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走？我们突围之后直奔贵州？那样，蒋介石围攻我们的几十万大军便会盯住我们不放。屁股后头跟着十几万敌人，那可是很不舒服的喽！你打又打不过，摆脱又摆脱不掉，我们就会处于被动局面之中，这不是好办法步。”
大家认为贺龙的分析很有道理。关向应问道：“老贺，你有什么办法？”
贺龙沉默了一会，提出了他几天来反夏考虑过的意见：
“我的意见，我们先到湘中去。那里地区辽阔，物产丰富。到了那里，一则可以补充物资，筹集款项，宣传抗日；二则可以威胁长沙。我们到了湘中，敌人怕我们进攻长沙，就会调兵追到湘中，我们再抛开放人，转入贵州，在敌人部署被打乱后的无计划行动中，取得主动权。”
大家听了，你一言我一句地议论起来了，最后，一致同意了贺龙的意见。
肖克说：“你这一步棋蛮鬼嘛！”
贺龙一笑，说：“兵不厌诈嘛！打仗就要有点儿机灵劲。”
11月19日，贺龙、任弼时下达了突围的命令。当晚，二、六军团从刘家坪出发，开始战略转移。
第二天，二、六军团突破敌人的灌水防线。第四天，突破沉水封锁，简而言之，从11月23日到28日，二、六军团分别占领了辰溪，浦市、淑浦，新化、兰田和湘中著名的锡矿山，控制了湖南中都不少地区。
贺龙对任弼时、关向应说：“敌人现在被我们弄蒙了，还来不及追过来。我们有时间在这个地区展开活动。两位是主角，就看你们唱戏喽！”
任弼时笑着说：“也有你的份嘛！你想偷懒？”
贺龙拱拱手，说：“贺龙不敢，请政委吩咐。”
唱戏？唱什么戏？一是要大张旗鼓地宣传抗日。早在8月间，湘鄂川黔省委就接到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的指示。8月26日，贺龙、任弼时，肖克、关向应、王震、张子意共同签署了一个《号召全国民众保卫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打倒卖国罪魁蒋介石的宣言》，现在可以开展这方面的宣传、组织活动了；二是要积极筹粮筹款、筹措物资，扩大红军。
他们的“戏”唱得很好。在此期间，建立了抗日游击队、抗日大同盟、抗日义勇军等三十八支抗日武装，有三千多名青年参加了红军。在筹粮筹款筹措物资方面，成绩显著，仅款项就筹措到数十万银元。
红军在湘中频传捷报的时候，贺龙自己也添了喜讯：夫人骞先任生了一个女儿。
1929年，贺龙在湘鄂边创建根据地时，夫人向元姑病逝，王琳和女儿贺金莲下落不明，生死未卜。这年9月，他和红四军军部军政训练班的教员骞先任结婚。现在，他们的女儿出世了，应该给她取个名字呀！有人说，等总指挥从前方回来再说。红六军团政委王震说：“等胡子回来？你知道等到什么时候？我说，红军在湘中打了胜仗，她是在捷报声中出生的。我看，就叫捷生吧！”
贺捷生在战火中诞生，襁褓中参加了长征，但是，谁又能料到，后来，她却经历坎坷，受过不少苦难。现在，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位女将军。
蒋介石当然不是傻瓜。他看到围歼红军于龙山、永顺、桑植之间的计划破产了，红军现已挥兵沉江，长沙告急，便立即改变部署：以樊嵩甫纵队的四个师和李觉纵队的三个师为主，组成“追剿军”，由何键当总司令，“追剿”红二、六军团；陶广纵队三个师和郭汝栋纵队八个团开抵沉江西岸，负责堵截；汤恩伯纵队二个师防守长沙。蒋介石妄想把红军消灭在流水和资水之间。
根据这一情况，贺龙召开军分会会议。他在会上说：“敌人追来了，我们怎么办？大家有何高见？”
有人提议说：“按原计划，向黔东转移，不跟他们纠缠。朱总司令、张总政委不是有个电报让我们首先向东南，再求西进吗？”
于是，大家围绕朱、张电报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最后，贺龙发言说：“湘中八天，我们得到了休整，开展了工作，装备、物资都比过去充实了。敌人追来想吃掉我们，可没有那么容易。我看，我们是不是再把樊嵩甫和李觉拖一阵子。不是说先东后西嘛！我说，咱们来个声东击西，兵分两路向东边去兜个大圈子，造成东渡资水的形势，索性把何键这十几万人吸引过来，让他跟在我们屁股后边追；追得他人困马乏，筋疲力尽。有机会，还可以敲掉他一碗子，没得机会，掉头向北，去石吁。总而言之，不能让敌人搞清我们西去的意图。不过，我们也得辛苦点，脚板子要吃些苦头喽！”
任弼时一听，拍一下大腿，站起来说：“好，就按老贺的计划，我们来个声东击西，把他们拖个半死！”
12月11日，两军团从淑浦，带出发，兵分两路，连续九天向东南方向急进。何键果然以为红军要过资江，命令他的部队穷追不舍。桂系军队怕红军进入广西，也开始北调。
在瓦屋塘与陶广纵队打了一仗以后，贺龙、任弼时突然下令：南取武阳，经过陶广纵队，渡巫水北进！
时值隆冬，大雪纷飞。红军在遂宁、洪江间用竹筏渡过巫水，向北进入高寒山区。这里山高岭险，海拔部在一千至一千五百米左右，气候寒冷。红军忍受寒冷和饥饿的威胁，沿崎岖山路，昼夜兼程，在江西街和托口两处再次抢渡流水，到达主江冷水铺一带。这时，红军已把数路追兵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二、六军团在这里安安稳稳地渡过了1936年的新年。
l月9日，贺龙、任弼时率二、六军团按预定计划到达贵州石吁地区。
