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12月下旬，叶剑英元帅到南京军区参加了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现场会，认为很好，于是，给中央军委写了个报告，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贺龙积极支持叶帅的建议，请罗瑞卿呈送毛泽东。
毛泽东对这个报告看得很仔细，在一些他感兴趣的地方都划上了红杠，肯定了叶帅的意见。
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向全军转发了叶剑英的报告。很快，在全军掀起了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运动。
5月的羊城，春意盎然、百花盛开。贺龙、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四位元帅在广州珠江宾馆接见广州军区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评比现场会评选出来的先进代表。
贺龙在会上说：“兵是练出来的，就是过去战争时期，也很重视练兵。如果一百发子弹给一个新兵，就得用五十发训练他打棍，表面上看，这样划不来，用一百发子弹打敌人不是更好吗？可是，没有经过训练的战士，一百发子弹不一定能打中一个敌人，相反，一个经过训练的战士，五十发子弹可能消灭五十个敌人。”
聂荣臻说：“近战，是我们的光荣传统，一定不能忘掉。”
徐向前说：“部队一定要坚持在复杂条件下的训练，做到在任何情况下，都发挥威力。”
罗瑞卿问一个炮兵班长袁春阳说：“表演时，为什么最后一发没有命中？”
“炮筒打热了，影响命中率。”战士回答说。
“恐怕是有点子紧张吧？”贺龙笑着说，引起了一片欢笑声。“办什么事都要思想领先。我们的政治工作一定要做到训练中去，做到每个战士身上去。如果，元帅们、将军们来看就影响命中率，打起仗来怎么办呀？”
“我们不怕敌人。”战士坚定地回答。
贺龙赞许说：“好啊，脑子里经常装个敌人，任谁来了，心里也不紧张，也不影响成绩。”
对于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在全军普及练兵“尖子”的经验，贺龙充满了热情。1964年这一年，在这个问题上，他花费了相当的精力。他把北京军区作为自己抓好这项工作的一个“点”，先后七次到军区部队看训练，看表演，作指示，进行视察。他还去海军、空军、炮兵、工兵等部队观看“尖子”表演，发表了一系列指导性的意见。风尘仆仆。
4月初，北京军区召开军训工作会议。会议期间，组织了几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尖子”分队进行表演。贺龙在看了北京军区某师七连七班的单兵冲击表演后，对在场的军区领导说：
“单兵、班、排、连、营都要这样练。鄙队平时不打仗，要练好兵才有战斗力。”
他尤其欣赏七班长徐国栋的带兵方法。这位班长善于用启发诱导的方法，会讲、会做、会教、会做思想工作。贺龙赞赏地说：
“每个班长、排长、连长和指导员都要这样作。要学会这种方法，都懂得五大技术。这样练出来的兵，打仗就有把握了。”
他对陪同来的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滕海清说：“配好领导班子很重要，要把连、营、团的班子都配好。”
看了七班的徒手格斗，他高兴地同全班战士—一握手，对他们说：“你们是北京军区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标兵，但是，要不骄不躁，回去继续好好练，还要提高一步。部队是个革命大学校，每个战士都要好好学习。”
表演完毕，郑维山请他给干部们讲几句话。贺龙对在场观看表演的军、师、团领导干部说：“各部队一定要认真推广‘郭兴福教学法’。他们是一些‘尖子’，要把这些‘尖子’的经验，普及到全军去。应该把我们每个战士都练成这个样子，全解放军都练成这个样子，人人过硬，就能大大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就能打胜仗。”他强调说：“搞好部队训练，先要抓好干部训练。干部训练不好，战士就训练不好。”
看了北京军区训练标兵的表演，贺龙十分振奋。他觉得应当想个办法进一步推动全军的练兵热潮，可以考虑用这种表演的方法。
4月，经过军委办公会议的讨论，中央军委决定，在全军进行一次军事训练的“比武”，并成立了全军的军训比武筹备委员会，由总参谋部主管军事训练的副总长张宗逊负责。
贺龙则深入到北京军区去亲自抓“点”。他两次来到北京军区训练现场会，检查他们的训练情况和选拔参加全军“比武”代表的情况。他不顾六十八岁的高龄，看完白天的比赛科目，接着看夜间比赛科目，真是不辞辛劳。
