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似乎答非所问，但其内心世界跃然活中。
他上不了纲，人家却要上他的纲。他哪里知道，正在他全力维护刘少奇、邓小平，考虑党的团结的时候，一只毒手已经悄悄地向他伸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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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毛泽东把林彪送来的诬告信交给贺龙。林彪在“小
型打招呼会”上说：对贺龙“夺权阴谋”“提高警惕”。
贺龙发脾气说：“告我的阴状，我不怕。”
我们这些老帅是善良的。他们虽然对毛泽东发动的这场“革命”很不理解，但仍然相信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领导。不过，他们没有想到，在这场政治大风暴中，我们的党已经发生了一些令人极为担心的变化。有一位作家曾这样叙述说：德高望重者沉默地背过脸去；卖身求荣者的鼓噪淹没了仗义执言者的呼声；心地善良的人被迫缄口不言，或违心附合；反复无常的人则高举风旗，脸上堆满狞笑，血口喷火。实际情况正是这样。
对党忠心耿耿的这些老帅们，总想跟上他们无法理解的“战略部署”。1966年10月，贺龙在中央工作会议第四小组会上，为此就作了违心的检讨。他说：“北京体育学院的文革运动，体委派工作组，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而是包办代替，结果，把那里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体委本身的文革也搞得不深不透。体委一些领导，怕字不少，框框很多，对这场文革的领导，还处于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情况，……我是有责任的。根本问题是对主席思想学得不好，跟得不紧。”
然而，那些有权的阴谋者并不满足于他的检讨，而是要逼他走上绝路。一系列针对他的阴谋活动已经在紧锣密鼓中展开了。
早在7月27日，身居“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群众大会上煞有介事地说：“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彭真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他们的计划之一是把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每一个学校驻上一营部队。这个事情是干真万确的事情。”后来，他又造谣说：“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碉堡”，“在体育日阴谋组织政变队伍”，以此来陷害贺龙与彭真。
这完全是一件子虚乌有的事。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66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北京军区为卫戍区组建了一个团，准备担负民兵训练任务。他们一时找不到营房，恰好北京各大学有部分师生在农村搞“四清”．有些空房。为了应急，卫戍区派人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去为这个团联系借房。事有凑巧，卫戍区借房的时间和“二月提纲”事件相近。当时，“怀疑一切”的思潮泛滥。北京大学团委有一个干部，即以《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为题贴出大字报，提出了借房是要搞兵变的“假说”。
康生是有意借此大做文章，血口喷人。
1980年IO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中指出：“一九六六年七月前后，在北京市闹得满城风雨的所谓‘二月兵变’事件，纯系康生图谋打倒彭真。贺龙同志而制造的谣言”。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中也指出：所谓贺龙“阴谋篡夺军权”搞“二月兵变”等问题，“完全是林彪、康生等为陷害贺龙同志而蓄意制造出来的谎言。”
堂堂一个政治局委员，竟然会公然制造谣言，蒙骗人民，其堕落的程度可想而知。顾问尚且如此，“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是何模样，可想而知了。
不久，林彪也亲自出马了。1966年8月28日，林彪把吴法宪这位空军政委叫到毛家湾地的寓所，对他说：“贺龙是有野心的，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你们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他让吴法宪把贺龙“插手空军”的情况写个材料送给他。
