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解决财政经济困难问题(略)
(三)关于建军问题
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我们建军主要靠地方党、政、民。军队要吃饭、穿衣，要打仗，只有党、政干部把地方工作做好，群众起来了，才能解决人力、物力问题，军队才能建设好。所以，我们军队的干部必须明确这一指导思想，克服单纯的军事观点。
要建设好军队，必须解决士兵的两个问题：一个是要解决家庭生活问题，主要靠地方党、政部门把工作做好。如三十六团，由于士兵家庭的问题没有解决，一下开小差走了三百多，一个团总共一千多人，一跑就是几百，真是令人吃惊。三旅到了凉城，也跑了几百。这充分说明，只有依靠地方党和政府把工作做好，才能解决军队的人力、物力问题。目前，我们正在做开小差士兵的归队工作，但要看他家中有没有劳动力，有没有饭吃。如果没有劳动力、没有饭吃，就不要归队。否则，即使归队了，也不安心。现在有的地方女人和男人的比例成了八比一，老百姓的人力资源已枯竭了，我们要让它歇一口气。在晋西南，如果老百姓自愿参军，我们可以要，要走的就送他回去，等将来战争中扩大了地方还可以扩充。
另一个是战士的吃、穿、住和连、排干部的管理方法问题。现在，我们有的连队战士的生活不好，干部的管理方法简单粗暴，这也是战士大量逃跑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要教育连队干部关心体贴战士，要把战士看作自己的兄弟，这样才能把部队带成“父子兵”。
此外，我们军队有的同志骄傲自满，自我批评精神比较差，在某些部队中还相当严重，如十五团，阎锡山把它打败了，他还看不起人家。所以，我们要克服骄傲自满，提倡自我批评。
(四)关于干部的教育培养问题：
第一、要积极地选拔和培养干部。其主要方法有：
一是办好党校和训练班，挑选有培养前途的干部进行培训，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觉悟、政治理论水平，以及文化水平。
二是按照党、政、军规定的干部标准，把下面的优秀干部提拔起来，放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去。
三是及时发现和树立干部的先进典型。现在，我们地区就有两个先进典型：一个是六地委的张初元同志。他有组织能力、宣传能力，工作中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和策略性，连有些知识分子干部也很难做到。他是我们晋绥地区的吴满有，是我们干部学习的榜样。另一个是雁门区五地委的石磊同志。他是临南县委书记，在工作中坚持走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注意调查研究，然后再回来组织县委讨论，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他团结县委同志，工作扎扎实实，对成绩不背包袱，对不足能客观地反映，是县委书记的榜样。
朱总司令常说：“我希望多出些总司令代替我，多出些贤人。”所以，雁门区党委和五地委要帮助培养石磊同志，把他培养成县的榜样；六地委要帮助培养张初元同志。培养先进，树立典型，对工作有很大的意义。如延安树立了吴满有，就产生了很大影响。所以，毛主席的秘书胡乔木同志和西北局的首长经常帮助他。记者要采访吴满有同志，西北局的领导事先找他谈话，帮助他准备。我们树立先进典型，为的是使大家学有榜样，推动全面工作，所以希望广大干部要虚心向他们学习，不要眼红，更不能妒贤忌能。
第二、要帮助干部养成不计名利，艰苦奋斗，廉洁正孤的思想作风。要反对阳奉阴违，当面奉承，背后乱讲，能上不能下的思想作风。现在有些干部从区委提拔到县委，由连提到营就高兴，而叫他从县委到区委、由营到连去工作就不高兴。为此，我们要加强对干部的思想教育，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既要有上面对下面的批评，也要有下面对上面的批评。过去，我们对由下而上的批评做得很不够，下级不敢批评上级，甚至不愿意见上级。“七大”党章规定，党员对工作、对个人，包括对中央委员有意见，都可以写信或当面提出批评。只有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才能及时了解下面的情况，搞好党政之间、党军之间、党群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团结，才能把各项工作搞好。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为了治病救人。我们这次大会是治病救人的会议，对那些愿意改正错误的干部，我们都要给他治好病，要挽救他。但是，对那些坚持错误的“恶霸干部”，我们不能姑息迁就，要坚决严肃处理。第三、要教育干部养成深入实际，走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现在，我们有的干部不愿意到下面去，不愿意到群众中去，参加工作五六年，只下乡了几次，加起来不过一两个月时间。他们习惯于在机关里听汇报，而且总喜欢听好的，不愿意听坏的。听了好的就高兴，听了坏的就发火。听了汇报，到底是好是坏，也不到下面去调查核实。