在北京军区新河靶场，他强调说：“训练为了打仗，所以训练首先是个政治问题，不仅军训部门要抓，作战部门、通讯部门也要抓；不仅司令部门要抓，政治部门、后勤部门也要抓，都要了解部队的训练情况。只有这样，全军的训练才能搞好，所以，这种表演，要把作战部门的同志请来看看。作战部门不知道部队训练情况，怎么指挥打仗？总政、总后的同志也要看看，因为这不单纯是个训练问题，还是一个很大的政治思想工作问题。你们说是这样的吗？”
他对军区司令员杨勇、副政委张南生说：“摆在你们军区、军、师、团看级司政后机关面前的是要研究怎样普及的问题。一方面推广‘郭兴福教学法’，一方面找出你们自己的郭兴福，把你们自己的东西总结出来。”
我们的元帅把军事训练说成“首先是政治问题”，要把全军各部门都动员到军事训练中来，这不是在同林彪的“突出政治”相对抗吗？贺龙元帅没有去想这些，依然积极地在推动全军的练兵热潮。他在新河靶场看了两个排的对抗项目：炮兵对固定和运动目标白天和夜间射击以后，又作了不少具体指示。几天以后，他又赶到了天津杨村，在这里，观看了白天和晚上的十二个项目。每个分队的表演，都使他十分兴奋，颇为满意。
回到北京，他感到需要向上头“造造舆论”了。解放军的军事训练搞得如此热火朝天，中央领导者还不知其详，那怎么行呢？
他去找罗瑞卿商量，说：“长子，我们是不是向中央报告一下？”
罗瑞卿想了想说：“对，老总，我也这么想。请他们去看看表演？”
“这个办法好。我先去踉总理吹吹风。”贺龙觉得罗瑞卿的想法太好了。
贺龙来到西花厅，向周恩来报告了部队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和全军准备进行“尖子”分队表演的情况和打算，并提议中央领导有空可以去看看表演。
周恩来听了很高兴，接受了贺龙建议。
5月ZO日，周恩来、彭真、陈毅由贺龙、罗瑞卿和杨勇陪同，来到了天津杨村，观看北京军区“尖子”分队表演。
白天，周恩来他们观看了步兵轻武器射击、打坦克、汽车过钢轨桥、侦察兵搜索、攀登等八个项目的表演。
周恩来看得很高兴，不时地鼓掌说：“好极了，了不起，个个过硬。”
白天的表演结束了。周恩来他们舍不得离去，还要观看夜间项目。夜里，天下起了小雨，周恩来、彭真、陈毅冒雨观看，兴致不减。
表演结束，周恩来对杨勇说：“你们的表演很好。我看了很高兴，练兵就要这样的练法。”
“总理，现在表演的都是‘尖子’，以后主要是普及推广的问题。”杨勇说。
周恩来一边点头，一边说：“把兵练成这个样子，把民兵也练好，那就什么敌人也奈何不了我们。”
第二天，周恩来公务繁忙，要回北京。彭真、陈毅着兴正浓．不想回去，要留下来再看其他项目。贺龙陪着周恩来先走了。
回到北京，贺龙想到了一个问题：应该给林彪通通气，把北京军区军事训练和“尖子”分队表演情况告诉他。他是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最好能把他请出来看一看，表个态，这对进一步推动部队的训练会有很大帮助的。于是，他伏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
哪知，信发出以后，音如黄鹤。林彪对此未予理睬。贺龙的心上升起了一团疑云，不知林彪有什么想法。他哪里知道，林彪看了信以后，丢在一边说：“这就是毛主席批评过的单纯军事观点。”
林彪没有回音，毛泽东却发出了令人鼓舞的信息。6月初，贺龙把全军淮广“郭兴福教学法”，掀起练兵热潮以及北京军区“尖子”分队表演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以后，引起了毛泽东很大兴趣。毛泽东在一份反映比武情况的简报上批示说：
“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
很快，批示转到了贺龙手里，他立即给正在济南观看济南军区军事表演的罗瑞卿和副总长张宗逊打了个电话，向他们通报了毛泽东的批示，请他们俩考虑如何组织安排。
罗瑞卿同张宗逊商量，从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抽调“尖子”分队到北京，为中央领导作汇报表演。
贺龙同意这一安排，请罗瑞卿负责组织。
6月几日和16日，是在北京西山、阳坊和十三陵向中央领导作汇报表演的日子。
这一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来了；董必武、彭真、李先念、谭震林、乌兰夫、薄一波、康生、陆定一、杨尚昆来了；贺龙、陈毅、聂荣臻、罗瑞卿当然是少不了的，还有正在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和解放军三总部及军兵种的领导人。一时间，北京西郊地区大官云集，精美荟萃。这可忙坏了那些保卫工作人员。
战士们的高超技术、过硬功夫、成功表演，征服了这些老革命家、老战士。他们精神饱满，兴致勃勃，交口称赞，掌声不断。
看了射击表演，毛泽东对坐在身旁的贺龙说：“不错嘛！”
“主席来观看，有的战士太紧张了。我看的时候，半自动步枪。冲锋枪，好多是百发百中。”贺龙说。
毛泽东点了一支烟，说：“紧张了还是不错。要注意多搞夜战，搞近战。”
贺龙说；“今天晚上，主席可以看看他们‘夜老虎连’的表演。”
“什么叫‘夜老虎连’？”毛泽东没弄明白，他问道。
“就是专搞夜间训练的连队。现在，他们每个团都有这样的连队。”贺龙连忙解释说。
