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我们的党、政府和群众，应当监督并帮助建设好这支军队，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军队，就要大家一起来建设。如果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毛主席说：“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所以，把军队建设好，是我们党、政府和晋绥三百万老百姓的共同任务。军队有什么缺点错误，应善意的提出批评，监督和帮助改进。《将相和》与《打金枝》这两出戏很有教育意义，它们能帮助我们一些同志搞通思想。
《将相和》说的是战国时的故事。当时，秦国强，赵国弱，秦王以强凌弱，想要赵国的“和氏壁”，赵国派蔺相如送“和氏璧”去秦国。他立场很稳，有智有勇，随机应变，终于完壁归赵。我们要向部队指战员和老百姓讲这个故事，教育干部、军队和群众，要像蔺相如那样不畏强暴，敢于同蒋介石、阎锡山和美帝国主义斗争。
后来，秦王又约赵王在渑池相会，蔺相如随同赴会，在宴会上秦王叫赵王弹琴，企图侮辱赵王，蔺相如针锋相对的提出让秦王敲盆。蔺相如有胆有识，加上有大将廉颇的三万大军作后盾，打破了秦王的阴谋诡计。此后，因有人说渑池会的成功，是蔺相如的功劳，再加赵王提拔蔺相如太快，于是廉颇憋了一口气。现在，我们有些干部思想不通，也是憋着一点气，我看要搞通才对。
毛主席这次去重庆，同渑池会有点相似。蒋介石三次发电报邀请33，赫尔利亲自到延安来接34。毛主席去重庆，只带了八条小枪，但有一百多万军队，有广大的解放区和全国人民作后盾。毛主席去重庆没有别的，就是为老百姓谋利益。所以，他在重庆讲话时，房子上也挤满了人，千万双眼睛望着他，老百姓自动喊：“毛泽东万岁！”毛主席一走路，街上就站满了人，能见见主席的面就高兴，如果与主席握一握手，讲一讲话，更感到无比的幸运。毛主席的外交，是外圆内方办得好，签订了“双十协定”35。当然，这个协定是根据当时双方力量的对比而签订的。
《打金枝》也是一出好戏。这里可以看出唐王对功臣的态度，如何处理好夫妇之间的关系等。我建议大家看看这两出戏，对我们检讨和搞好军党关系、军政关系、上下关系、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和男女关系都有很大益处。
第五、关于民兵问题。我们这个根据地兵多了养不起，兵少了不够用，所以要很好建设民兵。全边区有三百万人，如果平均百分之三到五有一个民兵，就可以建立十至十五万民兵，如能真正把它搞好，我们少养兵也行。
这次我路过军渡，在高家村看到几个民兵，年纪很轻，也很活泼，懂得问题很多。我问他们；“你们当民兵家里生产怎么办?”“你们当民兵为谁打仗?”他们说：“我们抽空时间生产，荒不了自己的地。”“当民兵是为老百姓打仗，为自己打仗。”他们的话讲得很好，这些民兵的质量很高。我们建设民兵，要有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达到这种质量，差的不要。如果三万民兵有一万支枪，九万民兵有三万支枪，十五万民兵就有五万支枪，那末，我们的力量就强了，再把他们训练好，就是再减少两万正规军也不怕。民兵组织既是生产队，又是武装组织，我们的军事力量，主要依靠民兵，种地是他们，打仗是他们，兵源也是他们，拿起枪杆就能打仗，放下枪杆就生产。将来如果真正的和平了，实现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执行了政协会议的决议，召开了国大，共产党参加了政府，到那时我们保存力量也要靠民兵。
我们有些根据地民兵的数量很大，晋察冀、晋冀鲁豫各有一百多万；山东、华中各有二百万；冀东每个民兵有一支枪，他们的枪比我们军队的还好；太行、太岳的民兵就有五万支枪，热河也不少。
我们晋绥这个地区，民兵少，枪也少。所以，要想办法把三百万群众发动起来，买枪、买子弹。党要领导搞枪，政府也要拿出钱来买枪、买子弹。我们不要幻想美国人和国民党会给我们发枪、发子弹，他们是想缴我们的枪，杀我们的头。我们不要忘记毛主席说的：我们还是小米加步枪。没有小米加步枪，一切问题都很难解决。所以，我们要发展民兵，要搞枪、搞子弹，这是全党的任务，是晋绥三百万人民的任务，就是少吃点饭，也要建立民兵。民兵多了，一方面养的兵就可以少些，就可以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另一方面，我们军队有了后备，正规军有了辅助力量，我们的战斗力也增强了，敌人从哪里来，我们就在哪里打。每个民兵，每一家都有了枪、手榴弹和地雷，敌人来了就和他打，不分男女老少都是战斗员。
搞好民兵的好处很多。平时搞生产，是变工队；打仗时就是军队。所以大家要很好讨论一下，怎样去搞枪、搞子弹，把晋绥的民兵建设好。同志们不要认为日本侵略者投降了，民兵就不要了。相反，还必须努力加油去搞，只要我们有了力量，就什么也不怕了，什么国民党的飞机，美国的原子弹，我们都不怕。我认为，建设好民兵，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大家要像建设正规军一样去建设、训练民兵，帮助他们提高技术和战术，学会防奸和做内线工作。不但在解放区要这样作，而且在阎锡山的统治区也要这样作。我们民兵的内线工作，可以发展到汾阳、中阳、太原等城市里去，在工厂、学校都可以搞，这对我们将来收复城市有很大帮助。