由于我们的干部高高在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所以对下面工作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和错误，如减租减息中的偏向，土改中的斗争扩大化，把富农、中农都斗争了等等问题，都没有能够及时发现和纠正。所以，我们要求干部养成深入细致，艰苦朴素，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要把工作做到农民中间去，做到老百姓的窑洞中去。不能走马观花，要下马观花。象岢岚、静乐那样，开一个大会，把上面布置的工作讲一讲是不行的。我们每个干部要关心群众的疾苦，树立起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与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只有这样，才能领导边区人民和党、政、军把生产搞好，才能把建党、建政、建军和其它各项工作搞好。
第四、要关心和爱护干部，充分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我们各级领导都要关心和爱护干部。不仅要在政治上关心和培养，给他们参加学习的机会，提高政治理论水平，而且还要在物质上给予照顾，帮助他们解决个人和家庭的实际困难。如临南有的干部由于家庭困难，或者因自已有病，或者小孩无人照顾等等原因不愿做工作，领导就要适当解决他的困难，帮他们看病，安排好孩子，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这样，才能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但我们有些领导不关心下级干部的疾苦。比如河曲县有一个区委书记，是保德人，家庭生活困难，向地委领导如实反映了情况，不但不给帮助，反而挨了一顿批评。该同志还是回去工作，但因家中实在没法过下去，只得第二次向地委反映，要求离开河曲，结果被开除了党籍。他回去之后，家中困难仍然没法解决，又回来工阼，去年重新入党。我认为，地委对这个干部的处理不对，不是重新入党，而是应该恢复他的党籍。据了解，保德县垮了的干部有二百多个。他们之中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坏的是个别的。县委去年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但至今没有干部去做工作。雁门区党委和二地委要组织工作团到保德检查处理这件事，检查一下为什么会垮了二百多个干部?究竟是干部政策上的毛病，还是别的原因?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而且这些干部分散的面很宽，还有很多亲戚朋友，现在河西的顽固分子又在拉他们，所以对他们的问题一定要处理好。
(五)关于办好报纸和其它工作
办好报纸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报纸应该及时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介绍工作经验教训，帮助学习文化，如实地反映情况，揭露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表扬先进，批评落后，指导工作。比如对中央的方针要通过社论及时地反映。对组织生产和党的其他重要工作，也可以用社论或诗歌、文艺形式反映出来。总之，报纸要走在各项工作的前面，成为大家行动的指南。但目前我们晋绥的报纸离这个要求还有一段差距，对有些问题反映不及时，如前些时间，报纸批评了有的地区在斗争中侵犯了中农利益的文章，可惜落后了两年，就没有指导意义了。
列宁很重视办报工作。现在延安的《解放日报》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许多重要文章都是他亲自写的，有些重要文章他要亲自过目，所以《解放日报》是我们党中央对全党工作的指南。办好报纸是我们所有党员、干部和群众自己的事，大家都要支持这项工作。如何办好报纸，可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自己也可以给报纸写报导、通讯和文章，要使晋绥报纸真正成为晋绥党的报纸，晋绥三百万人民的报纸。
锄奸工作也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要依靠党的领导。但是，要做好锄奸工作，还必须走群众路线，采取群众与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法。只有把全党、全军和晋绥三百万人发动起来，才能把这项工作做好，脱离群众是做不好的。
政府中的民政处、教育处、司法处以及青联、妇联、工会的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但现在是否真正做到了，值得检查。如司法工作，我们没有制订出一套新的法规，有许多条例仍是旧的，它们是土豪劣绅用来管农民的。现在，我们要彻底翻一翻，制订出一套人民大众管土豪劣绅的法律。教育工作也要好好检查，现在，我们学校中有多少贫农、雇农的子女?恐怕有不少是地主、豪绅的儿子！我们也要翻一翻，要让贫雇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上学。