吴法宪唯唯称是，回西郊做文章去了。
9月2日，林彪打电话给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对他说：“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拉了一批人来反对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
李作鹏遵旨照办。
林彪为什么策动这两个人来诬告贺龙呢？也是事出有因。
1959年，林彪接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后，便在海、空军拉拢了一批人，打击一些不愿意盲目跟他走的干部，因此，罗瑞卿被罢官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这两个单位内部的斗争十分激烈。在海军，李作鹏在林彪支持下大搞地下活动，制造假材料，想把海军的一些领导干部打成“罗瑞卿分子”，以便把海军的权力抓在手里。在空军，吴法宪的种种派别活动，受到了不少干部的抵制，斗争一开始就呈胶着状态，吴法宪一直处于被动地位。为了摆脱困境，他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妄图把不跟他走的干部打成“反党集团”。他们的这些问题，7月初，反映到了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那里。他们指示中央军委去解决这两个单位的问题。
7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举行常委会讨论海军问题。此时，贺龙已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但他看不惯李作鹏的不正当的地下活动，仍然仗义执言。在传达刘少奇、邓小平指示的“李作鹏等搞地下活动是不对的”时，贺龙忍不住插话说：
“搞地下活动是第一位的错误。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要搞阳谋，不要搞阴谋嘛！”
此话使善于搞阴谋活动的林彪大为不快。
7月11日，中央军委常委又讨论空军问题。贺龙在发言中不避忌讳，严厉批评了吴法宪。指出他在空军工作中“只报喜，不报忧”，“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有许多东西是假的”。空军，是林彪亲自抓的“点”。贺龙的这种批评，能使林彪高兴吗？
会议对这两个单位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与会的老帅们集中批评了李作鹏和吴法宪。林彪一看，情况不妙。为了稳住自己由阵脚，他匆忙提出：“海空军的问题要解决，海空军现在的班子不要动。”
但是，贺龙不知深浅，突然针锋相对地说：“根据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个别的可做些调整嘛！”
林彪一时又陷入了被动，十分恼怒。
现在，林彪看到时机已到，可以同贺龙算帐了，所以，他向这两位卖身求荣者耳提面命。
更为恶毒的是，林彪通过叶群，策动了一个叫宋治国的来诬告贺龙。
宋治国何许人？他是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此人常在林彪、叶群身边走动。9月5日和6日，有人看见，叶群在人民大会堂把宋治国拉到了西大厅，窃窃私语了很长一段时间。过了一会，宋治国便出来找毛笔和白纸。
有人问他说：“宋处长，你要练毛笔字吗？”
宋治国看见问话的人同他关系不错，便悄悄地说：“不，叶主任交给我一个重要任务。”
朱治国找到了纸和笔，自己端了一张小桌，放在西大厅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伏案作起文章来了。人们看见他一连忙了两天，因为是“叶主任”交的“任务”，谁也不便多问。
宋治国写了四封揭发信，亲自送到了叶群办公室。
叶群是很会做戏的。她当着办公室一些秘书的面，故弄玄虚。
她问来治国：“你写的这些材料是否都是事实？是，我们送走；不是，我们就不送了。”
来治国当然知道叶群的意思，忙说：”‘完全是事实，我负责。”
但是，叶群仍然是心虚的。这是玩弄阴谋者的特有心理，于是，她又让办公室的秘书就此事写个证明。1966年9月27日，三位秘书写了一份《关于宋治国写材料情况的证明》，证明宋治国写的材料完全出自“自己的主动和自愿”。宋治国写的诬告，由林彪办公室里的人来写“证明”，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打自招！
宋治国写的是什么“材料”呢？
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对林彪、江青等十名主犯起诉时，公布了宋治国诬告信的原件。
