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巩固后方的工作。红军于古二月初离开鹤城，鹤城的防守工作完全由农民警卫团和一部分神兵负责。当红军进驻走马坪时，关于军事报告，一日数呈，如百家坪陆明卿的团防，麻水边界朱卓然的余孽，罗金山、李泮林的残部，以及宣恩沙道沟、建始官店口等处的团防和施南的驻军等，大有联合侵入鹤城，阻扰革命之企图。但均因有群众的力量，敌众虽曾进至距城二十里之观音坡而终退却了。古二月二十九日，县政府有报告送到前方，对准备前来进攻的陆明卿、朱卓然等团防，如果力量不大，是能取得胜利的。
4．准备分配土地的工作。鹤峰的钱粮税契已一律焚毁。第一步，准备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实行耕地归农，现在由县政府农民协会从事调查工作。如果鹤峰政权有较长时间的巩固，分配土地是能办到的。
5.教育工作。县政府的教育部现已准备创办初级中学及半日学校，提高工、农、贫民之文化程度。
6．对人民经济问题。因县城商业凋零不堪，人民生计甚感困难，除由政府劝告乡村农民运米来县售卖，以济民食外，由经济部拟定经济办法，如办协作社等工作亦在进行中。
7．对土匪问题。因县政权已在我们手里，对危害边境农民利益的土匪予以痛剿，以免反动派死灰复燃。
8.对神兵问题。邬阳关方面，设有神兵的佛堂，与农协时有冲突，农民受佛堂的压迫颇深。县政府除已决定农协控制指挥佛堂外，同时要我们的同志加紧农协工作，深入广大群众中去，教育农民减少对佛堂的信仰，提高农协的作用，即要争取神兵的群众，成为农协的群众。
(四)军事
1．提缴田少孟的团防武装。红军于去腊开抵堰垭杜家村一带休息⑧，在杜家村缴得田部汉阳枪十余支，今正月二次进城后，又提得长枪二十余支。
2．黄浦部队之行动。去腊杨维藩拖枪潜逃，全队到达雪落寨时，其中队长黄浦同志与王德斌同志协商，遂将杨维藩、杨在田处以死刑。群众八十余，枪支三十二，遂归黄浦带领，因德斌与我们接头太迟，以致失了联系，现黄浦同志已回咸丰，我们曾写信去调他，但至今还不见他前来。
3．收缴鹤城的武装。红军割据鹤峰后，鹤城之团防武装溃退，在一个月中缴得长枪八九十支，其中多系汉阳步枪。
4．唐区队长之被害。正月间，我们派唐占顿同志带枪二十余支及坏枪二十一支到阳河休整，因占顿不理队务及遇事不慎，致被其新收的三分队长刘家瑞刺死，全队枪支均被拖走，而受伤之唐占泮同志亦被害。
5．张家坪之役。在二月八日，鹤峰著名土豪王文轩，以湘鄂西民团联防总指挥的名义联络五峰孙竣峰、桑植向风祥、刘子维等向我们进攻。下午四时，红军在离城二十里之张家坪与敌接触，我军正面部队佯装退却，左右的部队进行包抄而获胜并将敌魁王文轩击毙。是夜，云卿同志等，因大敌未灭，故又率队夜击正面之敌，因王文轩已死，敌遂全部退却，左翼孙团亦闻风而逃，是役，我军大捷，鹤峰政权获得巩固。
6．追击刘子维部之经过。红军于古二月十一日，乘胜追击桑植团防向风祥、刘子维等，我部抵桑植龙谭坪时，向早已逃跑，刘亦远走，遂决定向东育进发，于土地垭与敌刘子维部稍有接触，敌部即溃退，我军夺缴步枪七支，连夜追至东育刘子维家，将其房屋焚毁。在东育休息一日，于十六日抵垭城休息。现在因要解决五峰团防及消灭罗逆效之⑨，红军已进驻走马坪。
7．红军之现在。从去冬到现在，红军已发展至千人，枪支已增至三百余，基本部队为吴辅臣⑩所带之特务队，贺炳南11所带之第一中队，贺佩卿同志12所带之第二中队，陈宗瑜同志所带之第三、第二特科大队等，李至以所带之第一特科大队人数甚少，第三特科大队则已归黄浦带去了……。游击队有：伍琴甫(第二大队长)13、向北辰(第二游击队长)14，此间派陈石青同志为参谋兼做党的工作。部队暂时尚难训练成彻底的红军，但各队均能有同志工作(如中队部有毅夫……，各区队长如廖卓然15、王湘泉、范松之等16，均系我们的军士同志，所以只要加紧政治和军事训练，是很有办法的。红军的负责人云卿同志暂不公开，担任秘密指挥。在名义上，红军第四军之下设立一路指挥部，由王炳南同志负责，并决定以张一鸣同志为指挥、党代表，协助其工作。
(五)我们今后的工作路线
1．我们的环境。中央及特委指示我们的一切，我们当然要努力实行，惟此间的环境，依然是很险恶的，如五峰、建始、宣恩、桑植、石门各县的团防，和被逐出鹤境之李泮林、罗盘山、陆明卿、李卓然、刘家瑞等反动分子，无时无地不在准备着向我们进攻。如加上反动军队之援助，此间红军之受打击，当在意料之中。
