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配合十八军行动的云南省军区和青海省军区骑兵支队，已分别到了贡山和玉树。至此，人民解放军已从东、南、北三面接近了进入西藏的门户——昌都。
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是和平解放西藏。中央人民政府多次通知西藏地方政府当局，要他们派代表前来北京举行和平谈判，但却遭到了一些分裂主义分子的阻挠。他们一面故意拖延时间，不来北京，一面加紧军事准备，妄图用武力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看到这些，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忧心仲忡。他是力主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不希望彼此兵戎相见。他向邓小平表示，自己愿意前往拉萨，晋见达赖喇嘛，做西藏地方当局上层人士的工作，化干戈为玉帛。
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开了个小会，研究格达活佛的请求。他们一致认为，格达活佛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仅次于达赖和班禅。他同共产党的关系比较深。1936年红军在甘孜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博巴自治政府时，格达活佛便担任了副主席。如果他能亲自前往拉萨，这对避开帝国主义分子的牵制，建立内地的直接沟通大有好处，对于和平解放西藏是颇为有利的。他们三人联名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建议说：“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可能性较前增大”，“进行和平谈判必须条件恰当，而且要从西康内地去沟通联系，才能避开英美的牵制，才有实现可能”，“格达亦可考虑人藏。”中共中央批准了邓、刘、贺的建议，同意格达活佛入藏。然而，谁也没有料到，格达活佛行至昌都，即被驻在昌都的西藏当局边使噶伦拉鲁鲁桑旺所软禁，不准格达前往拉萨晋见达赖。
格达活佛对拉鲁鲁桑旺说：“我死亦不悔，但求能去拉萨一见达赖活佛。”
拉鲁鲁桑旺死活不答应。格达活佛身陷昌都，后来，竟被外国特务毒死，随员被押往西藏。
西藏地方当局将用英美武器装备起来的七个代本的全部人马和三个代本的部分军队，部署到了昌都周围，妄想阻止解放军从康西、青南和滇西北人藏。西藏地方当局自己关上了谈判的大门。
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为了打击西藏地方当局中的分裂主义者，促使其内部的分化，打通和平解放西藏的道路，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发起昌都战役。
贺龙、邓小平签署了《昌都战役基本命令》，规定9月中旬发起攻击，争取10月10日前占领昌都。贺龙要求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指挥部队从侧翼作深远的迂回。他说：“抓住敌人就有办法，包围住了就是胜利。这就要求你们用两条腿，快速迂回。”
十八军按照这一作战原则，10月6日，向昌都地区藏军发起进攻。12日，进占芒康。第九代本德格·格桑旺堆率部起义。贺龙亲自向格桑旺堆赠送礼品，表彰其认清大局之举。解放军迅速逼近景都。昌都总督阿沛·阿旺晋美宣布起义。他命令第二、第三、第四、第七等四个代本及其他武装一千七百余名官兵停止抵抗。昌都战役结束。
贺龙、邓小平立即电示张国华：“第一，加紧进行俘虏或投诚官兵工作，用高度热情和诚恳的态度去对待他们，严禁侮辱和虐待。”“第二，对于噶伦及代本等高级军官，尤应妥为招待，采用座谈方式予以教育和争取，以便他们回去影响拉萨政府，立即脱离英美影响，速派代表到昌都或北京商谈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贺龙、邓小平这两位指挥昌都战役的统帅，始终没有放弃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昌都战役虽是一次军事行动，但其目的却在于重新打开被西藏地方当局关闭的和谈之门。事实上，昌都战役歼灭了藏军主力，粉碎了西藏当局用武力阻止解放西藏的企图之后，西藏上层的顽固势力很快发生了动摇和分化，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昌都战役结束后，阿沛·阿旺晋美写信给达赖喇嘛，劝说其派代表到北京谈判。经过中央人民政府的等待和催促，费了一番周拆，西藏当局终于在1951年2月12日，派遣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赴北京谈判。二十三天以后，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决西藏办法的协议》。