总之，我们当前的中心工作是：战争，解决土地问题，发动群众发展生产，搞好建党、建政、建军(包括民兵和自卫队)的工作。希望大家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团结一致，把晋绥工作搞好。
[注释]
①稼夫即张稼夫，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副书记；井泉为李井泉，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
②公道团是“主张公道团”的简称，是一九三五年夏，阎锡山派兵协助蒋介石围攻陕北地区之后成立的，是实行“民众防共”的一个反动组织，以地主、富农为核心，它是“自强救国同志会”的外围组织之一，受“自强救国同志会”领导，阎锡山为公道团的总团长。
③一九三七年八月，周恩来等到太原，推动阎锡山共同组成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战动总会保持了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拥有武装的、半政权半群众团体性质的革命组织。它的主要任务是在晋北、绥远、察哈尔战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活动。
④抗战初期，赵承绶为阎锡山的骑兵军军长。郭载阳(又叫郭宗汾)为第七十一师师长，一九三九年阎锡山为配合蒋介石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山西省制造“十二月事变”时，赵承绶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兼骑兵军军长，郭载阳为第三十三军军长。他们奉令在晋西北向新军决死第四纵队和八路军进攻，遭到可耻的失败。
⑤“四大动员”是为了解决晋西北补充兵员与粮食的缺乏和财政经济困难，一九四零年二月二十日，晋西北行署根据晋西北军政委员会和晋西北区党委建议，决定进行“扩兵、做军鞋、献金、献粮”等四大动员。
⑥一九三七年十月，中共晋西临时省委成立：由赵林任书记、罗贵波为副书记兼统战部长。
*晋绥分局高干会议于六月十九日开幕，七月二十二日闭幕，这是贺龙在会议结束时的总结报告。
在晋绥边区武委会主任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
民兵是我们农村中的人民军队，这支队伍在抗战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它配合正规部队打仗，支持了战争，保卫了人民的生命财产，战胜了敌人。在今天的战争中将起着更大的作用，这些都是毫无疑义的。
但这支队伍建设得好不好呢?应该说还存在着严重的毛病，首先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与作风，还没在这支队伍中普遍树立起来。民兵是民呢?还是兵呢?与其他老百姓有什么不同呢?他不是兵，而是民。与老百姓也没什么不同，他掌握武器，但不脱离生产。如果说有不同，那就是他们是优秀的青年，是农村中的精华，在思想上应比其他群众更好，所负的责任更大，出之于民，而又为民服务，是农村中的先锋队，一切应当起着先锋作用。在作战的时候，成为参战参军的模范，积极的支持战争，和敌人斗争；在生产中，又是生产的积极组织者与参加者。他们应该积极的参加土地改革，帮助劳动人民翻身，并保卫既得的果实，与阶级敌人、特务破坏分子作坚决的斗争。他们应成为优待军人家属的模范，帮助他们翻身建立家务，解除其困难。总之，他们应成为农村中各项工作的模范，所有对人民有利的事情，就积极去做，违反人民利益的事情，就坚决反对。这就是他们应起的作用。这样做，才叫做不忘本，才是工农的好子弟，才不愧为优秀青年，才算做真正为人民服务。以此来测量我们现在的民兵，那就还差很远一个距离。还有一些民兵站在群众头上，欺压他们，随便打骂，不关心他们的痛苦，逃避兵役，不支抗勤，游手好闲，甚至强奸妇女。……兴县沟门前，这两年来，狼吃了几个小孩子，野猪吃了庄稼，这些危害群众的事情却不去管。所有这些都引起群众的很大反感。对于这些事情的发生，单纯去批评民兵吗?不能的。我们的干部首先就要检讨自己，在这几年的工作中，对民兵进行了多少教育?应当认识到用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来教育民兵，过去做得并不多，而且很多干部就没有弄清这一点，因而对民兵的思想领导是薄弱的。今后的民兵建设，应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首先在干部中搞通，再贯彻到民兵中去。这是一个艰巨的工作，然而不这样做，民兵就不会建设好。
民兵建设，不仅是民兵干部的责任，而是党政军全体干部的责任。只有将这些青年的思想提高了，农村党的建设才有巩固的基础，政权才有保障，兵源才能雄厚，干部才可以不断的涌现。晋绥有五百万人口，如果发展三十万这样的民兵并与五百万人紧紧结合着，我们将成为铜墙铁壁，蒋介石、阎锡山这些反动派，就休想来动它一下。
