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在全力治理澧州的时候，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湖南各地纷纷成立“雪耻会”，声援上海人民的斗争。
对于帝国主义，贺龙历来深恶痛疾。四川讨贼，扣押日本“宜阳九”，早已名闻迭尔；1924年沉陵炸碑，更是有口皆碑。沉陵旧府坪衙门，有一块两米来高的“辰州教案”碑。贺龙返湘北伐，驻扎流陵，看到了这块石碑。他问秘书长侯宗治和警卫营长贺桂如，这块碑是怎么回壮。候宗治告诉他，这是1902年立的。所谓“辰州教案”过程是这样的：当时有两个美国传教土唆使一个姓肖的坏女人制造了一场流行病，群众病死千余。当老百姓弄清缘由之后，便捉住肖姓女人，冲进教堂，兴师问罪。在群情激愤之时打死了两个传教土。事情发生后，摄于英帝国政府的压力，除将辰州官吏一律革职查办外，还吊打了三百余人，并将其中十人相在一起用火炮轰死。英帝国主义就此向清政府勒索了白银8万余两，还强迫当局刻了这块大碑。这块碑，一面刻着英帝国政府给清政府的“抗议书”，另一面刻着清政府惩办辰卅官吏的“上谕”。
贺龙听了，围着石碑转了一圈，勃然大怒，骂道：“他娘的，这太可恶了！太丢人了！打死了两个洋人，赔了八、九万两银子，杀了那么多老百姓，还杀了两个正将，两个游击，还要一五一十地写上，立他妈的那么大块石碑，把中国人的脸给丢光了，简直太可恶了，太欺侮人了！”他当场下令：“你们给我把它炸掉！”在贺龙眼里，怎能容得下如此的奇耻大辱！
当晚，贺桂如就把这块20余年来一直污辱着中国人民的石碑炸了个粉碎，人心大快。
上海的“五卅”惨案成了一副催化剂，贺龙的思想得到了一次升华。他对待这一反帝爱国运动的鲜明态度，便是最好的证明。
赵恒惕的湖南当局对这场反帝爱国运动采取了摧残与镇压的政策。湖南各地均照此办理。唯有贺龙，公开支待这一运动。他发出电报，邀请长沙一雪耻会”代表来澧州演讲，鼓励澧州人民开展反帝爱国运动；他通电声援上海的工人、学生，捐巨款资助。长沙《大公报》报导说：“澧州镇守使贺云卿氏，以此次‘五卅’惨案，举国忠愤，……沪上罢工人数已达数十万，自应设法援助，悼克坚持到底。爱于昨日（7月5日）致电驻省办事处严仁珊秘书长，就近由长沙中国银行汇寄捐助三千元，以资救济，并另电上海‘五卅’惨案失业工人募捐处查照。”长沙“雪耻会”代表来到澧州，贺龙指定有关方面召开欢迎会。
在贺龙影响下，第一师的官兵大都积极支持这一运动。二旅旅长贺敦武给上海、长沙两地工人、学生和“雪耻会”发出电报，慷慨陈词：“沪上外人杀我学生、工人，骇闻之余，不胜发指。敦武远从戎行，不克躬归吊唁，无任惭愧。探望诸君猛力奋斗，件达到圆满解决而且。敦武乃一介武夫，夙闻匹夫有责之义，愿率数干健儿，誓为后盾。谨此电闻。湖南道州镇守使辖步兵第二旅旅长贺教武率全旅官兵简叩。”这样一种支持反帝爱国运动的鲜明态度，在当时的军队中是很少见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常德声援“五卅”惨案的爱国运动也很激烈。学生、工人打着“国存家存，国亡家亡”的标语，喊着“同胞急起，抗英抗日”的口号进行了大游行，遭到当局的殴打，数十人受伤，其中就有桑植籍同学。贺龙闻讯。；赶到常德，在武陵花园酒家请桑植籍来常德读书的学生代表五十余人吃饭。
贺龙在聚餐会上说：“我听老家人说，你们当中有人竟敢赶跑了在常德行上动手打农民的外国人，这真了不起！”
大家指着彭玉珊、朱茨堂两位同学说：“追赶洋人的就是他们。”
贺龙翘起大拇指说：“赶得好，有志气，中国人的志气。有人说，湘西人蛮得很，我看洋鬼子欺侮我们的时候，就请他们唯点蛮味吧！”
吃饭过程中，贺龙对大家说：“现在我提几个问题，向同学们请教。一是我们国家为什么不太平？二是怎样才能天下太平？三是怎样才能因富民安？”
彭玉珊代表同学们发了言。他认为，为什么不太平，主要是政治上国家不统——。内有军阀混战，南北争斗；外有列强侵略，挑动内战；经济上，工厂太少，洋货充斥，加上国人耕者无其田，国不富，民不安，哪来太平？他说：“要想太平，重在制止军阀混战，贵在坚持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大家致力建设国家。”贺龙细心地听着，带头鼓起掌来，称赞他们有见识，不愧是桑植人的优秀子弟。后来，彭玉珊被常德湖南第二师范开除。贺龙资助一百块银元，送他到广州，进入了毛泽东办的政治讲习所，成了桑植县第一个共产党员。
贺龙如此旗帜鲜明地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并非仅受民族自尊心所驱使，而是长期思想演变的必然结果。军阀官僚们也看到了这一点。1925年10月10日，赵恒惕在长沙召开湘军首脑会议，兴兵讨伐贺龙。他委任的讨贺前敌总指挥、湘军师长叶开鑫和左、中、右三路指挥贺耀祖、刘树、陈渠穆联名发出的讨贺通电中就说：“贺龙驻法数月，即稍有蓄财者，无不避涉境外。”可见，他们认为，贺龙正在赤化，故须兴兵讨伐。这从反面证明了贺龙思想上的飞跃。
这么强大的兵力压境，贺龙只得离开津澧，远避川黔边境。
他对部下说：“赵恒惕为什么打我们？因为我们军队一为救国，二为救民，所以他们穿不得我们。”
