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
“先不用汇报了。我们到处走走再说。”贺龙让他放下文件夹。随即抬头看了看办公室里的屋顶，又看看墙壁、窗户。这里的墙壁还没有来得及抹灰，露着粗粗的墙缝。贺龙随手用手杖轻轻捅了捅，不料，一块墙砖竟被他捅出了墙外。墙上顿时出现了一个洞。
“嗯，怎么搞的嘛？”贺龙感到惊奇。
厂里的工程师回答说：“这是建厂时，为了“多快好省’，用空心砖砌的空心墙，又没有填满土，砂灰粘接又不牢，所以……”
“四川素称天府之国，穷得连砖都没有了吗？”贺龙生气地打断了工程师的话。“这么简陋的房屋，我看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
这话分量不轻。也许凝聚着这几年来他心中的一些郁闷，借此排遣耳。
他又在屋子里转了一圈，指着刘亚楼说：“你是空军司令官，是使用飞机的。你也到外国考察过，人家的飞机制造厂是这个样子吗？”
刘亚楼苦笑了一声，没有回答。
聂荣臻说：“别说飞机制造厂，就是玩具厂也不应该这样的吧？”
贺龙用手杖指着桌上那叠材料，对党委书记说：“你拿的那么多材料，是不是想说建成了多少面积，速度如何？”
元帅竟然如此毫不留情。
党委书记既紧张又害怕，呐呐地说：“我们厂是大跃进中建设的。为了省钱，一个钱顶两个钱用，还要求一年建成，第二年国庆节飞机上天……”
“我们就是来看你们去年上天的飞机的。”贺龙尖刻地打断了他的话。“是好是差，眼见为实啊！”
往常，贺龙很少打断别人的话，这次毫不客气地连续打断人家说话，看起来，心里的气真不小。
聂荣臻看到屋里空气有些紧张，就说：“贺总，去看看别的地方吧！”
他们走进了总装配车间。这个厂房，无论从设计还是施工的角度来看，都是不合格的。跨度三十多米的厂房，立柱和横梁却细得可怜。一眼望去，真有点发发可危之感。
贺龙盯住了这横梁和立柱。他用手杖敲敲柱子说：“这么大跨度，柱子和横梁又这么细，会不会垮下来？”
聂荣臻打趣地说：“贺总，可别把我们几个理在里面咏！”
贺龙笑了起来，指着罗瑞卿说：“聂总，你不用怕嘛，罗长子会代我们撑一撑的。”
罗瑞卿说：“贺总，你看我同那根柱子一样细，靠不住的。”
大家一阵哄笑。笑声中却有着一种苦涩和酸楚。
总工程师说：“设计人员说，有安全系数，能不能垮，现在还难说，但实际上必须加固。”
“你能保证不垮吗？”贺龙毫不放松，追问道。
“他是工程师，是管生产的，不管基建。”厂党委书记给尴尬地站在那里的总工程师解围说。
“那好。”贺龙转换了话题说：“你既然管生产，我就问你，这样的厂房能生产飞机吗？”
“不能。在建厂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也有过不少争论，我们也提出过意见，但没有采纳。”这大概是这位总工程师建厂以来第一次在上级领导面前说了实话。能在两位元帅面前诉述自己的意见，他心里感到非常痛快。
“上级，哪个上级？”贺龙问道。
“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管理局和基本建设设计院，都是我们的上级。”总工程师回答说，看来，他没有顾虑了。
“你们向中央反映过没有？建筑质量这么差。你们有意见，上级不采纳，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可以向中央反映嘛。”贺龙说。
“没有。”党委书记回答说。他心里想一我们敢吗？反映了，怕早就被打成“右倾”，被拔“白旗”了。
贺龙说：“建设国防工厂，要保证工程质量，这是百年大计啊！你们厂搞成这个样子，不能生产，这怎么行？你们马上整理个材料，我离开成都时带走，拿着‘通天’去。”他用手杖朝天空指了指说。
“这回要说实话，不要说瞎话嫩！”聂荣臻对党委书记嘱咐说。
书记点点头。他心里很高兴，能由元帅们去“通天”，他们厂就有救了。
贺龙问道：“你们去年上天的飞机在哪里？我们去看看。”
“新飞机？连影子还没有呢！”工程师回答。他心里的气也不少。
“吹牛皮嘛？”罗瑞卿说：“两位老总，我们走吧，没得什么可看了呀！”
贺龙脸色铁青，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什么也没有说，拄着拐杖，走出了厂房。他心里可不是滋味。这叫什么“多快好省”？叫什么“大跃进”？还不是骗人骗自己吗？国防工业要是都是这样，那还得了啊！
这一夜，贺龙没有睡好。他叼着烟斗，坐在沙发里，深思着，一动也不动。
在北京，对于“大跃进”、“多快好省”，他也是举手赞成的。准不希望早点建成社会主义呢？谁不希望使自己的祖国快点强大呢？可是，眼前的现实，是他不愿意接受的。但事实总归是事实，他能不接受吗？他主管的国防工业，如果都这样，那可怎么办？从一滴水看一个大海，他已经大体推测到，国防工业总的情况是不会太好的，但他还希望能出现一些奇迹。
他拿起电话，拨通了聂荣臻和罗瑞卿的房间，同他们约定，明天去视察成都航空发动机厂。
进了厂，他们不再进办公室，径直朝车间走去。