宋治国写道：
“罗瑞卿的家里办公桌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照片，其中有贺（龙）、薛明、罗（瑞卿）、郝治平四人合影，天天看，但没有主席的照片。”
“我觉得贺（龙）与罗（瑞卿）、彭（真）、杨（尚昆）反党分子来往很为密切。他们经常密谈”，“常在他（指贺龙）家的人神态不正常。”
“贺（龙）本人自己房间里亲自保管着一支精制进口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不知为了什么？”“这支枪最近两个月又每天放在枕头下，最近外出也自己带在身上。”
“他对警卫人员的教育不是以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如教育人家如何将枪法练好，并要求每个警卫人员要练得百发百中。”
“听说体委自动销毁了一百二十部电台，此事甚为可疑。”
这里抄录的是未治国诬告信的部分内容，你只要有一点分析的头脑，一看便可知晓皆为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林彪、叶群利用这样的材料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其卑劣程度不言而喻了。
后来，还有告密说：贺龙把手枪放在家住中南海的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女儿那里，以便贺龙“借到怀仁堂开会之机，用来暗杀毛主席”。这真是二十世纪的“天方夜谭”。
关于这件事，董必武的女儿董楚青在《我的爸爸董必武》一文中有详细的叙述。笔者在此引述一些有关段落，也许长了一点，但却有许多丰富的内涵，务必请你耐心地读一下。好在董楚青的文字很生动，很好读的：
1967年春末夏初的一个中午，爸爸刚刚从中央开了会回
来，走到后院来叫我，我闻声赶忙跑过去。爸爸的精神有些
不安。……爸爸微微地皱着眉，看着窗外的蓝天，慢慢地问
我说：“是不是贺老总给了你一把手枪？”爸爸的情绪感染了
我，我“嗯”了一声承认着。爸爸转过脸看着我，两只手都
挂在后腰间，又问我说：“这枪是不是叶向真在文化大革命初
交给你的？说是替贺老总收藏的？”我听了这话，简直莫名其
妙，但也品出些不对头的味道。我于是先回答了一句：“不是。”
就赶快搜拢那逝去了十多年的记忆……
那是我们搬入中南海前的一个夏末的星期日，哥哥约了
叶剑英叔叔的儿子选宁和女儿向真等一大帮孩子——大部分
是男孩子，我实在记不清都有谁了，那时我也跟在哥哥的后
面。我们一起去看望贺老总。贺老总在他的客厅里愉快地接
待了我们，他手里拿着已和他浑然一体了的烟斗。贺老总豪
爽的气质鼓励了所有在坐的年轻人，男孩子们纷纷向贺老总
要鸟枪，贺老总一口答应了，并立即让他们自己去挑选。……
男孩子们一涌而出，只有我还坐在那里，尽管心里也想
要一支枪，但我有点胆怯，不是怕枪。心里正盘算着怎么说
明白女孩子也可以玩枪，也应该玩枪。也许贺老总看出了我
的犹豫，他走了过来，站在我的面前，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
微微地弯了腰，背过手去，问：“给你什么呢？也是枪，好不
好？”我高兴得站起来，连连说：“好，好，好！”贺老总笑了，
回头叫着一个什么人，说：“去把那支小手枪给女娃娃拿来。”
拿来了，那是一支小巧的手枪和四粒子弹。枪完全象一个玩
具。……
回到家里，我们送给妈妈看了……妈妈又教我擦枪，她
是打过仗、带过兵的人，枪对她来讲并不陌生。擦好枪，统
一由妈妈收藏起来了……
爸爸听了我的叙述，精神明显地松快了，说：“今天开完
会，总理留住我，说：‘你女儿在北京吗？’我说：‘在呀！’总
理小声地说：‘有人说，你女儿最近从叶向真手里接收了一支
小手枪，枪是贺龙同志的。那人还说，贺龙同志借到怀仁堂
开会之机，到你女儿那里拿枪，来暗杀主席的。’”我听了这
个类似《天方夜谭》的话，感到无限惶悚和愤懑！……
爸爸说：“你去把枪找出来，交到中南海警卫局。现在就
去找”
当天下午，在妈妈的帮助下翻箱倒柜地找到了我阔别了
十多年的小手枪。那可爱而又可怜的珍品，被几层布包着，因
为多年没有人动它，它锈蚀了，枪栓都拉不开了。……
第二天早饭后，爸爸要我立即把手枪送到警卫局。……
警卫局出来了一位三、四十岁的男同志。他听了我关于枪的
全部叙述后，查看了枪，先轻轻地拉了拉枪栓，拉不动，才
又鼓起很大的劲去拉，这样，才动了一点。他笑了笑，说：
“这支枪根本没法用了。”他收了枪，走了。
读了这一段真实的故事，人们会有什么感想？董楚青在文章中十分感慨地说：“现在想起来仍然感到十分对不起贺老总！不过，我想，也许正因为它的锈蚀，恰恰倒说明贺老总不可能用它去谋杀主席了！在陷害贺老总的万千个假罪中，该少掉了一桩吧？”
然而，林彪他们可不管真与假。他们要以假为真，到毛泽东那儿去“告状”。经过如此这般地一番策划，林彪将吴法宪、李作鹏、宋治国以及其他一些诬告，陆陆续续、一份一份地送给了毛泽东。