民兵工作搞好了，可以提升为区、县的基干队，基干队又可以提升为正规军，山东就是这样做的。但在我们这里就接不上气，如果把基干队编为正规军，区、县的党、政机关就成了光杆了，把警卫员都编掉，有的县只剩下二十几个人，既没有战斗力，也没有战斗经验，所以必须搞好民兵建设。
第六、关于加强内线工作，开展“高树勋运动”的问题36。这个工作过去也做了些，但做得很差。打汾阳时，里面有一个关系，几个单位都说是他们的，互相争个不休。但当我十七团打进城去时，被敌人用毒气毒死了几十人，这时候，他们谁也不承认有内线关系了。打文水时，又说有一个“好关系”，结果这个“关系”把我们部队引进了泥坑内，然后用手榴弹打我们。
“七大”决议提出要加强城市工作。去年延安演出《三打祝家庄》，大家看这个戏时，不仅要看打仗，还要注意到要有好的内线。一打、二打祝家庄都失败了，三打时来了个里应外合，才把祝家庄拿下来。同志们应特别注意，这个戏是在我们党的工作重点将由农村转向城市，为了夺取城市，专门为作城市工作的同志编的。现在日本侵略者虽然打走了，但上海、北平、南京、天津等许多大城市都在蒋介有的手里，连太原也还在阎锡山的手里，以后我们都要夺过来，所以，看看《三打祝家庄》这个戏，对大家是很有启发的。
内线工作就是挖墙角的工作。抗战初期，我们说过对国民党不挖他的墙角，但今天要挖了，而且挖得越多越好。比如一所房子，对它这个角挖掉一块，那个角挖掉一块，所有的墙角都挖掉了，不用费多大力量，就能把这所房子推倒。所以，我们必须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挖敌人的墙角。蒋介石、阎锡山、傅作义等内部矛盾重重。阎锡山内部也有所谓晋南派、晋北派，他们的干部有山西的，也有河北的，互相之间都有矛盾。我们应当很好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并利用这些矛盾开展工作。阎锡山与傅作义也有矛盾可以利用，只要我们放手大胆的去干，想一切办法造成一个群众运动，这个工作就能做好。比如阎锡山、傅作义部队的官兵中有很多家庭在我们的解放区，我们应当放手大胆的发动群众，利用他们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乡等各种关系加强内线工作，开展大大小小的“高树勋运动”，多搞几个“高树勋运动”。汾南几千名阎军成立“人民自救军”，海城滇军的起义，这些都是“高树勋运动”。蒋介石把云南两个军调到东北打我们，而且把云南省主席龙云扣住，这些云南地方系部队就对蒋介石不满，这是地方与中央的矛盾。所以，当这些云南部队和我们一接触，我们就像磁石那样一下把他们吸过来了，虽然他们的家小都在云南，但他们却不怕，毅然的起义了。阎锡山把他和干部的家属及财产搬到了太原，我看也保不住。
要加强内线工作，首先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同时，还必须解决下面两个问题：
一是钱的问题。做这个工作是要用钱的，而且要花很多钱，也不是一下子能看到成绩的，不像我们花五百元钱买一样东西，马上可以看到成绩，这个工作一下子看不到，甚至许多钱也许白花了。我们派到敌人那里去的人被捉了，就再派人去，一次失败了，再来第二、第三次……，一百次中可能有九十八次失败了，只要有两次成功，就是好成绩。有些同志怕赔本，希望同志们不要怕，只要我们把工作做好，花上几十万，来一个“高树勋运动”，整团整师的搞过来，那就不知赚了多少！所以，在用钱方面，军区、军分区首长要大方一点，多用几个钱不要紧，我们给你们报销。
做内线工作要采取进攻战。应主动的、有计划地和国民党、阎锡山的军政人员接触。他们来找我们，就跟他们去；他们不来找，我们就主动的去找他们，要学会应付他们的一套办法。还要不断给他们写信，一次不行，就写第二、第三次……，多写几次，就会有效果的。不要认为他们不回信，就丢了人，这是我们对敌人的一种进攻方式，谈不上什么丢脸不丢脸。
二是干部问题。我们为了作内线工作，就要接近人家，同他们吃吃馆子，打打麻将，看看戏，玩一玩，只要不是腐化堕落，而是工作的需要，就不必顾虑，也不会因此玷污共产党员的名声，组织上是相信你们的。
做好内线工作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把这项工作加强起来。同志们应该看到，我们不去进攻人家，敌人却时时刻刻在进攻我们。军统在朔县就派了几十个特务，所以我们也必须主动进攻。
最后，关于防奸工作。对这个工作，我是外行，但我觉得现在我们总是在一个小圈子里搞，不敢放开。保卫部门有的同志以为他们都是布尔什维克，除了他们这几个人外，别人都靠不住，结果工作不能很好的开展，连兴县城里的五十个小偷都没有办法对付。一次小偷把地委的门帘给偷走了，地委也没有发觉。如果把保卫处的门帘偷走了，我就摆几桌酒，把这五十个小偷请一下，因为他们偷得好。上面这个例子说明，我们目前的防奸工作不是进攻的，而是只限制在一个小圈子里面，是被动应付的。
防奸工作要注意政策，少杀人。绥蒙军区有位除奸部长，在集宁杀了二十多人，都没有埋，有一个女的没有杀死，逃到了北平男人那里(是傅作义办事处的主任)，就对我们大肆造谣诬蔑，说共产党杀人放火，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国民党的特务多得很，仅从山海关到哈尔滨一线，就有三万多，我们晋绥地区的特务也很多，能杀得完吗!