2．我们的准备。我们为应付这种险恶的环境，决定红军以全力解决某一方面的敌人，或下石门消灭罗效之部，或攻五峰解决孙竣峰团，总要打开一条出路，此事的准备待侦察回来，即先解决五峰孙团，再全剿罗逆效之。我们判断，只要敌人没有大部队，是肯定能取胜的。至对后方，现毅夫、昌厚等已率农民警卫队进击陆明卿等，邬阳关神兵亦已堵击官店口之敌，胜则仍当以群众力量，割据鹤城，一方面加紧农民运动，一方面加紧武装，准备巩固后方政权，不胜亦当局部的割据鹤峰，即以陈海深之神兵割据邬阳关，贺善臣等割据西路，以为红军之归路。现在后方军事已进行动员，战事结果不日就可以知道。
3．在上述情况之下，同时因为九澧17反动军队防务空虚，此地决定率领红军开向下游等县游击。这样可以发动群众起来，一可以解决经济问题，二可以增加红军的武装力量。现在关于此一工作的布置，石门西北乡已派曾藩支同志恢复党的组织，并要准备暴动。鄂西方面亦已早派人到长阳与县委接头，想几天就会有回音到来。
(六)对上级的答复
1．关于中央指示的：(A)中央要我们把红军分散成为数十人一队之队伍，因此间环境关系及同志缺乏单独带队的经验，暂难办到。惟此间红军已与农民警卫队分开，警卫队担负后方防守，红军担任前方作战，这样分工，就是有敌人进攻我们，也决不至受大的损失，这是可以肯定的。(B)云卿同志因红军无人负责及路途阻隔之故，暂难去中央工作，这并不是云卿不愿意去沪，而是实际的困难。(C)冬生同志因云卿同志身边找不着可靠的人，而他在沪的工作又不很重要，所以我们一致意见留卢冬生同志在此工作，请中央照准。
2.关于特委(略)
(七)请求
1.能单独作军运的下级军事干部，中央想必有人，务请多派人来。
2．各种通告及政治通讯请多多寄来，并请将湘鄂西党务情形见告为盼。
3．云卿同志之家属18差不多没有饭吃，请中央就近予以接济。
【注释】
①指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湘西前委受湘西特委的委托，负责领导湘鄂边地方党的工作，并将湘西前敌委员会改名为湘鄂西前敌委员会，贺龙任书记。
②云卿，是贺龙同志的字。贺龙原名文常(曾叫过平轩、振家)，字云卿
③毅夫，即汪毅夫，湖南临澧人，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曾任临澧县委书记、红军团党代表、湘鄂西前敌委员会成员，后负责地方工作。在一九三二年肃反中被错杀。
④统一，即罗统一，贵州人，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曾在贺龙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中任代理团长。南昌起义后回湘西，先后任中共湘鄂西前委委员、红四军营长、红二军团和红三军团长、警卫师师长等。一九三二年九月肃反中被错杀。
⑤指湖北省西部的来风、宣恩、咸丰、利川、恩施等县。
⑥农民警卫团，是由农民协会等组织起来的群众自卫武装，主要是打击本地区的恶霸地主、土豪劣绰、反动团防，保卫根据地后方的安全和革命成果，必
要时也配合主力红军作战。
⑦指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批评了“左”右倾机会主义，制订了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通过了《政治决议案》，以及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和职工运动问题等决议。
⑧是指红四军到堰垭进行整编。一九二八年四月和九月，红四军连续遭到两次重大挫折：第一次是四月初，敌第四十三军龙毓仁旅进攻桑植县城和洪家关，由于红军刚组建，还未经过整训，经过几次战斗，原有三千余人大部散失，仅剩三四百人。但到六月份，部队又发展到了一千五百余人。第二次是九月份，部队在石门县的渫阳和泥沙连遭敌人袭击，军参谋长黄鳌、师长贺锦斋牺牲，部队又大部溃散，至九月底，贺龙率二百余人转移到鹤峰边境的堰垭一带休息整编：一是整顿加强领导机构。十一月起，把湘西前敌委员会改名为湘鄂西前敌委员会，并加强领导力量；二是整顿队伍。经过整编，将原有二百余人仅编剩九十一人，七十二支枪，人员虽然减少了一半多，但更加纯洁精干了，因此，到一九二九年一月，部队又很快发展到一千余人；三是学习和贯彻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所以，堰垭整编，对于红四军的巩固和发展，湘鄂边根据地的创建，具有重要的意义。
⑨罗效之，湖南石门人，大革命时期的党员，曾任石门县委军事部长。“马日事变”后叛变革命，投靠国民党，任石门县常备队头目。一九二八年九月八日，罗率石门团防配合敌第十四军教导师李云杰部，在泥沙袭击红军，使红四军受到重大损失。
