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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问题，我讲—讲要坚信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
事实证明，党中央和毛主席制订的方针、政策是很正确的。比如毛主席军事思想中提出的防御阶段、反攻阶段和进攻阶段，都是很正确的。过去我们的根据地很大，后来一天天的缩小了，毛主席下命令把敌人从根据地的周围挤出去，于是大家就根据这个命令，研究出武工队呀等等好多的队，一下就把敌人挤出去了，扩大了我们的根据地。再比如去年我党提出成立联合政府，改组国民党政府及统帅部，蒋介石说“不行”。但是现在看改组了没有呢?改组了，但是，这一个改组不是蒋介石改组的，是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将军15改组的。比如国民党北平的执行部，现在成了一个“三三”制。你说国民党的政府不让联合政府成立行吗?是不行的。今后的政府，如果共产党、民主人士不参加，是不行的。以上都证明，我们党的路线，毛主席的方针是正确的，大的也好，小的也好，都是如此。在过去是武装斗争，和鬼子和国民党打，今后的方针转变到和平政治斗争上。但是我们应想一想，如果没有手中这些枪杆子，没有这些军队，马歇尔、张治中也不会飞到我们延安。赫尔利我们骂他是帝国主义，但他还要来。这都是因为我们有军队、有政权、有党有力量才来的。不然他们为什么不找第三党，不找民主同盟。民主同盟张申府16在北平住，被特务搞的没有办法住下去，结果搬到我们那个大饭店，和徐冰同志17住在一块，为什么这样?就是因为共产党有枪、有兵、有解放区。我们今后的斗争方式，虽然改变成合法斗争，但还不能把我们那些枪杆子丢掉。如果我们把枪杆子丢掉，那就和民主同盟一样了。没有军队，没有武器是不行的。中国无论过去也好，现在也好，没有武装，你讲话就没有力量。毛主席讲过：“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18我们在过去，是打游击战争，一个班、一个排、一个连、一个营的分散打游击，大家穿着老百姓的便衣，分散作战。现在，要集中几十个团，几十万人，并且有几个战略区的部队联合在一起作战，由小规模的游击战转变为大规模的运动战，由抗日战争转为国内战争。这个转变，我们事先还没有很好的向干部和战士讲，但党中央一声令下，部队立即行动，要打就打。因为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同志，他们相信党中央，不会去想：我们打败了日本，为什么要打国民党?由抗日战争马上转变到内战，由内战马上又要讲和不打，互派代表。延安公布停战命令，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派执行小组到各地去监督停战，最后宣布整编军队，我们的一百万军队将编成十八个师(二十二万人)，到第三期要编成十个师(十五万人)。而这三个转变都是九十度的转变，但在前方没有发生一点问题。这点证明，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是正确的，是进步的。我们的党员、干部、战士、群众都是进步的。他们对党的政策一点也不怀疑，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19召开后，对前方的党员、干部还没有来得及传达，因为开会的干部还没有回去，日本就投降了，接着我们要反攻，从日本手中接收地方，所以没有时间去传达“七大”的决议，对上面讲的三个转变也没有传达，而在前方部队中对党中央的决定没有发生过一点怀疑。但对于毛主席去重庆谈判20，大家对蒋介石的诚意有怀疑，对毛主席的安全很担心，许多党员、干部、战士、群众放声大哭。连我自己也有怀疑，我打电报问弼时，毛主席到重庆究竟有没有把握?弼时同志回电报说有相当的把握，这样，我才大胆的给群众、党员解释，因为这是一件大事。我们打了这么多年仗，一个个飞到重庆，由赫尔利21、张治中这两人保驾，大家都很担心。在前方的党员、干部、群众都哭了，有的哭的比自己死了父母还伤心。有的讲，为什么中央叫毛主席去，如果需要去人，其他中央委员也可以去。我给他们进行解释，但有一些同志总还不放心，以后从延安的广播中听到毛主席回来了，大家非常高兴，也差不多和日本投降一样，我们延安的群众高兴得把西瓜送给大家吃，这是对毛主席到重庆去，前方党员、干部、战士、群众的心情。
有的同志问关于东北的情况，我不太清楚。据讲日本鬼子对东北和本土一样的在建设，他们准备就是在本土失败以后，把天皇搬到东北还可以作战。比如在它的本土有一个汽车工厂、飞机工厂，东北也是这样。东北的老百姓对老八路、新八路是欢迎的，特别是欢迎老八路。在东北有几种八路：一种是新八路，土生起来的，还有是从我们这里去的老八路；再有一种假八路，是国民党搞的，老百姓对他们非常仇恨。东北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很高，我们的力量发展很快，一进去就发展了几十万人，一百多个县，最近东北停战了。前几天，周恩来同志回到延安，不久又要到重庆去签字，派好几个停战小组到东北去。停战以后的情况，今天还不清楚，但必须承认我们在东北的地位，不承认我们的地位是不行的。他们虽然占了一些铁路，但仅占了一部分四平街北面铁路，山海关、沈阳、热辽、热河这些铁路一部分在我们的手里，一部分被他们占领了。将来，东北的问题和关内问题一样解决。将来发展前途怎样，取决于我们在东北要有力量，这样，国民党拿武力解决不行，不承认共产党的地位也就万万不行。东北的群众对共产党、八路军的要求比较高。被占领十四年间，在抗日斗争中提拔了很多干部，不少是过去游击战争留下来的，一部分是内地各个战略区被日本鬼子捉去的干部。日本鬼子投降以后，他们就把监门打开，帮助苏联红军做了很多的工作，组织群众，发动群众，起了很大的作用。
