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聂荣臻在莫斯科签订新技术协定时，苏联人已经答应给中国导弹和原子弹模型，用于初期的教学和训练。在核工业与核武器方面，苏联也确实按照协定，逐步提供相关设备和资料，派出人员给予指导。比如在协定签订之后，苏联就向二机部接连派了两批专家，第一批专家由吴际霖和郭英会配合，到四川、甘肃和青海一带踏勘核武器研制基地，最终选定了青海湖以东200公里的金银滩。几个核工厂与基地选定之后，紧接着就进行了中苏联合初步设计，然后就来了第二批专家。1958年7月，苏联核武器研究院的三位专家到了北京，负责人是37岁的叶夫盖尼?涅金，研究院第一副总设计师，后来晋升为中将。另外两名专家是同为40岁的马斯洛夫和加夫里洛夫。这三位专家最初来华的主要目的，就是察看中国原子弹模型及资料存放的条件是否具备，并帮助二机部规划核武器研究机构。三位专家个人能力都很强，在苏联国内也都是核武器方面的顶尖人物。
刘杰说，1958年7月，苏联派来了以涅金为首的一个三人小组，我们知道这三个专家是他们核武器的主要负责人。为首的这个涅金态度非常随和，看起来也是非常精明的。在谈话当中我们问他许多问题，他答复得非常灵活。随后他了解了我们的一些情况。他估计我们把存放模型和资料的仓库建起来起码得半年时间，结果我们只用了40天就建起来了。然后我就收到了苏联原子能利用总局供应局波里雅可夫的来函，说是鉴于模型及资料贮存室的建筑工程将于1958年10月完工，模型及技术资料将于11月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宝贝眼看就要来了，心里特别高兴。咱们是希望他很快地给啊，急得催啊，同时也派人到满洲里去接。但是，我们一接不来，二接还不来。
负责接运原子弹模型和技术资料的人是物资供应局局长姜涛，他从刘杰和刘伟两位副部长那里接受了这一任务。姜涛说，50年代时国家工业基础薄弱，科学技术落后，又面临西方国家的封锁，只有苏联愿意援助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并且，苏联在早期对我们的援助是积极的，有诚意的。当时我们为了争取时间，尽快建成中国第一套原子能工业项目，总希望苏方供货的范围越多越好，苏方的态度则是尽可能利用中国的材料和设备。在谈判设备项目时，中方提出的要求，苏方基本上都可以满足。有时在谈判中也闹点儿笑话，比如兰州铀浓缩厂的工程设备清单中有一项东西，翻译过来是软质细长纤维物质，我们以为是特殊材料，也要求苏方供应，苏联原子能利用总局的总代表索洛维也夫就笑了，对我说，姜涛同志，你们是丝绸之国，中国丝绸是有名的，怎么连绸子布都没有？这是擦不锈钢工艺管道用的清洁布呀，用绸子是因为它柔软不起毛。我们一听都笑了，我说，我还以为是什么特殊材料呢，要是绸子布我们有的是，就划归我们自己供应吧。苏联的援助态度发生变化大约是在1959年初。我当时除了主要抓原子能工业设备和物资供应工作外，还参与了与苏方商谈接收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的过程。1958年8月份，根据两国协定，二机部把仓库建起来后，我约请索洛维也夫共同到现场检查，他看后说要向莫斯科汇报。第三天，索洛维也夫告诉我，苏方拟派保密专家来检查后才批准发运。大约过了两个星期，莫斯科派来了一位保密专家，由我和索洛维也夫陪同，去九所现场检查，看他当时的态度还满意，我便问他，你看还有什么不够的地方，我们再加以完善。他表示条件可以，回去汇报以后再说。到了12月份，索洛维也夫通知我说，莫斯科发运的模型和资料已经到达了西伯利亚，要我们准备去满洲里接运，他也同我一起去。索洛维也夫说，他带一个助手和翻译，要我也带一个翻译，一共五个人。为了行动保密，火车票都由索洛维也夫安排使馆买好了。一切准备妥当，就在我们动身的前一天夜里，索洛维也夫却通知我，说是西伯利亚气候太冷，不能发运，不去接了。这是第一次接运未成。到了第二年二三月间，索洛维也夫又通知说，莫斯科准备发运，要我们去接，并再次由他负责买火车票。但又是在动身的前一天晚上，他通知说不去了，说是没有发检验证明，不能发运。这是第二次没有接成。又过了两个来月，索洛维也夫紧急通知说，货已到边境，我们的火车票都买好了。当时我与刘杰刘伟他们议论，看样子这次像是真的发运了。我们心里也都很高兴。但等到动身前一天，索洛维也夫打电话说，明天不去了。我问他什么原因，他说，斯拉夫斯基部长感冒病了，无人签字，不能发。这是第三次没接成。后来就石沉大海，什么都没有了。
1959年初，宋任穷和刘杰同二机部总顾问扎吉江一起开会研究，认为中国核工业建设的速度较快，内蒙古包头核燃料元件厂、甘肃兰州铀浓缩厂、甘肃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等首批主要工程的基础工程和附属工程陆续开工，这时都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为争取时间，需要苏联提早于1960年供给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等核燃料工厂建成生产出裂变物质后，即可投入武器的生产，并于1962年进行首次核试验。这时候，扎吉江正好有事回国，宋任穷和刘杰便委托他将中方的要求转告给苏联主管部门。后来得到的答复是，中方提出的意见有道理，也有必要，但因为需要对原先的协议进行补充修改，所以还应由中国政府正式向苏联提出，并由宋任穷部长组团前往苏联谈判，解决相关的问题。6月下旬，中方组织好了一个代表团，以宋任穷为首，正准备启程前往莫斯科，这时莫斯科却先来了一个不妙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