根据这一协议的规定，贺龙、邓小平命令十八军政委王其梅率领包括统战、公安、外事等方面干部组成的先遣支队，同阿沛·阿旺晋美率领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先期进藏。十八军主力一万零七百人，分两个梯队随后西进。第一梯队于10月26日抵达拉萨，举行了入城式，从此，西藏回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怀抱。
西藏和平解放，紧接着就是要修一条通往西藏的公路。有了公路才能把西藏与祖国内地紧密联系起来，推动西藏人民迅速摆脱贫困落后，迈向一个新时代。在向西藏进军时，毛泽东告诉贺龙、邓小平要“一面进军，一面修路”。前不久，他又题词说：“为了帮助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修筑康藏公路，成为摆在贺龙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
然而，要在连飞鸟都难到的世界屋脊上修一条公路，谈何容易。翻开世界筑路史，大概很难找到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山深谷间修筑的公路。贺龙当然懂得这一点。1951年夏，他在重庆召开的筑路会议上说：
“修筑康藏公路，难度之大，不仅在我国筑路史上，而且在世界筑路史上都是空前的。我们解放西藏，就要帮助西藏人民进行建设，而要建设，没有公路是很难想象的。所以，这条康藏公路不但坚决要修，而且一定要在1954年把汽车开到拉萨！”
这一段话，向人们申述了他的决心：不管困难有多大，路必须修通，而且只有四年的时间。我们的元帅，真是无所畏惧。
不过，他可不是说大话的莽撞人，做起事来脚踏实地、心细如缕。重庆筑路会议之后，他调来了十八军后方司令员陈明义、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穰明德，组成了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一个当司令员，一个当政治委员，开始了康藏公路的建设工作。
早在1950年秋，为了进军西藏，人民解放军已经修通了甘孜到昌都的公路，目前要修筑的是昌都至拉萨这一段。这里是藏东高山峡谷区，一系列由东西走向逐渐转为南北走向的高山深谷布满其间，海拔均在四千米至五千二百米之间。怒江纵贯其间，地形十分复杂，因此，首先要选择一条合理的路线。
从1951年起，贺龙先后派出了六支勘探队在雪山、峡谷、沼泽、丛林中跋涉五千多公里，查明了这一带的地质、地貌。1952年秋写出了勘察报告。这个报告提出了两个通向拉萨可供选择的筑路方案：
一是走北线。从昌都经丁青、索县、旁多到拉萨。沿线多为牧区，路段较为平坦，但地势高寒，海拔一般皆在四千多米，冬季冰雪封山严重，且缺乏燃料和木材等建筑材料。
二是走南线。从昌都经邦达、波密、林芝、太昭到拉萨。这里海拔较低，气候较好，沿线多为农区，有波密、色弄拉等森林地带，问题在于地形地质较复杂，沿路有怒江激流，还有冰川、泥石流。工程艰巨。
在这两个方案的选择上，工程技术人员中有不同看法，争论很大。陈明义、镇明德等筑路司令部的领导也拿不准。9月中旬，他俩来到重庆，向贺龙请示。
关于康藏公路定线经过，陈明义有这样一段回忆。他说：
“穰明德同志打开了地图，仔细地向贺老总介绍了南、北两条路线的地形、地质、气候、物产、经过的地方以及工程的难易和利弊，勘探工程技术人员的争论观点等等。贺老总仔细地看着地图，听着、询问着、思索着，象战争年代制定行军路线图，又象战前审查作战计划。这是世界屋脊上修筑第一条横跨东西的公路啊！”“经过深思熟虑，贺老总挥动红笔，果断地说：‘公路走南线。第一，南线气候温和，海拔低。在西藏高原，这是黄金都买不到的优点；第二，南线经过森林、农业区、草原、湖泊、高山、物产比北线丰富，不仅修路时有木材、石料等建筑材料，还有青棵、牛羊、水果、燃料等，方便生活。更重要的，将来开发西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里有着丰富的资源和极大的经济价值，有着广阔的前途。公路走南线，更符合西藏人民的长远利益。这就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我们马上想到，南线的冰川、流沙、怒江激流等艰险工程，眼睛也止不住盯在地图上这些地方。贺老总一眼看透了我的心思。他拍着我的肩膀，目光炯炯地说：‘当然，怒江天险、冰川、流沙，会给我们找麻烦，甚至带来意想不到的艰险困难。但是，怒江也好，冰川也好，流沙塌方也好，它们能挡得住中国人民解放军吗？……至于北线，将来仍然要修。因为祖国的西藏高原，将来要修很多公路，要修成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咧！’”“这时，老穰把地图一卷，高声说：‘贺老总，等着我们通车拉萨的捷报吧！’‘贺老总点起一支香烟，微笑地转过头来，轻声问：‘什么时候通拉萨？’‘一九五四年底！’穰明德同志卷起袖子，狠劲地把手一挥说：‘贺老总，一九五四年底汽车通不到拉萨，我把头拿下来见你！’贺老总哈哈大笑，笑得胡子直抖。稍停，他兴致勃勃地说：‘我等着为你们通车拉萨庆功！为了更具体地了解情况，解决你们修路部队和职工的生活供应、物资保障等问题，我们打算派军区后勤部长余秋里同志到川藏公路去一趟。’”