这是贺龙的第一次“神来之军”。“神”就神在声东击西上。他们是要西去贵州，却东向湘中，完全打乱了蒋介石的“围剿”计划，陷入被动，还弄不清贺龙到底想兵进何处。要说鬼，也真有点子鬼得难以捉摸。
石汗地区地瘠民贫，严重缺粮，地形也不利于打运动战。1936年2月2日，贺龙挥兵黔西。他指挥两军团巧渡鸭地河，占领黔西、大定、毕节三个县城及其周围地区。在这里展开了建立根据地的工作。贺龙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在这一地区建立了九十个乡、镇、村苏维埃政权，并吸收了五千多新兵。长征四个月来，红军天天行军打仗，与敌周旋，在这里，才得到了一次较长时间的休整。
小小的毕节城，住着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叫周素园，五十七岁，清末秀才，是辛亥革命时期贵州反清举义的领导人，担任过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云贵川总司令部秘书长。1925年退出军界。在西南地区有很高的声望。红军来毕节前，国民党政府专员莫雄专程拜访周素园，劝他跟其一起逃走。
周素园说：“我不走。要走，你就撤走算了，不要跟红军为难。何况，你们也打不赢红军。贺龙是一员虎将，你莫去拿鸡蛋往石头上碰。”
红六军团占领毕节后，有的红军干部到周素园家里去。出乎意料，这位当过大官的人，居然没有多少家产，却有相当多的书。他们惊奇地发现，在众多的书中，还有国民党明令禁止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有的已被这位老先生批注得密密麻麻。他们很纳闷，告诉了政委王震。王震听了，邀请了已担任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夏曦同去拜访。
寒喧之后，王震问道。“周老先生，你当过大官呐，红军来了，你为什么不走？”
周素园微微一笑，回答说：“我当过大官；可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又没发过不义之财，没得什么家产，两袖清风，我怕什么？何必跑呢！”
王震又问：“你怎么还有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呀？”
“孙中山革命失败了，如今的中国乱成了这个样子，我总该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吧？”周素园回答说：“你大概不相信吧？我研究马克思的学说足足有十年了。我看，马克思讲得是对的，我相信他的理论。可惜人老了，只能是纸上谈兵喽！”
夏曦问道：“周老先生，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啊！现在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抗日反蒋，不知老先生赞成不赞成？”
周素园说：“当然赞成！我完全赞成！”
王震、夏曦十分感动，把周素园的情况向贺龙作了汇报，并建议说：“总指挥，把他请出来，怎么样？”
贺龙说：“对，王胡子，不清这样的人出来，我们清谁？我去请。”
周素园真的被贺龙请出来了，当了贵州救国军总司令员。这位老先生一出任，立刻团结了一些上层开明人士，工作很有成效。
周素园同云南的一些头面人物是很熟悉的。贺龙、任弼时请他给云南的龙云、孙渡写信。老先生欣然同意。他在给孙渡的信中说：“蒋介石派中央军嫡系万耀煌，樊嵩甫等进入云南、贵州来打红军，也叫你们打红军。红军是那么好打的吗？退一步说，即使你们把红军打败了，也是两败俱伤。万、樊将挟天子以令诸侯，那时的云南，还会是你们的。假道灭貌，史有明鉴。”后来，孙渡在威宁按兵不动，使红军可以侧重对付东面的敌人，不能不说是这封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红军撤离毕节时，贺龙对任弼时说：“周素园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跟我们一道长征，他是受不了的。这位先生为人刚正，影响又大，让他留在毕节也不合适。我看可以请他转到香港去，为我们党做些统一战线工作，发挥他的长处。”任弼时认为贺龙想得周到，表示赞同。贺龙便派人向周素园转达了他们的意见，并给他送去一批黄金和银元，作为他到香港之后的生活费用。
周素园甚为感动，老泪纵横。他说：“我在黑暗的社会里摸索了几十年，想为中国作些贡献，但是到处碰壁。现在我参加了红军，才看到了光明。请告诉贺龙同志和其他首长，谢谢他们对我的关心。我周素园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里头。”
贺龙知道以后，高跷大姆指说：“好啊！有骨气，我佩服，我赞成这样的人。就是拿出十八个人不去打仗，专门照顾他，我也要抬着他长征。我就同他同生死，共患难喽！”