我们搞防奸工作的干部，要充分走群众路线，从头到尾的放手大胆的发动群众，把这项工作开展起来，什么人都可以利用。比如我们部队的同志有些复员后要回到傅作义和阎锡山的占领区，我们就可吸收他们参加除奸工作。我们要采取进攻的路线，打开大门，让群众参加，把我们上层、中层、下层都了解一下，把混进我们党、政、军的一切特务都查出来。现在我们有些同志怕放开了，混进坏人。其实，就是混进个把特务，也不要紧。我们的部队是经过十几年、二十几年锻炼的，几个特务想把我们一个旅、一个分区、一个团搞垮，谈何容易！
防奸工作一定要做好，做好了可以保卫党、保卫政权、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过去这个工作是很薄弱的，不是没有钱，也不是没有干部，主要是我们一些同志老在上面机关里，所以当前的中心是如何把工作深入下去的问题。
要做好防奸工作，各级党委必须加强领导，政府也要很好帮助。作保卫工作的同志要走群众路线，虚心听取其他干部的意见，在技术上要努力提高。现在，国民党的特务是中美合办的，也接收了日本的一套人马，有很多先进的技术。如果我们停顿起来，就会吃亏。我们要通过各种途径来加强防奸工作。例如可以通过铁路职工，组织复员军人，以及利用俘虏等来开展这项工作。
二、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
土地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在座的高旅长37家里的土地、房子都被分了，他自己很高兴。我们发动群众，彻底减租减息，群众一起来，要的就是土地。我们在座的同志不都是无产阶级，群众起来向我们要土地，我们应当给他们土地、耕牛、房子和猪羊，要矿山就给矿山。每个共产党员有谁不愿意让农民得到土地?否则，我们还算什么共产党员呢?农民有了土地，对革命将有很大好处。上面已经提到山东七万人开到东北，没有一个开小差的，就是因为家里都得到了土地。内战时期，中央苏区只有八万红军，但我们能战胜一百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就是因为农民得到了土地，士兵为保卫自己的土地而战。现在是和平，要解决土地问题，就是打仗，也要解决土地问题。东欧好多国家的土地问题解决了，波兰首都华沙还在德国占领时，城外苏军占领区就分配了土地。我们解决土地问题，土豪劣绅一定要骂我们，但不管他们如何叫骂，农民的土地问题一定要解决。过去是用流血的办法解决土地问题，今天是不用流血的办法。现在我们有一万万四千万人口，一百多万军队，这个力量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比万里长城还牢固，谁也消灭不了。
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时，可能涉及到我们一些干部，因为他们家庭可能是地主。当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时，可能会落到他们头上。我希望这些同志要正确对待。有的同志可能会发生苦闷、不安心，要做思想工作。现在，我们不是像内战时期那样采取消灭地主的办法，而是给他们留一部分土地，只要自己好好劳动，就有吃有穿。联司有个同志，他父亲是地主，给敌人办过事，群众跟他父亲算帐，把土地分了，他听了很不高兴。但经过组织反复进行说服教育，他就安心工作了。今后，还会有一些干部和战士的家庭有这种情形，对他们要加强思想工作，好好的进行说服，耐心的教育他们要正确处理。同时，也要允许他们有一个认识和转变过程。但是，要解决群众对土地的要求，我们领导机关和干部们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只有真正把土地问题解决了，群众斗争的积极性才会高涨起来。即使蒋介石再打我们五年、十年、一百年，也不怕。我们这一代打不完，还可以交给我们的儿子、孙子打。当然，实际上不会打那么长时间，但我们必须有这个决心。
三、开源节流，解决财政经济困难。(略)
关于今后的任务，我就讲这几点。我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同志们能搞通思想，发扬过去的优点，克服缺点和错误，把今后工作搞好。总之，晋西北的工作搞好搞坏，都有我一份。我虽离开过两年，但我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对军队中的军阀主义问题、军民关系、军政关系、思想教育等没搞好，我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等错误，也有我一份，因为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零年，军队派了大批干部到地方上做工作。当时，军队同志帮助地方上建设党，发动群众，主要是为了搞兵和枪，而不是真正帮助群众减租减息，这里就有了强迫命令，对此我应该做自我批评。同志们之间也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有错就说出来，说出来就改。有句俗话说：“瞒病必死，瞒债必败”，就是上面所说的意思。如果不能检讨自己，又不能改正错误，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有一个思想必须搞通，即如何诚心诚意的给老百姓当一个好勤务员。过去，我们并没有给老百姓当好勤务员，还有无人村，逃兵怕归队。我们希望同志们搞通思想，改正缺点错误，对晋西北的工作应充满信心，好好工作，争取更大的胜利。
[注释]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摆脱了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人民掌握了国家政权，成了国家的主人。南斯拉夫人民于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日，解放了自己的祖国，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宣布成立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