这个厂的党委书记，对于工厂的设计和基建本来就有气，又无处可以申诉。听说两位元帅要来厂视察，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通天”的好机会，准备一吐为快。他快步赶上两位元帅，边走边汇报。他说：
“这个厂是在1958年10月18日破土动工的。上级提的口号是‘一个钱顶两个用’‘一百天建成工厂’，全面铺开，快速施工，就地取材，因陋就简。要求边施工，边试制，边生产。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十七个月，但主厂房仅仅建成了外壳，内部设备还没有安装，辅助系统也只有工具、木工两个车间投产。”
贺龙、聂荣臻、罗瑞卿都放慢了脚步，认真地听着。
党委书记说：“我们觉得所有厂房设计标准过低，屋架跨度太大，但横梁小，立柱断面细，承受重量过大。厂房全部采用木屋面、木望板、木檩条、木框天窗和木制侧窗，就连铸、锻和热处理高温车间也是木结构的。这很不保险，随时都有失火的危险。车间地坪过薄，而且把原设计的水泥地面改为沥青的。机器一动，地面就震动、下陷，不可能保证加工精度。因为存在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到现在已经不是‘三边’，而是‘六边’了。”
聂荣臻问道：“什么‘六边’？”
“边施工，边反工；边开工，边停工；边建设，边加固。”
贺龙摇摇头说：“还是到车间去看看吧！”
他们来到了三号车间，看见一扇大型水平折页玻璃窗敞开着。贺龙便问：
“天气还凉呢，为什么不关上？”
他走过去，用手杖往上轻轻推去，想把窗户关上。不料，一块近一平方米的玻璃劈头掉落下来，贺龙急忙后退几步，那块玻璃在他脚前摔得粉碎。震耳的响声，吓坏了党委书记和在场的人。我的妈，要是把贺老总砸伤了，怎么得了。
贺龙震怒了，他吼道：“这么搭浆，怎么行呢？这样的厂房还能生产发动机？开玩笑！工人的安全能有保证吗？”
无人回答，一片沉默。
聂荣臻说：“你们要认真检查一下，别再出事了。走吧，贺总，不用再看了。到办公室听他们说说吧。”
进了会议室。贺龙怒气仍未消散。他不停地用手杖戳着地板，大声说：“建厂的钱，是六亿人民勒紧裤带省下来的。把工厂建得这么糟，简直是犯罪行为！设备还没有搬进来，房子到快塌了。你们对得起老百姓吗？有人说，你们厂在搞多快好省，我看是少慢差费。”
聂荣臻说：“是糊弄人！”
厂长呐呐地说：“我们提出过这样盖厂房不行，但胳膊扭不过大腿，争不赢呀！”
“你们为什么不坚持原则？”聂荣臻问道。
“你们为什么不直接向中央报告？”贺龙也问道。
“我们向主管部门汇报过，但只同意我们维修，不批准我们重建。他们说，如果重建，就是否定大跃进的成果，其实，维修比重建还费钱。”党委书记说。
“乱弹琴！”贺龙骂了一句，不知是指“大跃进”，还是指讲这话的人。他说：“你们写个报告，什么时候向谁汇报过，都给我写清楚。我是倾向推倒重来的。我回北京请建委派专家来，在技术上再作一次检查。谁不推，最后由技术部门确定。”
这次成都之行，对贺龙的思想震动很大。他不仅了解了让他主管的国防工业形势的严峻，而且，切身感受到了“大跃进”带来的严重的后遗症，对这场“左”倾运动有了感性认识。“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发动的，他似乎不便多言，言必有失啊！但国防工业的后遗症，又必须处理，怎么办呢？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他反复地思考着。
3月25日，贺龙、聂荣臻、罗瑞卿他们回到了北京。
第二天，贺龙便匆匆地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他需要找周恩来，听取他的意见。
他们两人从下午一直谈到了入夜时分。这次谈话，因没有收集到资料，笔者不能妄加猜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谈话一定是推心置腹的。周恩来日理万机，时间宝贵，能同贺龙谈这么长的时间，一定给贺龙面授了什么机宜，出了什么处理这一问题的“点子”，所以，贺龙从中南海回到家，马上给副总理李富春挂了电话。他们又在电话里交谈了一段时间。放下电话，贺龙便亲笔写了一封信，附上成都两个飞机工厂的调查资料，派人急送给了李富春。这一系列的活动，无疑是同周恩来交谈的结果。
4月以后，李富春派出一个由国家计委和第一机械工业部组成的联合检查组，赴成都调查。二个月后，检查组写出了《关于成都两厂质量问题的检查报告》。
贺龙迅速将它呈送给了中共中央，得到的批复是：“成都两厂工程质量问题的性质是严重的，必须从中吸取教训”，机械工业部应“进行一次全面的工程质量检查，凡质量不好的，影响安全和生产的工程，从速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这个批示，对成都两厂的处理并未明确的办法，但肯定了“性质是严重的。”贺龙抓住这一点，请罗瑞卿亲自去成都，对两厂返修重建。
罗瑞卿是支持贺龙的做法的。他去了成都，对两个工厂进行返修重建。在整个返修的几年里，他每年都要去成都督促检查。这样，这两个工厂的基建和生产才走上了正规。
