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冬，孙中山在广西桂林组成北伐大本营，准备北伐。次年春，孙中山将其控制和影响的军事力量改称为“讨贼军”，宣布国民革命进入讨贼时期。他派大本营参议、原川军将领石青阳回四川，联络四川方面倾向广州军政府的力量，策划四川讨贼事宜。
石青阳经长沙过湘西，会见了他的旧部属陈渠珍，借兵援川。对老上级石青阳的要求，陈渠珍不便推脱。陈渠珍老谋深算，知道贺龙是拥护孙中山的，深得湘西人敬重，常担心其久居湘西，可能威胁他当湘西王的企图，一直图谋除之。石青阳借兵，他觉得可以借此机会，做个顺水人情，把贺龙遣出湘西。
贺龙一向跟随孙中山。石青阳是奉北伐大本营孙中山之命入川组织革命力量的，跟他入川，能为北伐讨贼出力，这是欲谋而不得的，何况，也是摆脱陈渠珍的好机会，因此，他欣然从命，随石青阳入川了。
石青阳入川后，立即会见了熊克武等倾向孙中山的川军将领，商讨四川讨贼大计，并就任川东边防军总司令。不久，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下辖第一、第二、第三军，由但越辛、吕超、石青阳分任三个军的军长，起兵讨伐由直系军阀支持的刘湘、杨森等川军。四川南北战争战火连天。
在一年多四川讨贼作战中，贺龙作战勇敢，指挥有方，功勋卓著；所率部队，英勇善战，纪律严明，是一个甚得民众称道的勇将。他先后担任了川东边防军警卫旅长、第一混成旅旅长。但是，对于四I；D的南北战争，他有自己的看法。他在同刘达伍谈起重庆浮图关战斗时，说：“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吃亏的还是老百姓。中国地方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为什么这么穷，这么弱？就是给这帮军阀官僚搞乱了，不打倒这些人，老百姓还能指望过好日子吗？困难呀！这么大一个烂摊子，哪个能收拾？”
看来，他一面积极作战，一面对这场战斗的前途充满忧虑。
不管他对这场战争的前途有什么想法，但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干涉却是寸步不让的。
1926年6月，贺龙率部与第H军汤子模师协同，攻占了川东重镇涪陵，切断了长江交通线，阻止在万县的援川北洋军西上。8月，吴佩孚派日清公司客轮宜阳龙、云阳九装运大批军火运往重庆，支援杨森、邓锡候，并派其军械处长张运矾押送。
这两艘船都是日本人的。日本船主命令两轮挂起了日本国旗，从武汉起程，沿长江上驶重庆。吴佩孚认为，日本人一出动，日本旗子一挂，在长江上便无人敢管，援川弹药就万无一失了。
他想错了，中国敢管的人是有的。
这件事被贺龙派往武汉的人侦察到了，急忙赶回涪陵向贺龙报告。贺龙感到此事非同一般，立即与前敌总指挥兼师长扬子模、旅长周西成研究对策。他们都认为，要是把船放到了重庆，卸下军火，充实了敌军，对讨贼军极为不利。怎么办？大家议论说，应该不准他们通过，迫其返回武汉。如果将船扣留，就会惹出大麻烦。
贺龙把手一挥，说：“轰回去不行。这是送上门的礼物嘛，扣船！没收全部枪械、弹药。这玩艺我们也缺呀！扣了它，我们多了一批枪支弹药，敌人少了一批枪支弹药，一加一减，这个仗我们一定要打胜。更重要的，这些东西是吴佩孚勾结帝国主义的罪证。我们不是卖国的北京政府，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队伍，一定要给他们一个下马威，长长中国人的志气。”
贺龙的主张得到了汤子模的支持。可是，船怎么扣法呢？
贺龙说，日本商人一向见钱眼开，贪图小利。我们可以派人装成老百姓，要求搭船去重庆。日本人为了赚钱，准会允许。一上船，就由不得他了。
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不错，既可以不在长江上公开动武，又可以解决问题，于是，决定由贺龙负责扣留“宜阳丸”，周西成负责扣下“云阳九”。
第二天拂晓，两艘日轮驶近涪陵城西无把坛都堂嘴码头，看见码头上有不少人挥手叫喊，要求搭船。日本船主观望了一阵，觉得没有异状，下令停船，但不靠码头，让搭乘人坐小船过来。
贺龙身着长袍马褂，手持“文明棍”，一副大老板模样，率先登小船而来。化了装的卫土紧跟左右。七、八条小船载着百十来人登上了轮船。贺龙一挥手仗，一部分官兵迅速散开，控制了驾驶台、机器舱、船长室、货舱等重要场所。贺龙下令：“检查！”另一部分官兵立即散开，开始检查。
日本船主自从在长江行船以来，还没有遇到过敢于检查他们日本轮船的人。他那帝国主义的老大心灵受到了损害，拔出手枪，开了火。贺龙的卫兵抢先一步，击毙了船主。