我们的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
同志们，这个会议已开了五十五天，同志们讲了四十九天，上边也讲了六天，讲了好多东西。稼夫同志作了报告，李政委①作了总结，他们把问题讲得很清楚，我今天只想讲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为晋绥三百万人服务，是怎样服法?
为群众服务，任何人都不会反对与否认。我们在八年抗战胜利后，又和蒋介石打了一年多，同志们天天在讲为群众服务，但究竟给群众做了什么事情！讲是容易的，而做就很难。如要给群众投资九十万万元，数目很大，大家也分担了，但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愿不愿意拿出来，还是一个问题。各单位拿出来之后，三个月不发经费，生活怎么办?拿出之后，就会减少活动资金，如何解决?在会上没有人公开反对，因为大会是这样的空气，怕讲了会挨骂，不敢碰钉子。但有的却打了电报来说不能投资。分局决定给农民投资是对的，钱又不是我们从家里带来的，我从湖南来晋西北，吃饭穿衣一个钱也未带来，其他军政各单位有谁从家里带了钱来?你们可以问一问。高闻天②从他家里带了几个钱来到专署，临县的领导带了几个钱到县政府?我们这些钱还不是群众的！我们从群众那里取来，又还给群众，所以是对的。群众卖儿卖女，我们穿的皮衣，坐的汽车，餐餐吃肉，过点艰苦生活也是应该的。我们要节衣缩食，把从群众那里取来的钱还给他们，让群众喘一口气，使群众能够发展生产，发展土特产也是为群众，不是为了财政。以前发展土特产，是大半归了公家，今天是要让群众翻身。税的起征点也要减低，起征是25％，最高不超过45％，贫农收到一百斤，可以得七十五斤。地主、富农收一百斤，可得到五十五斤到六十斤。公家在一百斤中，也可以得到二十到四十五斤。过去群众打了三石粮食，帽子戴成六石，公家征了三石就光了。现在公家投资去帮助群众恢复生产，生产有了剩余，我们在这剩余中取一点，是“挨而不伤”，为三百万人民服务，就应该如此。过去的纺织，也是为了财政，没有阶级路线，快机大多在地主、富农手里，贫苦工农很少，发展了地主富农，所以地主、富农由这只手拿出来了一点，又由那只手拿回去两倍的东西。白文镇有个大众商店，发展富农纺织，由富农的一个婆姨经营，赚了一百多万农币，她家里三十几亩地，是雇长工种的，很会钻空子。为什么没有阶级路线?因为发展纺织是为了解决公家人穿衣。我们的贸易路线是扶植小商，这也是错误的。为什么不扶植合作社，不帮助农民生产?贸易局对农民生产，究竟有多少帮助!白文镇三天一集，一个小商就可以赚四万元。贸易总局决定，买群众的标准布，一匹赚三千元，但卖给小商只赚一千多元，说是照顾小商，而对合作社，不是帮助发展，有的甚至被搞垮了。贸易局开始是投资，以后就押人、搬工具、拉牲口，于是合作社就关门了。金融上，发行农币，但农民得到了多少利益，得到了多少贷款?如果从数目字来看，还不到百分之几，也并没有帮助农民发展生产。银行发行钞票，只是一张纸，你说一元就是一元，说一百元就是一百元，它不应该成为剥削农民的工具，而应该帮农民发展生产。我们过去的农贷给了什么人，是什么人在纺织?干部对农贷不敢放下去，怕群众还不起，所以贫雇农得不到多少贷款。今后贷款，要贷给中农以下的农民，纺织的工具与技术，也应由中农以下的阶级来掌握，首先应该帮助贫农和雇农翻身。另外，过去农民与合作社在贸易局买货要“过五关”，这就把农民过死了。而那些狗皮糟糟的却可以不过五关，买起布走了。农民买布只能买几尺，还要“过五关”，基本群众买不到便宜货。去年兴县卖了一千二百捆布，有四百多捆被特务、地主拿走了，他们是我们的敌人。
我们新民主主义经济，包括国家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人经济三种。贸易局是国家经济，应该帮助合作社的发展。农民生产出来的农产品或原料，贸易局应帮助找市场，农民需要买的货，贸易局应该折价卖给他们，对有的合作社，连营业税也不要收，看到它们要垮台时，要给予帮助，携带着合作社一起去抓国民党阎锡山的钱，只要对农民有利，群众就会信任合作社，信任贸易局，农村也就慢慢复兴了。但我们对农民办的合作社没有扶植，而那些地主、富农办的合作社倒还存在，因为他与我们的干部、我们的机关有勾结，得了便宜。金融投机、物价波动和走私，都使地主、富农得了利，我们的干部只是在背后或者在衣袖口上得了一点。群众办的合作社，由于国家经济不帮助，干部也不帮助，有的就大吃大喝，一搞就像机关样的庞大；有的合作社过去很好，现在脱产人员有四十多，眼看就要垮台，所以公家要扶植它们，否则农民就不能翻身。农民得到了几亩土地，不能说已经翻身了。我也当过农民，经过商，坐过牢，对农民的苦楚，也知道一点。地主、富农剥削最厉害，富农很少有劳动起家的，一定还有高利贷。所以，发展吴满有方向，要把贫雇佃农升到中农，中农提高到富农。李政委分析得很对，新富农可以跟我们走到社会主义，旧富农最后是要消灭的。苏联在革命胜利后，旧富农要组织暴动，故要镇压他们。我们是发展新富农，过去所说的把地主搞成富农是错误的。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是反对自私自利。每个人的鼻孔都是向下的，没有一个是向上的。每个人小时候所受的教育，也都是光宗耀祖这一类东西，所以人是有私心的。但我们受了几年共产主义教育，应该变一变，如一个共产党员总是把土地、房子、老婆、钱放在心上，你的脑壳是谁的?