林彪为什么要整垮贺龙呢？仔细分析起来，既有突出的现实原因，也有深刻的历史原因。
贺龙在林彪“休养”期间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同叶剑英。罗瑞卿一道，通过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搞“大比武”’，刮起了一股强劲的军事训练的旋风，同林彪精心谋划的“突出政治”大唱反调，而且，还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这使林彪感到了一种威胁，既怕他那套“突出政治”失效，又怕毛泽东委贺龙以重任而把他挤掉。他不能坐以待毙，必须行动。这是近因。
但是，还有更深远的历史原因。1943年，贺龙到延安担任联防军司令员，同毛泽东接触甚多。有一次，毛泽东同他谈起了林彪。说遵义会议期间，林彪表面上承认毛泽东的领导，背地里却经常散布不满，甚至骂娘，到了会理，又给中革军委写信，要求更换中央领导人；1937年，洛川会议时，林彪不顾大局，对是否留兵保卫陕甘宁边区默不表态，毛泽东甚为不满，等等。不知怎么搞的，毛泽东跟贺龙的这次谈话，被林彪知道了。他一直很紧张。搞阴谋的人，最怕别人揭发出他历史上不怎么光彩的地方，所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接着，毛泽东岔开了话题，同贺龙扯起了民国之初的护国战争、护法运动中的一些历史问题，扯了很长一段时间。其实，贺龙此时此地那有心境谈这些遥远的往事呢！
毛泽东是有保留的。他只给了贺龙一封吴法宪的诬告信，其他材料没有拿出来。
处在痛苦和恼怒中的贺龙元帅，实在想不到，毛泽东同他谈话后的第三天，即9月8日，林彪召开了一个没有贺龙这位军委常委参加的常委扩大会，即“小型打招呼会”。他向出席会议的人打招呼说：贺龙的问题很严重，他担心毛泽东百年之后，贺龙会闹事，对贺龙的“夺权阴谋”要“提高警惕”。
隔了一天，9月9日晚上，毛泽东却让秘书徐叶夫给贺龙打电话说：“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贺龙放下电话，自言自语地说：“有什么能耐摆到桌面上来嘛！背后摘咕算什么本事呢？”
他对林彪他们暗地里的活动十分气愤。他坐在沙发上，抽着烟，半晌才冒出了一句话：
“哼，告我的阴状，我不怕！”
不过，贺龙是遵守纪律的，他还是听从毛泽东的话，到毛家湾和那几位老同志那里征求意见去了。然而，结果对他很不利。
在毛家湾，贺龙当面向林彪征求对他的意见。
林彪说：“贺老总，我对你没有意见。”．
多么虚伪的一个伪君子！向毛泽东密报的人竟有脸说出这样的话。中国共产党确立这样一个人当接班人，岂非历史的大玩笑？
贺龙说：“不，林总，总会有一点吧？”
林彪停了一会，扬起那张死一般阴冷的脸，似乎想起什么似地说：“要说有呢，也只那么一点点，就是，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
林彪话中有话，弦外有音。他把贺龙逼到悬崖上，又给他放出一个信号：你要是支持我，一切好说，问题就小了；要是不支持我，用力一推，你就掉下去了，问题就大了。由你选择。林彪得意地暗暗一笑。
可是，我们这位元帅不知是未能听出其弦外之音，还是没有看到林彪风头正健、权势正重的特殊地位，或是他故作糊涂，也回敬一个言外之意。只见贺龙淡淡地回答说：
“林总，我革命这么多年，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
林彪没有再说什么。他把瘦瘦的身体理在沙发里一动不动，他在回味贺龙此话的意思。他感到贺龙这是回敬他，也是话中有话。他那两条浓黑的眉毛微微一动，下决心搞掉贺龙，决不手软。
贺龙坦然起身告辞。他不知道，这次只身来访曾使林彪、叶群如临大敌，他们被自己制造的谎言吓破了胆。据林彪办公室秘书张云生198o年5月18日证实，林彪听说贺龙来访，神经立即紧张起来。叶群慌忙布置了几名警卫人员埋伏在大厅一侧的落地帷幕后面。叶群吩咐说：“你们几个躲在这里，把手枪拿在手上，子弹推上膛，谁也不准咳嗽，不准发出一点声响。我负责观察动静，一有情况，我一挥手，你们赶快冲出去，用身体和生命保卫首长。”
真是做贼心虚，贻笑大方，可悲可恶！
贺龙还去拜访了几位老同志，但是，贺龙不知道他们都参加了“小型打招呼会”，因此，或者背过脸去，缄口不语；或者违心批评，附和形势。贺龙有苦难言，悄然回家。到了这时，我们这位元帅已经完全感觉到了林彪的威逼，感觉到了自己极为危险的处境，然而，他不愿束手就擒，所以，在12月2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突然跟他打招呼，请他坐到前排来时，他微微一笑，并不问毛泽东此举有何内涵，竟然毫不推辞，大大方方地坐到了毛泽东的身边。这一举动，使林彪深感不解，如坐针毡；令一些人莫明其妙，呆坐不动。