贺龙下令说：“船上所有人员、物资全部扣留！让轮船靠岸。”
结果，缴获子弹82万2千发，炮弹3百发，手枪数十支，捉住了吴佩孚的军械处长和两名日本人。
遗憾的是，周西成胆小怕事，怕得罪外国人，只派了一名副官登船，又因为计划不周密，使装满3千支步枪的“云阳轮”逃回了万县，连副官也让人家带走了。
贺龙和汤子模立即向日本日清公司发出抗议信。信上说：“根据中国内河航行通商条约第七条规定，不得私运军火、毒品及其它禁运物资。如不遵守条约，故意违犯，其情节重大者，须停止其营业。试问此次云阳、宜阳两轮公然参与我国内战，在作战区内，冒烟突火，输送武器，难道情节之重大有过于此吗？本军素持宽大，如该公司不吝改过，办好善后，则处罚没收两船，否则我军执法相绳，除禁止在本区营业外，还将报我政府，停止其全部营业，以做效尤。”他们强烈要求日方赔偿我方一切损失；犯罪主体，依法没收；在逃之“云阳九”必须交出，并应向本军正式道歉。
这一举动，引起了轩然大波。日本政府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云南、四川的军阀们左一个电报，右一封函件发到能克武手里，要求熊克武放船放人。日本国驻宜昌总领事资市根、驻重庆副领事康吉友专程前来涪陵，面见贺龙。
盛气凌人的日本领事质问贺龙，说：“你们这一无理行动，使宜阳九船主、领江和买办失踪，听说，已经被杀，应有谁来负责？你们必须立即释放被扣押的司轮宫崎他们两个人。先生，你太不懂法律了，即使他们有罪，也应由日方处理，你不懂吗？先生。”
贺龙用眼膘了他一下，反驳说：“日方船主、领江有否失踪，我不晓得。如果属实，我方也概不负责，因为是他们拒绝检查，并开枪打人。我军从没有等着挨打的习惯，当然要自卫。我方官兵也有伤亡，哪个负责？你们日本人的性命莫非比我们中国人高贵不成？扣押的轮船嘛，我们已有抗议信给日清公司，讲得清清楚楚。你们违犯了战争状态时期我方公布的戒严法，必须按我们的法令办理。”
日本领事说：“他们到底犯了什么法？什么罪？”
贺龙把桌子一拍，厉声说：“什么罪？砍头的罪！你们私运军火，参予别国内战，不是犯砍头罪是什么？”
贵布极端出了领事裁判权。
贺龙不予理会，板着脸说：“我只管戒严权。谁在我的防区搞鬼，我就抓谁，砍头！”
日本人碰了钉子，把北京政府、各方军阀清出来向贺龙求情。可是，贺龙铁面无私，一概置之不理。他告诉那些“大脑壳”，无论你们谁来，只有日方赔礼道歉，赔偿我军损失一百万元，才能释放被扣押的两个日本人。
这一下，使所有的“大脑壳”束手无策了。
一年以后，贺龙升任建国川军师长，率部回到湖南。走投无路的日清公司只好通过常德商会与贺龙会商，履行了赔款和赔礼道歉的条件以后，贺龙才将这两个日本人释放。
这件事，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闻者无不拍手称快。可是，也深深刺痛了贺龙的心。他这样说：
“这件事对我刺激也很深呢！和两个日本浪人一道捉起来的，还有吴佩孚的一个军械处长，叫张介一（即张运孤——笔者注）。你看呀，那两个日本浪人不过是普通的军火商人，可是好多‘大脑壳’打电报来说人情。对于那个军械处长连信都没有一封。”
“这太不把自己人当人了！张介一还算是国家的官吏呢。这一来，我更加恨日本帝国主义，也更恨北洋政府了。我对那个军械处长很优待，才押到黄角灰就放了，走的时候还送盘缠。我说，我只希望你一件事情：你回去给曹锟、吴佩孚说，要想武力统一中国是不行的——你，一个布匠，一个秀才，最好同广东联合。那时候，孙中山在广东。”
1923年冬，刘湘、杨森再占重庆。成都讨贼军内部分化。熊克武去职。四川讨贼之战失败。贺龙移兵贵州省铜仁县。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决定完成北伐大业，统一全中国，发表了《北伐宣言》，申明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翻军阀，尤在推倒军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他下令，北伐军一律改为建国军，并委任熊克武为川滇黔建国联军前敌总司令。然克武受命后，与湖南省长赵恒惕商定，“借道湘省北伐”。他委任汤子模为前敌总指挥，贺龙率部为前锋，离黔入湘。
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北上参加国民会议，谋求国家之和平统一。行前，再委熊克武为建国川军总司令，辖建国川军第一、第二两军，与建国滇军及服从孙中山领导的部分湘军彼此呼应，待机北伐。
据此，熊克武决定，贺龙率部进驻津市、澧州；汤子模军进驻大庸、慈利、石门。