一点也不错，贺龙此时的思想正在向更高的境界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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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十年征战，十年探索，元帅要寻找新的革命之路。有人
给他介绍了苏俄。“中国也有共产党，他们怎么个‘共’
法？”他想弄个明白。
人的命运真是不可预测。
1924年秋，贺龙身为建国联军先锋通电回湘，借道北伐。进湘西，奔涌陵，地方武装纷纷来投，湘西王陈渠珍远避凤凰县，何其威风！何等潇洒！一年以后，他却被赵恒惕兴兵三路，逼出湖南，借住贵州钢仁，寄人篱下。真可谓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一向乐观豁达的贺龙，此时不免有一丝沮丧。他除了收编一些原滇黔建国联军的零散武装，吸收部分知识青年，开办防营军官学校，进行部队训练，等待时机之外，几乎无所事事。这次挫折，使他对广州政府几乎失去了信心。孙中山几次失败，几经奋起，到现在也未完成北伐使命，仅留下一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言。眼下的广州政府仍是矛盾重重，到底能否继承孙中山的政策，贯彻孙中山的主张，把革命进行下去，难以捉摸。他对孙中山借助军阀部队统一中国的确感到失望了。他想，革命难道只有一条路？有没有比孙中山更好的路？从湘西暴动到现在，他已经征战十年，也想了十年。他感到，现在是寻找另一条路的时候了。因为，他已经接触到了不少新的思想，这些思想在呼唤着他。
1921年，贺龙率部驻防桃源，常和桃源县的一些知识界人士接触。当时的桃源，受“五四”运动影响，新文化运动颇为活跃。桃源有两所著名的学校：桃源女子师范和省立第二师范。这两所学校中一些的知识分子，在毛泽东等发起的新民学会影响下，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传播救国救民的真理。桃源女子师范组织的爱国宣传团，名扬三江四水。这两个学校的校长彭施涤、田佐汉、陈伯陶都是贺龙的座上客。
桃源女师校长彭施涤，早年留学日本，同盟会会员，因反对日本政府《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愤然归国，创办中国公学。1917年，任国会议员，并随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军政府，后来，返乡出任女子师范校长。“五四”运动后，他四出考察，、锐意革新，为办学筹集资金，不借典当衣服首饰。女师的爱国宣传团就是他扶植起来的。湘西籍作家沈从文说：“彭施涤先生在桃源，办学多年，以头脑开明而对学生有显著影响。男女同校运动都出自这个学校，不久，即推广全国。”
贺龙对彭施涤的革新精神和女师的爱国行动十分钦佩，不仅经常予以物质上的援助，而且，把自己的妻子向无姑、女儿贺金莲送进了这所学校读书。
陈伯陶，贺龙的同乡，其父陈南星，为湘西著名开明土外。贺龙曾率部驻扎他家，与陈伯陶早已相识。陈伯陶早年在常德就读，加入了同盟会，后赴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是中国留美学生会会长。巴黎和会期间，组织“爱国委员会”，要求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是一个接受过欧美文化的熏陶、颇有爱国思想的学者。他主持的省立第二师范一直被誉为“湘西政治摇篮”，培养出了不少政治家。共产党里的林伯渠、膝代远、粟裕等革命家都出自这所学校。
第二师范的另一位校长田佐汉，力主改革旧学制，采用新教材，提倡学术自由，鼓励努力创新，深为社会各界进步入土所赞誉。
25岁，思想活跃的贺龙常与这样一些有识之土在一起谈古说今，论世评人，得益匪浅，使他开阔眼界，增长见识。这些人的进步革新的思想，在贺龙脑中起着潜移默化的启迪作用。
1921年是个不平凡的年代。这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黑暗的中国出现了黎明的曙光。在湖南，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开始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
9月，贺龙的司令部里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介绍他加入中华革命党的老师陈图南，另一位是陈图南在日本的同学，湖南宝庆（今邵阳）人花汉儒。好客的贺龙留他们在桃源住了两个星期。白天陪他们同游桃源，指点江山；晚上，与他们灯下同坐，谈政局，说主义，纵论天下大事。
这两位客人各有自己的哲学观念和政治主张。陈图南大谈俄国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他认为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虽然不错，但权力、政府是产生一切罪恶的根源，将来的中国，必须建立一个没有政府的“自由”社会。花汉儒则向贺龙宣传苏俄的社会主义。他告诉贺龙，苏俄在列宁领导下已经打倒了沙皇，建立了工农兵苏维埃。“五四”运动说到底是在苏俄十月革命影响下产生的。苏俄的路是工农当家作主的路地是中国要走的路。这两个人，观点截然不同，他们口若悬河，佩侃而谈，时常争论不休，甚至弄得面红耳赤。
