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有了这块根据地军民的掩护，我们从从容容地休整了一个星期，恢复了体力。”(17)红四军同红二团、红四团会合后，在东固召开会师大会。会上，传达了“六大”精神。毛泽东在会上说：目前军阀混战将起，是我们发展的大好时期，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并赞扬红二团、红四团和东固人民在革命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朱德在讲话中说：”国民党反动派天天说打朱、毛，可是朱、毛越打越多。你们都成了朱、毛”。(18)大家听了都大笑起来。会后，红四军向红二团和红四团赠送了一批枪枝，并决定留下毛泽覃、谢唯俊帮助他们工作。红二团和红四团向红四军赠送了二千银元，还有一部分子弹。衣物。参加这次会师的杨得志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对我们这些离开井冈山后一直在转战中的人来说，见到兄弟部队和热情的群众，有了可以停脚的地方，真像到了家一样。”(19)陈毅以兴奋的心情，即兴赋诗：“东固山势高，山峦如屏障。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20)不久，一直尾追红军的赣军李文彬部赶到东固，吉安的金汉鼎部也对东固采取攻势。红四军在东固不便久留。毛泽东、朱德、陈毅研究后，“乃决定抛弃了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之跟踪穷追政策。”(21)这时，国内的政治局势又酝酿着一次重大变动：蒋介石同控制两湖地区的桂系军阀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二月二十一日，桂系军阀赶走蒋介石委派的湖南省政府主席鲁平，蒋桂战争即将爆发。蒋介石下令从湘、粤、赣三省调集军队，准备向桂系军阀进攻，在湘、赣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已顾不得“追剿”红军。这是毛泽东、朱德早就预计到的，从而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从容考虑红四军下一步如何发展的机会。
闽西，是福建省建立党组织较早的地区之一。从一九二八年三月起，先后发生龙岩县“后田暴动”、平和县长乐暴动、上杭县蚊洋暴动、永定县金沙暴动，建立了工农武装，开辟了小块的游击恨据地。同年七月成立了中共闽西特委，领导人是郭慕亮、张鼎丞、邓于恢。红四军转战赣南时，曾进入福建省的武平。福建省委认为“红军转战千里，旦夕不休，尤其是这两个月来长期的奔走，一定是很疲惫，并以子弹缺乏，目前回湘赣或开往广东很有困难，客观上的环境，红军暂时开到闽西长廷上杭一带来作一短时间的休息，是有可能的，因为汀杭与赣粤相距较远，同时福建的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22)他们指示上杭、武平、长汀三县县委设法同红四军联系，把当地的军政情况报告红军，“同时把省委的意见提供给他们参考”。(23)“福建的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这是确实的。当时，在福建并没有国民党的嫡系部队。除驻扎福州的海军杨树庄部外，只有几支福建的地方部队：漳州一带的张贞部，闽中的卢兴邦部，长汀一带的郭凤鸣部，龙岩一带的陈国辉部，战斗力都不强。这是十分便于红四军发展的。
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离开东固，掉头向东，经水丰、乐安、广昌、石城，向闽西进军。
三月十一日深夜，红四军进入福建长汀县境内，第二天到达四都。当晚，驻守在长汀的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呜派团长卢新铭带领一个补充团赶到四都。十三日凌晨，向红军进行偷袭，遭到红军有力还击。“我军主力乘敌军立足未稳，扑上山头。敌人支持不住，向长汀方向撤逃。这时，朱军长口头命令：‘毕营长，追！不要让敌人中途集结！’”(24)特务营营长毕占云马上率领全营穷追猛打，一口气追到胜华山脚下的肢溪，方才奉命停下。随后，军部和主力也到达该地。这时，中共长汀县委负责人段奋夫赶到陂溪。红四军军委正要召开扩大会议，段奋夫在会上汇报了郭凤呜部队的情况和长汀县的革命形势：郭凤呜是土匪出身，后来被北洋军阀招抚，北伐军人闽时又投靠了蒋介石；他的部队大多是当地的土匪，战斗力极弱，纪律败坏，受到当地群众的痛恨。“经过长久劳累，眼圈都发青了的毛党代表和朱军长，在聚精会神地倾听县委的同志汇报。”(25)根据段奋夫汇报的情况，会议决定进攻长岭寨，然后乘胜夺取长汀，消灭郭凤鸣部。
长岭寨山岭绵延十几里，山高林密，毛竹、杂草丛生，地势十分险要，距长汀城十五里，是进入长汀的必经之路，被称为长汀的天然屏障，要攻克长汀，必须先拿下长岭寨。
三月十四日晨，红四军分兵三路向长岭寨发起总攻，第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担任主攻，特务营迂回敌后，抢占长岭寨以北的乌石岭，切断敌人退路。
第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迅速登上主峰，早一步控制了有利地形。“敌人刚刚要上山，我们劈头一打，只用一营人，把他两团赶到河沟里，一打打跨了。”