周素园跟随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高级参议。1938年，因年老体弱，返回了原籍。全国解放后，曾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毛泽东在延安曾多次与他畅谈，称他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同志。”
红军在黔、大、毕地区搞得如此红火，蒋介石怎能听之任之。他从南京飞抵贵阳，部署“围剿”。他下令贵阳行营主任顾祝同指挥五个纵队进攻二、六军团，郭思演、孙渡两个纵队从东西两面防堵，川军杨森、李家钰沿长江布防，阻止红军北上。
大军压境，来势汹汹，怎么对付？中共川滇黔省委和军分会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对策。大家认为，红军在黔、大，毕地区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并未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未消灭其有生力量。目前，东面敌人已占领黔西、大定，三路敌人靠拢，紧逼毕节。敌人总兵力已达一百二十个团，我军处于不利形势之下，因此，会议决定主动撤离毕节。可是，向何处撤退呢？因为不久前朱德、张国焘曾来电报指示说：“1．目前时局将有大变动，日在华北将努力夺取北端五省；上你们即可单独行动，暂不宜渡江，即在黔、滇、川、湘、鄂广大地区作运动战，建立你们的新根据地。”所以，大部分人主张转在黔南安顺地区，建立临时根据地，以观时局，如有大变动，再东进湘黔边境。这样，二、六军团便于2月27日退出毕节，进入乌蒙山区。
乌蒙山南北走向，纵越云贵西省，平均海拔二千公尺，山高谷深，人烟稀少，气候恶劣，且多瘴疫。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与敌周旋，其困难是可以想见的。顾祝同见红军进入乌蒙山，立即调动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三个纵队从东面追击二、六军团；李觉、郭汝栋二个纵队阻止红军从乌蒙山南出；云南军阀龙云，既怕红军西人云南，又怕蒋介石“假道灭(豸虎)”，为保云南，他将孙渡纵队全部放在昭通、咸宁地区，以逼迫红军北走四川；四川军阀呢？也怕红军入川，于是，将杨森，李家钰等十几团在川南沿江布防。
在这样的形势下，红军进入乌蒙山以后向何方行动？贺龙说：“怎么行动？先在山里打转转，看情况再说，先想法子南去安顺，如果不行，干脆向西，把敌人尽量往西调，我们再往南去。”
然而，敌人也不是吃素的。李觉很快堵死了南进安顺的道路，跟在红军后面的樊嵩甫的先头部队竟前出到了二、六军团的左前方。贺龙说：“南下不行了，向西有孙渡，我们走西北，那里的川军远在金沙江，还来不及过来。想办法把追我们的几个纵队往西北方向调，看看能不能敞开南面或东面的道路。”
红军向西北方向一动，顾祝同误认为红军要过金沙江。他命令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三个纵队转向西北。看准这个机会，贺龙马上指挥二、六军团东向镇雄，希望从这里脱出敌人的包围。红军从西北突然东去，顾祝同以为红军被追得筋疲力尽，走投无路，开始瞎闯了。他命令尾追的三个纵队全部东进。当贺龙从敌人的两名逃兵中得知万耀煌亲率其十三师从章坝向镇雄连来时，他当机立断，来了一个大杀回马枪。他命令红六师十一、十二团到章坝迎敌，要求他们拉得猛，打得狠，把敌人打乱。“逃跑”的红军突然杀了回来，而且一下子冲进了万耀煌的司令部。这是这位纵队司令万万没有想到的。他的部队一下子被打乱了，几乎失去了控制。万耀煌自己在溃乱中只身逃脱，免于一死。郝梦龄纵队拼命赶来援救，贺龙立即命令二、六军团向前急进，摆脱敌人。
就这样，贺龙指挥二、六军团在乌蒙山中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南，一会儿又向西北，拖着敌人辗转手里，搞得顾祝同蒙头转向，拖得万、樊、郝三个纵队疲惫不堪。
但是，这种整天有一百几十个团跟在后面的大回旋战，是一种在被动中求主动的仗，打起来非常艰苦，尤其在贵州这样的高寒山区。贺龙的脚板底上裂了一寸多长的口子，露出渗血的嫩肉，每迈一步，疼得全身发抖。一到休息，他就坐在山坡石头上，给伤裂的脚板挂些油，用火来烧牛伤口，痛得他脸色发白，满头大汗，但他紧咬牙关，一声不响。后来，油用完了，就直接去烧伤口。你想，一个全军的最高指挥官尚且如此，其他指战员的艰难困苦就可想而知了。
人有旦夕祸福。偏偏在这个时候，任弼时的肺病犯了。贺龙很着急，他把红二军团的卫生部长、有关的医生、护土还有副官都找来了，十分严肃地说：“你们要照顾好任政委呀！你们晓得，不是他带着六军团，带着电台，冲破敌人封锁来和我们会合，想想嘛，我们就是离群的孤雁啊！大家一定要照顾好他，他是有水平，有正义感的中央代表啊！”
卫生部长说：“你放心吧，我们一定照顾好任政委。”
贺龙点头说：“那就好，我是怕你们马马虎虎出了毛病。”
其实，他还是放不下心。有时，总跟在任弼时的担架旁，拄着一根木棍，摇摇晃晃地走着，还不时给任弼时讲点子笑话，好象他自己什么事也没有，其实，他的脚正在流血。
夏曦就是在这一次大回旋战中，溺水牺牲的。