⑩吴辅臣，湖南慈利人，曾任红四军特务队队长，红三军团长等职。一九三二年肃反中被错杀。
11贺炳南，曾任红四军支队长、特务队第一中队队长。
12贺佩卿，曾任红四军支队长、特务队第二中队队长、特务营营长，第二军团警卫团长等职。
13伍琴甫，曾任红四军第一路指挥第一大队大队长，第五团团长等职。
14向北辰，湖南桑植县人，中共党员，曾任红四军第一路指挥第二游击队队长、营长，红三军七师团参谋长等职。一九三二年在肃反中被错杀。
15廖卓然，中共党员，曾任红四军第一路指挥区队长、第二团营长等职。
16王湘泉，中共党员，先当战士，一九二九年九月任红四军特务营第一连连长。
范松之，中共党员，先当战士，后任红四军第四团特务连连长。
17九澧，是湖南省澧水流域的龙山、永顺、大庸、慈利、桑植、石门、澧县、临澧、安卿等九个县的简称。
18一九二八年一月，贺龙同周逸群等同志由上海经武汉去湘西后，贺龙同志的夫人向元姑(又名向至德)等亲属仍留在上海，文中提到的“云卿之家属”即向元姑等人。
*这是以贺龙为书记的湘鄂西前委给中央的报告。报告的时间由当时农历(三月初八)推出。在收入本书时，对文章中的个别内容和文字作了处理。
湘鄂西前敌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日)
董朗同志①于阴八月初到桑植，接到中央六月十六日的来信，敬悉一切。此间在八一纪念后曾送上万言的报告，系由向宜桓同志送交宜昌县委转上的，不卜中央已收到否?兹将月余以来工作报告于下：
一游击战争的经过和影响
自此报告发出后，湘西军事形势紧张，吴尚部②开来常德，对我红军有一大布置，即饬令湘西队伍和陈渠珍③所部向桑植苏维埃区域取包围的态势。不过吴尚部开来湘西，其任务不仅是要打击红军，对湘西队伍也要予以剿灭或收编。我们看到这点遂决定率红军向庸、慈发展，以动摇敌人的战线，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争取湘西劳苦群众于党的周围，这一游击战争的经过和影响，是颇值得报告的。(一)西教乡的战争——大庸熊相匪等共有枪三百支，是西教乡最大的土酋，握全乡政治和经济的特权，其本人是个最大的地主，与陈逆策勋④和徐小桐等都有勾结，我们要向下游发展，若不将他们扑灭，可为桑植苏维埃之患，因此，我们游击战争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扑灭熊族团防，以除后患。
除五团留桑城外，大部红军均随云卿出发去前方，阴历七月初二由桑开动，初三与熊部接触，围攻敌寨子七日，经大小十余战，始将敌人击退，此次战争的经过有如下述：
l．敌人的布置——熊部在桥头飞塔坡、教子垭、坛子山、鸡爪岩、白马山等处，均筑有很坚固的寨子，尤以教子垭石寨为最难攻。这些寨子，敌人均驻有团兵把守，以为抵御。敌人的兵力虽不很多，战斗力虽不很强，但“强兵难打弱寨”，如没有飞机大炮，无论多么英勇的将士，也不容易把这样的寨子攻破的。
2．进击的情形——我军西路一面由云卿亲率大队由桥头向教子垭攻击前进；一由王炳南同志率二团由中湖飞塔坡前进，以作佯攻。初三上午攻下桥头，同日围攻教子垭石寨。初四拂晓，占领飞塔坡，即以全力攻取敌之主寨(教子垭)，卒因石寨太坚，防守太严，未能攻下。
3.双方之酣战——我们初因不知西教乡有这样多的寨子，而且这样难攻，双方接触后，又不便中途停战而损军威，遂下最大之决心，誓将敌寨攻下。我军因为占领了教子垭寨子对面的狮子岭，在地形上颇占优势，故用兵自如，既可以围敌寨，又可以拒援兵，进战退守莫不顺利，同时得吴玉霖团(与云卿有旧好，且系云卿旧部)之声援，使敌人更加胆寒。在围寨时，我军爬寨三次，均被石块枪弹击下不得入，敌之援队如熊海清、陈策勋等亦死力救援数次，均被我军击溃，战争之烈，确系红军成立以来所未有者。
4．敌人之逃走——围寨五日，敌人粮尽援绝，恐慌异常，表示投降改编，但不愿缴枪，我们自然不能同意，并饬各部严防敌人逃走，但事出意外，在初八日晚上，忽下大雨，举目不能见人，而我士兵因连日攻寨，十分疲倦，疏于防范，致使敌人乘机潜逃，及至深夜攻寨时，寨内已无敌人踪迹，真是可惜。
5．战争之影响——是役，我军虽牺牲官兵十八名，伤二十名，消耗子弹四千发)且未得敌人的枪弹，但在军事上影响是很大的，因为西教的寨子，从来没有人攻下一次，而我红军不过是一个刚满十二个月的婴儿，竟能克敌制胜，当然可使湘西一般队伍胆寒。
敌人的主寨既经攻破，其他小寨莫不迎刃而解，于是熊族各部遂被我军攻散。为了补充子弹，消除士兵疲劳，我们在西教乡休息了约一个星期，同时敌人又渐渐地集中起来，然而我们正希望他们集中，这样才好一鼓击破，因为以我们的力量可以解决陈策勋、熊抱琴等部。