这不是对“大跃进”的否定吗？贺龙可没有这么说。他只是从质量和安全的角度提出工程存在的问题。在他看来，只要有实际成果，管他有什么别的呢！
这年IO月，贺龙、罗瑞卿率领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到朝鲜访问。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这次访问期间，要送给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一架中国制造的飞机，作为此次访问的礼北然而，飞机并没有送到。中央对我国的国防工业估计太高了。他们相信了下面那些虚假的报告。浮夸风、弄虚作假，是“大跃K”的产物。“大跃进”的创导者，被“大跃进”欺骗了。这也是一种讽刺。
送飞机的话已经说出去了，却不能兑现。我们的元帅和大将脸上无光，处境尴尬。他们十分生气。在从朝鲜归国的火车上。罗瑞卿对贺龙说：
“贺总，该给朝鲜的飞机我们没有给，这影响我们的国际信誉呀！已经告诉人家了啊！”
贺龙沉吟道：“总理亲口答应送给胡志明的一架直升飞机，工厂电交不了帐。这次又是一回。人家对我们那么友好，我们答应纪人家的东西，到时候却拿不出来，很难堪呀！”
罗瑞卿建议说：“老总，我们不回北京，先到哈尔滨和沈阳的Q机厂去看看，摸摸是怎么回事。”
贺龙是国防工委的主任，答应交付的飞机交不出来，他脸上实在不好看。他正想探察一下此事的究竟，因此，马上表态说：“好，一块去看看。”
军事代表团到延吉后，贺龙让这趟列车取道哈（尔滨）图（门江）线直驰哈尔滨。他把代表团的成员，那些上将、中将们都拉到哈尔滨。谁都知道，这几天，这位元帅为飞机的事心情不好，所以，谁也没敢说什么，只得跟着走。
14日上午，贺龙、罗瑞卿带着六位上将和中将，浩浩荡荡来到了哈尔滨飞机发动机制造厂。
这个工厂早一天得到了消息，连夜作了准备：弄好了一本厚厚的汇报稿，布置了一个小型实物展览室，当然，丰盛的午餐更是不会遗忘的。尽管正处在困难年月，也要尽力而为之。这是下面应付上级检查团、考察团常用的办法，而且特别有效。因此，时至今日，此种方法仍很盛行。
工厂党委书记作了精心的布置，自以为万无一失。
贺龙一行来到展览室。他一眼就看见了入口处挂着的一张醒目的红底白字的“前言”。他站在那儿认真地看了一会，微微地摇了摇头，一句话也没有说，一屁股坐在沙发里。
党委书记拿起汇报稿念起来：“这个工厂是从1948年开始恢复建设的……”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我来过这里。”贺龙突然打断了他的话。他对这种教条模式的汇报很为反感，可是，这位书记没有理解，不知所措地停了一下，又照常念起来：“开始是修理，后来搞制造……”
“你别念了。讲讲目前产品的质量情况吧。”这一回，元帅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对方的汇报，并且出了题目，要他就题作文。这一下，使那些在场的领导心里发了毛。
书记吞吞吐吐地说：“产品质量，我，我还……说不清楚。”
贺龙毫不放松，又问：“这几年来，你们厂交付了多少台合格的发动机？”
书记哑口无言，难以对答。
厂里另一位干部回答说：“三年来，还没有交付过一台合格的发动机。”
“为什么？”贺龙步步紧逼。
没有一个人回答。他们怎么回答？“大跃进”的遗风尚残留在他们的心上哩！
贺龙站起来，看来有些激动，他说：“三年了，投入那么多材料，合格的发动机还造不出来！你们知道制造发动机的材料是哪里来的吗？这是全国人民省吃俭用、节约外汇买来的，被你们白白地糟蹋了。要是人民知道你们这样干下去，是不会饶恕你们的。帝国主义封锁仇视我们，苏联撤销合同卡我们，都是看我们落后，欺负我们，你们还不争口气，一旦发生战争，怎么办？”他说着，用手杖“咚咚”地戳着地板。
这一下，小小的展览室里，气氛相当紧张。厂里的领导们一个个低着头，一声不吭。贺龙可不管那些，他要从这里向浮夸风。弄虚作假开刀，他走到挂着“前言”的地方，用手杖指着，对书记说：
“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对我们也不讲实话。明明三年没有出过一台合格的发动机。这上面却写上‘胜利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完成在哪里？你拿两台发动机出来！这套做法不就是浮夸吗？”
罗瑞卿说：“贺总批评得很对呀！你们没有造出发动机，就说造不出来的原因。为什么要那样呢？请你们好好想一想。”他是在缓和室内的紧张空气。
“行了，什么也不用看了，走吧！”贺龙说完，拄着拐杖走出了展室。将军们鱼贯而出。
在路上，贺龙对一直低头不语的党委书记说：“你当党委书记几年了？”
“六年多了。”
“当了六年多党委书记，讲不出生产和质量情况。你这是既不红，又不专啊！要好好学习哟，先去掉那种浮夸作风。”贺龙对他语重心长。
书记一个劲地点头，愧疚地说：“我马上把前言撤下来。”
“先不要撤。”贺龙用手杖指指工厂大门说：“要有勇气把这个愉言’放在工厂大门口‘示众’三天，让职工0请看。”