一个即将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政治局委员，坐到了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党主席身边。我们的元帅最后一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竟如此富有戏剧性和讽刺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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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西花厅不能住了，他被送到了西山。周恩来伤神地
说：“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天凉了，叶黄了。贺龙
茫然若失：“总理已经无能为力了。”
时间到了1966年底1967年初，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震荡。人们惊恐地注视着这场“文化大革命”，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他们弄不明白好端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些令人惊心动魄的事：
江青、康生等人公然鼓吹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说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国掀起了“打倒刘少奇”的狂澜。1967年1月13日，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向毛泽东提出两项要求：一是广大干部是好的，主要责任由我承担。尽快把他们解放出来；二是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的职务，和妻子回延安或老家去种地，以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然而，毛泽东没有接受。
一大批老革命家、党政军领导人横遭蹂躏。他们被揪斗，被囚禁，被毒打，人权和法律荡然无存。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垮台。“无产阶级司令部”一手摧毁了中国共产党地方各级党委，无政府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大地上四处游荡。
“一月风暴”，全面夺权如疯如癫。中国真的天下大乱了。
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下，贺龙焉能逃脱得了？1966年12月，江青在清华大学专门把贺龙的儿子、清华大学的学生贺鹏飞找来，对他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能要触动他啦！”“你妈妈也不是好人。”江青是很懂得造舆论的。她去清华大学找贺鹏飞，正是为了制造打倒这位元帅的舆论。不久，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江青又大声宣布：“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要把贺龙端出来！”这样，“打倒贺龙”的大字报一夜之间贴满了北京街头。打冲锋的是体育系统的造反派。他们把揪斗的目标从荣高棠等人的身上移到了贺龙身上。造反派们日夜不停地一批一批地包围着东交民巷8号。薛明曾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报告说：
“一批一批的人来我们家，共事先就掌握了家里的一切情况，连什么东西放在哪里都一清二楚，一下子抢走7所有的机密文件。”
周恩来出面了。12月26日，他对贺龙说：“你身体不好，在家中，造反派天天找你，你得不到很好的休息。组织决定，你暂时搬到新六所去住。家中的事情由我来管。”
贺龙搬到了位于万寿路附近的新六所。这里，五十年代曾作过苏联军事专家的招待所。现在大部分房屋已经破旧，无人居住。然而，这里也不是贺龙的避难所。搬来不久，解放军政治学院的造反派们便得到了消息，扬言要到新六所来批斗贺龙。
薛明着急了，三次向周恩来告急。她还能找谁呢？只有一个周恩来了。但是，不知为什么，迟迟未见答复。贺龙本不愿意住在这里，他对薛明说：
“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他们是瞎胡闹！走，我们回东交民巷，同他们去讲理嘛！”
元帅太天真了。受人操纵，灵魂变形的造反派同他们的幕后人一样是无理可讲的。
薛明无奈，只好跟随他坐车进城。
经过中南海的时候，贺龙突然想起来了，应该先向周恩来报告，他说：
“我们先去见见周总理，向他报告一下，我们搬回家去了。”
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秘书对贺龙夫妇说：