(二)慈利的游击——要使敌人大大的恐怖，要扩大党的政治影响，要激起湘西劳苦群众的革命情绪，只在大庸西教乡骚动一下是不够的，还要在九澧的重要区域慈利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才能完成我们目前刻不容缓的任务。
在我们红军休息的时候，陈、熊各部均退据慈、庸、桑交界之处(康三谷、汉池峪、芳花界一带)，与慈利江垭团防徐小桐部均取联络(徐小桐和邢聋子两部只有枪八十余支，均驻江垭)，我们若不先发制人，他们必为吴尚之前卫来攻击我们。因此，我们即于阴历七月十九日分兵猛进，敌人望风披靡，沿途均无战事，仅在江垭小有接触，徐、熊、邢、陈诸逆即纷纷退却，而占重要位置的江垭商埠，遂于阴历七月二十一日被红军占领。
但我们不是来割据江垭的，而是来骚动以骇退敌人的，当然我们不能久驻江垭，坐待敌人的包围，故红军只在江垭休息一天，于二十三日即进驻杉木桥。在这个时期中，一方面写信给周笃方(神兵)⑤，一方面写信给田少卿⑥表示合作，共同奋斗，他们都有比较圆满的答复，惟不愿在这风浪紧急的时候高树红旗致受敌人打击。虽然周、田两部都是对于土地革命毫无认识，但他们俱为伪湖南省政府所不容，无论如何不致与红军为敌，如田少卿回信说，“若红军入石门愿让出防地”，即可证明。但当时退却的徐、邢部尚未肃清，张晋武部盘踞慈利县城，态度暖昧，距杉木桥仅五十里，吴尚部已抵桃源之盘塘桥，距慈利仅九十里。此外，还有澧县李抱冰⑦，石门之罗孝之，对我们的防堵均十分严密。在这种情况之下，若红军深入敌境，势必遭敌人的袭击(鄂西西万池游击的失败就是忽略了这一重要的战术)。因此，我们决定把红军开回桑植，使敌人摸不清我们用兵的奥妙，而我们也可乘此时机加紧军事政治训练。总之，此间游击的加强，云卿以二十年带兵的经验，随机应变，今后绝不致上敌人的大当。
(三)游击期间的留守工作——现在桑植县已有广大的群众起来拥护苏维埃政权，已有实行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之可能。所以，我们对于留守桑植的工作十分重视。我们决定，组织一留守委员会，由县委之李良耀、政府之汪毅夫、红军之胡海云⑧三人负责。因胡海云部与农民协会时有冲突，又调二团文南浦回防桑城，把胡海云部之五团调到前方来，参加慈利的游击战争。从此桑植方面得以无阻碍地惩治豪绅，进行没收地主的新谷等工作。虽然后方仅有长枪八九十支，而革命的政权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仍是稳固的。
在红军到达慈境之后，桑植团防队伍乘机骚动，尤以内四乡为最凶横。当时后方兵力薄弱，保护外四乡尚不够，自然无法顾及内四乡。长此下去，这一股团防队伍，势必逼近桑城，危害革命政权。故巩固桑植的政权，保卫已得的胜利，也是红军回桑的一个重要原因。
根据以上的分析，在游击战争中，我们动摇了敌人的战线，使敌人暂时不敢打击我们，扩大了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吸收了一些农民分子加入红军，这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有重大的意义。
关于在游击战争期内的宣传工作，无不尽力去做。文字的有各种标语，各种布告及告湘西工农群众书，告湘西军人书等；口头的有各部的宣传队沿途演讲——尤其是士兵委员会的宣传队较有成绩。惟在这次游击战争中，因军事发展太快，纪律不够严，在西教乡及江垭两处，竟发生骚扰平民的事情。这是很大的缺陷，我们要加紧士兵教育训练，并从中吸取教训。
二红军回桑后之党务及群众运动
关于桑植的党务和群众运动等，桑植临时县委已有很详细的报告，特为转上，恕不赘。现在有组织的工人已达千余，农民有近四万，这是很可乐观的。但在群众运动的急速发展中，有不少的错误应忠实地报告中央。
