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向应也说：“老贺的意见，我看可行。”
为了增强说服力，贺龙提议把宋盘铭、段德昌两个委员找来，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
段德昌、宋盘铭赞成贺龙的意见，他们要求复海点头答应。
夏曦对此十分恼怒，使出了他惯用的手法：扣大帽子。夏曦说：“我看，你们这是右倾，是革命不彻底的表现，我不能同意。”
他动用“最后决定权”，强令段德自去进攻周燮卿，结果，是可以想到的：打不过人家。红军只好从桑植撤回鹤峰。可以争取到手的地盘，被夏曦葬送了。红三军又一次陷入了被动之中。
谁也无法了解夏曦是一种什么心态。过了几天，1933年1月下旬，他突然召开中央分局扩大会议，除了坚持继续‘“肃反”外．又提出了要解散党、团组织，“创造新红军”的主张。这使与会请人感到愕然。他们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一致表示强烈反对。
贺龙站起来说：“你要解散党，我不同意。我在旧军队时就想参加共产党，到南昌暴动以后才加入。我只晓得红军是党领导的，你怎么可以解散？”
段德昌勃然大怒，说：“你把红军搞完了，苏区搞垮了，又要搞垮党，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罪人？”
宋盘铭也说：“我从小被送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加入党。解散党，我不能同意。”
夏曦把脸一板，满脸阴沉，站起来就走。会议没有结果。
党组织没有能解散，“肃反”却越搞越凶了。1933年3月，夏曦独自决定进行第三次大规模“肃反”，逮捕了湘鄂西省委委员、省军委主席团委员、红九师师长段德昌，并准备杀害他。
段德昌，湖南南县人，1921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入党，黄埔军校毕业。北伐战争中，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1928年任湖北公安县委书记、鄂西特委委员，领导了公安暴动，与周逸群一起创立了红六军，是洪湖红色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始人之一，在群众中有很高威望。逮捕段德昌，贺龙怎么能同意？
他找到夏爆，质问说：“你为什么抓段德昌？”
夏曦冷冷地说：“他是改组派！”
贺龙追问：“你有什么根据？”
夏曦说：“段德昌从前方带信来，要求带队伍回洪湖，这就是拖队逃跑叛变。”
贺龙拍案而起，说：“你毫无道理。德昌写信来是向你提出建议。他要是真的拖队伍去洪湖，何必写信给你？又何必回军部来？”
夏曦理屈，不予回答，只是大声喊：“一定要杀！”
贺龙冲着夏曦大声说：“我坚决反对！德昌有大功，算什么改组派，绝对不能杀。”
夏曦也拍了桌子：“我决定了！”
他又动用了“最后决定权”，贺龙束手无策。他是个党员啊！他只能服从上级的决定，那怕是错的。这是组织原则呀！他恨自己无能为力，救不了段德昌，流下了眼泪。
领导这次“肃反”的，是一个操有生杀大权的“肃反委员会”，但是，他们却把贺龙这位分局委员、红三军军长排除在外。短短三个月中，被“肃反委员会”当作“改组派”诬杀的有：湘鄂边特委委员、红九师参谋长王炳南，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红九师政委宋盘铭，红七师师长叶光吉，政治委员盛联均等一大批红军和地方的领导干部，还有许多团、营干部。不仅如此，夏曦还是不顾贺龙、关向应的强烈反对，在3月24日，个人决定解散了红三军中的党团组织。从此，红三军中就没有了共产党组织和政治机关。红三军中只剩下夏曦、贺龙、关向应三名党员了。
眼看一大批从湘鄂边到湘鄂西共同战斗的战友，一个个被诬杀了，竟毫无办法，救不了他们，贺龙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何况，这年5月，大姐贺英领导的游击队遭到敌人的袭击，大姐贺英、二姐贺戊妹英勇牺牲。他心如刀绞，恳求贺炳炎去收尸。他说：“你带点钱去，总还剩得有点骨头渣渣吧，收拾一下。”夏曦的．“肃反”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还有多少人要被诬杀，这样下去，革命的前途太危险了。一直跟随贺龙的谭友林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候，贺龙的情绪十分恶劣。他说：“全军都知道，那时，他鱼也很少钓，棋也很少下，跟周围同志开玩笑的朗朗笑声也很久很久没有听到了。一天到晚，老是一股劲地抽烟。”
谁能理解贺龙那时候的痛苦心情呢？
1961年4月20日，贺龙在向编写红二方面军战史人员谈到红三军的历史时，有人问他，如果贺老总当时与夏曦斗争再尖锐一些，再坚决一些，段德昌那样的领导人是不是能不被杀害？贺龙回答说：
