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能工业援助协议原则上达成后，刘杰已经在苏联呆了好几个月了，当他最后带着协定回来时，正好是年头年尾。刘杰说，回来没几天1957年就开始了，陈云同志问我搞原子弹究竟要多少钱，整个下来究竟要多少钱。那时苏联也没有给一个正式的盘子。我们在莫斯科谈判时只是要求先把项目抓起来，然后再说，可回来以后，马上就面临个算账问题。算来算去，发现投资特别大，特别是占主导地位的铀浓缩厂的主设备扩散机动辄数千台，价格十分昂贵，是8个工业建设项目中最费钱的，差不多和其他7个项目投资加起来的总和一样多。陈云同志讲，太大了，投资太大了。大家都很伤脑筋，反复考虑怎样形成方案。讨论的结果，最核心的问题还是铀-235工厂，当时的意见很多，有的说我们不要搞铀-235了，干脆就搞矿山，搞钚-239就可以了，以后再搞铀-235。不仅仅是一般的人讲，有的领导同志也讲，干脆别搞这个了，以后再说吧。但不搞大家也不甘心，究竟怎么办呢？
管钱的人要过问费用问题，并不难理解，要知道那时候刚刚建国，处处要花钱，到处都缺钱。后来原子弹爆炸成功，李富春和刘杰说起来的时候，还感叹说好是好，就是贵了点。白文治说，这是大实话。现在回过头来看，花费不仅起始阶段大，后来更费钱，直到现在还要往里填。但当时谁能知道这么深，也想不了这么远。结果一是当时摊子铺得太大，二是军转民措施不力，三是经营不够完善，造成日后某些苦处。
在此之前不久，苏联派了一位原子能总顾问叫扎吉江，于1956年11月应聘来到北京。他是一位有色金属专家，二战后曾被派到德国学习，特别敬业。扎吉江和斯拉夫斯基给中国人的印象有所不同，对于中国原子能工业的援助，斯拉夫斯基的态度属于既不冷也不热，因为援助是两个国家的法定协议，他理应执行，他也希望中国能把原子能工业建设起来，但他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所保留的。刘杰说，这倒不是说他对中国有什么不好，不过他在各方面都留有余地，比如我们在苏联时提出要看铀-235工厂，他拒绝了。关于原子反应堆，我们原先是搞5万千瓦的，20万千瓦的，后来想再大一点，搞60万千瓦的，他就不太同意，说你没有资源，你不能搞大。扎吉江就不同了，作为总顾问，特别尽职尽责，为中国提了好多有益的建议，为此他还受到他们上级的批评，要他不要多管闲事。斯拉夫斯基就开玩笑说他一半是中国人，太热心了。
扎吉江来中国后，见到宋任穷，传达说苏联将向中国交付铀浓缩厂的全部设备，交付时间在1957年至1959年这三年内。宋任穷此前已经得到过李富春的相关指示，在召集有关人员研究之后，于当月底写信答复斯拉夫斯基，提出这两年投资太集中，中国的财政支付能力很难支持，所以希望1957年先不供应设备，具体时间另行商定。与此同时，吴际霖、张汉周和扎吉江一起，反复研究这个问题，讨论来讨论去，总是不能定下来一个比较周全的方案。这样的研究，一直持续了两三个月，从上到下都非常焦虑。
正当众人犯愁的时候，有人就想，铀浓缩厂投资太大，国家资金不足，可不可以缩小点规模？这样的话投资会不会就小一点？跟总顾问扎吉江一谈，扎吉江说这个方案要调整的话，我还得到苏联去。扎吉江本人是主张搞铀-235工厂的，他给中国同行举了个很简单的例子，说就像你穿衣服一样，有衬衫有裤子，才能成套，你们既然要搞原子能工业，那也要成套，建成一个完整的核工业体系。大家感觉到他这个讲法很好，也就赞成缩减规模，先确定一个小产量的方案。这时候宋任穷又对扎吉江说，是不是可以再减少一点啊？结果是还可以降低。根据这个限量之后的总产量一算，要花多少钱，国家还可以咬牙承受，就可以通过了。这是很重要的一关，因为当时有一种包括部分高级领导人在内的意见就是算了，不搞这个了。刘杰说，终于上铀-235这个决定事后看起来太重要了。这对我们争取时间尽快进入原子能领域，以及后来原子能工业和核电事业的发展，都是极具关键意义的大事。美国第一次在原子弹里装的是钚-239，而我们第一次在原子弹里头装的是铀-235，引起了国际上很大的轰动，说中国了不起，一上马就用铀-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