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刚开始进行经济建设时，最困难的是人才不足。就像陈云早就告诉苏联大使罗申的那样，恢复国民经济的一个重大障碍是缺少懂专业而又忠于人民政府的技术干部。中国早期一边倒时，由于缺乏专家，甚至无法提出要求苏联提供经济援助的货物清单，为此，毛泽东提出要求设立中苏共同委员会，请苏联派专家来华，与中方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货单。所以，虽然中国这时已经下决心要搞原子能了，但究竟怎么搞，连提一些具体的要求都要与被要求方商量。
为这次谈话担任翻译的是清华大学的邢家鲤。白文治说，邢家鲤是个很好的翻译，是我们从蒋南翔那儿借来临时担任翻译的。苏联代表团的每个团员都配了两名翻译，一个是业务翻译，一个是生活翻译。邢家鲤是团长诺维科夫的业务翻译，算是谈判的首席翻译。
12月22号，周总理在紫光阁接见全体团员，在座的中国人也有十来个。邢家鲤翻译得很流利，但在他把周总理的一段话译成俄文时，总理突然当场插话道：我讲的是成为一个问题，不是成为一个困难，请你重新准确地翻过去。
邢家鲤后来说，实际上我的俄文是不行的，这个场面又大，我从来没经历过。我是1951年去苏联的。这次接受翻译任务，我和马列搭配，技术上主要是我译，马列记录。在翻译过程中，总理指出翻错的还不止这一处。我原来不知道总理的俄文也那么好，而且很细心，一字不落地盯着你，纠正过不止一次错误。总理法文好、德文好、英文好，这个大家都知道，他日文也好，因为那些国家他都去过，在那儿生活过，但他俄文好可不知道。一翻错，他马上就给你提溜出来：这个词是错的，你刚才那个音调是错的。另外确实也非常紧张，诺维科夫的话得我译过来，总理的话得我要译过去，来不及反应，这边完了他那边也在说，记都记不住，所以我有时候就请求说得慢一点或者说短一点，因为一说多了记不下来，再翻就麻烦了。还好，在总理面前并没出太大的错误。有一次举办宴会，我在周总理和苏方团长这一桌。当翻译是吃不上饭的。当时，秘书来了三次让总理批文件，他也吃不好。饭后，我还要急着翻译文件，打字，这时总理办公室传下话来，说那个小翻译没吃好饭，让他补一顿。1976年1月8日，总理去世了，我已被错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劳改农场正煮猪食。听到喇叭广播，是总理去世，啊呀，人都木了。他怎么能死呢！
苏联代表团是1955年12月10日来华的，一直活动到1956年1月15日才返回苏联，为期一个多月。代表团返回苏联不几天，就有了消息回馈。
1956年2月中旬的一天，刘杰将白文治叫到他办公室，给他看一份已经译成中文的打印信件，是赫鲁晓夫致毛泽东的信，落款日期是2月8日。赫鲁晓夫表示，苏联可以在建立原子能工业方面同中国共享自己的经验，苏联愿意扩大高等学校物理系和化学系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名额，并且可以派遣苏联教授和教员去中国高等学校讲授有关原子能生产工艺的专门课程。他还建议中国派遣一个全权代表团到莫斯科商谈。赫鲁晓夫之所以如此主动，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他上台后面临不少困难，需要中国的支持。
刘杰和白文治便首先着手研究组团问题，商议参加代表团的成员名单。在此期间，中方整理了一份《供讨论用的提纲》，经中央批准并由毛泽东写信送给赫鲁晓夫。因为3月份刘杰要参加苏联杜伯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会议，刘杰提前去了莫斯科，组团名单是经刘杰电话同意，由白文治呈送薄一波审签的。除白文治之外，当时在国务院三办原子能小组工作的韦彬、李杭荪、朱培基、邓佐卿、吴际霖都名列其中，家里只留下一位保密员和两位打字员。薄一波详细询问了名单上每一个人的作用，问道：为什么要去这么多人？白文治答道：刘杰同志在电话里讲，将来要靠这些人工作的。薄一波便在上面加了一句：据刘杰说需要这么多人。代表团由刘杰任团长，团员有刘伟、钱三强、白文治和冯麟，还有二十余人为顾问，除了前面提到的三办几个人，还有王淦昌、胡济民、朱光亚、杨承宗、葛庭燧、刘宝庆，以及冶金部的王金堂、化工部和一机部的技术干部，陈中担任翻译。这一名单最后得到了周恩来的批准。