“那时，我是个新党员，只懂得遵守党的纪律和服从组织决定。‘肃反’的中期和后期与夏曦确也有过多次尖锐的斗争，但最后总是认为按党的纪律只能服从他。起初，中央指示湘鄂西要进行‘肃反’，还批评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开展‘肃反’不力。当时，国民党强大，我们弱小，斗争残酷。中央说有反革命打进苏区和红军，我们也是相信的。后来，夏曦不停地一批又一批地杀人，其中有许多人都是从大革命时期就跟我的，怎么会是‘改组派’呢？我才怀疑，才和夏曦有了分歧，进行斗争。夏曦说，我是军阀出身，我不怕，是不是他说我是军阀，我就变成军阀？我心里有数。只是怕弄不懂党的政策，搞错了。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按中共中央规定，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中央代表、中央分局书记更有最后决定权，那怕所有人都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书记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这是非服从不可的。各师、团干部，我和夏曦，从来争不赢。对基层人员只好不征得他的同意，就下令释放，夏曦皱着眉头不吭声，人也就算放了。这类情况我干了许多次。保大的，保不下来，只好服从。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我向关向应政委建议，让他代替夏曦当中央分局书记，关向应严肃地批评了我。我那时政治水平不高，一些事也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搞垮自己？心里很苦。”
你看，处在“左”倾路线的夹缝中，贺龙有多么痛苦！他的心确实在流血。
夏曦对于贺龙也并非不想有所行动，只是由于贺龙的特殊身分，他有顾忌罢了。夏曦从洪湖突围跑到贺龙那里以后，有一次，在一个叫王店的地方，别有所图地对贺龙说：
“你在国民党里有声望，做过旅长、镇守使、师长、军长等大官，‘改组派’就是利用你的声望活动。我看，老贺，你需要写个申明书，好有个交待。’”
贺龙一拍桌子，吼道：“你也给我写申明书！民国12年，我在常德当混成旅旅长时，你拿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身分的名片来找我，你记得吗？你向我要了十万块钱。我请你吃了顿饭，为你开了旅馆，还送给你五万块钱。虽然没有收条，但这是事实。你杀了这么多同志，你是什么党员？你给我写申明书！”
两人拍案相视，剑拔夸张。关向应赶快出来，给他们调停。
后来，在绕道陕南向湘鄂边转移途中，夏曦又一次发难。他突然下令，收缴了贺龙、关向应两人的警卫人员的枪，逮捕了两名警卫员。
贺龙大怒，质问夏曦说：“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的警卫员不缴枪？我还有一支手枪，你要不要？”说着，把一支勃朗宁手枪“啪”地一声丢在桌子上。
夏曦有些害怕，放了他们两人的警卫员，把枪也发还了。
“肃反”是上面决定的，但是，湘鄂西的“肃反”杀的人实在太多了。许多经过考验的优秀知识分子、工农出身的领导干部都被杀害了，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夏曦作为湘鄂西地区的最高决策者、中共中央代表，当然负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夏曦曾留学莫斯科，是一个知识分子，对党有过贡献的老党员，在执行王明路线上，为什么这样疯狂，这样残酷，各有各的说法，笔者在此不敢妄加断言，留待史学家们去探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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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看看中革军委发来的电报，他说：“接着打吧！军
委离得远，对这里情况没我们清楚。打了胜仗，换点子
批评也合算。”
黔东的十月，已经十分寒冷。贺龙穿着一件从国民党军那里缴来的军上衣，坐在一张方桌旁翻阅报纸。哺，方桌上的报纸真不少，厚厚一叠。关向应也拿了一张报纸走到门口，迎着嗖嗖的冷风，看出了神。
“小关，你看到什么喽？”贺龙诧异地问道。
“胡子，你看，这条消息说，肖克、王震的部队已经离开江西遂川，向西边来了。”关向应回答。
“喔？我看看。”贺龙走到门口，从关向应手上拿过报纸，仔细地看了起来。
这条消息很简单，是这样写的：“据悉，盘踞湘赣的匪首肖克、王震，经国军清剿，从遂川向西窜逃，进入湘南。现国军正围堵中。匪首任弼时随行……”
“还有个任弼时同志和他们在一起。”贺龙抬头问关向应说：“你认识这个任弼时吗？”