最后，我想再说一说在当前新的形势下，我们必须自己设法解决吃、穿、用的问题。有没有这个条件呢?是有的。像张家口，工业就有一定的基础。我在那里看了纸烟厂、火柴厂、陶磁厂、电石厂、榨油厂、修理厂等，还生产葡萄酒。张家口的广播电台是全国第二大电台，电话可接通东京，有大小两个飞机场，小的被破坏了，大的还可以用。还通铁路、公路，如果把晋西北和边区的公路修一下，这样从延安坐汽车到黄河边，过河后再坐汽车，经丰镇或阳高，只要几个钟头就可以到张家口。由延安到张家口的交通比较方便，这样，延安的工业品可从张家口运来，还可以联系很多根据地，把冀热辽、冀东、冀中、冀晋、晋察、冀鲁豫，甚至山东、东北等解放区的工业品交换到我们边区来，这样价钱再不会那样高。将来，我们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还可以订工业条约、商业条约，或者一年、半年到其他根据地搞一些交流，我想将来和华北各个解放区的沟通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所以我们边区一百五十万人口的财经问题还是能够解决的。如果我们边区一面加紧生产，同时和其他的解放区沟通，那么我们的穿衣、吃饭可以解决，日用品商业也可以解决，我们边区今天这样的生活水平就可以保持。
[注释]
①一九四二年六月初，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和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贺龙同志离开晋西北到延安，出任联防军司令员和财经委员会的副主任，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地区的军事和财政经济建设工作。
②北平辅仁大学，原为罗马教廷在中国办的大学。抗日战争期间，该校先后设文、理、教三个学院。一九五一年由人民政府接管，一九五二年六月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
③为建立以五岭山脉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把中原地区和广东东江地区联结起来，使华南成为战略一翼，一九四四年十月中共中央决定，以一二零师三五九旅为基础组成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也称“南下支队”)，十一月初，由三五九旅旅长王震、政委王首道率领的第一支队由延安出发，挺进湘粤边。
④一九四五年五月，“南下支队”的第二支队(由三五九旅的七一七、七一九团组成，共二干余人，刘转连任司令员、晏福生任政委)离边区南下，由八路军河南军区的部队带到河南，戴季英为河南军区的政委。
⑤一九四五年五月，“南下支队”的第三支队(由警备一旅和三五九旅的七一八团等组成，文年生任司令、张启龙为政委)，经晋西北、太岳到河南，后转去东北。
⑥“特务员”原指警卫员，这里是指对某些干部和战士不放心，派去跟踪监视的人员。
⑦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员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在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中，英勇善战，在湖北汀泗桥与贺胜桥两次战役中，一举击溃军阀吴佩孚的主力，后来人们把叶挺指择的独立团誉为“铁军”。
⑧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二十四时，国共双方颁布的停战令生效。国民党军队违反停战协定，侵占了集宁，并进犯卓资山。我军三五八旅和独立第一旅进行自卫反击，十七日收复集宁，共歼灭国民党军近五千人。
⑨边币，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货币，简称“边币”。农币，是晋绥地区西北农民银行发行的货币，主要在晋绥地区流通。
⑩法币，是国民党政府以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等四家银行发行的纸币。
11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设热河特别区，一九二八年改设省，辖区包括现在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内蒙古自治区的东南部，一九五六年撤消，辖地分别并入河北、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12程子华同志当时任晋察冀军区所属的冀热辽军区政治委员。