一天，贺龙召开了军分会会议。贺龙在会上说：一我们的情况不妙啊！后面的郝梦龄、万耀煌跟得紧，南面的李觉也赶了过来，北面的樊嵩甫正在向这边靠拢。在乌蒙山，敌人越聚越多，包围越来越紧。我们的部队已经非常疲劳，不过，敌人的情况更不妙。他们从湖南、湖北、四川过来，让我们拖起跑，罪受得比我们多。他们又只听顾祝同一人的，行动常常不一致。现在敌人主力大部分被调动到我们的北面和东面去了。顾祝同还以为我们快垮了，有点骄傲了。我看，时候到了，应当从敌人的空隙中钻出去了。要迅雷不及掩耳，跳出包围圈，把他们留在乌蒙山。我们尽快进入云南，桶一捅龙云这个马蜂窝。”
大家同意贺龙的意见，经过讨论，决定从郭汝栋和樊嵩甫两个纵队的接合部向西北方向突围。贺龙强调，他们的接合部虽是个薄弱点，但也要十分小心，秘密突围。根据贺龙的命令，各部队马裹蹄，人衔枚，从郭、樊两纵队的夹缝中，突然跳出包围圈，兼程急进，在昭通、威宁之间，穿过孙渡的防线，直奔滇东，使顾视同指挥的那几个纵队在乌蒙山中白白地疲于奔命了一个来月，一无所获。
乌蒙一月，是二、六军团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以来，处境最危险的一次，许多老同志事后想起来都有些后怕，但是，却在贺龙、任弼时他们出神入化的指挥下，硬是将十几万紧迫不舍的敌人远远甩开，化险为夷，二、六军团依然保持着他的完整性。这的确是指挥上的又一次“神来之笔”，无怪乎毛泽东要大加赞赏。
1936年3月，二、六军团在盘县、亦资孔地区进行了休整。朱德，张国焘两次来电报，要求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因此，军分会经过慎重研究，决定经普渡河在元谋渡江，而后沿华坪、永北北进。万一过不了金沙江，可向澜沧江方向游击。
肖克对于决定渡江北上的情况回忆说：“这时我们对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张国焘闹分裂及中央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当时我们还想在滇黔边站住脚，虽然查明来包围这地区的敌人比进攻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少了，但也还在五十个团以上。时间久了，敌情也可以变化，是否能站得住，是个未知数。总司令部要我们北上抗日，找们从当时整个国内形势看，认为北上抗日是大势所趋，经军分会的考虑，决定执行总司令部的指示，与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抗日。”
3月五日，二、六军团开始行动。他们冲破滇军防线向普渡河急进。
这时，蒋介石组织了一个滇黔“剿匪”军总司令部，由龙云当总司令，并命令滇军迅速组织追击堵截，樊嵩甫、李觉、郭汝栋三个蒋介石的嫡系纵队也向滇东追击。顾祝同飞往昆明，代表蒋介石督战。
4月6日，二军红六师攻占寻甸。在昆明的龙云认为，二、六军团可能沿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从元谋渡金按江，因此，他急令其近卫第一、第二团，工兵大队和警卫营从昆明赶到普渡河铁索桥两侧防堵；命令孙渡纵队加快追击二、六军团的速度，将红军阻止在普渡河东岸。孙渡受命后，即分两路尾追红军，并与张冲混成旅相配合，形成对红军的夹击。滇军倾巢而出，加上蒋介石的三个纵队，二、六军团要在元谋渡江，困难很大。
怎样才能渡过金沙江呢？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聚在一起研究对策，他们认为，当务之急在于能否甩开滇军主力，争取几天机动时间，这是渡江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贺龙提出，在蒋介石的三个纵队追到之前，佯攻昆明，以甩掉滇军主力，此乃上策。贺龙说：“现在有一个渡江的重要问题，就是怎样抢在樊嵩甫、李觉、郭汝栋围拢上来之前，甩开滇军主力，争取几天机动时间。龙云把老本都掏出来了，把牌押在普渡河，他那个省会昆明成了空城。他要唱空城计。我们不是司马懿，没那么胆子小。我看，我们就打昆明。龙云，还有那个顾祝同，准会吓得魂灵出窍，把兵调回昆明。这时候，我们一掉头向西，就能甩掉滇军，起码争取到三天、五天机动时间。这样，我们可以到石鼓、丽江去过金沙江。江是死的，人是活的，何必一定到元谋去渡江呢？天下地方大得很，我们走我们的，不跟他纠缠。”
贺龙这个大胆而巧妙的计划，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于是，详攻昆明的方案就决定了。
说打就打。第二天，二、六军团掉头南下，穿过孙渡、张冲两部之间的间隙，向昆明扑去。当天，先头部队红二军团六师十八团突然出现在昆明以北地区，并派小部队前出距昆明十五公里之处。第三天，两军团全部进入距昆明二十公里的富民城，摆出一副即将攻打昆明的架势。
这可吓坏了顾祝同与龙云。龙云更是惊恐万分。这是他的老窝，要是被红军占领了，他便什么都没有了。昆明全市紧急戒严。龙云一方面把军官学校的学生拉出来守城，一面发出十万火急的电报，催孙渡、张冲回援昆明。
滇军急如星火朝昆明赶来。贺龙却指挥二、六军团突然转向滇西，完全甩掉了滇军，使敌人完全陷入了被动应付的局面。
