。乃组织耒阳地方临时维持委员会，推举王曾奎为主任。”(11)县挨户团总局的三百多人枪，在队长章家梅带领下，统归维持会指挥，紧闭城门，打算负隅顽抗。
二月十五日，工农革命军进入耒阳的幺平圩。十六日凌晨，占领灶头街。
朱德听取县委汇报后，决定：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主力正面进攻桌子坳之敌，抽出一个主力连队配合农军攻城。担负攻城的部队，先隐蔽在城外的树林里，观察动静，相机而动。由耒阳县委委员邓宗海、刘泰身藏短枪，带领几十名农军，打扮成卖猪肉、蔬菜、柴草的，装作去赶圩场，骗过团丁的盘查，从北门混进城去，同城内接应的地下党员一起解决把守城门的敌兵。朱德对参加会议的干部说：“这是一个完整的战斗计划，部队要与农军密切配合，发挥各自的特长，迅速拿下耒阳，以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另外，他还特别叮咛耒阳是座古城，是蔡伦的家乡，要认真保护。
攻打耒阳，进行得很顺利。二月十六日凌晨，攻城部队隐蔽在北门外的树林里，化装后的农军闯过团丁的盘查，进入北门。几声枪响后，埋伏在城外的农军和工农革命军三千多人扑向耒阳北门。天亮前后，朱德带着工农革命军主力，向驻守在城南桌子坳的挨户团常备队发起猛烈攻击。开始时，他们还想顽抗。后来看到城里火光冲天，无心恋战，迅速溃散了。
攻下耒阳的第二天，召开群众大会，欢迎朱德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朱德在会上讲话说：“蒋介石、李宗仁和汪精卫、唐生智正在混战。趁着这些强盗吵嘴打架，互相揪住辫子，难分难解的时候，我们发动了湘南暴动，组织和武装了工农群众，壮大了自己的力量。现在，宜章、郴州、资兴、永兴的暴动取得了胜利，耒阳的暴动也胜利了！”(12)他还说：宜章年关暴动的胜利仅仅是湘南起义一个好的开端，郴县、耒阳的胜利说明湘南起义推上了高潮。暴动就要在湘南全面开花，反动派在湘南就要完蛋了！
二月十六日，召开耒阳县委扩大会，决定立即建立各级苏维埃政府。“十九日，在杜陵书院召开全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耒阳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刘泰任主席，徐鹤、李树一任副主席，”(13)不久，朱德根据中央和广东省委指示的精神，(14)在耒阳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师，由邝鄘任师长，邓宗海任党代表。同时，还建立了各区的独立团、县赤卫团、乡赤卫队、少先队等。
在宜章、郴州取得胜利后，湘南各地的起义烈火相继点燃。在水兴，黄克诚、尹子韶、黄平等举行暴动。朱德在郴州、永兴交界处的油榨圩，遇到刘木带领的永兴县部分农民武装，去永兴支援起义，并带去五十六支步枪。
二月十九日攻克永兴城，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并组建永兴红色警卫团，由尹子韶任团长，黄克诚任党代表。(15)接着，朱德又率部来到安仁，歼敌一个连。他在安仁华王庙的广场上召开了群众大会。安仁农民武装的领导人唐天际回忆道：“大会是由我主持的，朱德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他说，我们都是穷人，都受土豪劣绅的压迫。大革命失败后，敌人杀死了很多农民，你们吃了苦。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为贫苦人民大众谋利益的，现在我们出头的日子已经来到了！朱德同志讲话的时候，群众越集越多，场地上挤得满满的。朱德同志讲话的时间不长，但对群众鼓舞很大，使地主豪绅的威风受到了很大的打击。”(16)资兴、桂阳等县也相继起义，建立了苏维埃政府。
这以前，朱德还派谢汉文和一名家在耒阳的战士，化装成商人，到来阳以西的常宁县水口山铅锌矿去发动工人暴动。谢汉文到水口山矿后向地下党的组织传达了朱德关于组织工人暴动的指示。不久，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也派人到水口山，准备发展组织，开展武装斗争。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在工人宋乔生领导下，发动暴动，夺了矿警队的枪，开到来阳、衡阳边界的桐粹山。参加水口山暴动的八百多工人和附近的三四百农民，汇合原来在桐梓山一带活动的秘密农民武装，共一千一百多人，成立了桐梓山工农游击队，由宋乔生任队长，谢汉文任党代表。不久，根据朱德的指示，桐梓山游击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独立第三团，宋乔生任团长，谢汉文任党代表。后来，这支工人武装在朱德带领下上了井冈山，改编为特务营。