“好，就是要搞夜战，搞近战。训练部队晚上行军，晚上打仗。”毛泽东十分注重近战和夜战。
在观看表演的过程中，毛泽东还说：“军队无非学两个东西，一个会打，一个会走。会打，会走，军队都要学。”
在这里，毛泽东对军队训练作了高度的概括。就军队的职能来说，不就是要会打吗？会打就要学会走，不会走无法去抒。即使在武装高度现代化的今天，军队训练也离不开这一打一走。毛泽东真是言简意赅。
毛泽东还说：“训练要从困难着想。什么问题从困难着想就不怕，不妨把它多想一点，想尽。”
毛泽东提出了“从难”的要求，贺龙点头称是。
毛泽东又说：“要多练习，要注意普及。练武还要练文，注意学习文化。”
后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赞扬了这次比武表演，并对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人说：
．“你们不能光议政，不议军啊！”
毛泽东认可了这种训练和表演，贺龙心里象吃了一粒定心丸。毛泽东的首肯，说明军委全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做得是对的、正确的，得到中央肯定的。他无需担心什么了，下一步的问题是搞好普及和推广了。所以，表演一结束，17日下午，他便主持召开了一次军委常委会议，请军委秘书长罗瑞卿传达毛泽东在这次观看表演中的指示，并请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向未能到会的军委常委汇报，其中当然包括林彪。
纯朴的贺龙怎么也想不到，这次成功的军事表演会引起林彪对他的忌恨，给他的政治生命抹上了一层阴影。
林彪认为，“比武”是那几位老帅单纯军事观点的表现，不感兴趣，也没有出席观看，但是，他没有料到，毛泽东会亲自出席，并带去了那么多领导人，对这次表演作了充分的肯定、全国的各种宣传媒体也因此而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八一”电影制片厂还拍了大型纪录片，全国发行。毛、刘、周、朱、陈、邓和各位老帅观看表演谈笑风生的镜头，令人兴奋。但这一切却没有他林彪，报纸上连他的名字也没有出现。林彪有些懊恼，甚至有点儿后悔。比武表演也请了他，为什么自己不去呢？这不是给自己找难堪吗？好象我林彪同毛泽东有不同看法。我怎么那么蠢？要是贺龙、罗瑞卿他们把我不理睬、不支持他们搞军训的情况捅到毛泽东那里，就更麻烦了。想到这里，他将这股恼怒全部转嫁到贺龙、罗瑞卿的头上。
他对叶群说：“他们想通过大比武突出他们自己，贬低我！”
叶群当然是顺着他的思路，火上加油。
林彪开始寻找贺龙、罗瑞卿的“岔子”。他要待机而发了。
贺龙、罗瑞卿对此却一无所知，反而越干越上劲。
这次表演之后，毛泽东把贺龙召到中南海谈了几次话，主要是强调要普及“尖子”的经验，尤其是“夜老虎连”要推广普及。1964年9月16日，贺龙让张宗逊在各军区、军兵种军训部长会议上传达说：
“我已向毛主席说了，三年可以把‘尖子’经验推广开来，普及全军。”“普及工作要造成声势，雷厉风行；要象今年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和搞游泳训练一样，抓好普及工作。一定要搞出点成绩来。”
在推动普及“尖子”经验中，他着重纠正训练中出现的形式主义偏向。8月23日，他同陈毅、罗瑞卿在工程兵技术学校观看“尖子”分队表演时；专门谈到了形式主义问题。他说：
“普及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训练是为了打仗的，不能弄虚作假。我看了一些材料说，在选拔‘尖子’比武中有一些作弊、拼凑‘尖子’，调人换枪，冒名顶替，代替操作，挡步枪准心缺口，打不好不算，等等，名堂实在多着哩。”
陈毅插话说：“打仗打不赢，可不能再来第二次！”
贺龙接着说：“打球也不行呀！全国都学解放军，解放军自己不大健康，弄虚作假，怎么让人学？三总部要反对这个东西民带头反，部队也要反。”
24日，贺龙对杨勇、廖汉生说：“从杨村到北京进行了几次大的表演。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等许多国家领导人都看了。这对大家是个鼓舞和鞭策。今后，应该把兵练好，从实战需要出发，都练出过硬的本领。训练千万不能搞形式主义那一套。要踏踏实实培养出更多的郭兴福。”
其实，这种形式主义、锦标主义等不健康现象不过刚刚露头，还没有形成气候，但贺龙他们这些军事训练的组织者们已经看到了、他们是在做防患于未然的工作。
贺龙的工作精神是令人钦佩的。全军“尖子”分队表演结＞后，他一直在部队检查督促，抓落实普及工作。他到昌平看工程兵表演、看“蓝军”的“尖子”；去青岛视察海军；来济南检查民兵，简直是马不停蹄。这对于一个已经六十八岁高龄的人来说，已非易事。
有人问他说：“贺总，你累不累？”
他笑着说：“大家劲头这么足，累也变得不累了。”
其实，他怎么能不累呢？他是个糖尿病患者呀！
然而，就他个人的处境来说，干得越起劲，倒霉便来得越快。因为一只阴谋的手已经向他伸来。