这两个人宣传的东西，都是贺龙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因而引起了浓厚的兴趣。对于他们的争论，他听得格外仔细，还不时插嘴问些弄不清的问题、名词术语什么的。他觉得，陈图南讲的，仅是一种想法，一种理论，似乎根据不足，颇似空想。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很难做到。花汉儒说的，却是一个国家已经做过的，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尽管这个国家实际情况到底怎样，他不清楚。他多次请花汉儒具体介绍苏俄革命情况。花汉儒告诉他，俄国革命是一个叫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党领导的。
贺龙问花汉儒：“世界其他地方有没有这样的政党？”
花汉儒说：“有，全世界有一个总的国际党（即共产国际——笔者注）。”
“中国有没有？”
“中国有许多共产主义小组，刚刚成立了共产党。”花汉儒回答，并对贺龙说：“云卿兄，带队伍光有人和枪还不行，还必须有一个党来作靠山，那才稳当，有方向，有力量。”
不久，贺龙奉命率部移往辰州、浦市。花汉儒返回原籍去了。陈图南却留了下来，当了贺龙的一名副手。
这是贺龙平生第一次听到共产党，听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在他的思想上引起了很大震动。他后来回忆说：
“当时，我听他讲克鲁泡特金，无论在理论上、政治上、国家、军队等问题上，都没有什么根据。而谈社会主义的，我听得条条有道理。我就问花汉儒，有没有谈社会主义的书，他找了一些书念给我听。过了几天，我又问他，有没有这样的党，他说有个国际党。我对于这个印象是很深的。对于我的思想是一个很大的启发。他们讲的党，对我很有帮助。这时候，共产党在我脑子里印象就相当深了。自从我知道了共产党，我就注意找共产党了。”
四川讨贼之战失败，他对孙中山的做法产生了怀疑，又想到了花汉儒介绍的共产党。
有一次，他和参谋刘达伍谈到讨贼失败时，突然发问道：
“你听说过俄国革命没有？”
刘达历说：“前几年在四川就听说过了，近两年在云南非常闭塞，俄国革命后的情况就不大清楚了。”
“我也不大清楚。”贺龙沉思着说：“听说，沙皇、贵族、地主、资本家统统被打倒了，由工农兵当家，搞‘共产’。我很想知道这个‘共产’怎么‘共’法？它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有什么不同？中国也有了共产党了，不过我想，不管怎么‘共’，要有产才‘共’得成，穷人反正是不会吃亏的，你说对不对？”
这时的贺龙，思想上已有了一些深刻的变化，他对花汉儒介绍的共产党和俄国革命的确如他所说，“印象相当深了”。因此，在旧民主革命的道路上，一遇到挫折和失败，他便会想到共产党。不过，从他的谈话来看，他并不了解共产主义。他想弄个明白，这是当时的心态。然而，上哪里才能弄明白呢？他不知道，有些无可奈何。
世界上的事是千变万化的，往往在不知不觉之中，机遇突然会来到你的面前，使你豁然开朗。哲学家叫做“必然性中的偶然性”。时局的变化，给贺龙弄明白共产党，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1926年初，经过国民党内左右两派的激烈较量，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接受孙中山遗嘱，继续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了弹劾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处分了其首领邹鲁、谢持等人的议案；选举了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六十名执行委员。国共两党的合作得到了巩固。在这样的形势下，湖南人民开展了“打倒赵恒惕”，“请国民政府北伐”的运动。赵恒惕北逃，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兵进长沙，并由他代行省长职务。这年夏天，广州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出兵北伐。作为北伐先遣队的叶挺独立团率先入湘。唐生智宣布参加国民革命军。广州政府委任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中路前敌总指挥及湖南临时政府省长。湖南各地形成了支援北伐的热潮。
贺龙得知广州政府开始北伐，立即离黔返湘，到达湘西首府澧陵，准备参加北伐，并派鲍君勉为代表，与广州政府联络。7月16日，广州政府任命贺龙为第八军第六师师长，后改任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在北伐军左翼作战。
对于这次北伐，贺龙充满热情。他曾对唐生智派来了解情况的第八军教导师政治部的李奇中说：