(26)郭凤鸣亲自督战，组织一支短枪队打头阵，想再发起反攻。这时，整个战场已被红军控制，郭凤鸣的短枪队几乎被红军全部消灭，其余部队也溃不成军。郭风鸣中弹受伤，在逃跑途中被红军击毙。特务营营长毕占云回忆道：“我们刚到达牛斗头附近，枪声已变得稀疏零落，战斗结束了。这时朱军长由对面大步走来，没等我报告，就笑眯眯他说：‘郭凤呜给打死了。’‘怎么？这样快呀！，我感到有些突然。‘真的！随后就抬下来。老乡们还要求在城内示众他三天呢！’接着，似命令非命令他说：‘走吧，进城去！’”(27)当天下午，红四军乘胜占领长汀城。中共福建省委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对红四军进占长汀的情况报告道：“红军第四军于三月十四日到长汀，部队共三千余人，好枪一千七、八百支，驳壳一百余杆，手机关八架，水机关四架，还有二、三架迫击炮。红军长官及士兵精神都好，军纪也严肃。”“他们到长汀后工作如下：（1）没收豪绅及反动派粮食财产，散发给城乡工农贫民，并派许多宣传员四出向民众宣传。（2）帮助工农成立工农会（长汀总工会已成立）并分派部队下乡发动农民群众斗争。（3）开士兵群众大会，由政治部做政治报告。（4）成立长汀革命委员会，委员九人，民众代表六人，红军三人参加，主席丘潮系同志。革委会分军事、宣传、财政等部，并组织赤卫队六十余人。（5）由革委会出布告禁止造谣及招募赤卫队。（6）没收十余家反动派财产，罚款子三万余元。（7）收买子弹（不多），招补兵额共有二、三百人，赶制军衣四千套。（8）除没收反动派财产外，并向商人筹借军饷二万元（资本千元以下者不派），因此，军饷颇能补充，到汀后红军即发日用费，官长、士兵、俘虏一律平等待遇。（9）前委与汀委发生密切关系，并经过汀委与上杭、武定县委发生关系，除共同努力做群众工作外，侦探与交通工作都做得很好。”
(28)
长汀是旧汀州府治，是闽赣边境上的重镇，汀州城建立在武夷山下、汀江之滨。汀江是闽西最大的一条河流，经过上杭流入广东，再汇入韩江，从潮汕出海少水运极为方便。所以，汀州又是闽西的物资集散地，商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有几万人口，是官商云集之地，也是一个较为富庶的中等城市。
红四军长期转战于湘、赣、闽、粤边境的山区，还不曾进入过这样比较富庶的城市。杨得志描写道：“街道两旁商店的大门上，搭着镶有蓝边的白布棚，店门口贴着七红八绿的商标、广告，店里面摆着我们从未见过的商品，好阔气！但是我们谁也不曾进去。一是进城后领导上重申了纪律；二是我们身无分文；再说也没有逛商店的习惯。”(29)红军人城后，向商界筹借了军晌，购置了布正，用缴获敌人的被服厂，赶制了四千套军衣。“几天后，每人发了一套崭新的灰军装，一顶带红五星的军帽，一个挎包，一副绑带，两三双‘陈嘉庚胶皮鞋’。”“听说就是朱军长、毛党代表他们也是头一次得到这么齐全的装备。队伍拉出来，一色的新衣帽新鞋子，整齐划一，精神抖擞，人都好像变了模样，威武得很。”(30)进入长汀后，朱德会见了当地的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采纳傅的建议，在红军中普遍接种牛痘，防止天花蔓延，后来，傅连暲率领医院中许多医务人员参加了红军，组成红军中的医疗队。
红四军还在长汀附近地区，广泛发动群众，没收地主粮食物资，分发给当地贫苦民众。
为了便于开展游击战争，前委对红四军进行了整编，将原来的团改为纵队。全军编为三个纵队：原第二十八团大部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党代表陈毅；原军部直属的特务营和独立营加上原二十八团的一部分合编为第二纵队，司令员胡少海，党代表谭震林；原第三十一团改为第三纵队，司令员伍中豪，党代表蔡协民。每个纵队下辖两个支队，相当于营。每个支队下辖三个大队，相当于连。每个纵队有枪五百支，一千二百余人。军长是朱德、党代表是毛泽东。大队以上都设立党代表。这种新的组织形式是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分散和集中都方便。
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在长桶辛耕别墅”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上，着重研究了江西、福建、浙江等南方各省的政治经济状况，针对蒋桂战争即将爆发的有利时机，提出了红四军的行动方针：“决定在国民党混战初期，以闽西赣南二十余县一大区为范围，用游击战术来发动群众，以致群众的公开割据，深入土地革命，建设工农政权，以此一割据与湘赣边之割据连接起来，形成一坚固势力，以为前进的根基。”(31)在长汀成立了临时革命委员会，后来经过选举正式成立长汀县革命委员会，成为闽西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前委还对红四军下一步行动作了具体安排，计划用十天时间，继续在长汀一带工作；到四月初返回江西瑞金、于都活动；在赣南活动一个时期后，或回闽西，或留赣南，或到吉安方向接近蒋桂军阀的战区开辟群众工作，到时候根据军阀混战的局势发展而定。会议认为，不管将来的计划如何，“唯闽西赣南一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矗”(32)正是在这种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指导下，才会在以后开创出包括赣西南和闽西在内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三月间，朱德和康克清在长汀结婚。康克清回忆说：“一九二九年三月，朱德和我在福建省长汀县结婚”。“我们究竟是哪一天结婚，我此刻已经忘记了。我们并没有举行婚礼。自从结婚之后，我差不多始终跟他在一起，只有在一九三○年占领了吉安之后，两人曾分别了一年。”(33)这时，蒋桂战争爆发了。蒋介石调集在江西的部队参加对湖南的争夺，赣南的驻军大部调离，兵力空虚。四月一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离开长汀，返回赣南。他们在长汀前后共停留十七天。