关向应说：“认识。我当共青团书记时，他是我的上级。现在地位很高，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区中央局委员、他随六军团，可能是那里的中央代表。”
一听说“中央代表”，贺龙皱了皱眉头问道：“他乱杀人吗？”
关向应笑了。说：“胡子，中央代表也不是个个乱杀人。他是你们湖南老乡，湘阴人，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过，懂得很多，是个很能干的同志。”
贺龙没有再问什么，拍拍那张报纸，说：“这是张8月份的报纸。现在已经10月份了，假若六军团真的向西来了，那么，我估计，有可能是来同我们会合的。”
“不错，有这个可能，而且，从时间上计算，应该快到竣广’关向应同意贺龙的判断。
“我们何不向南走走，迎接他们？”贺龙提议说。
关向应点点头，说：“对，去迎接他们。”
红三军是1934年6月到达贵州东部的。
黔东是个贫穷落后的大山区，交通闭塞，地势险峻，封建势力也很强大。沿河、德江、印江、松桃等县及毗邻的四川酉阳、秀山地区，山高人稀，汉、苗、侗、土家族等杂居。这里的人民，长期受压迫剥削，三座大山压得他们端不过气来，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二十年代初叶，贺龙率建国军两次经过这里，对这里的情况颇为了解。红三军在濒临绝境之时，来到这里，完全摆脱了国民党军的追杀，很需要建立一块根据地，以休养生息。
贺龙在沿河县枫香溪召开的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上，提议说：“野鸡有个山头、白鹤有个滩头，我们红军应当有块根据地。”
这时的夏曦，由于处处碰壁，无计可施，不得不同意在这里创建黔东苏区。
红三军组成许多工作组，深入群众，开展建立根据地的工作。7月，在沿河县的铅厂坝召开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了由贺龙等八十人组成的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到9月份，黔东特区已拥有五个县，十万人口了。在创建黔东特区上，夏曦是做了不少工作的，尤其在发动群众方面，这是应当肯定的。实事求是嘛。
这年7月21日，一位中共中央的交通员，历尽艰辛，千里跋涉来到沿河县，送来了中共中央1934年5月6日写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信和中共中央五中全会决议。
5月来信，根据中央1933年至1934年春了解到的情况，对湘鄂西中央分局在‘肃反’中的错误，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来信说：“你们在‘肃反’中犯了不可容许的严重错误，以肃反工作代替了反对反革命派别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代替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极大的罪恶”“除了你们自己少数人外，完全不相信群众与自己的同志”“将反革命的力量夸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以致使你们终日陷入疑神疑鬼的恐怖生活着（中），这种恐怖遂造成你们把肃反当作一切工作中心的根本错误”“我们绝对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党苏干部十分之九为改组派’。这种估计完全是不正确的，夸大的！”信中还指出，武断地解散一切党组织，无理由地怀疑党团群众，是“拒绝了到处建立我们党的基础与繁殖我们党的工作”“这不但不能保证党的改造，而且破坏我们党的威信，使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领导成为不可能。”
这把“上方宝剑”，解决了贺龙、关向应他们日夜担忧的问题。8月初，湘鄂西中央分局召开会议，通过了《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对夏曦所犯错误进行了初步的批评。但是，五中全会决议仍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下的产物，因此，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思想上、政治上揭示出是什么原因导致夏曦不相信群众、极端夸大反革命力量，把‘肃反’的错误发展到令人发指的程度，更不可能同第三次“左”倾路线联系起来，因而，夏曦虽然作了检查，但肤浅潦草。他在中央分局9月15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不仅未提及滥施捕杀军队和地方干部所造成的恶果，而且依然说唐赤英（省委委员、省军委参谋长）、王一鸣（七师师长）、周小康（省委委员、湘鄂西特委书记）、段德昌（省委委员、省军委主席团委员、红九师师长）、王炳南（湘鄂边特委委员、红九师参谋长）、宋盘铭（分局委员、红九师政委）、陈培荫（红九师第二任政委、鹤峰县委书记）、叶光吉（红七师师长）、盛联均（红七师政委）等人是“改组派”。不过，中央5月来信，终于严厉批评了湘鄂西的“肃反”，使在红军和湘鄂西根据地连续进行了两年多的“肃反”停止了。