西南地区的军队驻在湖南境内，使湖南当局忧心忡仲。湖南督军赵恒惕有碍于广州政府北伐大业，表面敷衍，实则大加防范。湖南各处地方势力则极力抵制，甚至刀兵相见。贺龙率部进入津、港时，追州镇守使唐荣阳即以其全部兵力远出拦阻，但被贺龙所败。12月2日，贺龙占领治州。此时，他的部队已有了很大发展，从原来的三个团扩大到了十个团，人多势众。1925年2月，贺龙被委任为建国第一师师长，授中将军衔。
然而，到了3月份，孙中山在北平病逝。形势很快出现了变化，赵恒惕不再敷衍广州政府。他操纵省议会，通过了武力驱除建国川军出湘案，并发出最后通谍，限令建国川军在两个星期内离开湖南。
熊克武在常德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建国川军的行动。会上意见不一。熊克武力生按广州政府胡汉民来电精神，将建国川军开赴广东。会议未能形成决议。
3月下旬，熊克武来潜州，动员贺龙率部与其同往广东。
对于这位老同盟会员，贺龙历来十分尊敬，但这次却对熊克武去广州的决定持反对态度。贺龙认为，孙中山逝世后，国内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广州军政府内部矛盾突出，代理大元帅职务的胡汉民与国民党元老派结盟，力图继承孙中山的遗产；西南军阀后继尧，以副元帅身份，派人在广州活动，企图争夺大元帅的位置；驻广东的阈、滇、黔军队将领，也想乘矾扩大各自的权势。在这种情况之下，川军再去广东，不仅会增加革命阵营内部矛盾，且有可能被别人所吞并，部队存亡很难预料，这对继续完成革命大业无益。何况，自己的部队入川三载，连年征战，损失不小，直到移驻津澧，经他励精图治，整军经武，部队面目才为之一新。他的部下大都是湘西人，听说可能开赴广东，有人已泣涕请命留守本土，如果冒然行事，部队可能分裂。对于熊克武说的，他去广州是要“联络旧同志，组织新政府”更不敢苟同。对此，贺龙这样说：
“熊克武曾两次来澧州找我。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提出要去‘联络旧同志，组织新政府’。我和严仁珊说，‘联络旧同志’，是什么同志？‘组织新政府’，又是什么政府？北京政府是反动政府，广东政府是革命政府，如果再组政府，是属广东政府，还是隶属哪里？我不同意熊克武的意见，并通过严仁珊，要熊克武解释这个问题，从此，我和能克武往来就少了。”
贺龙还告诉熊克武，自民国五年讨伐袁世凯以来，我就是遵照孙中山的主义干的，几经挫折，几番再起。这次不去广东，就是不能背叛主义，以免将来背上不义之名。
熊克武说服不了贺龙，率扬子模等部离湘而去。谁知，他一到广东，便被蒋介石以“叛国”罪，囚禁于虎门。入粤的西南建国军或被缴械，或被收编、遣散，从此烟消云散。陆军上将汤子模亦被其部下罗瑾光打死。看来，贺龙确有几分先见之明。消息传来，贺龙叹息说：“熊镜公不明政局也。”
不过，对于这位熊镜公，贺龙还是深记于心的。1950年，成都解放以后，贺龙专程登门拜访这位老上司。熊克武自广州被囚之后，一直拒绝出任蒋介石给他的任何职务，闲居成都。蒋介石逃离大陆前，考虑到熊在西南的影响，派人拉他去台湾，遭熊严辞拒绝。这次。贺龙来访，熊克武惊喜交加，甚感意外。贺龙见他布鞋长衫，居室简朴，甚为钦佩，热情邀请熊克武出来为人民服务。熊克武说：“我年老力衰，思想陈旧，恐怕跟不上形势。”贺龙一再动员，希望他在建设新中国、新四川上出力，做一个革命老人。熊克武终于被贺龙的真诚所动，接受了邀请。贺龙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和中共中央，极力推举熊克武。他说，熊锦公“一贯不满蒋，向来生活上较严肃”，“不贪污，不置私户”，“是较正派的人物”“他表示拥护共同纲领，拥护毛主席，今后愿在毛主席领导下尽自己一分力量”，建议委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同意了贺龙的建议。
贺龙来去广东，却也面临危险局面。赵恒惕调动湘军三个师开抵益阳，进逼常德，威胁律遭。强敌当前，是战，是和？是留？是撒？怎样抉择，关系到贺龙这个师的存亡。思之再三，贺龙认为：从当前情况看，战为下策。双方兵力悬殊，我处于劣势，战必败。求和备战，是为上策。他一面布置兵力，严密戒备，一面发表留湘通电，阐述留湘缘由。他说：
“去岁追随熊镜公北伐，假道湘中，从师转战，负管前驱，行战弥月，始达津澧。”但“半载屯兵，毫无进展。北伐之事无期，桑梓之祸愈炽。报国既难如愿，害民尤所痛心。午夜滂径，忧心如焚，不得已，勉循部属之请，实行还湘，保卫桑梓。”
贺龙是在告诉赵恒惕及全省各界人士，我本湘军，奉命援川，北伐未战，归还桑梓，此乃名正言顺，合情合理也。为了使赵恒惕放心，贺龙又发了第二次通电，宣称：