通往拉萨的第一条大动脉康藏公路，原来还是我们这位元帅定的线。这也是一段人们知之不多的历史。
1952年11月22日，在康藏公路原定至昌都段扩建通车以后，贺龙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西南局送上了一份综合报告。在报告昌都至拉萨段勘测定线问题时，他详细叙述了南北两线方案。各自的有利和不利条件以后，建议说：“我们研究结果，认为采用南线为好。”
报告很快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1953年l月1日，毛泽东批示说：“同意此项意见。”并将报告批转给周恩来、邓小平说：“采取南线为适宜。”同意了贺龙的定线意见。
这样，康藏公路的选线工作最后完成了。后来的事实说明，贺龙的这一抉择是有其科学头脑的。
在世界屋脊上修路，担负筑路任务的部队是极其艰苦的。贺龙曾报告说：
“筑路部队处于海拔三千二百米以上的高原环境，在空气稀薄，含氧量少，紫外线强，气候寒冷，变化无常的自然条件下，进行着高度紧张的劳动，体力消耗很大，经常遭受雨淋，终年居住帐篷，得不到充分的休息，生活很艰苦。筑路部队因任务很紧，经常移动，无法生产，很少吃得到新鲜蔬菜和肉类……1951年生病者达百分之一百，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占百分之九十八。”
建设者们的艰辛，连着贺龙元帅的心。他特别告诉后勤部门说：“你们要千方百计，定质定量地搞好实物供应，保证战土的健康。”
贺龙指派西南军区后勤部长余秋里带了三个工作组深入工地，切实解决筑路部队的生活问题。他亲自对改善筑路部队的生活提出了具体意见，他规定：“为保持筑路部队的营养量，按每人每日四两猪肉，一两猪油，五钱蛋粉，一斤青菜，七钱盐，生姜、辣椒各七分，茶叶二钱五，粮食二十六两（旧市制），供给实物，保证定量走质，使部队能够真正吃到。”他还通过中央人民政府向全国各省市求援。中央人民政府从华东、华北、华南、东北调来了大量的钢材、木料、机械、布匹、药品和罐头食品，支援康藏公路筑路部队。
贺龙元帅还几次要求去西藏看望筑路工人，视察建路情况，但是，毛泽东、周恩来考虑到他患有高血压等病，不直到高原地区活动，因此，没有批准。他感到十分遗憾，只得派军区参谋长李达代表他到筑路部队去看望。
贺龙这个人是很懂得精神生活的重要的。他认为，环境愈艰苦，精神生活应当愈丰富，那样才能使部队保持良好的饱满的精神状态。他多次下达指示，要求西南军区文工团、京剧团组织队伍到筑路工地去演出。这些文艺团体在工地一演就是七、八个月，深受筑路部队的欢迎，为艰难中奋战的战士带来了欢乐。贺龙还组织一些优秀的文艺创作人员深入筑路部队，体验生活，搜集创作素材，创作了反映解放西藏和修筑康藏公路英雄事迹的一大批文艺节目。一直在全国流传的优秀歌曲《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顺胞歌唱解放军》、《歌唱二郎山》，就是由他组织创作和大力推广开来的。
1954年12月25日，康藏公路全线通车。贺龙，这位修筑世界屋脊第一条公路的组织者心潮起伏，夜不成寐。他为这条路花费了大量心血，现在终于结出了硕果。穆明德、陈明义他们说话是算数的，现在还不到年底，汽车就开到了拉萨。他高兴，为那些长期战斗在世界屋脊崇山峻岭中的建设者而骄傲，他们是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什么高峰都能攀登的，什么困难都能克服的。他在北京伏案疾书。他写道：
“这样气魄雄伟，艰巨而法大的工程，在我国历史上是亘古未有的创举，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奇迹，从此，祖国的心脏——北京与遥远的康藏高原更加紧密地接连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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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邓小平来电话，让他当国家体委主任。毛泽东“认
为你最合适”。不当军区司令，当体育头目？贺龙一
笑：“老规矩，中央叫我干，我干！”
人的命运的确是很难预测的。不知什么时候，某一种机遇会把你推到一个你根本想不到的位置上。
贺龙就是这样。
1952年9月的一天，西南军区司令部司令员办公室那只直通北京的红色电话机响起了清脆的铃声。
贺龙放下手中的文件，拿起听筒，说：“喂，我是贺龙。”