“总理让你们先在这里休息．暂时不要回家。”并且，在西花厅给他们夫妇搭好了床铺。
贺龙夫妇便在周恩来家里住下来了。
薛明后来回忆说：“在这段时间里，总理对我们关怀备致。邓大姐还叫秘书带上便笺来对我们说：‘想吃点什么就写上，请厨房的同志们做。’总理工作十分繁忙，有时叫人把他准备好的饭拿到我们住的地方来，以便利用吃饭时间和我们谈话。贺龙同志很觉不安，多次列”我说，不应再打扰总理。我们每天都看到总理一直忙到天亮才回家。回家以后，还要批阅文件。”
但是，周恩来越来越忙，每天从他们的住处匆匆而过。贺龙站在窗口，长久地看着周恩来的背影。他说不想打扰周恩来，其实，他的内心是多么想同周恩来推心置腹地谈一谈。现在肯帮助贺龙的只有他啊！
贺龙住在西花厅的日子里，中国社会已被夺权的风暴颠簸得快要失控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铁道部部长被迫站在大卡车上，顶着凛冽的寒风，在天安门广场被人揪斗；煤炭工业部部长被戴上十来斤重的铁帽子接受批斗，最后，遭毒打身亡；东海舰队司令员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在舰队的一个招待所里……太多的残酷，太多的血。
贺龙虽然住进了中南海，林彪他们的阴谋活动却不断升级。1967年1月9日，林彪在军委碰头会上说：贺龙是个土匪，几十年来灵魂深处是个大野心家，经常请客吃饭，拉拢干部，在各军区、军兵种都有他的人，是反毛主席的。他到处夺权，是个“刀客”。实际上，林彪已经在军内宣布，贺龙是打倒的对象。于是，他们开始在全国各地揪斗贺龙的亲属、贺龙的部下以及同贺龙有过工作联系的人，想从他们那里罗织贺龙的“罪状”。
在这样的形势下，1967年1月19日下午4时，周恩来、李富春来到西花厅，同贺龙正式谈话。所谓正式谈话，就是说，这次谈话是代表组织，代表党中央的。
周恩来说：“本来这次谈话还有江青同志，但她临时说有事不来了。”
江青是很鬼的。她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对这样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正式谈话”，她为什么不来呢？
周恩来告诉贺龙说：“林副主席说你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不放已”
周恩来传达的是林彪的意见，其实，周恩来很明白，贺龙作为军委副主席同这些单位都是工作关系，谈不上伸手不伸手。林彪说的“伸手”，不过是因为这些单位都有一些贺龙的老部下，红二方面军的干部，真是可笑之极，但是，周恩来又不能不说。
周恩来还谈到一些历史问题。他说；“还有，关于洪湖的‘肃反’扩大化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你要好好地想一想。”
贺龙听了周恩来的谈话，有很多话要说。实在按捺不住了，他站起来想申述自己的观点。周恩来何等聪明，不等贺龙说话，便阻止他说：
“你不要再说了。毛主席不是保你的嘛！我也是保你的。我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周恩来留下这个许诺的时候，暗然伤神。
贺龙木然地站在那里。周恩来的“正式谈话”，使他伤心极了。他没有想到党组织会这样来看待他。半晌，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我没想到把我看成这样的人。”
周恩来没有再说什么，只说了一句：“我还有事要办”，便同李富春匆匆离开了西花厅。
l月20日凌晨三时，周恩来派杨德中和负责警卫工作的杨青成护送贺龙夫妇到了北京西山一个偏僻的去处。
这是一处建在半山腰的平房院落，三面环山，有一条路可以出入。这里，除了贺龙夫妇和几个警卫战士之外，看不到什么人。环境清静，没有尘世的喧啸。如果是文人学者来此读书、写作，自是一处佳境，然而，对于我们这位大半辈子都是在激烈的战斗和紧张的工作中渡过的元帅，让他突然离开群众，离开工作，到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山沟里来，实在使他难以忍受。何况，他身背不白之冤，不知来日之短长、命运之祸福。他怎能安得下心来在此“休息”呢？
他躺在木板床上，叹着气对薛明说：“我是真不愿到这个鬼地方来呀！我真不明白，别人不了解我，难道总理还不了解我？”说着，他坐了起来：“洪湖的事我可以考虑，其他事情都是林彪对我的陷害。我在旧社会见过各种人，碰到过各种主义，选择来选择去，最后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此以后，我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两把菜刀闹革命、北伐、南昌起义、陕甘宁、晋西北，谁不知道我贺龙？毛主席不是赞扬过我吗？我要回去，找他们算帐。”