“北伐战争是打土豪，打军阀，打外国强盗的，是谋求中国的统一。这正合我的心意。所以，我的部队参加了北戊战争。我以前的想法太狭隘了，以为劫富济贫就等于革命。现在已经懂得，要想大家富裕，不容许少数人发财，必须依靠大家的力量，只靠少数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我的理想是让大家富裕。”
当时，左翼总指挥是袁祖铭，此人乃黔军首领。由于北伐军声势浩大，大势所趋，他便向广州政府提出“恳子收容”。广州政府委任他为国民革命军左翼总指挥，其部属彭汉章、王天培分任第九、第十军军长。然而，袁祖铭对北伐心存观望，只派彭汉章率第九军入湘，其余部队和他本人都按兵不动。贺龙对袁祖铭早有所认识。他在四川讨贼时就说过：“袁大脑壳这个人，又想到南京去买马，又想到北平去捐官，没个主见。”现在，此人两头观望，迟迟不动，使北伐军的整个行动受到不少的影响。贺龙心中焦急，出面敦促左翼各军积极投入北伐战争。他把彭汉章请到院陵，向其表示，只要他们肯出兵，贺某愿为前驱。彭织章在四川讨贼时就结识了贺龙，深为其大义凛然所感动，表示一定出兵北伐。贺龙又利用关系，对投靠吴佩孚的湘军叶开鑫、贺耀祖两个师做了许多争取工作。他策动叶部旅长姚继虞倒戈，投入北伐军；他说服贺部参谋长毛炳文认清大局，不要与北伐军为敌，使贺部军心动摇。
8月，贺龙率部占领常德以后，北伐军司令部决定进行汨罗会战。兵分三路向北推进，命令左翼军出港州，取宜昌、沙市，牵制鄂敌，掩护中路军侧翼。可是，袁祖铭仍在贵州坐视不动，第十军也远在立江，只有第九军第二师杨其昌部到达常德，敌人却已经在荆江地区集结大军达八万之众，准备进攻北伐军左翼。这怎么办？事关大局，贺龙再次挺身而出，联络杨其昌，代表未到常德的第九军军长彭汉章，联名发出讨吴通电，以造成既成事实，迫使彭汉章率师北进。8月中旬，贺部占领临澄，北伐军下令发动总攻。但是，左翼第九、第十两军主力仍在湘西，袁祖铭则在贵州未动，前线只有贺龙的第一师和杨其昌的第二师。这使贺龙忧愤交加。他联络杨其昌，直接致电蒋介石，要求由前来督师的党代表吕超代理左翼军总指挥，迅速指挥左翼军行动。蒋介石接受了他们的建议，终于使左翼军的情况有了改观。
贺龙顾全大局，多方奔走，努力斡旋，反映了他积极参加北伐的心态。
8月下旬，贺龙率师攻克慈利，月末，在逼迫湘军贺耀祖师倒戈以后，进入津市、遭州。
这时，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派共产党员周逸群为队长，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成的“国民革命军左翼军宣传队”来到第九军第一师。
周逸群，贵州铜仁人，家里是个大地主，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上海创办刊物《贵州青年》，号召拥护孙中山。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考入黄埔军校，是“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贺龙两次驻防铜仁，早知周逸群其人。贺龙的秘书长天仁珊是其同乡亲戚。在严仁珊引见下，贺龙会见了周逸群。
两人一见如故。贺龙笑着说：“很对不起你哟，在铜仁的时候，我们的部队吃了你家谷仓里好多谷子呀！”
“不要紧嘛。”周逸群大笑：“我家的谷子，只怕革命军吃得太少了。越吃得多，越好打仗啊！”
贺龙伸出三个手指头说：“三十多大担啊！我们刚到铜仁，正碰上缺粮，幸好你丈人老于大方，听说我贺龙缺粮，要多少挑多少，还不要过秤。”
“这完全应该嘛！”周逸群说：“我家的谷子都是农民种的。看来铜仁的农民运动不兴旺，否则，这些谷子应该没收，全部交给你们吃。”
听周逸群这么说，贺龙心想，听说黄埔军校，特别是青年军人联合会里有不少共产党，周逸群可能就是个共产党。但他不便直接问人家，那样太不礼貌了。他眨眨眼，问道：
“选群先生，我在铜仁看见过你寄回去的材料，知道黄埔有个青年军人联合会，不知这个组织是国民党的，还是共产党的？”
周逸群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青年军人联合会反对孙文主义学会，反对军阀，反对独裁呀！”
“他肯定是个共产党。”贺龙这样想，于是，坦诚地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诸如，革命政府怎样领导军队？国民革命军为何要设立党代表、政治部和政工人员？宣传队的宗旨是什么？部队怎样整训才有成效，等等。周逸群十分认真地作了详细回答。从他的回答中，贺龙听到了许多带兵以来从未听见过的新鲜事，感努十分兴奋。第二天，贺龙召开欢迎大会，把周逸群和宣传队介经给全体官兵。
他向周途群提出：我想请宣传队帮助办两件事：一是帮助我改造部队。他说，我的这支部队把自四面八方，虽经多次整顿，亦有不少变化，北伐以来，又有不少湘黔边境的地方武装加入本师，人员庞杂，不象个革命军队，急需用新思想加以改造。能不能请广东方面派点人来？二是既是革命军队，就应有政治工作，请宣传队帮我建立政治部和政治工作。这方面我一点经验也没有。
周逸群高兴地说：“很好呀，师座。不过，改造部队不要希望广东派人，应该自己招收一些青年学生，还可选拔部分青年军官，开办一个青年军官政治讲习所。”