13林主席即林伯渠，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八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抗日战争期间曾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是当时边区的“五老”之一，人们尊称他“林老”。
14谢老是指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同志，是边区“五老”之一。
15即“三人委员会”的成员：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张治中是国民党代表，马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美国参谋总长、五星上将)为美国驻华特使，美方代表。
16张申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负责人之一。
17徐冰同志为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的政治顾问。
18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七月出版横排《毛泽东选集》第573页。
19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在延安举行。会上，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政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大会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通过了新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新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20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为揭露美国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和平阴谋和政治欺骗，用事实教育人民，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国民党中的一小撮反动派，尽一切可
能制止内战，根据中央决定，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应邀赴重庆与蒋介石会谈。经过四十三天的谈判，十月十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十一日毛泽东胜利地回到延安。
21赫尔利，美国共和党人。他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因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政策而受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被迫宣布离职。
*一九四六年二月中旬至三月初，贺龙曾陪同“三人小组”到张家口、集宁视察停战协定执行情况，之后到了北平，这是他返回延安后，在边区政府礼堂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关于目前时局和任务的报告*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九日)
我这个报告，是根据毛主席对时局的四条估计作的。毛主席作报告时，中央规定不准偷、不准装、不准吹，我这个报告的精神是“偷”毛主席的。
第一部分 关于目前的时局
对目前的时局，毛主席在整军会议上有四条估计。今天，我着重讲的是中国问题，特别是把晋绥边区和阎锡山，以及蒋介石的情况都说一说。他们过去和我们打了好久，日本投降后又打，直到现在还在打着。毛主席讲的对时局的四条估计是：
一、法西斯的主力军——意大利、德国、日本已被打败了，它们的附庸国罗、保、匈、芬兰也被打倒了。这次打倒法西斯的主力军是苏联，是各国人民和各国共产党的力量。在这次战争中，苏联是打得强大了，各国共产党的力量都有很大的发展，就是被侵略的波兰、捷克、南斯拉夫等国内的共产党力量也发展得很快。现在参加各国政府的共产党，已有十几个国家。其中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共产党有南斯拉夫①、罗马尼亚②、波兰③、捷克斯洛伐克④、匈牙利⑤、保加利亚⑥、阿尔巴尼亚⑦等国和德国一部分⑧、朝鲜⑨和越南的北半部⑩。南斯拉夫的铁托当了总理，他从前到苏联去只能是偷偷摸摸去，现在可以大摇大摆的去，并受到盛大欢迎。波兰共产党现有党员三十一万，仅华沙即有党员二万五千人。越南共产党领导了五十多万人民军队。参加内阁政府的共产党有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挪威、奥地利、西班牙、芬兰和印度尼西亚等国。