②罗马尼亚人民在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下，于一九四五年三月推翻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权，成立了民主政府。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十日，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③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于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宣告波兰人民政权诞生，一九四五年一月，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称波兰临时政府，一九四五年六月，组成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
④捷克斯洛伐克，在共产党领导下，于一九四五年四月成立了联合政府。一九四六年五月，举行战后第一次国民议会选举，成立了以捷共为首，新的联合政府。
⑤匈牙利，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四日宣布成立人民共和国。
⑥保加利亚人民在一九四四年九月，推翻了法西斯统治，成立了祖国阵线政府，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选出了国民议会。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五日，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
⑦阿尔巴尼亚，在共产党领导下，阿人民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从德国法西斯统治下解放了全国。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全国举行第一次普选。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日，正式成立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
⑧民主德国，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法西斯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战后，苏军占领区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一九四九年十月七日，正式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⑨朝鲜北部，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得到了苏军的配合，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解放了“三八线”以北地区。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正式宣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诞生。
⑩越南北部，越南人民在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劳动党领导下，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九日举行了八月革命，九月二日，正式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
11指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至三十一日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这个会议通过了五项议案：(一)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二)和平建国纲领；(三)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四)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五)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政治协商会议的这些协议，在各种不同程度上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蒋介石—方面表示承认这些协议，企图利用这些协议来进行和平欺骗，另一方面则积极备战，准备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政治协商会议的这些协议，在后来不久都被蒋介石一一撕毁。
12何应钦，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
13陈诚，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五日被任命为国民党军队的参谋总长，六月一日起又兼任海军总司令。
14白崇禧，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
15即上党战役，一九四五年八月下旬，山西军阀阎锡山率五个师一万七千余人，在日伪军配合下，入侵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长治地区。我晋冀鲁豫集中太行、太岳、冀南部队的主力及地方部队奋起反击，于九月十日至十月十二日发起了上党战役，共歼敌三万五千余人，毙敌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俘敌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
16杜鲁门，当时为美国总统。
17艾森豪威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欧洲盟军最高统帅，战后任美国陆军参谋长。这里是指杜鲁门把艾森豪威尔从欧洲调回美国。
18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六日，晋绥军区发动晋北战役，首先攻打朔县。十六日十二时半，由独立第二旅的三十六团在雁门军区的第一、三团密切配合下，出敌不意地向朔县发起进攻，至十七日八时，共歼敌一千二百余人。收复了朔县城。