“贺老总，你好啊！”电话里传来了一阵笑声，爽朗、开怀。贺龙听出来了，是邓小平打来的电话。
“哦，是小平同志。你好啊！”
“贺老总，我给你找了个好差使，请你出马喽！”邓小平笑着说。现在，他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总理。周恩来的第一助手。
“啥子好差使嘛？你尽管吩咐。”
邓小平告诉他，政务院最近决定组建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共青团中央给刘少奇写了个报告，建议说：“委员会主任委员，最好请贺龙那样的一位将军来担任。”
邓小平在电话中说：“总理和我商量，准备同意他们的意见。”
贺龙沉默了片刻，问道：“主席的意见呢？”
说实话，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对贺龙不会没有震动。他的一生都在带兵打仗，现在是大军区司令员，指挥着千军万马。虽然，他知道，最近正在进行机构调整，大区一级要撤消，他的工作也会有所变动，然而，让他去管体育，大概不是他预料之中的。听到这个消息，决不会象有些文章所说的那样，是无动于衷的。我们没有材料说明贺龙当时的心情，但是，他的这个问话里，不是隐藏着潜台词吗？
邓小平理解贺龙的意思，他笑着说：“毛主席也赞成，认为你最合适。”
听邓小平这么说，他什么也不问了，十分干脆地回答：“好，小平同志，老规矩，中央叫我于，我就干！”
电话里传来一阵震耳的大笑声。
1952年11月15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经周恩来提名，贺龙被任命为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是民革中央的蔡廷锴。
1953年4月，贺龙来到北京，主持第一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
贺龙知道，他这个体委主任面对的是怎样一个天地。旧中国的体育运动，不是沙漠，也是一片荒凉的原野。直到1948年，中国人还没有在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得到过一块奖牌，也没有在任何一个单项体育项目上有过建树。水平之低，令人心寒，偌大的一个中国，没有一处象样的体育场馆，没有一支健全的运动队伍。群众体育运动更谈不上。体育人才严重缺乏。长期以来，一直遭到西方人的各种嘲笑，最令中国人伤。办的，是他们给中华民族戴上了一顶“东亚病夫”的帽子。这是侮辱，一种伤害民族感情、难以忍受的侮辱，但却也是某种可悲的事实。要在这样一个烂摊子上搞体育，何其难也！贺龙对此深有所知。他在第一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说：
“旧中国本来就是个烂摊子，体育事业更是如此。我们是为了改造旧中国才革命的，不能事现成的福，而是要白手起家，艰苦创业，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超越世界先进水平。”
看来，这位老总有着面对困难的准备，也有顽强拚搏的决心。
贺龙到北京主持第一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的时候，中央体委住在北京西单未英胡同三十三号一座小院子里。全班人马只有荣高棠、黄中率领的从共青团调来的十几名干部，这怎么行呢？
贺龙打电话给邓小平，说：“我得向你要人，要钱！”
“贺老总，老脾气胆。还没走马上任，就要把兵买马了？”邓小平又发出了爽朗的笑声。他说：“你这个老总，想要人还不容易。战争年代，你能把人家的县太爷挖来打篮球，现在，你当了中央体委主任，要几个人。谁敢不给？钱嘛，你去找薄一波伸手嘛！”
“要得！”贺龙畅怀大笑，开始调兵遣将，组建体委领导机关。
回到重庆，第一个点的将是张之槐。
此人1937年毕业于北平体育专科学校。抗日战争时期，是一二０师“战斗”篮球队队长，跟随贺龙南征北战。现在是西南军区司令部干部处长，一名大权在握的人事干部。1953年，军队正处在酝酿实行军衔制，这对军队干部是颇具吸引力的。张之槐不愿意在授军衔之前转业到地方上去。
贺龙知道后，对张之槐说：“体育事业同样是建设新中国的一条战线。我到北京开会，住在北京饭店。马路斜对面就是长安街的一个体育场，每天晚上，那里的灯光球场里都挤得满满的，门外还拥挤着一大片人。群众那么喜欢体育运动，需要有人来领导和组织呀！同志，我们现在要管天下。管天下，各行各业都要去搞嘛！体育，是一条重要的战线，你是学过体育的，科班出身，干这一行的专家，你不去干，叫谁干？”
张之槐说：“在部队工作也一样重要。”
贺龙严肃地说：“我是西南军区司令员，你说重要不重要？中央要我去当体委主任，我就得去。不光去，还得干好！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嘛！张之瑰，听我说，你可别光想当官扛牌牌，不考虑事业。你回去好好想一想，想不通，我们来开个支部大会，辩论辩论。你可以讲不去的理由，如果把大家说服了，我也不勉强你；如果你说不服大家，就非去不可。好了，三天后，我听你的回答。”