周恩来的“正式谈话”，看来深深地刺痛了这位一生对党忠心耿耿的老元帅。敌人的诬蔑，他不在乎；党的误解，他很难承受。他起身穿上鞋，走到院子里，望着周围象要压下来的高山，叹了口气，又走了进来，颓然坐下。他象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雄狮，整日烦躁不安，坐卧不宁。
周恩来的“正式谈话”，给他的压力实在太大了。据薛明说．这段日子里，贺龙同她的谈话，反反复复都是围绕着这次谈话的。
贺龙对她说：“说我背后散布林彪历史上有问题，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说我到处夺权，不宣传毛泽东思想，也是林彪他们编造的。你有证据吗？能有人相信吗？这话听起来厉害．实际上，完全是胡扯。”
谈起洪湖的“肃反”，他感到委屈。他说：“湘鄂西‘肃反’。说我要负多大责任，我想不通。当时，我不是‘肃反委员会’的委员，审讯、杀人我都不知道。”“过去，同逸群曾经跟我说过，要警惕‘老鸡婆’（机会主义分子），我懂得什么‘老鸡婆’？我参加党才那么几年，政治水平只有那么高。要说我当时作为最高负责人之一，最终没有保住段德昌这样的一大批好同志，使党的事业受到了损失，我是有责任的，但也不能各打三十大板。那样是不公平的。”
过了一些日子，贺龙的心情平静了一些。他开始用读书、看报来消磨这难熬的岁月。书，只有一套《毛泽东选集》，报纸到给了两种：《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人
当时的中国，已经失控，到处都在夺权。各有背景却又观点相异的派别为夺权争斗不休，甚至动用武力。打、砸、抢。机之风蔓延全国。军队也乱了。当时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是这样叙述的：“当时，军队乱得一塌糊涂。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同志纷纷来京，住在京西宾馆‘避难’。驻京部队的许多领导干部，有的被一派揪走，有的被一派成起，不知下落。各地的‘造反派’无法无天，到处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抡劫武器弹药……军队指挥失灵，无法担负战略任务。我们叫天天不应，叫他地不灵。”
贺龙读着报纸，心似潮涌，忧心如焚。他对薛明说：“这是要不得的啊！连起码的生产都不搞了，将来人民吃什么、穿什么呢？”“建国这么多年，大运动经历了好几次，难道还有这么多反革命，还有那么多的组织和干部需要打倒和砸烂吗？”
晚上．他又拿起一张报纸，抖动着说：“洪湖大搞‘肃反’时，有多少好同志呀！都是忠心耿耿的，能打仗，有本事的，都被诬陷为改组派而杀掉的，啊，一滩滩的血，真是血的教训噢！把革命的同志当作敌人对待，是要不得的呀！我真担心有人再搞这一套。”
这个时期，中国的报纸在报导重大政治活动时，都要刊登出席会议人员长长的名单，这也是一种政治晴雨表。贺龙在百无聊赖中，也养成了看名单的习惯。每当地看到一个熟悉的干部名字时，嘴角上会挂着笑意；发现过去同他一起战斗过的老干部不见了，便会自言自语地说：“大概又和我连到一起了。要是我能出去，替他说上句把话就好了。”
他仰天长叹，无法释怀。
老俩口相濡以沫，在西山共度艰难。这里用水要自己从外面抬。一个下雨天，夫妇俩往屋子里抬水的时候，薛明叮嘱说：“你当心点，地下滑。”
贺龙笑着说：“不要紧，你也小心点。”
话刚说完，贺龙脚下一滑，“咕咚”一声，摔在台阶上，水泼了一身，腰也扭伤了。
贺龙疼痛难忍，顺口说：“腰扭了，能找个热水袋敷一敷多好。”
“到哪里去找热水袋呀？”薛明感到为难。想着想着，她笑了，对贺龙说：“我来给你做热敷。”
她能做热敷？用什么做？贺龙感到茫然。
只见薛明紧搓双手，把手心搞热了，然后，按在贺龙扭伤的地方。
贺龙感到了一股热流，不知是薛明的手热，还是他自己的心热。心想，真难为她了。他幽默地说：“想不到，薛明的两只手还是个小小的发电厂呢！”
贺龙的头发、胡子长了，薛明用做衣服的剪子给他理发、修胡子。她哪里会理发？不过是把头发剪短一点而已；胡子嘛，到修得比较整齐。贺龙用手摸摸头发和胡子，对薛明说：
“很好。薛明还真行，同北京饭店理得也差不多，完全可以去参加宴会了。”
“啊呀，你就不要穷开心了。”薛明笑了。
贺龙望着窗外高耸的青山说：“我币是穷开。O。他们越是迫害我，我贺龙越应该是贺龙的样子。”
这是他的心声，他是不会屈服的。他要用各种可能的办法同迫害他的人斗到底！
在西山的日子里，夫妇俩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但他们却在为自己的孩子而耽心。
贺龙有四个孩子：贺捷生、贺鹏飞、贺晓明、贺黎明。贺龙知道，那些人是不会放过他的孩子的。在西花厅住着的时候，他听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正在抓捕他的孩子。杨德中、杨青成送他们到西山，临走的时候，贺龙拉着杨青成的手说：
“大老粗，今后我们会见面的。有件事拜托作，你要替我保护好孩子，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给抓去呀！”
