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如此！贺龙感激地拍了拍严仁珊的肩头，微微一笑。
周逸群说：“看来，此人象是专门来运动军队的。”
严仁珊说：“一点不错，为老蒋划拉队伍。”
贺龙沉吟了一会，说：“你们两位不用操心，这种说客，我见得多了，有的是对付的办法。”
周逸群警告说：“云卿，小心为妙啊！”
这天晚上，大姐贺英来找贺龙，对他说：“打走了北洋军识，革命队伍里还是这样勾心斗角，真不是个滋味。常讨，你跟这帮大官打交道的时候，千万要提防着点。我看，国民党的这帮左派，也不定靠得住呀！”
贺英是这年春节带着小妹满姑和几个侄儿、侄女来武汉的。
贺龙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在汉口，大姐告诉我：‘你跟那些国民党左派搞在一起也靠不住’，当时，她就要买枪，向大姑娘（指贺龙长女贺金莲，十六岁——笔者注）要钱去买．随行的唐小洋亲眼看见贺英在汉口买了十几支枪。”
贺英的目光可谓尖锐。她买的这些枪，后来被贺英，贺满姑带回了家乡，在开辟湘鄂边红色根据地时，发挥了作用。
第二天，从北伐军总司令部派来任参谋长的陈淑元向贺龙报告说，武汉驻军各部在整编中都要建立国民党党部。唐生智总指挥说，他领导下的部队是集体加入国民党的。他对师座很器重，独立十五师国民党党部请师座当党部委员。
贺龙听了哈哈大笑。他吸了一口烟回答说：“唐总指挥对我很好，因为我们两战鄂西，为武汉解了围嘛！不过，你那个国民党，我还是不想加入的。”
他明白无误地拒绝了唐生智的拉拢。
贺龙后来说：“我自加入中华革命党后，从来没有转过国民党，也没有境过证书，怎么竟当起国民党师党部委员来了？这可见国民党组织一向是如何马马虎虎的了。”
第三天，他来到秘书长严仁珊家。严仁珊对他说：“过一会李仲公要到我这里来，你是否不要见他？”
贺龙笑着摇摇头。
隔了一会，李仲公登门来访。寒暄之后，他对贺龙大加恭维，近似吹捧。贺龙皱了皱眉，觉得此人味道不对。李仲公说，明日，他设宴招待西南将领，务清云卿兄赏光。
贺龙笑着说：“他们都去，我也得去啊！不然，就太不给大秘书长你面子了。”
3月15日，李仲公在其下榻的刘湘驻汉办事处大摆筵席，专请在武汉的西南将领。酒过三巡，李仲公特地邀请贺龙晚间到严仁珊府上作方城之戏。他说：“久慕英名，欲与云卿兄一谈为快。”
贺龙点头答应。他心里明白，所谓“一谈为快”是什么意思。好罢，你来吧，我让你和老蒋看看表贺云卿是什么人。
当晚，李仲公在杨殷之陪同下，来到严府。见面之后，他俩看见贺龙睑色铁青，不知是何缘故。详作不知，打起牌来。李仲公在牌桌上本想说些什么，但见贺龙脸色难看，李仲公吞吞吐吐，欲言又止，顾虑甚多。贺龙阴冷的脸上，露出一丝嘲弄的微笑。这时，走来一个人，跟贺龙嚼咕了几句。只见贺龙突然站起，厉声说：“送客！”预先部署好的警卫人员持枪而出，把茫然不知所措的李仲公和杨殷之抓了起来。
“师座，你这是干什么？”李仲公喊着。
贺龙把手一挥，命令道：“把他们押送到唐总指挥那儿去，看他们还搞什么名堂！”
1950年6月19日，周恩来就此事向贺龙查询时，贺龙说：“我当时观察李由南京来汉以后，那种挥霍的举动，就知道他是有任务来作活动的。散席后，当晚又在严仁珊家中一起打牌。此时，唐生智派其秘书前来告我，李仲公是来汉口捣乱革命军的，要我将他逮捕起来。”
不久，四川发生了“三·三一”重庆打枪坝事件，刘湘、王陵基大肆屠杀正在集会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和革命群众，死伤一千余人。这个惨案，后来查明是李仲公按照蒋介石的旨意而策划的。武汉政府理应给予严惩，但却只把李仲公关押了二个月，就释放了。个中原因，据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1950年6月15日给周恩来写的信上说：“本来要枪毙他们，但那时邓演达（总政治部主任）说，李仲公是蒋介石的秘书长，不好枪毙。于是，只把杨殷之杀了。”
就是这个李仲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中南海找周恩来要官做，想当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周恩来对他说，你想当省主席，意见可以提，但是中央需统筹考虑。李仲公却赖着不走，百般纠缠。周恩来忽然想起了贺龙，他了解李仲公啊！于是，打电话让贺龙到中南海来。
贺龙一进西花厅，周恩来指着李仲公说：
“贺老总，你认识他吗？”
看见李仲公，贺龙已经明白了几分，他已经听说此公正向中央要官哩，马上接口说：
“老朋友了。李先生，在武汉那年，我送你到唐生智那里，后来你怎么走的？”