法国共产党在内阁共有六个部长，占全体阁员的三分之一，现党员有一百多万，据说他们的党员都有枪，所以很强大。意大利共产党，有党员一百七十万，在内阁中占了司法、财政、农业等三部。比利时有四个共产党员入阁。挪威共产党，有二人任内阁部长。奥地利共产党去年九月即有党员二十二万人，有一人入阁。西班牙共产党有一人任内阁部长。德国虽然打了这样多年的仗，男人伤亡很大，但现在还有党员六十七万。在大战中，柏林有五万党员，广播始终没有被破坏。芬兰也有一个内阁部长是共产党员，这次到苏联，大受欢迎。总之，这十几个亚洲和欧洲国家共产党的力量都发展了。在这些国家中，共产党的政治影响目前大不一样了。南斯拉夫、波兰、捷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匈牙利等国，土地问题差不多快解决了，经济上也有些改革。苏联和中国，在国际会议上的影响加强了。在我们中国，革命的力量也有很大的发展，现在有一百二十万共产党员，一百多万军队，除东北外，解放区人口有一万万四千万，已不像大革命时代，蒋介石打了我们一耳光，就爬不起来，现在你打我一个，我就打你两个。由于我们的力量空前壮大，就开辟了和平民主的道路。如果没有这个力量，什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1、签订停战协定、整军方案等都不会有。
二、德、日、意法西斯的残余力量，及反法西斯国家内资产阶级反动派、亲法西斯派的力量还很强大。他们反苏、反共、反人民，对这个力量不能忽视。
从中国情况看，一部分人对打内战信心不足，但有些人，实在怕见和平。如何应钦12和平后他的总司令就当不成了，他在抗日战争中，与日本帝国主义勾勾搭搭。陈诚13、白崇禧14对内战也很积极。阎锡山是最不愿和平的一个，而且我们也不能把他看小了。去年在长治一下消灭了他四万多人15，后来他又把伪军、警备队等编起来，到处抓兵扩编军队，现在正在晋东南、晋东北、晋中、晋北等地打我们，而且打得蛮凶。
法西斯残余势力和资产阶级反动派，是我们今后主要的敌人，这个敌人已和我们打了十八年。人民要准备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去战胜反动的力量。如果我们的力量弱小，不能克服反动力量，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有可能发生，中国内战也很难避免，现在的内战危机，已经是箭在弦上。从目前情况看，内战还不算大打，但也不是小打。现在东北、冀热辽、晋冀、冀鲁豫、山东、华中、中原和我们这里都在打，动员的军队相当多，打的范围也蛮宽，但也还不算大打。
我们这个地区部队最少，但也在打。军区、野战军和绥蒙军区的部队还在训练和生产，只二、六分区打下了朔县。吕梁军区打得苦一点，因为他们是才发展起来的新部队，打打练练兵也很好。
前些时期，刮起了一股去东北的风，有些同志现在还不安心，想去东北、张家口、山东和华中，这是不好的。现在，我们要准备和组织力量，制止内战。如果他要打，我们就打。中国内战也联系着美国，我们准备好了，如果美国想打，我们也不怕；如果美国不想打，蒋介石也是打不下去的。
我们中国要走和平民主的道路，但是国内的敌人还没有放下武器，有些同志就想回家讨老婆，安然睡大觉。有敌人存在，他们是不能允许你睡安稳觉的，所以我们就要提高警惕，放松了警惕就要吃亏。
三、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空前的危机。我给大家讲一件事，就是邓发同志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他在法国饿瘦了，他从苏联去法国，穿的一套西装，觉得不好，打算到法国后换一套好的，但到法国后，他的西装却成了最好的，吃的也不好，所以饿瘦了。在英国，配给比日本的还严，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美国不断发生罢工，铁路工人罢工之后，煤炭运不走，杜鲁门16很恐慌，把艾森豪威尔17调回去，搞航空运输。美国在大战中，国内没有受到破坏，生产力增加了，国内市场不小，又找到了国外市场，但生产与消费有矛盾，即生产得多与市场少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美国虽然可以暂时保持稳定，但也不会很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有过一个暂时的稳定时期，隔了二十年，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今后能稳定多少年?现在众说不一。
四、党的路线是团结广大人民群众，联合民主力量和资产阶级左派，制止中国内战，制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美、英虽有一部分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反动势力，但也有不少要求与苏联、共产党友好的进步人士，特别是广大的人民已觉醒了。关于人民的力量，我在第一条已讲过了，现在要讲我们和蒋介石，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比较。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数量上比我们多，我们有一百多万。这次整军方案决定：国民党有五个师，就要编掉四个师，这样，他就一共要编掉二百个师，每师按八千人计，要减少一百六十万，再加上其他武装，共要减少二百万人，国民党仅后勤部队就有五十三万人，还有海军、特务系统的武装，所以要编掉几百万。整编后，他剩七十五万人，我们保持十个师，有十五万人，但我军质量上比他们强。