“自今日始，无论何人，倘有勾结奸人，以反抗我政府，扰害我人民者，即是香湘三千万人之公敌。”
公开表明了支持省府当局态度。
贺龙又派出参谋马忠岳赴长沙，疏通省议会，并请省府书记长官、桑植籍好友陈伯陶及湘西在长沙请名流鼎力相助。省会有不少政界要人与贺龙相识，主张接纳贺龙，并有人出面推荐贺龙任港州镇守使。这样，便给赵恒惕出了道难题：湘人还湘，无可指责；政要面子，难以驳回，况且，他的嫡系部队贺耀祖、刘(钅刑)、叶开差三个师，正在流水流域与老对头蔡矩献作战，没有足够的力量吃掉贺龙。赵恒惕权衡利弊，觉得从目前情况看，用灌水把贺龙围起来，不让其四处扩张，也算得上是一着棋，这样，既可以稳住贺龙，又能在湖南各界政要之中显示自己的辖达大度，以收买人心。于是，他顺水推舟，于4月15日，以湖南省政府名义委任时年二十九岁的贺龙为澧州镇守使。
但是，老好巨滑的赵恒惕，对贺龙心存戒心。他指派一位叫熊贡卿的省议员作为省府代表，长驻澧州，监视贺龙。这个熊贡卿，到了1933年，乘红军处境窘迫之际，到湘鄂边说降，被贺龙处决。谁知，到了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此事竟成了贺龙的一大“罪状”，酿成一起骇人听闻的大冤案。此乃后话。
年轻的贺龙，穿过一条条夹缝，从营长当到了镇守使，历程之艰辛已见一斑。可以这样说，在这一历史阶段，贺龙饱尝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政治风云中的酸甜苦辣，但也显示了他那敏锐的政治嗅觉、高妙的策略手段。这一段非同寻常的奇特经历，将年青的贺龙锤炼成了政治上成熟的将领，可以在更大的暴风雨中搏击翱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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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元帅追随孙中山讨袁护法，柏林弹雨，最后有了疑
问：“孙中山是个伟人，可是，他依靠的是军阀队伍，
早晚靠不住。”
我们的元帅在1920年对人说：“我很想见到孙中山。别人说他是孙大炮，我看，中国就需要这样的大炮，满清政府怕他，北洋军阀怕他，就因为这门大炮有威力。他把四万万同胞鼓吹起来，这威力得了吗？”
他佩服孙中山，能用他的主义把被奴役、被压迫的中国人民唤醒，起来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作斗争。他自己就是被孙中山的主张鼓吹起来，参加中华革命党的。
1914年，孙中山发出了“讨袁告示”，中华革命党在各地建立了支部，组织武装讨袁。贺龙起而响应，先是与陈图南、谷绩廷一起领导了湘西暴动，后则刀劈芭茅溪盐税局，拉起了一支农民武装，打出了讨袁护国的旗帜；1917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发动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护法战争，贺龙起而参加。他万万没有想到，会被同样打着护法军旗号的上司所吞并，还把他投入了牢狱。虽然，他对此无法理解，忿忿不平，极为不满，他却对父亲贺士道说，这几年，才明白了为救中国拖队伍的道理，不能半途而废，不管张溶川是什么角色，也不能因为他而放弃孙中山的主张。两把菜刀起家之后，他既不去找张溶川算旧帐，也不自立为王，走其他的路，仍然按孙中山的电令，带着刚组织起来的十八个青年，涉澧水自动援鄂护法，在荆江两岸投入生死搏斗。在松滋，由于侦察不周，被北洋军包围。他带着队伍杀开一条血路，突围而出，一次便牺牲了九个人，他自己也差点没了性命。
1921年，石青阳路过湘西，借兵讨贼。陈渠珍推荐了贺龙。
石青阳，四川南里人，曾赴日留学，1906年加人同盟会。“一次革命”时，率部苦战于武胜、合川之间，失败后逃亡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回国后，参加四川的护国战争。是川军中有名的将领。但是，此人出尔反尔，在护法战争中，孙中山任命同盟会员熊克武为四川督军，统一四川，招致了川军其他派系的忌恨。他们联合滇、黔客军，发动了“倒熊”战争。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石青阳倒戈，参加“倒熊”行列，进攻熊克武，使护法军腹背受敌。局势急转直下，四川护法战争出现了曲折。因此，这次石青阳来借兵，有人估计，贺龙是不会随其入川的。谁知，贺龙欣然同意了陈渠珍的推荐，使不少人迷惑不解。贺龙后来回答说：“石青阳过去倒熊，挨了孙中山的批评。他这次是奉孙中山的命令回来的。要不是孙中山的意见，我就不干了。”