一直随军转战的张际春评论道：“红军第四军自井冈进军，到长汀战斗为止，转战赣粤闽三省边境，走路几千里，大小仗打了数十仗，以大柏地战斗和长汀城战斗为标志，它的胜利为尔后在赣南、闽西广大地区展开创立革命根据地的伟大胜利，树立了先声。”(34)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离开长汀后，翻过武夷山，回师瑞金。四月二日，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赶到瑞金与红四军会合。
在柏露会议上，红四军前委决定红四军主力下山后，由红五军留守井冈山。“在红军离开井冈山后的第三天，湘赣两省自军约十二至十五个团向井冈山合围攻击。”“每团平均两千人计，当在二万四千至二万八千人之间。
我以七、八百人对上述敌军兵力，敌优我劣，是三十、四十倍之比。重层围攻三昼夜，我黄洋界、八面山、白泥湖三路阵地均被敌突破。”(35)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彭德怀、膝代远不得不率部下山，突破敌人三层重围，向赣南转移，他们重新打出红五军的旗号，先后奔袭于都、安远两座县城，都取得成功。在安远住了十天左右，准备打回井冈山去。一天，“在县署反动文件中，发现有红四军在汀州消灭郭凤呜旅，郭本人被击毙的消息。”(36)“得到红四军的确实情况后，即改变了打回井冈山的原定计划，经会昌进占瑞金县城。”(37)这时，他们已恢复到有六百多人，四百支枪。
红四军到瑞金同红五军会合后，因为蒋桂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瑞金周围没有敌情，部队得到一段从容休整的时间。四月三日，前委在瑞金接到中共中央在二月七日发出的《给润芝、王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即《中央二月来信》。这封信受到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布哈林的影响，加上二月初对红四军的情况不很了解，因而对红军的行动策略提出了错误的主张。布哈林一九二八年七月在中共“六大”上所作的报告“对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的估计是悲观的。他认为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他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比方说，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去学习。”(38)《中央二月来信》要求前委“应有计划地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各村中进行深入的土地革命”，“采取这一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政策”，(39)认为这样做是为了保存武装力量，避免被敌人消灭。来信中还提出“中央从客观方面考察和主观的需要，深信朱毛两同志在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一方面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更便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既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分编更多不便；一方面朱毛两同志于来到中央后，更可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40)前委当即开会讨论中央来信，毛泽东、朱德等从实际出发，认为《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消极的，所提意见是不适当的。四月五日，毛泽东为前委给中央写了复信，表明不同意见。复信就红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实行武装割据采用的行之有效的游击战术作出了概括。并在分析南方数省的形势后，提出要创造革命根据地，造成巩固的赤色区域，夺取江西全省以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直至夺取全国的革命胜利。
四、五月间，利用国民党军队在赣南兵力空虚的机会，红军比较放手地把部队散开，做群众工作，扩大根据地，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朱德回忆道：“慢慢发展到江西的宁都、兴国、瑞金、东固，都组织了，到处打开了些土围子，打上豪，分田地。几个月中间转了很宽，沿着兴国、瑞金、东固，工作都做起来了。”“打宁都也打开了。这时自己编成三个团，都还打得。
