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建士说，那时候一来就宣布，不许说在二机部工作。你说叫我们怎么办？我们同学都不是乡巴佬，你能骗得过去吗？那就硬着头皮撒谎吧。他们说你在什么地方工作，我说在科学院。在科学院哪个所？他就是科学院的人。我说九所。科学院哪有个九所？你胡说八道。我说反正就是九所。大家哈哈一笑，就这么回事吧。当时的保密规定有时简直叫你哭笑不得，你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反正大家也理解，同学也知道，我也不是有意说假话。说两句大家哈哈一笑也就不问了。所以有的时候尽量躲开同学。后来到青海工作，很多关系就都断了。我是学流体力学的，刚来时一点不懂，一般人认为搞原子弹需要搞核物理的，实际上它是好多个学科的综合。当时这个所就只有一栋楼，我们来了以后劳动不少，知识分子比较多，都挑土。老邓每次劳动都带头挑，好多房子的地基都是我们挖的。九所刚建起来，我们住的房子没有暖气，但发了煤炉，由于我们每天晚上11点多才下班，早上很早就上班走了，所以冬天我们基本上没有生炉子，房子外面比屋里暖和。最早我们和建筑工人一起吃饭，洗澡到对面工厂去洗。我们都叫邓稼先老邓。开始我叫他邓先生，他不让叫。我们对核武器怎么搞并不清楚，老邓也不知道。老邓对我们要求很严，带着我们学习苏联专家给的几本书。我们刚来的时候，所里面还没有固定的苏联专家，老听到苏联专家说什么说什么，实际上是二机部的苏联专家来检查我们。专家虽然并不住在所里面，但是他们经常来，管保密。我们不是有个原子弹教学模型厅吗，他说我们模型厅的路没有修好，不给我们运来，说我们条件不具备，所以半夜把我们叫起来修路。后来列杰涅夫来了——他从我们这儿回去以后做了苏联一个研究院的院长，人们说的哑巴和尚就是他，他的很多同事后来我都碰到过，他们的科学家对他都很尊重，说这个人非常好。他们说列杰涅夫对中国的印象很好，净讲中国人的好话。苏联专家最早还是真心帮助我们的，他们一开始介绍的几本书，可都是这个领域的经典著作。我们是1958年毕业的，学校里在搞大跃进，到这里以后，对这么一直学习感到不太习惯。我们俄文不行，大家就一起啃俄文书，先把理论基础打好。一开始是很苦的，但是后来确实受益匪浅，像第二颗核弹就完全是我们自己独立自主设计的，那确实是吃透了，完全搞懂了。如果老是靠外国人帮助的话，说老实话，那进展会慢得多，因为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时苏联继续援助我们，他给你东西，就算你把原子弹搞出来了，那氢弹他让不让你搞？我们实际上是用了两年零八个月自己搞出来的，假如跟苏联谈判，我估计就算他同意你搞，光是谈判，两年零八个月也谈不下来。所以一开始学东西虽然很苦，但什么事情都必须靠自己搞懂，理论基础确实打得比较牢固了，后面的工作才能出成效。
竺家亨和胡思得、朱建士他们一样，差不多前后脚来九所报到，经历了九所最早的草创阶段。竺家亨说，我是1958年9月份来报到的，邓稼先和王贻仁来得比较早，大概7月份就到了。当天下午就把我们拉到北太平庄有色金属研究院宿舍，我们大概要了一个单元的房子。我来的时候，人家说这是一个保密单位，将来要到西北去，也不知道要搞什么。邓稼先碰到我，说，竺家亨，早就知道你要来了。因为我的同学胡思得比我先报到，比我早大概10天左右，胡思得是复旦大学毕业的，我是南京大学毕业的，我们俩在宁波中学是同学。胡思得在表上看到我的名字，说这是我同学。我们大学至少七八个同学分到了北京，各自工作的单位不同，有时人家在外面碰到了，你还得提前几站下，不能在九所这个地方下车，因为一下车人家就知道你办公楼在哪了。所以，领导规定碰到这种情况就得提前几站或往后几站下车，再走过来，保密很严。我们到了以后，什么条件也没有，当时邓稼先教我们学物理方面的书，刚开始办公室在那儿，宿舍也在那儿。这个时候叫大家去建所，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基础劳动。白天老邓带着我们在外面吃早餐，吃过早餐后就去工地，开始当小工。搬砖，和水泥，中午就在工地外面吃饭。老邓经常有些事，拿着饭碗过来，把菜放在地上，跟我们一边吃，一边聊。食堂为了改善生活，养了几只鸡，结果小鸡过来把他的菜给吃了，他一回头，说菜没有了，我们就拨一点儿给他吃。那里只有一个小棚子，只能容炊事员在里面炒点菜，烧点饭，我们都在工地外面吃。经常发生鸡吃我们的饭菜这种事情。
竺家亨说，老邓白白胖胖的，是留学回来的博士，我们挺尊敬他，一般都是叫他老邓老邓，他也习惯我们叫他老邓。他劳动的时候其实不太会，不像我们这些大跃进过来的人，各方面劳动还能干一点儿。他确实不会。他经常跟我抬土，我想把扁担上的筐拉下来一点，他就非要把筐放在中间，我悄悄拉好了，他又把筐放到中间。可是一上肩膀他就不行了，腰也有点儿弯，两只手还得撑着扁担，走起路来歪歪扭扭的样子很可笑。我们就给他起外号，说你又白又胖像个大白熊，大白熊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慢慢腾腾的。我们把他当作导师、老师、生活中的同伴，又是好朋友，相处得很好。领导交给他的任务很重，他希望能够早点儿把业务知识熟悉起来。核武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东西，怎么下手？一点儿都不知道。他希望我们在学习上能够抓紧，晚上劳动回去以后赶紧洗洗，吃点饭，坐下来学习。我们经常是晚上学得很晚，他有时也指导我们，给我们做一些辅导，也很晚。我们当时住在北太平庄宿舍，他要回到北医三院的一套宿舍，得走一条原来是高粱地的高低不平的土路。有时我们晚上加班到一两点，每次都不放心老邓回去，要送送他。他有一部旧自行车，我们送他的时候他就推着车子跟我们一起走。北医的家属院有个规定，晚上十点半以后就关门了。四周没有围墙，都用铁丝网围着，传达室有个老头看门，因为经常加班到一两点，他又不好意思敲门打搅，我们就给他想了一个办法，就是钻铁丝网。我们经常一个人拉着上面的铁丝，一个人拉着下面的铁丝，让他钻过去。他个子又高又胖，所以行动很不方便。有一次，我听到衣服撕破的声音，我说不好了，你别动了，结果一看裤子还是剐了个口子。等他钻过去以后，我们再把自行车从铁丝网上面递过去。有时遇到礼拜天，老邓说大家辛苦了，我带你们出去玩吧。我们说好啊，怎么玩儿？他说看京剧，他也爱看足球。我们十个人左右就到人民剧场，他买票。我们说老邓当然你请客了，你的工资比我们高，他说没问题。看完京剧他说怎么样，肚子饿了吧？就拉我们到西四的砂锅居，他说咱们从猪头吃到猪尾巴。我们说好啊，真就吃了个不亦乐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