这些错误是什么呢?第一，党的组织没有很大的发展。虽说有个小小的组织，然而质量上还差得很，以致党在群众中不能起核心作用，不能使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一般工农群众，只在军事势力影响之下，起来粉饰革命，全没有阶级的觉悟，这是一个极大的危险。第二，过去做农运和工运的同志，过于幼稚和浪漫，没有工作经验，把农协和工会弄成了个空洞的团防式的机关，并用以掩护豪绅的家属。各特派员与执行委员均高高在上，不深入群众，与下层群众脱离了密切关系，甚至出卖了广大群众，违反了本党目前争取群众的重大任务，这是多么严重的错误。第三，一般同志不注意党的活动，仅仅机械地做党外的工作，不留意党组织上的发展，大家都好像有事不关己的样子。在当前这样好的环境之下，不去加紧党的活动，这是很大的缺陷。第四，各处的农协和工会，都没有使群众认识清楚自己组织的性质，简直把农协和工会都当成党部，对党的组织与群众组织混淆不清，因之各处农协和工会的错误，多半影响了群众对党的认识，使广大的群众不但对于农协或工会没有正确的认识，使他们的革命情绪低落下去，并且对于本党也增加了许多疑惑心理，这是多么痛心的事。第五，是对暴动的误解。以为捉了人家一只鸡，烧了一所房子，或没收了豪绅的财产，都是暴动。因为不了解暴动的真义，故在工作的策略上发生了极大的错误。如第三区农协执委，视富农为土豪，专去寻私报仇，任意抓人。各区没收地主的财产，只是几个执委和卫兵去做，没有号召广大群众参加，而所得的财产亦没有给予农民。又如第二区农协执委事事敷衍，毫不彻底，都是不明白暴动意义所致。第六，工会中执委绝大部分不是同志，他们的错误尤多，如只顾捉拿土豪，以谋罚款等事，应该加强工会组织。
关于以上错误，幸经前委一一考察出来，并由桑植县委拟定了新的工作计划，下发了紧急的通告，要求此间同志一致努力完成三大任务，纠正过去的一切错误，急速地发展党的组织，搞好群众运动。
我们为了完成三大任务，首先，用铁的纪律处分了违反党的纪律的同志(如开除X区农协特派员李后初、田益生等的党籍)，用教育的方式训练新的同志。其次，分派县委委员及党的特派员下乡活动，在农村中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并限期成立各区区委或支部(如二区已有新同志二十人)。第三，决定陈叶平为农运特派员，计划一切。并加派较有经验之彭纬、郭天民、刘须吾、郭藩诸同志下乡工作，领导各区农运之发展。这样去做，我们自信，错误一定要少些，党的组织和群众工作一定较有成绩，这是在近期内已经观察得到的。
关于前委本身和红军中的党务：
前委本身最大的缺点是组织不健全，对全盘工作没有很好的计划。尤其红军中党的组织非常涣散，党在士兵群众中不能起核心作用，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关于此间党的组织，我们和董朗同志、鄂西派来的罗正品同志，曾进行长时间的讨论，有的主张成立军党部，另设特派员管理地方党务；有的主张，如设了军党部，须另设暴动委员会，指挥暴动区域党的工作。这些意见，我们认为都是对的，但因工作人员的缺乏，如只建立几个机关，而没有人去指导，那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此，湘鄂西前敌委员会的组织，我们决定暂不取消，军党部暂不建立，而只设团委和特支，直属前委指挥。
前委原只有云卿(书记)、良耀(组织)、一鸣(宣传)、叶平(秘书)、毅夫、统一六人负责，因各人都负有党外工作，以致前委的组织十分散漫，失了指导的作用，对于开会训练及整理纪律等工作，都没有经常的注意，这确是一个大缺点。但目前此间对于前委本身的组织，已有一个新的决议，除云卿等六人外，决定董朗同志参加前委，以切实地加强党的工作，我们的分工是：
(1)前委书记云卿。
(2)组织兼秘书良耀(因经济委员会已取消，他得以专力作党的工作)。
(3)宣传科叶平(因还有些党外工作要做，无暇担任前委的秘书)。
(4)兵士科一鸣(因他系指挥部党代表，与士兵接近的机会多)。
(5)毅夫因在苏维埃区域工作，统一负有军务，董朗亦办军事训练班，故均不能兼顾党务。
红军党的组织，现仅一团团委(廖卓然负责)，四团团委(谭甦负责)及特别支部(不属于团委之各部同志均编入特别支部，由叶平负责)，经前委彻底洗刷之后，组织上较以前要坚强多了。
关于党的情况，我们同罗正品同志谈得十分详细，最好中央巡视员到宜昌时找罗同志谈一次，即能得到此间一切情形。同时，我们十二万分的希望中央多多给我们正确的指示。
三红军的实力及其出路
自入桑后，红军的实力增加数倍，因我们尚在游击的时期中，其部队的编制，当然带有拖队性⑨，故名目繁多，难成建制，兹将各部的组织分述于下：
A、军部名义仍未公开，仅在军部之下成立一特务营，以贺佩卿同志为营长，王湘泉、刘书田为该营一、二连连长，连军部的马弁并共有长枪一百十余支。
B、第一路指挥部：
1、第一团团长贺桂如。该团第一营营长罗统一，第一、二连长涂耀南、田子为；第二营营长廖卓然，第五、六连连长田名贵、唐彬卿；第三营营长向北辰，第九、十连连长周嘉鹏、陈嘉柳，该营连长均系同志。经此次改编后，组织比较坚强，共有长短枪三百七八十支。
