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夫里洛夫在9月初回国前，曾和邓稼先谈过一次话，说这次是回国休假，一个月后就回来。可惜，这位热情的俄罗斯籍犹太人一去不复返了。在他回去之前，涅金和马斯洛夫在宝鸡参观的时候，就奉大使馆之命，匆匆回了国。什么原因，苏方没作回答。据说是他们三位在华期间说的太多了。郭英会11月到苏联参观期间，曾要求见见加夫里洛夫，苏方回复说，加夫里洛夫正在休假，不准备让他再去中国了，打算换一个人去。
1959年初，来了一位九局的顾问专家，叫列捷涅夫，这就是后来被大家称作哑巴和尚的专家。
三人小组全部被召回国，再也没有回来。为什么要丢下手头特别要紧的工作而如此火速地离开北京，他们自己也是一头雾水。不过，他们隐隐约约能感觉出来，两个兄弟般的国家高层关系出了问题。因为就在他们来华的这段日子里，赫鲁晓夫就苏联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潜艇基地一事，到中国进行了为期四天的秘密访问，时间是7月31日至8月3日。赫鲁晓夫这次来华是临时决定的，因为尤金大使在转达苏联意图时毛泽东发了火，赫鲁晓夫嫌尤金没有把事情说明白，便亲自跑到北京向毛泽东解释。但这次会谈最终还是不欢而散，两国首脑的心里都憋了气。赫鲁晓夫曾回忆说，我记得很清楚，毛泽东是如何断然拒绝了我们要求在军事方面进行合作的努力的。根据一项协定，我们的飞机可以在中国停留和加油。我们的远程潜艇服役以后，需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无线电台，以便与我们的舰队保持联络，但是他们说不行。
舒世俊说，1959年建国十周年国庆，我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了半天，是赫鲁晓夫和毛主席在一起说说笑笑的镜头，他们指着底下正接受检阅的部队，表情很轻松。我拍了几个镜头之后，觉得够了，就转到另外一边继续拍摄。但过了没多会儿，周总理叫我，让我快去，我赶紧拿起机器赶过去，见毛主席正和赫鲁晓夫板着脸，两个人非常严肃，我一边拍摄，一边听毛主席大声说，我们不需要教师爷，不需要指挥棒。
丰泽园是中南海西北面一组中国古式建筑，大院里面套着几个小院。颐年堂是丰泽园的主体建筑，毛泽东经常在这里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会见外宾。陈寰说，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名政治外事记者，我经常出入中南海采访毛泽东主席与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的活动。国庆十周年的第二天下午，毛主席和赫鲁晓夫在颐年堂举行会谈，一直进行到晚上。我记得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毅、王稼祥他们都参加了会谈，苏联方面有苏斯洛夫、葛罗米柯和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本来2号晚上安排了两个晚会，招待各国贵宾，一个是文化部在怀仁堂举行的京剧晚会，梅兰芳演《穆桂英挂帅》，另一个是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举行的舞蹈晚会，请苏联国家大剧院芭蕾舞团著名演员乌兰诺娃演出《天鹅湖》。我估计毛主席可能陪同赫鲁晓夫在怀仁堂看京剧，所以很早就在怀仁堂等。可是左等不来，右等还不来，戏也不敢开锣，台上台下都焦急不安。这时，中央警卫局李树槐悄悄告诉我，说主席正在颐年堂和赫鲁晓夫会谈，不来了。说话间台上也开了戏。我心里着急，赶到颐年堂，进了院子一看，里面静悄悄的，休息室里只有一两位服务人员在侍候烟茶。我走过去，轻轻拉开帷幕的缝一瞅，看见客厅里坐满了人。里面谈话的声音时大时小，听不太清，有时一个人说话，有时又有人插话。只听到赫鲁晓夫气急败坏地大声嚷嚷着，而毛主席说话的声音不大，话也简短。我不懂俄文，只能听翻译说些什么。为毛主席翻译的是李越然，为赫鲁晓夫翻译的是阎明复。听了半天，会谈的内容好像是赫鲁晓夫提出要中国释放在朝鲜战争中和后来在我国东北地区俘虏的八个美国空降特务。赫鲁晓夫的声调很生硬，他说，这几个人，你们一定要释放，要释放。毛主席回答的声音不大，但特别干脆，不，不行，不能!我们的国家是有法律的。突然，一个很大的响声把我吓了一跳，仔细一听，是赫鲁晓夫在发脾气。可能是他拍了桌子，同时听到阎明复依照赫鲁晓夫的语气翻译说，如果你们有钱，那，你们就养着他们吧。毛主席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当时，我对赫鲁晓夫的蛮横感到惊讶，这哪里是会谈，明明是在吵架。原来，赫鲁晓夫在戴维营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会谈时，脑子一热就夸下海口，说他能够说服中国释放那八个战俘。没想到毛主席不答应，这一下他丢了面子，所以发那么大的火。毛主席不怕他，他说过，赫鲁晓夫越强硬，我就越顶。
从1958年年中起，中苏两党关系开始恶化，在内政和对外政策上的分歧日益严重。阎明复说，1959年6月20日，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向陈毅提交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当时中央领导同志大都上庐山参加会议，根据中央的安排陈毅留在北京处理日常工作。苏共中央的信中说，出于对国际形势的考虑，原子弹样品推迟两年再提供。我作为翻译见证了这一转折时刻。当时庐山上正在召开著名的中央会议。赫鲁晓夫停止提供原子弹样品的决定，后来被视为是配合彭德怀等人反对毛主席而施加的压力。当然，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