各个团都可以说很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打土豪归公，进出宣传都做得很好。譬如我们以前在大柏地打仗，吃了老百姓的东西，这时就去还钱了。
还的方法是自动由老百姓报就给钱。开始以为假的，后来地痞流氓有些冒领的也发了，一下发了三千多块钱到老百姓中间去。”这一次政治影响非常之大，一方面做到了争取广大群众，一方面做到了争取军队守纪律。“搞了几个月，那时正是李宗仁、白崇禧和蒋介石作军阀混战的时候。等这混战一过，敌人又来了，不过我们的基础也稳固了。”(41)在兴国、宁都等县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在这中间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四月八日由毛泽东主持在于都召开了一次有赣南特委和中央军事部派来的罗寿男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根据彭德怀“提出率部打回井冈山去，恢复湘赣边区政权”(42)的请求，会议决定红五军回师井冈山。五月初，红五军回到井冈山。
五月中旬，形势又发生突变。蒋、桂争夺两湖的战争以桂系失败退回广西而告终，但粤军徐景唐部仍宣布反蒋，同控制广东的陈济棠部发生冲突，广东战争又起。盘踞在闽西、闽南的军阀也卷人这场混战。根据蒋介石的命令，闽西军阀陈国辉率第一混成旅主力，离开龙岩，随驻在漳州的新编第一师张贞部，在五月中旬开入广东，同徐景唐作战。闽南、闽西的国民党军队主力先后调走，驻地空虚。而在赣南方面，却因蒋桂战争的结束，原驻赣敌军纷纷回防。为了集中兵力应付这种变动了的局势，红四军从分兵地区返回瑞金集结。
这时，毛泽东、朱德、陈毅又接到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派专入送来的《闽西历年斗争与敌我情况》的书面报告，说明闽西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群众革命斗争高涨，急盼红军急速重返闽西。前委在瑞金召开扩大会议，重新讨论了红四军的行动计划，决定趁有利时机，再次人闽，开创闽西革命的新局面。毛泽东、朱德写了两封信，派前委委员宋裕和先行出发去闽西。一封信送交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告诉他红四军正向闽西进军，要求待委准备策应；另一封信送交上杭地方武装领导人傅柏翠等，要他们在庙前等候，商讨红四军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五月中旬，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瑞金出发，再次大举人闽，向福建的灌田前进。国民党当局发觉红军的动向后，赣军李文彬旅立即紧迫不舍，闽军卢新铭团也在汀江东岸设防拦截，企图迫使红军背水而战，以期全歼。五月二十日清晨，红四军抵达汀江的水口，在当地群众援助下，汇集九只渡船，全部渡过汀江。当敌军赶到水口时，红军已安全进入福建连城境内。
红四军二度入闽和第一次大不相同。过去，闽西民众对红军是陌生的，有些人还因不了解而心存疑惧，但从红军消灭了长期在闽西为非作歹的郭凤鸣部以后，在这一带引起很大震动，闽西的穷苦人民就把红军称为“天兵神将”、“救命菩萨”。因此，红四军所到之处，老百姓纷纷烧茶水，送干粮（红薯），青年人参军的也不少。(43)刚刚渡过汀江的红四军，在第二天便离开汀江东岸进到庙前。连南地方的党组织根据闽西特委的指示，集中各乡的农民到庙前欢迎朱毛红军过境。
当晚，毛泽东、朱德在庙前孔清祠会见上杭北四区地方武装负责人傅柏翠等，听取他们的汇报，在弄清情况后决定暂时不去攻打长汀，而是出敌不意地直取龙岩，再打水定或漳州，甩开李文彬，消灭陈国辉，相机打击张贞，来扩大红军在闽西的影响。为了争取时间，红四军不在庙前久留，立刻向龙岩进发。要求傅柏翠等做好后方侦察，阻击追敌，掩护主力进攻龙岩。
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接到宋裕和送来的毛泽东、朱德的信后，立刻召开特委紧急会议，决定通知龙岩、上杭、永定、长廷连城各县县委发动农民武装暴动，配合红四军在闽西的军事行动。
红四军离开庙前后，经古田向龙岩前进，在五月二十二日黄昏时分到达龙岩城西三十里的小池圩。当晚，毛泽东、朱德在小池圩的赞生店召开军事会议，听取闽西特委派来的代表介绍龙岩城内陈国辉部的情况。当时，陈国辉的主力正在广东大埔参加对徐景唐的战争，在闽西只留下几个补充营。龙岩城里，只有旅部和特务连。机枪连防守着，兵力不足五百人。前委在会上定下攻打龙岩的作战计划：红四军第一、三纵队沿通往龙岩的公路，从正面奔袭龙岩，第二纵队从左翼占领龙岩城北门外的北山，对龙岩城实行包围夹击。
龙岩，在闽西有着重要地位，是闽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盘踞在龙岩、漳州一带的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陈国辉部，原是闽南一股打家劫舍、残害百姓的土匪部队，北伐军人闽时，陈国辉率部投靠何应钦。龙岩人民在陈国辉的黑暗统治下，陷入苦难的深渊。有首民歌这样唱道：“腊月里来冷凄凄，龙岩来了陈国辉；有了几只破火筒，害得百姓尽吃亏。”消灭陈国辉，是龙岩人民的宿愿。