李仲公满脸通红，如坐针毡，只得起身告辞。周恩来、贺龙大笑。后来，李仲公被聘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谁知，此人因此而对贺龙耿耿于怀，“文化大革命”中，伪造了所谓贺龙向蒋介石的求降信，诬陷贺龙，为林彪、“四人帮”张目。当然，历史是公允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李仲公因此而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被屠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被破坏了。他在南京成立了另一个国民政府。宁汉分裂的局面形成。
在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为支持直系军阀吴佩孚东山再起，出动十万大军沿京汉铁路南下，企图夺取武汉。败退河南的吴佩孚也重振旗鼓，勾结四川军阀杨森，窥觑武汉。
在这样的形势下，武汉政府决定先行北伐，讨伐奉军，然后回师，东征讨蒋。
4月中旬，贺龙奉命率独立十五师集结武汉，待命出征。
可是，贺龙没有料到，这个时候，一团却发生了闹饷事件。其他各团亦有骚动，师机枪营营长陈策勋，手枪营营长陈佑卿、步兵营营长刘锦星拖走了二、三百人，逃回了桑植。
唐生智对于与共产党有关系的左派武装，在饷、械两项上，历来采取所谓“格外慎重”的态度，对于独立十五师更是“另眼相待”只要他的财政稍感桔据，马上只发半银．甚至不发。独立十五师已有九个月没有正式发饷。贺龙一面请周逸群向武汉政府请求，一面东奔西走，借钱维持。但所措之钱，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官兵们对此早有怨言，日复一日，不满情绪日增，有人一煽动，火就点起来了。
接到闹响报告，贺龙与周逸群立刻在一道分析情况。他们认为，一团是师的主力团队，原团长贺锦斋，共产党员，素以思想进步，文化程度较高，饶勇善战闻名，虽已升任新职，但尚未离开；新任团长刘达伍是师部训练处长，贺龙的挚友，政治上完全可以信赖，怎么会突然在一团闹饷呢？肯定有人从中捣鬼。不是有人放出风说：“师长不关响，就不上火车；哪个敢上车，就向他开火”吗？看来，闹响的目的在于阻止部队北伐。因此，绝不能单纯地看成闹炯，要看得深一点，而且必须很快解决。他们决定，由贺龙亲赴一团，处理此事。
贺龙带了手枪队来到一团，召集全体官兵讲话。他登上用两张方桌拼成的临时讲台，先默默地巡视了一周，然后讲话说，北伐以来，第一团历来作战勇敢，不愧为“精锐一团”。现在，第一次北伐即将开始，部队即将准备北上，消灭直奉联军，统一全中国，完成孙中山先生的遗志。眼下，上面的军响一时发不下来，有困难，大家就再吃点子苦，忍一忍。你们当中大多数人跟我贺龙征战多年，我，贺龙，是不是喝兵血、克扣车值的鬼，你们心里总该清楚吧？他说着说着，火气升上来了，嗓门也愈来愈大。他说：
“不要以为我贺龙心里没得数，有人在一团捣鬼，煽动闹饷。闹什么？你怕扯你的把子？当我不晓得？”
他当场点名，叫出二个连长一个营副。这三个人中，除三营副以外，都是从唐生智那儿派来的。这次闹值的确同他们在下面煽动有关。据目击这一过程的刘应铭回忆，一连长自知理亏，老老实实让手枪队绑了；五连长是湘西人，被绑的时候，以为命保不住了，对他的一位同乡说：“我该死，拜托你去看看我的老婆，给她捎个信”；四连长却不一样，他大声喊叫：“你们看着我去死，看得过意吗？闹得饷，大家都有分呀！”这时，队伍里突然有人朝台上的贺龙开了一枪，但没有打中。看来，贺龙的命真够大的。
他自组织武装以来，素与官兵同甘苦。长年征战，发不出薪饷，甚至挨饿受冻，亦非一次，但从没有人闹过饷，更没有人朝他打过黑枪。周逸群批评团长贺锦斋对部队管理不善，没有防患于未然。贺龙却平静地说：
“锦斋有什么办法？这个事要说麻烦，是由来已久了，事出有因嘛！要说简单，一句话就讲明白。我贺龙听了共产党的，有人为这个要摘掉我贺龙的脑壳。”
周逸群说：“云卿，你的想法并非没有道理，可是，你根据什么？”
贺龙说：“那个土兵有后台，才敢豁出命向我开枪。你看看那个四连长，没有后台，鬼才敢在我面前煽动捣乱。你们再想想，为什么陈策勋、陈佑卿、刘锦星这些营长，没有他们的事，先拖起枪逃跑呢？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事，我那位参谋长陈淑元不出来解决？我那位尊敬的老师陈图南不出头露面？明明是谋划妥当，躲在一旁，要我的好看嘛！看我贺龙和你周选群让冷枪毁掉，他们就出来杀治军不严、谋害师长、主任的头号叛徒，就是锦斋、达伍。这样一来，就可以把独立十五师抓在手里，找人请赏封大官喽。掏这个鬼，瞒得过我？”
周逸群说：“陈图南和你共事多年，从你加入中华革命党以后，就同你一起同甘苦。你平时又把他当老师，十分尊重他。道不同不相谋，也不该下这样的毒手吧？”
贺龙摇摇头说：“我读书不多，图南帮我长知识，拖队伍，是有大功的。如今，你站在共产党一边，还是站在蒋介石一边，这是刀头见血的事，没得二话，硬碰硬的事。分道扬镳，我贺龙以礼相送。干出这种把革命军往反革命军那里拖的把戏，可就不是好朋友之间的割饱断衣喽，是不能不下狠心呀！但愿我想的有错，我再去试一次，拿点证据来。”
周逸群、贺锦斋一听，马上提醒他说，不要拿自己的性命去试验别人，那是危险的。
贺龙说：“我是希望试的结果，是我贺龙估计有错，不是他们掉脑壳。”