贺龙指挥二、六军团分两路西进，日行百里。这些地方没有敌人的正规军，只有民团，红军势如破竹，几乎每天占领一座县城，横扫滇西。4月17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电告朱德、张国焘说：“我们决定采取鹤庆、丽江中间路线前进。现我们已抵镇南，姚安之线，估计七天到十天迟到两星期可赶到金沙江边。”直到这时，敌人才发觉上了贺龙的大当，再拼命也赶不上了，急得顾祝同操着一口涟水话直骂娘。
25日，红军前卫部队到达石鼓，两军团全部人马也陆续到达。石鼓，是金沙江上游的重要渡口，也是通往康藏地区的重要门户。金沙江由北向南湍湍而下。二、六军团前卫部队在这里找到了七只船，自制了不少竹筏、木排，动员了二十八个船工，开辟了五个渡河点。从25日夜里开始，到28日黄昏，两军团一万七千人全部渡过金沙江。
追赶红军最快的滇军刘正富旅匆匆忙忙赶到金沙江边，这里已是空无一人，只有一条醒目的大幅标语“来时接到宣威城，走时送到石鼓镇，费心，费心，请回，请回！”刘正富仰天长叹，啼笑皆非。
洋攻昆明，大获成功。朱德、张国焘致电贺龙、任弼时说：“金江既渡，会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谨向横扫湘黔滇万里转战的红二、六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敬礼。”
二、六军团的长征的确是胜利的长征。毛泽东“是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习”乃肺腑之言，决非客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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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贺龙对张国焘说，你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我还是个
“军阀”，现在，我做了共产党员，你反而变成了军阀。
7月的川西高原，是一年中一个很好的季节。虽然，这个月是这里最热的月份，但平均温度最高仅达摄氏十七度。天气晴朗，万里无云，空气清鲜，凉风习习，使人备感舒适。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带着几个警卫人员正向甘孜方向赶路。
红二、六军团在翻过海拔五千七百米的哈巴雪山到达中甸以后，贺龙、任弼时原来准备在这里好好休整一番，筹集一些粮食、衣服、药品等必需品，再行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然而，中甸是康藏高原上一个只有几百户人家的荒僻山城，人烟稀少，贫穷落后，居民多为藏族，实行政教合一的农奴制。红军到达这里的时候，居民们被国民党反动宣传所迷惑，已逃避一空。城外有一座喇嘛寺，名曰归化寺，是中甸的实际威治中心，僧侣众多。他们虽没有逃走，但寺中最高僧侣松木活佛严令众僧侣紧闭寺门，防范红军。
到达中甸，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即严令红军各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尊重藏民族的生活习俗，保护寺庙，公平买卖，现金交易，严守纪律。贺龙亲自致函归化寺八大老僧，阐述红军的政策和纪律，并应邀人寺拜访，对活佛表示敬意。红军的实际行动感动了僧俗人等，他们纷纷归来，帮助红军筹粮等款。但是，中甸实在太小太穷，尽最大努力，也无法保证红军所需，不得已，缩短休整时间，提前行动。
红二、六军团分成左右两路前往甘孜。红二军团为左纵队，经得荣、巴塘、白玉前往甘孜；红六军团为右纵队，经定乡、稻城、理化、瞻化向甘孜前进。
贺龙、任弼时随二军团行动。他们连续翻越三座雪山，昨天，到达了绒坝岔。在这里，遇到了前来欢迎他们的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他们才知道朱德、刘伯承已专程从甘孜出发，前来迎接他们。他们俩人坐不住了，带了几名警卫人员，立即起身向甘孜附近的甘海子奔去。
快要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了，他们心里充满着喜悦，何况，红军总指挥朱德，参谋长刘伯承还远道来迎。现在，他们的心境，就象这川西高原一样，晴空万里。心情好，话也多，两人并辔而行，边走边谈，其乐融融。
任弼时不知想起了什么，问贺龙：“老贺，你认识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吗？”
“认得。南昌起义时就认得。我还同他发了脾气呢！”贺龙回答说。
任弼时好奇地问道：“喔？为什么？”
“那时，他以中央代表身份来南昌阻止起义，我看不惯。我还不是党员，不买他的账也没关系，哈哈。”说着，贺龙大笑起来。也许，他又想起了在南昌同张国焘吵架的情形。
“哈哈，你啊！”任弼时也笑了起来。“这么说，你对我们这位总政委有所了解娄？”