令人遗憾的是，信来得太晚了，血，已经流得够多了。
也正因为有5月来信，贺龙、关向应才能顺利地作出红三军主力南进，迎接六军团的决定。1O月15日，他们到达沿河县故岩乡水田坝，遇到了由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的四百余人。他们是红六军团的先头部队。第二天，贺龙、李达合兵一处，兼程南下，寻找红六军团主力。
李达向贺龙讲述了红六军团西征的情况。贺龙这才知道，六军团西征是中共中央实施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一部分。中央是让他们到湘中创造新的根据地，并联络红三军的。李达说，实际上，我们成了中央红军的先遣队。我们先期突围，深入湖南，就可以调动敌人，摸清情况，探探路子。如果我们在湘中开辟了一块根据地，就可以让中央红军的转移有一个立足之地。李达告诉他，这次六军团西征十分艰难。他们突破在军的堡垒封锁，抢渡湘江，转战湘桂黔边，冲破三省国民党军的围堵追击，连续作战八十余天，跨越敌境五千余里；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十八师师长龙云被俘后，让何键残酷杀害了。贺龙听了，十分钦佩。
23日，在梵净山下的江口县堰边溪的木根坡，与红六军团的五十团会合了。这个团在甘溪战斗后，与主力失去了联系。战前，军团领导告诉他们说：“如果在大地方找不到主力部队，可去印江找贺龙。”所以，当他们找不到主力部队对，就直奔印江，来到梵净山脚下。他们的团长很聪明，让司号员吹起了六军团的军号，用以联络。果然，被李达听到，于是顺利会合。
一天以后，在印江县木黄，贺龙终于见到了任弼时、肖克、王震。
军团政委王震向贺龙汇报了六军团情况后，说：“我们的情况就是这样，请贺军长指示。”
贺龙说：“指示可不敢当。不过，我建议你们当前要抓好三件事：第一是睡好觉，吃好饭；第二是洗澡、理发、洗衣服；第三是打草鞋。一定要求部队好好恢复体力。你们走这么远的路，太疲劳了。要整理部队，准备继续打仗。”
关向应要求红三军后勤部门尽一切力量保障六军团休息好。于是，红三军各部，有粮送粮，有肉送肉，有盐送盐，好不热闹。
两天以后，10月26日，两支红军在南腰界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任弼时宣读了中共中央庆祝红三军与红六军团会师的贺电，报告了当前的形势，最后，他指着坐在主席台上的贺龙，高声说：“看呀，他就是两把菜刀闹革命、参加南昌起义的总指挥，我们红三军的军长贺龙同志。”
六军团广大指战员对贺龙的大名，早已如雷灌耳。听到任弼时的介绍，台上台下一齐鼓起掌来。有的人站立起来，想目睹贺龙的风采。
贺龙笑容满面，走到讲台前。他头戴八角帽，腰扎一根很宽的皮带，脚蹬旧草鞋，手里拿着根旱烟杆子，眼睛大而有神，嘴上那一小撮短而黑的胡须，更使他显得英俊潇洒。这时，贺龙三十八岁，已经承受过于磨万击，锤炼得十分钢强了。他挺着高大魁梧的身躯向台下指战员行军礼，风趣地说：
“我让弼时同志夸得有点子昏昏沉沉喽！‘两把菜刀闹革命’，一把在别人手里，我手里只拿着一把，是单刀，不是双刀。”
一句话，满场爆发出愉快的笑声。
停了一会，他说：“会师，会师，会见老师！你们来自井冈山，那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创造的苏区，一直是我贺龙和红三军学习的榜样。我代表红三军全体指战员热烈欢迎你们！你们千里跋涉来到这里，本该休息两天，睡个好觉，可蒋介石不会让我们休息。我们一会师，树大招风，我料定，蒋介石他也睡不着喽！这里是我们新开辟的根据地，不很巩固呀！可靠的根据地在哪里呢？”他用烟竿敲敲自己的草鞋底子，说：“在我们的脚板上！靠我们行军、打仗夺取胜利，开辟更大的根据地，消灭更多的敌人。到了那一天，我贺龙请客，大家轮流睡上一天一夜！”
台下的掌声更响了。
会师以后，根据中央军委电令，整顿了组织。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中央代表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从六军团调来了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张子意。
红二军团恢复以后，立即从六军团调来一些有经验的师、团政治工作干部，帮助红二军团恢复和发展被夏暗撤消了的各级政治机关。二军团一些被错误处理，撤消了职务的干部又重新启用；被错误地开除出党的同志恢复了党籍；基层党的工作又开始活跃起来。经过这样的组织整顿，广大干部战士的积极性重新被调动起来了。
