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担任翻译的是二机部九局的陈中和朱少华。因为北京天比较热，三位专家常常汗流浃背，有些不大适应。他们三个人在一个大房间里办公，整天光着膀子，只穿着一条小短裤，背后开了电扇吹着。朱少华说，这三个专家除了马斯诺夫以外，性格都比较开朗，很热情，很愿意说话，对中国人也比较友好。第二天一上班，给他们安排好以后，涅金马上就要我找局领导，我就带他去找吴际霖吴副局长。把他们双方一介绍，涅金就说我是原子能研究院理论部的，学理论物理的，是理论部的负责人。加夫里诺夫是研究所实验物理学家，马斯诺夫是装配厂的总工程师。专家说，我们这次来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介绍原子弹模型。尽管模型和资料随后才会运来，但先要给领导一个概念。第二就是要进行核武器研究，当务之急是要确定一个科技负责人，一个总工程师，这两个人缺一不可。希望能够尽快配备。此外他要参观一些研究机构，看看中国的技术水平，也要参观一些军工厂，看看制造水平。吴副局长听了以后，表示欢迎，说这事儿还要向部里请示。涅金非常着急，老是催问准备好了没有，我们三个要来介绍。当确定下来要作原子弹模型介绍的时候，他就提出来要科技负责人和总工程师参加。他在下面也问过我，李觉局长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有什么职称，有什么著作？其他部领导他也挨个问。后来，模型的介绍会议安排在部里的一个会议室进行，涅金一开始就提出来，说不要记录，你们有个大致的概念就行了，因为将来苏联不仅要运来原子弹模型，还要提供有关资料，并派专家来华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实际上，这么一个复杂的工程，你叫他们三个人一天都给讲完，是不可能的。只能简单讲讲结构原理什么的。介绍当中，他在黑板上画了一点图，随后就擦了。我因为既要翻译又要画，要想全记下来根本来不及。中间他又提过一次不要记，要记就必须换成保密室发的那种有编码的本子。他这么要求也不是毫无道理，但当时就要找那种有漆加盖印的，一时上哪儿去弄啊。说实在的，最后大家也就不怎么记了，也记不下来。完了之后，专家又提出记录了的，会后一定要收回。宋部长就有些不高兴，说我是二机部的部长，由我负责。扎吉江当时在场，他倒是没说什么。会后，吴际霖找我，说尽快把这些资料都整理出来，特别是画的那些图。我面对这些零散记录，真不知从何下手。因为对会议内容不熟悉，无法追记。硬着头皮整理了一份不像样的材料，交给了保密室。之后，邓稼先和李嘉尧又重新作了整理。其实，做这种翻译，我和陈中都不是行家里手，我是从作战部来的，跟王尚荣当过两任专家的翻译，搞战役训练的，我怎么会懂这些呢？我不懂，专家倒是也很耐心，知道翻译不明白，就给你解释是哪几个俄文字。资料收集起来的时候可有意思呢，除了吴际霖记得比较多外，钱三强没记几个大字，其他的也没记多少（这一点和刘杰下面的回忆有所出入）。
刘杰说，涅金他们三个人刚来的时候，并没有准备详细地讲这些问题，他只是先看一看你们准备得怎么样，保管原子弹样品的仓库怎么样，然后准备提供我们原子弹教学样品。这时我们提出请他介绍一下核武器，以便更好地履行新技术协议。他说我找个时间来做一个介绍，你们的负责人参加，人不要多。当时参加的人有我们几个部长，搞技术的钱三强同志和吴际霖、郭英会，才六个人。他讲的时候，我说你最好有个书面资料提供给我们，他说没有，只能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又说讲的时候，不要记录，弄得很紧张的样子。他在黑板上画结构图，讲一些基本的原理，数据是很少的。当时他虽然不让记，实际上我们都记了，特别是钱三强和吴际霖记得更多一些。三位专家在中国期间，关于原子弹研制的讲课仅此一次。听完课以后我们就凑，把专家讲的东西凑起来。当时钱三强同志讲，这些东西跟资本主义国家披露的基本的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详细一些。介绍完了以后，我们再问他问题的时候，他就避而不答了。我问他，你既然帮助我们搞原子弹，那么氢弹你是不是也可以说一说呢？他说这个不着急，以后总会有的。我们就一心一意地盼他能够早给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后来我们迟迟接不到这个东西，我们说，他不给我们就自己干。首先把苏联专家讲的东西汇总起来，由朱光亚同志把它添添补补，弄成一个完整的东西。那个时候专家还在，我记得到所里开过两次会，宋任穷部长提出来，他不给我们，我们就自己干，一定要把压力变成动力。对于苏联专家讲的东西，我们可以学习可以参考，但是我们不受他的拘束。当时我在所里也作了报告，我提出来四个字：高，小，少，精。就是要求我们搞的原子弹要争取高的，准备低的。标准要高，体积要小，装料要少，再加一个精字，保证它响。苏联专家还在的时候，我们就分头开始了理论物理、试验物理、中子物理、爆炸物理以及弹体和弹道方面的钻研，组织人马，兵分六路，齐头并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