他告诉副官说，去请陈参谋，我有机密大事要同他商量。
贺龙的分析一点也没有错。
此刻，陈图南、陈淑元和团长刘燮、柏文忠正在汉口大陆旅馆里一边喝酒、玩牌，一边等候消息。
陈淑元举杯朝陈图南说：“老板（贺龙）报销，先生（周逸群）难逃，老资格（陈图南）要当师长、军长喽。”
贺龙的副官费了一番周折找到大陆旅馆，告诉陈图南，师长请他去商量机密大事。
贺龙没有死？他们都为之一惊。陈图南先是一阵害怕，随着转念一想，他没有死，惊吓怕也不小。请我去商量事，恐怕要找台阶下吧？我要抓住这个机会。他坦然地来见贺龙。
一见面，贺龙问他说：“图南，你跑到哪里去了？师里闹的，有人向我开枪，我的日子不好过喽。你看怎么办？”
陈图南说；“云卿，你素来镇静有谋。你讲讲，你有什么想法。我们一起商量。”
“我若有好办法又何必去把你请来。”贺龙显得一付无可奈何的样子。
见此情景，陈图南心中暗喜。他决心劝说贺龙，便说：我们共事已经十四年了。我是一直为你云卿着想的。我老实告诉你，共产党是靠不住的。武汉政府的显贵们也是各怀鬼服，也靠不住。他们没有多少信得过的队伍。唐生智心狠手辣，你们一道从四川、贵州出来的队伍，袁祖铭让他密令教导师师长周斓在常德以吃饭为名，骗出来打死了；彭汉章也被他免职查办，送到湖南囚禁起来，至今还在坐牢，原九军的部队全归了他。剩下两支队伍，王天培投奔了老落；我们这个师呢？被裁减了一半。你再老老实实跟着他们，还不是等着让他们摘掉吗？你千万别听共产党那套空道理。
贺龙默默地听着，一言不发，低头吸烟。陈图南以为贺龙被他说动了心，就大胆地告诉贺龙：“蒋介石坐镇南京，手攥上海，兵广钱多，只是缺少猛将良帅。依靠老蒋，才是出路。南京方面已经表示，只要你云卿在武汉举兵，事成之日，把你的师扩编成军，委你当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他们说，汉阳兵工厂也可以交给我们，还送一笔可观的酬金。”
贺龙眨眨眼间他说：“图南，事成之日，你怎样呢？”
陈图南说：“我要什么？我是为你云卿。大不了当你的副手，副军长兼一师师长什么的。你看行吗？”
贺龙点头说：“唉，这倒不错，你怎么不早点对我说呢？图南，你再让我想一想。”
陈图南满意地告辞了。
贺龙立刻把周逸群请来，对他说：“患难之交遇到了大是大非，也是分道场镳呀！”
他把陈图南谈话的内容一五一十地叙述了一遍，最后说：
“逸群，你向共产党中央报告，如何处理，我都照办。”
周逸群激动地说：“云卿同志，我们感谢你。”
周途群分别向中共中央和武汉公安局作了报告。新上任的武汉公安局长、共产党员吴德峰迅速派出武装，在大智门大陆旅馆逮捕了陈图南、陈淑元、柏文忠。刘奖拒捕，被当场打死。
经审讯，证实向贺龙开枪的人叫李清林，是被他们的亲信四连长陈玉安收买的兵痞。他们商定，枪击贺龙，造成混乱，摘掉周逸群，由陈图南接任师长，再在武汉举行兵暴，投蒋领赏。武汉市公安局将三人处以极刑。1927年5月10日汉口《民国日报》上有一则简短的报导；“公安局昨日（5月9日）奉令枪决落逆派来的反动分子陈淑元、陈图南、柏文忠等三名。”
陈图南死后，葬于桑植。1928年秋，国民党湖南省议会某议员在陈图南的墓碑上刻志云：“陈烈士抱有国无共之志，誓不与共方戴天。宁汉窥燕，力避共产学说。惟时国共不分，中原鼎沸，致为逆党见疾。5月9日成时被害于汉。”陈图南的侄儿陈策勋、陈佑卿拖枪逃跑后，走上了反革命道路。陈策勋在给蒋介石的“快邮代电”中说：“（贺龙）盘屯湖北鄂城，勾联共产凶徒，谋一举而颠覆党国，兽化吾人。策勋私窥其隐，与陈伯卿、刘锦星等弃而违之。”这个墓志和代电，从反面无可辩驳地证明，这时的贺龙已经自觉地同共产党人站在一起，走着一条全新的革命之路。
但是，历史还在显示贺龙让共产党人深感钦佩的鲜明足迹。
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指挥北伐军，沿京汉铁路进军河南。北伐军定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唐生智，下辖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张发奎，率第四军、第十一军和贺龙的独立十五师，为右翼军，沿京汉铁路正面，攻占郑州；第三纵队是新编的武装，担任左翼军，朝莱阳方向进攻。22日，贺龙率独立十五师开赴河南，肃清红枪会，攻克逍遥镇，激战临颖，占领许昌。6月1日进入河南省会开封。黄河两岸奉军基本肃清，北伐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贺龙率领的独立十五师，在这场战争中所向披靡，战功显赫。武汉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给贺龙等拍来电报说：“公等运筹决胜，身先士卒，与清将士之忠诚用命，为党奋斗，肯于此战见之。捷报飞来，两湖民众，欢声雷动。”汉口《民国日报》称赞独立十五师为“战绩最大，声誉最高”“异常奋勇”的“钢军”。6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决定，独立十五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任命贺龙为军长，周逸群为政治部主任。