“那是啊！我在瑞金入党以后，同他编在一个党小组，整天混在一起，到了潮汕失败才分手喽。不知什么时候，他跑到四方面军去了。”贺龙说。
任弼时轻轻地叹了口气说：“我对这位总政委可不太了解。”
贺龙看了任弼时一眼，没说什么，心里想，我的这位政委大概想起了什么。
还没到甘海子，远远就看见朱德、刘伯承骑马迎了过来。
“弼时，总指挥来了。下马，下马！”贺龙眼尖，一下子就发现了，赶快下马迎了上去。
朱德、刘伯承握着他俩的手说：“你们终于来了。欢迎，欢迎！”
贺龙突然有一种感觉，朱德的话里似乎深藏着不少潜台词，但不便多问，一起来到了甘海子。
一进村，贺龙便看见村边墙上贴着醒目的标语：“欢迎横扫湘、鄂、川、黔、滇、康的二、六军团！”“欢迎善打运动战的二、六军团！”他们的住处打扫得干干净净，准备好了干柴，烧好了开水。后来，他们得知，不光是对他们这些领导人，所有二、六军团驻扎的地方，红四方面军的同志都作了周到的准备，给二、六军团广大指战员提供了很好的宿营和生活条件，并且还赠送了不少毛衣、毛袜。这一切，使贺龙深受感动。他对关向应说：“四方面军的同志多好啊！”
夜里，朱德、刘伯承来了，同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进行了彻夜长谈。
这次谈话，使贺龙大吃一惊。
朱德告诉他们，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洛甫、博古和军委参谋长刘伯承从抚边赶到两河口，欢迎这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26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一共开了三天，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当前的战略任务是集中主力向北发展，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先取甘南．创造川陕甘苏区。
说到这里，朱德拿出两份文件，指着其中一份说：“这一份就是两河口决议。哪个晓得，张国焘是反对的呀！这一份是后来的毛儿盖决议。你们可以看一看。”
朱德接着说，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表示同意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到了7月6日，中央派伯承同志，还有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组成慰问团到四方面军慰问，并帮助传达两河口决议。谁晓得，张国焘却提出了一个与中央决议完全相反的南下川康的主张，并且以“统一指挥”“组织问题”没解决为理由，拖延四方面军主力北上。他又让中共川康省委出面，向中共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不然，就无法集中领导，顺利消灭敌人。张国焘以为四方面军有八万之众，不把只一、二万人的中央红军放在眼里。这不是想夺取红军的指挥权吗？中共中央为了团结张国焘，任命他当了红军总政委。
8月份，中革军委重新制定了《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决定一、四方面军在中革军委统一指挥之下，分左右两路北上。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信、巴西地区开进；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九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第九军、第三十一军、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集结马塘、卓克基，向阿坝开进，然后在班佑地区同右路军靠拢，共同向甘南进军。占领夏河、洮河流域广大地区。8月ZO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开会，就上述方针形成一个《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
但是，当他们到达阿坝后，张国焘却致电中共中央公开反对党的北上方针，命令已东进的红五军返回阿坝，准备南下。他还致电徐向前、陈昌法，命令“一、三军暂停向罗达前进，有路军即准备南下”。中共中央几次致电张国焘，措出北上才是出路，向南对前途极为不利。到了9月份，党中央再一次指令张国焘立即率左路正向班佑、巴西开进，但张国焘置之干理．反而下令有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随他南下，企图分裂红军，分裂党。他在阿坝召开的中共川康省委扩大会上，挂了一条横幅：“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他在会上说：“毛儿盖会议是错误的，北上是行不通的，还是要南下，建立天（全）芦（山）雅（安）根据地，相机向四川发展”，这次会议还通过“决议”说，北上是“右倾逃跑”、“机会主义”，南下才是“进攻路线”。他们还煽动一些人围攻朱德、刘伯承，逼他们表态。