原来如此！他同意入川，意在追随孙中山。
1922年夏，在川东酉阳县的龙潭，石青阳向前来开会的四川将领介绍说：“你们看，我请来湖南的一条龙，才二十来岁。”贺龙赶忙欠身向川中诸将见礼。那时，他是很高兴的。以为从此便可和川中诸将共同讨贼，推行孙中山倡导的革命了。然而，中国的事情颇难预料。这些拥兵自重的权贵，今天与你联手，明天就可能翻脸。战端一开，贺龙随石青阳攻克川东重镇涪陵。他被任命为川东边防军警卫旅长，担任长江上游防务。
涪陵，是川东和黔北的水陆交通枢纽。有谚语云：“守住渝涪万，四川占一半”。渝、万乃重庆和万县也，涪，即涪陵，可见此地之重要。正因为如此，贺龙驻防涪陵，引起了原黔军旅长周西成的嫉妒，借端向贺旅驻扎在火神庙的一个连发动了突然袭击，企图缴贺旅的枪。双方发生了巷战。贺龙亲率一个排从南门突围，留在城内的两个排被打散。贺龙十分恼火。当时，讨贼军正同四川军阀杨森、刘湘兵戎对垒，如果动武，势必影响大局。他强压怒火，一面致电石青阳，指出：“此次周西成无端横暴，予人难堪”，“龙仍安缄默，以顾本军名誉。请诸公明察，谅不至为周电所迷惑。尚乞力主公道。”一面率部移往彭水，和周西成脱离接触。事情就这样了结了。
1923年6月，孙中山委任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并训令说：“仰该总司令等迅率所部，扫清残寇，奠定川局，然后会师东下，申讨国贼”。贺龙和汤子模旅奉命围攻杨森占据的重庆。在浮图关展开了激战。贺龙身先士卒，打得十分激烈。据当时报纸报导说此次战斗“尸伏十里，缴械如山”。杨森本人脱身逃走。此战，受到了孙中山大元帅的通电嘉奖。功勋卓著的贺龙，次年，被孙中山任命为四川讨贼联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川军第九混成旅旅长。
这时，有人告诉他说：“你随石青阳入川后，陈渠珍打电报给赵恒惕说，贺龙叛变了。”
贺龙听了，哈哈大笑说：“不错啊，我由民军叛到讨贼军，湘西王容不下我。我叛到四川，服从孙大元帅的指挥。孙大元帅要我身兼两个旅长。”追随孙中山的自豪，对孙中山亲自委任的喜悦，溢于言表。
但是，讨贼军中有些将领是口头革命，心怀鬼胎，待到刘湘、杨森、袁祖铭、邓锡侯在吴佩孚支持下大举反攻时，一个个露出了真面目。重庆失守后，贺龙率部退往川北，在安岳、乐至到淮口一线，与杨森对垒，但因得不到援助，只得退往成都，准备与依附北洋军阀的川军背城一战。哪知，新上任的四川讨贼军总司令赖心辉公开通电倒向吴佩孚，当了四川省长。讨贼军不战自溃。气得熊克武电呈孙中山自动解职。讨贼军被迫退出四川，孙中山发动的讨贼之战就此失败。
贺龙只得率部退往贵州。这时，在涪陵袭击贺龙的周西成投靠了黔军袁祖铭，对贺龙层层阻截，不准其入黔。周西成纠集王家烈等四个旅的兵力，在贵州赤水的皇汤，进行严密封锁，并宣称要“活捉贺龙，活捉湖南佬！”贺龙在汤子模帮助下，实行重点突击，突破了赤水封锁线，进入铜仁，使周西成的企图落空。
三年援川，大小战斗数百次，功败垂成，这使贺龙百感交集。他在回湘通电中说：
“这三年中，寡人妻，孤人子，独人父母者，不知凡已。而故乡同胞子弟，罗锋搞，丧原野者，亦不下数千人！”
真有点追溯往事，不堪回首的凄凉昧。然而，当1924年9月，孙中山乘直奉战争之机，兴师北伐，任命熊克武为川滇黔建国联军前敌总司令，假道湘西，向北进军时，贺龙又挺身而起，率部担任建国联军前部先锋，率先通电入湘北伐。贺龙对于孙中山，可谓“忠”矣！
还有一件事，亦可为此明鉴。
1922年8月，粤军头目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被迫离开广东，避难上海。年仅28岁的贺龙，既感震惊，又为之担心。他感到，孙中山目前处境困难，须要革命者的支持，一切真心追随孙中山的军人，皆应表明心迹，不能自怀鬼胎，坐视待变。他亲笔修书一封，向孙中山表示，尽管自己取微力薄，又远在边徼，但为了革命事业，定将竭尽全力支持先生。他派周参谋持信赴沪面呈。
孙中山对此甚为欣慰。12月，给贺龙回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云卿先生鉴：周参谋持来大札，惫悉一是。边微火成，艰
苦逾恒，而壮志不渝，忠诚自矢，真可为干诚之寄，当勉望
于无穷者也。
川中久苦战，过来以各将领互开诚相，共企新图，遂有
开发实业计划，前各有书来陈说，文曾力赞其成，不独为弹
息内争，昭苏民困之要图，而给养有恃，简练益精，一俟会
讨有期，建瓴而下，且可以襄成大业，幸协图之。
我驻阁各军实力充裕，稍事休息，即须出讨。驻桂之张、
朱各军，现已下迫梧州，西江震动，陈逆料难久道。切望袜
