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驴非马是骡子
深不可测的无底洞——让人头疼的冷拳头——“专委会就是有倾向性的会议”——做得最多、说得最少的赵尔陆—— 一要紧，二要稳——倒排顺排，做好规划——刘杰和钱三强有远见——周总理要求：实事求是，循序而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
中央专委成立之后，在18天之内接连召开了三次会议。周恩来对二机部的人说：我们的专门委员会是权力机构。主要是帮助你们运用辩证法，搞好科研工作，支持你们，解决你们解决不了的困难。
原子弹是当时世界上最尖端的浩大工程，往往要倾一国之力才能进行。在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下，原子弹制造所需的投资，无疑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无底洞。并且，在制造原子弹的过程中，不可预见的因素很多，有些项目事先无法列入计划，常常在事到临头时突然冒了出来。因此，在中央专委的会议上，争论往往在所难免。
刘柏罗说，有一次开会，李先念同志因为是管经济的，对尖端事业老是冷不丁要钱抵挡不住，就提出来，说不要老是打冷拳头，别打冷拳头。因为财政上很困难，他提前部署好了，剩下的经费没多少，你说这要增加经费，好，一下子提上去了，他就措手不及，确实很困难。另外，有的专委会成员说，专委会开的可是有倾向性啊。罗瑞卿就立即站起来了，他说，专委会就是有倾向性的会议，就是专门支持二机部的。不这样的话，他怎么能搞起来！就一个二机部，你让刘杰单独搞出原子弹来，那行吗？大家如果不支持那肯定就搞不成。他这么一讲，大家也没话说。
中央专委会日常事务的主要负责人，是国防工办副主任赵尔陆，他本身也是专委会成员。赵尔陆在建国初期曾担任负责军事工业的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在中国的导弹原子弹研制中，赵尔陆是做得最多说得最少的一位高层领导者。刘柏罗说，赵尔陆工作很认真，很周到细致，作风也很好。他每天都看《毛选》，那么大岁数的人也看《毛选》，而且坚持不懈，天天抽一定的时间看。他不在办公室里看，而在自己家里看。对核工业，他对总理的安排是很重视的。为了方便，为了把工作理顺，好多事儿他都叫我直接找总理，总理也经常直接找我。如果总理找我，我马上就给赵尔陆汇报，他说你别找我了，总理怎么说你就赶快怎么办吧，免得耽误时间。那时候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两年实现这么大一个任务，确实不简单。有的项目真正要钱，不是每次都到专委会议上要钱，平时一般都在赵尔陆那儿，提上来了，赵尔陆马上就开会，还缺什么东西，就请那个单位的领导商议，把计委的人也请来。赵尔陆主持，提这个问题，跟人家说好话，然后来解决。光靠二机部去跟计委要钱，那也是很困难的。赵尔陆还代表军委、国务院这个关系，很有威望，办起事儿来，经过他就比较痛快。到一定的时候，要认真检查工作，总理就指定赵尔陆，带上我们出去检查落实。有一次，又是为了钱的事情，他跟薄一波两个人对着吵。薄一波说，你们又要钱又要房子，你们就这么干啊？赵尔陆说那怎么办呢？不要钱不要房子，干不起来啊。会议上因为总理在那儿，谁也不好说什么，两个人就在会外对嘴。从西花厅出来有个小桥，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他们走到桥上，薄一波说，你下回不能这样，这样来还行啊，老是临时提问题，又要这么多钱啊设备啊。赵尔陆就说，下回还这样，下回还得干啊，新问题不断。他们两个都是山西老乡，争论几句，过后就算了。
刘柏罗说，有时专委会上的争论也很激烈，主要是为钱。一般情况下，会议讨论问题，只要有一个人提出反对意见，总理都不马上拍板，要求大家下去搞清楚，下次会议再讨论。那时候各方面都很困难，开始一上马，核工业没有任何技术，一下子冒出一块投资问题，现在看来那些数字并不大，跟国际上比较也是很小的。但对我们国家来讲，特别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那可就是相当大的一个数字，多少亿多少亿的，动一个项目就是几个亿，可咱们国家这么穷。尤其是有些东西原先并没有计划，突然冒了出来，因为不管是科学家还是管工业的同志，都不知道核工业应该怎么办，有不少项目事先都没有认识到，也没法事先提出来。这样在会上就免不了要争论。比如兰州铀浓缩厂，项目经费不断的追加，因为那是重点保的关键，没有它整个计划就不能实现。专委会非常重视，主要是催他的进度和确保质量。单纯建这一个厂子，其实临时追加的东西并不太多。但其他为这个厂服务的项目多，就要搞好多研究，要实验，要花钱。比如扩散机，本是从苏联进口的设备，专家一撤，什么资料也没有留下来。所以，就先在原子能所研究，在天津也搞一个单位研究，他当然要条件了，这都是临时冒出来的。机器要仿制，仿制了以后，还得自己研制新的更大型的机器。扩散机里头还有分子筛。北京钢铁研究院、上海化研所，都分头研究，要研究，就要原料，要找有色金属……这样一弄就把许多分项目、子项目带了出来，多项目都出来，需要用到的钱自然就多了。所以，我们不敢轻易提什么问题，因为经过我们嘴里一提，就得当大事儿来办，如果搞错了，就会产生很多问题。所以，我们很慎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