两军团虽然没有形成统一的措挥机构，但是，实际上形成了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任弼时谦虚大度，对贺龙很尊重。贺龙和任弼时合作得很好。夏曦掌权时那种压抑感已经一扫而光了。他又恢复了那种乐观。豁达、敢做、敢说的本来面目，处处又都可以听到他爽朗的笑声了。这时的贺龙，充满了活力，聪明与才智得到了很好的发挥。打起仗来，真有点百战不殆的味道。
我们从下面叙述的几件事中，便可窥见一斑。
两军团黔东会师时，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失败，1934年10月ZI日，撤离了江西苏区，向西实施战略转移。红六军团和红三军会师前夕，任弼时接到中革军委电令，指示红六军团单独进入湘黔边境的松桃、乾城、凤凰一带。会师以后，怎么行动？是两军团集中行动，还是分开作战？是按中革军委的意见，出兵湘黔边境，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怎样才能配合红一方面军的战略转移？成为任弼时、贺龙、肖克、关向应、王震他们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
两军团领导在一个叫做南腰界的地方开会，分析研究目前形势和今后的行动方针。贺龙在会上毫无顾忌地表明，他不同意中革军委的意见，并摆出了他的看法。他说：
“乾城、凤凰是陈渠珍的老窝子。他在那里已经统治了几十年了。他这个人，我了解，颇有些头脑，也会用兵，也很凶恶，只是野心有限，就想当个湘西的上皇帝——湘西王。他很怕蒋介石、何键来吞掉他。只要我们不主动打他，他不会拼出血本和我们打的。我们要是到他的老窝里去捅上一刀，那他是会拼老命的喽！我们到他那个地方去，活动会很困难的。六军团才三千多人，是打不赢的。如果我们两个军团一起去湘西北的桑植、大庸、永顺、石门、慈利一带，情况就会大不一样。那里不是陈维珍的地盘，他还不如我熟悉。那一带群众基础好，群众会支持我们的。我们出兵湘西北，可以牵制湖南、湖北一大批敌人，能够起到支援一方面军的作用。我们把两湖的一大批敌人背起来，一方面军肩头上也好轻一些子喽！”
任弼时想了想问道：“老贺，去湘西北打得赢吗？”
贺龙说：“一个军团去不行，两个军团一块去，打得赢。”
经过讨论，两军团领导入统一了认识，一致同意不去乾城、凤凰，而去湘西北；不分开行动，两军团集中行动。他们向中革军委发电报说：“在敌我及地方实际情形条件下，我们建议二、六军团暂时集中行动，以便消灭敌人一、二个支队，开展新的更有利于两军团将来分开行动的局面。目前分开，敌必取各个击破之策。”
哪知，中革军委不同意这一意见。1O月26日给任、肖、王的电报说：“二、六军团合成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二、六军团应仍单独的依中央及军委指示的活动地区发展，各直受中央及军委直接指挥。”
怎么办2两军团领导再次开会研究。贺龙说：“军委对乾、风地区和湘西的情况都不十分了解，对我们两军团的实际情况也知之不多。我看，再打个电报、呈述清楚这些问题。”
任弼时说：“是这么个问题。看来，我们要着重陈述清楚两军团分合的利害关系。”
关向应提议说：“那就用两军团领导的名义起草个电报。”
肖克。王震也都同意。
他们一边复电军委，一边开始行动。
IC月28日，夏曦、贺龙、关向应、任弼时、肖克、王震联名复电，再陈利害；10月3O日，两军团全体出动，发动湘西攻势。
贺龙对任弼时、肖克说：“我们去湘西北，要先兜个圈子，占邻酉阳，把陈渠珍那万把子人从永顺、大庸引出来拦截我们，我们再甩手一拐，就能进永顺城休息几天。”
肖克问：“酉阳城怎么打法？”
贺龙说：“酉阳城是川军独二旅旅长田冠石把守的。他是我当年在武汉当军长时的部下。我写封信给他，叫他让开大路，我们借个道。我们又不占他的地盘，他不会不肯的。”
任弼时点头说：“那你就给你那位部下写封信，看他听不听你的。”
果然不错，这位川军旅长接到贺龙的信，很块弃城率部而去。两军团顺利通过酉阳城，一枪未放。
任弼时说：“老贺这一着真灵啊！下一着不知怎样？陈渠珍会听你调动吗？”
贺龙狡猾地一笑，说：“会的，弼时同志。他怕我们去端他的老窝子呀！”
贺龙真神了。陈渠珍一听说贺龙占领酉阳，马上调周文卿、龚仁杰、杨其昌三个旅共万余人，从永绥、保靖向北行动，阻截红军。贺龙大喜。他告诉肖克、王震说：
“我们先虚晃他一枪，渡酉水，兵进龙山县抬头寨，把他那三个旅往北再牵一牵。等他们过来，我们立即掉头东去，直插永顺，万无一失。”
任弼时说：“老贺打仗，鬼精灵。”
11月17日，两军团顺顺当当进入了湘西的咽喉要地永顺城。
这是第一桩。
现在来叙述第二桩：龙家寨之战。