我们的一切已经交给了党，什么时候叫牺牲就牺牲，还有什么牺牲不得，还有什么受不起波折的呢！白区的斗争和战场上打仗一样，都是拼生死，如果党的事业成功了，党员的事业也就成功了。所以，我们的头，随时要准备被打掉。苏联没有失业的共产党员，我们的共产党员和干部也没有失业的，党的事业成功了，我们也成功了。如果农民已经翻了身，我们的干部还没有翻身，农民是决不会看水流舟，一定会帮助你翻身的。他们几代人都是佃农、雇农，观在有了土地、房窑，有了老婆，他们永远是跟着共产党走的。所以，我们的干部要过好三关：第一是你们老婆关；第二是你们父母关；第三是兄弟妯娌关。要进行家庭教育，把家庭的政治水平提高。可是，我们有的干部确未做好家庭工作，有的成了村里的恶霸，他们得了果实，当了干部，在社会上政治经济地位都有了，就称王称霸。普明有个区长叫“行八”，群众斗争得来的东西，他四哥出来说一句；“这个东西老八要了”，群众就不敢要了。所以，自私自利要不得。总之，党的事业成功了，你们是不会失业的，回去要向党员、干部宣传这一点。
第三是讲讲民主问题。现在我们的民主制受了限制，因为上头没有提倡。我们共产党现在公开了，有了政权，有军队，各级党委书记都兼了部队政治委员，部长出去，也是穿着军装，带着枪，因此就与群众、与党员和下级干部疏远了。军队是首长制，政委也是首长，因军队的民主有一定限制。而到了地方，也把军队的作风带去了，所以民主也受到限制，开党的会议，不是讲某某同志讲话，而是讲某某政委讲话。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提倡不够，都是讲好的，不是走群众路线，而是走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路线，对中央也要扯扯谎，党还有不信我们干部讲的么！你讲红就是红，你讲黑就是黑。下边也背了一个包袱，不敢批评上级，怕报复，村干部不敢批区的书记，但他离开了就敢讲，于是慢慢的就养成绵羊，而不是山羊了。“七大”的精神就是提倡批评，在党的会议上，对任何人都可以批评，还可以越级控告。如党支委对区委书记有意见，可以写报告，叫他转到县委，报告不能压，一定要转，这是党内民主，不然下级不敢讲上级，上级的话就成了圣旨，而上级是每天坐在窑洞里，他们的话不一定都是正确的，所以应该大大发扬民主，群众可以告干部，下级可以告上级。部队上民主作风不够，比地方上述要厉害，只准讲自己，不准批评上头，这是反民主的。所以，各部门都要发扬民主，经济民主了，贪污也不敢了，民主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把工作做好。
第四是纪律问题，也万分不够。群众的结论是：共产党本来是铁的纪律，现在是豆腐纪律了，纪律很差，组织观念也很差。前天稼夫同志讲，分局决定要调一个干部，下面还打电报来要求不调。党要调谁，就应该马上交代工作，马上报到，如果是紧急任务，还可以先报到，以后再交代工作，再做鉴定。五十几天来，讲杀字也蛮多，同志们带回去也不好，打雷固然要下雨，但不是急风暴雨，应该是一颗一颗的小雨。我们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个别的。邦英同志③指出的四种干部是有的，可以执行纪律，但不是都要杀。比如吕梁搞经济民主时，揭发出有两个管理员，贪污了一百多万元，群众也要求杀，来了—个电报，我们只好作官僚主义，因为还有贪污比这更多的，怎么办?净是杀也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上面也有责任，我们不能像“四大动员"时，把好党员也杀了。而对特务，以及杀了我们民兵的才可以杀。说杀是打雷，你们不要就下暴雨。很坏的特务，杀一两个还可以，但对本质好的，应进行教育。一个农村里的共产党员，懂得多少马列主义！在党校的，固然上过党课，而党课里也有不正确的地方，可惜同志们这次没有看到《将相和》这出戏，那是很有阶级教育意义的，所以，同志们回去后，要很慎重，要求得少杀，或者求得不杀，有的可以给予开除党籍、记大过处分，这也是执行纪律的一种。
开了五十五天的会，有的同志、有的地区受了批评，特别是对金融贸易的批评最严厉，因为是打了败仗，没有找到敌人，现在大家已弄清了这是地主、富农搞的，所以受了批评的同志和地区，不要垂头丧气，要好好反省，把工作做好，走路、穿衣、吃饭都处处要为人民着想，这样自己就不会悲观失望了。这个会的方针很明确，回去要好好传达，见到农民就讲，政府叫他们发财，给他们做保障。大家思想通了，以后的工作就好做了。不过，这次会议还有个别同志是来看戏的，不反省，不发言，很自高，好像演戏一样，大家来当演员，要当那科班出身的演员，不要当那半瓶醋的演员。也的确有好多干部是半瓶醋，学校出来就做工作，有的同志在抗战开始，还是一名小学教员，加入共产党不久，很快被提到县委，没有多少马列主义和工作经验。没有受过群众淘汰的是票友。所以，抗战以来，我们的同志真正从底下一步一步起来的不多。有的同志为什么能受得严厉的批评?因为他们是从土地革命，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跌过跟斗。今天有几个同志跌过跟斗?而是发展很快、一帆风顺，抗战以后的党员，有到了地委的，军队里也有到了团级的，他们有多少马列主义和群众工作经验！所以，南方有句话：“满瓶醋不响，半瓶醋响丁当。"我自己在瑞金加入共产党④之后，，也未更多受到党内教育，那时只知道搞农会，要工农分子，其余就是关门主义。经过内战的锻炼，又在延安吃了几年饭，才知道阶级，才知道怎样为人民服务。故同志们应好好过党的生活，对自己要严格要求。罗政委⑤的发言，我认为对同志们应该有很大的启示。他向同志们作了很好的自我批评，同志们也应该与自己的错误思想作斗争。要穿群众衣服，深入到群众中去，不要只找好房子住，吃白面，把老百姓的莜麦种子也吃光了。应该过节衣缩食的生活，那是死不了人的，小米还有维他命C，你看南方来的，都吃得一肥二胖，只有与群众打成一片，群众才能接近你们。