19秋林在黄河以西陕西省的宜川县境内，是阎锡山的后方基地之一。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二十二日，阎在该地召开了师、旅长，专员、保安司令等—百七十六人参加的“军政民高级干部会”，即“秋林会议”。同时，阎锡山因“民族革命同志会”(简称“同志会”)的名义当时不便公开使用，于七月一日又在该地成立了山西省精神建设委员会，简称“精建会”。
20“克难坡”，在山西省吉县以西约六十华里，西频黄河，原名南村坡，是一个小村子。在一九四零至一九四四年，是阎锡山的第二战区长官部和山西省政府所在地。阎锡山认为“南村’的音近“难存”，不很吉利，故改名为“克难”，表示克服困难之意，于是“南村坡”就改名为“克难坡”。见《山西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中的《秋林与克难坡》。
21所谓“兵农合一”，是阎锡山为打破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的一项措施。主要内容有所谓“编组互助”、“划分份地”、“平均粮银”。实际上是搬用了俄国沙皇束缚农民的“份地”制度，是对农民残酷压迫、剥削和统治的一种暴政。
22陈公博，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先后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和中央常务委员。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自成都飞昆明、转河内，追随汪精卫叛国当了汉奸。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汪精卫病死后，任代理南京伪政府主席。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被南京高等法院判处死刑枪决。
23楚溪春，为阎锡山第四十三军军长，负责指挥大同、怀仁、山阻、应县、朔县等北岳地区的部队，为国民党山西北区(阎军)总司令。
24“军级”，指当时国民党军队中的军衔等级。25“尉”字号，即军衔中的尉官。26“校”字号，即军衔中的校官。27“金牌牌”，即军衔中的将军。28“灰”的，是指当时人民解放军穿的灰色军装；“黄”的是指国民党军队穿的黄色军装。
29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一日至八月九日，国民党胡宗南的暂编五十九师和骑兵二师进犯我陕西关中爷台山地区，我军新编第四旅、三五八旅和警备一旅(另有教导一、二旅为预备队)先后投入反击作战，歼敌一个营又五个连，收复了爷台山阵地。
30当时晋绥军区有三个“一把手”，即晋北野战军副司令贺炳炎，吕梁军区代司令彭绍辉，三五八旅政治委员余秋里，他们都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手。贺龙同志讲话中提到的两个“一把手”，是指彭绍辉和余秋里同志。因贺炳炎同志同周土第、廖汉生同志组成晋北野战司令部，参加指挥晋北战役，未参加晋绥高干会议。
31林枫在一九四二年八月至一九四五年九月，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的副书记、代书记。
32“四大技术”指射击、投(手榴)弹、刺杀和爆破。
33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即于当天以及二十日、二十三日连续三次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去重庆举行和平谈判。
34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七日，美国驻国民党政府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由重庆乘飞机到延安接毛泽东。二十八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若飞等一行，由赫尔利和张治中陪同从延安飞抵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
35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经四十三天的谈判斗争，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签署“国共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于十二日公布。36高树勋原为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兼新八军军长，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日率新编第八军和一个纵队共一万余人在邯郸前线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在全国影响很大。中共中央为进一步分化瓦解国民党军队和争取国民党军队起义，号召国民党官兵学习高树勋部队的榜样，要求我党我军加强对国民党军队的内线工作和政治攻势，被称为“高树勋运动”。
37即晋绥军区独立第一旅旅长高士一同志，他是河北省任邱县大苟各庄的大地主，有名的土绅。在抗日战争高潮中，他拉起了一支抗日武装，后改编为冀中军区独立第四支队。一九三九年三月中旬，与一二零师七一五田合编为一二零师独立第一旅，高士一任旅长，一九四零年二月初，高率该旅随贺龙返回晋西北。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九日，晋绥分局高干会议在兴县开幕，这是贺龙向大会作的报告。
关于准备打大内战的作战部署*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对中央关于准备打大内战的作战部署，我们完全同意与执行。现将我区具体作战部署与目前作战方案提出如下意见：
(一)目前我区战略是采取远交近攻，睦傅打阎①的方针，争取在傅军未东犯之前，消灭阎顽一、二个师，夺取山、岱、宁、忻、崞、代、五、定等县②，这样对我人力、物力可以获得补充，对大同、怀仁、山阴取守势，以麻痹傅军。如山、岱、忻、崞、代、宁战役完成后，主力即转山、怀作战，围困并相机占领大同。此时，若傅军东犯，我则与晋察冀部队共同围打傅军。