五月二十三日上午七时许，红四军第一、三纵队占领龙岩城郊的龙门圩，打垮了守敌的第一补充营，紧迫残敌，突破西门，首先攻入龙岩城；第二纵队按计划，占据北门外的制高点后，居高临下，向城内发起猛烈攻击。整个战斗很快结束，”九时占领龙岩城”。(44)这次战斗取得重大胜利，俘虏陈国辉部营长一人，连、排长九人，士兵三百二十四人，击毙官兵九十余人，缴获机关枪两挺、驳壳枪二十三支、步枪五百四十九支，子弹三十五担，迫击炮弹九担。(45)红四军没有在龙岩停留，当天下午撤离龙岩，继续奔袭张贞部的总兵站永定城。朱德在途中向中央写信简要报告了红四军第二次人闽和首次攻占龙岩的情况说：“我们以消灭闽西反动势力发动闽西工作，及参加闽粤赣三省农村土地革命之目的，决于今晚星夜出发袭击永定（永定为张贞总兵部所在）。”(46)当晚，朱德率部到达永定的坎市，住在裕源店。
五月二十五日，红四军在张鼎丞领导的地方武装配合下，占领了永定城。
当天下午，在赖家伺的后楼大厅里，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和永定县委联席会议。朱德、陈毅、刘安恭、谭震林、张鼎丞、邓子恢参加了会议。
二十六日，在永定城关南门坝召开了万人祝捷大会，毛泽东、朱德、陈毅先后讲话。会上宣布成立闽西第二个红色政权永定县革命委员会，由张鼎丞任主席。会后，军民们响应联席会议的号召，拆毁了永定城墙。
当红四军主力转向永定后，从龙岩败退到漳平、永福的陈国辉残部，在五月二十五日返回龙岩。红四军前委判断：张贞和陈国辉的主力仍在广东，一时难以回援；龙岩城内的陈部，是曾遭红军痛击的残敌，缺乏战斗力；而龙岩、永定的农村土地革命刚刚开始，需要得到红军的有力支援。所以，决定以第三纵队为主，二次攻打龙岩，调动陈国辉主力回援，待机加以消灭；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仍分别留在永定坎市和龙岩西郊龙门一带，继续发动群众。
红四军第三纵队在伍中豪、蔡协民、罗荣桓率领下，同龙岩的地方游击队、暴动队配合，在六月三日拂晓迅速攻人龙岩城内。守军只有一个补充营和特务连，被痛击后逃到漳平的永福。五日，红军和地方武装在龙岩中山公园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闽西第三个红色政权龙岩县革命委员会，由邓子恢任主席。
正在广东参加军阀战争的陈国辉，得知龙岩再次被红军占领，大为震惊，日夜兼程地由粤回闽。红四军得悉后，决定暂时撤离龙岩，转攻驻守上杭白砂的卢新铭部的钟铭清团，引诱陈国辉主力回到龙岩，再待机加以歼灭。朱德还派出小股红军，沿途阻击陈国辉的部队，边打边退。陈国辉误以为红军不敢同他交锋，必定要退回赣南。于是，在六月六日上午回到龙岩，(47)举行“祝捷大会”，放假三天。
这时，撤出龙岩的红四军正集中主力，准备夺取白砂。白砂在上杭城东北，是上杭通往龙岩的咽喉要冲，也是一个大的集镇。当郭凤鸣部主力被红四军在长岭寨歼灭后，团长卢新铭收集郭凤鸣的残部，自任旅长，盘踞上杭。
在红四军攻打龙岩城时，卢新铭派出钟铭清团（实际兵力只有一个营）驻守白砂，作为上杭的防守前哨。
为了歼灭白砂的钟铭清团，毛泽东、朱德于六月五日在龙岩、上杭交界的大池，召开红军干部会议，具体研究作战方案。同时，迅速集结部队，严密封锁消息，为攻占白砂进行准备。
七日，红四军在闽西红军的配合下，分三路向白砂进击。这天是农历的五月初一，恰逢白砂举行抬“定光古佛”的庙会，钟铭清对红军的行动毫无察觉。当红军发起进攻后，钟部仓促应战，纷纷溃退。经过一小时的战斗，俘敌一百余人，缴枪一百余支，火炮二门。钟铭情只带了二十名随从逃回上杭。卢新铭龟缩在上杭城里，也不敢出来活动。
白砂战斗结束后，红四军故意制造向江西退却的假象。六月十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沿着通往赣南的大道，开往连城的新泉。他们在新泉休整了一个星期，一面进行整训；一面深入农村发动群众，造成连城南部广大地区的武装割据局面。
陈国辉得知红军开到新泉，更深信红军将撤回赣南。所以，他回到龙岩后毫无戒备。国民党的报纸还吹嘘说：“陈国辉班师进剿”取得“胜利”，红军“败退”江西。这时，红四军前委判断消灭陈国辉的时机已到，在六月十八日悄悄进抵龙岩附近的小池，召开军事会议，周密地部署第三次攻打龙岩的作战计划。朱德回忆道：“群众都组织得很好，城外十里地就有了游击队。我们到离城三十里左右的大池、小池集中，敌人还不晓得就去打。夜晚十一点钟出发，三十里走完将将天亮。敌人一旅三千多人，我们有六千多人，统统用上去。我带两个团在左面，另一个团在右面，切断通漳州的道路，正面按上一个新编成的团。将将天光亮，恰恰完成了对城的包围，敌人出来下操，就打下来。”(48)三打龙岩的战斗在十九日拂晓打响，朱德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攻击从北门开始，伍中豪率部突袭松涛山，抢占了陈国辉设在制高点上的机枪阵地。
北门打响后，第一纵队第一支队在萧克指挥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扑龙岩城南的屏障——莲花山锣石鼓阵地，消灭了一营敌军，为第一、四纵队直取南门扫清了道路。
这时，西门的战斗也在激烈地进行着，守军凭借着街道房屋负隅顽抗。