下午，他和罗瑞卿决定去飞机制造厂。贺龙打电话给省委，请他们把哈尔滨几家工厂的厂长、党委书记都召集到那里去，他要开个会。
贺龙带着将军们先来到飞机制造厂的总装车间。看见工人们正在检修飞机，便问厂领导说：
“你们制造的飞机交付情况怎么样？”
“几年来还没有交付一架合格的飞机呢！”党委书记回答说。他大概已经听到了这位元帅视察发动机厂的事情了，不敢再说瞎话了。
听他这么一讲，贺龙哪里也不想看了，径直来到厂部会议室。哈尔滨各家军工厂的头头都在这里等候呢！
贺龙对他们说：“今天召集大家来，主要是谈军工产品质量问题。先请你们飞机制造厂来谈谈。”
驻飞机制造厂的军代表发言说：“这个厂制造的一架直升飞机，原来是准备送给胡志明主席的，但运到南宁以后，因为质量有问题，没有送出去。飞机上的零件还全部是进口的呢！”
这就是周恩来亲回答应胡志明要送给他的那一架飞机，贺龙是知道的，可他不知道零件全部是苏联产品。我们对人家说的是全部由中国制造的，怎么用了苏联的所有零件呢？这不是弄虚作假到外国去了吗？他心头的火按捺不住了，严肃地说：
“你们装的什么人的零件？又去送给谁？你们也不看着对象？这种没有志气的做法，怎么也说不过去。找们有义务支援兄弟国家，但要用力所能及的东西去支援，要实事求是，不能搞欺骗。全部苏联零件，还说中国制造，这太没出息了。这种直升飞机是比较落后的。你们试制了三年，交付了几架呀？”
“还没有交付过一架合格飞机！”厂长回答。
贺龙指着会议室墙上挂的领袖象说：“你们要为毛主席、少奇同志想想，要为周总理、小平同志想想，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国防想想。你们对得起谁？你们建一个大厂，国家花了这么多钱，可你们几年出不来合格的飞机，还这样心安理得，弄虚作假？”
他看看发动机厂的党委书记，接着说：“你们那个厂还在‘前言’里写上‘胜利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三年没有出合格的发动机，给谁完成了任务？现在看来，国防工业靠修修补补不行了，必须下决心同过去那一套一刀两断，要采取个彻底的办法，重新来过。”
贺龙没有明确解释什么是“一刀两断”，怎样“重新来过”。但明眼人都知道，这些工厂的“过去那一套”是什么；不就是“大跃进”那一套冒进浮夸的做法吗？贺龙要他们“一刀两断”的。首来，正是“大跃进”的种种弊端。
11月28日，贺龙和将军们又来到了沈阳飞机制造厂。这是一家制造歼击机的工厂。
他们走进了这个厂的总装车间，望着一排排飞机，贺龙问工人师傅说：
“这些飞机的质量怎么样？”工人回答说“修来修去，还是出不了厂。”
贺龙一抬头，看见车间黑板上写着“质量第一”四个字，不过，看得出来是刚刚写上去的；墙上也贴着这样一条标语。他用手摸了摸，浆糊还没有干。他微微一笑，心想，这是做给我们看的。造的飞机出不了厂，还讲什么“质量第一”？
他转身问这个厂的总工程师说：“飞机质量究竟怎么样？问题在哪里？”
总工程师说：“飞机的抖动问题没有解决，出不了厂。”
贺龙叹了口气，带着将军们来到这个厂的停机坪。这里停放着两排银白色的米格19歼击机，可是，每架飞机都有故障，不能出厂，所以，工人们戏称这里是“养鸡（机）场”。
望着这个“养鸡场”，贺龙非常难过，十分感慨。
他对厂长说：“质量问题，5月份，军委作过决定；9月份，国防工业电话会议上，我又直接给你们作了传达。三番五次讲质量，按理说大家应该执行了。可是，你们看，这么多飞机摆着出不了厂，但你们还在投料，还在追求产值。六亿人民克服困难，不吃肉，不吃鸡，换回来的材料，被你们做成超差产品，你们怎么对得起全国人民？”
驻厂军代表插话说：“上次空军接收的飞机，是一架不合格的。”
“阿？”贺龙吃了一惊，说：“上次听说那架飞机合格了。我在电话会议上说，要发电报表示祝贺，原来是架不合格的。我们受骗了。”
罗瑞卿站起身来，气愤地说：“你们敲锣打鼓喊着报捷，我们听了非常高兴。我想，苏联的那些专家撤走了，我们自己也可以造出飞机嘛！心里真高兴。我见了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见了元帅们，都报告了。大家都挺高兴，还给你们发了贺电。没料训，你们在搞假动作，假的，瞒上啊！”
弄虚作假，浮夸风是“大跃进”的遗风，必须铲除，这首先是思想领域的事。但是，这个厂还在投产这种不合格的飞机，这件事，怎么处理？难道还能让他们继续下去吗？他和罗瑞卿交换意见以后，果断地当场作出决定：“重新试制，不采取目前这种修修补补的改良办法。新旧之间必须一刀两断。正在生产的飞机，到此为止，不准再投料；新的试制，从设计图纸、工艺流程到每道工序都要重新来过，要严格把关，不得马虎。现存的生产出来的不合格的飞机，另外想办法补救。
11月23日，贺龙一行回到了北京。