1964年12月，林彪派他的老婆叶群带了一个工作组悄悄来到广州军区某部“蹲点”。名曰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实则搜集“大比武”的“罪证”。叶群在这个团“蹲”了一个月，先后写了四份“调查报告”，把“大比武”中出现的形式主义等缺点收集起来加以夸大。她在一份“关于军事训练问题”的报告中说：“今年的军事训练不够正常，它打破了正常的生活秩序，‘四个第一’受到了冲击，败坏了部队的作风。许多干部战士整天忙于扣眼（射击）、扣米（投弹）和一、二、三（单双杠）、一条线（队列），很少关心世界大事、国家大事、党的大事。”她危言耸听地说：“长此以往，部队培养出来的将是没有政治头脑的‘木头兵’、‘木头官’，而不可能是红色接班人。”此后，便有人散布流言蜚语，说“尖子”都是假的，十三陵表演是欺骗毛主席，等等。
林彪看到叶群的报告，心中大喜。他把总政治部一位领导同志找来，说：去年的军事训练时间过多了，出现了一些不适当的做法，“冲击了政治”，要打电话给总参管军训的副总长张宗逊，让他作检讨。根据林彪的指令，1965年的《解放军报》元旦社论讨论稿中，给1964年的军事训练罗织了一大堆“罪名”。
罗瑞卿是个正直的人，他的眼里揉不得沙子，对于此种行径当然是不买帐的。他召集了军委办公会议扩大会，讨论怎样评价1964年的军事训练。
贺龙心里明白，叶群的调查报告、给张宗逊的电话和《解放军报》元旦社论讨论稿，其矛头是对着他和始作源者叶剑英以及积极的组织者罗瑞卿的，心里很气愤，但推广“郭兴福教育法”、大比武是毛泽东已经肯定了的，怕什么？是可以理直气壮地辩论一下的。他光明磊落，坦然处之，支持罗瑞卿召开这次会议，并指示，将叶群的调查报告，作为会议文件，印发给与会者。
林彪自有其追随者。在这次会上，就有人授林彪意图发难，指责“大比武”冲击政治，是单纯军事观点；济南军区民兵比武中的三代民兵是假的；十三陵军事表演是欺骗了毛主席，等等。叶群的报告和这一发难，引起了与会的军区、军兵种大多数领导者的不满。他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以偏盖全，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否定1964年军事训练的成绩是错误的。他们起而反驳。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说：“去年，我们学习郭兴福教学法，军事训练真正打破了教条框框，技术训练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是我军多年来最突出的，成绩最好的一年。”他愤怒地责问说：“有人说，去北京表演的选手是假的，三代民兵是假的。他们打靶时一枪一个，百发百中，凡参观的人都心服，怎么是假的？”
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十分愤慨。他说：“你们说，军事冲击了政治，什么时候冲击了政治？谁向林副主席反映军事训练冲击了政治，谁就是别有用心。”
副总长张宗逊列举了1964年军事训练的时间少于政治学习的事实，说明军事训练“冲击政治”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会议争论很激烈，原准备开一天的会议，结果开了四天，大家们言犹未尽。大多数人不同意林彪的看法。
罗瑞卿刚直不阿，他把这次会议的情况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真是个善于伪装、善于变化、善于搞阴谋的人。当他知道各大军区、军兵种领导大都反对他的说法时，竟然向罗瑞卿说：
“向你们传达的电话记录是不准确的。”
这样轻轻一笔，俺盖了他的面目。
他又说：“解放军报社论是个讨论稿，可以改嘛！”
淡淡一句，事情就此了结。
罗瑞卿信以为真，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北京，以为他们正确的抗争取得了胜利。
谁知，林彪玩弄的是退一步、进两步的策略。一年以后，他又搬出了“大比武冲击了政治”，旧帐新算。他公开指责说：
“贺龙搞大比武，冲击了政治。”“这是个大阴谋。罗瑞卿的后台就是贺龙！”
时机已到，他要把这笔帐同贺龙、罗瑞卿清算了。
善良的元帅，耿直的大将怎么也想不到，他们的政治生命危在旦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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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理直气壮地保罗瑞卿。罗瑞卿罢官，他感到了某种
不祥之兆1965年冬，中国大地上黑云滚动，风雨欲来。
11月间，全国各大报纸转载了上海《文汇报》的一篇长文《评新编历史剧》。这是经毛泽东修改并批准发表的。它向人们发出了一种信号：一场政治大风暴即将来临。