这位老总好厉害。这一夜，张之愧无法入眠。贺龙给他出了一个难题。他怎么能到支部大会上去申述不去的缘由呢？他是共产党员呀，要服从革命的需要嘛！
第二天，他就去找贺龙。
贺龙问他：“张之槐，想得怎样了？三天还没到呢！”
“老总，想通了，我同意去。”张之槐这回很干脆。
贺龙听了很高兴。他说：“要认识体育工作的重要性啊！你想，洋人都笑我们是‘东亚病夫’啊！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定要摘掉这顶帽子。可是，谁来摘呀2搞体育的人来搞，我们大家来摘嘛！这个任务很艰巨，也很光荣。总理、小平推荐我当体委主任，我还真想当这个主任呢！说实后，能把‘东亚病夫’这顶帽子摘掉，并不那么简单。你想通了，很好嘛，快去北京报到吧！”
除了张之瑰，贺龙又调来了正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炮兵团政委的张联华，在东北军区空军某部担任军械处长的朱德宝。他们一个曾经是一二０师“战斗”篮球队队员，一个是抗日时期，由东北籍干部组成的东北干部篮球队队员。他们三人是一同到未英胡同找荣高棠报到的。张之槐当了体委干部训练司副司长，张联华担任体委国际联络司副司长，朱德宝是体委运动竞赛司副司长。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贺龙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10月，贺龙携家带口，乘民众轮顺江而下，取道武汉，到北京赴任。
和他同行的有宋任穷、蔡树藩、刘秉林、王凌、武岳松、张非垢、张彩珍等人。他们都是西南局的干部。大区撤消以后，被分配到北京去工作的。贺龙是个有心人。他打听了一下，他们都是去中央各部门的，可是，没有一个是去体委的。他想，他们在西南同我共事多年，比较了解，都是一些很有才干的人，应当把他们拦到体委去。于是，在长江轮船上，在火车上，他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攻势”。
他首先看中了蔡树藩。抗日战争时期，他是一二九师的政治部主任。在西南，担任中共西南局委员、军政委员会劳动部长。现在，他要去国务院当内务部副部长。贺龙与他在西南共事五年，很了解他的为人。蔡树藩一直很折服贺龙独特的勉力，觉得与贺龙合作乃人生一大快事，因此，愉快地答应了。他对贺龙说；“老总，光我同意怕不行，你要通过邓政委那一关哟。”
贺龙说：“要得！一到北京，我就去找他。”
贺龙开了口，邓小平能不同意吗？蔡树藩被委任为国家体委副主任。
第二位是女将王凌。这位西南局的女干部，原是去地质部工作的。在轮船上，被贺龙游说到了体委担任了办公厅副主任。
武岳松，西南军区保卫科的干部，也被贺龙拉到体委当了新建的北京体育馆副馆长。
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张非垢，是位能动笔杆子的才子。贺龙觉得体委很需要这样的“秀才”，没有“秀才”，体委也无法开张。他在火车上向张非垢展开了“攻势”。张非垢难却这位老总的盛情，点头同意了，后来当了国家体委秘书长。贺龙又让他把同去外文出版社的女干部张彩珍也拉到体委来。
张非垢对张彩珍说：“去体委吧，这是贺老总的命令。我也是文人进武庙，你也进这个武庙吧！”
张彩珍真的跟着来到了体委。
对此，贺龙井不觉得满足。他历来的作风是不等不靠，一切自己动手。那时，体育运动在人们眼里可不象今天这样，被人们狂热地迷恋着，他们最多不过把体育当成一种调剂生活的业余活动而已，从来没有把体育当作“正经事”，所以，谁也不想来搞体育。自己不想办法，单纯依靠组织部门；国务院批准体委配备的二百三十二名干部何时才能配齐？
一到北京，他便亲自动手了。
体委缺一名副主任，他亲笔下书，邀请起义将领、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卢汉前来共事。卢汉不敢怠慢，欣然从命。
他把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组织部长路金栋请到自己家中，对他们说：“体委刚刚成立，需要加强。我们做的也是青年人的工作，任务很繁重，要靠各方面支持。耀邦呀，这也是你的事哟。从你那里调点人，你给哪一些呀！”
胡耀邦当过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是贺龙挥兵入川时的部下。他熟悉这位老总，不给人是无论如何过不了关的，因此，早有准备。他说：“贺总，我们来你这儿之前，已经选了一些人的档案，请你亲自挑吧。”
路金栋赶忙把一包档案放到贺龙面前。
贺龙笑了，说：“感谢你们的支持哟。今天我请客。请你们尝尝刚从新疆运来的最好的哈密瓜。”
他又从西南调来了李梦华，中南调来了陈光，华北要来了曹建纯，西北要来了董念黎。