三月初，工农革命军二打未阳之后，朱德同伍若兰结婚，伍若兰，来阳人，一九二四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在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回来阳从事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曾任共青团来阳县地方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长。参加了湘南起义，任来阳县女界联合会会长。(17)朱德回忆湘南起义时说：“我们相继攻下了耒阳、资兴、永兴、桂东、汝城等县城，茶陵、安仁、酃县也举行了暴动。共有十一个县的群众行动起来了，并且组织了自己的地方武装，在地方党的领导下，打倒上豪劣绅，推翻反动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这就是一九二八年初的湘南暴动（当时称年关暴动）。”(18)湘甫暴动的意义很大。在当时全国一片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以智取宜章揭开序幕，不到一个月功夫，有那么多县起义了，一百多万农村人口起来了，切断了粤汉之间的交通线，打败了许克祥，对湖南、广州的敌人有很大震动。
萧克后来说：“为什么一起义规模很大呢？我看有两条：第一条，湘南保留了党的组织。部分地区的农民协会隐蔽下来了，五个县都有县委，有湘南特委；第二条，有一支经过锻炼的有战斗力的正规军参加，两个力量配合起来了。这两个力量缺一个，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声势。”(19)湘南暴动后，宜章、郴州、永兴、资兴、耒阳、安仁、桂东（是毛泽东应湘甫特委要求卒部下井冈山后，于三月三十一日建立）七个县先后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为了便于统一领导，推动苏维埃运动的迅速发展，湘南特委在三月十六日至二十日在永兴县太平寺召开湘南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了湘南苏维埃政府，驻点在郴州，主席由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担任。湘南苏维埃区域面积不小，穿越它共有五百里路程。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开群众大会庆祝三天，扩大苏维埃的宣传。湘南工农兵代表会议主席团发出《快邮代电》，介绍了会议的六项决议，朱德、陈毅等当选为湘南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执行委员。
在工农兵代表会议上，来自各县的代表热烈地讨论了土地问题，最后决定：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资兴县的《土地分配法》只提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而没有提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办法是：“由县苏维埃政府把土地一律没收交予乡苏维埃政府以局部的分配。凡参加农业劳动的都有份的，多寡以那乡苏维埃政府所辖土地之多寡而定。”(20)各县结合本县的情况、展开轰轰烈烈的“插标分田”运动，创造了苏维埃运动中较早的分配土地的经验，并且在当地产生了久远的影响。中共湖南省委在湘南暴动失败后的一个决议中写道：湘南苏维埃政府在三月初“实行土地的分配，使农民能得到土地耕种。现在湘南工农对苏维埃政府的信仰仍然存在，并且都希望苏维埃政府的再来。”(21)但因为时间太短，有些地方只分了浮财，分了谷物，分配田地的口号虽然提出来了，还没有来得及很好地分。(22)开创武装斗争同土地革命相结合的新经验，这是湘南起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接受了南昌起义失败教训的结果，朱德在讲到南昌起义时曾说过：“当时只是看到武装斗争的必要，而没有认识到武装斗争必须和农民的革命斗争相结合，没有把军队开到农村去搞政权，建立革命根据地；反而在起义胜利后把部队从南昌拉到广东去了。”(23)朱德正是认真吸取了这一教训，从湘南起义一开始，就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的精神，注意把武装夺取政权和开展土地革命结合起来。正如当年参加湘南起义的萧克所说：“从三月五日第二次收复耒阳到四月三日工农革命军向并冈山转移，朱德同志领导抓了两件大事：一是深入土地革命‘插标分田’；一是组织宣传群众，扩大人民武装。”(24)湘南起义的规模、声势和成果都很大，给了大革命失败后工处于低沉状态的革命群众以一个很大兴奋，工农革命军的力量得到很大发展并且获得了一批干部，黄克诚、萧克、邓华，杨得志、唐天际等就是在这时带领当地农民起义军投入这支队伍的。