就在北伐军向河南进军途中，武汉政府日益右转，反共反革命的逆流正在发展。一些北伐将领，已经在其管辖的部队和区域中进行“清党”，将共产党员“礼送”出境。二十军中的共产党员不免有所顾虑。贺龙了解这一情况后，诚恳地对周逸群说：
“时局虽然这样紧张，我还是拥护共产党，执行共产党的决定的。你可以放心。所有在我们部队里工作的共产党员都不要离开，继续工作。我们不会‘礼送’你们的。”
周逸群感动地紧紧握住了贺龙的双手。
6月26日，贺龙奉命率第二十军回到汉口。这时，武汉三镇的形势正在日益恶化。汪精卫虽然还没有公开撕掉左派的假面具。却开始限制和破坏工农运动，阴谋解除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武汉三镇布满乌云。各种政治力量正在重新组合。贺龙的司令部里高官显贵络绎不绝。他们并没有忘记拉拢贺龙。
唐生智派他的胞弟唐生明和叶淇前来游说贺龙；汉口卫戍司令李品仙也向贺龙大献殷勤；蒋介石又利用其参谋长朱绍良与黔军的历史渊源，秘密前来武汉，对贺龙封官许愿。对于国民党右派向他送来的媚眼、秋波，贺龙一概不予理睬，因为，经历了这么多事，他已经看清了这些国民党人的真正面目了。
然而，贺龙对共产党人的态度却截然相反。7月10日，周逸群向贺龙转达中共中央军委的意见，意欲将正在遭受严重迫害的鄂城、大冶等地的工人武装纠察队秘密编入二十军教导团，征询贺龙的意见。贺龙高兴地说：
“我带了多少年的兵，从来没有哪个上级给我补充过人员，连军饷都要层层克扣，要么干脆不给。肥了大脑壳，苦了当兵的。现在，共产党给我补充，工农同志愿意编到二十军来，我能不欢迎吗？他们能来，这说明什么呀？逸群，说明我们有一点子进步嘛！’”
周逸群拉着贺龙的手，仰天大笑。
从这里得到启发，他在武汉三镇广贴《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招收学兵、工兵章程》，宣布招收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和有技术的工农人员。这种招兵，属军队扩编，在武汉政府备案，手续齐备，合理合法，任何人无法挑剔。贺龙用这种办法，将许多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安置在二十军中，免遭敌人的屠杀。在这批人当中，有从张发奎那里逃出来的黄霖、唐天际；从唐生智那里跑出来的共产党员陈章甫、段德昌，稍后，武汉工人纠察队队长陈赓、共产党员傅维任、武汉三镇保安总队长侯镜如、名记者范长江，都先后经周恩来介绍，由贺龙安排在二十军内担负要职。无怪乎，被汪精卫派到二十军来当高级参谋的武汉政府中央军委三局局长。唐生智的智囊陈裕新，从二十军出逃后写的《陈裕新脱险之报告忡说：二十军新编的部队“如团营连指导员，无一非CP分子，官佐弁兵夫役，均极力吸收入党。新组建的教导团、第六团、特务营、炮兵营，清一色CP。多数军官都是黄埔生。”
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宁汉合流。武汉三镇一片白色恐怖，腥风血雨。贺龙挺身而出，让武汉的一些共产党机关和革命群众团体挂上二十军的旗帜，并派兵站岗，以阻止反动派的搜捕。7月17日，贺龙在二十军连以上军官大会上，慷慨陈辞，他说：
“汪精卫叛变了革命，武汉国民政府终于撕掉了他们脸上的假面具，国共分裂了。我们本来就是工农大众的队伍，已经闹了多招革命现在，革命到了危急关头。摆在我们俪前的出路有三条：第一条，把队伍解散，大家都回老家去。这条路行不行？不行。第二条，跟蒋介石、汪精卫去平反革命，屠杀工农兄弟。这条路行不行？也不行！第一条路是死路，自杀的路；第二条路是当反革命的路，也是自杀的路，我们绝对不能走。我贺龙不管今后如何危险，就是刀架在颈子上，也绝不走这样的路。第三条路是跟共产党走。我是要跟共产党走革命的路的，坚决走到底！你们愿意跟我走的，我欢迎；不愿意的，可以对我说，我给你们盘缠钱，回到家乡替我向你们的娘老子问好，说我贺龙没照顾好你们。可是，有一条我要讲清楚，不许拉走队伍。”
当天，他又在二十军教导团讲话说：
“蒋介石，汪精卫叛变了革命，今后还会有人要叛变的，可是，不用怕他们，他们不是三头六臂，和我们一样，也是一个头两条手臂，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致，全力以赴，我们就可以把他们打倒。”
在风云变幻的时刻，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高级将领，能有这样的革命坚定性，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贺龙用自己的行动，书写了一页可敬的历史，使处于危难之中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贺龙是一个革命者，是值得信赖的。正因为如此，1927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书记周恩来专程登门会见了贺龙。
