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杰说，苏联毁约撤人，其实我们也早有预料。1960年4月，扎吉江任期满了，他们让他回去，他和我们一起工作生活了三年，出主意，想办法，来来回回奔波忙碌，有情有义，也有功。他夫人是跳芭蕾的，儿子是搞导弹的。扎吉江走时我和陈毅副总理、宋任穷部长都去机场为他送行，我们一再对他表示敬意和谢意，他也很激动，很动感情，对我们说，中国人的格瓦拉（脑袋）是很聪明的，你们很早就有过四大发明，你们一定会成功。只要有人，有科学技术力量，苏联没有援助的东西，你们自己可以搞出来，那些东西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从扎吉江的走我们就感觉到，苏联可能很快就要摊牌了。果然，没过多久，事情就发生了。但是，不管赫鲁晓夫的态度怎么样，这些专家绝大部分对中国都是非常友好的，有的专家日日夜夜人对人地进行指导，他们也认为赫鲁晓夫这种措施是错误的，他们怎么忍心把这个工作弄了半截就走呢。临走的时候我们都依依惜别来欢送他们。当然这里边也有少数专家不大友好，有些本应给我们的资料也不给了，又装进包里带回去了。有的专家讲，这是对你们毁灭性的打击，我们走了以后，你们就处于技术的真空，以后你们就该卖废铜烂铁了。有的说离开我们，估计20年后你们也搞不出原子弹。那个时候带来的问题确实是严重的，绝大部分工厂没一个完整地完成了设计，让人感到摸不着头脑，困难很大。我记得邓小平同志在苏联谈判时说过，我们决不做父子党，父子国，即使你们撤退专家，给我们造成工业建设的困难，外贸上的困难，使得我们必须重新来搞计划，但是我们下决心来吞掉这个后果，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来建设我们的国家。苏联公然毁约后，毛主席在北戴河听取了李富春同志汇报，主席说，我们的尖端技术要抓紧，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很好，给了我们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所幸的是，由于中国在此之前已经尽力做了一些应变准备，所以后来面对专家撤出和设备停止供应的困难，尚未造成更大的混乱和停顿。但不可避免的是，中国人要想按原先设想的于1962年爆炸原子弹的计划，已无任何实现的可能了。
宋任穷说，1960年初，周总理领着一些部长在广州学习政治经济学。学习结束后，毛主席约见我们几个部长，康生也去了。康生一见我，就谈起了什么时候能够爆炸原子弹的问题。我说，苏联原来答应给我们的原子弹样品和资料现在不给了，我们部党组经过再三研究，估计即使尽到最大努力，爆炸时间也得推迟到1964年。康生听了，摇头说，1964年爆炸太迟了，还是应该1962年爆炸。我当时的心里实际上是有些恼火的，因为他没分管这方面的工作，不了解，也不懂，要放在平时这样随便说说倒也无妨，但你现在偏偏当着毛主席的面说，要是毛主席点头了，就会成为一种决策，但我们实际上又绝对办不到，那该怎么办？所以我就一再坚持说，1962年爆炸是根本不可能的。康生讲了半天，毛主席一直没有表示，最后只讲了一句话：康生，你去当二机部长吧。康生一听势头不对，再也不吭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