“陈（国辉）部队与郭（凤鸣）匪不同，武器弹药充足，多系北方人，均在当地安家落户，以匪为业，多是兵痞子，虽然只一个旅的兵力，但战斗力比郭凤鸣强。”“这场巷战是极其复杂、极其艰苦的。使用兵力多，则施展不开；使用兵力少，我军既没有刺刀、手榴弹，和有刺刀、手榴弹的敌人搏斗，确实吃亏。”“这样激战了两个多钟头，虽给了敌人以重大杀伤，但战斗进展不算大，而且我军也有不少伤亡。”(49)在这紧要时刻，朱德看清在巷战中逐房逐院地进行争夺，对红军非常不利，立刻传下命令：采劝掏墙挖洞打老鼠”的战术。对敌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同时，开展政治攻势，向陈部喊话。退缩在几个大院子里的陈部终于竖起白旗，向红军投降。
红四军主力第一纵队在第四纵队的配合下，这时越过河上的浮桥，突入龙岩南门。陈国辉看到大势已去，带着少数亲信化装逃出。红四军前后三次攻占龙岩，合计消灭陈国辉部主力两千余人，“共缴步枪九百余支、迫击炮四门、水机关枪六架、手机关四架，陈国辉精锐部队损失过半。”(50)陈国辉经过这次打击，从此一蹶不振。六月二十一日，龙岩县革命委员会再次成立，由邓于恢任主席。
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二次入闽，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抓住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对付敌人”，忽东忽西，灵活作战，三次攻占龙岩城，连克永定、白砂、新泉，土地革命的巨大浪潮席卷龙岩、永定、上杭、连城五县，打开了闽西革命的新局面。陈毅为此写下了《反攻下汀州龙岩》的诗：“闽赣路千里，春花笑吐红。铁军真是铁，一鼓下汀龙。”
(51)
打下龙岩后，毛泽东等在蛟洋帮助闽西特委召开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红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和政治部主任陈毅联名发布《红军第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宣布：“从今年起，田地归耕种的农民所有。”
改变了过去井冈山《土地法》所规定的土地所有权属于苏维埃政府而不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的规定。“岩、永、杭三县打成一片”，“这些地方都是赤色区域。”(52)广大贫若农民分得土地后，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使闽西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十四、古田会议前后
红四军第三次攻下龙岩后，得到了一段休整时间。六月二十二日，红四军前委在龙岩城内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由陈毅主持，到会代表有红四军前委委员、各纵队司令员、支队长、党代表和士兵代表共四五十人。在会上，由陈毅作报告，毛泽东、朱德等先后发言。会议通过了陈毅起草的决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等和士兵代表共十三人为新的前委委员，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
红四军“七大”是在粤闽赣三省新的“会剿”将要到来的情况下召开的，准备得很仓促，会议开了一天就结束了。在这次会上，红四军内部思想认识上的一些重大分歧尖锐地暴露出来，但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这些分歧的由来已久。在红四军下井冈山后的一段时间内，处境困难，屡遭挫折。于是，红四军内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中，对井冈山时期以及下山后的一些政策和作法产生了各种议论。对红军中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争论更一直不断。这年四月前委召开的于都会议后，争论又逐渐发展到基层。
五月初，中央军事部派刘安恭等到红四军工作。刘安恭是四川成都人，早年留学法国。一九二七年在国内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送往苏联学习军事，回国不久就派到红四军工作。他的到来，对加剧红四军内部的意见分歧，起了很坏的作用。他散布说：红四军领导人中有两派，一个是拥护中央派，一个是反对中央派。红四军下井冈山后，由于脱离了原有根据地，每天行军打仗，军情紧急，前委和军委显得重叠，所以一度宣布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权力集中于前委，五月间，随着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扩大，军队和地方工作都增多了，前委又决定成立临时军委，以刘安恭为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他刚由苏回国不久，不了解中国红军发展历史和斗争情况，就主张搬用苏联红军的一些作法，并在他主持的一次军委会议上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这个决定限制了前委的领导权，使前委无法开展工作。显而易见这个决定是错误的，是不利于革命斗争的，自然引起许多同志的不满。这时，原来在井冈山时期即存在的关于红军建设问题又开始议论起来，一些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也颇有表露。”①六月八日，前委在白砂召开扩大会议，以三十六票赞成、五票反对的表决，通过撤销临时军委。刘安恭兼任的政治部主任也改由陈毅接任。刘安恭对此极为不满。