厉待时，共勘大难。此复。即询，戍绥。
自此，贺龙与广州军政府常有书信往来。广州政府曾派议员杨宝安、袁荷生来贺龙所部视察。
四川讨贼失败之后，许多事情引起了贺龙的反思。他感到孙中山的主张深得人心，自己拥护孙中山，千里征战，完全没有错，但为什么归于失败呢？他想，讨贼军内部矛盾重重，派系林立，各谋私利。而我，又不得不受制于他们，政治上是被他们牵着走的。我为什么不直接与广州政府取得联系呢？如果能取得联系，就可以摆脱这些人的牵制，直接听命于孙中山。
一个细雨漾漾的夜晚，他来到参谋刘达伍的居室，请他代表自己去广州面见孙中山，面呈贺龙的主张。
刘达伍，原为黔军袁祖铭帐前参军，1920年，同贺龙相识。因钦佩其为人，脱离黔军，来贺龙处担任参谋，成了贺龙的好朋友。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一师一团团长，后随贺龙参加了南昌起义，任工农红军第四军参谋；1928年在石门县遭国民党军袭击，身负重伤，返回了云南老家。关于这件事，在五十年代，刘达伍有一段回忆，生动地反映出贺龙那时的内心世界和追随孙中山的心情。笔者在这里引述一段。
刘达伍回忆说：
这天晚上他一进来，我就觉得有什么公事要谈。说了几句闲话之后，他果然就提出问题来了。
“达伍兄，”贺龙将军今天对我的称呼很客气。“我们相交几年了，你对我贺龙有什么看法？”
这个问题叫我怎么回答呢？我告诉他：“我在军队里干了二十来年了，要是我愿意跟着袁祖铭或者杨来问，都可以升官发财。我不愿跟他们，千里迢迢来投奔你，这就是对你的看法。”
“你认为我走的路子对吗？”
“你常常说，你要为天下的受苦人打天下，谁能说这条路子不对？不过打来打去，还没有打出一个天下来，你也还在摸夜路啊！”
“你说得对。满清倒了，袁世凯死了，全国仍是乱糟糟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我们这几千人，又能怎么样？我天天都在想这个问题。”。
于是，贺龙将军和我谈到方向问题。他说：“从全国来看，在广州的南方政府是最有希望的革命力量。孙中山提出的三大政策深得人心，拥护孙中山和南方政府，是我们的正确方向。但是，我们和广州没有直接联系。这些年，在政治上让别人牵着鼻子走，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我们应该直接和广东联系。”谈到后来，贺龙将军提出，要我当他的代表到广州去。
第二天，我便带着贺龙将军致孙中山大元帅的专函出发了。我到广州的时间大约是十月二十日左右。第三天，我便在大元帅府会见了参谋长李烈钧。李烈钧在四川时听说过贺龙将军的名字，他表示非常钦佩贺龙将军的革命热情，带来的信，他负责亲自交给孙大元帅。几天以后，孙中山离开广州北上，我的任务没有完成，只好在广州等下去。这样，直到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我才返回部队。
孙中山的逝世，对贺龙冲击不小。那时，他已率部返湘，驻扎津市、澧州。他下令驻澧部队停操一月，降半旗三天，自己还戴孝一年半，以示哀悼。他每天都阅读报纸，收集政治军事动态，注视着孙中山逝世后对时局带来的影响。他有一种预感，孙中山逝世后，原来他依靠的南方军阀，可能产生某种变化；广州政府中的权势人物也难于抛开一己之私利。这一点，在四川讨贼中他已深有体会。贺龙忧心忡忡，严令全师加强战备，静观待变，并派出人员去广东、长沙等地了解各方动态。
在政局变动之前，他应该做些什么呢？贺龙感到，不管局势怎样变化，只要自己掌握一支精良的素质好的部队，有一个安居乐业的地盘，就可以应付一切。他把这一想法告诉了秘书长和参谋长，他们都表示同意。于是，贺龙在津、澧开始了部队整训。
他的基本队伍是三个团，由黔入湘途中，先后来归和收编了十个团。这些部队成分复杂，尚未经过严格训练，纪律也不好。贺龙决定在司令部增设一个新兵训练处，让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王育英当处长。他规定，部队必须逐日训练，团、营、连长不得无故缺席，要作土兵表率。不久，他又决定成立一个随营学校（后改名为军官教导团），由各营、连挑选文理清顺的官佐三百名入学，仿效外地军官学校的做法，每期三个月，专门训练营、连以上军官。
贺龙在军官教导团开学典礼上，讲话说：
“我们现在正处在列强竞争，内政不修的时候，要想巩固国防，刷新政治，必须以军政为前题，训练一支具有军事素质的军队。”
“从来那些训练有素的军队，都非常注意训练部队的实力，所以能以小敌大，以少胜多，如周武王以三千人为一心，能胜亿万敌众。”
“近来，西欧各个列强对于军事训练特别重视。他们实行兵役制，按籍征名，更番补退，培养军队，训练士兵。我们应该奋起直追。”