著名体育专家董守义，解放前担任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1947年被选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是国内为数不多、很有经验的体育行家，只是年纪大了点。贺龙求才若渴，亲自登门，同他谈搞好新中国体育活动的一些想法，征询他的意见，动员这位老教授“出山”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出力。董守义很受感动，欣然同意，担任了中央体育学院的教授。
有一次，贺龙到体委机关食堂检查，看到伙食不好，便对蔡树藩说：“吃得不行啊！我们在四川的时候就那么几个钱，吃得不错嘛！”
荣高棠说：“体委机关管理工作存在不少问题，现在又没有懂行的人才。”
“把金鉴萍调来。如果你们赞成，我发电报。”贺龙说。
蔡树藩、荣高棠求之不得，合掌称善。
金鉴萍是谁？抗日战争时期，此人在延安联防军司令部搞行政管理，是个管家理财的能手。目前正在重庆。贺龙一封电报打过去，谁敢违命？金鉴萍立即到体委报到，当了体委办公厅副主任。体委的行政管理工作很快走上了轨道。
长期在体委工作的荣高棠说：“贺龙同志明确指示我们，要发展体育运动，首先要有一批忠诚体育事业的干部，要有骨干力量。他亲自做工作，报请中央批准充实健全体委领导班子，调蔡树藩、张非垢同志参加体委工作。他们协助贺龙同志，在发展体育事业上都有过很大贡献，可惜在一九五八年先后去世。贺龙同志还选调了一批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区搞过体育工作的同志来充实体委各部门。这些同志调到体委后，贺龙同志亲自找他们谈话，要求他们发扬光荣传统，为发展新中国体育事业努力奋斗。”
我们的元帅长期领兵打仗，最重视的，其实并非那些军、师机关，而是能动刀动枪的战斗部队。到了体委之后，他还是这个脾气。不过，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形同白纸，他这才先抓领率机关，使他在这张白纸上画起画来，有一些出谋划策的左膀右臂。现在，机关有了，他便把全付精力转移到广揽体育人材上来了。
新中国开创之初，在体育事业上最困难的，就是缺乏人才。各种体育项目的教练员、运动员屈指可数。不少优秀运动员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流落海外。广罗人材，乃当务之急，可是，那时有些领导者，他们最怕千百万人流血牺牲打出来的江山，被“几类分子”篡夺，所以，在选用人材上最重出身成份，尤其忌讳有海外关系的人；有些人虽无此想法，却怕担风险，被人指责。这就加大了延揽人材的难度。
我们的元帅却不管这些，选拔人才不拘一格。遇有阻力，常常力排众议，亲自拍板。他的这种博大的胸怀，恢宏的气魄和惊人的胆识，令许多人为之叹服。真的要感谢毛泽东，让这位元帅来统率体育战线，这也是知人善住吧！
让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国家体委建立了游泳队，有些人就是不同意游泳运动员徐广斌入队。他们说，涂广斌游泳技术虽然不错，本人表现也好，但他曾随其舅父去过台湾，社会关系复杂，不宜吸收为国家队队员。好家伙，在五十年代，一提起“台湾”两字，那就成了“政治问题”，谁也不敢说什么了。这种“理由”一摆出来，就象一块铁板，很难敲开它的。没有办法，有人把这事捅到了贺龙那里。
贺龙把烟斗在空中挥了挥说：“这算个啥问题呢？他是个青年，能从台湾回来，说明他喜欢咱们新中国。这样的运动员，不但应该吸收到国家队，还应该很好地培养呀！”
贺龙一拍板，那些人只得照办。涂广斌成了国家队队员，不久，当了教练，培养出了象穆祥雄这样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优秀运动员。
曹其纬，从上海人选国家女子排球队的运动员。她的祖父，就是当过袁世凯北洋政府外交部长、交通部长，参与“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谈判的曹汝霖。在当时，象她这样出身的人能进入国家队，已得益于贺龙的不拘一格，再不敢有其他非分之想了。谁知，在一次会议上，遇到了贺龙。
“啊，曹其纬！”贺龙高兴地把她拉到了陈毅元帅的面前，介绍说：“陈总，你看过电影《女篮五号》吗？她就是那里面的小五号，曹汝霖的孙女。现在是我们国家队队员。”
陈毅哈哈大笑，说：“你可比你爷爷的名气大喽！”
说得曹其纬把脸一红，不知说什么好。
几天以后，体委副主任荣高棠交给她一封信，是贺龙亲笔写给她的。信中勉励她戒骄戒躁，为祖国多做贡献，不要背上家庭出身的包袱。要靠拢组织，争取加入共青团，并嘱咐说：“你写份自传给我。”
曹其纬拿着这封信，泪水夺眶而出，不知是感动还是兴奋。荣高棠对她说：“小曹，贺老总亲自给运动员写信，这还是头一次。这是一份珍贵的礼物啊！”
吴传玉，是从印度尼西亚归国的华侨，在比赛中多次获奖的优秀游泳运动员。贺龙邀请他到自己家中来作客。
他对吴传玉说：“你回到祖国来，很不容易，为祖国作出贡献，更值得欢迎。你要继续努力，提高游泳技术，为祖国争取更大的荣誉。”