同志们看到整军方案后，有些发愁，说革命二十年，就搞剩这么些枪！毛主席已讲过，军队的力量，一个兵、一支枪也不能编掉，整编是为保存力量。没有军队，国民党还能允许我们在这里开会？现在我们能坐美国飞机到处跑，延安的书报由美国的飞机往各地运送，就是靠的枪杆子。中国的小党派没有枪杆子就不行，张申府住在北平一家旅店，特务们每天去查，闹得房东不安宁，特务对店主人说：“张先生不在，我们就不来了！”于是店主人就让张搬家。后来他搬到北京饭店，住在我们号下的房子里，连出门的交通还得靠我们。我们靠什么?我们首先是靠毛主席舵掌得好，靠党的领导，靠军队，靠解放区人民，靠全国的民主力量。否则，一切都办不成。
我们部队的质量比国民党好。我们部队的枪是哪里来的?主要是缴国民党的。过去日本人在朔县的兵力并不多，我们打不进去；这一次，我们只用一个主力团、一个新团就打下来了，缴了七百多支枪，四五十挺轻重机枪，把敌人团长、县长都俘虏回来18。
我们解放区的人口有一万万四千多万，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在四分之三敌占区的人口里面，如果通过公民投票，将会有很多老百姓选我们不选国民党。
在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有一百五十万人，物质条件也没有今天这样好，那时的党员不过几万人，军队也只有四万五千人。现在解放区人口从一百五十万发展到一万万四千万，党员、军队都由几万发展到一百多万。我们有一个部队，长征时只有官兵一千三百人，现在发展到了三十三万六千人，增长了二百五十八倍多。
我们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而蒋介石又引来了美帝国主义。他依靠美国的贷款，靠美国提供的武器装备，压迫与残杀老百姓。日本是帝国主义法西斯国家，而美国比日本的危害更大。我们依靠什么?我们是靠老百姓，靠晋西北的小米。有了老百姓，就有小米，就有了兵，什么事都好办。毛主席教育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离开群众，离开群众就没有游击队，也就没人给送小米！
我们要依靠人民群众，联合民主力量和资产阶级的左派，争取团结资产阶级的中间派，集中力量击败右派。蒋介石不是不想消灭我们，而是他消灭不了。一九四三年我回晋绥时，正争论蒋介石有无革命性的问题。有的同志问我，当时我回答说：蒋介石说过不消灭共产党死不瞑目，他哪里来的革命性?蒋介石是封建买办、流氓头子，和他办外交，他就耍流氓手段，我们怎么能相信他呢?阎锡山在山西，他从当督军到现在，一直搞了三十五年。过去中国有很多老军阀，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了。他老奸巨滑，在建军、拉拢干部、统治群众，以及和国民党斗争上都有一套。在抗战开始，他迫不得已同日本打，以后同日本人搞妥协，国民党挖他的墙角，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把傅作义、陈长捷拉走了，因为阎锡山内部有所谓晋南派、晋北派等很多的派别，彼此同床异梦，矛盾重重。但当日本人逼他明朗化时，他就往秋林19跑，当国民党逼他时，他就和日本人勾搭，往“克难坡”跑20。阎锡山和我们斗争，也是有一套的。有的同志以为可以欺他一下，这是把他小看了。比如他见我们闹土地革命，他就搞土地村公有，“兵农合一”21，物产证券等。他还组织政党如同志会等。
阎锡山企图利用国共之间的矛盾，以求得生存，所以他是最不愿意和平的，因为真正和平了，他是一个战犯，老百姓还能不算他的帐?陈公博22是战争罪犯，已被枪决了，阎锡山的罪行并不比陈公博少多少。另外，他对自己的力量有多大，心里也很清楚。他是处在我们的包围之中，全山西只有一条同蒲线沿线是他的，南面的闻喜，北面的朔县都被我们打下来了，他的地盘只剩下一点点，就好像剥笋一样，只剩下一个心了。不要看他南也打，北也打，主要是靠那些伪军、日本人打我们。日本投降和国共停战令下达后，我们对阎锡山的斗争有些疏忽，有点缩手缩脚，不打第一枪，阎锡山就钻我们这个空子，到处打我们。
蒋介石玩弄反革命两手，他一面和我们谈判，一面下密令搞我们。一月十号签了停战协定，却又规定在十三日二十四时前无效，他就利用这个时间下令抢夺战略要点。傅作义想把我们绥东全部搞掉，从旗下营一直打到集宁，从西沟门打丰镇，快要打到凉城，而我们则缩手缩脚，几乎吃了大亏。我们有些同志不懂得这样一个规律；老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又怕老百姓。我们怕什么呢?他打我一枪，我就打他两枪，他捉我一个，我就捉他两个。只有这样，才能制止内战。去年毛主席去重庆时，．我给弼时同志发了一个电报问：“谈判有无把握?”弼时同志告诉我说：有相当把握，你多打两个胜仗，就更有把握！我们领会了这个精神。但停战令下达后，我们有点缩手缩脚放不开。我在丰镇会见了执行小组的美国人，此人叫赫尔利，是共和党人，很顽固。他一见我，开始气焰很高，哇啦哇啦讲了一大通，提出什么要恢复交通，又是什么进行自由贸易等等。