二、六军团在永顺休整了三天，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两军团领导在这里开了一个会，解决夏曦的问题。会后，肖克、任弼时、王震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报告说：夏曦“执行了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路线，曾使党遭到先后取消党、团，取消红军中政治组织和苏维埃及群众组织的取消主义”“‘肃反中，十分之九的连以上军事、政治干部，当反革命拘捕了，因他的错误领导，使湘鄂西苏区受到损失。”“经过会议，始终没有承认他的政治路线的错误，因此，我们认为他不能继续领导，建议中央撤消他中央分局书记及分革军委会主席”“提议贺龙为分革军委会主席，肖、任副之。”
中共中央书记处11月6日复电认为，夏曦的严重错误是句“1.没有创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坚决决心。2．肃反方面，在反革命活动面前走到了乱捉乱杀的严重状态。3．对于党与群众组织缺乏信心，并走到了取消党与群众组织的道路。”“中央决定成立湘鄂川黔边省委，以任弼时为书记，贺、夏、关、肖、王等为委员。……二军团长由贺龙同志任之，政委由弼时兼；六军团长（政委）为肖、王。两军团均直受军委领导，但在两军共同行动时，则由贺、任统一指挥之。”
接到这份电报，大家都十分高兴。贺龙想，夏曦的问题中央到底有了结论，说明自己以往同他的斗争没有错，心里感到非常轻松，可惜的是，那么多被诬杀的同志没有能等到今天，心里又感到痛苦。
这时，陈渠珍已经成立了一个“剿匪指挥部”。可是，他自己却不出马，而让他手下的两个旅长龚仁杰、周燮卿分任正副指挥官，纠集十多个团分四路纵队外向永顺。
在研究御敌对策时，贺龙说：“我的想法是先撤出县城，让他一步，叫他狂够狂足，再回过头来收拾他。这一仗，关系到我们两军团在湘西北能不能站住脚，能不能全力地支援一方面军。一定要打好。”
贺龙、任弼时随即离开永顺。走到钓矾岩，大家觉得这里地形不错，可以作为伏击地域，打他们一下。贺龙东走走，西看看，对肖克说：“这里离城太近了吧？如果围得不紧，敌人就能逃回城里，再打就难了。”
肖克说：“有道理，那就再走远一点。”
后来，他们选定了距城四十五公里的龙家寨作为伏击点。这里是一个南北长十五华里、东西宽二华里的谷地，村庄较多，村中多为木板房子，没有坚固建筑，易攻难守；两侧山坡平缓，林木茂密，利于隐蔽和出击，是个理想的伏击地域。
贺龙在山坡上一棵大树下，用望远镜仔细观察了一会，脸上露出了笑容。看来，他对部队荫蔽情况是满意的。
他对警卫员说：“这里能避风，请任政委他们到这儿来吧！”
在这棵大树下，军团领导和各师的师长、政委开了个会。贺龙用马鞭在地上画着地图，部置战斗。他说：
“我这是个大口袋，口袋口子在官庄。王震同志带四十九团在那里，等敌人全部进了口袋，便把口子紧紧扎住，关门打狗。你们回去告诉大家，打埋伏要万分隐蔽。敌人进了口袋，打冲锋要迅速、突然，一下子扑到敌人跟前，插到敌人堆里，打得越猛越好，要使敌人措手不及。”
红军撤出永顺，龚仁杰以为是红军怯战，便下令追踪。红军且战且退，不时又丢弃些枪枝、物资，引其上钩。16日下午四时左右，龚仁杰、周文卿两个旅进入伏击圈。贺龙马鞭一挥，一声令下，刹时间，满山遍野的红军杀了出来。两小时结束战斗，敌人大部被歼。
还有一次是浯溪河战斗，也是很能体现贺龙指挥作战的才能的。
龙家寨战斗以后，贺龙、任朗时指挥二、六军团相继占领了大庸、桑植两座县城，准备立即进攻慈利，进抵常德、桃源。
可是，11月25日，他们接到中革军委电报，命令说：“我西方军已过潇水，正向全州上游急进中，你们应该利用最近几次胜利及湘西北敌情空虚，坚决深入到湖南中部及西部行动，并积极协助西方军。首先，你们应前出到湘敌交通经济命脉之流水地域。主力应力求占领玩陵，向常德、桃源方向应派出得力的游击活动。”“西方军”就是红一方面军。电报还指出，除留二军团一部分巩固苏区外，“二军团主力及六军团全部应集结一起，以便突击遭遇的正规部队。”
怎么加不理会恐怕不行，这是上级的决定啊！因此，他们只好放弃原来的计划，执行中革军委的指示，留下任弼时、王震、张子意率红六军团两个团及红二军团一个团巩固苏区；贺龙、关向应、肖克带领红二军团主力和六军团一个团按中革军委电令继续发展攻势。
他们由大庸市下，攻击化陵，以便进入湘中，但是，沈陵守军已有充分准备，袭击没有成功。贺龙当即决定改变中革军委的计划，按原来的想法，挥兵顺流水东下，乘虚进击常德、桃源。
贺龙、肖克得知，国民党军独立三十四旅奉蒋介石之命，由湖北黄坡开到常德、桃源一带布防。旅长罗启强认为，自己弹药充足，装备精良，想用“决战防御”与红军在常德外围决战。因此，他把其七0一团放在桃源以北之浯溪河，七O二团放在陬市、河(氵伏)地区，七00团驻守桃源，旅部在常德，企图消耗和疲劳红军，保持常、桃两城，视机决战。
贺龙认为，罗启强的这冲部署最大的弱点是各团相距太远，皆有数十里之遥，不利于互相配合，及时支援。我们应当抓住他这个弱点，先奔袭语溪河消灭七0一团，再各个击破。他命令红二、六军团主力，奔袭浯溪河。
12月14日，中革军委又发来电报，不同意贺龙率军东出常、桃，认为“主力仍应向沉江上游行动，以便相当调动或钳制黔阳、甚江、洪江的敌人。如辰州附近不便渡河，可改于保靖附近南渡至沪溪、乾城、凤凰地域活动，对桃源方向只须派一支队伍去活动，以钳制与迷惑湘中之敌。”
肖克把电投递给贺龙说：“胡子，怎么办？还要让我们去代江上游”