六十九岁的贺龙，刚刚从遥远的新疆代表中央出席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后，回到北京，他便听说军委直属机关正在对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中将开展批判。他不知道肖向荣犯了什么错误，但这是林彪的指示，想必是有原因的吧？他不便过问。
事情是非常奇怪的。
贺龙不想过问，却偏要找到他头上来。11月底，批判肖向荣的会议快结束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会议的主持者、总参谋部的一位负责人特地跑到贺龙住所。
他对贺龙说：“贺总，现在军委直属机关正在批判肖向荣。他的性质是敌我矛盾。肖的后台是罗瑞卿。”
贺龙感到诧异，便问道：“你们的根据是什么？”
这位负责人说：“有一次，一个外国的国防部长来访，罗瑞卿听说他不爱看打仗的片子，就说：‘不看战争片，怕见流血，他还是个国防部长呢！’罗说这话，是暗指林总的，说林总不能当国防部长。”
贺龙听了摇摇头。他说：“还有别的根据吗？”
“没有了。”
贺龙吸了一口烟，说：“如果你们没有别的根据，就不要胡乱猜疑了。罗瑞卿是杜大旗的，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总的，说他反对林总，这是不可能的事。你们不要再往那方面去想了。”
这位负责人默默地走了。
贺龙坐在沙发上，抽着烟，沉思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和罗瑞卿是很熟悉的。罗长子（他总爱这样称呼他）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8年转入共产党，1929年参加红军。长征的时候是红一方面军的保卫局长。抗日战争时期，当过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担任晋察冀军区副政委、晋察冀野战军政治委员、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了公安部长。他忠于职守、成绩卓著，尤其重视对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安全保卫工作。毛泽东每次外出，他几乎都要跟随同行。1959年以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是毛泽东信得过的人。他和罗长子，一个是主诗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一个是军委秘书长，不仅工作联系密切，而且彼此相知。他对毛主席忠心耿耿，天可明鉴，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贺龙相信自己的判断。
可是，两天以后，这位负责人又来找贺龙了，而且坐下来就哭。
“哭什么嘛！有什么事你就说。”贺龙最看不惯男儿泪轻弹，尤其是一位将军。他有些不耐烦。
“贺总，还是上次那件事。”
“怎么啦？”贺龙问道。
“马上要出会议简报。简报里还要写上肖向荣的后台是罗瑞卿。”
贺龙真的生气了。怎么搞的嘛，为什么纠缠不清呀！他大声说：“我上次不是说了，你们不要往那上面想吗对
这位负责人说：“那不解决问题。贺总，我现在听你一句话，你能不能担保罗瑞卿没有问题？”
这是什么话？党内有这样办事的吗？要我担保，好。他生气地说：“我可以担保罗瑞卿不是反革命，他绝不会反党！”
“贺总，你这话能不能传达？”真是步步紧逼。
贺龙斩钉截铁地说：“我既然说了，当然就可以传达。”
这件事有些奇怪，为什么罗瑞卿的问题要对一位军委副主席采取这种紧逼的态度呢？这难道是正常的吗？无人知晓。现在，这位当事人已经去世。对于这件事一直未见其提及，也就成了一个难解之“谜”，只能留给人们在适当的时候去“考证”了。
军队中一些敏感的人，为这位元帅理直气壮地保罗瑞卿担心。人们都知道，罗瑞卿得罪了林彪。196O年，林彪经过精心揣磨，抛出了一个“最高最活”的说法。罗瑞卿不敢苟同，直言不讳，说：“‘最高最活’，难道还有‘次高次活’？毛主席知道了也不会同意的。”他又同贺龙、叶剑英一起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搞“大比武”，直接同林彪的“突出政治”唱了对台戏。他还说过：“政治是统帅嘛！政治工作要保证军事任务的完成，否则，天天讲突出政治，业务工作总是搞不好，那就不是真正的政治好。”现在，林彪已经对他开刀了。林彪授意海军副司令李作鹏写了一份关于近年来海军两种思想斗争情况的材料，诬陷罗瑞卿“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12月2日，毛泽东也在一份报告上批示说：“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毛泽东没有指名道姓，这是他一贯的做法，然而，这是他11月末听了叶群的汇报后写的，明眼人一看便知矛头所向了。军队中一些敏感的人，从追肖向荣后台这件事上，已经感到罗瑞卿政治生命之发发可危了。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贺龙竟如此大胆，理直气壮地保罗瑞卿。他怎么啦？难道他看不清目前的政治形势？还是年纪大了，有些糊涂了？