我还有一点经验，就是赤白交界区，斗争很激烈，现在晋西南就差不多是这样，第三类村子也是这样。群众有失败的经验教训，不可能开一下会就把工作做好，要有二三年的准备。这次会议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只是打开门，脸上的灰还没有吹掉，同志们回去后还要洗脸，脱裤子，承认错误，这不是丑事，而是共产党的美德。有了错误，不愿意揭发与改正，就很危险，就会离开党。我们开这个大会，有信心把工作做好。现在有五个学校在训练区村干部，把他们的思想搞通。另外还可以组织工作团。我的意见是会议结束之后，上面的决定都给群众兑现。第一、贷款要真正贷给贫苦农民手中。第二、种土特产不封存。第三、干部在群众面前真正纠正自己的错误。第四、如果地区扩大，公粮还可以减轻。农民是很现实的，如果上面这些一一兑现，就会相信我们的政权和我们的干部，工作也好做了。明年我们好好抓他一年，后年再开一个几百人的大会，那时我们羊毛、花缎一定很多。后年羊毛多了，可以多讲，今天讲猪毛，就是为了后年讲羊毛。
今天分局领导，特别是中央领导对我们工作有很大帮助，中央来了两个考察团，这是抗战八年以来第一次，所以我们对各方面工作都有信心做好。蒋介石、阎锡山的命也不长了，不要看中央社吹牛，这不顶事。并不是我们没有力量，如果我们不犯错误，丰镇还是我们的，所以绥蒙的干部不要悲观失望，谁还不想电气化！我们还想打太原，因为可以解决工业问题，总有一天是要打太原、绥远的，我们只要把工作做好，就是支援了前线。群众起来了，什么也不怕。我们把工作做好了，就是直接打了蒋介石、阎锡山。我们不但要把工作做好，还要提倡过艰苦的生活，现在要满足前方的要求，后方也可以动手生产。
请同志们对过去的工作很好反省一下，我们批评错误思想不是对那一个人，一句话，我们的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
【注释】
①即晋绥军区政治委员李井泉。
②晋绥边区行政公署三专署的专员。
③即张邦英，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副书记。
④一九二七年八月初，南昌起义之后，贺龙等指挥起义军南下广东，九月初，在瑞金贺龙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出席了贺龙的入党仪式，并讲了话。
⑤罗政委，即吕梁军区的政治委员罗贵波，兼中共吕梁区委书记。
*这是贺龙在晋绥生产供给会议上的讲话。本文根据一九四八年十月晋缓分局印发的材料整理。
在晋绥军区建军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一日)
这个会议已经开了一个多月。由于蒋介石、胡宗南打我们，所以最近我很忙，今天才来参加大会。在此以前，有些同志在大会上发了言，有很多同志在小组会上发了言，会议纪录几十本，我虽然没有时间全部看完，但也看了一些，并听了各小组的汇报，所以对大家发言的主要内容是知道的。现在我讲一点意见，供大家考虑研究。
一、这次总司令和少奇同志参加了我们的会议①，并向大家作了报告，他们对晋西北的工作作了评价，也提出了批评。少奇同志严厉批评军队脱离群众，违犯了人民的利益，并严肃提出，看晋绥三百万人民投票还要不要这个军队和党，如果要，这个军队就有存在的必要，如果不要，就下命令解散，连分局也解散。晋绥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从总的来说，我们领导上要负主要责任。同时，每个干部、每个党员是否也应该很好的反省检讨一下，来到晋西北后为人民做了多少工作?与人民勤务员的光荣称号是否相称?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还是坏儿子！值得大家深思。
我们一二零师从一九三七年来到晋西北，当时我军的主要任务是打日本侵略者。另外还有三大任务：一是扩兵，二是搞资财，三是搞武器。晋西北差不多每县都有我们的工作同志，我们八路军走到哪里都很香，很吃得开。为什么呢?因为阎锡山、XXX和XXX的部队到处奸淫掳掠，无所不为，老百姓对他们切齿痛恨。我们八路军一去，这些顽军都不去了，所以人民拥护我们。开会号召参加八路军，大家举手就跟着我们走了。杨旅长在神池义井学兵团②一下扩充了一千七八百人。过不多久，我一二零师就由过黄河时的八千多人，扩充到几万人。一九八年底，师主力去冀中，留下一万多人坚持斗争，这时人民是很拥护我们的。但从一九三九年起，我们干了许多违犯群众利益的事，到今年一九四七年，脱离群众的现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在座的同志那个敢担保，我们违犯群众利益的现象是一年比一年减少的?我就不敢讲。我们违犯群众利益和政策主要有哪些表现呢?