吕梁方向集中四个团兵力坚持晋中平川，配合太岳作战。
目前朔县虽占，但是阎顽正从忻、崞调兵增援，轩岗又失，如无适当兵力给予打击，则宁武既不能下，朔县也不能保持。且在较长时间的作战中，我区最感困难的是人力物力不足。从平绥战役③后，我四个旅兵力守备绥东作战(要巩固绥东对付傅军进攻，此兵力尚非优势)，就不能转移机动作战，使我南北区各个战线均感兵力不足。当阎顽进攻我晋西南、晋中平川与忻、崞平川，均不能给予有力的打击，我想反击与夺取城镇，又为兵力所限(因地方兵团尚不能胜任此任务)，使同蒲线平川得不到更大的发展。
最近，清、太、徐、交平川④已为阎顽所占，雁门、绥远数月未雨，旱灾严重，故我人力物力只靠山区是无法解决的。人力物力的困难，使军队不能按任务的需要壮大起来，任务繁重使我军又无脱离被动这一矛盾，我区是无法克服的。因此，提议从绥东抽两个旅兵力南下忻、崞作战(如傅军东犯，我固守集宁、丰镇和新塘各点)，因卓资山、凉城有坚固工事。
另一方案是，从绥东抽一个旅，晋察冀抽一个主力旅，附炮兵，先消灭忻、崞向北援敌，共同组织攻忻、崞战役，使原绥东兵力不致太单薄。
(二)如打大内战时，为了消灭傅军东犯之主力与夺取大同，提议晋察冀以三个旅配合与绥东四个旅作战，这样才好完成任务。
【注释】
*这是贺龙和李井泉根据中央准备打大内战的作战部署，组织晋北战役向中央军委的报告。
①指对绥远傅作义的军队，只作监视，不采取主动进攻行动，以便稳住傅作义，同时，集中力量狠狠打击山西阎锡山的军队。
②指山明、岱岳、宁武、忻县、崞县、代县、五台、定襄等县。
③指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八日至十一月十四日，由聂荣臻、贺龙同志共同组织指挥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的三十九个团，共五万三千余人兵力进行的绥包战役，也称“察绥”或“平绥”战役。是役歼灭了国民党嫡系第六十七军所属新编二十六师等共一万二千余人，收复了绥东广大地区，减轻了敌人对我张家口地区的威胁。
④即山西省太原以南的清徐、徐沟、太谷、交城平川。
在晋绥分局高干会上的总结报告*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
这次会议已开了一个多月，稼夫、井泉①同志已在会上作了报告。我今天主要讲下面三个问题：第一是大会的收获；第二是对晋绥工作的估计；第三是今后的工作。
一、大会的收获
我们这个会开得很好，是“家庭会议”，这种家庭式的会议，统一战线味道少了，我感到比较满意。过去，我参加过一些会，统一战线的味道太浓，多半是歌功颂德，什么都好，好像干部思想都弄通了，都是布尔什维克。有的会还挂蒋介石、阎锡山的像。像这样的会议，今后最好少开，开得越多，把我们干部的思想弄得越胡涂。阎锡山要消灭我们，我们还要拥护他?稼夫同志说，我们这次会是整风会，在会上政府的一些干部对过去的工作未搞好，思想上有了认识，做了沉痛的自我批评。我们应该向党、向晋绥地区三百万人民承认错误。有些同志自我批评精神很好，他的威信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因为他们自己的思想提高了，以后工作就会做好，就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做好人民的勤务员。这是此次会议的第一个收获。其次，这次会议还揭露了我们工作中的很多缺点与错误。过去开会没有听到过晋西北地区工作有什么缺点，大家一讲都是成绩，干部都是马列主义者。在这次会议中，同志们把我们过去的很多缺点错误揭露出来了，特别是对军队中的军阀主义作风和旧军队的思想，揭露得比较透彻。这对我们建军，改造旧军队和旧军人习气有很大帮助。再次，同志们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一些问题通过讨论或争论，解决了很多认识问题，统一了思想。
二、对晋绥工作的估计
首先，我们应该肯定，在八年抗战中，晋绥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表现是：第一，晋绥群众对八年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开始，我们号称晋绥有三百万人口，实际只有一百万人，最少时仅七十几万人，连三交都成了敌人的据点，维持会一直发展到临县。就是在这种极为艰难的情况下，群众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他们把自己的窑洞，甚至生命都贡献了战争，对战争贡献是巨大的。第二，保障了大量过往干部的供给。单从去年至今年，各根据地过往晋绥的干部有五六万人，他们吃、穿、住全由老百姓提供，毛驴也不知道死了和赶走多少，没有老百姓，我们过往干部的供给将是个大问题。第三，一九四三年，晋绥向延安提供了大量的经费，这些都是老百姓的。我从南方来是两个肩膀担一张嘴，没有背小米来。我们抗战八年，吃的、穿的，都是晋西北老百姓供给我们的。所以，晋西北的老百姓对战争、对公家几万人的供给，对交通的贡献是很大的。晋西北过去政权是阎锡山的，区、村都有公道团②，到处可以看到公道团的匾。我们党的力量也比较薄弱。一九三七年，一二零师过河以来，发动群众，建立了党，建立了政权，建立了军队，现在的党员已发展到几万人。在建军上，我们一二零师过黄河时总共八千多人，当时新军也在筹建过程，教九团在忻州原来也只有几百人。工卫队还没有，是在太原快沦陷时，工人、学生才组织自卫队，开始只有几百人，到晋西北来只有很少的步枪，几挺轻机关枪，暂一师也没有。后来，太原城成立了动委会③，共产党、阎锡山、卫立煌都派人参加，我们党派南汉宸当组织部长，程子华任武装部长，并组织和发展了游击队。阎锡山想把暂一师搞走，我们不干，以后委派了续范亭当暂一师师长。晋西北老百姓对建军做出了很大贡献。一二零师到开六届六中全会时，已发展到三万多人，新军也成立了暂一师、工卫旅等部队。党领导了晋西北的军、政、民坚持了八年抗战，发动了群众，解决了部分土地问题，这是很大的成绩。其次，同志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我们的工作中还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抗战开始，晋绥军赵承绶、郭载阳④从绥远退下来，只有八九百人。我要他们一起与日寇打仗，他们说，他们一个师连保护大炮的兵力都不够。于是我们帮助他补充兵力，发展到了八九千人。