到了IO月份，张国焘已经再过草地南下，在松冈附近，公然另立“中央”，宣布开除毛、周、张、博的党籍。他致电中共中央说：“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还要给朱德、刘伯承的头上加许多头衔，意在收买吧？但遭到了朱、刘的严辞拒绝，并呼吁党要团结、红军要团结，结果，张国焘免去了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职务，让他去当红军大学校长。
张国焘发起的天（全）芦（山）名（山）雅（安）战役，红军伤亡惨重，代价极大，红四军南下东进皆已不可能。这时候，又不断传来消息说，一、三军团已与陕北红军会合，陕北根据地发展了二十多个县。部队指挥员开始议论纷纷，认为不应当违背中央路线。中共中央又来电，命令张国焘取消非法组织，迅速北上。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也致电张国焘说，国际完全同意中央的政治路线，不承认他另立的“中央”。张国焘走投无路，才被迫同意北上，最后退到了这里。
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听了，十分气愤。贺龙“啪”地把他的烟竿摔在桌上说：“这种搞法是绝对不允许的！”
关向应说：“这么说，我们一直没有同中革军委联络上呀？”
朱德说：“是啊，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电台作了调整，与你们联系的电台调到红军总部，由张国焘管了。”
任月时苦笑一声说：“我们一直被蒙在鼓里了。”
朱德在谈话的最后说：“张国带目前同意取消非法中央和北上，是不得已的，他还是反对毛、周、张、博的，他反对中央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是好的，他们是拥护中央，拥护北上的。所以，此时，我们的工作是做团结工作，团结包括张国焘在内的广大四方面军指战员，也就是如何想办法带他们去会合中央。我就盼望你们来，和我一起做这份工作。”
刘伯承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南下打了败仗，西边又是大草地，大雪山，往西康去也站不住脚，张国焘的路线事实证明是不对的。总指挥说得对，我们现在要多做团结工作，说服他们北上。”他看看贺龙，语重心长地说：“老贺，对张国焘可不能冒火，冒火要分裂。你知道，中央在前面，不在这里(口欧)！”
任弼时间朱德说：“总指挥，张国焘要我们过金沙江，北上会合，他是什么意思呢？”
朱德说：“要你们渡江的电报是我和他共同签发的。不过，我们两个人的想法可不一样。我让你们来会合，是想把你们那边的力量拉过来，不然，我们在这里一直很孤立。你们过了江，我们的气就壮了，北上的把握更大了。他的想法，无非是想拉拢和控制你们，增加他对抗中央的分量。”
刘伯承点头说：“你们可得小心，他很会搞这一套喽！”
贺龙一笑：“没有关系，找有我的办法。”
7月2日，二、六军团全部到达甘孜地区。在甘孜举行了庆祝两大主力会师的联欢大会。朱德很兴奋。他讲话说：“同志们，我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门来与四方面军会合，但是，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茫茫无人烟的草地。我们要有充分准备，克服一切困难。”他简略地介绍了甘孜地区的情况，最后说：“中央去年带一方面军胜利通过草地，到达了抗日前哨阵地——陕甘地区。现在，陕甘边根据地巩固扩大了，红军也壮大了。”
张国焘也在会上讲了话。贺龙后来回忆说：“还有开庆祝会师大会，张国焘是红军总政治委员，自然要讲话。在主席台上，我坐在他身旁，他刚刚站起来要讲话，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给了他一句悄悄话，我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张国焘就没敢讲不利团结的话。其实，我那里会打他的黑枪？他自己心里有鬼嘛！”
张国焘要二、六军团渡江北上，的确是企图控制这支部队，以增加他对抗中央的实力。会师以后，他马上以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派出了一些“工作组”来到二、六军团，到处找人谈话。张国焘也亲自出马找二军团师以上干部谈话。王震有一次在谈到红二方面军历史时说：“在甘孜休息时，张一个一个把我们召去谈话，送我四匹马，给我们戴高帽子，说我们勇敢，能打，他那个军阀主义呀，不象话。刘元帅说，送给你，你收下。后来给贺总一说，贺总说，这是我们参加共产党以前干的事嘛！”