“练兵之道，首在教育，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我们的部队虽然成立已久，但因长年转战，东征西讨，时刻在枪林弹雨里生活，所以训练抓得不够，以至作战虽然勇敢，而造就不大。”
“设官教导，实难再缓。希望全体官佐肩负重任，挺起精神，精研深造，检验揣摩。自始至终，努力前进。”
这篇登在1925年1月19日长沙《大公报》上的讲话，是迄今能找到的，贺龙关于军事训练的最早的一篇讲话。他是想学习列强，振兴军队，要把自己的部队训练成一支军政有素的军队，可谓雄心不小。
一支部队战斗力的强弱，因素很多，军纪是否严格亦是重要的一环。贺龙深知这一点，历来对部队约束甚严。这次，在训练部队的同时，他又在严肃军纪上做起文章来了。
他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还成立了一个“津艘军警稽查处”，负责监督和维护军纪，并发布了一份军警《巡示守则》。规定，凡涉及下列情事者，应给予处分：“1．着军服士兵乘人力车者，立即禁止；2．酗酒滋事者责罚；3．与人民口角者究之；4一服装不整者查究之；5.聚赌者罚；6．估惜民间物品者责罚；7．增拉民夫者责罚；8.（原件原文残脱）。”此外，他还规定：“凡无端滋扰人民及侮辱官佐眷属以及赌钱、娼寮，公共场所滋事生端者，人枪一并解部惩办。”从这些规定来看，贺龙对军纪的要求真够严厉的。
在官场上，许多规定是冠冕堂皇的，实际往往部是另一码事。贺龙的这些严格的规定，是否也是一种表面文章呢？从颁布规定后的执行情形看来，并非表面文章，而是动真格的。贺龙有一个部下，名叫田鸿钧，大庸人，第六梯团团长。此人早年曾随贺龙泥沙夺枪，参与湘西暴动，后来投靠了港州镇守使唐荣阳。贺龙回湘入津港，兵讨唐莱阳，他倒戈投贺，同贺龙的关系不可谓不深。但是，他的部队甚为腐败，他们强占民家，敲诈百姓，勒索商贾，且屡教不改，影响很坏。贺龙铁面无私，下令旅长谷青云将其部缴械解散。田鸿钧负隅顽抗，被当场击毙，下属营长罗郊之逃跑。贺龙为此贴出布告曰：“军人服从，首在其纲，第六梯团，不守规章，特令解散，罪有应当，诸色人等，毋得惊慌。”
用铁腕整顿纪律，效果卓著，津湾民众翘指称道。
在此基础上，贺龙大刀阔斧地整编部队。以精悍部队为目的，把全师编成两个步兵旅，骑兵、炮兵、工兵各一个团，两个直属营，一个手枪队，一个训练新兵的补充团。
在整编中，贺龙采取措施，裁减了一些素质不好的队伍，撤换了军阀习气严重、军政素质差的军官，遣散了一些老弱病残人员。在整编中，贺龙严格地对各级军官量才录用，论功行赏。由于历史的原因，他的部队里有不少亲属和族人。对于他们，贺龙并不给予某种特殊照顾，一样视才任命。这样一来，出现了晚辈当长辈的上级官长的情况。这可使一些人不习惯、不适服。
一次，中队出操，连长贺佩卿因带队动作稍迟，被营长贺桂如当场训斥了一顿。贺桂如乃贺佩卿之侄，贺佩卿的脸面怎么搁得下？他当场同贺桂如顶撞起来，喊口令解散了队伍，弄得贺桂如下不了台。事后，两个人都跑到贺龙这里来“告状”。正巧，医官贺勋臣也在场。在贺氏家族中，他比贺龙高一辈。见此情景，便对贺龙说：
“云卿，你这个家怎么当的？非把叔伯老子放到侄孙儿手下当兵？”
贺龙吻着烟斗，眯着眼说：“勋大叔，你这个医官还不是归我这个侄儿管吗？我们今天是出门带兵。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军有军纪嘛！”
接着，回头问贺佩卿说：“你是军人，还是老百姓？”
贺佩卿一看不好，这“状”不能告了，马上说：“报告镇守使，我是军人，我错了。”
贺龙把脸板了起来，说：“承认就好。这里是军队，不是家族，只有上下级，没有叔伯子便。今后规定，上级对下级叫名字，下级对上级叫职务。有不服气的，让他来找我！”
自此，一律按军纪办事，谁也不敢拿家族那一套为自己争什么了。
经过这样的整训，部队素质提高很快。建国联军总司令熊克武前来视察，见此情景，大加称赞，他说：贺龙“师次津澧，秣马厉兵，土气益励，堪称表率。”’
贺龙抓住时机，整训待机，这步棋不仅走得准，而且走得及时。过了不久，局势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赵恒惕为驱逐建国川军，要兵戎相见；熊克武、汤子模各有所图，南下广东，假道北伐又成泡影。而他，就凭着这样一支经过训练整顿的精兵，使赵恒惕无可奈何。