八天以后，贺龙接到通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让他前去参加。
按照惯例，通知开会的同时要发下“安民告示”，告之会议内容，使大家有思想准备。这次却有点反常，除了开会日期，什么也没告之。贺龙有些纳闷。他想起中央最近发出过加强东南沿海战备的通知，是不是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当秘书问他带什么东西时，他说带上作战地图。
到了上海，贺龙才被告之，会议是“要解决罗瑞卿问题”。同时，给他们一包材料，其中有叶群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的提纲，林彪给毛泽东的亲笔信。信上说：“有重要事情需向主席报告，先由叶群前去送材料和作口头报告。”贺龙大吃一惊，这才感到此次会议非同寻常，而且，很快联想到自己保罗瑞卿的事。坏了，这次我怕要沾上了。
他的住处被安排在兴国路一号的一座平房里，和刘少奇住得很近。晚上，李井泉来看他，恰巧刘少奇、王光美顺道来访。
刘少奇问贺龙道：“事情真有些突然。贺老总，你是管军委日常工作的，这件事，你应当事先知道的吧？”
贺龙摇摇头说：“我也是刚刚知道。”
刘少奇甚感奇怪，又问李井泉说：“你呢？事先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李井泉回答说。
彼此沉默，心情沉重。
还是刘少奇打破了沉默。他说：“这么说，咱们大家事先都不知道喽！”
贺龙点点头。他已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第二天开会，连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叶群，竟成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上的主要发言者。真可谓奇闻怪事。叶群在会上，历数了罗瑞卿的“罪状”，指责他“个人主义野心已经发展到了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国防部长让给他。他当了国防部长又会要求更高的地位，这是无底洞。”“罗瑞卿掌握了军政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了。”
与会的人，对此，有的极为迷惑不解，有的根本不相信，有片将信将疑，但是，空军政委吴法宪、海军副司令李作鹏等人却在会上发言，为叶群捧场，对罗瑞卿落井下石。
贺龙对叶群的发言甚为不满。开会回来，他便对薛明说：“今天，叶群一个人在会上就讲了好几个钟点，中间还不断插话。”
薛明好奇地问：“叶群发言说什么了”
贺龙说：“她说了罗瑞卿那么多坏话，有的离奇得很。叶群说，罗瑞卿要取代林总当国防部长。罗瑞卿会做得出来吗？不，不会的。我看叶群的话是靠不住的。”
薛明叹口气说：“叶群这个人，唉！”
“这都是搞些什么事啊！”贺龙愤愤不平。他为罗瑞卿不平。
谁知，会议第四天的傍晚，叶群突然来到了兴国路，拜访薛明。她们是老朋友嘛！叶群对薛明说：“林总很关心贺总，让我来代他问好。”
薛明说：“不敢当啊！请代我们向林总问好。”
彼此闲谈了一会，叶群客气地告退。
出于礼貌，过了一天，薛明前往林彪住处回访。
叶群似乎甚为热情。寒暄之后，她说：“1965年8月1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那篇文章，是林总决定用贺总的名义发表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林总考虑，贺总在群众中威望高，特别近几年来在国防建设上有功。”
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叶群给贺龙戴起高帽子来了。
叶群还以自责的口吻说：“过去我多年不到你们家里去，是因为怕贸总骂我。薛明，说真的，我摸不透贺总的脾气。”
薛明一时弄不清叶群说这些话的目的，心存疑虑，她只好敷衍说：“你是贵人，太忙了。”
闲谈了一会，叶群突然说：“过去你说了我那么多坏话，只要以后不再说了，我也就既往不咎了。”
薛明说了叶群什么“坏话”？让叶群为此耿耿于怀。
这已经是抗日战争年代的事了。
叶群，原名叶宜敬，又叫叶瑾。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她在南京国民党控制的电台当过广播员。在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的时候，又与国民党的一个教官关系暖昧。她还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举办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演讲比赛，又为国民党CC派办的壁报供稿。从一个人的生活之路来看，当时，叶群年纪很轻，本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无需向组织隐瞒，讲清楚也就可以了。这些事，当时随平津学生赴南京请愿的薛明都知道。延安整风时，要进行干部审查。薛明出于对叶群的关心，动员她向组织上讲清楚，以免不必要的麻烦。关于这件事，薛明是这样说的：