贺龙说：“这样好呀！”
他马上决定在随营军官学校基础上，开办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政治讲习所。
在第一师政治讲习所当过学员的丁志、杨伯泉回忆说：“贺龙决定创立政治讲习所开办不久，就在常德招生。在招生广告和录取学生榜上，写的所长是严仁珊（师参谋长），后来，严参谋长军务繁忙，无暇兼顾，就一直由周选群负责。”
“入所前，我们每个学生除考数、理、化等科外，还要写一份自传，填一张表。表上有‘个人在学生中的地位’一栏。录取的学生多数是各校学生会的负责人。举行考试的考场，设在常德城内黄金台附近一所学校里。我和同学喜亚子一起去应考，结果我们都被录取。这次共录取学生一百五十多人，其中多数是湖南各县中学的进步学生，个别的是中山大学、湖南大学、武汉大学的学生，部分是由共产党、共青团组织介绍来的党团骨干（如黄精卫、贵立功等），也有少数黄埔军校第四期的毕业生（如向汉翔等）以及社会青年。还有来自友军师旅长的亲属（如本军第二师师长杨其昌的胞弟和第八军独立旅旅长卢嘉的胞弟）多人。”
“政治课程有《中山主义大纲》、《社会主义大纲》、《世界革命史》、《资本论入门》等。军事课程有小教程，包括《步兵操典》、《阵中要务令》、《射击教程》；大教程包括战略、战术、战斗指挥，步、骑、炮、工、辎重各兵种协同作战，以及防空、兵器、筑城等知识，还有操场式教程，野外演习，实弹射击，夜间紧急集合等训练。”
“每天除六小时政治、军事和军训课外，晚饭后还开展文娱活动或教唱《工农兵大联合》、《打倒列强除军阀》、《少年先锋队歌》等歌曲。《少年先锋队歌》由周逸群教唱。每天晚上开讨论会，每周一至二次民主生活会，检查军风纪。有时还上街开展宣传活动。”
从这些回忆中，可以看出贺龙委托周逸群办的这个讲习所，是在培养完全区别于旧军队的青年军官。这个讲习所在常德招生，到1927年3月在湖北鄂城毕业。这批讲习所出来的军官成了贺龙部队的骨干，是贺龙率领的这支部队能走向革命的基础。
周逸群在一师同贺龙朝夕相处，给贺龙思想影响很大。贺龙感到，周逸群确实是个人才，如果按照他讲的一套来治军，不仅部队能改造好，而且革命也有了办法。他多次在月明星稀的夜晚，独自(口卸)着烟斗，静静地思索着，回顾着周逸群来一师后所做的一切。周选群的种种言行，深感他们共产党人主张好，办法多，勤勤恳恳，不辞辛劳，照他们这一套做下去，很有希望。办讲习所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发现了，这就是他多年来想寻求的东西。他想弄明白的共产党就在眼前。他好象觉得一条新的路就在脚下了。
他清严仁珊通过周选群和常德党部，去找一些左派分子来任教，以便扩大政治讲习所。1926年9月8日，中共《湖南军事报告》中记载：“贺龙近又要我们替他在常德办政治讲习所，我们以政治关系想阻其实现未果。现已派陈昌会主持其事。”陈昌，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他带领一批共产党员和从黄埔军校、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军政人才来到一师，其中有，任总教官的贺澍，政治教官、原湖南工会副主席兼工人纠察队长武文元，军事教官、后来随毛泽东上井冈山的张子清。张子清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上课时公开宣布：“我教的军事课程．如果你们回部队用不上，可以写信骂我张子清的娘。如果在这里学习不及格，那就莫怪我姓张的不批准你们毕业。”
周逸群担任了第一师政治部主任，他领导的宣传队员，除有十人去第十军王天培部工作外，其余二十余人都留在了贺龙的部队里。
贺龙想写一段新的历史。1914年，他参加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他没有参加，现在，却想参加已经找到的共产党了。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周逸群。当时，中共中央有规定，在友军内部不准吸收高级军官入党。周逸群当然不敢贸然表态。他对贺龙说：“共产党是不关门的。只要够条件，时机一到，一定会有人来找你的。”
但是，贺龙这个人，只要他认定是正确的东西，是必须追求的，就会有那么一股韧劲，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要求加入共产党也一样。他并不因为周逸群的婉言而停止、等待，而是不断地要求。有一次，他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有的材料写着我七十次找党，算上历次的要求，我也记不清楚了，没有七十次，恐怕也有几十次吧！”
贺龙的这些变化，引起了共产党方面的注意。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1926年9月20日给中共中央写的《湘区政治报告》中说：
“川黔军在湘西，……其首领袁（祖铭）、王（天培）、彭（汉章）、贺（龙）各不相下，入湘部队实力以王、贺较大……我们的政策：一、促其出湘入鄂，二、在军事上扶贺制王。第一点有三个理由：l．军事上有必要；2.湘政局上有必要；3．离湘是他们的出路。第二点有两个理由：1．我们对他们不能消极，必须拉一个有力者，于袁、王、贺中择一；2．袁在历史上绝无希望，王为保定系，贺比较与我们有关系，且对民众亦较好。”