2、第二团团长文南浦，党代表吴协中。该团第一、三营营长李家灼、刘子清，共有长枪九十余支。
3、第四团团长陈宗瑜，党代表谭□。该团第一营营长陈栋川，第二营营长彭庆元，特务连连长范松之，先锋队队长沈祝三。该团军事工作人员亦均系同志，因尚欠军事训练，故颇为涣散，有长短枪八十余支，其士兵群众多系神兵。
4、第五团团长伍琴普，党代表汪毅夫。第一、二、三营营长为谷清轩、唐茂林、王连城。该团第一营系胡海云之基本部队，战斗力颇强，其二、三营系入桑后收编的，组织十分复杂。加上特务连，共有长短枪二百六十支。
5、补充团团长胡海云，有枪三十余支，胡本人对云卿信仰很好，亦能作战。
6、补充营营长王慎吾，系王东海之旧部，近与王炳南同志关系亦深，共有枪三十支。
7、独立营营长刘岸翘，原系大庸康老乡之团防，共有长枪五十余支，红军向(大)庸、慈(利)游击时，他曾参加战斗，所以现在他虽未与红军汇合，他的帽子已经红了。
8、此外，尚有很多别动队组织，如谷梅吾、吴辅臣、姚怡斋等，均有一部分群众。谷梅吾部有长枪二十支。
C、第二路指挥部
该部指挥覃奏章(即辅臣)与云卿关系最深，近来对本党的信仰亦尚深切，他可以号召一部分队伍，现有枪一百支，在继续发展中。
D、工农赤卫队
该队系由农民警卫队和工人赤卫队合编而成，共有群众约二百人，长枪二三十支，因近来军事形势日趋严重，故将各区的武装集中起来。
合计以上各部共有武装群众(除长短枪外，每兵均有梭镖)达四千人，声势之大，确能使湘西敌人发抖。
惟红军存有以下的缺点：
1、政治的、军事的训练均未抓紧。这一方面是因为工作人员的缺乏，一方面是游击战争的影响，因红军军人缺乏政治、军事教育，故纪律不严，敌友不分，有些行动不能完全照党的策略去做。
2、军事工作的同志，不懂得客观的环境，往往发生无谓的冲突，致影响其工作不能深入群众，甚至离开了兵士群众。
3、军队中下级同志与上级同志关系不密切，有时还发生许多隔阂，因而消极犹豫，甚至还要开小差，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
4、军队中没有经常注意党的教育，很多新同志还不知道党究竟是什么。
5、官兵成分非常复杂，游民无产者很多，拖队的习气十分浓厚，因此做政治工作十分困难。
以上这些缺点，前委久已察觉，为克服这些缺点，前委将作以下努力：
1、在农工会执行委员及红军军人中，挑选学生一百二十名，开办军事政治训练班，定期三月毕业。适董朗同志来桑，训练班有了专人负责，故成绩尚好，现开学已有两星期。
2、改造红军中党的组织，并加紧党内教育工作(已如上述)。
3、设兵士科，正确地指导士兵委员会工作(已如上述)。
4、设法加强党代表办公室的组织，提高党的威信。
5、在军事局势有相当稳定后，对军队组织进行一次大的整顿，此间已同罗同志详谈，亦不赘述。
红军此次回桑，对于党的组织、群众运动及同志错误之纠正，均有重大意义，从此努力下去，或不致有负中央之重托吧！
现在说到红军的出路：
目前的环境，是很险恶的。湘西杂色队伍及吴尚部，从慈(利)、大(庸)、永(顺)、鹤(峰)各路来包围我们，大有立即接触之势，因我们的声威很大，虽敌人的兵力数倍于我，而不敢贸然攻城。同时，他们的内部裂痕很大。彼此多心，指挥极不统一，进击红军亦多非他所愿(其士兵有此表示)，在这种情况之下，虽大敌当前，我们是不会害怕的。
我们的战术，也同朱、毛方面红军⑩所指示的军事原则一样，我们对于此一重大的军事，决不冒险，当视敌我力量，斟酌或进或退，自当随机应变，请中央勿念！
正报告间，又得各方侦探报称：
慈利境内马河口之空壳树、东旺坪，大廉之沿线坡，均发现大股敌人前锋，系湘西之杂色部队(徐小桐、邢聋子、陈策勋、朱发生等)，跟进者为吴尚所部。同时，永顺亦有陈斗南、顾家齐两团向桑方增兵，以作佯攻。我们为避开敌锋起见，决即抛弃桑城，藏兵于洪家关一带之高山，待探明敌部确实情形时，即择敌之一股而痛击之，如此虽不得全胜，亦不致受敌人的打击。
红军目前的出路，须待这次战争结束之后始能决定，不过军事的原则是：胜利则巩固桑植政权，并向慈、庸发展；不胜利则在内半县，或向鄂西方面游击。这是一定的。
董朗同志的介绍信，此地无法认出来，究竟中央对于董朗同志的工作分配曾有决定否?
中央所指示我们的一切，此间自当遵照执行。同时，还希望中央急派工作同志来帮助我们，实不胜馨香祷祝之至！
[注释]
①董朗，广东人，黄埔军校学生，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原叶挺二十四师的团长，参加南昌起义过程中升任师长，南昌起义失败后回湖南，曾任湘西特委委员，红四军参谋长，江左军的领导人。一九三二年在肃反中被错杀。