会见的地方是汉口俄租界鲍罗廷公馆，即苏联驻汉公使馆二楼。
这是贺龙第一次见到这位伟大的革命者。这年，周恩来二十九岁，贺龙三十一岁。周恩来英俊汾酒，朝气蓬勃；贺龙风流调说，豁达豪爽。两人一见如故。
贺龙握着周恩来的手说：“你的大名，我早就晓得接。逸群对你钦佩得很呢！如今，见面胜似闻名喽。”
周恩来望着这位久知其名的将军说：“疾风知劲草。我们对你是很钦佩的。”
贺龙说：“钦佩不敢当。我一直在寻找能让工农过上好日子的政党，最后，认定中国共产党是这样的党，我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只要共产党相信我，就别无所求了。”
周恩来说：“贺龙同志，我们当然相信你，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你呢？”
接着，他们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从目前形势，谈到阶级斗争；从政治谈到军事；从待人接物谈到处世哲学。坦诚相见，谈笑风生。
贺龙最后表示：“我很清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听共产党的，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拼个高低了。”
据当时负责招待的师部副官长贺秦封的夫人、贺龙的堂嫂陈君兰回忆：“他们一直谈得很晚，当晚，贺龙留清两位周先生在客厅用饭，坐到餐桌旁，他们还继续谈论。”
贺龙后来对他的部下谈及这次会面时说：“我遇到了真正的共产党员，他说，人要有阶级觉悟，又有阶级观点、阶级立场。要学会善于运用阶级分析来认识事物的本事。他的话，对促使我的思想觉悟起了决定作用。”
这次会面，奠定了他们两人之间以后几十年患难与共的深厚革命友谊。在贺龙走向共产主义者的道路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7月23日，二十军东调，到达江西九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来看望贺龙。谭平山说：“贺龙同志，我要向你讲讲我们党的一件机密大事。”
“好啊，信任我贺龙，我当唯命是从。”贺龙认真地说。
谭平山告诉他，汪精卫公开叛变以后，中共中央派秘书长邓中夏和李立三来九江和叶挺研究对策。他们认为，应该在共产党领导下，决定独立的军事行动，实行武装暴动。中共中央同意这一想法，决定在南昌搞一次武装暴动，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并派周恩来主持大局，领导暴动。
“云卿，我们都希望你能率领二十军和我们一致行动。”谭平山最后说。
贺龙有些激动。中共能把这样大的机密告诉我，说明他们是信任我的。他说：
“平山同志，我感谢共产党的信任，也感谢你把这么大的事告诉我。我只有一句话，我赞成，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
得到贺龙的同意；在九江的几位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深受鼓舞。他们开会决定：“（叶贺）军队于28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并急电在武汉的中共中央请示批准。
这时，九江成了斗争的中心。
7月24日，刚刚抵达的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在甘棠湖烟水亭大摆筵席，宴请该军和驻九江各军高级将领。应邀出席的有第五路总指挥朱培德、第九军军长金汉鼎以及叶挺和贺龙。
席间，朱培德通知叶挺、贺龙说：汪精卫、张发奎要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届时二位务必难时出席。
军令如山，去不去庐山呢？他俩有些犹豫。
在第二方面军工作的叶剑英急急忙忙找到叶挺，告诉他，这是汪、张的阴谋。他们商定，当即邀请贺龙和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去甘棠湖划船赏景，以此为掩护，进行紧急磋商。
叶剑英，入党不久，是秘密党员，在第四军当参谋长。在碧波荡漾的甘棠湖中，叶剑英告诉他们，据他所知，汪精卫、张发奎让他们俩人上庐山，是要把他们的部队调往德安，相机扣押他俩，解除兵权。
贺龙说：“汪精卫靠不住，尽人皆知了。张发奎靠不住，还有些人不相信呢！其实在河南作战时，我就领教过他的为人了。照我看，庐山不去，德安也不去，我们只去南昌。”
叶挺说：“张发奎和我，当年都在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北伐以来，共产党员为主的部队替他打冲锋，他才当了军长、总司令，怎么在关键时刻这样干呢？”