临时军委撤销了，但要不要设立军委的争论仍在继续，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正如毛泽东在白砂会议后几天所说：“到近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显明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在现在时代军部要不要的问题。”
②主张建立军委的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即四军党部）”，“完成组织系统应有军委”。③反对建立军委的却认为“现在只有四千多人的一个小部队并没有多数的‘军’，如中央之下有多数的省一样，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与驻军时多的边界割据时代又绝然不同，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
④因此，认为由前委直接领导就可以了。坚持要设军委的还提出，过去前委“太管事了”，“权力集中”了，前委不但“包办了下级党的工作”，还“代替了群众组织”，并说前委领导有“家长制”倾向。而主张不设军委的说，设立军委是不从实际出发的“形式主义”。这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结果，“必定是分权主义”，“分权主义”是“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不相容的。军委前委分权的形式所以不能存在就是这个理由。”⑤在要不要军委这个具体问题的争论背后，实质上是一场关于党和军队关系问题的争论。当时担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的江华回忆说：“所谓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主要是由于当时红军还建设不久，其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旧军队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带到了红军队伍中来。因而，一部分人习惯于旧军队的领导方式，对党对军队的领导不赞成，有怀疑。他们强调‘军官权威’，喜欢‘长官说了算’，相反认为现在是‘党太管事了’，‘党代表权力太大’，提出‘党不应管理一切’，‘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限制的’，‘党支部只管教育同志’；并主张‘司令部对外’，政治部只能‘对内’，对军队只能指导，不能领导等等。
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权的建立。”他还说：“在这场争论中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抬头。”⑥这场争论在红四军“七大”前己日见发展。当年曾参加红四军“七大”的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傅柏翠回忆说：“朱、毛之间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也有争论。沿途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曾召开过一些大小会议，在党内展开辩论，朱、毛也多次在小会上作答辩。记得一九二九年六月，部队在新泉休整时，还专门召开过两次红四军前委会，朱、毛对下面提出的批评意见作了答辩。”
⑦
林彪在这场争论中，也起了挑拨的作用。当时，林彪是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他在白砂会议开会前五小时（一说是三小时）写信给毛泽东，含沙射影地攻击朱德。他在信上说：“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比较在群众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的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阴谋，和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息的现象。”⑧平时，林彪也常散布对朱德的流言蜚语。朱德同士兵的关系历来很亲密，林彪却指责说朱德“拉拢下层”。这些挑拨性的言词。加深了红四军内的意见分歧。
刘安恭、林彪当时都是纵队一级的领导干部，刘安恭担任二纵队的司令后不久，在十月间打东江时牺牲了。在这场争论中，他们程度不同地起了不好的作用。红四军“七大”的决议案，对刘安恭、林彪都作了批评。认为刘安恭“把四军党分成派，说朱同志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同志是自创体系到不服从中央指示。这完全不是事实，是凭空臆断的。”⑨认为林彪在白砂前委扩大会议前三小时给毛泽东写那样内容的信，“这是不对的”，“不要离开党而谈党的严重问题，因为这样不但不能解决党内纠纷而更之加重。”指出林彪信内的词句“未免过分估量，失之推测。这是错误的”⑩红四军“七大”的决议案，也批评了毛泽东和朱德。