吴传玉在1953年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上，获100米仰泳金牌；1954年第十二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获100米仰泳和100米蝶泳亚军。在当时，这是中国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取得的最好成绩。贺龙认为，这样的优秀运动员，应该有资格代表体育界参预管理新中国的国家大事。他力荐吴传玉为人大代表。吴传玉是第一位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新中国运动员。可惜的是，1954年10月，吴传玉在出国学习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罹难。贺龙深为悲痛，亲自出席了追悼会。
最令体育界津津乐道的，是乒乓球运动员傅其芳的事。
傅其芳，香港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但他在香港却郁郁不得其志，很想回大陆，为振兴中国的乒乓球运动出力。但是，他背着一屁股债务，难以解脱；对于回大陆后的前途，也无法预测，因此，十分苦闷。
事情传到了贺龙的耳朵里。他把蔡树藩、荣高棠找来，对他们说：“要把傅其芳搞回来，这是个人才啊！他欠的债，我们来还！”
他决定，由国家体委为博其芳还清债务，邀请他到国家乒乓球队任职。
傅其芳没有想到中国共产党如此重视一个落魄香港的运动员，怀着感激之情来到了国家乒乓球队。在第二十四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男队获男子第三名，脐身世界前列，他是主力队员之一。1958年以后，他担任中国男子乒乓球队主教练，探索出了一条近台快攻的路子，培养出了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等一批世界级名将。他多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有人认为其历史复杂，不应考虑。1965年，第二十六届世乒赛上，他带领中国男子乒乓球队一举夺得了世界冠军，中国队的名字有史以来第一次刻在思韦斯林杯上。傅其芳立下了功勋，但入党问题却仍然得不到解决。
贺龙恼怒了。早在1963年，他就建议乒乓球队党支部考虑傅其芳的入党问题，为什么这样长的时间不让这样的好同志入党呢？他站出来干预了。
荣高棠回忆说：“在一次会上，贺龙同志很严肃地批评我们，对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不够关心。他说：‘看人不能看死，要看他的发展，看他的进步。说博其芳历史复杂，还能比我复杂？旧社会过来的人，历史总是复杂一点。我们要看现实的政治表现。十几年的培养教育，多次立功受奖，又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样的同志应当吸收到党内来。’贺龙同志还讲了周恩来同他介绍著名京剧演员程砚秋同志入党的事。说：‘你们不介绍，我同荣高棠介绍！’”
在贺龙亲自过问下，傅其芳终于实现了多年来的夙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贺龙也为他而高兴。不幸的是，十年动乱，贺龙遭诬陷后，傅其芳也被扣上一个“特嫌”的帽子，同贺龙一样，被迫害致死了。这是多么的不公啊！
贺龙的不拘一格，广揽人才，团结了一大批国内的体育专家、优秀运动员，吸引了海外赤子纷纷归来。许多世界级运动员都是在贺龙主持体委时期回国效力的，例如，著名的羽毛球运动员王文教、林丰玉、陈福寿、方凯祥、汤仙虎、侯加昌、陈玉娘、梁小牧；我国第一位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等等。我们说，正因为我们的元帅有如此宏大的气魄、非同寻常的胆识，才使新中国的体育队伍蒸蒸日上，人才辈出。这么说，大概是不算过分的。
现在的北京体育学院，闻名遐迩；各省市和解放军也都有自己的体育院校，业余体校更是星罗棋布。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体育教育体系。你知道吗？新中国体育教育的开拓者是谁？
是我们的元帅贺龙。
他出任国家体委主任不久，便开始筹划建立一座培养体育人才的最高学府。他向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习仲勋要一名院长，来主持筹建体育学院。
习仲勋两手一摊，说：“老总，我这里可没有搞体育教育的合适人选，还是你自己想办法去找吧。只要在我管辖范围内，给你大开绿灯。”
自己找？找谁？他反反复复在自己的记忆库中搜索，终于，目标定在四川省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年方四十岁的钟师统身上。钟师统在战争年代就搞教育，在这方面有一定的经验，特别在打开局面的头几脚上。贺龙了解他，是个合适的人选。他来到了重庆，得知钟师统正在昆明疗养。他可不管这些，马上打了个电报，让他速回重庆。