这些“工作组”的人说，张国焘与中央分裂了，责任在中央，不在张国焘。他们还散发了一本叫《干部必读》的小册子，攻击毛、周、张、博，宣传中央路线是错误的。贺龙、任弼时立即发现了他们的活动。任弼时给甘泗淇写了一封信，告诉他，通知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不准讲中央和一、四方面军的争论；要求政治部门一律不准下发张国焘拿来的小册子。有人将一本《干部必读》送给了贺龙。他看了以后拍案而起：“张国杰分裂中央是错误的。这个材料不能发！”
来人说，这是工作组的人带来的。
贺龙生气地说：“来者不善啊！”他立刻给二、六军团各师首长打电话，下令说：“把你们收到的《干部必读》统统给我收上来。这是张国杰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
贺龙是个从不愿打被动仗的人。对张国焘如此明目张胆地到二、六军团来搞阴谋活动，十分愤慨。他要反击。可是，朱德已经说了，目前主要是做好团结工作，带他们北上。那怎么办呢？他终于想到，张国焘敢于对抗中央、分裂红军，依仗的就是四方面军人多，我为什么不从这里下手呢？他找到张国素，对他说，二、六军团在长征中损失很大，需要补充，你这个总政委，能不能从四方面军抽两个师给我们？你们人那么多呢！张国焘弄不明白贺龙的真实意图，又无法驳回这种堂而皇之的理由，还想拉拢二、六军团，因此，未置可否。贺龙便经常就此事纠缠他。朱德后来说：“贺老总对付张国焘很有办法，不争不吵，向他要人，要枪要子弹，硬是要过来一个军，尽管人数不多。张国焘对任弼时、贺龙都有些害怕呢！一起北上会合中央，贺老总是有大功的。”
1936年7月5日，中央军委颁布命令，成立红二方面军，由二、六军团和三十二军组成。贺龙为总指挥兼二军军长，任弼时为政委兼二军政委，肖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陈伯钧为六军军长，王震为政委。
朱德建议，任弼时随总部行动，这样，他可以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红二方面军政委的双重身分，亲自去做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傅锺、李卓然等人的工作，也便于同红四方面军其他干部交流思想，了解情况，做团结工作。可是，张国焘却提出要召开两军联席会议，妄图从组织上以多数压少数，迫使红二方面军就范。任罚时看到了这一点，当即表示反对。他说：“你召开联席会议，谁来作报告？如果产生不同意见，结论怎么做？由谁做？”
贺龙支持这一意见，他说：“国焘作报告，我不同意；弼时作报告，你大概也不同意，开什么？怎么开？”
这一时期，贺龙处事十分小心谨慎，既要讲团结，又要保持警惕性。1961年，他在谈起这一时期的斗争时说：
“朱老总、伯承向我们讲了张国弼搞分裂的事，我们以前并不知道。不过，张国素这个人我还有所了解的。南昌起义前两天，他作为中央代表来南昌阻止起义，我还和张国弼发了脾气。后来，在瑞金我入了党，又和他编在一个小组，整天在一起直到潮汕失败才分手。到了甘孜，他人多，我们人少，我们又不听他的，得防备他脸色一变下狠手。我有我的办法，我让弼时、向应和朱老总、伯承、张国焘都住在一幢两层的藏民楼里。那时，在甘孜组织了一个汉藏政府，叫‘巴博依得瓦’。我们大家就住在主席府。整个住处的警卫是我亲自安排的。警卫人员每人两支驳壳枪，子弹充足得很呢！你张国焘人多有个大圈子，我贺龙人少，搞个小圈子。他就是真有歹心也不敢下手。张国焘搞分裂，我们搞团结，可是对搞分裂的人不得不防嘛！”
贺龙、任弼时等二方面军领导人反对张国森的斗争，加强了朱德这位红军总指挥的发言权。张国焘控制不了二、六军团，也没了章法。在大家的努力下，张国焘被迫放弃了他的主张，同意北上。
于是，红二、四方面军离开甘孜，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贺龙在二方面军师以上干部会上动员说：“同志们，这里是张国焘搞的假中央，真的中央是毛主席领导的，已经到了陕北。为了抗日，我们必须马上北上，与真正的中央，与一方面军会合。”
川西高原南部，是大片的沼泽地。从甘孜到甘南，要经过漫长的、没有道路、渺无人烟的大草地。这种草地一望无际，布满沼泽，空气稀薄，天气变化无常。刚刚是万里晴空，刹那间彤云密布；一忽儿大雨倾盆，一忽儿又风雪交加。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每走一步都要克服极大的困难。经过草地的原红二方面军骑兵通讯排排长、老红军吴先举回忆说：
“草地，那一望无际的草地，绿茫茫地伸向天边。在草地上啊，许多同志由于长期饥寒交迫，耗尽了全身的每一分热，每一分力，走着走着，忽然身子一歪就倒在地上牺牲了。人马在稀糊糊的烂泥草墩上走，就象手指弹豆腐一样，周围几十步的地面，全部颤抖地动弹起来。有时，人马一脚踩空，陷进泥潭里，如果不敢快救出来，就会越陷越深，被黑乎乎的泥浆恶水吞没进去。不少同志就这样牺牲了，有的只露出一只胳膊伸在水草外面；有的只剩下半个头和一顶缀着红星的帽子。贺老总看着牺牲在草地上的战士，心里十分难过。他伤心地急促地叫我：‘吴仅，吴讨，骑传排长！’我赶紧挣扎着跑到他身边。他说：‘再给各师申述一下命令，在任何艰难困苦情况下，决不要丢掉一个伤员，活着的同志只要还有一口气，都要抢救，这是阶级兄弟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