②吴尚，为敌第五十二师师长。
③陈渠珍，为湖南第一警备军司令，湘西地区的军阀。
④陈策勋，湖南桑植县人，原是贺龙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五师一团机枪营营长，也是贺师少将高参陈图南之侄。陈图南为留日学生，是贺龙早年参加中华革命党的介绍人，长期在贺部任职，一九二七年四月，在第二次北伐前夕，因煽动部队闹事，企图谋害贺龙，篡军夺权的阴谋败露，被武汉市公安局处决。陈策勋也叛变了革命，逃回桑植，当上了县民团总指挥。
⑤周笃方，是大庸县“神兵”首领。
⑥田少卿，是慈利县土著武装的首领。
⑦李抱冰，是澧县团防头目。所谓“团防”，就是国民党区、县所属的地方反动武装。
⑧胡海云，先后任红四军第一路指挥第五团和补充团团长等职。
⑨拖队，就是拉队伍，组织武装。但各种人拖队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有的是为了反抗地主豪绅的欺压；有的企图建立一支自己的武装，作为升官发财的本钱，湘西群众把抱这种目的拖队的人，称作拖滩匠。
⑩是指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以江西井冈山为根据地的中国工农红军，即后来的红一方面军。
*这是贺龙以湘鄂西前敌委员会书记名义给党中央的报告。报告时间由当时农历的时间(八月初八)推出。文字略有修改。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
－－(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
1、我方面军决定乘甘陕敌人分兵据城的弱点，透过其封锁线打击成县、徽县、两当、风县、略阳、康县之敌。建立临时根据地，意义在：
甲、准备制蒋贼援军于甘肃境以东地区，便与一、四方面军会击之。
乙、在敌人封锁线后方资源地活动便利。
丙、呼应广西行动，号召组织群众抗日反蒋，开展游击战争(首先派一部队向宝鸡游击)。
丁、配合一、四方面军行动，求得三个方面军会合。
戊、扩大红军，征集资财。
2．战役的军队的区分及其任务：
甲、第六师为右纵队，拟于九月十二日集中两固，十六日进据武都、通城县公路上佛耳岩地段要点，向武都敌人佯动并扼止其回援成县，俟中纵队袭取成县时即北取康县、略阳。
乙、第二军①主力及三十二军为中纵队，拟于十一日全部由荔川经闾井、洮坪西北附近石峡关进，期于十八日袭取成县、徽县。
丙、第六军②为左纵队，拟于十一日全部由马鸟镇经盐关镇北、天水镇(非城)、高桥期于十八日袭取两当，跟袭风县，该纵队开始行动时应伪装攻取天水城模样。
3．各纵队在此战役应：
甲、袭击敌人方式，避免公开攻坚。
乙、便衣队在前侦察敌情，封锁消息，查明路线。
丙、拆毁预计战场的碉堡。
4.预定徽县为全方面军临时后方地域。
5.我们率同中央纵队行进。
6．这次战役任务期于九月底完成。
7．这是个计划，应参酌发展的情况而以命令实现之。
注释】
①指红二军团，贺龙兼军团长。
②指红六军团长陈伯钧、政委王震。
*这是由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和政委任弼时、副指挥肖克、副政委关向应发布的命令。
致毛炳文军长信*
－－(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
炳文军军长吾兄勋鉴：
辰州把晤，缔结兰契①，意见相投，俨如手足，孰意常德一别，竟十年睽违，思念故人，寸不得表达忧伤国势，意见未能交换苦矣！兹此日寇进逼，国势危急，全国朝野莫不震动，吾辈兄弟已往固因政见不同分道扬镳，能私人情谊想未必因之有所稍移，而今正急需全国一致，团结救国，于我辈弟兄自尤当急起，不可后人！“国内和平，停止内战，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抵抗日寇，挽救危亡。”为吾党苏维埃与红军始终贯彻之坚决主张，亦为全国人民、党派与军队之迫切要求，因此而有汉卿、虎城②将军西安兵谏之举③。事变之经过，既使蒋先生④悟过去“攘外必先安内”之错误政策⑤，更毅然接受西安之六项要求⑥。吾人惟望从此内战结束，举国一致，共谋救亡图存之大计。惟蒋先生于旋返南京后，是否立即履行其在西安之诺言，不再负国人之愿望，一方固决定于蒋先生之“言必信，行必果”。同时，吾兄及南京各爱国领袖将领之积极“拥护和平实现抗日”，督促与帮助蒋先生下最后之抗日决心，实有决定意义。且夭日寇今后分裂中国抗日力量之伎俩必然继续加紧，亲日派之挑拨离间亦无微不至。欲谋国内之和平团结，共抗暴日，惟有以迅雷手段驱逐南京及各地之亲日派才能成功。击楫中流，端赖和衷共济，当机立断，惟望吾兄与诸爱国将领共图之。寇报势危，吾辈弟兄正当为民族国家奋斗到底，实望能在民族反日战争火线上得以弟兄重逢。临颍袂驰⑦，不尽欲言，立候示覆，并望派代表前来面商一切。耑此敬叩勋安！
