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柏罗说，在第三次专委会上，总理就指定刘西尧和我们到二机部的所属单位进行详细的考察，看看两年规划到底能不能实现。那时候大家心里都没底啊。总理也肯定知道，有些人反映了意见，觉着只用两年就爆炸原子弹，而条件这么差，不可能。但在专委会上还没有人提这个问题，都是一致想办法保证规划的实现。因为还没有发现解决不了的问题，凡是提出来的问题，都能够安排下来解决，过早地修改这个两年规划，也没有什么理由。我想总理考虑到了方方面面，他办事是很认真、很严肃的，所以，他要求工作组分别到北京各研究单位和湖南、江西的矿山以及西北的核工业工厂进行调查。果然，到了正在建设中的玉门铀冶炼厂和加工工厂，那个检查小组的小组长李光就发现了问题，而那里有的领导却说检查小组太主观主义了。我们到了玉门，一看，按他们的计划，那确实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摊子铺得很大，包括反应堆，好多化工厂，电力什么的等等，两年全部建成根本不可能。我们认为不能这样干，不能全面开火，必须抓重点，就是集中力量把第一颗原子弹必需的项目全力攻下来。第一颗要保证，别的项目放一放，不要一起都上。有些设备国内搞不成，可以到国外想办法买，争取两手抓。还有青海的核武器研制基地，我们到了那里，一看建设情况，多半还是张纸，显然不可能在一两年内全部建成几十个工号，尤其是关键的精密加工车间，更是遥遥无期。但我和赖坚原来都是搞机械的，我们俩都认为这些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赖坚还提出来说，关键是能不能检测出来。加工是一回事儿，加工的设备也普遍都有，但是这么高精度不能差一点儿，他没办法检测，因此他不能保证。赖坚想到了401沈阳飞机发动机厂，知道它有这个检测设备，我说那好，就去找他。过几天他那个厂的厂长余侠平来北京开会，我们在延安就是老关系了，非常熟。我就给他讲，总理抓这个事儿，中央在抓，你们那儿有检测设备，能不能承担这个任务？他犹豫了一下，最后，他说好吧，我肯定给你弄到。这个问题算落实了。在专委会上，我们向总理作了汇报，在场的三机部部长孙志远很高兴，他说这好啊，我们的工厂只要能承担，我就保证接受任务。他说一个厂不行，西安还有个厂，还有一个发动机厂。他说两个厂都给你安排。后来余侠平在孙志远的支持下，详细研究了原子弹部件的图纸，组织了技术高超的员工，闯过了工艺技术难关，提前完成了原子弹所需的有关加工制造任务。很可惜，这两个人在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不久，就在“文革”中遭受造反派围攻，死了。
许淦是不久前才从二机部调到国防工办工作的，和刘柏罗一样，都在中央专委下设的办公室工作，并且也参加了这次检查工作。许淦说，刘西尧带领的联合工作组下去后，一开始印发了几期检查简报，我看了几期，明显感觉到内容不够实事求是，如果领导上完全信以为真，就有动摇两年规划的危险。我考虑以后，曾找陈一民谈过一次，但听我讲了以后，陈一民完全沉默，没说一句话。我想，既然自己有看法，又身为专委办公室成员，就不应该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为此我决定向罗瑞卿和赵尔陆写一份书面报告，反映我对工作组报告内容的不同看法。我这个书面报告的抬头写的是赵副主任并报罗总长，由我亲自送到赵尔陆办公室，当面交给他的。很快，大概只有一天，他就告诉我，说他已看过了，并且已经送给了罗总长。过了两天，罗瑞卿的秘书打电话告诉我，说你的报告总长已经看过了。又过了几天，赵尔陆叫我到他的办公室，说领导考虑让我也去参加联合工作组一起进行检查。我提出工作组人数已经不少，我不想再去参加了。他当时就没有肯定。过了几天，赵尔陆又告诉我，领导已经决定要我去青海检查工作。我问还有谁去？他告诉我，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去，一个人单独检查，检查后，你自己给领导写报告。别人去检查，他查他的，你查你的，你写你的报告。后来我去了青海，我和刘西尧也不住在一个地方，了解情况也完全分开，因此见面也很少。我在基地住了20天左右，不久就见不到刘西尧了，不知道他住了几天。在青海基地，首先由朱光亚给我介绍了主要情况，其他时间主要是看他们在那里怎么干。