此时，共产党尚未把贺龙看成“自己人”，但已经作为可以帮助的朋友了。
贺龙，开始寻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书写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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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周恩来为什么要委任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将军当南昌
起义军总指挥，奥秘何在？
7月，是江西最热的月份．平伯气温在摄氏二十八度至三十度。南昌，更是闻名的”火炉”。7月28日，骄阳似火，章江门内西大街子固路这条僻静的小街，简直就象个大蒸笼。一个年青人，身着白衬衣、头上冒着大汗，穿过西大待走进子固路中华圣公会开办的一所教会学校。他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这里是贺龙领导的国民茧命军第二十军军部。他前来拜会贺龙，有极其重要的事情相商。
贺龙、周逸群热情地把他迎进屋里。周恩来握着贺龙的手说：
“我来拜访你，不是礼节性的，开门见山吧。我是找你商量起义计划的。我们立刻谈行吗？”
贺龙请周恩来就坐。他让送茶的副官离去，自己接过一杯茶，恭敬地送到周恩来面前，说，“好极了，周先生，请坐下谈，我洗耳恭听！”
周恩来笑了起来，指着贺龙说：“洗耳恭听是不够的。你是大将军，光动耳朵怎么成，还要动手动脚动枪动炮呢！”
贺龙听了大笑起来。
周逸群感到他们有大事要谈，起身告退。
贺龙扬扬手说：“逸群，你去哪里？一起听嘛。我都听得，你听不得？周先生你看呢？”
周恩来说：“好，坐下听吧。你也要谈谈意见。”
周逸群不便再说什么，只得在边上坐下。
周恩来对贺龙说，昨天，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成员有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决定7月3O日晚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详细讲述了经过前敌委员会讨论过的起义计划及有关问题。最后说；“贺龙同志，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贺龙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
周恩来点头说：“共产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前委任命你为起义军总指挥。”
这是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对贺龙的委任。8月2日，起义后新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命贺龙为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因为，这次起义打的还是国民党的旗号。
贺龙一惊。什么，起义军总指挥？他知道到南昌来参加起义的部队，除了二十军以外，还有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我怎么能……。他坐不住了，站起来呐呐地说：
“我还没有入党……”
周恩来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后，说：“党是相信你的，你刚刚讲过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怎么第一个命令就……”
“好，我服从。”贺龙马上表态。
“这就对头了。”周恩来高兴地说：“南昌守军有三千多人。朱培德的第五路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还是很有战斗力的。我们决定由叶挺同志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同志任参谋团团长，想请你和伯承同志一起订一个具体作战计划。我想，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团就设在你们二十军军部。你看，可以吗？”
贺龙说：“好，一切服从命令。只是要快，我们这场戏是杨排风上阵，连烧带打呢！”
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就这样，贺龙和周恩来、叶挺、朱德、刘伯承领导了推迟到8月1日凌晨举行的武装起义。
