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苏共中央来信拒绝了提供原子弹教材和模型之后，中国人下决心自己搞原子弹，逐步调集了不少人。郑绍唐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调来的，和他一起调来的还有吴翔、孙绍麟和陈乐山。
郑绍唐说，我是搞核物理的，吴翔和陈乐山也是北大金属物理系出来的，孙绍麟是复旦大学毕业的。当时这边是叫九局还是九所，我们也分不清楚。来了以后，知道九局是很保密的，苏联保密的那套跟美国不一样，美国的地址地名是公开的，苏联则不公开。中国学的是苏联的做法，所有的笔记都记在保密本上，保密本用一根绳子穿起来，盖上章，所有草稿纸都要编上号，每一个室都有保密员，经常有保密检查。刚分到原子能研究所时见到彭桓武先生，他说，你以后路上见到我，不要打招呼，这些关系在公开场合不要暴露。我们在工作中是采取交流的方式，参加交流的有邓稼先、王贻仁、胡思得等。他们的地址也是保密的，过去是不让我们知道的。交流是交流，但不说他们在哪儿，所以只能他到我们那里去。我们进城，原子能研究所还有个一部，找一个房间大家讨论。1960年7月我就过来了。当时我们知识面很窄，调过来以后，他们已经把苏联专家讲的原子弹模型传达了，并且知道他们也没有大规模地开展原子弹研究。刚来的时候我们住在南红楼，一个大屋子十几个人，都是双人铺，后来我们四个人住在11平方米的一个小屋子里，四张床刚好放下，只能放一张小桌子。那个时候工作很忙，条件无所谓，每天工作到很晚，只到宿舍睡睡觉。1961年周光召来了，他也住在南红楼，他和他夫人一起来的。1960年刚好是最困难的时期，中午还有点菜，有点海带丝，晚上根本没什么菜。冬天，把菜帮子晒干做点汤，那时候大家喜欢吃窝头，比较耐饿，食堂也改进技术，同样是二两窝头，但看起来比较大。人们浮肿得厉害，后来领导想办法弄了点东西，从东北调来一些黄豆，青海也打了一些猎物拉到北京来，给我们一点儿。我们都参加了原子弹理论方面的计算工作，开始先听彭桓武先生讲课，彭先生的物理概念特别清楚，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把次要矛盾先忽略掉，大刀阔斧地进行简化，先做一些近似假设，最后导出一些关系式。这些关系式在一开始的时候，对于指导各方面的工作很有帮助，一直到现在用的一些原子弹反应过程，很多还引用彭先生当初定下的一些名称。他是理论物理学家，但他很注意实际问题。他不上机器，他靠粗估，一些主要的物理量他自己通过粗估计算，就掌握了。所以，他能大致知道你们算的对不对。
彭桓武的粗估方法，就是首先要抓主要矛盾，主要矛盾解决了，再讨论次要矛盾。这个矛盾的次要方面有什么影响，再做个大致的估计，这样就势如破竹，很快进行下去了。胡思得说，我们那时大学刚毕业，经常看到这些专家互相争来争去，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黄祖洽同志有一次和我去散步，他当然是高一辈的了。我随便跟他讲起白天专家们争论，他们知识很渊博，看问题很深刻。黄祖洽说，你不能光看到他们学术水平的渊博，你得看到他们那些思维方法。如果你能把这些优点都学到，你就成为了不起的科学家了。他跟我讲，彭公彭先生有个著名的公式，如果有个分子分母，分子是三，分母是零，就可以得无穷大。这是什么意思呢？问题很繁杂，好多个因素，你总要抓住主要的东西。他就把两个因素进行比较，甲比乙，如果乙比较小，小的可以看成零，那不就等于无穷大了嘛。这两个东西，如果甲比乙是等于三的话，也就是说甲的影响比乙的影响大三倍的话，你就可以把乙看成零，暂时不要考虑它，你集中精力先把甲处理好，甲处理好了之后，你再回过头来继续研究乙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刚开始我们都不会搞原子弹，那时候到处都是问题。比如计算到那里发现不对了，不对以后，后面就没法干下去了。因为你怎么知道你现在算的是对的？如果不对，从现在开始就不对，那再往下算，肯定就不对了。所以我们就想有什么问题，大家来讨论。当时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 程开甲这四大巨头都已经来了，再加上邓稼先、何祚庥、黄祖洽，应该说全国一些著名的物理学家，都集中到我们这儿，大家来攻克这个东西。每个人都从自己所熟悉的业务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怎么会差出来啊？为什么别的都对，到最后就不对了？我们更多的总是自己来找原因，因为我们过去不会，总怀疑自己错了，想办法做各种各样的改进，这样先后搞了九次。比如今天有同志提出来，你有一个数没考虑进去，好，就把它考虑进去，算完差不多。大家议论纷纷，在这过程中院里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风气，刚毕业的大学生，可以和那些权威平起平坐，因为第一手材料在我们这儿，是我们计算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