1956年3月，毛泽东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问题，亲自着手做调查，其中重要一项就是逐个听取国务院34个部委的工作汇报。刘杰是第33个汇报的，在他前面汇报的是地质部的何长工，后边是建设工业部的万里。刘杰汇报中最主要的就是有关原子能工业的概况，听取汇报的除了毛泽东，还有彭真等领导人。刘杰说，毛主席兴趣是很广泛的，谈到我们离地心多深，地心是个什么情况，谈到宇宙的问题，太阳系的问题，太阳能的聚变问题。谈到核爆炸和太阳聚变，就是原子弹是裂变，氢弹是聚变啊。谈到聚变的时候，毛主席就问，太阳和氢弹的核聚变有什么共同性？说聚变的时候，氢就产生氦的释放，因此释放出大量的能量。毛主席就问氦是怎么回事，我说一个气字，底下一个亥。他似乎还没有听清楚氦字怎么写，便亲自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了一个氦字。我当时根据所知道的作了一些回答。毛主席最后讲，你讲得很清楚。他还说，有的人声音很大，但讲不清道理。最后毛主席说你带的什么东西，我说这都是些小册子，毛主席说都给我看看吧。当时彭真同志就拦住了，说不要都给，挑拣两本最重要的。毛主席说，小册子写出来很不容易，对科学造诣不深的人是写不出来的。以后我由周总理批准去苏联谈判，不久以后《论十大关系》就出来了。毛主席那次之所以听许多汇报，就是为了进一步考虑各种关系问题。文章把原子能工业也列为十大关系的内容之一，里边有一段谈到，我们现在强，以后还要更强，我们不但要有飞机、大炮，还要有原子弹。是不是想要原子弹，是真想还是假想？真正想要我们就必须减少军费，来搞经济建设，我们才能够发展核武器。这几句话的大约意思是这样，可见在这时候，原子弹的问题已经正式谈到了。
刘杰3月份出发前的一天深夜，周恩来在西花厅听取了他的相关汇报，当时薄一波、白文治等人也在场。除了讨论中国参加苏联杜伯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会议事项和赴苏谈判原子能工业的问题，还酝酿了领导原子能工业的组织机构，参照苏联模式，讨论成立一个原子能委员会。刘杰在会上提出，请周恩来选择一位原子能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以便主持日常工作。众人议了半天，在几位领导者人选当中，最终决定由宋任穷出任这一职务。
宋任穷当时是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部长是罗荣桓元帅。宋任穷说，1956年毛主席召集34个工业部分头汇报，完了说以后要加强地质部的工作。周总理找到我，说毛主席要从军队调一个人出来，调一个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加强地质战线，协助李四光同志和何长工同志工作。何长工、宋英和刘杰一样，当时都是地质部的副部长。我自己考虑了很久，就对周总理说，那就让我去吧。当时刚授军衔，我对穿那一身制服不习惯。总理说你能出来吗？我说总干部部有人。我想，我要去的话，军队里这一套可都要取消了，待遇低了，副官没了，警卫员也没了，只有一个秘书了。但这些都是可以放弃的。这样向主席报告了，主席同意我出来，算是毛遂自荐吧。
但没过多久，宋任穷就又被周恩来找去了，跟他谈话，说不去地质部了，让他到原子能委员会当副主任。主任是陈云，刘杰做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