这种变化，又一次促使贺龙对自己脚下的路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回顾了自己追随孙中山走过的每一段路程，发现每次孙中山发起的革命行动，诸如援鄂护法、四川讨贼、兴兵北伐，开头都颇轰轰烈烈，但最后不是归于失败，便是半途而废。这是为什么？他分析再三，感到不是中山先生的主张有什么错，而是孙中山没有可靠的力量。孙中山身为大元帅，却没有军队，没有枪，而是借用拥护他的那些南方军阀。用军阀打军阀。这些人各有所图，随时可以变脸，所以，在革命过程中，“窝里斗”不断，随风四下飘。今天我打你，明天你又打我；一会儿与北洋政府势不两立，一会儿又向北洋政府拱手称臣，其结果是中国政局总是动荡不定，革命停滞不前。在四川讨贼时，他就有了这样的看法。
有一次，他同刘达伍谈起了讨贼失败的原因。
刘达值问道：“你觉得广东怎么样？”
贺龙说：“孙中山是个伟人，老百姓是拥护他的，可是，光靠嘴巴不行，要有枪。他依靠的还是军阀队伍，早晚靠不住的。要革命，就得有革命本钱。这不是当商人，可以借钱做买卖。”
这时，他的思想已经起了某种变化，对孙中山的做法产生了怀疑，也想探求一条新的路。他同刘达历议论过俄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但是，那时他仍坚定地相信孙中山，怀疑也仅是怀疑，对于俄国革命和共产党也并不了解，何况，又处于国共合作时期，因此，这种思想上的变化，仅仅象一道闪电，虽很强烈，却稍瞬即逝，因此，一年以后，他还让刘达伍去广州面见孙中山，希望与孙中山取得直接联系。
现在，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了。他觉得孙中山在革命要依靠谁的问题上搞错了，虽然，中山先生已经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在军事上却依然如故。孙中山去世后广州政府会发生什么变化，他心中没有数，但却不信任他们，所以，熊克武邀他去广东，即便有汤子模兴兵相逼，他也不予理睬。
正在他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产生这样那样想法，思想上感到迷们的时候，赵恒惕任命他为港州镇守使，于是，他把全部精力用到了为民谋利上。在澧州，他采取措施全力救灾，整顿金融，开办教育，整治腐败，打击投机，发展生产，真有点子励精图治，造福一方之势。
这里举两个例子。
这年夏秋之交，法属各县“三月不雨”，遭受特大旱灾。贺龙紧急召开救灾赈荒会议，通过了“买谷备荒案”，决定实行几项措施：1．免除田赋的附加部分，将收来的田赋款项采办粮食，散发救济贫民；2．在澧州设立大米平祟处，实行粮食平价买卖，不准囤积居奇，哄抬粮价，有粮必须随市价卖出，不准待价而沽。当时报载：“贺使近以亢旱异常，为救济米荒起见，伤商会赶急召开各公法团体会议，赶次平祟，借资救济。”“该处决定，定于本月5日开始平祟，地点暂设商会。每日上午6时至12时止，每升米价二百八十文。”3．按会议决定，责成殷实富户，预缴一年田赋的正洪，迅速筹办粮食赈灾，拒不缴纳者，交公署重办。4，号召乡民广种杂粮，并规定，各县不准闲置耕地；严禁种植鸦片，以免妨碍种谷；定期派员到各县督促检查广种杂粮以自救。
由于这些措施的贯彻，追属各县的灾情很快得到了控制和好转，逃荒灾民纷纷回乡重建家园。
在这次紧急会上，还通过了一个“维持教育经费案”。贺龙在会上说：
“这第三案比第一案（“买谷备荒案”）更为重要。教育是开发民智的根本。现在的学校，不能不整顿！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在升学上，一个也考不上，这样一剃头的学校简直等于零。”“初小是升学的初步，尤其应当注意。日本战胜俄国是归功于小学教育，也归功于小学教员。”
会议提出了三条意见：“严格选择教员，免误青年”；学风不正，系“由校长因循所致，对校长尤须严格考察”；“教育经费之困难，大都由专管人亏空。以后反对亏空学机无论何人，逃往何处，须通缉追缴严办。”会议期间，还组成了学务委员会，具体负责整顿学校工作。
在这次会议上，贺龙还提出了“整顿金融案”“整顿道路案”，大力整顿了金融，打击了滥发“市票”．投机倒把；他派出工兵营，修筑了邀州至津市的公路专又用以工代赈的办法，修筑了渲县至临澄的公路，大大方便了人民群众。
这样，一段时间以后，追属各县灾情减轻，民心安定，形势很好。据当时的报纸报导，津港一带出现了“土劝学业，农贩田畴，商迁有无，工专制作，人守其业”的局面。
有位名叫罗武帅的慈利籍名士，有感于贺龙镇守“九渲”之业绩，在贺龙外出视察，途经其家乡时，写了这样一条藏头对联贴于街口：
贺其来苏，草食壶浆以迎。
龙行于野，大地草木皆春。
可见，贺龙在澧属各县受民拥戴之一斑。
人的思想是个怪物。你看它并没有什么变化，其实是在微妙地转动，一旦遇到某种外部条件的催化，便会发生明显的甚至突然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