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8月23日，寒春在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换领了《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成为领到中国绿卡的第一人。
杨振宁说，1971年8月，我在北京看到稼先时，避免问他的工作地点。他自己只是说在外地工作。我曾问他，寒春是不是像美国谣言所说的那样参加了中国原子弹工作。他后来写了一封信给我，说他已经证实了，中国的原子武器工程，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一些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
数学家陈省身是杨振宁和邓稼先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陈省身说，四几年我在芝加哥大学做教授时，邓稼先他们就经常到我家来，他那时候在普渡大学，离芝加哥不远。芝加哥是物理学的一个中心，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叫费米，他是意大利的物理学家，原子能反应堆就建在芝加哥大学的操场。邓稼先常到我那里吃饭，我在那里教数学，时常请中国同学在家里吃饭，谈谈天。后来他回国搞原子弹，我就不知道了。在中国搞原子弹的还有我的另一个学生，叫周毓麟，跟邓稼先一起搞。
邓稼先生前，有许多人问过他搞两弹得到多少奖金，邓稼先对此总是笑而不答。1986年6月，邓稼先病危，远在美国的杨振宁赶了回来，到医院看望他，在好友的病床前放上一大束盛开的鲜花。邓稼先当时看看那花说，振宁知道我不行了。许鹿希为这两位有着半个世纪友谊的老朋友照了最后一张合影，由于全身大面积出血，邓稼先的嘴角还残留着来不及擦去的血迹。
就在医院的这次会面中，杨振宁也提到了关于奖金的事情。邓稼先夫人许鹿希回答说，奖金是人民币10元。邓稼先补充说，是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
杨振宁以为他们在开玩笑。许鹿希说，这是真的，不是开玩笑。1985年颁发原子弹特等奖的奖金总数是1万元，单位里平均分配，人人有份儿。但九院人多，还得垫上十几万元，才按10元、5元、3元这三个等级发下去了。
邓稼先走马上任的时候，九所这一带还是满眼一片高粱，长势正旺，接收原子弹模型的房子也才刚刚动工。作为原子弹理论研究工作的负责人，当时他手下只有两个人可供调遣，后来才又陆续补充了几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
胡思得说，我们是理论室，等于是我们整个事业的牵头羊，以前说我们这是龙头的三次方。我是1958年从复旦大学毕业的，毕业分配很简单，晚上开个会，党委书记一宣布，某某某到哪儿去，就完了。我们大概有十几个同学到二机部报到，可二机部到底是干什么的，都不清楚。到了部里，只知道钱三强是我们的副部长，后来我们就分配到邓稼先那个组里去了。邓稼先开始没说我们是干什么的，只叫我们看书，抽屉里的书有原子爆炸效应，当时我们猜可能是搞核武器。后来邓稼先给我们正式开会，说我们要搞原子弹。当时觉得很兴奋，国家对我们这么信任，我们这些大学生一出来就叫我们搞原子弹，有多高兴啊。当时的北太平庄那里没暖气，又特别潮湿，没礼拜六礼拜天，成天看书，冻得实在不行。对面有个副食商店，有个火炉，大家就围着烤烤手。有一次，邓稼先也来了，他从美国回来，是博士，这么大的专家，也跟我们一起烤火。邓稼先让我们看《超音束流和冲击波》，柯朗著，原版是英文的，翻成俄文，而这本俄文书是钱三强同志从苏联带回来的。全中国就这一本书，而我们这么多同志都学习，怎么办呢？大家就自己刻讲义，找一位同志打字，我们还要画好多图，搞完以后自己印，印完以后人手一份。我被分配搞状态方程，但我不懂铀的状态方程，没有做过。当时国外对铀是保密的，而国内根本没有这个实验条件。形势逼着我们从没办法里面想办法，把铀的状态方程搞出来。如果你没有状态方程，造原子弹就不好算。于是大家成天冥思苦想，怎么搞这个铀的状态方程，什么叫状态方程？别的金属都知道，铀应该放在什么位置？最后有一个参数非常有规律性，我们就这样探索着把线的位置给定出来了。搞出来不久，我们就看到一篇文章，是苏联发表的，他们也用这种办法，跟我们做的基本一样。我们看了以后，那是很高兴啊，你想想，刚毕业的大学生，竟然能想出这种办法来，还跟苏联的基本差不多，我们就给朱光亚主任看，他也非常高兴。后来，我们有试验条件了，证明我们原来搞出的精确度还是可以的。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启发，不管做什么，你只要钻进去了，你就可以有自己的创造。
虽说邓稼先是留美博士，但关于原子弹的理论知识并不比其他几位年轻人强多少，都要从头学起。他们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核武器方面的知识，根据当时中国最爱采取的一个办法，开始理论研究也是依靠发动群众。胡思得说，邓稼先叫我们看书，他有一个办法就是讨论式的。邓稼先自己核物理比较好，但是对炸药爆轰比较生疏。我们看好多书，讨论的时候他先叫一个同志讲，他有时候自己也讲，但讲着讲着讲不下去了，老邓就问谁能说说？比如朱建士是学力学的，他可能对这个就比较熟悉，上去讲讲，然后接着讨论。谁行谁就上去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