贺龙说：“其实，张发奎同我私交不错，但我看他满脑壳装的是争地盘，比高低，心有鬼股，靠不住的。”
叶挺、叶剑英都点头同意。他们当即决定，不去庐山，迅速将部队开赴南昌。
关于这一段历史，贺龙曾回忆说：“当时，叶挺、黄政翔的司令部，设在邵阳湖（当甘棠湖之误——笔者注）中的一座庙里。朱培德走了以后，叶挺同志、叶剑英同志和我，三个人在湖中小划子上开了一个会。我们谈到并决定了三件事：第一，考虑是否到庐山。他们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他们同意了，并说这样很好。第二，张发奎命令队伍要集中德安，我们研究不到德安，而是开牛行车站，到南昌。第三，决定叶挺的部队明天（25日）开，我的部队后天开。我的车皮先让给叶挺。”
为什么要让叶挺先走呢？因为二十军打着“东征讨蒋”的旗号，先头部队已到德安，这可以迷惑张发奎，而叶挺部队仍在九江，如不及时离开，一旦张发奎生疑，出动武力拦截，就不好办了。三十六计，走为上。
25日，在征得几位师长同意后，贺龙、周逸群在九江饭店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紧急动员，移师南昌。据会议参加者、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的唐天际中将回忆，贺龙在会上说：
“到南昌干什么？大家只管放心。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贺龙决不会带你们去钻牛角尖。你们看看，九江这过朱培德传令，说张发奎总指挥叫上庐山开什么会。九江对岸，唐生智总指挥的部队也在不断集结，搞什么名堂？无非想打我们二十军的主意。现在是火烧眉毛尖了，我们只有听共产党的，向南昌进军，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不能稍有怀疑。”“过去我们打了很多仗，结果都是替别人打的，牺牲倒是我们自己。过去，我把政治、军事分开来看，是不对的。现在，我看清楚了，政治和军事不能分开。从今以后，我们要独立自主，政治、军事都听共产党的。”
当晚，贺龙下令，二十军从九江、德安两地同时出动，兵发南昌，参加起义。
揭开贺龙在大革命时期丰富复杂的思想历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周恩来委任他为南昌暴动起义军总指挥的原委了。这是因为，处在危难中奋起的共产党人，从贺龙的行动中，看到了他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思想转变，看到了他对共产党领导的真诚接受，看到了他那种革命的坚定性，看到了他那颗火烫的心。当然，也无庸讳言，在当时，由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武装，寥寥无几。贺龙这支几万人的左派武装，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生死搏斗中所急需，必须下功夫争取的。谭平山、邓中夏、李立三、聂荣臻、叶挺在九江开会时，就一致认为必须“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贺龙在后来谈到在九江与谭平山的接触时，也坦诚地说：“我也是共产党统战政策统过来的。”因此，从当时形势看，任命贺龙为南昌起义军总指挥，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从贺龙这方面来说，他为什么要抛开高官厚禄参加革命呢？上面揭示的这段思想历程，其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这里再引述一段贺龙自己的话，也许更有助于读者。
1951年，贺龙在重庆回答一位新闻记者的采访时说：“我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是由于很早就接近了共产党，是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偶然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政治上没有出路，看到国民党革什么命呢？尽是军阀政客争权夺利，腐化堕落。感到个人政治上无出路，整个军队也无出路。另方面却看到共产党的主张好，有办法，能够救中国。这是最重要的原因。第三，我本人出身于贫农，家里很苦，穷人的痛苦我知道得很深，所以，在我的部队中，是不准贪污搞钱的，跟我走的都是穷光蛋。我有一个亲三姐夫，本来家里很穷，跟我多年，我一手提拔他当了旅长。后来因为搞钱，就不能再当我的旅长而让他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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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贺龙不愿去苏联留洋，要到农村去建立武装。他