我看不对头，就决心非整他几下不可，把他的嚣张气焰打下去。于是我就问他：“你的权力多大?我只知道你的权限是停战，没有什么恢复交通、自由贸易的权限!”这一下就把气焰打下去了，不再哇啦哇啦的叫了。我接着又追问他：“究竟是谁在停战令以后打集宁、打左云?这个责任要谁来负?”国民党代表说：“是阎长官的责任!”我叫记录员把他讲的记下来。他又提出进行自由贸易的问题。我说：“那是老百姓的事，愿意到丰镇，就到丰镇，愿意到大同，就到大同，我们从来没有禁止过！”他又提出要我去大同见楚溪春23，我说不去。他问为什么不去?我说：“我嫌那里有股味。我们抗战八年，你们不打日本。这次你们同日本人勾结进了大同，还要叫我去大同谈判，我虽然是个师长，但我是清清白白的。”第二天，楚溪春来丰镇，他首先提出执行停战命令，要我们退六十里。我就说：“从孤山到大同三十里，这里的七里半是我的，那边的七里半是你的。我撤退我的，你撤退你的。”他又提出要以大同为界，说大同是他的。我问他：“你们是怎样到了大同的?抗战八年，没有见过你的一兵一卒，一枪未打，你们是怎样进的城?”他无言以对，但又说左云也是他的。我问：“左云住的是什么人?”他说“是乔日成，阎先生的人。”我指出：“乔月成是伪军的一个连长，是汉奸，他是阎先生的人，那么阎先生是汉奸！”他们最怕讲汉奸，一提到“汉奸”两字就脸红，就不再讲了。后来，他又提出可用煤炭换我们的粮食。我回答他：“你们缺粮倒是真的，我们煤炭多得很，还供给张家口，你们硬是没有粮。”所以，“我们和蒋介石、阎锡山和美国人办交涉时，头脑必须清醒，他们是要消灭共产党的。蒋介石说：“不消灭共产党，死也不瞑目。”我们要坚持原则立场，做到寸土必争，一个村子、一寸土地也不让。他打我一个耳光，我就打他两个。有的同志说：“阎锡山可怜得很，一个空城没有吃的，我们不给他粮，他就会出来抢!”如果他出来抢粮，我们就要打。他们捉了我们的县委书记、县长，杀了我们的副专员，难道我们就不捉吗?否则就是缺乏阶级观念，因为他们代表资产阶级利益，我们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和他们办交涉，是为人民争利益，是从资产阶级手里解放人民，不是把人民的利益送给资产阶级。
国民党则千方百计整我们，比如对我们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人员摘疲劳战。上午八时至十二时半，下午一点半至四点半上班办公，下了办公就开会，向我们交“备忘录”，一读“备忘录”就拍桌子。我们的同志连看电报、开会的时间也没有。国民党的报纸，天天刊登骂我们的消息，甚至组织到北平去请愿、游行示威，弄得我们执行部的一些同志也怀疑起来，是不是我们的工作有点“左”了。
北平的生活蛮好，住得很阔气，饭店内上下有电梯，但有些同志叫电梯升糊涂了。个别干部嫌“军级”24小了，在家里是“尉”字号25的，一出门就偷偷换上“校”字号26的，有的嫌“校”字小了，想换成“金牌牌”的27到街上好抖抖威风。不想穿“灰”的，想穿个“黄”的28。这些同志把国民党的领章看成是光荣的，所以必须加强对我们共产党员的教育，要站稳阶级立场。
我们在太原的几个同志，阎锡山派了上百个特务监视，咱们的人连门也不敢出，什么地方也不去。怕什么?可以大胆的到处走走嘛，到公园、到学校，有特务跟着，就叫他引引路嘛!要放开手干，不要缩手缩脚。我们有些同志有个弱点，就是不怕硬，单怕软，对资产阶级总有点怜悯。阎锡山很狡猾，他在政治上的统治、经济上的剥削都有一套。我们晋绥应该好好的研究如何和他做斗争。他在军事上学日本人的“扫荡”、“清剿”办法，从各据点抽调兵力，集中打我一点。那我们就要用武工队、游击小组的办法对付他。在我们头脑中，对阎锡山不要有什么幻想，在同他们斗争中也绝不要轻敌，轻敌必败。据说某团在清太没有打仗就撤出来，反而说阎锡山的军队不中用。你打了胜仗，这样说还可以，没打仗就吹牛，这很不对头。在抗战初期，我们有的同志说阎锡山的队伍“穿的烂，走的慢，腰里别着一颗手榴弹!”这种骄傲轻敌的态度必须克服，否则我们就会吃亏。
蒋介石集团派系多得很，什么CC系，复兴牡，诸侯之多，恐怕还不止八百，彼此矛盾很多。阎锡山的部下，也有派系，矛盾也很多。他们虽说有全国四分之三的人口，几百万军队，可是内部有矛盾，不一致，不团结。我们虽然只有全国四分之一的人，一百来万军队，但我们是团结一致的，我们的力量敌人是不可摧毁、不可战胜的，就是再打几年，我们也不会再来一个二万五千里长征。
我们和国民党已有过两次合作：第一次合作是大革命时期，双方有个共同目标，就是为了打倒北洋军阀。在这次合作中，我们帮助他建立军队、建党、建设起广东根据地，实行了北伐，直到蒋介石叛变革命。第二次合作，也有一个共同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目前国共两党停战是由双方力量的对比决定的，国民党不能消灭我们，我们也暂时不能消灭国民党。国民党是一心要想消灭我们的，但当消灭不了时，就等待时机。目前的停战，它正是为了等待时机，所以就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这是一种建立在双方力量对比上的暂时休战，休战就是为了准备力量。国民党在积极准备，我们也要准备。国民党是靠美国，我们是靠中国人民，靠世界各国的人民和共产党。如果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力量能够迅速增长，就能够战胜反动力量，就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可以避免中国的内战。如果在停战期间，我们的力量不能迅速增长，就不能克服反动势力，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和中国的内战就有可能爆发。发生了战争，要战胜敌人，仍然要靠力量，所以我们要加紧准备。和平停战就是一个决战的准备，我们的力量越大，就越有办法制止战争和战胜敌人。晋西北是个穷地方，只有农林，没有大城市，兵多养不起，兵少不够用。要从实际出发，研究如何根据现有的人力和物力迅速的准备力量。