参加了红四军“七大”的江华，对这次会议作了这样的评论：“那时召开七大是完全必要的，是想统一认识，解决分歧，结束争论，加强团结，以利革命。七大的决议，对井冈山时期的一些历史问题和红四军实行的一些制度等结论，也是基本正确的。六大非一无是处。至于七大未能解决分歧，这也是客观的历史局限性所决定，并非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转移。”“总之，我国国情复杂得很，在我军初创时期，大家都没有经验，在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出现分歧，发生一些曲折，是不可避免的。”(11)红四军“七大”改选前委时，原来由中央指定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只当选为前委委员，而没有当选为前委书记。前委派他带着谭震林、蔡协民、江华、曾志等去上杭蚊洋指导闽西特委召开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由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给红军的下一步行动带来了重大损失。
红四军二次人闽、三打龙岩的节节胜利，震动了远近。国民党当局调集闽粤赣三省兵力，对闽西苏区和红四军实行“会剿”。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六日，也就是红四军第三次攻占龙岩前三天，蒋介石发出“会剿”命令，指令赣军金汉鼎师集中于瑞金、汀州，闽军张贞师集中于连城、龙岩，粤军蒋光鼐师集中于上杭、永定，限六月三十日前都要到达目的地。六月二十九日，蒋介石又下令委任金汉鼎为总指挥，三拾会剿”“均归其指挥，受其命令，毋俏延违。”(12)不久，据三拾剿共”指挥部透露：三省参战兵力为“闽省七团，赣省四团，粤省三团，共两万余人。”(13)以赣省为主力，闽粤为堵截。
七月八日，红四军前委决定以游击战争对付国民党军队的“会剿”，将全军四个纵队分赴闽西各县，深入发动群众，巩固和发展赤色割据区域，粉碎这次“会剿”。前委认为：“此时东江、赣南皆不能去，只有留在闽西，敌来当相抗对付，现在分兵在永定、龙岩、杭、廷连之一部发动群众的斗争，造成赤色区域之势力割据，敌来当打破一面找出路。”(14)这就是红四军闽西分兵的计划。毛泽东去蚊洋指导闽西党的“一大”后，朱德、陈毅率领前委、司令部及直属队到达连城的新泉，各纵队按计划发动群众。
七月中旬以后，参与三拾会剿”的国民党军队相继向闽西推进。赣军金汉鼎的第十二师的四个团占领了长汀；闽军张贞师分别向华安、龙岩行进，企图占据龙岩；粤军蒋光鼐、蔡廷锴的第三师以永定、上杭为进攻目标，向粤闽边境开进。
七月二十九日，前委在新泉得到有关敌情报告后，为了商讨应急计划，朱德、陈毅立刻赶到上杭蛟洋，同正在那里的毛泽东等一起举行前委会。经过讨论，决定改变原来分兵计划，“积极准备反动派三省会剿之到来，如三省合兵进攻闽西，红军可取道闽北入赣东、赣南发动沿途的群众；或人闽省腹地到福州、延平之间活动；或分兵两路，一路往闽北，一路留闽西”。(15)前委并决定第一、二、三纵队到上杭白砂集中，向闽中出击；第四纵队留在闽西坚持斗争。
红四军这次行动的目的是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的三拾会剿”。一九三七年，朱德在延安向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介绍这段历史时说：“红军这时也分成两支队伍，毛泽东率领一支留在闽西骚扰敌军，朱德率另一支展开大规模牵制战，深入敌区，直到沿海，以切断敌军主要补给线，至少要压迫福建军队离开苏维埃根据地。”(16)前委会议结束后，根据中央四月五日来信中所要求“派一得力同志”“来中央报告与讨论一切问题之后，再回到你们那里工作”的精神，陈毅经厦门转道香港赴上海去向中央汇报。陈毅走后，红四军前委书记由朱德代理。
前委会议决定兵分两路的计划，在实施中有一些变动。第二、三纵队，在八月二日按时赶到白砂集中，由朱德率领向国民党兵力薄弱的宁洋县城挺进，计划出击闽中，在外线打击敌人。但林彪率领的第一纵队，在上杭一带活动却因汀江水涨，过江迟缓，没有能按时同第二、三纵队会合，仍留在闽西，会同第四纵队同国民党军队周旋。这样，由朱德率领出击闽中，从外线打破“会剿”的兵力就比原计划大力减少。
朱德判断：“在前来进攻的赣、闽、粤三路敌军中，“蔡廷锴、金汉鼎是比较很难打垮的，张贞是比较有把握打的，结果就准备着打他。”(17)八月四日，朱德指挥红四军第二、三纵队，攻占宁洋县城，在城内住了三天，做了三件事：一、刷制并张贴了标语和布告，召开群众大会，宣讲红军的宗旨和工农革命的道理。朱德在大会上演说，号召广大工农群众起来暴动闹革命。二、打击当地三个土豪，没收了他们的粮食和其他财物，分给贫苦群众。
三、烧毁国民党宁洋县的衙门，处决了从连城押来的两个土豪劣绅。
八月七日，朱德率第二、三纵队离开宁洋县城，沿双溪南下。在过罗溪渡口时，朱德亲自到前沿阵地观察，选择有利地点，指挥部队泅水强渡，一举击溃守敌，乘胜追击，于第二天进入漳平，消灭了当地民团和张贞的一个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