这次东北之行，给贺龙的印象太深刻了。“大跃进”的遗风不铲除，人的思想不转变，飞机还是出不了厂，出了厂的，也是假的，不合格的。怎么办呢？在整个视察期间，他都在想这个问题。他的看法是，国防工业系统领导干部的思想，必须来一个根本的转变，从“大跃进”的遗风中跳出来。不走出这个怪圈，很难使国防工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他在离开东北前，在沈阳地区国防工厂负责人会议上说：“抓军工产品的质量，我们已经搞了整整一年了。但收效甚微，到头来飞机还是出不了厂。原因在什么地方？我看是我们领导干部的思想问题。这需要整顿一下。我回北京以后，准备召开一个大一点的会议，整顿一下领导干部的思想。”
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他又反复思考了这个问题，并同罗瑞卿交换了意见。他决定，在国防工业系统召开一个三级干部会议，整整风，来一次比较强烈的“冲击波”，促使国防工业系统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来个转变，重视产品质量，坚决打掉浮夸风和弄虚作假。
11月25日，贺龙便向中共中央的高层递上了一份进行质量整风的设想报告。
毛泽东点头同意了，并说：“帝国主义压迫我们，修正主义也欺负我们，我们要争口气呀！”
1960年11月30日到1960年1月7日，我们这位元帅主持召开了国防工业系统三级干部会议。贺龙在预备会议上，阐述了此次会议的目的。他说：
“当前，国防工业的军品质量问题很多，很严重。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是：以整顿军工产品质量为中心，整顿国防工业各级干部的思想和作风。”“摆事实，讲道理，把以前质量不好的情况都翻出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目的不是追究谁的个人责任，而是找出经验教训，改进今后的工作。”他在会上检讨说：“国防工业产品质量不好，已经受到了损失。这个损失由我向中央、军委去检讨，因为我是主管国防工业的，不要你们负责。”
但是，既然是思想整顿，整风形式，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会触及一些人，而且，我们党有个顽症，只要开展思想斗争，必然会出现过火、过头的现象。这次国防工业系统三级干部会议也一样，因此，也伤害了一些干部，招来了一些人的不满，直到今天，对于这次以整顿军工产品质量、整顿领导思想为目的的三级干部会议，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争论。这是我们这位元帅始料所不及的。
在东北视察时，贺龙曾愤慨地说：“我今年六十五岁了，我还要拚命干它几年，拚死了就算了。”
他出任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短短两年时间里，先后巡视了全国二十多个重点的国防工业企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国防工业中存在的问题，探讨解决的办法，特别是设法解决敏感的“大跃进”的遗风。由他主持起草的有关国防工业的文件就有三十余份。在国防工业战线上，我们的元帅实现了开始执掌这一工作时的诺言；“党要我管，我就要真管”，而且，确实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别的不说，“大跃进”遗留下来的那种浮夸、虚假风，到底被击退了，国防工业在产品质量上有了不小的进展。无庸讳言，这位元帅也逃脱不了那个时代的局限，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那个时代的大背景下，敢于和“大跃进”遗风奋战，已属难能可贵，气魄非凡了。
到了1961年11月，国务院成立了国防工业办公室以后，我们的元帅便退居二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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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林彪借口有病，四出休养。1963年9月，毛泽东指令
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从此，他的前途堪忧了
1959年9月，彭德怀罢官以后，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
对此，贺龙心里引起了波澜。