钟师统不知其详，但军令如山，星夜赶回了重庆。
一见面，贺龙便问：“钟师统，身体养好了吗？能工作啦？”
钟师统说：“好多了，正准备回来上班。”
贺龙点点头，说：“现在，中央让我搞体育。要搞，先要抓培养干部。中央体委党组已决定在北京办一个体育学院。你办学校有经验，这个院长你去当吧！”
搞体育？钟师统从来没有想过，也不太愿意，便说：“贸总，我不熟体育，搞工业倒可以。”
“搞工业？”贺龙笑了，用手中的烟斗指着他说：“你这身体，瘦骨磷峋，受不了的。我看，你搞体育教育合适。”
“我不懂体育，怕搞不了呀！”
贺龙瞥了他一眼，说：“钟师统，你是看不上这个院长吧？你不要小看了这个院长。当院长可是了不起的。鼎鼎大名的刘伯承不就是从我们这儿到南京当了军事学院的院长吗？”
“贺总，我不是看不起院长，主要是我不懂体育。”钟师统反复强调他的理由。
“我还不跟你一样？不懂体育，不是也当起体委主任来了？”
钟师统无话可说了，只得表态：“老总，我看由你亲自任这个院长，我去做具体工作。”
“你这个钟师统真罗嗦。那是战争年代，我兼校长。现在情况不同了，用不着那样。你就放心大胆去干。要什么帮手，提出来，我给你调嘛！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
一锤定音，钟师统来到北京。
1953年11月1日，北京先农坛体育场门口挂起了一块引人注目的牌子：“中央体育学院”。体育场的看台底下当师生的宿舍，搭几个棚子便是教室。新中国的第一所体育学院就这样诞生了。现在听起来，有点好笑，在体育场里办大学？目前在体育学院里读书的学子们，大概没有几个人知道，可这的确是事实。很久以后，贺龙才在北京市政府协助下，在圆明园遗址北面为体育学院选定了新址。
这位老总管起事来特别具体，也许是考虑到创业的艰辛吧？他从体育学院的基本建设、办校方针、学制安排、课程设置到学生生活都—一过问。一张体育学院基本建设的设计蓝图，他先后审查过好几次。他说：“体育是一门科学，体育学院应该担负起这个任务。要在战术、技术、解剖和体育理论诸方面都搞出一套东西来，为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和训练水平而服务。”“中央体育学院是我国体育界的最高学府。在学术上要有我们自己的教授，要力争成为世界上一个有权威的体育中心。”他认为，体育学院应有两种教育形式。他说：“体育院校，一种是长期的，培养师资；一种办短期轮训班，包括训练干部、教练员、运动员。”而中央体育学院，他认为重点是培养高级体育人才，他说：“中央体育学院要培养出高质量的体育专业人才，要出运动健将。”这些，就是这位老帅从我国当时的情况出发，提出的关于体育教育的一些方针性的意见。这给初期的体育教育的建立和发展规划了一个明确的方向。
贺龙为中央体育学院向北京市要的土地面积是六十公顷。在他亲自审批的建设规划中，有教学楼、实验室、八座室内体育馆和各类运动场，建筑面积达九万平方米，这在当时，可以说是设施比较齐全的了。这所高等学府在先农坛体育场开学时，只有教师十四名，学生五十一人，然而，仅仅六年以后，到1959年，教师队伍已经是三百三十六名，学生增加到了二千六百四十四人，成了名符其实的一个堂堂的高等学府了。
在此基础上，贺龙又组建了北京体育科学研究所，亲自批准他们组成考察组，赴苏联考察。
贺龙在国家体委党组会上强调说：“体育科研所也要加强一下，给他们出些题目，让他们去研究。”这位老帅竞亲自出起研究课题来了。1962年，他向体育科学研究所提出：“钉子鞋、乒乓球权，就值得研究。”
科研所真的接受了这个课题，连续研制了四批多种类型乒乓球扳，十五种胶皮，七种海棉护品。通过试验、数据分析，找到了适合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使用的乒乓球拍，称雄在世界乒坛。
体育也是个系统工程，体育场馆就是其中的一项。
当时的北京，除了一座1937年建造、设施十分落后的先农坛体育场外，其他什么场馆都没有。偌大的北京城，甚至连一座带看台、有灯光设备、规模大一点的篮球场也难找到。这怎么能适应体育运动的发展呢？体委的领导者十分着急，决定在北京修建一座设施比较齐全、比较先进的体育馆。
荣高棠、黄中跑遍了北京，在天坛东侧的太阳宫附近找到了一块面积适合的地皮。他俩高兴地向贺龙汇报说：“老总，地皮找到了，但我们体委没有施工力量，也不懂建筑，怎么办？”
贺龙(口卸)着烟斗微微一笑，说：“这事我来想办法。”
在他的记忆库里此时出现了一个名字：万里。这个万里，担任过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组织过重庆市的城市建设，现在是北京市的副市长。找他不正合适吗？
他把电话打到了市政府。办公室的同志说，万里副市长不在市里，出差去了。
贺龙问明地点，随手挂了一个长途电话。
第二天，万里返回了北京，马上去找荣高棠。
荣高棠见他这么快就回来，有些诧异，问道：“你不是出差了吗？怎么提前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