说：“心里憋着一股劲，不相信打不败蒋介石。”
1927年11月，贺龙从香港到达上海。
南昌起义失败后，国民党政府发出了通缉令：“据查，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叶挺，受共产党指使，公然叛变，除派兵往剿外，希一体缉拿归案。”现在，到处张贴着悬赏十万大洋捉拿贺龙的布告，因此，他到上海以后，十分小心，一个晚上要换几个地方。中共中央知道他到了上海，但弄不清他的行踪。贺龙回忆说：
“从香港到上海后，开始党组织不清楚。一个晚上我换八个地方住。党派人找我贺云卿，开始也不认得。他们一个晚上也跑八个地方，一直跟我的线索找。说明共产党真伟大，真了不起，好关心我呀！”
他同中共中央接上关系以后，安排他与周逸群、廖乾吾住在一起，不久，迁往霞飞路泰辰里七十号，化名王国珍。和他同住在一栋楼里的是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的颜昌颐。周恩来特地派秦光远回武汉，寻找贺龙的家眷。
7月底，贺龙率军“东征讨蒋”，军情紧急，离开武汉时，家眷来不及疏散，只好留在汉口。南昌起义后，唐生智搜捕共产党，查封了第二十军留守处，查抄了在鲍罗廷公馆里的贺龙私人住房。眷属们闻风而逃，东躲西藏，不知去向。12月间，秦光远终于找到了她们，将贺龙夫人向元姑、女儿贺金莲，还有胡琴仙接到了上海。向元姑化名王向氏，贺金莲化名王金莲，胡琴仙化名王琳在泰辰里住了下来。
胡琴仙从小就是受苦人，成年后，以卖艺为生，生活艰难，经人介绍，来到澧州镇守使署服务，后来，与贺龙结合。王琳回忆在上海霞飞路这段生活时说：
“1927年冬、他到上海后，住在霞飞路泰辰里七十号一栋四层楼上。那时，上海反动派到处贴有贺龙的照片，悬赏十万大洋捉拿贺龙。但是，贺龙沉着镇定，若无其事，说：‘他（指反动派）来我走，他走我来’。他还告诉我，嘴巴要紧点，眼睛放尖点，胆子要大点。他叫我不要怕。说上海拉黄包车的、当条房的都有我们的人。他比划着说，好比一个碗，一只手端过来，几双手都过来了。在上海，他叫我去看电影，进馆子吃饭，照相馆照相，装得阔一点，我都不敢去。他笑我象三请樊梨花，都不肯出寨。”
1928年，贺龙奉命去湘鄂边组织武装，向元姑回了桑植，后在家乡病故。王琳、贺金莲留在上海，生活十分困苦，弄得几乎没有饭吃。泰辰里改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机关，王琳在这个机关里当服务员。不久，机关被国民党特务破坏，王琳、贺金莲被捕入狱，受尽折磨。贺金莲夭折狱中。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经组织营救，王琳被释放出狱，隐名埋姓，流落上海，后来，她也返回了桑植故里。晚年，定居成都。十年动乱中，有人企图利用这位经历坎坷的王琳。对她百般威胁，让其诬陷贺龙。但她坚持说：“在我和贺龙相处的日子里，我认为他是个好人。”她的品德，令人钦佩。
到上海不久，贺龙便见到了周恩来。
劫后余生，老友重逢，彼此都无限感慨，贺龙拉着周恩来的手说：
“部队打散了，只剩我贺龙一个人来见你，真不甘心啊！”
周恩来微微一笑，说：“贺龙同志啊，现在蒋介石悬赏十万大洋捉你，你的头很值钱哟。”
贺龙说：“我这颗头早交给党峻！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跟党走。”
周恩来告诉他，中共中央已经对他的工作有了考虑，让他同林伯渠、刘伯承一起到苏联去学习。
贺龙说：“我是个党员，一切服从中央安排。”
贺龙是在南昌起义南下途中入党的。
前委决定起义军退出南昌之后，8月5日，贺龙率总指挥部离开南昌，19日，到达广昌。22日，贺龙率二十军为右纵队由广昌出发南进。国民党军第11路军总指挥钱大钩指挥两个师各一部到达壬田，阻止起义军。副总指挥兼前敌总指挥黄绍站率领两个师也从赣州兼程赶到，企图围歼起义军。26日，贺龙乘钱大钩立足未稳，集中二十军全部人马，猛攻其新编二十师，迫敌退向会昌。朱德率二十军教导团追至瑞金以南五十公里处，重创敌人。起义军占领瑞金。
从广昌到瑞金途中，党的前敌委员会慎重地讨论了高级将领的入党问题，他们是贺龙、郭沫若及革命委员会成员彭泽湘。这些人早已多次提出入党请求，经历过长时间的考验，8月末或9月初的一天，在瑞金的一座学校里，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贺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参加的有周恩来、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廖乾吾、恽代英。周恩来讲话说：
“组织上对贺龙同志很了解。贺龙同志由一个贫苦农民经过斗争，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很不容易。多年来，贺龙同志追求真理，是经过考验的，信得过的。”