现在中国到处都在打，这是国民党反动派何应钦、白崇禧、阎锡山等想破坏停战协定，破坏政协决议，但主要的还是蒋介石想要消灭我们。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渴望得到和平，但是内战的危险性很大，时局的特点时好时坏。我在延安时好一点，到晋西北后就又紧张了。但不管时局如何变化，中心问题是怎样准备我们的力量。七大的决议、中央最近的指示都是这个精神。晋绥的形势我觉得不错。有几万军队、几万党员，还有三百万群众，这里的土地虽差一点，但还是“腊肉骨头，越啃越有个味道。”这次到了延安，毛主席对我讲，那里就是人口少一点，地方偏僻一点，仗多打一点，地方倒不错。这是对我的暗示，也是个批评。因为我过去对晋西北的印象也不好。一九三八年不想来，一九三九年离开过，一九四零年从河北又调回来，渐渐有了转变，因为晋绥的老百姓很好。今天，我的观点已完全转变过来了，所以我认为这里还是有办法的。
第二部分 任务
首先，我想讲一下，晋西北的工作，从头到尾都有我，好坏都有我一份，对过去工作做得好的要讲，做得不好的也要讲。光讲好的不对，但光讲坏的也不好，就会没有信心。
我们这个战略区域，在八年抗战中，总的讲来，任务是完成了。晋西北的老百姓，向我们提供了人力、物力、小米，党领导政权、军队和群众，经过八年艰苦斗争，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但阎锡山在日本投降以后，把几千名日本人接去用来打我们，所以，这个担子压在我们身上也是蛮重的。
我们这个地区一向是两面作战：河东要对付日本人和阎锡山；河西要对付榆林的国民党，有时我们的军队还得过河到陕北。很长一个时期内，我们的主力三五八旅、三五九旅和独一旅等三个旅，在河西担负保卫党中央、保卫陕北的任务，直到日本人投降前夕，还在关中的爷台山打了一仗29，消灭了蒋介石的中央军后，才过河东来。同时，我们还担负前方和后方的交通。前方各个解放区的同志到延安去，或从延安到各解放区去，都要经过我们晋绥，客人蛮多，我们这个穷主人就很难做，但也还是做了。晋西北的老百姓很好，在八年抗战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交通线上，炭用完了，菜甚至连草也吃光了，好多毛驴给过路的同志拉走了，但群众没有一点怨言。
晋西北的党组织，开始是区党委，现在是晋绥分局。他领导我们这个战略区的政权、军队和老百姓打了八年仗，正确的贯彻了毛主席思想和执行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领导是正确的。他教育政府、军队和老百姓要照顾大局，而且照顾得很好。我们这个地方小而穷，负担重，尽管我们自己的生活很艰苦，但仍然从财力上对延安进行大力支援，一九四二年，我去延安时，就从晋绥带去了一大笔经费。当时，我是站在中央立场上的，为了解决延安的财政困难，宁肯牺牲晋西北，就是晋西北垮了，也必须救延安。因为延安有我们的党中央，是我们的“京城”，经常有外国人、各党派、各方面、各种各样的人去，把延安搞好一点，对各方面的政治影响很大。我们这个地方好了，只能代表一个局部，延安好了，就代表全体，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中央好比是我们的头，头是一点病也害不得的，但手足有点毛病还不要紧，甚至失去了一只手，关系也不大。在座的就有两位缺少一只胳膊的“一把手”30，都是很好的同志，两位好战将。他们同敌人打起仗来拼命干，不讲价钱，但他们如果没有了头就不行了。此外，还有几万干部在延安学习，我们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将来他们分散到全国各解放区去，对全国的革命事业会发挥很大的作用，这个作用要比我们自己吃好一点不知要大多少倍，何况我们也没有饿死冻死。当时我对这个问题就是这样考虑的，林枫同志31同意我的意见，也没有听到群众有什么怨言，我就大胆的这样做了。
陕甘宁这块地方，是我们苏维埃政权中仅留下的一点地方。这里有一百五十万人，而脱离生产的党、政、军、学最多时达十六万人，所以陕北群众的负担很重，在全国各解放区、在全中国来说，他们的负担都是最重的。但由于晋绥和其他解放区的支援，那里人民的生活还是很好的。去年，我到八分区，看到军队和政府工作人员的生活比延安苦得多，但大家心里是高兴的。所以，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没有本位主义。
我们今后的任务，总的讲来是制止内战，保卫和平。具体讲，有下面三个问题。
一、关于人民军队的问题
我们的军队原来叫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合后，在抗日战争时期叫八路军和新四军，后来毛主席提出叫人民军队。