周恩来任命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有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共产党领导的起义，要让一个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国民革命军的一个将军来指挥起义战斗呢？有更多的人，对贺龙在革命低潮时期，抛弃高官厚禄，冒着杀头的危险，跟共产党闹革命更不理解，就连蒋介石这样的人也想不通。
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1月17日，蒋介石在洛阳会见前来参加第二战区将领会议的八路军将领时，就特地问过贺龙。
蒋介石是分别会见八路军来洛阳的几位师长的。在会见贺龙时，他先询问了一些关于一；70师的部署情况，接着问道：
“现在，部队装备情况好吗？”
贺龙说：“装备很差啊，枪都是秃的（指步枪都没有刺刀——笔者注）。我们在塞外，天气很冷，军官士兵都没有皮大衣，没有皮帽，子弹也少得很。”
蒋介石点头说：“喔，困难不少。”突然，他转换话题，向贺龙说：“民国十六年，为什么你好端端的军长不当，去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
贺龙爽直地回答说：“我和委员长政见不同嘛！”
蒋介石一时语塞，彼此沉默。一会，蒋介石把手一挥说：“过去的事，算了。”
蒋介石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对贺龙此举确实难以理解。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混迹于革命阵营里的林彪、江青之流，在十年动乱中无中生有，制造了贺龙向蒋介石“乞降”“投敌未遂”的谣言，妄图抹杀贺龙的历史功绩。大干世界，无奇不有，做人何其难也。
其文，只要我们认认发真地研究一下这段并不复乌的历史，了解一下贺龙这个人的一生，你就会懂得，周恩来任命贺龙当总指挥，是历史的必然。他的奥秘，最根本的，是贺龙用自己的行动书写了一段很不一般的历史，被像周恩来这样有见地的共产党人所发觉、所认识。
现在，就让我们来审视一下贺龙的这段历史。
周逸群等一批共产党员来到贺龙的部队以后，以其勤奋的工作，正直的为人，聪明的才智，与群众的良好关系赢得了贺龙的赏识和钦佩。部队的许多工作，都要倾听他们的意见，照他们的主张去办。这样，贺龙领导的这支部队逐渐“左转”，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左派武装。贺龙和周逸群的私人关系也日渐密切。
1927年初，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将第九军第一师改编为独立十五师，负责警备部西。
驻在鄂西的，以反共著称的湘军师长何键，不能容忍左派武装进入鄂西，不断唆使他的部下向独立十五师进行挑衅，并勾结宜昌地区的地主、商人制造谣言，诬陷贺龙独占宜昌战役中缴获的枪弹，在宜昌强迫捐款等等，以此向武汉政府告状，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黔军王天培部，听信谣言，常借故制造摩擦；国民党中的右派利用何键的诬告，企图借机解散贺龙的独立十五师。武汉政府派出具有国共双重身份的中央委员吴玉章，率代表团到宜昌调查处理。吴玉章以中央政府特派员的身份在宜昌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并在峡州饭店同贺龙进行了长谈。这是暨夏曦、陈昌、周逸群之后，贺龙接触到的第四位负领导责任的共产党员。关于这次调查，吴玉章在其《第一次大革命的回忆》一文中记述说：
“我到宜昌一看，装备精良的何键第一师和兵员众多的袁祖铭军已经剑拔弩张，做好战斗准备，就要向贺龙民军开火。民军处在枪少人少的不利地位。何键和那些地主、商人天天到我跟前嘀咕，他们痴心指望我同意他们取消民军的反动计划。我当场把何键申斥了一顿，然后提出一个解决方案，把贺龙同志的民军调到武汉去拱卫革命的中心，以避免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被右派军队吃掉。”
吴玉章机敏地处理了这一矛盾，使贺龙对共产党更加佩服，也更其按共产党人的主张办事了。但是，因此而引起了以贺龙老友陈图南为首的一批右派军官的不满，常常对周选群他们的意见顶着不办。有一次，周逸群、刘达伍拟定了一个训练计划，内有政治课一节。担任高级参谋的陈图南却藉口即将打仗、没有时间而予以否决。
事情闹到了贺龙那里。贺龙支持周逸群的意见，他说：“正因为马上要打仗，时间不多了，就更要向士兵讲清楚为什么打仗。士兵觉悟了，打起仗来才会勇敢；要是不晓得为什么打仗，本事再大又有什么用呢？有人认为我不会喜欢政治工作，错了，我贺龙光棍一条，为什么拖得这么多人来？就是因为我讲政治，才能唤起民众。”他对陈图南说：“陈参谋，唤起民众，这是你自己对我宣传的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嘛。”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陈图南语塞，只是呐呐地说，他并不反对唤起民众，而是反对高谈阔论。
贺龙说：“算了，不要争了。政治课要上。就这样定下来。”
这一具体事情解决了，但左右两派的矛盾却加剧了。贺龙不明白，为什么陈图南他们这些过去一直跟随他的人，会尖锐地反对周逸群？心里很别扭。