原子弹的研制，除了矿山之外，最主要的，一个是武器的设计，一个是核燃料的生产。在二机部，负责核燃料全面生产的生产局局长是白文治。关于联合工作组下来分头调查的过程，白文治有自己的看法。白文治说，联合工作组是1963年1月来的。这个工作组陈营强大，差不多国防工办的局长们都参加了，但是二机部调出的两位局长，就是陈一民和许淦他们没有参加，我看也可能是回避吧。他们来的时候，刘杰不在家，当时看病去了广东，刚走没几天。在一次会议上，刘西尧当着四五十位二机部的干部说：打电话叫刘杰回来，参加检查。我心里头想，你检查工作嘛，到现场去看，什么都清楚了，为什么你非要让他一个病人回来呢？我就有点奇怪，不大对味，很严峻，气氛很不一般。有一次谈九局的事，因为当时袁成隆在家主持工作，袁成隆让我参加。李觉、吴际霖、朱光亚都来了，他们讲了一通，介绍汇报了一些情况，这是个很严肃，很紧张的局面。刘杰当时的处境可真有点岌岌可危的情形。自欺欺人，欺骗党中央，这样的帽子之下，压力可想而知。那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压力都非同一般，1964年爆炸之后，我还跟一位同事悄悄说，这真是响了，要不响，还不知怎么处置咱们呢。金湘后来也告诉我，那次刘杰从广东回北京以后，有一天下午五点多钟，快下班了，金湘到刘杰办公室，想问一问有什么交代要办的事。刚进门，金湘还没有开口，却听到刘杰喃喃自语，说了这么一句话：看来咱们这些人不行了。这也许正是当时刘杰流露出来的思想真实。还有一次，刚调来二机部当副部长不久的刘其声给上头不知什么人打电话，在电话中说他们这些人都不怎么懂核工业，需要换几十个局长等等，这事后来让刘杰知道了，颇受打击。所以，对于刘西尧他们检查的情况和一些看法，我和许淦都很生气，因为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检查组跑了些日子，搞了两期简报发给了我们，后来没发给我们，第四期以后就没发，据说第四期登了我的意见。前两期我看了不是味，把这工作说的一无是处，详细的我就记不得了，反正觉得很不是味。所以我就写了一封信给周总理，我的意思是刘西尧率领的工作组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什么都看的是他那个颜色，建议换一个人来检查。我这个人也很直。正好那时候我刚搬到三里河，1963年1月份过春节吧，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和我是连襟，他过年来看看我的新居。我把信写好了，请他看一看后，转给周总理。他看了之后，问了问情况，就说：你说两年有希望，刘西尧说你们的工作不行，那么你现在跟他争论有什么结果呢？争论不出个结果来。不就是两年嘛，你们努力工作两年，把工作抓出结果来，问题不就清楚了嘛，何必现在去争论呢。我一听这个有道理，他就把这个信退给我了，没有交给周总理。1963年2月份，工作组找我谈话，我反映了一个实际问题，就是说，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了，宋任穷部长也调走了，留下的任务非常繁重，现在刘杰一个人很吃力，最好由中央派一名得力的常务副部长来协助刘杰工作，这样完成任务就比较有把握。刘西尧把这个意见写在简报上了。这些都是正常的合法的事情，我从工作需要出发，有向上级提出建议的义务，刘西尧也有义务向中央反映。后来，有人说你“文革”中倒霉，就是因为这封向总理要求调人的信。那时已经有常务副部长了，又来一个常务副部长刘西尧，可能就把别人挤一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