首先，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我们从一九三九年开始挖老百姓的地窖。一九四零年我们搞“四大动员”，一是普遍的挖老百姓的地窖，出现了逼死人的事。三支队挖老百姓地窖时，甘主任③赶去及时纠正，一个晚上就制止住了。虽然部队自己吃野菜，饿坏了一些同志，但却救了多数群众。如果继续挖下去，就会把老百姓的东西搞光。二是没收群众办的企业。临县把澡塘、煤窑都没收了。三是在纠正“四大动员”错误时出现了“左”的倾向，有的地方杀了一些人。
第二、在生产时，侵犯群众利益。我们晋西北地瘠民贫，有的地方连喂马的草也没有，所以全靠老百姓养活我们是不行的，于是我们部队自己组织搞生产。这个方针本来是很好的，全国都会赞成。但是，由于我们在生产中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办法，从军区到旅、团、营、连、战士层层规定上交的任务。这种办法恐怕任何根据地都找不到，于是出现了很多问题。八分区一个连办了十几个商店，一直开到黄河边。有的商店就搞投机倒把，剥削老百姓。如利民堡商店用六块白洋买进的一匹布，卖出要二十八元，一匹布要换胡麻一石二斗到二石二斗。有的地方要用十一亩莜麦才能换一匹布。据说六分区、绥蒙、卫生部、政洽部都有这种现象。
有些单位搞“好汉股子”，像日本人在中国工商业上插日本旗子一样，自己一个子不出，就要参加分钱。如三五八旅八团在临县一分钱不出，就要参加分红。政治部的家业，司令部副官处的几十万白洋，卫生部的一千万元农币，这样大的家业是怎样搞起来的?有没有剥削群众的血汗?应该很好反省一下。
有的部队占老百姓的好地。特务团自己不开荒，去占群众的水地种。该团驻康宁的单位，把农业生产变成了放高利贷、买青苗。这种现象，无论是军区、分区和主力兵团都有。有的部队名为自己生产，实际上盖房子、运东西等，都让老百姓来干。对粮食搞统购，实际上是抢群众。有些地区收不到公粮，就搞公粮变款，所谓“公粮变款”，实际就是抢，并出现了捆绑、吊打、禁闭、甚至打死老百姓的严重事件。对此，行署、后勤部应该很好反省。有的商店违反商业政策，有的包庇走私犯、逃避兵役者，有的成了土豪劣绅、特务的庇护所。如阎锡山有个少将特务，在我们十七团的商店里住了几个月，也无人过问，他把我们的情况搞清楚后又跑回太原。我们有些同志为了赚钱，已经到了敌我不分的地步。所以，有的群众说：“八路军的钱都是商店化了。”“共产党以前是铁的纪律，现在是豆腐纪律。”等等。对上述问题，至今我只听到黄新廷④将他们部队的商店整顿了一下，把有的商店关闭了，经理撤了职，没收了他的枪，拉走了他的马，群众说真是大快人心，“我们得到解放了。”此外，我再没有听到有第二人把自己办的商店等企业好好清理整顿一下。
第三、搞走私和缉私，增加了内部矛盾。现在为了搞钱，不少单位搞走私。如三分区和八分区一支队、三十二团和十七团合伙搞走私。有的单位则通过缉私来搞钱。如独三旅走私时，第一次被三分区缉私拿走，于是该旅就要组织骑兵营去夺；第二次又被缉走了，就提出要抓孙占彪。走私是违法的，缉私是应该的，但是并没有缉到多少奸商，而是地方搞军队、军队搞军队，所以实际上是自己搞自己，结果增加了军政之间和军队相互之间的矛盾。
第四、军队组织纪律差，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群众的负担。一九四五年我来到河东，在平川的张家庄看到我们有的部队纪律很差，随便向老百姓派差。正是秋收期间，有几个团要了几百副担架放在团部备用，说是为打仗的需要，而实际上却让拾担架的龙百姓去干挑水、烧水、背柴、背草、铡马草、喂马、背麦子、磨面等十几种杂活，另外又就地动员了几百副担架。我看到这种情况，把供给部长找来批评了一顿，让他把担架队解散，赶快放老百姓回去秋收。
二、我们从一九三七年来到晋西北，到现在已经有十来年了，但老百姓的生活仍很贫穷，有的穷苦到了卖儿卖女、卖老婆的地步。临县贺家坡有一个村的群众大部分没有被子，卖老婆的有好几户。兴县是个模范区，也有饿死人、卖儿卖女的现象。岢岚县是一个三万多人的小县，也弄得残破不堪，老百姓穷困到了极点。我们晋绥根据地问题严重到这个样子，少奇同志及时给我们敲了警钟。有些问题我们上头要负责任，但参加今天建军会议的高级干部，是否也应该很好检查一下，我们军队应负什么责任?你们自己有什么责任?