1954年9月，他担任了军委常委，开始参预军队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那时，在彭德怀主持下，他和徐向前负责各特种兵的工作。1956年又分工由他主管海军工作。工作起来心情舒畅，得。已应手。现在，彭老总下台了，林彪主管军委工作。他对林彪提出的那一套东西，虽然觉得有点儿哗众取宠，但是，牵涉毛泽东，何况，是对是错，他一时也说不清，所以，并未有什么明确的态度。但是，和林彪共事，从直觉上，总有一点子不安全感。然而，新军委成立之后，他是三位副主席之一，总应当做好自己应做的工作，为军队建设出力。因此，很想到部队里走走，调查研究一番。但是，不久，中央又任命化为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这一年．他为国防工业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抽不出时间下部队去，直到196O年底至1961年初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为了战胜全国性的严重经济困难，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出1961年要成为调查年，实事求是年，他才借此良机，实现了下部队调查的夙愿。
东交民巷八号，住着三位元帅：贺龙、陈毅、罗荣桓。陈毅当外交部长以后，迁入中南海。现在只有贺、罗两位元帅为邻。他们天天见面，一起散步。贺龙性格爽朗，为人坦荡；罗荣桓谨慎稳重，学者风度，两人交往甚密，也颇知心。罗荣桓元帅私下里一直戏称贺龙为“龙头大哥”。罗荣桓1956年底辞去总政治部主任，1960年再度复出以后，对部队情况感到有些生疏，尤其是在目前这样的经济困难岁月，指战员们的思想状况究竟如何，不知底细，所以，也很想到部队去亲自了解一番，于是，两人商定，结伴而行，顺京沪铁路南下。
2月4日，火车离开北京不久，贺龙敲开了罗荣桓所住的车厢门。
他是个不能忍耐寂寞的人，没有事，总想找人摆摆龙门阵。两人坐在沙发上，清茶一杯，无拘无束，信日谈来。说是“信口’，其实并非没有主题。他们谈的大都是关于此次南下调查研究的内容，自然而然地谈到了林彪提出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所谓“立竿见影”问题。
贺龙说，他觉得学习毛泽东著作不是什么都可以“‘立竿见影”的。例如，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一下子还学不懂，学不通，要反反复复地学，怎么能“立竿见影”呢？再如，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字数虽不多，却内容深奥，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长期实践的结晶，要掌握它、运用它，并非易事，很难“立竿见影”。他提出来向罗荣桓请教。
罗荣桓并不同意林彪的所谓“三十字方针”。不久前，他在总政治部召开的青年工作座谈会上，曾说：“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学习词句，还是学习立场、观点、方法，这是严肃的政治问题。”这次，他也没有正面回答贺龙的问题，他说：“还是应当学习立场、观点、方法。你们俩口子吵了架，有了矛盾，怎么到《毛选》中去找答案？”
贺龙点点头，赞同他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看来彼此观点一致。
车到浦口，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副政治委员肖望东过江来迎接两位元帅。那时，还没有长江大桥，火车要被一节一节地运上轮渡，摆渡时间很长，要一个多小时。利用这段时间，他们在轮渡上听取了许世友、肖望东的汇报。
许世友告诉两位元帅说：“现在部队干部每人每月只能吃到三十一斤粮，一天一斤，又没有肉吃，油水很少。团以下干部年纪轻，要带领部队爬山涉水，搞训练，体力已普遍下降。”
罗荣桓问道：“干部战士情绪怎么样？”
许世友说：“大家情绪到很好，没有听到什么怨言。”
“没有怨言？”贺龙不大相信。连肚子都吃不饱，情绪会很好？胡闹！许世友不敢说吧。其实，他在汇报中已经摆了部队面临的困难了。吃不饱，这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他吸了一口烟，说：“这个问题可要注意啊！军队是国家的命根子。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嘛！过去我们靠军队打天下，今天还要靠它来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干部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可不能把他们的身体搞垮了唤！”
罗荣桓不愧为总政治部主任，说起话来总带有概括性。他说：“贺老总说得对。你们反映了一个重要情况，这可能是一个全军带普遍性的问题，要很快解决。我们的干部是很好的。他们懂得体谅国家的困难，越是这样，我们做领导的越要关心他们。”
贺龙点点头，心里便挂念上了这个问题。一到南京，他便同罗荣桓专程到一个警卫部队的连队里去视察。他们跑伙房，下猪圈，走菜地，同干部、战士交谈，了解连队搞生产的情况。他们看到这个连队的伙食搞得不错，心里感到安慰许多。在连队，两位元帅同战士们谈起了那时的热门话题：学习毛泽东著作问题。