由于吴玉章的建议，1927年春，旧历腊月将尽之时，独立十五师从宜昌移师鄂城、黄冈，担负拱卫武汉三镇的任务。师部设在汉口。
武汉三镇，名闻遐迩，长江上的大都市，又是革命的中心。到了这里，谁不想到处走走。到达武汉的第二天，贺龙便邀了陈图南、贺锦斋、刘达伍，漫步汉口衔头，创览市容。他们走到昔日的英租界上，看到街上行人如织，自由自在，街头的革命标语令人瞩目。旧租界的痕迹一扫而光。
贺龙昂首阔步在林荫道上，很舒坦地吸了一口气说：“这才叫扬眉吐气！北伐军一到，老百姓就起来了，要求收回美租界。共产党鼓动民众是很有办法的。英国人那么四，还不是给轰跑了。共产党有办法，中国人有骨气！”
“云卿兄。”陈图南笑着说：“看来你的思想越来越左了。”
“什么？左？打倒帝国主义，中国人扬眉吐气就是左？这也叫左，那么我早就是左的了。”贺龙扬扬他的大手说。
陈图南说：“你又误解我的意思了。莫看武汉表面上很平静，政治上的事情是很复杂的。我们部队里有些事，值得注意。”
贺龙瞥了他一眼，冷冷地说：“这，我心里有数。”
这天晚上，贺锦斋对刘达伍说：“陈参谋上午的话，是指周逸群说的。周逸群发展了一些党员，他很不自在呢！老在常哥面前说周的坏话，常哥没理他。我看这人两面三刀，心术不正。”
贺龙当然听出了陈图南的话外之音。他很不高兴。晚上，一个人在房间里踱步，想着最近部队中的一些动向。他敏锐地感觉到，陈图南、周逸群的对立日益尖锐了。陈图南、参谋长陈淑元、手枪队长陈佑卿、机枪营长陈策勋，这帮陈姓家族搞在了一起，散布一些流言蜚语、什么“先生来了，老板把我们卖了”，什么“老板六神无主，先生当家作主”等等。他批评了几次，可是没有用。往日，不管什么事，只要他一开口，再大的分歧也能放下，如今却大不一样了。他心里很烦。
隔日，他去拜访当年同为中华革命党的老友、第六军副党代表林伯渠。贺龙知道，他是共产党里的一个重要人物，因此，专程去向他请教。林伯渠告诉他，最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不断制造事端，打击、排挤共产党和进步力量，制造分裂。国民政府已经迁到武汉，并宣布了武汉为首都，但是，蒋介石却在南昌召开所谓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决议说，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迁移问题留待3月间中央全会讨论。这种斗争，迟早要反映到北伐军当中来的。林伯渠一席话，使贺龙茅塞顿开。他感到，自己部队里左右两股力量的矛盾和冲突，可能就是这种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斗争的一种反映。他很不安，不知道发展下去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2月中旬，武汉国民政府对北伐军进行了整编。这是一次非常奇怪的整编。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扩编成了两个军，即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副军长黄演翔，下辖两个师；第十一军，由陈铭枢任军长，蒋光鼐任副军长，下辖三个师，人员枪械大增。唯独贺龙的独立十五师，却令其裁减。原有三个步兵旅共十二个团，两万余人，被命令缩编成五个团，三个直属营，1万1千人。这样一来，大批官兵需要遣资还乡，有的军官需降级使用。贺龙只能照办，别无他法。他大公无私，做了大量工作，先裁减自己的至爱亲朋。在北伐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把贺龙这支素质较好的左派武装裁减逾半，其中奥妙，贺龙心里似明镜一般。他的部队太靠“左”了。武汉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左右两派的斗争已经直接波及他和他率领的部队了。但他并未因此而右转，反而更加坚定了。
3月初的一天，贺龙在鄂城突然接到秘书长严仁珊从汉口发来的一封电报：“连日武汉有事，数日内不必返汉。”既然“有事”，为什么又不让他“返汉”？严仁珊搞什么鬼？他左思右想，不得其解。贺龙没有听从严仁珊的意见，在匆匆处理了整编中一些未了事宜之后，于3月12日返回了汉口辅堂里四十二号寓所。他要去查明究竟。
这一天，正是农历二月初九，贺龙三十一岁生日，夫人向元姑正忙着为他庆寿，客人来了不少。
周选群来了。他一见贺龙就说：“云卿，你回来得正好，明天会碰上一位贵客，他是老蒋的秘书长李仲公，带了好多钱，专找西南的将领打麻将牌的。”
严仁珊听说贺龙回来了，匆匆赶来。一见面就埋怨说。“云卿兄，我让你不要回来，你就是不听。”他告诉贺龙：“这个李仲公，原籍贵州，是我的同乡，早年留学日本。他是由汪精卫介绍加入国民党的。他同落、汪的关系都很深。蒋介石为了扩充他的势力，在收罗西南军阀时，给他挂了一个刘湘的第二十一军党代表的头衔。现在嘛，红起来了，当了老蒋的秘书长、中央党部书记长。他这次来武汉，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啊！所以我打电报叫你不要马上回来，免得他来纠缠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