贺龙看了看电报，抽着烟，踱了几步，回头对肖克说：
“我看还是接着打吧！军委离我们那么远，对这里的情况没有我们清楚。我们按计划打，打了胜仗，即使换点子批评也会算嘛！我看，怎么对斗争有利，怎么能把敌人多背点过来，使红一方面军减轻压力，就怎么干。你说呢？”
这就是打仗时的贺龙，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过，真有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味道。
肖克说：“我也是这个想法。”
贺龙把电报往桌上一放，说：“那好，先别管这份电报，打仗！”
12月15日夜晚，大雨倾盆。这种天气，敌人往往疏于防守。红军抓住机会，冒雨急行军一百余里，奔袭语溪河。16日拂晓，先头部队一举突入语溪河西山敌人阵地。国民党军集中兵力进行反扑。七0一团主力离开阵地进行反冲击。红四师抓住其脱离阵地之机，发动突然攻击。这一击，实在太重了，敌人迅即瓦解。慌乱不堪的敌人，拚命向南逃跑。由桃源赶来增援的七00团的两个营刚到语溪河，就被溃退下来的敌军冲乱了套。他们不战自溃，和七0一团的溃兵混在一起，向常德逃跑。红十七师五十一团猛打猛冲，竟一举占领了陬市。贺龙看到战斗发展如此迅速，乘势发展进攻，包围常德，占领桃源。
这一个奔袭战打得太漂亮了。由奔袭转为进攻，中间几乎没有任何间隙，弄得国民党军的一些指挥官们来不及反应，便慌忙撤退了。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打败的，只得说：“贺龙打仗，诡计多端，难以捉摸。”
贺龙率军占桃源，围常德，何键惊恐异常，一日数电，向蒋老头子告急：“共匪围攻常德甚急，势难固守，速飞兵来援。”他还请求湖北省主席徐源泉：“迅令在临法、鳌山夹击。”与此同时，急令正在追堵西方军的湘军三个师兼程回援常德；又令陈渠珍兵发大庸，进攻苏区。
陈渠珍与贺龙交手多年，深知贺龙用兵难以预料，害怕贺龙突然攻其老窠，忙令其部队坚守湘鄂边境，不许出战。对何键的命令，置若罔闻。蒋介石呢？他害怕的是二、六军团与西方军会师，于是，下令正在追堵西方军的李云杰、李锡珩两个纵队四个师开到湘黔边境布防。这样一来，便大大减轻了在湘江之战中受到很大损失的西方军的压力，实现了中本军委的战略意图。
贺龙就是这样，敢于不避讳违背中革军委指示的嫌疑，也不怕因此而受到处分，根据中共中央“发展湘西北并配合西方军”这一总的意图，从实际情况出发，决定自己的行动方针。
贺龙的确是一位有胆识，有智谋的优秀的高级指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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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人们说，长征路上，贺龙有三次“神来之笔”，使
一万来人的二、六军团没有“蚀本”。毛泽东说：“这
是个了不起的奇迹。”
长征胜利了，一个时代结束了。贺龙和任弼时来到保安。他们要在这里会见毛泽东。
1936年11月的一天，黄土高原天高云淡。毛泽东在一间窑洞里会见了二、四方面军的部分领导人。这年，毛泽东四十三岁，雄姿英发，侃侃而谈。那一头浓密的长发，使他显露出几分书生气。毛泽东纵论红军长征，谈兴颇浓。谈到二、六军团长征情形时，毛泽东手里习惯地挟着一支香烟，微抬着头，望着贺龙、任弼时，说：
“你们二、六军团在乌蒙山里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让你们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是付出了大代价的幄。二、六军团却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习。”
毛泽东的话没有错。
二、六军团从桑植刘家坪出发，进行长征，共有一万七千余人。经过历时一年，转战湘、黔、滇、康、川、青、甘、陕八省，在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时，全军尚有一万一千人。长征是一次不得已而为之的战略退却，各路红军都有很大损失。红一方面军仅湘江之战，即由八万六千人锐减到三万人；红四方面军在南下川康中，由八万人减到了四万人。红二、六军团在万里长征中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共减员约一万数千人，但能一面战斗一面补充，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兵力。无怪乎毛泽东要说这是个“奇迹”。当然，这个奇迹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1936年11月30日，任弼时在《关于二、六军团长征的总结与二方面军发展前途及目前任务报告大纲》中总结说：“红二方面军所以能够取得长征的胜利，是因为，广大指战员英勇果敢，艰苦奋斗；发扬了指挥员的组织指挥能力和所有指战员政治上的坚定性；正确地执行了党中央及军委的政治及军事路线；全国红军革命力量的配合与广大群众的拥护。”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长征是一场战争，一场在退却中求生存的战争，这就和指挥战争的主要指挥员的“组织指挥能力”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不论是湘江之战，还是南下川康，之所以损失巨大，无疑与战争指挥者的决策和用兵有关，因此，谈论二、六军团的“奇迹”，就无法避开担任主要指挥员的贺龙的指挥艺术了。