现在他们忘恩负义，反过来打我们。一九三八年底，一二零师离开晋西北到冀中后，阎锡山提出要“饿死八路军，困死八路军”，打击进步力量，把进步的县长、专员都撤了，牲盟会也受到了打击。在“十二月事变”前，我们给三五八旅发了两个电报：一个是指示搞好练兵，一个是指示建军，要建立三个团，其中两个大团、一个小团，准备打仗，但都没有很好执行。后来，我们在冀中接到新旧军打起来的报告，又指示他们：第一要把部队集中；第二要抢占赤坚岭。抢占赤坚岭是做到了，就是部队没有集中，七一四团有的连只有十三个战斗兵，所以未能很好组织起来打仗。否则，赵承绶、郭载阳是走不掉的。事变后，我们搞“四大动员”⑤，总司令批评了我们。因为当时饿着肚子，“四大动员”搞没收商店、土地等，只能火上加油。比如岢岚没收了一万亩土地，临县一区彻底没收土地，还没收澡塘、商店。有的干部把土豪的银子拿来埋在自己家里，这使我们的工作受到很大损失。一九四零年到一九四二年，晋西北的生活非常艰苦，车队没饭吃，有的吃野菜。二十里铺作战时，续范亭到那里没吃的就吃野菜。当时集中力量搞饭吃，办法就是到处挖窖，向老百姓要，部队纪律比较差，更没有很好的组织力量去发动群众，搞好建党、建军、建政工作。一九四二年我到延安后，毛主席、朱总司令说要克服财政、经济困难，只有发展生产。所以，在这次会议上我批评财政处同志放松了发展生产，致使我们到现在对发展工矿业、贸易都还没有一套办法。临县过去很穷，由于他们注意发展生产，一九四三年我经过那里时，看见庄稼长势很好，南瓜、西瓜长得很大，老百姓生活不错，穿的白袄白裤，买东西的很多。我看见他们发了财，感到很满意。到了河西杨家沟，看到报馆的同志也长得肥肥胖胖的，吃的、穿的都不错。去年我到延安住了几天，毛主席对我说：“你的枪摔得好”。开始我不懂是什么意思，到“七大”华北座谈会时才想通。毛主席原来是说我一九四二年下半年起侧重抓了陕甘宁晋绥的生产、财政、经济工作，抓得对。去年我从河西回来，一路上发现了不少问题。我先到了黄河边的三交镇，看到街上三种样子：河边房子很好，有大招牌。一进街，与国内战争一样，破破烂烂的。再往里去，贸易局有很大的院子，后勤部、行署、地委的商店很繁荣。再到了三交县政府看看，它不像是群众的衙门，县长也不像是群众的县长。到上西坡，看到老百姓的房子很不像样子。到峪口，发现一年征了三年的公粮，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六年的粮食都借了，还有好多队伍去。于是我赶快给三地委、方山县政府写信，提出要调剂粮食。走到平川，发现问题更多了。我们军队的纪律不好，让老百姓背草、挑水、烧水、磨面、喂马等等，群众负担很重。到了文水东社地区，发现有的群众卖青苗。八分区开的合作社，股金是供给部的，他们从临县十元钱买一支针，回来卖二十元。这种合作社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个剥削社！该分区办的一个学校，还有二十几岁的男女在读人、手、足、刀、尺。到杨坡、寨上遇到了三专署一些搞生产的人，这些人留着长头发，穿着白衣服，根不像个生产的样子。他们不开荒，占农民的水地种。来到兴县，从二十里铺到兴县是一样，二十里铺至界河口又是一样，越往东走越坏，在界河口至岢岚，老百姓穿得破破烂烂。我看到一个战士骑在牛背上，让几十岁的老头牵着，我就让他下来。一直到平鲁八角堡，看到大多数老百姓穿得和叫花子一样。一九四三年我回晋西北时，没有发现问题，还到延安去吹。这次我坐汽车从延安回来，一路上发现了我们工作中不少问题，有的是带原则性的错误，这说明我们为谁建党、建军、建政，为谁打仗的目的性还不明确。我们发动了群众，解决了部分土地问题，这是成绩。但是，在我们工作中也有不少错误，表现是：一二零师与地方党、新军、牺盟会虽然没有不很团结的现象，但存在着对党、政不尊重，挖老百姓的地窖，对帮助新军、牺盟会改造做得不够，对如何建设晋西北，在思想上也未搞清楚。因为晋西北太穷，六中全会后，我也不愿意到这里来，后来到冀中平原去补充了一些部队，也不愿意回来，对于在晋西北生根，把它建设好，缺乏决心。后来，我看到这个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思想认识才完全转变过来。稼夫同志说，对晋绥地区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他要负责。我认为，他只能负一部分责任。我在上次报告中已讲到，晋绥工作做得好或做得不好，我都要负责任。因为我从一九三七年到晋西北，一九三八年底到冀中去了一年多，一九四零年二月返回，晋西北一直归一二零师领导。一九四二年我去延安工作，但晋绥仍在联防军司令部领导范围之内。虽然稼夫、赵林、林枫同志都离开过晋绥，但他们离开与我的离开不同，因为我是联防军司令，还管边区的工作，后来林枫同志走了，关政委病了，所以晋绥工作没做好，责任应由我来负，希望同志们对我们工作中和思想上的缺点和错误大胆揭发。有些县委、地委、区党委工作中虽然也有错误，但绝大多数干部都是想要把工作做好的，有意识把工作搞坏的是极少数个别人，所以主要根源在于分局，我也应负责。
三、今后的任务
(一)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
我们现在发动群众的条件，比内战时不知要好多少倍。在内战时期，我们军队不多，毛主席带千把人和朱总司令带千把人，总共不过两千人，到了江西，创造了井冈山根据地。我从汉口带了三条枪，有两支还打不响，回到湘西，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在党的领导下，红军不断发展，但最多时也没有到三十万。那时候，干部很缺乏，陕甘宁苏区一九三零年才搞起，开始时才几杆枪，有些部队行军时队尾可以看到队前，有的穿军装，有的着西服，还有穿袍子的，真是五花八门。那时红军被看成是“非法”的，被土匪、劣绅、军阀、帝国主义称为“共匪”。现在不同了，我们的干部一调就是几千、几万，解放区有大学、学院和其它学校千把个，抗大有八九个分校，这些学校为我们培养大批干部。部队一调就是好几个旅，组织也比较严密，部队装备也有很大变化，有了大炮，掷弹筒背不完，所以，敌人不再叫我们“共匪”，而称为“共军”了。
内战时期，我们党员干部比较少，党的领导机构是由下而上成立区委、县委、地委，同时建立由他们领导的中队、大队等游击队。那时，国内的主要矛盾是阶级斗争，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红军，发动群众，推翻土豪劣绅，打倒军阀的压迫剥削，要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党的政权。所以，我们红军每到一地，首先是宣传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同时，调查清楚哪家是土豪劣绅，并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发粮食，有些农民不敢要，晚上我们派人从后门把粮送去，工作条件比现在艰苦得多。