弟贺龙
立涛
维周
诸故友好均此致意
杜衡⑧
【注释】
①辰州，隋朝州名，辖境相当于今湖南沉陵以西地区。在此泛指湘西地区。
兰契，旧俗朋友相得，结拜为兄弟，互换谱帖，称金兰带，简称兰谱，兰契与兰谱同义。一九二六年五月，贺龙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师长，率部由黔东开进湘西，准备北伐，驻军湖南沅陵、溆浦地区。当时，湘军派毛炳文(贺耀祖师的参谋长)前往与贺龙谈判，企图阻止北伐军前进。会谈期间，出于礼仪和争取对方的需要，贺龙与毛炳文互换谱帖，结为金兰之好。会谈未达成协议，北伐军与湘军贺耀祖等部战于常德、临澧一带，贺耀祖被迫倒戈。信中“常德一别，竟十年睽违”，即指此事。
②即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张学良为国民党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兼东北军总司令；杨虎城为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兼陕西绥靖公署主任。
③即西安事变。一九三六年，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坚持不抵抗主义，继续进行内战，并把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和杨虎城指挥的十七路军调到陕甘一带进攻红军。张、杨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下，认识到“剿共”没有前途，与红军实现停战，并趁蒋介石到西安之机，当面要求蒋联共抗日。蒋不仅坚决拒绝，而且调其嫡系军队至豫陕边境，对张、杨施加压力。在此情况下，张、杨于十二月十二日发动了西安事变，在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实行兵谏。后我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到西安调停，逼使蒋介石接受六项要求，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④即蒋介石。
⑤这是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提出的要抗日，必须先消灭红军和共产党，即坚持对日本侵略者的不抵抗主义，继续进行内战的反动政策。
⑥即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逼接受了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释放一切政治犯、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召集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之计；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以及其他救国办法等六项要求。
⑦指一九二七年五月中至六月初，贺龙率领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五师，参加第二次北伐战争期间，在临颍决战后与毛炳文分手。
⑧是毛炳文军内贺龙同志熟悉的人。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我党为了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发动我党政军领导同志，给与他们熟悉的国民党的党政军界的高级官员写信，促蒋介石履行在西安达成的协议，坚决抗日。这是贺龙给国民党第三十七军军长毛炳文的信，在收入本书时，对个别文字作了校正。
敌分三路向我进攻应消灭其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