晋西北的军队，也是人民军队的组成部分。但是，如果用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究竟为人民做了多少事?我觉得距真正人民军队的要求还差得很远。
首先，从军民关系来看，我们军队的纪律还不够好，侵犯群众利益，强迫命令，特别是军阀主义倾向，对于建设人民军队，搞好军民关系都是有害的。军阀主义思想是与无产阶级思想根本对立的。什么是军阀主义思想呢?军阀主义就是把军队当作为剥削阶级服务、压迫剥削老百姓的工具，军阀们升官发财的资本。像蒋介石、阎锡山那样把军队当作是他们私有的东西，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旧军队与人民军队的根本区别是：他们把人民当成奴隶，把政府看作是办差机关，蒋介石、阎锡山的部队都是如此。阎锡山搞“兵农合一”，结果是把“富人搞穷，穷人搞光”，实际都是为了阎锡山自己，他说全山西都是他的。这次向救济总署领东西，他说山西还是一百零五个县，都是他的，连今天我们开会的这个窑洞都是他的，他的脸皮好厚呀！恐怕火车头还冲不破他的脸皮呢！
我们用什么思想来把自己建设成人民的军队呢?主要是毛泽东的思想。我们的军队是保卫人民的，是人民的工具，人民依靠自己的军队去消灭反革命的军队。老百姓是我们的“老板”，向我们提供人力、物力、财力、运输补给，保证我们有饭吃，有衣穿，我们则是人民的勤务员，这也是我们与旧军队的根本区别。但是，我们有一些同志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总觉得老百姓比我们要小一点，这种错误思想必须坚决纠正。
其次，在执行政策上，有的部队违反政府的法令。法令是党的政策的具体化，违反了法令，也就是违反了党的政策。从军党、军政关系、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来看，我们离人民军队也还远得很。如有的部队中军阀主义相当严重，官兵关系不好，出现逃兵和抓逃兵、枪毙逃兵，甚至把逃兵拴在马尾巴上拖等严重情况。所以，毛主席在七大时提出要反对军阀主义，把肃清军阀主义思想，建设人民的军队，作为七大的方针。
第三、关于兵源问题。我们有些同志总想自己带的兵多一点，不顾地方的人力、物力资源的情况，今天一个电报，明天一个电报，不断向地方党委和政府要人，这也不是人民军队的思想。真正的人民军队，首先应当协助地方党和政府发动群众，彻底减租减息，解决老百姓的土地问题，建设地方武装和民兵，把根据地建设好，这样部队的兵源、供给都解决了，军队也就建设好了。
在日本投降后，山东就有十万人参军，以后一个命令，就调了七万人去东北，沿途没有一个开小差的，这是一个奇迹。我问粟裕同志是什么原因，他告诉我说，“因为战士家中都得到了土地！”与山东相比，我们这里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独三旅汉兴县、临县征了一些兵，开到北线就逃跑了三百多人。我们这里人口少固然是个原因，而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所以，要建设军队，首先要建设地方，把群众发动起来了解决他们的土地问题，把根据地建设好，军队的建设也就有了物质基础。如果违背毛泽东思想，搞单纯的建军，永远也不可能建设起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
晋绥地区军队的数量比较少，但战斗力并不比其他解放区的军队弱。他们可以攻，也能守，干部的素质很好，是一支很好的军队，建设这样一支军队是不容易的。毛病就是存在着军阀主义，在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认识上还有点问题，现在就是要想法去克服这些毛病。
第四、关于晋西北的练兵问题。同志们在军事整军和政治整军问题上都有过一些争论，这些争论的本质是无产阶级思想和军阀主义思想斗争的表现。对军事整军，有人主张注重稍息、立正、齐步、正步这些形式，这虽然也要些，但如果“四大技术”32练不好，打仗时就消灭不了敌人。现在打仗首先要能投手榴弹、拼刺刀，所以练兵必须注意实战需要，不要搞那些不练技术的形式主义。政治整军就是要发扬民主，进行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在同级关系上要很好的检查。如延安党校有些学生，刚去延安就骂延安，骂罢延安骂前方，说有宗派主义、军阀主义，不照顾干部生活，还提出要休息、要老婆等等。后来开展了民主，他们作了反省和检讨，觉得自己骂错了。晋西北整军时，也发扬了民主，战士对战士，战士对干部，干部对干部互相提意见，不是压制民主，而是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毛主席主张让大家讲话，他说：“竖起耳朵听听嘛，打开窗子通通空气嘛，人家有话要说，如果憋在肚里就不舒服。”所以，他在延安就让大家随便讲，提了意见再讨论。在战士中有些什么问题?无非是家中的爹娘和老婆问题，也有的是没有搞清楚为谁当兵，为谁打仗，加上受了点委屈，所以有的战士就说：“我是自愿来的，现在要自愿回去。”在整军时，通过发扬民主，要帮助战士解决这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