罗荣桓间连队干部说：“林副主席最近提出‘带着问题学’，你们怎么理解？”
指导员吞吞吐吐地说：“我们支委会开了几次会，但我们水平低，研究来研究去也不知道怎么学才能立竿见影。”
贺龙听了，挥挥手说：“上面是那么讲的，你们下面学习的时候，要灵活运周嘛！”
他想，“立竿见影”不是给下面出了难题吗？什么都要“见影”，怎么可能呢？所以，他强调了“灵活运用”。
罗荣桓却说得比较明白。罗帅说：“要认真学习，注意联系实际，领会精神实质。至于‘见影’不‘见影’，究竟何时‘见影’，那是学习以后的成效问题，先不要考虑。”
这两位元帅显然对林彪的那一套提出了挑战。
2月7日，两位元帅到上海的第二天，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方中锋，空军驻沪部队政委江腾蚊前来看望他们。
方中铎在汇报中说：有些战士的家乡遭了灾，乡亲们挨饿；有的社队干部作风不好。探家回来，有些怪话。有人就说这是反对“三面红旗”。他们把战士划为三类。这些战士被划为落后分子。
罗荣桓当即指出：“在战士中不能划类！把战士划为落后分子，没有好处嘛！副作用大。”’
贺龙站起来说：“对啊，可不能因为说了几句怪话，就说人家是落后分子。现在说几句，可能以后说得还要多些，因为现在才2月份。南方5月，小麦登场；北方到7月，小麦才登场，困难还在后头呢！”
罗荣桓说：“怪话说得多的，往往是阶级出身好的。他们没顾忌．敢说话．‘怪话’就可能多一点。有些中农出身的，比较谨慎‘河顾虑，往往不多说，不敢说，并不等于没有意见。不要因为战f：说些怪话就说是落后分子，不能随便戴帽子。”
“是啊，帽子可是不能随便戴的。”贺龙在室内踱了几步，坐下来说：“帽子大了不好，小了也不好，戴得不好就不舒服。我们不能太伤感情，要尊重战士的自尊心。一定要强调说服教育，不能压服。逼得太厉害了，就会铤而走险。”
罗荣桓说：“贺总说得对，要把战士当自己的亲兄弟，做到战士心里有话，都愿意向指导员说。如果战士有话，闷在心里，不敢或不愿同指导员讲、我们的工作就落后了。现在，国家还有困难，粮食不够吃，吃不到肉，菜也很少。战士们天天训练那样辛苦，做到这一点就不简单了，怎么还能喊他们是落后分子呢！”
后来，总政治部根据罗荣桓指示，向各单位打招呼说：在文件、报纸上，取消“落后分子”的称呼，必要时，可相对于“先进”，改用“后进”的提法。
方中铎汇报说，现在有些老百姓常来偷连队种的蔬菜，使连队头痛。
贺龙说：“你们可以学习北京军区一个部队的方法：同公社联系好，把老百姓找来，开了一个会，同他们讲清道理，以后他们就不来了。部队种的菜多，就应该主动送给老百姓一些。军民鱼水情。在困难时期，军队要想办法帮助老百姓。老百姓现在吃不饱，我们看着不管，就不能称得上人民的军队。过去打胜仗还不是靠老百姓帮助，现在军队节省一点，帮助老百姓是应该的。你们这些将校，不要做了官，住了大房子，就忘本。”
农历腊月二十八，两位元帅来到福州。除夕之夜，他们把福州军区领导请到宾馆，向他们祝贺春节，询问有关海防的情况。谈话中，一位领导干部反映，有的地方的党支部书记带领一百来人去抢粮。
贺龙听后说：“这是群众发动得不好，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嘛！这一百来人难道都是地富反坏？不会的。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群众发动得好，个把子坏人鼓动闹事，群众自己就会把他搞出来的。”
罗荣桓对此表示同意。他说：“抢粮事件的发生，恐怕主要是人民生活没有安排好。安排好了，坏分子煽动闹事就煽动不起来，所以，这几个月，安排好人民生活是件大事。”
两位元帅，身居高位，却时时惦记着人民群众，处理问题都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这真是难能可贵啊！
春节刚过，他们便深入莆田、泉州、厦门。对驻军进行视察，就保卫海边防、搞好民兵工作谈了许多极为中恳的意见。
此后，他们又去了赣、湘两省。
这次深入部队，历时一个半月。2月30日，返回了北京。贺龙深切感到，在这样天灾人祸严重的灾难性岁月，怎样才能保持部队的巩固，最重要的，是要踏踏实实做好思想工作。因为，部队生活困难，干部战士吃不饱，这是个现实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关键是做好深入细致具体的政治思想工作，决不能用“划类”、扣帽子这样的办法。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观察和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根本上提高干部战士的水平，而不是去搞追求轰轰烈烈的花架子。因此，这年10月，在看了福州军区政治委员刘培善的调查报告后，写信给他说；“我们的军队不同于任何其他军队，它不是靠强迫命令，而是靠政治工作。”“能不能把党的工作，特别是支部工作做好，是部队工作能否过硬的一个根本因素。”在这封信里，他没有象当时流行的一些文件那样，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活学活用”，而是只讲扎扎实实做好基层支部的工作。在那个年代，他这位军委副主席，大概也只能如此了。