李立三、恽代英、谭平山也都讲了话，表示祝贺。
关于这次入党仪式，张国焘说，是由他主持，他“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训以应信仰共产主义，执行决议，服从纪律等等，贺龙则誓言愿—一遵守，做一个忠实党员。接着由谭平山、周恩来、李立三、浑代英等先后向他表示欢迎的意见。”
贺龙自己说：“周总理还讲了话，廖乾香、张国焘也参加了。”
关于贺龙的入党时间，现存有几种说法：刘伯承在《南昌暴动始末记》一文中说：“贺龙于攻克会昌后在瑞金入党”；《周思来年谱》中记载为9月初；贺龙自传及1938年11月填写的党员登记表中写的是“攻克瑞金后入党”。据查，起义军8月27日攻克瑞金，8月30目占领会昌，9月2日，先头部队离开会昌向长汀进发，因此，笔者认为。贺龙入党时间应在8月28日至9月2日之间。
在上海泰辰里的谈话中，贺龙表示服从组织分配，周恩来很高兴，嘱咐他好好休息，注意安全，等待党的通知，赴苏学习。
周恩来走了以后，贺龙却安不下心来了。他想，自己从小没有好好学习文化，现在能够看书、写字都是在戎马倥偬中自学的，水平实在有限，要到苏联去喝洋墨水，困难不会少，何况，他的心里有一股不平之气，耿耿而不能释怀。
10月3日，汤坑受挫之后，前委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贺龙明确表示：“就这样失败了，我也不甘心，我还要干到底。就让我回湘西去，我要卷土重来。”当时，前委不可能同意他的要求，决定起义部队去潮汕与农民运动相结合，主要领导人贺龙、叶挺、刘伯承、林伯渠、吴玉章等离开部队去香港。来到上海后，这种想法仍很强烈。然而，苏联，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他响往的地方，能到列宁的故乡去学习，亲眼看看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当然是求之不得的，所以，当着周恩来的面，表了个服从组织安排的态度。事后想来，这个态表得太匆忙一点了，心中这股不平之气一时尚难于平复，他还是想回湘西去“卷土重来”，于是，产生了放弃去苏联学习的想法。他把这种想法告诉了周选群，请他转告周恩来。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同刘伯承一起去苏联，他回答说：
“南昌起义失败后，自己有一股不服输的思想，不相信就打不败蒋介石，所以，就想回湘鄂西建立武装，以为总会搞起来的。”
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来看望贺龙，他们在泰辰里作了长谈。李维汉告诉贺龙，8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把发动工农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的主要任务。会议后，全国各地先后举行了多次暴动。毛泽东他们在湘赣边界地区举行了秋收起义，还有湖北的公安、监利、酒阳和黄安、麻城，广东的海陆丰等地都举行了起义。这些起义虽都遭到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但对唤起工农群众、反击白色恐怖、瓦解农村反动政权起到了重大作用，而且，初步建立了一些红色根据地，创建了一批工农武装。坚持下去，革命会由低潮转向高潮的。
在谈到南昌起义情况时，贺龙说，照我看，南昌暴动是正确的，是武装对抗国民党反动派，但有两个错误：一是用了国民党的旗帜，二是没有没收地主的土地。这是贺龙对南昌起义最早的看法。当时，他并不了解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看法，但他的意见却是直率而有见地的。
在谈到他想去湘西时，他说：“湘西是有希望的，主要是要把那里的农民发动起来。”
李维汉将贺龙的谈话向中共中央常委作了汇报。溜秋白听后说：“是不是叫贺龙洞志去湘西于一下呢？”
李维汉说：“我以为可以，先叫他们去湘西试试，有办法时再派得力同志去。”
常委会后，李维汉又来到贺龙住处。贺龙再次表示不愿去莫斯科，想回湘西。
李维汉问道：“你怎么回得了湘西呢？你现在名声很大，是南昌暴动总指挥，敌人正在悬赏通缉你啊！”
贺龙回答说：“只要过了武汉，走水路、走陆路回湘西，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是，出于安全考虑，中共中央还是决定他和刘伯承、林伯渠于11月17日离沪赴苏。
事有凑巧，11月16日，中共有一处秘密机关被敌人破坏，敌人得悉“贺龙已潜入上海”，于是下令大规模搜捕、贺龙只得停止一切活动，隐藏起来。第二天，刘伯承、林伯渠登船走了，我们这位元帅却未能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