建军首先要搞好思想建设，明确我军的宗旨。因此，必须反对和克服当前在军队中存在的几种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主要是：
第一、要反对军阀主义。在我们一些部队中，军阀主义相当严重。不仅在政治上没有民主，基层干部管理简单粗暴，随意捆绑、打骂士兵；而且在经济上也不民主，领导掌握行政开支大权，随便批条子，钱随便用。团以下部队的农业生产，百分之九十九的经济收入没有用到战士身上。军区、分区也没按规定把经济收入的百分之八十用在士兵身上，所以士兵生活艰苦，就出现了战士大量逃跑，部队不巩固的状况。其中三十六团最为典型，有一个连队一个班就逃了六个兵。班长不敢向连长、指导员报告。该团有的单位把逃兵抓回后拴在马尾巴上拖，或是枪毙后把帽子拿到部队，去吓唬其他士兵。所以这个团的士兵打了胜仗、行军时都跑，如打了败仗就跑完了！可见这个团的军阀主义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二十七团有个连怕士兵逃跑，晚上把门倒锁了，甚至在门上挂手榴弹，结果士兵还是开窗逃了。岢岚县一个区就有几百名逃兵，都拿着手榴弹，他们表示，如果让他们归队就同归于尽。
但是，我们对军阀主义的认识，也不能只缩小到打人骂人上。我认为凡不符合无产阶级思想的言行，比如上面讲的生产中出现的侵犯群众利益，搞“好汉股子”等等做法，都是军阀主义思想作风的表现，如果我们不把这些军阀主义反掉，建军也搞不好。
第二、要克服本位主义。有些部队和单位没有全局观念，只顾自己的局部利益。因此，在处理上下级之间、同级之间、兄弟部队之间的关系上，在处理人员、武器和供给等问题上，都表现出了只关心局部，不关心全局；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本位主义。
第三、要克服自由主义，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党章明确规定，在同志之间应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明明对某人有意见。就是不敢进行批评，此人在不敢讲，此人不在也不敢讲，对其他同志、其他地方的错误不敢批评；对下级的错误不敢批评，对上级的错误更不敢批评；对别人的错误不敢批评，对自己的错误也不作自我批评，认为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所以，六分区的同志原来非要叫孙超群⑤来，好像有天大的问题，现在他来了，又提不出什么问题，正像俗话说的：门角落里的土簸箕——没有一点勇气。
毛主席在“七大”时说过：“我们都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所以，我们希望同志们在党的会议上，要反对自由主义，有意见尽量翻，有什么话尽管讲，大胆的揭发。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讨论或争论，明辨是非，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向无产阶级思想靠拢，把今后的工作做好。
第四、在建军思想上，要克服单纯军事观点。要搞好建军，除在军队内部反对军阀主义、本位主义、自由主义和贪污浪费等错误倾向外，关键是要发动群众，反对恶霸地主，解决群众的土地问题，发展生产，提高群众的生活，把地方工作搞好，把根据地建设好。这样，建党、建政就有了基础，建军也就有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基础。我们绥远根据地是怎么搞垮的?就是因为脱离群众，失去了群众基础。所以，一九四五年我到绥远时，曾批评他们的党、政、军的基础是建筑在马背上的。现在，我们部队中出现土兵大量逃跑的现象，这同地方工作没做好，士兵家庭生活困难也有密切的关系。
搞好地方工作，当前主要是发动群众，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调动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所以，军队要拥护并积极参加地方的土改，要成为一支土地改革的军队。我原来还以为，军队同志都是赞成土地改革的，但实际并不是这样。临县贺家坡曾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三五八旅有一个姓曲的副营长，回到家中庇护地主老子，阻碍群众对他老子的斗争，还说什么他家不是地主而是富农，“党的政策不消灭富农”等等。另一件是三分区有个会计包庇地主丈人，并开了清单，说丈人家的一切财产都是他的。群众和他进行说理斗争，对他说：“八路军里没有你这样的人，你不配作八路军。”还把他的军衣、军帽给脱了，并要求把他拉回村里去斗，我们批准了。这两件事表明，我们军队有些同志，特别是少数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干部、战士，对土地改革是不太赞成的。但绝大部分同志的表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如分局张子意同志⑥马夫的哥哥是地主，他不仅积极提供材料，配合地方工作，还回去亲自参加斗争，帮助搞土改。从这正反两方面的事例告诉我们，应该积极做好地主、富农家庭出身，或娶了地富女儿作妻子的干部和战士的思想工作，教育他们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党员要站在党的立场上与剥削家庭划清界限，如果有谁敢包庇地富家庭，情节严重，群众反映很大的，要开除党籍、军籍，甚至送回原籍，让群众批判斗争。要是不这样做，我们就不是一支人民的军队，群众就会不拥护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