一些经历过长征的老同志，一谈起长征来，都津津乐道于贺龙在长征中的三次“神来之笔”。
所谓“神来之笔”，指的是贺龙决策和用兵之神妙。第一次，是欲入贵州，而先进湘中；第二次，是到乌蒙山去打转转；第三次，是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
下面，就来摆一摆这三次“神来之笔”的“龙门阵”，看一看，“神”在何处？
1936年9月，蒋介石调集了他的嫡系、半摘系的中央军和湘鄂两省地方军一百三十多个团，“围剿”湘鄂川黔根据地。他们不采用通常使用的那种长驱直入、急进猛追的办法，而改为逐段修筑碉堡，交替稳步前进的堡垒战术。他们日进三、五里，边筑堡，边推进，企图逐步压缩对红二、六军团的包围，把长江以南唯一的一支主力红军消灭掉。
在敌人这种步步为营，处处筑堡的进攻下，湘鄂川黔根据地的面积日益缩小，情况十分严峻。
10月中旬，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和中革军委分会在桑植刘家坪召开联席会议，讨论行动方针。会上摆出了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突围转移到黔东的石吁、镇远、黄平地区，在广大无堡垒地带与敌人周旋；二是突围后，按照朱德、张国焘的电报，在苏区附近活动。这里有一点要写明白。1935年7月至8月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中共中央曾对电台的配置作了调整。负责中革军委与红二、六军团联络的电台，残往红军总部。二、六军团因之与中央军委失去了电报联系。在9月间，六军团电台突然收到了中革军委电台的联络信号。任弼时当即致电周恩来：“你们现在何处？久失联络，请来电对此间省委委员姓名说明，以证明我们的关系。”第二天，收到了朱德，张国焘共同签署的回电：“二十九日来电收到，你们省委弼时同志书记，贺龙、夏曦、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委员。一、四方面军6月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国焘为总政委。”二、六军团领导人还不知道，因为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中共中央已率一、三军团北上。中革军委电台已在张国焘控制之中，所以，电讯联络恢复以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二、六军团发给中央的电报，包括关于部队行动方针的请示报告，都未发到中央，而拍发到了朱德、张国焘这里。
大家分析认为，敌人的一百三十个团已完成了对苏区四周的封锁。苏区虽经一年多的建设，但地主武装和土匪并未彻底消灭，群众发动得也不充分，总的来说，后方是不巩固的。苏区面积不大，东有洞庭湖，北有长江，南为流水，渔水，西边是大山区，不利于大兵团机动，而且，由于敌人的压迫，本来不大的地区已愈来愈小，兵员、物资尤其是粮食的补充十分困难。红一方面军已渡江北上，四方面军也退到了川康边境，二、六军团在长江以南是一支孤军，在现地域内，根本无法粉碎敌人的“围剿”，也不能按朱、张意见在苏区周边活动，因为，敌人进入苏区后，便会逐段修筑碉堡，然后，依托他们的碉堡阵地返回来“清剿”苏区周边地区。红军突围后，如不远去，必然陷入困境，因此，会议决定，主力移出苏区，实行战略转移，突围远征，去贵州的石吁，镇远、黄平地区。
贺龙在刘家坪红二军团长征动员大会上讲话说：“现在，我们二军团已经有了三个师八个团，六军团也建立了十六师，两个军团有一万七千人，而且个个都是能征惯战的好汉子。这比我们刚刚会师的时候，扩大了一倍多。蒋介石搞了一百三十个团来围攻我们。他们修筑碉堡，步步为营，我们活动的地盘越来越小。我们苏区建设了一年多，人民群众尽了最大努力，支援红军，可是，这里山多，田少，加上敌人烧杀抢掠，那还能养得起我们两万人的红军？人要吃饭，马要吃料，可是老天爷长不出那么多粮食，所以，我们只能转移到外线去，抛开这一大帮子乌龟壳子。外边地方大着呢！我们可以行动自如呀！”
但是，要跳出这一百三十多个团的包围，转到黔东去，谈何容易。怎么办呢？在军分会会议上，任弼时让贺龙拿个主意。贺龙想了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