杨青成点了点头。
现在，已经过了两个月了。孩子们怎么样了呢？有没有被抓走？到哪里去了？还活在人世吗？贺龙日夜思念，心急如焚，但却闭口不言，从不向薛明提起。薛明是很爱孩子的。贺龙怕触动做母亲的那根最脆弱的神经，增加她的痛苦。她已经被我连累了，不能再让她的心灵受伤害了。感情多么丰富细腻的元帅啊！他不只是一个能征惯战、使敌人闻风丧胆的老帅，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的普通人！
其实，薛明也在天天思念他的孩子，日夜为孩子的命运煎熬着。她是个母亲啊！她内心的痛苦比贺龙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她也从不谈起孩子，怕的是引起贺龙的耽心。他身上的压力已经够大的了，怎么能再把这份痛苦给他加上去呢？薛明曾经瞒着贺龙，向中共中央组织部提出：作为父母，很想念孩子，能不能让我们见见他们。然而，沓如黄鹤，没有答复。从此，她只好把思念的眼泪往肚子里流。
3月下旬，杨德中代表周恩来到西山看望他们，对贺龙说：“老总有什么事要我办吗？”
贺龙终于憋不住对孩子的思念，对杨德中说：“我的孩子现在不知怎么样了？我这个父亲保护不了他们，总可以知道他们的下落吧？我想请总理帮助我找找孩子。”
杨德中说：“老总，我回去就向总理汇报。”
几个月过去了，还没有音讯，贺龙十分担心。一天，警卫人员递给他们一封信。谁写来的信？他们到西山来是秘密的，大概除了周恩来，别人都不知道，谁能写信给我呢？贺龙疑惑着。薛明已经打开了信封。
“是幺女的信！”薛明高兴得叫了起来。
孩子来信了，这太好了，怎么能送到这边来呢？他明白了，这一定是周恩来派人找到他们的。真要感谢总理啊！
贺龙推想得没有错。
周恩来听了杨德中的汇报，马上就派人去找。皇天不负苦心人。他终于找到了躲在何香凝老人那里避难的贺龙的小女儿贺黎明。
何老的住室，是中央规定不许任何人冲击的“禁区”。贺黎明．躲在这里自然比较安全。周恩来让她给爸爸妈妈写封信。
贺龙从薛明手上接过信纸，戴上老花镜，认真地看了好几遍。
贺黎明在信上说：我很好，很想念爸爸妈妈。哥哥（贺鹏飞）、姐姐（贺晓明）隐姓埋名在一只海船上劳动，表现也很好。八级大风也不晕船，水手们对他们很爱护。
后来，薛明才知道，三个孩子在走投无路之中，打电话给廖承志夫人经普椿。廖家素来尊敬贺龙。经普椿马上找到了正在中南海避难的廖承志。
廖公一听，立即回答：“收下他们，全部收留，再难也要收留。”
这样，贺鹏飞带着妹妹晓明、黎明住进了廖家，可是，住下以后，他们才知道，廖叔叔处境亦很艰难。他们三个人住在这里，目标太大了，会给廖叔叔带来更多的麻烦。兄妹三人商定，另觅。藏身之所。
第二天一早，他们向经普椿倾吐心迹，说明去意。经普椿说什么也不同意，但是，鹏飞兄妹去意甚坚，最后，只得把十六岁的小妹黎明留在了廖府，兄妹两人拿着经普椿给的钱和粮票，藏躲于茫茫人海之中。后来，隐姓埋名到一只海船上做了苦工。
有一天；廖公获准悄悄回家看望何香凝老人。他把黎明拉到身边说：“好，好，你就住在这里。”
他又告诉经普椿说：“实在危急，就用妈妈这把保护伞。”
就这样，贺黎明躲在何香凝的居室里，渡过了最险恶的日日夜夜。
贺黎明这封短短的信，给两位日思夜想的父母，带来了无比欢乐。一连几天，贺龙都十分兴奋，他心上的石头落了地。他一遍一遍地读着这封信，不时地念叨着：“幺女哟，我们的幺女来信喽！”
一天，他突然对薛明说：“我要给幺女、小龙他们写信。”
薛明理解贺龙的心情，说：“写吧，我来写。”
“不，我写。”贺龙有生以来从未给自己的孩子写过信，这次却要自己动笔了。
他戴上老花镜，伏案写起来。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隔一段日子，就要给孩子们写一封信。他在给小龙（贺鹏飞）的信中说：“今后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你要跟着共产党干革命，这个决心不能有丝毫动摇。”
其实，他写的信，只能是做父母的一种自我安慰。这封封充满父爱深情的信，孩子们是一封也收不到的。
孩子有了着落，现在只等着秋天的到来了。贺龙在盼望着秋天。
薛明这样描述说：“从树上出现最初一片黄叶的时候，贺龙同志就时时掀开窗帘的一角向外眺望了。他久久地望着山下不远处通往北京的那条公路，直到掀着窗帘的手酸麻了，才怅然地离开。可是，过不了一会，听见点什么响声了，他又踱到了窗前。每逢这样的时候，我就心头发酸。我知道，他心里老记着年初和周总理告别时总理说过的话：‘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他能盼望到什么呢？我的老天爷。
西山的树叶一片片地枯黄了，在萧瑟的秋风里，满山飘落。周恩来没有来接他。贺龙没有失望，还在等待着，企盼着。西山的落叶乔木露出了光秃秃的枝桠，经受着寒霜的侵袭，已经是初冬了，周恩来还没有来接他。日子一天天消失，山下的那条公路依然空荡荡的，没有一辆车影。他失望了，感到一种可怕的威胁正在向他逼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