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3月21日下午的中央专委第五次会议上，刘西尧汇报了工作组对二机部工作的初步看法。
两年规划的提出，根据如何，能不能实现，这是中央最为关心的问题。工作组根据初步调查结果，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两年规划的提出在几个主要环节上是有根据的，是根据几个主要生产厂的基本建设、过生产技术关和原子弹的研究、设计、试制进度而制定的。从总体上肯定了两年规划。周恩来说，检查二机部的工作，应该指出：第一，苏联专家撤走以后，完全靠自力更生，遇到很多困难；第二，因为工作需要，任穷同志调走了，增加了困难；第三，正在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的时候，二机部大部分单位又处在最困难的地方，客观上也增加了困难。在这些情况下，二机部在大跃进以来，没有搞乱，没有出乱子。有了规划就有了轨道。要有信心，要相信中国人民的智慧，原子弹一定能够搞出来。
刘杰说，作为一个从战争中过来的人，再从事经济建设，特别是科学领域的工作，我感觉到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全局的问题。先看这个事情的全局怎么样，然后再来讲部分，部分里边要讲环节，看看哪些是关键的环节，在环节里边突出的决定性的又是什么。我搞核工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是一窍不通，就靠过去学习了毛主席的这一套方法论，从战略上考虑全局。同时也注意学习有关的知识，学习基本的理论。这样的话，有哪些环节，哪些问题提出来，究竟这样好还是那样好，究竟怎么样能够下这个决心，才大致有些把握。科学家、技术人员，往往那时候下不了决心。比如在苏联谈判时，他介绍说这个钚-239的加工、处理，有两种办法，一种叫沉淀法，是一个很长的工艺，他说我们就用这个办法。再一个办法就是萃取法，用萃取剂来萃取，就比较先进了。但苏联人说，我们现在这个东西还不成熟。我们回来以后，虽然到专家撤退的时候资料还不全，我们仍延续了沉淀法的原理来进行，我就跟白文治商量，说这个萃取法将来有前途。苏联说他还没有搞，咱们怎么办？好，叫清华去研究。白文治找清华教授汪家鼎，汪家鼎接受了。到1961年，毛主席提出设计革命，我们就提出来，可不可以用萃取法代替沉淀法。但那时萃取法还未成型，大家后来在青岛会议讨论，说萃取法确实是好的，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全部掌握。设计院也有不同意见，说萃取法虽然是好的，但我们一直是按沉淀法设计的，并且现在已经设计好了，那么一大摞的资料啊，怎么办？三番五次地讨论。最后这个决心还要部里下。我们把清华实验的基础跟现在的酒泉厂联合起来，派人一起来进行。这时候又发现有问题，就是大工厂用萃取法，要全部满足原料生产的话，不行。好，我们就决定在酒泉厂设计一个小的。最后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可以省两亿多的资金，省了8000吨不锈钢啊。
刘杰说，苏联停止援助以后，那么多环节，二氧化铀、四氟化铀、六氟化铀，一直到铀-235，铀-235弄完了以后，又还原成金属铀，那么多环节，怎么办？特别是矿山，能不能跟上进度？那个时候原子弹还仅仅是一个理论的设计，所以，回想起来，你说不承担风险，那确实不是事实。但是总感觉应该这样做，不干事就不会有风险，再冒多大的风险都应该。后来有同志讲，假如当时不下两年规划的决心，很有可能会拖延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工作确确实实有很多的未知数。你不要说别的，就青海那么大的工程，后来做实验，要没有两年规划的话，那再拖一年是肯定的，那工程太大了。李觉同志那个时候从平地起家，一下子搞起来了，没有军队的大力支持，没有地方的支持，那是不可能的。就是这一段，可以看出中国领导人的战略决策，以及我们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怎样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力量，形成局部的优势来突破它。所以，后来那个美国人刘易斯不都讲了嘛，你们在大跃进时期，在三年困难时期把原子弹搞出来了，关键是你们充分地发挥了人才的作用。
研制原子弹属于国家最高机密，需要有一个代号，以便于保密。1963年5月中旬，在考虑用什么作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代号时，刘杰和核武器研究所的吴际霖、李觉、朱光亚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596这个数字。刘杰说，两年规划制定了以后，当时就考虑第一颗原子弹应该以什么命名。我考虑，赫鲁晓夫从1959年6月毁约停援，还蔑视我们，说离开了他们的援助，中国20年也研制不出原子弹。我们深感民族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就以这个日期——596来作为代号，就是要大家奋发图强啊。你不给我们，看我们能不能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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