抗日战争开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变了，由内战时阶级斗争转变为与日本侵略者的民族斗争，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我们党和她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取得了合法地位，因此，我们有条件从上而下地建立党的领导机构。比如过去山西党的力量比较薄弱，一九三七年北方局派赵林同志来建立山西省委，罗贵波同志也参加了党委工作⑥。我们八路军三个师东渡黄河时，老百姓摆糖水、果子、米汤欢迎我们，我军的威望很高。抗日战争期间，我们也要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但由于环境变了，我们工作的方式也与内战时期不同，主要是实行二五减租、减息，对地主、富农既不过分打击，更不从肉体上消灭，只是削弱他们的封建剥削部分，所以现在的工作比过去好做得多。当然，无论是国内战争时期，还是今天，我们的宗旨都是为人民服务。农民抗战八年，现在他们要土地，我们应该帮助他们解决。当前，我们在土改这件事上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有些地方工作不大胆，缩手缩脚。某县有个土豪有两千多亩地，土改时只分了他几百亩，还留有两千亩地。象这样的土豪，还应该多拿出些分给农民。二是有些地方如静乐又过分地伤害了富农，甚至侵犯了中农的利益。三是在工作进度上比较慢。在内战时期，机关人员比较少，而且每到一地，就立即分散下去，宣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分配土地、建党、建军、建政。所以，三个月就可以搞起来，而且群众的斗争情绪很高。现在我们一些同志把红军时期这种光荣传统给忘了。现在边区一级有四个机关，每个机关有很多人，他们不深入群众，不作调查研究，待在家做些日常工作。如果这几个机关一万多人中抽出几百人到兴县工作，就可以把这个县搞得很好。今天有些老太爷、大少爷开几天会就叫脑子痛，写文章也不行了。一吃饭就胃痛，一走路就有关节炎。有的还向组织要老婆，没有老婆就不能工作。有的领导干部叫工作人员搞东西吃，打麻将一打就是一个通宵。这些现象在内战时期是没有的。依我看，现在有些同志的无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的战斗作风比内战时少了，不像是打天下、创家立业的样子。进行土地改革，解决农民要求的土地问题，可能会影响我们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党、政、军干部和战士。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前天，有一所中学来了一百多个娃娃，有的是地主、富农和伪职人员家庭出身。有个伪村长的儿子问：“共产党为人民服务，我家也是人民，为什么还分我家土地?”娃娃们争论不休。我就对他说；“你家是地主，土地是剥削人家得来的，所以群众就要分你家土地，高士毅旅长家是大地主，他家中的地被分了，他很高兴。”所以，我们要对这些剥削家庭出身的干部、战士进行说服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我相信绝大多数是能教育过来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支持分土地，否则就不是共产党员。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他们有了种子、房屋，就能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使生产得到发展，农民逐渐摆脱贫穷，这样我们才能得到群众真正的拥护，建党、建政、建军和锄奸等各项工作才能搞好。但是，我们地方政权在分配土地时，要很好注意党的政策，对家中有人参加我党、政、军工作的地主和富农，以及中小地主要适当照顾。如果工作中出现了错误，要及时纠正，并向群众承认错误。从保德、河曲、偏关、五寨、岢岚、静乐六个县的部分材料看，由于我们工作中的错误，下面出现了不少问题：一是农民贫穷，出现卖儿卖女现象。静乐县六区农民卖了三十个老婆。有的一个村就卖了六个。有个农民把老婆卖了，自己又跟去当长工。有的母亲卖儿子，还有的哥哥卖弟弟。二是扩大了打击面，搞了富农，动摇了中农。保德县四百七十户富农中，只有二十余户积极。三是党的基层组织涣散。保德县有三十多个党支都，只有三个是团结或比较团结的，其余的都不团结。四是上下级关系不融洽，特别是下级干部不敢见高级干部。会讲话的见了领导就吃得开，不会写报告、不会讲话的就吃不开。五是由于有些干部工作简单粗暴，个别地方出现了捆绑批斗村干部的事情。由于我们工作中存在这些错误，敌人就钻我们的空子，保德县就出现了坏人煽动群众殴打我们干部的事件。因为我们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所以必须老老实实地向群众承认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坚决纠正，并以实际行动来兑现，即由公家帮助农民把他们卖掉的子弟、老婆赎回来，并帮他们解决土地问题，提高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占用孤寡、抗属的土地，要退还给他们。对地主、富农的土地只能分一次，不要年年搞，否则对工作不利。部队、机关租老百姓的地，要交租子，过去欠的一定要还清。对农业贷款，如果农民真正还不起，就给他们免掉。对危害百姓的恶霸进行劳动改造。要消灭空白村。现在有的县工作好的村子只有二十多个，中等的七八十个、一百多个，其余的没有干部去，河西的特务背着枪可以随便到河东来。要搞好党支部的整顿工作。保德县一千多民兵，六千名党员，三十个支部，只有三个比较好。由于支部工作不得力，对上级党委布置的工作贯彻得很难。所以，要加强党的领导，首先要把党的基层组织——党支部整顿好，使它们能担负起领导群众发展生产、除奸和解决土地问题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