对湘南起义，萧克曾作过一段总结性的评论：“从一九二八年元月宜章年关暴动揭开序幕，到一九二八年四月，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军和湘南农军共一万余人，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历时三个多月。在这三个多月内，以武装暴动建立了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安仁等六个县的苏维埃政府；组建了三个农军师和两个独立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革命风暴遍及二十几个具，约有一百万人以上参加了起义。可以说，我党所发动的一系列农村武装起义，规模如此之大，参加入数如此之多，坚持时间如此之长，实属罕见。”(25)
十一、会师井冈山
湘南起义后不久，国内的政治局势有了变化。一九二八年三月，宁汉战争结束，唐生智余部通电接受南京政府的收编，使他们有可能腾出手来，以更多力量来对付湘南的农民运动。为了扑灭这场武装起义的熊熊烈火，湘粤军阀根据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命令纠集了七个师，从湖南衡阳和广东乐昌两个方向南北夹击，进逼湘南。湘南地区的地主武装也相当强大。在双方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起义军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湘南的地形条件，也不利于起义军的活动。
对起义军造成更不利影响的是：在湘南苏维埃区域内，这时出现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主要来自湘南特委。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认为：“中国文化落后的农民，要他们出来革命，只有一个赤色恐怖去刺激他们，使他与豪绅资产阶级无妥协余地”，要求到处进行烧杀，严重脱离了农民群众。①“特派员何舍鹅提出：‘烧烧烧，杀杀杀，干干干，”。“结果遭到群众的反对，土豪劣绅又煽动说：‘鸟都有个窝。我们房子烧了，家都没啦，那共产党有什么好处？’”②朱德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并没有这样做。参加过湘南起义的黄克诚说得很明确：“我知道他没有烧房子，坪石没有烧，宜章也没有烧嘛。”③李奇中说：“当时朱德同志也到各县去看了看，并纠正了杀人，放火的错误。”“朱德同志说房子不要烧，房子留下我们还可以祝”④朱德自己谈到当时“到处乱杀乱打”的盲动主义时，也说：“还好，那时军队里就没有执行过这盲动主义”。⑤但在地方上很多是那样做了，使党和群众的关系受到很大损害。朱德后来说：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如果政策路线对头，是可能继续扩大胜利，有条件在某些地方稳得住脚的。但是由于当时‘左，倾盲动路线的错误，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使革命力量在暴动之后不久，不得不退出湘南。”⑥为了保存工农革命军，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同敌人决战，朱德当机立断，作出退出湘南、上井冈山的重要决策。
朱德当时所以能作出上井冈山、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的决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两支起义部队早就有了多次联系。一九二七年十月底，南昌起义军失利后“到达信丰时，地方党组织赣南特委派人来接头，就第一次说到毛委员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开始上井冈山的消息。朱德、陈毅同志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⑦后来在江西转战时，“朱德同志派原在第二十五师政治部工作的毛泽罩同志到井冈山同毛泽东同志取得联系。毛泽罩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胞弟，接受任务后，化名罩泽，由资兴到茶陵，见到了毛泽东同志，详细介绍了朱德同志所部及其行动情况，并转达了朱德同志的问候。”⑧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上旬，南昌起义军在江西崇义上堡，又同来自井冈山的张子清、伍中豪带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三营会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