“1942年延安整风时，贺龙同志去部队视察工作，林彪也去了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我曾找叶群谈南京的事。她承认在南京讲演，内容是三民主义，并说过‘只有蒋介石才是我们唯一的领袖’，但我要她自己去向组织上作交待时，她当场耍赖，又哭又闹，满地打滚，说我趁林彪不在，要害她。我觉得问题不好办了，就把她拉到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王鹤寿那里去了。”
叶群指的“坏话”，就是这样一件事。
薛明听她说什么“既往不咎”，心里有点恼火，但不便发作，便说：“过去的事，你我都清楚。”
薛明对叶群提的问题没有明确表示，叶群甚为不快。
过了两天，叶群又来找薛明，对她说：“我提醒你一个问题，你们的邻居林月琴的弟弟是军统特务，这样的情况，你门还来往那么密切，还把机密文件给他们看，要说你们通军统，你们就说不清了。”
林月琴是罗荣桓元帅的遗漏。
罗荣桓和林彪虽然长期共事，但对林彪的一些观点和做法常有不同看法。林彪对他亦颇耿耿于怀。林月琴的弟弟并非军统特务，是被人诬陷的一桩冤案，后来被迫害致死了。贺龙和罗荣桓两家同住一院，来往自然密切，可这又有什么不对呢？
薛明向她解释说：“文件是总政一位负责同志让我给她看的。”
叶群把睑一板，说：“我这是关心你和贺总。”
从叶群的谈话来看，她的来访，显然是有目的的。林彪当然知道，对罗瑞卿的揭发批判，必然会触动贺龙。工于心计的林彪自然不放过这个机会。他让叶群前来，便是要放出几个试探性的气球，探一探贺龙的虚实。
贺龙是看到这一点的。他预感到叶群的主动登门的不良之兆。他对薛明说：“不能小看了叶群的来访啊！叶群说，以前的事情她不记恨，难道她真的是这样吗？如果她真的不记恨，还会这样念念不忘？”
薛明默然。她的心绪很乱，不知道这次会议会出现什么事。
贺龙抽了几口烟，说：“叶群来访不是来问好的。这次会议也不那么简单，整一整罗长子。我看还有更大的目的呢！”’
他翘首向窗外望去，外面是漆黑的夜空。他心守法茫。
上海会议开了七天，8月15日结束。这一天，林彪召集了一个军委常委会议，罢免了罗瑞卿的一切职务，也不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
林彪的“病”已经完全消失，要出来“收拾残局”了。
林彪复出，罗瑞卿罢官，自己交权，这一切就象一片浓黑的阴云压在贺龙的心上。他感到了一只不祥之鸟已经向他扑来，但又无法预测，无法设防，心里很为烦躁。他想，最好的办法，是努力工作。毛泽东不久前曾让他去看看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得怎样。这件事还没有做，不如按计划而行。这样也许可以忘掉这次会议带来的种种不快。他让薛明独自返回北京，自己先到广州，放松一下被搞得烦躁不安的心绪，而后，独自去了四川。
等他再回到北京，已是1966年春末夏初了。毛泽东亲自发动的一场“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5月4日至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通过了标志着这场动乱全面发动的《五·一六通知》；林彪发表了大讲“政变”经的“五·一八讲话”。他危言耸听，蛊惑人心地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的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出一点味道，火药味了。”“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段杀人。……罗瑞卿就是一个，彭真手段比他们更隐藏更狡猾。“这是一个充满卑劣谣言的讲话。遗憾的是，竟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会议罢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官。紧接着，掀起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在8月份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使大多数与会者感到骇然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公开批判了处在第一线的刘少奇。毛泽东还写信给清华大学“红卫兵”；对其“造及行动”大加赞赏，于是，一场浩劫遍及中华大地。处处抓“牛鬼蛇神”，各地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文化濒于5民灭，全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尽管贺龙的党性很强，对毛泽东、党中央忠贞不二，坚信不疑，但他还是不理解这场由他最崇拜的领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他的良知使他不能把美好当作邪恶，把光明说成黑暗；不能接受一贯忠心耿耿、出生入死的干部，一夜之间变成“叛徒”、“特务”、“走资派”这种历史的颠倒。