1962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广州会议之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林彪便一直称病，不参加军委常委会议。讨论研究军队的一些重大问题时，他常常不出席。林彪为什么大权在握的时候称病不出，笔者没有确切的材料，其原委也不拟妄测。但是，从四年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便异乎寻常地活跃起来这一点来看，林彪此时称病不出，恐不在“病”耳。
林彪撂挑子以后，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落到了贺龙、聂荣臻两位元帅身上。
他们的处境是很尴尬的。军委日常工作不能停顿。他们也是军委副主席，有责任挑起这副担子来，保证军队工作的正常运转。但是，中央并没有赋予他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任务，因此，凡事经过军委常委讨论，作出了决定，还得向林彪报告。稍有不慎，便会产生某种介蒂。
1962年，中国正处于多事之秋。国内的经济困难尚未过去，党内“左”的指导思想，不仅未予扭转，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后，又有了新的发展；国际上，反华浪潮高涨；东南沿海地区局势紧张；中印边界发生武装冲突，等等。事情很多，很急，不能不予处理。在这段时间里，贺龙、聂荣臻主持了几次军委常委会议，正确处理了东南沿海紧急战备中的若干问题；根据中共中央的意图，巧妙地处理了中印边界冲突中的军事和政治问题。每走一步，他们除了请示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以外，同时也向在外地“疗养”的林彪报告。林彪常常是既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弄不清他的想法。好在有毛泽东的批示，可以作为他们决策的依据，才使军队的各项工作能够顺利的进行。
1963年5月初，叶群根据林彪的意见，突然从外地给军委办公厅打电话，说：“林彪同志身体还是不好，现在主要是养病，不能过多地考虑工作，请军委办公会议和总部的同志不要等他的指示，具体工作由第一线的同志和办公会议处理，大一点的问题请个委常委处理，重大问题，直接请主席、中央决定。”
就这样，林彪自己放弃了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
1963年9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有关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若干问题。据参加会议的中共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说：“会议到最后，毛主席提出，林彪的身体不好，实际上主持不了军委日常工作，建议由贺龙同志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同意。”
这样，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责任落到了贺龙身上。
但是，这给贺龙带来的，并非喜讯，而是恶兆。林彪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指派贺龙接替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样一来，不是等于将自己排除在军委之外了吗？贺龙不是夺了他的权了吗？他当然不会默不作声的。于是，贺龙的前途堪忧了。
贺龙似乎并没有想到这一层，善良的人是不会想到这些的。他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以后，同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密切协同，到1965年底，军委常委作出了一系列有关军队建设的重要决定。例如，关于国防工业建设规划，关于国防科研机构的建设，关于设防问题，关于加强边防建设问题，关于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和普及“尖子”经验，关于加强民兵建设以及各大军区、军兵种和国防工业、国防科委等部门领导干部的调整等等。这些都是在没有林彪参预下形成的，林彪怎能不耿耿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