当他看到，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有人把反对刘少奇的大字报贴到了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上，着急地说：“这样做很不妥当。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嘛！把一个国家主席弄成这样，对外影响多不好！”
有一天，李井泉、王任重来东交民巷看望贺龙。他把这个意见说出来，征询他们的看法。这两个人表示完全赞成。大字报是从批判刘少奇夫人、清华大学工作组成员王光美为发端的。他们建议贺龙向正在负责解决清华大学问题的周恩来反映一下。贺龙欣然同意，让夫人薛明去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转达他的意见：
“请总理考虑，解决清华的问题，应该和北大有所不同。我们要照顾到团结。”
显然，贺龙的意思是，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在处理王光美问题时，应考虑到这一点。
薛明来到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说明了来意。
周恩来问道：“这都是谁的意见？”
薛明说：“是贺龙、李井泉，还有王任重，他们在一起研究的意见。”
“他们是这样说的吗？”
“是”。薛明回答。
周恩来默默点了点头。
薛明回来向贺龙叙述了见到周恩来的情况。贺龙沉思良久。说：“好，能见到就好。”
他似乎预感到，他的这种意见也许不会起任何作用，有点悲观。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当时，在天安门举行群众大会，什么人上了天安门，可是一个政治晴雨表。人们可以从某个领导人有否出席，站在什么位置来判断其政治地位的变化。尽管刘少奇、邓小平已经被毛泽东点了名，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这次接见，仍然安排他们登上了天安门。对此，贺龙感到满意。他认为，人难免会犯错误，但不应当一棍子打死。会后，他听到一个工作人员说：“今天场面很大，效果也很好，就是刘少奇有点灰溜溜。”
贺龙把脸一板，严肃地说：“你这个同志是咋个搞的嘛？一个国家主席，有什么可灰溜溜的？你这样说是不对的。以后不要这样说喽！”
贺龙仍然在维护着刘少奇这位革命家的国家主席地位，其实，他的这颗善良之心，在这场浩劫中毫无作用。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期和会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连续召开“党的生活会”，解决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
由于毛泽东已经发表了《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于是，在党内斗争中常见的现象出现了；墙倒众人推。会议越开，上纲越高，离实事求是越远。
贺龙忧心忡忡，一言未发。
在一次开会之前，毛泽东在会前碰到了贺龙。
毛泽东问贺龙道：“贺老总，你发言了没有？”
毛泽东这是明知故问。
贺龙回答说：“还没有发言。”
贺龙是如实报告。
毛泽东又问道：一怎么不讲一讲？”
毛泽东似在有所紧逼。
贺龙把身板挺了挺，说：“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
贺龙实事求是，言为心声。
毛泽东看了贺龙一眼，没有说话，径直走上了他的座位。
好心的人见此情景，甚为这位老总担心。你这种态度不是给毛主席难堪吗？谁知，我们的元帅却不以为然，他回答说：
“这有什么？在党的主席面前，就是应该有什么说什么。如果人人都不说真话，党的主席不了解真实情况，那么，党怎么好得起来呀！”
话是不错的，可是，老帅啊，当时的政治形势，讲真话是很难的呀！有人为他捏了一把汗。
不久，生活会不开了，很多人不知其因。
有人问贺龙，说：“贺总，你说生活会怎么不开了？”
贺龙说：“我的同志，再开下去不得了，还要上纲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